一九八五年一月初，我在北京开完作家代表会后，特地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专程去看望老朋友肖*。他一开门看到是我，分外高兴，把我接进小客厅，泡上茶，寒暄几句后，便说：“你多年不来北京，这次到底来了，好，我已经退了下来，不必紧张地去上班了，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摆龙门阵了。你还记得起六年之前的‘京华夜谭’之约吗？”
“那怎么会忘记？我正是为此而来的。”我说：“过去几年中，我多次来北京，可是总因公务在身，来去匆匆，抽不出时间专门来看望你这位老朋友。”
是的，我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退下来，就想到北京，想去找肖*摆龙门阵，继续我们的“京华夜谭”。因为我不嫌自己老朽，还野心勃勃地想以肖*在敌特机关奋斗多年的惊险生活作为主要内容，写一本有关地下党斗争的纪实文学作品。我这次就是专门来找肖*收集材料的。但是我不想把我的“伟大计划”告诉他。因为一说要写关于他的斗争生活的书，他就会紧张起来，也许什么也想谈，不谈那些具体生动的细节，只给我说一些正确而无用的废话。要从他的口里掏岀好材料，只有引发他和我天南地北地“神聊”，把精采的材料于不警不觉之间倒了出来。我决定依“计”而行，于是对肖*说：
“我也退下来了，我现在成了有些人说的‘时间的富翁’了。还是把你的龙井茶拿出来泡上，我们聊起来吧。你可记得，现在正是星期六的晚上，刚好是前几回我们搞京华夜谭的固定时间。”
肖*说：“我倒忘记了，你真是一个有心人呢。”
他把四川特有的古色古香的盖碗茶杯拿了两套出来，泡上龙井，端到我的面前。然后在他那可以调节的躺椅上选取一个最舒适的角度坐了下来，对我说：
“你说你现在是时间的‘富翁’，说得那么轻松，我却没有你那样的闲情逸致。”我一闲下来，就想起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时间的大浪费，感到愤慨。一个人能有几个可以工作的十年呢？然而正当我们年富力强的半百之年，可以为革命多做贡献的时候，却被人革了我们这些革过命的人的命，而且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反革命，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受尽了精神凌辱和肉体折磨，把一生最能出力的好时光白白地浪费掉了。这真是一场莫大的悲剧。“现在我们倒是自由了，解放了，然而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不得不退下来了，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好安于作时间的‘富翁’了，这到底是阿q式的自我宽慰，还是自我嘲讽呢？”
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一提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义愤填膺。他不仅在敌人那里，也在自己人这里，经历了一生的坎坷，没有过几天痛快日子。但是我却要找出新的哲学观点来企图安慰他。我说：
“这史无前例的十年是我们的大不幸，但是我看，也是我们的大幸。”我们这一辈子能够经历这样多的疾风暴雨，惊涛骇浪的日子，能够经受这么多难以名状的磨难，这么多“九死其犹未悔”的非凡遭遇，同时也享受到这么多一般人难以享受到的斗争的欢乐，见识到这么多千奇百怪的社会相。“真是大苦大难，大祸大福，大悲大喜，集于我们一身。应该说这是稀有的福气，我们的大幸。”
我一边说，他一边点头，想必是相信我的哲学了。不过他又摇头说：
“老兄是作家，是笔杆子，当然可以把你那有限的余年用来记述我们这一代人的威武雄壮的斗争生活。但是我呢？除开泡一杯茶，蛰居斗室，细细咀嚼过去生活的橄榄，那又苦又甜的滋味，静静等待马克思的最后召唤，还能做什么？”
他到底落入到我为他安排的轨道里来了。我说：“老兄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呀。比如把你这一生很有色彩的生活和传奇式的遭遇拈出一些来写成回忆录，不是够你忙碌几年的吗？”
肖*马上拒绝地说：“我可不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更不希望在历史的篇章里记叙我的作为。况且我拿起笔杆来好象比拿起抢杆来还重，我何必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我怀着非把他说动了不可的决心，继续劝他：“老兄的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你不是不知道中央的号召吧？中央一再号召退下来的老同志写革命回忆录。这决不是为个人树碑立传，而是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把真实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很少为人知道的情况记录下来，还它历史的真实面目，有何不可？何况这些出生入死的斗争事迹，用来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是也大有好处吗？总比那些瞎编乱造的什么秘史，逸事，传奇，丑闻之类的作品要好一些吧。”
说到这里，肖*的某一根神经到底被触动了。他不禁感慨万端，大发起关于世道人心的议论来。他说：
“我倒没有想把我过去的生活记录下来，传之后世的雄心。我倒对于当前某些文风有点看法。最近，我出去走了一转，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往车站、码头、书亭、报摊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出现那么多大家争着买的书刊和小报。其中不少低级庸俗，黄色下流的货色，宣传荒诞、色情、恐怖、暴力和一些真假难辨的秘史、丑闻、轶事。我看到许多中小学生和工人、农民在买来看，甚至不惜高价收买。我回来检查我的小孙孙的书包，竟然也有这样的小报，这成什么体统？”
我把它一步一步引入我的企图中来，对他说：“老兄大可不必义愤填膺，这事也不可一概而论，市场上出现那些小报小刊，自有它的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编得好的也不少，比如讲革命故事，社会传奇的。这种纪实文学通俗易懂，合于我国一般群众要求的消遣口胃，也很适应他们的欣赏水平。有的还的确可以寓教育于消遣之中，起点潜移默化的作用。至于同时出现一些不好的，甚至恶劣的小报小刊，那也不过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时也难以避免的现象。现在已经引起宣传教育文化部门和公安部门的重视，正在取缔。但是消极取缔和禁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既然有这么广大的‘下里巴人’，要求读这样‘下里巴人’的书籍和报刊，不愿意或者无能力去读那些高雅的‘阳春白雪’的文学作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出版一些好的通俗文学的书刊呢？”
当肖*点头称是的时候，我便乘机而入了。我最后说：“我正是为这事来找你的。”
“找我？”肖*很惊奇：“我一不管文化，二不会写作，找我干什么？”
“你不要急，听我说嘛。”我说：“目前通俗文学大为兴盛，甚至近乎畸形发展，把某些高雅的文学刊物挤得十分狼狈。这些明白如话，故事曲折，结构巧妙，通俗易懂的通俗文学，已经赢得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我们相应地应该有一个庞大的通俗文学作者群，创作出更多的思想更健康、艺术水平更高的通俗文学作品来。千万别让那些为了赚钱，不惜贩卖精神鸦片的人，用庸俗下流货色来占领书刊小报市场。我就愿意来参加这样的战斗，你能给我提供子弹吗？”
肖*大概已经从我的这一席话中听出味道来了，他已经猜到我这一回来找他夜谈的动机。他截断了我的话，笑着说：
“老兄何必绕了这么大的弯子，讲这么多道理？干脆说吧，你想要我为你服什么务吧。”
既然如此，我也直说了：“我来找你，就是想继续我们的‘京华夜谭’，我把你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斗争生活，编成传奇，写出一本通俗文字的小书来。”
“我猜的果然不错。写不写我这一段的传奇生活，倒无所谓，我倒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党极其丰富的地下党生活，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得似乎还很不够。那有多少出生入死、艰苦奋斗，至死不屈的英雄人物呀，那些惊天动地的斗争是多么可歌可泣呀。你长期搞地下党工作，又是作家，才真是义不容辞哟。”
我承认有这样的情况，我也不准备赖掉我作为一个曾经作过地下党工作的作家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不能放开我来找他讨创作素材的本题，我说：
“反映地下党斗争固然还很不够，反映我党深入敌人特务内部进行斗争的作品，就更少见了。在那极其危险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出现过多少英雄儿女，有多少不为人知道的英勇牺牲呀。‘文化大革命’中，我就听说过，有一家人一直被视为反革命家属，以反革命特务家属对待。某一天却忽然接到通知，说他们是革命烈士家属。原来造反派冲击档案的时候，敌人乘机发现我们的机密，致使深深埋进敌人内部去活动的同志因此而牺牲了。这样的同志，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说出真情，忍受家人被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的痛苦，深入敌人内部，进行斗争，直至牺牲。这是何等的英武，何等的壮烈！可惜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没有办法被表彰出来。”
“是有这样的情况。”肖*同意说：“最近听说张露萍等七位同志深入军统内部进行斗争，壮烈牺牲的事，在埋没了三十八年之后，终于被昭雪了。”不为大家知道的恐怕还不少，在文学里反映的就更少。就是有反映这种斗争的作品、电影和电视，我觉得不够味，有的甚至是胡编烂造，以至恶毒的歪曲。把我们和国民党特务和外国的间谍等量齐观，把我们的斗争也描绘成搞那些美女计、美男计、暗杀、盗窃之类的活动方式，好象我们地下党也是过的象特务、间谍那样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夜生活。好象在敌人内部进行斗争真是那么逍遥，那么舒服，那么浪漫，那么神奇。这真是胡扯。
肖*说到这些，颇有几分愤慨的神色。他说的不一定准确，却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描绘得实在不象样子。肖*歇一口气以后，又继续说：“我最近读到原来国民党的大特务揭露军统特务内幕的书，写得倒不错，听说销路很广。但是我总觉得作为国民党特务的对立面的地下党斗争这一面的书，虽然有一些，却似乎还没有写特务活动那一边的书那么驰名，那么畅销。”
我紧紧抓住我的本题说：“正是这样，你是深入敌人特务机关斗争近十年之久，侥幸没有牺牲的同志，你的斗争生活不应该用文字反映吗？所以我打算写一本纪实文学的书。”
“那好呀，我愿意为你效劳。”肖*终于答应了。“我可以向你这位老朋友、老地下工作者详细介绍当时的斗争情况，并且，”他马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打印的资料，摆在我的面前，说“这里还有一本现成的材料，你可以拿去先看一下。”
“我接过手来，翻了一下，原来是他在南方局党史资料座谈会上的长篇发言的整理稿。”我不禁高兴得叫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太妙了。”
“还有更妙的哩。”肖*说着，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卷宗来，装订得好好的，硬其领而精其装。肖*把这厚厚的一本卷宗交到我的手里，我翻开来看，是按正规的档案格式编号和装订的。有《我的自传》、《我的经历》、《我的交代》、《我的检讨》以至《我的认罪书》等等栏目。肖*说：
“这是一本奇妙的书，‘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去年才退还给我的。从这里面不仅真实地看到我的一生，而且可以看到我在那‘史无前例’的苦难十年中，我所走过的足迹。我过去在敌特机关进行活动，事情做过以后就放开了，连回忆一下也是不耐烦的。谁知道专案组总想从我的生活中某一个微小的缝隙中，找寻出能给我定罪的钢鞭材料，他们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逼着我想了又想，回忆了又回忆，写出这么厚厚的一本‘交代’来。我的历史可以说尽于此矣，唯独这一点我倒是要感谢造反派和专案组的。”
我把这两本材料马上放进我的手提包里去，真怕他忽然改口，又把这两本材料收回去似的。他问我：
“有了这些材料，你原说的要和我作长夜之谈，还进行不进行？”
我说：“当然还要进行。我们的“京华夜谭”一定要继续下去，并且还是每星期六的晚上。不过，这一次等我看完材料后才开始。”
“好。”肖*发现我象宝贝似地把他给我的材料放好后，似乎要起身告辞，对我宽慰说：“你不用为了材料，想从我这里落荒而走，我不会收回的，还是在我这里吃了晚饭再回去吧。”
我的心思被他识破，不觉脸红，却找了另外一条理由来搪塞：“嫂夫人不在，谁来下厨房？莫非老兄倒忽然变成一级厨师了？”
“六点钟快了，我跟她说过的，她一定会回来。”肖*看一看他的手表，有把握地说。
果然有人打开门进来了，这肯定是肖*的老伴陆淑芬回来了。但是我正要张嘴问好，进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女同志，大概有六十岁的年纪，手里提着一包蔬菜，我以为弄错了，愣愣地望着她。
肖*这才察觉了，马上给我介绍：“这是我的老伴贾云英。”又把我介绍给她：“这就是我早对你说过的地下党的老朋友。”
“久闻大名，幸会幸会。”贾云英和我握手，倒象是久已认识的老朋友。她回头对肖*说：“你们谈吧，我下厨房去了。”说罢提起蔬菜进厨房去了。
我心里嘀咕着：六年没有来看望，肖*的家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陆淑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个贾云英这么大年纪成了他的老伴？莫菲他和陆淑芬老夫老妻倒离婚了？我不好开口问。肖*却笑了起来，说：
“哦，你看我这个人老糊涂了。我们几年不通消息，一见面没有告诉你我的家庭的变故，陆淑芬你是见过的。身体很弱，‘文化大革命’折磨她十年，日子刚好过一些，一九七九年她却离开我而去了。”肖*本来笑着的脸突然变得黯然伤神的样子。
“哦，你竟没有写信告诉我。”我又问：“这个老伴是……？”
“我和贾云英是去年才结成老伴的。是我的女儿肖小芬和贾云英的儿子、我的女婿白建群两个作的介绍人。不过我和贾云英两个人在四十六年前就是好朋友了。”
肖*说的话使我糊涂，怎么两个老人的结合是他的女儿和贾云英的儿子作的介绍人？又说四十六年前他们就是好朋友了呢？我没有说话，莫名其妙地望着肖*。
肖*给我重新沏茶。“你安心坐下喝茶，等吃罢晚饭，我摆给你听，你不是要写我的事情吗？我和贾云英一块从四川到延安的事，恐怕是不可少的，甚至是重要的一段。没有这一段，也许我根本就不会到敌特机关去活动，这是决定我的一生命运的一段生活呢。”
“好，那么你摆给我听一下。”我想只要是他的生活素材，都是我感兴趣的。
他很扼要地讲了他和贾云英有关系的这一段生活。果然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十分精采的，很有传奇色彩。应该放在我写的这本书的重要地位。
“请吃饭吧。”贾云英来请我们去吃饭了，肖*也去把他的家藏老窖拿了出来，贾云英做的菜也颇有诱惑力。我高兴地陪肖*喝了两杯后，特地举杯和贾云英碰杯，我要为她专门喝一杯酒，为他们俩的结合而祝福。肖*和贾云英两个人虽然两鬓成霜，都已经老了，可是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倒象是在重温青春年少时的旧情。我举起酒杯来祝贺他们重新找到了幸福，我说：
“看起来，你们俩真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叫做‘佳偶天成’。不管命运怎么摆布你们，阴差阳错了几十年，你们到底还是结合起来了，而且天老爷还专门派了你们俩的儿女来给你们牵红线。”
说得他们俩都红了脸，不过也许是因为多喝了酒的缘故。而我自信，我并不是多喝了两杯酒在说胡话。
我对肖*说：“我们在这酒桌上以酒杯为证，达成协议吧。我们的‘京华夜谭’从下星期重新开始，还是定在星期六的晚上，我到你们府上来，不见不散，直到把你窖藏在你肚子里的材料挖完为止。至于嫂夫人愿不愿意参加听，悉听尊便。”
贾云英插话：“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搞些什么，他还没有对我详细地谈过呢。这些材料是他以他青春、生命去换来的，我也想听一听。”
我也插话：“恐怕还不只是青春和生命，还有爱情的牺牲呢。”说得他们两人不住点头。
“怎么样？就这么达成协议吧？”最后我举起杯子来说：“请举杯干了这一杯。”
“好。”肖*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贾云英却只是少少地呷了一口。肖*补充说：
“你这个协议似乎有点‘不平等条约’的味道，怎么条条都是说的我的义务，而约束你的条款一条也没有呢？比如你把材料挖去了，就不能规定你的义务，必须限期写出你的书来，并且拿去出版吗？”
我举杯为证，说：“我保证要写出一本书来，一本纪实文学的书。我一定全力以赴，事实上，你每星期摆一晚上的龙门阵，我却几乎要用一整星期的时间来整理和记录，全部整理完，记录完，还要准备用半年到一年功夫来从事创作。至于能否出版，何时出版，那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事，但是等我挖完你的材料的一二年之后，可能有一本《京华夜谭》的初稿本摆在你这张茶桌上。怎么样，这样说可以吗？”
“好。”肖*终于满意了。
我起身要告辞了，我说：“下星期六晚上的夜谈就谈你们两个一块去延安以及奉命回四川这一段吧。怎么样？”
贾云英首先反对：“这一段有什么谈的？你们谈这段时，我不想参加。”
“你不参加也好，你在场我还不好谈呢。”肖*同意了。
我带着材料回到我的住处，花了几天功夫翻阅一遍，真是精采。我坚定了我要写这一本书的信心。
好容易等到星期六晚上，我准时前往肖*住的地方去。没有好酒了，但有浓茶。肖*委婉有致地讲了他和贾云英在延安的事。他讲他们后来天各一方，朝思梦想，直到他们两人的儿女为他们牵上红线为止。由于贾云英有意缺席，肖*讲得很自在。
下面便是我整理的记录。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正在成都四川大学政治系读书。那个时候我不叫肖*，叫李亨。肖*这个名字是南方局给我取的。我在特务机关一直用这个名字，解放后也就用的这个名字了。川大学生李亨早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在这之前，北平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的波浪早已传到成都，川大是成都学生救亡运动的中心，从北平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派来的韩石，早已在川大活动，许多同学参加了“民先”组织，救亡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抗战爆发后，更是公开进行活动，川大当然更热闹了。
说老实话，在这以前，我并没有什么觉悟。日本并没有侵略到四川来，川大还没有到象北平那样连放一张课桌的地方都没有了的地步。我还是想老老实实地读完大学，挣一个学士头衔，在社会上才能安身立命。这是我的父亲反复教导我的。我的家庭算得是地方上的“簪缨之族”，我的父亲和地方军阀有很深的关系，在本县社会上也算得上是第一块招牌。他的手下颇有些掌红吃黑的人，可以听他的提调。他希望于我的就是以新的政治学士的头衔去继承他那袍哥总舵爷的衣钵。这样的少爷是很难跟上时代的。
但是抗日的怒潮卷起来了，我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青年，也被震动了。日本鬼子的侵略势头，是在灭亡全中国，当亡国奴的命运摆在自己的面前。我也被卷进抗日的宣传活动里去。碰巧和我一起活动的就是“民先”的人，他们给我讲了许多我闻所未闻的事，让我读了许多从未读过的书。我好象觉得突然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是那样的富于诱惑力，在那里有的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而我周围的同学，对我又是那么温暖热情，在我的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引力。没有参加“民先”以前我的救亡活动，其实不过是少爷的玩票罢了。我强烈要求参加“民先”，竟然很快被批准了。
当我参加入队宣誓的秘密会时，我被告知：“民先”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秘密组织，上不要告诉父母，下不要告诉妻儿，更不用说告诉旁人了，而且要严格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决定。我忽然联想起我的父亲在家里设坛收徒弟的景象来。那是要赌咒发誓吃血酒，不得泄露机密，并且要绝对服从大爷的提调，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的。那当然是为了舵爷的利益。现在为了革命，为了抗日，当然也应该有这样的严格纪律，所以我一听就接受了，叫干啥就干啥，这一点很快得到“民先”组织的信任。
我参加了一段救亡活动后，有一天，我的“民先”的上级老张找我去说，组织上有一位领导人老孔要找我谈话。什么事，不知道。我如约去和这位叫老孔的领导人见了面，原来是要我接受新的任务。我问：“什么新任务？”
他说：“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们有特务组织，阴谋破坏学生的救亡活动，破坏“民先”组织，你的任务是和你们政治系的那些反动学生交往，从他们口中探听国民党特务有些什么阴谋。不过如果他们要拉你参加什么组织时，必须经过我们批准。”
我一参加“民先”，就接受这样的任务，实在不愉快。说实在的，我虽然也当过公子哥儿，虽然也和政治系的公子哥儿们有些往来，逢场作戏，但是我现在进步了，参加“民先”了，再和他们去泡在一起，昏天黑地地混日子，有什么意思？和我一块参加“民先”活动的进步同学，特别是那些进步女同学，会对我怎么看，不会说我参加进步活动是“玩票”吗？这不是成了在我们“民先”内部学习时，大家批判的“革命票友”了吗？这是最可耻的，我不干！
我口里还没有说，我的上级已经从我的神色看出我的心思。他严肃地说：“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是组织的决定，你去和他们泡，就是做革命工作。”
革命的需要，组织的决定，这两句话，在我们当时的进步圈子里，认为是最神圣的，光荣的，不可冒犯的。哪里象现在有些“同志”——如果你硬要叫他们为同志的话——那样，什么革命的需要？什么组织的决定？全不在意，我行我素。我参加“民先”不久，这可说是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我能拒绝吗？
我点头同意了，再也不显得有难色。这位姓孔的领导人高兴地笑了，说：“我们相信你会愉快地接受这个任务。从此以后，你只和我直接联系，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熟悉的‘民先’队员在内，也包括原来领导你的老张在内。一般出头露面的事你不用参加了，要装得灰色一点。”
“什么灰色？”我奇怪地问。
老孔想笑我的幼稚，却马上收敛了，说：“灰色就是在你生活行为中看不出你是一个进步分子，而是一个接近那些公子哥儿，政治上不求进步的人。这样他们才会向你透露真情。”
“哦，是这样。”就是恢复我思想没有进步以前的那种懵懂生活，这倒不难。
从此我从学校的进步圈里消失了，好些我认识的“民先”队友都以为我变坏了，再也不理我，还在背地里骂我落后。特别使我难堪的是女生院的密司张，就是张女士，本来和我有了一定程度的相好。这样一来，她对我突然冷淡了。哎，我真是痛苦噢。冷淡了我，她还不解气，约我到望江楼江边散步，把我好骂了一顿。一见面她就说：“我们的业余革命家，你好。”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也没有说一句话，她便挖苦我，讽刺我一通，并且正式向我宣布绝交，说：“李公子，从此我们就‘狗头摆’了。”“狗头摆”就是英文“再见”（good—bye）的贬义音。说罢，她就气冲冲地去了。我伤心得很，我在她的身后叫出：“我是什么人，你去打听打听吧。”她走远了，恐怕根本没有听见。
我气不过她。我在和老孔接头的时候，把我一肚子的冤枉气倒了出来，要他向密司张说明，我并不是一个坏蛋。
“那怎么行？”老孔说：“你是干什么的，绝对不能让她知道。你应该忍受这样的牺牲，这是对一个革命者的考验。”
笑话，这点考验都受不住吗？至多是密司张不再和我好下去罢了，我还年轻呢。
从此我就和政治系的那些公子哥儿同学泡在一起。这些人，大半出生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里，或者是大地主的少爷。他们是怎么考进大学里来的，只有天晓得。有一个和我们打桥牌当我的连手的那个姓汪的同学，在记分纸上连照规矩写上“we”、“you”两方两个简单的英语字都写不来。他记分时写的阿拉伯数字象蝌蚪在乱爬。我就知道他恐怕连初中也未必毕了业。其他的几个也差不多。
有一个大活宝，姓苟，他不会说英语，却喜欢赶时髦，他去街上买一本供外国人的西崽或“仆欧”（boy）使用的书，用汉语译音注在英语字下面，他顺着汉语译音读起来，得意得很，如象“狗头摆”、“黑漆板凳”（husband，丈夫）之类。可是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这样他便更得意，既然中国人听不懂，可见我读的就是英语。这就是他的逻辑。他还有一个独出心裁的创造，把他想说的汉语意思用直接对应的方法，在英语字典里找出相对的字来，也不管文法通不通，硬缀在一起，就这么成了他苟少爷的标准英语。
他最喜欢在打桥牌——他叫“不立志”（bridge）——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语言。打桥牌是外国玩意儿，那时候一般是说英文的。他学大家把tramp说成“铲”，pass说成“派司”，把down说成“铛”，倒没有什么奇怪。他在牌兴大发的时候，却大声乱叫乱喊出他的那一套英语来，弄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还自鸣得意。“you have two downs！”（“你有两下子”即你有一点本事的意思，你看，他连复数“s”都没有忘记加上的。）他平常满嘴脏话，打桥牌输了的时候，他更是脏话连篇，这时候他就可以大大发挥他的自造英语的功能了。“you dog sun！”（你狗日的），“you mother skin！”（你妈的皮）。别的牌友对他说：“mr dog”（狗先生），你少“bark two downs（嗥两下子）怎么样？”“我儿卵子（all right）”他说。
听说他放暑假回到他那乡下的老爷公馆去，更是把他的独创英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一进门叫他的爸爸为father，妈妈为mother，已经弄得他父母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当他叫他的老婆为darling时，大家听到的就是“打铃，打铃”。他的老婆莫名其妙，问她：“你为啥一见我，就叫打铃呢？这又不是学校，打铃干什么？”他哈哈大笑，笑这些乡下人的愚蠢。
他的爸爸妈妈听了也跟着笑，连眼泪水都笑出来了。“有出息，有出息！”不住地称赞自己这个在城里学了洋话的少爷。至于他对牛弹琴地对他家的长年用英语发号施令，弄得一家人坐卧不安，他还感到特别得意，这些就不用说了，你看，我说到哪里去了。我们政治系的那些“宝器”（就是活宝的意思）闹的笑话，可以编一部笑话大全。不说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在政治系和这些公子少爷混日子，并不愉快，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我才有权利偷偷读一些进步的小册子和小说。过了几个月，学校里的进步活动越搞越红火，我却还是和这些活宝打交道。其实只是看到他们过花天酒地的生活，饱食终日，言不及义，看不到也听不出他们之中有什么人在搞特务阴谋活动。我想我何必老陷在这里面，无所作为呢？我把这种看法对和我秘密联系的老孔说了，老孔却要我安心和他们混下去：“这种事是急不得的，只要你留心就是了。”
果然过了不多久，有一次我们打完桥牌，正喝闲茶的时候，有一个陌生的人在那里说开了：“现在共产党在川大活动太猖獗了，不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他们不知道厉害。”
我没有想到有两个平时只管打牌的牌友，忽然也义形于色地骂起共产党来。并且愤愤地说：“非和他们干一场不可，不然川大就要赤*了。”
另外一个牌友讲得更有意思：“连女生院的几个漂亮女娃子都被他们抓过去了。”这位公子我知道他是情场的失意者，他不久之前被一位女同学拋弃了。他的女朋友和“民先”的女同学在一起活动了，他竟然莫名其妙地把我也当作例子指着我说：“比如说，他和密司张耍得好好的，忽然就绝了交，把他一脚就蹬了。”
我连忙说：“哪里的事？这扯不到一起，她不喜欢我，我不喜欢她，于是吹了。”
那个陌生人把话题拉回去谈正经的。他提到省党部和成都行辕都很不满意。他说现在康泽的别动队在成都建立了成都大队，他们正在留心这件事，希望大家支持。他还提出要大家随时留心共产党的异动，及时报告。他说这是有奖的。最后他还说：“你们只要听我的，将来毕业后的美差事，包在我身上。”
我把我听到的都对老孔谈了。老孔说：“你看，果不其然，他们要动了。你多留心。”老孔特别给我布置：“你要多接触一个叫黎国太，一个叫孟济民的同学，看他们在搞些什么。”
这两个人也是我的牌友，要接近并不困难。当我有意和他们两人多往来的时候，有一天，那个孟济民找我说私房话：“你看，你的女朋友都给共产党抢走了，你咽得下这口气？”
我没有做声，他乘机说：“你参加我们的学生生活社吧。将来有你的好处。”他悄悄告诉我说，“学生生活社”的后台就是复兴社，是大有来头的。哦，我从他的口中才知道他们真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哪里只是公子哥儿。
我把孟济民要吸收我参加学生生活社的事对老孔说了。老孔很高兴，似乎事情正在按照他预料的那样发展。他说：“你可以答应参加，我们信得过你，你会把他们的反动阴谋向我们报告的。但是你回去不要主动向他们提出你想参加的事。”
我点了一下头。
我和孟济民又在牌桌上碰头了，奇怪的是，他不主动向我提出吸收我参加学生生活社的事。老孔对我讲过了，因此我也不主动提出要求参加，这事便拖了下来。又过了一些日子，孟济民到底找到我。对我说：“参加学生生活社的事，晚一步再说。我们是朋友，就对你实说了吧，陈主任对我说，你一点表现都没有，他不便马上批准你参加呢。”
这个陈主任想必就是那天来对我们的牌友们讲一篇反共大道理的那个陌生人。是什么机关的什么主任，我不便问，想来一定是一个特务机构里的头目。他要有“表现”才批准进入学生生活社。怎么表现法？莫非要我秘报“民先”和进步学生的活动？那怎么行？我宁肯不参加，也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又过几天，在城里一个同学的公馆里打牌，休息的时候，那位陌生陈主任又出现了。我发现这种打牌其实是他们学生生活社的一种开会的方式。我们几个在打牌，其他几个就到另外的屋子里去了，一定是去向那个陈主任打报告去了。不然为什么那个陈主任从那个屋子里走出来了呢。
孟济民在我的耳朵边细声地说：“陈主任找你呢。”
于是我跟他走进一间屋子里去。孟济民叫我坐在沙发里便出去了。过了一会，那个陈主任进来了，我站起来，他马上笑嘻嘻地按我的肩头：“坐下，坐下。”
他在我的对面坐下以后，单刀直入地对我说了。“李先生，久慕了。令尊大人的令名我们早听说了。你在川大政治系和孟济民他们也要得拢，志同道合嘛。道不同不相为谋呀。他有意要请你参加他们的学生生活社，就是信得过你。这件事好办。不过，”他迟疑一下才说：“不过我们这里也有一个规矩，你要拿点贡献出来，作为你进门的见面礼噢。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装着不懂地望着他那油光水滑的头发，不说一句话。
“这样说罢”，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听说你不是和有的激进分子有过交往吗？——从他这一句话，叫我捏了一把冷汗，肯定是孟济民这些家伙把我的情况作了报告了。——我们知道，后来你被那位密司张蹬了以后，就再不跟那些人来往了。我看你现在还可和那些人来往，参加他们的活动。只是把他们的活动情况和他们的头头以及幕后操纵人调查清楚，报告给我们。只要你报告一次，你就算入了学生生活社，是我们的忠实同志了。”
这明明是要我去替他们干特务工作了，这多可怕，我不敢回答。
“你看怎么样呢？”
我还是没有说话。
“这样吧，”他最后说：“你回去考虑考虑，我们是信得过你这位少爷的，我等着你立第一功。”
我偷偷地向老孔报告了此事，我说：“算了吧，我不想和这种人来往了。陷得太深，太可怕了。”
老孔却说：“不怕，你就参加进他们的社里去，看他们要搞什么名堂。”
“但是他们要我密报进步学生的活动，才能批准我进他们的社呢，我怎么能昧良心干这种事？”我说。
“这个好办。”老孔说：“我们给你提供一点情报，你去报一下就是了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明白吗？”
于是一切我都照老孔给我布置的那么办。为了不引起特务头子陈主任的怀疑，我首先要花一些时间回到学生进步活动的圈子里去。那些进步同学对于我的回心转意，愿意参加抗战活动是欢迎的，对于我的稀微进步都给以鼓励。甚至密司张也开始对我有一点好感，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苦心。我的这种活动得到了孟济民的欣赏，可以肯定也得到他的后台老板陈主任的欣赏，认为我这么顺利地钻进进步学生的圈子里去，就是成功。甚至对于我和孟济民商量约两三个进步学生办了一张壁报，发表了一些过激言论，也得到了容忍。
时机终于成熟了，老孔给了我一个情报，我拿去告诉了孟济民，说有一个进步学生的骨干分子的秘密会议，将要在草堂寺后面的树林里举行，时间就是这个星期天的下午三时，名义是川大壁报联谊会举办的郊游会。能够从这个郊游会暗地查访到川大进步学生的一些骨干学生的名单和他们开秘密会议的内容，当然这是重大的情报。而且川大壁报栏里确实也贴出了“报联郊游会”的通知，这情报就是可靠的了。
我是一个壁报的主编，自然是要去的。到时我和孟济民两人一块去了，我估计在树林后面还一定埋伏了在鬼鬼祟祟偷听的人。但是奇怪，站在那里主持郊游会的并不是川大的学生。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而且他们并没有开什么会，只是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地闹了一阵子，然后跳起交际舞来。我和孟济民走过去找他们之中的一个头头模样的人问：
“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银行的。”他回答，哦，这是银行的一些职员出来作星期日郊游来了。
孟济民忍不住问：“不是川大学生要来这里郊游吗？”
“他们来过，和我们办过交涉，看到地盘被我们早占用了，他们就走了。”哦，原来是这样。
孟济民不甘心地问：“他们搬到哪退去了呢？”
银行的人只摇头说：“不知道。”
结果我们扑了一个空。我们赶回川大去问个究竟，果然看到墙上才贴不久的一张临时通知：“联谊会因故临时改在狮子山草坪举行，时间不变，请互相通知前往。”
我和孟济民两个马上赶到狮子山去，但见草坪上散落的瓜皮果屑和废报纸，早已不见一个人。联谊会显然已经开过了，真不巧。事实上我们从川大而草堂，从草堂而川大，折腾来折腾去，现在已经快下午五点了。
又过了几天，孟济民对我说：“陈主任讲，这一回你的贡献虽然不大，但送的情报却是确实的。他批准你加入学生生活社了。”
我把这个情况对老孔说了以后，老孔笑了。原来是他的“略施小计”呀。
从此我进了学生生活社，虽然还是和他们一起吃喝、打牌、跳舞的多，不过可以听到他们在交换情报，有时候陈主任还出面来作训示。
我除开把他们的活动和打算及时报告给老孔外，还报告了孟济民打起进步壁报副主编的招牌，要求参加壁报联谊会，想从那里钻了进来。还报告了他们正在准备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他们决定推莫余敌出来。这个人是学生生活社的一个头头，肯定是一个正牌特务。但是他装得学习勤勉，思想开明，为人练达。并且和进步学生很有一些往来。
老孔听了以后，告诉我，这一情况很要紧，因为进步学生方面一直把莫余敌看成是一个中间开明分子，正准备支持他站岀来当学生自治会主席呢，却原来是一个坏家伙。进步学生方面马上撤销对他的支持，另外推一个候选人出来和莫余敌竞选，结果打败了莫余敌。在学生自治会里进步势力从此占了优势。
我奉命在学生生活社里活动了半年多，说实在的，在这种夹缝的生活中过日子，太不好受。进步势力方面看见我懒心没肠地参加他们的活动，并不看重。反动势力方面看我给他们提供不到多少过得硬的情报，对我也有些冷淡。老孔却还是那么热情地鼓励我，肯定我的作用。
这时我听到消息，许多进步同学要去延安。那时候有点进步思想的，谁不想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痛痛快快地干革命？谁想在这不冷不热，不晴不雨的大后方过这种窝窝囊囊的日子？我向老孔提出，我坚决要到延安去学习。虽然进步学生群里许多人反对我去，认为我不够进步，但是老孔到底还是同意我去。
要到延安去了，从此展翅高飞，我多兴奋！
这时我从学生生活社里发现他们也听说正在动员进步学生去延安，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得这样的情报。陈主任要学生生活社里两个表面装得很进步的分子，千方百计争取到延安去。我把这个密谋告诉了老孔。老孔记在心里了。
老孔要我先回乡下的家里去一趟，向家里要一笔路费，越多越好。同时利用我父亲的威望，设法搞一张路条，要办三五个人的。只要能平安到达西安，就好办了。只要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了到，以后就由西安办事处负责送往延安去。
我都一一答应照办。在我回乡下去以前，我忽然想起来，我现在不过是一个“民先”队员，还不是党员。我要入党的事，老孔一直没有回答我。我临行前问老孔：
“我入党的事怎么办？”
老孔回答：“我们考虑过了，因为你在川大的活动，川大党组织的同志知道的很少。提出吸收你入党，大家讨论时恐怕通不过。现在你要到延安去就好办了，你到延安去入党吧。”
“但是我到延安去，谁能给我证明呢？”我问。
“这个好办。”老孔说：“凡是去延安的人，我们都把他的表现情况报告给上级，他们会把这些情况转报到延安去，延安会知道的。”
我对学生生活社的孟济民说我有事要回老家去一趟，便准备动身回家了。走以前我还向孟济民暗示，我不想回川大上学了。
“那么你在家里干什么？”孟济民问。
“当少爷嘛，海袍哥嘛。我家老太爷要我接他的舵把子呢。”我漫不经心地说。
我回到了安乐县我的家里。我当然不敢对我父亲说我要到延安去。那样说他会暴跳如雷，把我关起来的。想来想去，我只能说，现在在大学读不成什么书，我想到抗日前线去打仗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我父亲听了，不觉笑起来，说：“你书呆子，满脑壳浆糊，去打什么仗？”
我想用救国救民的大道理是说不通的，就从个人的出路来说话。我说：“我就是在大学读毕业了，也不过当一个小科员，或者去当一个穷教员。我到前线去混一混，说不定就能混上一个官儿，拿着枪杆子回来，也好给你撑门面嘛。”
这一点我父亲从他的切身体会中是知道的。当今乱世，文官不如武官，谁的枪杆子多谁厉害。他开始有点动心了。
我乘机说：“你不是在四川地方军阀中有些熟人吗？特别是那个四十五军里，你的熟人最多，你把我介绍到四十五军陈静山那个师里去，三混两混说不定就混出一点名堂来。”
我的父亲过去本来想叫我从军，但是又不愿意叫我去考中央军校，将来给***卖力。如果能到四川地方部队去混一混，有个军衔，回到乡下来，就能安身立命，承接他的衣钵了。不过他说：
“四十五军的部队正在豫西前线打仗哩。”
“那怕什么？你写封信，陈静山未必就把我派到火线上去？”
父亲点头称是。
我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地说动了我的父亲。我又说：“还有四个同学也想一块去，你写介绍信的时候，写上五个人吧。”
这却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怎么五个同学一起去？这里有什么讲究？头一天我父亲没有说什么，答应第二天写介绍信。可是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的父亲把我喊到他的上房去，开口就问我：
“你给老子说实话，你们这几个青年娃娃到底要到哪里去？”
我说：“就是到前线去抗日嘛。”
我的父亲摇一摇头说：“不对，现在青年成群结伙地到延安去，你给老子说，你们五个是不是结伙去延安？”
我没有想到我父亲一下就把我们的企图猜出来了。这很突然，我显得很尴尬。口里还只顾咬着说：“是到前线去，不然要你写介绍信给陈静山师长干什么？”
“你莫哄老子，老子看出来了。你们是怕一路上国民党盘查你们，才说是到川军部队去的。你说实话。”父亲逼着我，逼得好凶。
他越逼，我越慌，我越慌，他越看得明白了。我简直象在舌头上吊了一个磨盘，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我的额头上明显地冒出汗珠来了。
奇怪，我的父亲反倒宽慰我：“其实这也没有啥。现在的青年嘛，人各有志，要走自己的路。到延安也是一条路嘛。这个江山到底将来是姓蒋还是姓毛，我看也说不一定。你要去延安，我也不拦你。***坐天下，这边有我，***得天下，那边有你。两边都有人，还好一些。”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父亲竟然这么开明起来，但是一想，这正是他的厉害的哲学：两边吃糖，无往不胜。他们这些在四川军阀和地方势力的倾轧争斗之中，是很懂得“改换门庭”这一套办法的。他们根本说不上什么原则，一切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真是“有奶便是娘”。父亲竟然盘算到将来谁坐天下的事，不能不算他的精明。
但是我现在不想去评论这些权术，只要他能同意我走，给我足够的路费，给我写有力的证明，也就是了。
我只好含糊其辞：“去不去延安，到西安以后再说。你给我们写去豫西前线找川军四十五军的证明信吧。”
“这个好办，我可以写。”父亲已经猜透了我们的去向，也不必再深于追问了。
第二天，我的父亲把他亲笔写的介绍信给我。他写的不只是去找川军一二七师陈静山师长的一封介绍信，几乎从成都到西安的每一个大站口，他都尽量找到和他有关系的人。更重要的是写了一封给成都师管区司令的信，请师管区司令部给办一个派到川军前线部队去工作的正式公文。他说：
“这样你们可以穿上师管区的军装上路，比较安全一些。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直接去找我介绍的那几个朋友，这点面子他们是会给的。”
这样真是万无一失了。
父亲还叫我操持家务的大哥给我准备了够五个人用的充足的旅费。并且告诉我：“你不要把你的去向告诉家里人，包括你的老母亲。出去更不能告诉任何人，逢人只说三分话哟。”
我都一一依了。
我回到成都，把这些情况对老孔说了。老孔听了非常高兴，可靠的路条有了，路费有了，我们这五个人肯定会一路顺风地到达延安。他说：
“你父亲说的这一点很对，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你们去延安的事，特别不能叫孟济民这些家伙发觉你到哪里去了，只说奉你家父之命回你们老家去了。看起来你父亲这个统战关系，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有用处呢。”
于是我到成都师管区司令部找了韩司令，他看了我父亲的信，满口答应，说陈师长的部队正缺搞宣传这方面的人才，我们这些大学生去，他一定欢迎。于是他批给下面去办。结果给我们每人一套军服，还挂上准尉的军衔呢。
我们原定是五个同学一起走，临时有一个同学推迟了，我们四个人上路。从此我们欢天喜地地踏上了朝拜革命圣地延安的征程。
我们坐汽车到绵阳，住进旅馆。晚上有宪兵队来查号，同来的还有穿便衣的特务。他们看我们这几个年轻军官，气势昂昂的样子，不想打扰我们，我给他们看一看公文，便什么话也不问了。但是他们对那种看起来有点学生模样的人，盘查得很严。看证明，翻行李，寻根究底。果然象老孔告诉我的那样，国民党对大批青年奔赴延安，十分不安，他们一路留难。听说在广元还设有专门劝阻青年去延安的特务机构。在汉中和西安也设立了“招待站”，专门“接待”到西北去的青年。愿意进胡宗南办的西北青年训练营学习抗日军政知识的，会受到热烈欢迎，马上用汽车接去。其实早已传开，那个西北青年训练营就是一个集中营，国民党特务用来专门收管那些准备到延安去的青年的。
在我们隔壁房里住着一个女青年，看来不过十七八岁年纪，梳着女学生常梳的短头发，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嘴角含笑，准备和任何人交往，那种天真幼稚的样子，暴露无遗。从她的眼睛里看出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呀。我们住在旅馆里等车的时候，她老在临河的走廊里坐着读书，那么专心，似乎根本没有应付特务检查的准备。也许她根本不知道宪兵特务沿途拦路检查这回事。
晚上宪兵来检查时，随来的特务对这位女学生特别有兴趣，盘查得特别仔细。
“小姐，你到哪里去？”
“我到西安报考西北大学去的。”女学生回答。
“你的证明？”
“什么证明？我这高中毕业证书不是证明？”女学生拿出她的证书来。
那个特务打开来念：“贾云英，十八岁，成都建国中学……”接着说：“这不是路条。”
“什么路条？我的毕业证书不就证明了我的身份了吗？”这个叫贾云英的女学生说。
“但是没有说明你到哪里去，没有说明旅行的目的。”
“我去西安报考西北大学，我早说过了。”贾云英有点不耐烦了。
“贾小姐”，那个特务用阴阳怪气的声调说话，手里举起封面上印有“铁流”二字的书：“你看这种书，恐怕是想到延安去的吧？”
“何以见得？”
“这是共产党的书。”那个特务武断地说。
“成都能卖，我就能读，我管谁的书。”
“算了，贾小姐，你不要到西安去了，我们好心好意来奉劝你。”特务还纠缠不休。
“西安是中国的地方，西北大学是国立大学，我为什么不能去？”
我在一旁实在看不过意了。对一个年轻女学生，这么无理纠缠。我走拢去插话：“老兄，人家去考西北大学，犯什么忌讳。你怀疑她去延安，你们找到证明了吗？没有证明，她一个人怎么能去延安？算了吧。”
这样才算解了围。但是那个特务却把我拉到我的房里去，对我悄悄说：
“老兄有所不知，我们是奉命来劝阻她的。她是贾市长的幺小姐，在家里因为婚姻不遂心，闹着要去延安，贾市长把她没法，要我们沿途劝阻她，要她回心转意。……”
“哦，原来是这样。那到下站再劝吧。”我说。
宪兵走后，我们四个人嘀咕，看来这位女学生是想去延安的。我们倒要帮助她过关才好。我决定在路上找她攀谈一下。
第二天，我们同坐一辆公共汽车到了广元，旅客们都住在一个旅馆里。贾云英经历了在绵阳同样的过程。特务来查号的时候，一个特务又和她纠缠一番，还是说不出个正当的理由来阻止她去西安。最后想用感情来动摇她。
“贾小姐，你的老太爷贾市长来了电话，要我们转告你，叫你回去，什么话都好说。你走以后，你的老母亲在家里急病了，叫你回去看她老人家。”
“哼，我才不听呢。由她病去，我不管。”贾云英倒表现得相当坚决。
“你家老太爷就怕你去了延安，你吃不得那份苦。……”
“我说过了，我是到西安报考西北大学去的。”贾云英咬住这一句话，特务就莫奈何她了。再说，特务也不敢得罪这么有面子的人家的小姐。贾云英又闯过了一关。
我们一路到了汉中，还是同住在一个旅馆里。这里去西安的人特别多，买不到第二天的汽车票，连第三天的也不好买，要准备后天一大早去排队买第四天和第五天的，在这里至少有两天的停留了。
时间还早，我们到楼下设在大厅里的茶食部去喝茶聊天。贾云英却早已下来坐在一个茶座上，泡一碗茶，继续读她的《铁流》，毫无一点顾忌。她听我们四个人坐在茶座上谈笑风生，一点也不感到旅途的寂寞，很有几分羡慕的神态，举眼望着我们，但是看到我们几个穿着国民党军官的制服，便不想和我们打交道。然而我却想和她认识，攀谈，想为她提供一点帮助。说心里话，她的举止风度的娴雅单纯，也着实吸引着我。而我自以为，她在我这个翩翩青年军官的面前，不会毫不理会的。这样的思想给我提供了勇气，我有意靠着她的茶桌坐下来，大胆地向她开口：
“贾小姐，你好。你一个人作长途旅行，不感到寂寞和恐惧吗？”我向她说出这么没味道又显得有点唐突的话，我自己都感到别扭。
她却不在乎，展眉一笑，说：“寂寞是有一点，靠这本书来排除。说到恐惧，有什么可恐惧的？莫非在路上有老虎吃了我不成？”
“老虎是没有，可是苍蝇蚊子是有的，老要来你的耳边嗡嗡叫个不完。这里是大站口，他们恐怕又会来对你纠缠不休的。”我是明有所指的，她马上理会了，回答说：
“随他们的便，看能把我怎么样。”接着她发话问我：“你们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
“我们也是到西北去的。”我故意含糊其辞。接着我加一句：“我们是川大的学生。”我把我的川大学生徽章亮出来给她看。
“哦，川大学生，为什么这么一身打扮？”
“为了走路方便嘛。”
“哦。”她似乎有几分理解了。
我喝了一口茶，又说：“我们一路作长途旅行，也算有缘了，不过，在前面我们还能同路吗？他们总要想法把你拉回去的呀。”
“我不理会，他们能把我怎样？”
我暗示说：“你到西安，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你如果再往前走，恐怕就难了。”我说再往前走的时候，把嘴往北边一噜。
“哦。”她又哦一声，再没有说什么。
晚上，宪兵队又来了，似乎比前面几个站口检查得更认真些。我们都靠这一身皮，把公文亮一下，便得到不予检查的优待。而贾云英却碰到更多的纠缠。说到后来，特务明白地表示：
“你家老太爷来了电话，要我们负责你的安全。”
很清楚，越是接近西安，特务越注意贾云英，要对她进行暗地的监视了。她孤军奋战，恐怕很难摆脱特务的羁绊。
我们商量了一下，要帮助贾云英摆脱监视。我决定利用我的身份，把特务们的意图搞清楚。我找了那个特务小头目，和他拿了言语。说我是川大“学生生活社”的，认识陈主任等等。一提陈主任，他就注意了。他用多少有几分惊异的眼光看着我，问我：“你认识陈主任？”……我满不在乎地回答：“岂只是认识？”我再没有说下去，但是已经足够他猜想我的身份是什么了。
我接着问那个特务小头目：“你们老缠着她，她到底有什么问题？”
“老兄有所不知，我们也是受人之托。她的老太爷发话下来，这女子不答应父母给她许的婆家，在家里又哭又闹，寻死寻活，口口声声说要到延安去，后来就跑了。一路上我们劝她不转，她的老太爷托我们的上司，要我们把她监护起来。要是只到西安，去报考西北大学，倒也罢了。要是想到延安去，就把她抓起来，送进西北青训营管教一阵，再送她回四川。”
哦，事情已经很明白，凭她懵懵懂懂地个人奋斗，是去不了延安的，很可能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去遭罪。我们必须设法援助她。再说，我对她的确有很好的印象，不能让她落进狼嘴里去。
我对那个特务小头目献策说：“你们遥控，还不如让她和我们同路走，在我们的眼皮下，她能飞了？”
“好呀，老兄帮我们看着点，我们更放心。”事情就这么说妥了。
第二天无事，我下楼去喝茶，说是喝茶，我心里却老是欠欠的，想看贾云英在哪里干什么。果然贾云英正在那里一个茶桌上看她那为她排除寂寞的《铁流》。我不害怕特务的暗地监视，大大方方地坐了过去，她也不那么拘束了，招呼我坐，要了一碗茶。
我们寒暄了几句，我便细声告诉她：“你已经被特务监视起来了。他们在西安看你往哪里去，只要你向北一步，就要把你抓起来送进集中营去。”
“他们敢！”贾云英以为她家的面子大，特务不敢抓她。
“这可是你家老太爷的吩咐。”我点明了。
“是他？”贾云英吃惊了。继而怀疑地看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你先别问，以后我会告诉你的。现在你看怎么办吧。”
她还咬住问：“以后再告诉我？在哪里？”
“自然有机会，”我坚持说：“现在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
她愣住了，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了我向她献策的时候了，我细声说：“假如你信得过我们，就和我们打伙走，包你不吃亏。不相信我们，那就算了，等于我没说。”
她终于点一点头，表示同意。显然的，她没有别的路可走。
下一天的大清早，旅客们都到汽车站去排队买去西安的车票。我去了站在最前面。贾云英也去了，站得老后面，我发现就在隔贾云英不远的后面队列里，站着两个特务，也是来排队买车票的。显然他们在盯住贾云英，要尾着她去西安。
我走到贾云英的面前，对她说：“我替你买吧。”贾云英同意了，把车票钱给了我。后面的两个特务是清楚地看到了并且听到了的。我到前面去了，贾云英还站在队列里。
过了一会，我从拥挤的买票窗口退了出来，手里拿着找补的钱。我走到贾云英的面前说：“买到了，明天发两班车，我们坐第一班车走。回去我再给你车票和找补的零钱吧。”这些话特务是听到的。我们回旅馆去了，一个特务留在那买票。
不多一会，买票的特务也转来了。我问他“票买到了吗？”
他回答：“买到了，是明天的第二班车，第一班车的票没有了。”
我说：“我们也买到了，是明天第一班车，不过两班车前后开，隔不远。好，我们明天在西安汽车站见，等你们。”
“拜托，拜托。”那个特务小头目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大早晨，贾云英起来准备到车站去上车，来喊我，我睡眼朦胧地起来对她说“还早呢，慌什么？”
贾云英看一看手表说：“隔开车的时候不久了。”
“让他们今天坐车去吧，我们明天再坐车去。”我说。
“什么？”贾云英简直搞糊涂了，“昨天不是买了今天早上第一班车走的票吗？”
我才告诉她，昨天买票，是玩了一个花招儿，其实我根本没有买今天走的票，是买的明天的，而且只买到宝鸡。我却故意让他们特务知道我们是今天坐第一班车走，他们坐第二班车在后面跟来。“让他们去西安汽车站等我们扑一个空吧。”我最后说。
“你这人真诡！”贾云英不禁笑起来，也不顾礼貌，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而我听了象得到了最大的奖赏。
她放心地叹一口气说：“这下算摆脱了。”
“不，为了保险，还是另搬一个住处的好。从今以后，你就算是我们这个小团体的一员了，不过要换一个名字，叫陆绮霞吧。”
“为什么？”
“我们带的公文上是五个人的名字，刚好有一个叫陆绮霞的缺额，你就补上缺额，是和我们一块到豫西前线川军部队去的。”我拿出公文来向她解释。
我们换了一个旅馆，贾云英改名陆绮霞，第二天和我们一起上汽车走路，再也没有碰到麻烦。贾云英从此就消失了。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宝鸡，下了汽车后，改乘火车，到了西安，住在一个僻巷里的小旅馆里，特务再也找不着她了。我下意识地想知道贾云英到底是要到哪里去，我问：
“贾小姐，西安到了，你要到哪里去，快上路吧。”
“好，好，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她不肯透露。
“最好不要等到晚上才走，碰上他们查号的恐怕又有麻烦，虽然你已经改了名字。”我劝她。
她对于我关心她的安全感到高兴，看了我一眼，含情脉脉的，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她以这样的眼光看我，在路上不只一次了。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我帮助她摆脱了特务的羁绊，对我表示的感激之情，至少我主观上是这么理解的。
“我有点事要上街一会儿。”她说。
“好，我陪你去走一走。”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竟然脱口而出。
她竟然点了一下头，我好高兴，陪她走出了旅馆。
我们在附近小街上走了一程。她到附近商店去为她的电筒配一对电池。她随便地问那个店员：“请问你，从这里到七贤庄，从哪里走？”
奇怪得很。她竟然问起七贤庄来，这是行前老孔告诉我的，七贤庄就是西安办事处所在的地方。她问的地方还是我想问的地方，十有八九她真是想到延安去的，这太好了。但是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
商店小伙计给她指点了走法，我们走出店子继续在街上闲溜跶，沉默了一会，她忽然问：
“你们马上要到河南去了吗？”不知道她是出于什么心理，向我发出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
我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
又沉默了一会，她象是自言自语地在说：“可惜，可惜。”
“可惜什么？”我问。
她还象自言自语：“大学生，去为军阀卖命，太不值得。”
“我们到河南，是为了抗日呀！”我故意兜圈子。
要抗日，为什么不到华北去痛痛快快干一场？她竟毫不含糊地开导起我来。
我又含糊地嗯了一声。
我们快走回旅馆的路上，她对我看一眼，不胜惋惜的样子说：“好，人各有志，我回去拿东西，我们就此分手了。不管怎样，我总还是要感谢你一路上对我的帮助。”
她回旅馆去拿起她的小包袱，向我们几个告辞，我们送她到门口，她只摆一摆手，没有说再见，显然他以为我们和她是不可能再见的了。而我却偏偏说了一句：“我们后会有期。”
她走一会，我不由自主地走出去，想跟在她后边看看。我觉得我有义务要保护她，如果在街上或者在七贤庄附近被特务拦住盘问呢？我可以凭我这一身老虎皮，赶过去为她解围。我一直远远吊在她后边走。她一路走，一路问，到底到了七贤庄外。她毫不迟疑地径直朝七贤庄西安办事处的大门走去，没有什么人拦她，她径直走了进去。我这才算放了心，同时在心里点燃起希望之火。
“果然她是去延安的。”我一回到旅馆对我的同伴们说：“看来我们也该去报到了。”
我们算了房饭钱，拿起小行李也照我刚才跟贾云英的路线走去，一直走到七贤庄。大步进得门去。门房看我们一身国民党军服，不让我们进去，说要先通报了再让进去。门房通报进去以后，不多一会，就走出一个穿着八路军灰布制服的人来，戴一副眼镜，倒象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一出来就对我说：“你们现在才来，电报早来了。”
于是他把我们带了进去，安顿住地，我们象回到家里一样，感到份外的亲切。
一个勤务兵样的青年走进来对接待我们的眼镜同志说：“任参谋，刚才来的那个女学生，怎么安顿？”
我马上插话：“女学生，是不是叫贾云英？”
“正是，”任参谋说：“她既无介绍信，又没有电报来，不知道是什么人，你认识她？”
“认识，我们同路来的。”我说了，便把一路上我们知道的有关她的情况说了一遍。
“那样说来，可以安顿她去延安了。”任参谋说，“你们去看一看她吧。”
我们随勤务兵同志走进一间小房子里去。贾云英正坐在那里。她抬头看是我们几个，不禁跳了起来，天真地叫：“原来你们也是去延安的！我还以为你们去河南了呢。”她毫不顾忌地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笑着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后会有期吗？”
“你这家伙真诡。”她又说出那一句话，给我肩头捶了一下，天真地笑了起来，那么好看。
我们都开心笑起来，我心里特别高兴。
由于我们的证明，办事处同意贾云英去延安，并且和我们一起走。因为要坐八路军的军车走，我们都换上了八路军的制服。最高兴的是贾云英，穿上那套大套的制服，长袖头摆来摆去，还笑得合不拢嘴。
我们坐八路军的军车，一路顺风，到了延安，远远看到那座塔，一车人都禁不住叫起来，唱起来。贾云英唱得最得意。
到延安后，在填进什么学校去学习的志愿表的时候，我们都改变自己的名字，我改名叫李唯平。我们几个被指定填的是抗大，贾云英抱定坐不改姓，行不改名，还是叫贾云英，指定她填陕北公学分校。她看我填的是抗大，她提出要求也分到抗大，要和我分在一起。组织上没有同意，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贾云英汇报了一路上我怎么机智地帮助她摆脱了特务吧，当然恐怕最重要的是组织上已经知道我在川大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让我改进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去学习。贾云英知道后，又要求调到陕北公学普通班去学习，也没有得到批准，还是要她去栒邑上陕北公学分校。他来向我诉说她的愿望，我努力说服她：
“革命嘛！哪里不一样？”
“但是我们隔得这么远了。”她毫不隐晦地把我们两个拴在一起来说话。
我也很感动，从汉中上路，我总是牵心挂肠地想着她。她那含情脉脉的眼神老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承认我是对她有意了。而她更是有明显的表露，直到在西安分手，她还感到十分惋惜，希图阻止我去河南。现在我们走在一起来了，又是志同道合，她那爱情的根芽，在延安这个恋爱十分自由的环境里，自然萌发并且茁壮地生长起来。她想和我朝夕往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还是努力按捺住自己的感情，努力说服自己，同时也说服她。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我们一同在延河边散步，这是多么愉快的夜晚，我对她说：
“只要我们俩愿意好下去，即使分开了，不能朝夕相见，也没有什么，可以经常通信嘛。一切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呀。”
“这种道理谁不懂，但是我……我怕……”她把身体依偎到我的手臂上。
“你可以信任我，我们会天长地久地好下去的。”我轻轻搂住她的腰肢，望着她那在夜色中发光的眸子。
我最后用秦观的《鹊桥仙》的一句词来安慰她：“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然而她依偎着我哭了。
她到栒邑去了。三天两头给我来信，我也写了不少的信。革命的爱情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写信比当面更能表达得真切。真是“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我期望着在那“鹊桥归路”上，“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美好日子快速到来，我们都快要结业了。
但是事情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我和她一块分配到华北前线去打仗的愿望不能实现了。我在高级研究班已经入了党。结业之后，分配工作时，组织上要我回四川工作。回去干什么，并没有说。只是对我说，也许是最复杂最危险的战斗吧。并且告诫我，我被分配回到四川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连贾云英也不准讲。为了照顾情绪，只准对贾云英讲我已经被调到华北前线去工作去了。而且要我告诉她今后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通信。
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努力约束自己，革命连生命都不顾，还能顾及个人纤细的感情吗？我相信我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党员。经得起感情的考验，那时候可说是一个新党员的标准。组织上不主张我们再见面。我也主动这样提出来。老实说，我非常害怕和贾云英见面，害怕经受不住感情的折磨，我只是要求给她写一封告别信，组织上同意了。
我有几天沉湎在感情的激动中，很不容易静下来写这一封信，后来我终于怀着极大的激动，忍着极大的痛苦写这一封信，表达了我的极深的感情，现在想起来还激动不已，不过信的内容随着四十几年岁月的流逝，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
肖*说到这里，还是那么感情激动，我也跟着激动起来。说实在的，凡是参加过革命的青年，谁没有经历过一段激动人心的爱清生活？谁没有经历过革命和爱情发生矛盾的时候，毅然牺牲爱情这样的考验？我经历过，所以我很理解，肖*说他已经记不起他写给贾云英的那封告别信的内容，这当然令我不胜惋惜，但是他最后说出一个“但是……”来，却又给我升起了希望的旗帜。
肖*还没有等我发问，便站起身来，走进他的卧室去了。听得出来，他在卧室里在翻柜子，拉抽屉。过一会，他出来了，喜形于色，手里拿着一叠褪成土黄色的信纸。我知道这便是他最后说的“但是”的下文了。他把那一叠土纸交到我手里说：
“但是，我万没有想到，贾云英竟然把这一封现在看起来叫我红脸的爱情信保存了四十几年。”
我拿到这一封信，不想再听肖*唠叨什么，我展纸读起来。那信纸上分明看到许多泪痕，倒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那信纸上还残留着的发黑的血迹，使我心动了，指着血迹问肖*：
“这是怎么了？”
“这是血迹，是贾云英的血迹，她在华北和东北战斗的时候，一直把这一封信放在她的上衣口袋，在一次战斗中她负了伤，她的血浸染了这一封信。她还是不忍拋弃，一直保存下来，偷偷的。谁也不让看，直到我们去年结了婚，我们互相偿还了几十年的夙债的时候。”
“那就更珍贵了，这是你们爱情的‘丹书铁券’，值得永世保存。”我说罢展开信纸读起来。
这一封信写的很长，从笔迹上看，显然不是一次写完的。但是那感情的细流却是不断地汩汩流淌下去。土信纸被揉得很皱，有的地方已经有破痕，拥有这封信的主人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也许从中不知道汲取过多少力量，多少痛苦，多少怅惘。而且还为它洒了多少热泪。
我不想把这一封信照抄下来，但是其中一些段落我决心公诸于世，不管肖*和贾云英是不是同意。现在的青年们写起爱情信来是怎么写的，我们这些老家伙自然无从知道了，但是当我们年青的时候，写爱情信，这一封爱情信可以说是一个标本。革命和爱情的烈火，总是熊熊地交织在一起，互相激发，越烧越旺。
肖*在信里说：“无数的先烈为了革命，献出他们最宝贵的生命，我们为了革命，毫不吝惜地献出我们炽热的爱情，这正如诗人裴多菲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只要把‘自由’二字，换成‘革命’二字就成了，‘若为革命故，两者均可拋’。”……
“你背叛了你的豪门贵族的家庭，放弃了他们为你提供的最幸福的物质生活和锦绣前程，投奔革命，这是一种牺牲。”我们自己用全部心血培植起来的爱情之花，也许会由于我们不再灌溉以我们的心血，而日见枯萎。对你来说，这又是一种牺牲。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也许你将实现你的夙愿，到那烽火前线去冲锋陷阵。那里是需要贡献鲜血和生命的地方。干枯饥渴的祖国母亲，多么需要你用鲜血去□养她呵。这对你来说，又可能是一种牺牲，最重大的牺牲。三种牺牲，物质的、精神的、生命的，都集于你一身了。这是不幸吗？不，这才是最大的幸福。一个人一生有一种牺牲就够了，而你可能三种牺牲兼而有之，这不是最大的幸福吗？牺牲，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就是作为他的人格的完成，精神的升华，永恒的获得。这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你将为此而自豪。我也将为获得这种最高境界而努力，我也将为此而自豪。……
“我们是血肉之躯的人，我们有世俗的生活，物质的享受和爱情的满足，谁也不能禁止。”我们在长长的旅途中播下的爱情种子，在延安的革命雨露中萌发、滋长，而且盛开出艳丽的鲜花，它将结成坚实的甜果，象宝石一样，无论有什么人事变化，无论有什么风暴摧折，但愿我们把爱情之果深深埋在我们的心底，它将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从新萌发滋长，开出鲜花来。我们的爱情象红宝石一样鲜红，一样玲珑剔透，一样闪射出美丽的光辉，更重要的，和宝石一样坚不可摧。……
“古代诗人苏东坡有一首词中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恐怕是人生的真理。”就象那月有圆缺，时令有阴晴一样，我们的爱情注定有悲欢，有离合。这里有失望，但更有希望，月缺将圆，天阴将晴，我们悲离之后，将有欢合。我相信自然界这个真理，我也相信人世间这个真理。我们现在悲离了，让我们固守住我们的爱情，也许欢合的日子终将来叩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坚信并且永远地等待着吧。不过这个时间的概念，也许是几年、十年、二十年，一辈子，以至永恒。就让我们希望它几年、十年、二十年，一辈子以至永恒吧。一颗宝石铸成了，将永远存留在世界上，十万个大气压力，一千度的高温也是莫奈何它的。我们两个铸造的宝石呢？我相信也一样，将永远留在人间。让我们相信这一点。……
“我们将要分手了，到哪里去，进行什么样的战斗，我不能告诉你，但是那是前线，是肯定无疑的。”那是生死难卜的战场，我们既然在红旗下宣过誓，作了许诺，我们的生命和鲜血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人民需要，党需要的时候，就毫无保留地向革命的祭坛供奉出来。我是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的，如果你听到了什么不幸的消息，你当然可以向长天痛哭一场，但是不要为我而永远悲伤，你应该拿起刀剑，杀向前去，为我报仇。这就是我的遗嘱。……
“延安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地方。”虽然这里土地的瘦瘠、山岭的荒凉、风雪的残暴，都是现实的。物资匮乏，生活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却是最富有的。在这里思想是自由的，友谊是真挚的，理想是圣洁的。这是中国最自由，最有希望，最幸福和最干净的地方。而且我们亲眼得见了，这里是爱情之花开得最繁茂和鲜艳的园地。我是多么留恋这片干净的土地呀。但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延河灯火宝塔月，三边风暴榆林雪’。……
“我到前线去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前线的烽火黎明中再见，让我们拥抱吧，流泪吧，欢唱吧。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我读了这一封信，真是激动得我感到我的心脏正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我的脸一定充血了，从肖*的脸上泛出的不正常的红光，我知道他的心脏也正承受巨大的压力。
“老兄，注意，你的心脏。”我说。
“你说什么？不要太激动，我的心脏？我的心脏是有些问题，但是现在很好，我的心脏正以高速度在鼓动，血在周身畅流，我感到舒服。”肖*平静地继续讲他的故事……。
以后的事情，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在前面也已经对你讲过。我们分离之后，彼此的消息全然断绝了，我只听说小贾到了前线，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前不久贾云英对我说，当时我写给她的信，对她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她一直把那封信在战场上的血雨腥风中保存下来，一直珍藏在她的心底。
她说她曾向组织提出，既然我们都在前线，为什么不让我们通信？但是组织上没有答应，说是不清楚现在我在什么地方。她思想不通，也莫奈何。只有在战斗之余，休息的夜晚，展读那封告别信，啃那思念的苦果。她并且下定决心，永远不再谈恋爱，等着那“月亮圆”的时候。
她告诉我说，这样一直到四十年代的后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到从四川去的人，也是抗大的，他说他认识我，向贾云英说出一个令她非常失望的情况。说我已经回四川去了，并在腐化的环境里，逐渐堕落了，说我回四川老家去操袍哥去了，还说我后来在成都被一个总舵把子收为干儿子，更是“操亮”了，入赘到总舵爷家里成为乘龙快婿了。而且最可恶的是，听说我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去干起特务的罪恶勾当来了。
这个不实在的，但在表面上看来又是实在的消息，几乎象轰雷一样把贾云英击倒了。她不能相信我会变得那么坏。但是别人言之凿凿，不能不信。她向组织询问，组织上还是以情况不明来回答。她后来还听说我跟着国民党军队跑台湾去了。她很痛苦地想从她的内心上把我留下的痕迹完全清除，然而还是不可能，她不相信那是真的。她还是不肯结婚，直到全国解放。她经历了一个女人难以忍受的心灵的创伤。
解放以后，我用肖*的名字在四川工作，她当然无法知道。我也再不好去打听贾云英的消息，你知道的，我为了工作，奉组织之命，的确入赘到陆总舵把子的家里去，和陆淑芬结婚了。这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缔结的姻缘。但是陆淑芬却是对我极好，一心一意地爱着我，可算贤妻良母的标本。我非常感激地，而且长期相处，也产生了爱情。解放以前，兵荒马乱，我的职业不容许我们生儿女，解放后生了一个女儿。陆淑芬身体你是亲眼见过的，很不好，从此没有再生孩子了。
我和陆淑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她是感到幸福的，但是她哪里知道我把巨大的痛苦埋在内心的底层。开始离开贾云英不通音讯是痛苦，后来奉命入赘，和另外一个陌生的女人，而且是总舵爷的女儿结婚，更是痛苦。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不能不作出这么重大的牺牲。我是掩盖着流着血的心，强颜为欢，走进新房的。我的理智不断鞭鞑着我的心，要我驱逐掉那些可以陷我于万死不复之境的个人感情。这也是真难呀。然而我总算做到了，做出了比生命的牺牲还难受的感情的牺牲。
解放以后，年纪大一些，自己的生活轨道也变了，又沉入到繁重的工作中去，后来又陷入到史无前例的“被革命”的漩涡里去，过去的事慢慢地淡忘了。可是在那清风明月之夜，在那瞑色的黄昏的孤独中，看到象延安一样的宝塔，看到华北的雪原和听到风暴的狂吼声，突然象有一颗火星，落到我的心上，而且奇异地闪动着一支小火苗，我感到的是那样的满足，而又是那样的痛苦。陆淑芬还在的时候，我赶忙把它熄灭了。可是陆淑芬不幸过世后，这个火苗却常常在我的心间闪动，而且越闪越大，越烧越亮了。希望，甜蜜，痛苦，绝望，交织在一起。我已经无力去扑灭这越烧越旺的火焰，我知道我将被这越烧越大，变成熊熊之势的大火烧毁。奇怪，我竟毫不恐惧，甚至盼望着这凤凰涅槃的幸福日子的到来。
这时候，你大概知道，一个人，一个女人突然闯进我的生命中来，真的，是突然闯进来的。……
肖*说到这里，他家的门突然开了，真的闯进来一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贾云英。
“你们的‘夜谈’还没有谈完？”她问肖*：“你看你的表，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我说：“说曹操，曹操到，老肖正在说你突然闯进他的生活里来，你就突然闯进来了。”
“是不是还要我回避一下？”贾云英有意地问。
“不用了。”肖*说，“其实你来谈下面这一段，比我更清楚一些。”
但是贾云英拒绝了，她说她要洗个澡，休息了，而且建议我们也不要再谈下去了，她说：“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该休息了。”
这是明白无误的逐客令，我自觉地起身告辞。在肖*送我下楼的时候，我明显地表示，希望尽快了解后来的情况，我说：“要我再等一个星期，才听到你的‘下回分解’，叫我难以忍受。”
“这一回我们破一个例。我现在不上班，事情不多，我明天白天到你住的地方来，把这个龙门阵的龙尾巴摆完吧。”肖*主动给我出主意。
我高兴极了，说：“老兄真有你的。”
“从具体情况出发嘛。”肖*笑着和我握手告别。
第二天上午肖*到我住的地方来，把这个龙门阵的龙尾巴摆完，只是他摆的比较简单。我在整理记录的时候，不得不用贾云英和他们的儿女的话加以补充。当然我也用我的妙笔，作了一点必要的艺术渲染。
贾云英后来到东北解放区工作，一直到东北解放，随四野战军大军进入北平。她便留在北平市搞接管工作了。虽然她知道她和肖*的爱情已经破灭了，但是一个女人总是珍惜自己的初恋，旧情难忘嘛。她打不起精神来享受新的爱情幸福，而她的年岁却已是三十了。还是好朋友们再三劝她，甚至以封建道德观念，从一而终，守活寡等等的话来批评她，硬替她作合。她才终于和一个也已经三十岁出头的姓白的局级领导同志结了婚，建立了家庭。两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行政领导工作责任，早出晚归，工作一直很忙，很少有两人在一起亲热的空闲时间。而且大家年岁也大了，什么罗曼缔克的味道都没有了，很难说有多少爱情生活可言。可是他们二人却相处得很好，互相关心，互相体谅，相敬如宾。老白同志也很满意有这样的政治上比较强，能说到一处的革命伙伴，在家庭生活中又得到她的亲切照顾的伴侣。贾云英也觉得老白是一个很有道德修养，为人正直，品德高尚的好丈夫。她很尊敬他。对于老白的生活，特别是他有什么病痛，十分关心，尽量让他过得顺心和愉快些。官场中有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老白回家难免要发一发牢骚，甚至骂人，她知道老白大概又是在什么运动中遭到麻烦了。她尽力安慰他，鼓励他，要他想得开阔些，车到山前必有路。老白感到似乎只有在贾云英面前才能畅所欲言，算得上是一个政治上的知心人。因此老白感激她。他们的家庭生活，从哪一方面看来，都是令人羡慕的。只有贾云英一个人在家里离群索居的时候，才偶然从心底冒出一种不愉快，不满足，她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她尽力把在延安时的相好，李唯平的影子从自己的记忆中排除出去。在白天从记忆中排除出去倒不困难，但是在夜晚却又悄悄跑进她的梦中来。延安灯火宝塔月，在延河边山林小道上，两个人携手密谈，计划着将来的事业，无穷的辉煌前程，幸福的革命家庭生活……。醒过来睁着眼睛睡不着，听丈夫如雷的鼻息声，她确实地知道，她已经失去了的东西，是再也寻不回来的了。
贾云英的不愉快的心情终于结束了，她生了一个胖小子，这真是她的宝贝，她把自己的爱全部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从此她在精神上才算是得救了。日子过得很快，虽然常常难免碰到一些政治风雨敲打她的窗户，生活总算是平平顺顺地过来了。儿子也一天一天长大，出落得颇为标致，算得是一个翩翩少年。在中学学习得也很不错，谁不知道白建群是有出息的三好学生。
但是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十年到来了，老白以一个顽固的走资派被抓、被关、被斗，而贾云英自己也被戴上一个国民党官僚的孝子贤孙的帽子，下放到干校去了。儿子被扫地出门，在好心的同事家里寄食，有时就只好流落街头。不久白建群就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发配到北大荒去，被分配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以便改造思想。
丈夫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和儿子在北大荒的重病，给贾云英在精神上以沉重的打击。她的一切希望几乎都破灭了。她快要发疯了。她去火葬场领回了丈夫的骨灰盒放在家里，还来不及为他的丈夫莫名其妙的死写出申请昭雪的报告，便赶到北大荒去看望生着重病的儿子。这是她最后的唯一的一点希望，赖以生存下去的动力。然而却正陷入死亡陷阱的边沿，没有一个人对她表示同情之心。她使出浑身的解数，凭她过去在东北工作时一切可以利用的老关系，上门说人情，走后门，叩头送礼，才得到了一张接儿子回北京治病的批准书。她把儿子弄回北京，又费了不少手脚，才住进了医院。儿子算是得救了，她总算免干发疯。
她被扫地出门以后，北京已经没有她的家，好容易在机关要了一间堆放杂物的暗房子，安顿一个家。儿子从医院出来总算有了一个养病的地方。她两娘母在这里相依为命了。奇怪，在这间陋室里，她感到从来没有感到的舒服，甚至比她丈夫在时住的那套四合小院还舒服些，这间房子座落在机关的角落里，谁也不来打扰她们。她突然过起隐士般的平静生活，象生命的船从几十年的大风大浪颠簸中驶进到一个避风港，停泊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这里是这样的恬静和安谧。
她把有限的生活费一元一角地计算着用；她亲自去菜场买菜，回来根据菜谱学着做菜。看到儿子吃得那么香，她快活极了；她努力使自己做到心如古井，连报纸也不想去看。那些骇人听闻的大话空话，那些插满黑体字的篇篇大块文章，她一点味口也没有了，虽然她过去一直是管文教工作的。
儿子却是很本分，不忘记把他的教科书又找出来复习。妈妈和儿子都不知道复习功课还有什么用处，算作消遣也好嘛。他们万没有想到平地一声春雷，“***”垮台了，大学恢复招生了。儿子在第一次高校统一招生中名列前茅。她看到北京大学物理系送来的入学通知书，上面分明写着“白建群”三个字，她用手指抠也抠不脱。
儿子上了北京大学，给她的生活带来生气。她为丈夫申请昭雪平反，也得到了批示，算是被迫害而死。她也恢复了上班，不过是这个局的第六把手，事情不多，她倒乐得。转眼就是六十岁，她也该退下来了。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儿子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他学习很好，却不见他交女朋友。二十好几的人了呀，母亲心里默算着，却不好向儿子提出来，害怕去干扰他的学习。因为他说过，他想大学毕业后去考研究生。可是出乎她的意料，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白建群突然带回来一个女青年，看她的上衣上挂的牌牌，知道她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母亲为自己这阴暗寒伧的住房而侷促不安。那女子却一点不在乎，叫贾阿姨叫得怪亲热的。母亲慌里慌张为她倒水喝，洒得一地，儿子笑了：
“妈，你不用管了。给你介绍，她叫肖小芬，也是北大物理系的，低我两年，她也曾去过北大荒，和我认识，她当时也是‘狗崽子’，很关心我的病。我们现在很好了。”
这女子倒也大方，接着说：“其实在北大荒我还见过阿姨，恐怕你不记得了。”
“是不记得了。”母亲漫应着，却在心里认真琢磨儿子那一句话，“我们现在很好了”。那就是说，她快要成为自己的儿媳妇了。她有说不出的高兴。不住地看着肖小芬笑，弄得小芬也不好意思起来。母亲亲热地摸着肖小芬的肩头说：
“小芬，你不要见外，以后常来玩。”
小芬点头：“要来的。”
从此儿子和小芬常常回来。一回来他们就动手收拾房子，买菜烧饭。母亲想抢过来干，说：“你们学习辛苦，休息吧，我闲着，让我来。”可是儿子不让妈妈干，说：
“妈妈，你六十岁了，看你这一头花白头发，吃了几十年的苦，也吃够了。我们来干，你歇着吧。”
小芬也这样说。多么懂事的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噢。母亲的眼圈湿润了。
母亲问小芬：“小芬，你的家里有什么人？爸爸妈妈干什么的？”
小芬回答：“爸爸叫肖*。妈妈前年害病去世了，家里只有我和爸爸两个人。”
儿子插进来抢着回答：“她爸爸也是老干部，搞公安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尽了迫害，说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现在平反了，年纪也大了，退了下来，一个老头儿在家，怪可怜的。”
“哦，”母亲想，老革命的遭遇大体一样，搞公安的因为“***”要“砸烂公检法”，可能苦头吃得更多一些。儿子刚才说他一个人在家，怪可怜的，是什么意思？莫非儿子想到小芬家去“倒插门”吗？他一个老头儿可怜，难道你妈妈一个老太婆不更可怜吗？不，也许儿子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妈妈”，儿子叫她：“什么时候你们见面谈一谈我们两个的事情嘛？”
“当然可以。”妈妈说。儿子的终身大事，做妈妈的岂有不热心的？“你们说，什么时候都行。”
“下星期天怎么样？就在小芬家里，他们有一套房子，宽一点。”儿子建议，小芬也赞成。
“好。”妈妈肯定地回答。
下一个星期天，白建群带着妈妈到小芬家里去了。小芬早已守候在门口，带着他们上了二楼，开门进去。肖*已经在小客厅里等候了。
“爸爸，贾阿姨来了。”小芬扶着贾云英进去。
肖*从沙发上站起来，迎向前去，却忽然后退了一步，将要张开嘴巴问好，却只见嘴张开了，却听不到一个字。愣着望贾云英。
贾云英也一样，走近前去的脚突然停步，眼睛盯住肖*，眼珠再也不转动，但是嘴里到底还是喊出了声音：“啊，怎么，是你？”
她怎么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早已叛变投敌，做了特务，后来逃到台湾去的人，忽然在北京出现了，又怎么能是他儿子的岳父呢？她用手揪一揪眼睛，定眼再看，没有错，是他，李唯平。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你们原来就认得吗？”白建群看出眉目来了。小芬也呆呆地望着贾阿姨。
肖*这才回过神来以主人的身份请贾云英在沙发上落坐。贾云英坐下了，还象在梦中一般迷迷糊糊的。
“妈妈，你怎么啦？”儿子莫名其妙。
“噢，没有什么。”她的理智恢复过来了。开口问了：“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在延安的时候叫李唯平吧？”
肖*点一下头说：“我就是延安的李唯平，后来调到四川工作，换了名字叫肖*，解放后我一直用肖*这个名字。”
“哦。”贾云英还在思考传闻他已经堕落叛变，当了特务的事。
“恕我唐突地问一声，你就是延安的贾云英了？”
“正是，我还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还叫贾云英。”
白建群和小芬都非常高兴，原来要打亲家的两个人在延安的时候就认识了。白建群说：“原来你们四十几年前就认识了，是老战友吧？”
肖*说：“是老战友，我们还很熟呢。”
“后来你们就再也不知道彼此的消息了吗？”小芬问。
贾云英说：“不知道，有时候听说一点，也不清楚。”
肖*对着小芬补充说：“这种事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我当时只知道贾阿姨到华北战场上去了，在哪里工作，不清楚。”
“我也只知道你到前线去了。但是在哪里，我也打听不到。”贾云英说：
肖*回答：“我是到前线上去了，不过不是战火纷飞的那个前线，却是无声的战场那个前线，我被调回四川了。”
“听说你……”贾云英不好说出下文。
“听说我当了特务了，是吧？我是当了特务，是正牌子的中统特务，而且是一个不小的特务头目。”肖*的这些话引起了白建群和小芬的诧异，几乎目瞪口呆。贾云英已经理解了，笑着顺肖*的口气说：
“而且听说你堕落了。”
“是堕落了，不堕落怎么能干中统特务？文化大革命中怎么会被专政，几乎弄到死无葬身之地？”
肖*和贾云英能理解的话，白建群和小芬却一点也不理解。小芬问肖*：
“爸爸，你真的当过特务吗？”
肖*点一下头。
白建群奇怪地问：“那你怎么能在我们公安部门工作呢？”
“正因为我当过特务，才取得到公安部门工作的资格。”
两个孩子更糊涂了。
“算了，你不要再跟孩子们捉迷藏。说绕口令了，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那个时代的事情。”贾云英劝肖*。
肖*说：“是的，他们只受过戏台上红脸是好人，白脸是坏人这样的教育。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该吃他们这些造反派娃娃的苦头。”
从这几句大人的对话中，白建群完全明白了。小芳却还不大醒悟。贾云英搂着坐在身旁的小芬说：“小芬，你爸爸是我们党的忠诚的公安战士，奉命打进国民党特务机关去活动的。”
验明身份的谈话就此结束，儿女亲家的事却极简单地交换几句便算定了局。肖*说：
“孩子们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们相好，要结成终身伴侣，我们还有什么不赞成的？何况……”
贾云英点头同意肖*的话，她也理解肖*说的“何况”后面的潜台词，这是用不着告诉孩子们的，至少在眼前。她用眼神制止肖*说下去。
白建群和小芬的事情便这么说定了。小俩口高高兴兴地到厨房去弄中饭吃去了。只剩下肖*和贾云英两个人。也许这才是天赐良机，让他们倾诉分手后几十年的离情别绪吧。却正相反，两个老人，互相看着对方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只怜悯地摇一摇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肖*莫名其妙抽出纸烟来请贾云英抽，他明明看出贾云英是不抽烟的。贾云英无声地摆一下头，肖*自己点燃纸烟，深深吸了一口，随着烟子喷出一句话：
“我想，几十年了，你的日子不会过得很容易。……”
“我想，你也一样。但是不用再说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贾云英打断肖*的话。可是心里突然涌起一股痛楚的激流，冲击眼圈，她怎么也止不住。她很快把头摆过去，看着窗外，偷偷用小手绢擦一下眼圈，接着她又轻轻地补充一句：“永远地过去了。”
这一句话却终于打开了她的眼泪的闸门，她用手绢擦掉，却又流出来。她索性不擦了，让眼泪尽情地流吧。肖*心里也一样，却一滴眼泪也没有，只呆呆地看着贾云英。她有一千条理由在他的面前痛哭一场，岂只是默默地流眼泪？肖*想不出一句话来安慰她，很笨拙地说出这么一句废话：“这可不是我的过错。”
“谁说是你的过错，谁怪你了？”贾云英回了一句，肖*赶快住口。
肖*没滋味地吸了几口烟，贾云英呷了两口茶，两个人一句话都不再说，空气似乎被凝住了，只传来一对小儿小女在厨房唧唧哝哝的说话声和动用刀铲的声音。他们青年人多么幸福。
肖*忍不住又说了一句话，打破沉闷：“阴差阳错，我们偏偏又错在一起来了。又看到了你……。”
贾云英没有响应，站了起来，不看肖*，走到窗口望着白云飘飘的天，忽然回转身来说：“现在说这些干什么？我知道你活出来了，现在也还活着，就够了。”
肖*呆呆地坐在那里，嘴角在嚅动，还想说什么，贾云英阻止他：
“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到厨房去帮他们去炒菜吧。”
贾云英到厨房去了。
在午饭桌上，有好酒，还有贾云英亲手炒的菜。两个青年十分欢乐，向两个老人敬了酒。两个老人也分别举杯为他们祝福，气氛是融洽的。但是至少白建群已经发觉，两个老人并不欢乐，他们脸上的笑纹是从那愁闷的皱纹中挤出来的。
午饭后，贾云英和儿子向肖*告别，肖强和小芬坚持要送他们上公共汽车站。这是一段不短的路程，在路上白建群和小芬欢天喜地地走着，两个老人却保持着合于身份的距离走着，没有说一句话。直到贾云英上了公共汽车，肖*才说出一句话：“常来玩吧。”
贾云英点一下头，招一下手，把头转开了。
女人终归是女人。贾云英如古井一般平静的心，突然被投进一块石头似的激荡起来，长久难以平静。儿子看出一点什么，却不好问。晚上母亲在灯前坐了很久才睡，睡下又老翻身。儿子问她，她说没有什么，有点不舒服。“这件事回学校一定要告诉小芬。”白建群想。
白建群回学校还没有告诉小芬，小芬却先来告诉白建群：“爸爸的心脏病昨夜晚犯了一下，吃了药才好的。我今天本想不来了，他却说没有什么，一定要我回学校。”
白建群告诉小芬：“我妈昨天回去一直气色不好。晚上老坐在灯前想什么，好象在揩眼泪。他们这是怎么啦？”
“谁知道呢？”
“我不好问我妈，你问你爸爸可能好问一点。我不放心，下午我要回去看我妈。”白建群说。
“我也想回去看我爸。我们先一同去看贾阿姨吧。”
下午他们两个回去，先到白建群家，妈妈没有什么问题。当小芬说她爸爸昨晚上犯了心脏病时，贾云英大大地不安了，说：“走，我们去看看他。”
他们一块到了小芬家，打开门去，小芬看到爸爸坐在书桌前正在写什么，一听小芬的脚步声，便把写的纸塞进抽屉里去了。问：“小芳，你回来干什么？”
“贾阿姨听说你不好，来看你来了。”小芬说。
“一定是你去乱说，我好好的，有什么病？”肖*赶忙走出来招呼贾云英坐下。
贾云英说了一句使儿子惊异的话，她对肖*说：“你这是何苦呢？”
贾云英这么劝肖*，其实她回到家里，真是自讨苦吃。她通夜不眠，几乎把肖*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又偷偷拿出来读了一遍。几十年前的往事又历历在目，“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天阴能晴，月缺能圆，难道人只有悲离，永无欢合？只活该“人长久”却“千里共婵娟”吗？
她忽然想到，肖*的日子是多么难，屋子乱七八糟，厨房里又脏又乱，小芬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整好了又乱了。……啊，如果心脏病犯了怎么办？儿子和小芬结了婚，那边有空房，住过去就好了。……但是，我呢？……没有什么，我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的。只是儿子离开了，一个人……。他在偷偷写什么？写信？哎，千万不要给我来信哟，我受不了，而且于事无补……。贾云英越想越不安了。
但是贾云英偏偏收到了肖*写来的信。她怀着喜悦和恐惧的心情打开了信。那么大年纪了，还是满纸写着燃烧着的语言，多么富于感情哟，读起来多么舒服哟。他在信里解释说，这不是他的过错，他也不相信命运。这是对革命不可避免的牺牲，自己不作出这样的牺牲，别的同志也会作出的。但是他说，几十年来，他已经牺牲得够了，将来在马克思面前，自信不会感到惭愧。而现在既然没有死，又没有繁重的工作占住他的时间，就不能忍受这种痛苦。他说：“寂寞天天在我的房里啃蚀我的生命，我快要发疯了。偏偏在这个时候，我意想不到的一个人闯进我的生活中来。我突然想起几十年前欠了别人的债，一笔很大很大的债，过去只以为成了呆账，一辈子也不会有人来向我讨债了。可是自己女儿却突然把收债的人引上了门。我感受到沉重的精神负担，我应该偿还这一笔债。但是我已一无所有，除开一个流着血的心。怎么办？只有挖出自己的这颗心来奉献给她了。……”
贾云英没有读完信，她就哭了，哭得这么伤心。她唔唔地自言自语：“我们两人之中，到底谁是债主，谁是负债的人？在过去长长的岁月里，她原以为，已经无债可还了，因为债主已经逃到台湾去了。可是现在，亲生的儿子把自己引到他的面前。啊，我们互相欠着的这一笔冤孽债怎么算得清？现在可好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了他的女儿，或者是他把他的女儿给了我的儿子，这笔债竟是用这样奇怪的方法来清偿的，我们的心愿该了啦。对，给他回一封信，说我们的债便这样算清了吧。……”
儿子和女儿都奇怪，为什么两亲家才见过一面，便不愿意再见了呢？他们过去不是老战友吗？儿子劝妈妈去看望未来的岳父，妈妈不想去。女儿要爸爸去看望自己未来的婆婆，爸爸也不愿意去，倒好象是他们早已互相约好的一样。
这个秘密一直等到白建群和小芬快结婚了才被他们发现了。白建群有一天想找一件什么东西，妈妈不在，把妈妈的抽屉打开了。妈妈和他相依为命，从来不对他保守秘密的。他打开抽屉，看到了好多封用一种信封和同一种字体写的信，并且信封上还编着号，大概是按收到的先后编的吧。出于好奇，他抽出来看了第一封。他马上看出是小芬的爸爸写来的。他为那感人的真情吸引住了，竟一封不漏地看完了。他一个男子汉竟流出许多眼泪来，有的直接滴到信纸上了。他惊叹：“妈妈呀，妈妈呀，你们原来是这样的呀。”
他把信按原样放了回去。他回学校把这件事告诉了小芬，要小芬回去在爸爸房里找一找妈妈的回信。
小芬回家去做爸爸的秘密工作，可没有成功，爸爸历来有保密的习惯，他的柜子锁得严严的，打不开。但是女儿在爸爸的面前可以撒娇，这比什么武器都厉害。在女儿有根有据的诘问下，爸爸到底说出了底细，他对小芬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对不起你贾阿姨，我欠了她永远无法还清的债。现在我只有把你拿去抵债，心里或者好过一点。”于是爸爸把在延安的事大概讲了一下。
女儿说：“这怎么能怪你呢？”
爸爸说：“这的确谁也怪不着，但是我实在欠着她的债。”
女儿却想出一个好主意：“爸爸你何必叫我去抵债呢？你还活着，你不可以自己去抵债吗？”
这个大胆的建议没有得到爸爸的赞成，但是却写进他给贾云英的信里去了。
贾云英没有回信，因为她正在忙着操办儿子的婚事，儿子的婚期越近，她越不安。自己只有一间这么简陋的房子，向公家要房子，一直没有消息，自己退下来了，虽然不能说“人一走，茶就凉”的话，可对有权无权的领导，管房子的是知道先后轻重的。看来儿子只有到媳妇家去办婚事，至少暂时要住在那里一段时间了。一个大学研究生一时哪里能够在学校轮上分到房子呢？儿子如果住到小芬家，不可能天天来看她，她将要面临怎样的孤独生活呢？想来是可怕的。
儿子和小芬也都为这件事发愁。
不管怎样，婚礼是如期在肖*家里举行了，新房就布置在那里。肖*和贾云英都主张俭朴，不要搞多少条“腿”的家俱，也不要几大件都齐备。婚礼也比较朴素，从馆子里包了两三桌席的菜，只请了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和同学，大家举杯为他们新郎新娘祝福，席散人散，便就完成了婚礼。
天已经晚了。新婚的丈夫和妻子在自己的新房里说话，不知道在商量什么。也许他们是有意让出空间和时间，让两个老人坐在小客厅里说话方便。但是他们两个老人并没有说什么，喝茶、抽烟和沉默多于说话。
肖*面对贾云英，更是忐忑不安，他不敢向她讨那一封回信，甚至写过那封信的事也不敢提，却谈了一些有关机关整党和他们毫不相干的正经事。然而双方都在期待着什么。
肖*到底开口了：“看起来，我们两个四十几年前该办的事，今天却由你的儿子跟我的女儿替我们办了。”
贾云英说：“这一下我们互相欠的债甶他们来清偿了。我也该走了。”她回头喊：
“建群、小芬，妈妈要回去了。”贾云英站起来，肖*也跟着站起来。建群和小芬都应声出来了。两个青年漂漂亮亮地站在两个老人面前。
“妈。”小芬第一次喊妈：“我和建群两个商量您就不要走了吧，你跟我们一起过，不是很好吗？”
儿子也帮助说：“我们两家合成一家来过该多好？你们两个老人结婚吧。我们两个儿女来替你们证婚。”
儿女的话说得很坦率，却正是肖*和贾云英两个想说的。肖*突然变得精神起来，并且当着儿女的面，毫无顾忌地拥着贾云英的肩头，对她说出了只有他们两个才能懂得的话：
“看起来天气该阴转晴了。”
贾云英一点也不拒绝，好象早就该这么样，听任肖*抱住肩头，接着说：“看来月亮也到了圆的时候了。”
“看来你们两个老人的推迟了的婚礼，现在也该补办了。”儿子高兴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