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的晚上，我照我和肖*约好了的时间，到他的家里去开始夜谈。他一打开门，我就看到他的小客厅里茶桌上刚泡上的茶还在冒气。他是信守约会的。

“真正的龙井。”他等我坐下后，把一杯香茶端到我的面前来。他没有忘记上次临别时，要他泡上好茶作长夜谈的话。

“好吧，我们就摆起来吧。”我呷了两口好茶后，对肖*说。

“好。”肖*还是那么一个字，却不先开口。

“你开头吧。”我催他。

“怎么是我开头呢？”他推辞。“上次说好头一回夜谈，我们各人摆这十年浩劫中的遭遇，你先开头吧。”

“还是你先摆一摆你这几年的遭遇吧。”我坚持。

“好。”他推辞不脱，只好开口。“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我被打成了特务，我也的确当过‘特务’，于是被捕入狱，劳改，整了我八年，‘***’垮台后，我被放了出来，平了反，恢复了党籍。由于身体搞坏了，我到北京治病来了。说起来不过就是这么样。”

他说的当然都是事实，然而这么干巴巴的几句话，叫我很不满意。我说：“你这几句话，不说我也知道，我可以说得和你一模一样。但是这太没有味道了。我要听的是事实，具体的事实！”

他笑一笑说：“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嘛。”

我简直有点生气了，大声说：“这样的事实？难道你们搞公安工作的都是这么‘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吗？老兄，我要听的是你被打成特务的经过，遭受折磨的过程和你平反昭雪的情况，我要的是细节。”

“哦，我的身上可没有文艺细胞，不能象你这位大作家那样，用生花的妙笔，作精采的描绘，细节具体而生动。……”

“对。”我打断他的话，“你这两句话倒说得有滋有味，不那么干巴巴的了。就这么说下去就好了。”

“谢谢你的表扬。不过还是请你先说一段来示范吧。”他原来是玩的这样的把戏，他说几句做一个过场，要我先讲。我耐不住了，于是就说开了头。

“好吧，我来自告奋勇地讲一段，这倒不是示什么范，就讲和你有关的事，讲你们那里派来搞‘外调’的几位英雄好汉在我面前逞威风的故事吧。”

“好。”他高兴地击掌说：“你这一段可救了我的老命了。喝茶，先喝口茶，润一润嗓子。”

我呷了两口茶，开始讲起来。

那是……准确的时间我记不起来了。反正是那些千灾百难之年，无可奈何之月，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日吧。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是你想象得到。……

“我知道。”他打断我的话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你就算得是一个风云人物了，我在报上的大批判栏里，看到你的尊姓大名，在头版，黑体大号字，说是把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了。”

“是揪出来了。”于是，我谈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北京出了一个三人组成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当时我们省可尊敬的领导认为，北京既然有“三家村”，四川这么大一个省，岂可没有一个“三家村”与之媲美，于是灵机一动，强迫我和×××、××三个人也组织一个“三家村”，我并荣幸地被任命为这个土“三家村”里的掌柜。我被批判了一个月，可爱的领导怕我到马克思那里去喊冤告状，派了三条汉子把我严密地“监护”起来。后来“新生红色政权”建立起来了，把我们这个“三家村”接管过去，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投到昭觉寺文明监狱里去关起来。这些都不说了。且说有一天上午，我正坐在我那回旋无地的斗室里，奉命背“老五篇”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子外一个熟悉的声音叫：××ד出来！”这是成天站在窗口外边监视我的一个解放军战士在叫。接着听到开锁推门的声音。门打开了，一片光明突然涌进我的斗室，令我惊喜。然而马上又戚然于怀。叫我出去干什么呢？我常常要从那位战士叫我的声音的高低大小以及坚硬程度来猜想我出去将碰到什么样的命远，便于尽力作一点应变的物质准备。比如把那件破棉祅穿在身上，棉花的弹性可以减轻我肩背遭受“触及皮肤”时的痛楚，或者把家里送来的用棉花缝制而成的护膝套在膝盖上，以免在强迫下跪认罪时，那尖硬的水泥地以至碎瓦片给我带来流血的创伤。今天这位战士叫我的声音不软也不硬，平和之中带着坚定。大概不是弄出去上批斗大会了。也许是去接待这一向经常出现的“外调”人员吧。这是用不着什么物质准备的。于是我走出房去。我一举眼，看到那墙外青翠的竹林衬映着深秋的一片红叶，是多美呀，这个世界还是值得为它而活下去的。

‘走！快！’手持二十连发枪的战士催我了。我才从欣赏风景的雅兴中惊醒过来，跟着战士走了。

走到文明监狱的办公室的一间大房子门口，门是开着的，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提审室”三个大字。我皱眉头了。

往常叫我出来，都说是“外调”，外面来了人向我调查有关同志的情况。怎么今天是叫我到提审室去对我进行提审呢？提审的涵义我了解得准确无误，那是对犯人的。难道把我当成犯人了吗？但是我从来没有被带到任何法庭，没有任何人向我宣过判呀，怎么我竟成了犯人了呢？甚至把我抓到这里来关上，连逮捕证也没有向我亮一下呀？我望着门上“提审室”三个字，反感透了。

“喊报告。”战士虽然看到门是开着的，可是照他们的规矩还是要喊报告，我没有喊，也不想喊，这个战士催我喊。经过无数次的锻炼，有时是“触及灵魂”的恶骂，有时是“触及皮肉”的痛打，把我们这些关起来的人，夹磨得懂得监狱的规矩了，其中最常用的一条规矩便是，无论办什么事，无论有什么请求，无论有什么回答，必须在前面冠上‘报告’二字。比如我居住的斗室是经常锁住的，要上厕所，必须向在窗口站岗的战士喊“报告”。然后由他根据他当时的情绪，斟酌情况，准你去上厕所，或暂不准你去上厕所，或索性不准你去上厕所。然而大小便又常常是水火不容情的。如果遇到一个觉悟很高，造反精神很足的战士，看你提着裤子跳来跳去的着急样子，十分有趣，偏要欣赏够了才同意给你开门，让你向厕所拼命逃窜而去，那就活该了。为了预防计，我总是在下边感到吃紧以前的半个小时，便提前喊报告，而且也绝无一点紧张的神色，决无可以供他们欣赏的价值，这样倒及时得到那个战士的恩准。当然，这样一来，是难免一天要多上几次厕所的，于是有时又带来战士的斥责：‘就是你的屎尿多！’我只好笑着赔不是，但决不说出我个人发明的未雨绸缪的预防之计来，也不向外传出去，我拥有这项发明的专利权。因为一传开，大家仿效，就不灵了。

话说回头，战士看到提审室的门虽是开着的，却坚持要我喊报告。本来喊报告早已成为习惯，无论是关着的或是开着的，都得喊，但是我今天偏偏犯了倔脾气，就是不喊。

“喊报告！”战士大声催促我。

我还是不做声。

门里面走出一个人来，我举眼望去，看到一幅公堂审犯人的架势。一张大桌子放在房子的上手边，桌后坐着两个故意装得很威严的人，自然是穿着当时造反派必不可少的服装，没有领章的绿色军装，只是缺少红卫兵腰里缠着或手里拿着的随时准备打人的皮带，也没有带红卫兵的袖套。靠大桌旁边坐着一个作记录的“书记官”。还有一个人到底担负着什么任务，我不知道，从里面走到门口来的就是他。他怒气冲冲地问我：“为什么不喊报告？”

“门已经开了，我还喊报告干什么？”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有意和他的怒气冲冲对着干的。

“你！”他想发作，但是上首的小首长开口了：“叫他进来坐下吧。”

我走进去，被安排坐在下手，面对上手，是问案子的架式。果然上手的小首长装模作样地发话了：“你叫什么名字？年龄、籍贯，原来是干什么的？”

他这么有板有眼地真象在公堂上问案一样地问我，惹起我老大不高兴我一句话顶了回去：“你们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叫我来干什么？”

“这是提审犯人的规矩，你不懂吗？”第二个“审判官”严肃地说。

哦，原来真是把我当作犯人，现在是他们提审犯人来了。怪不得刚才在门口看到门板上贴着“提审室”三个大字。我心里窝了一团火，却强忍着不爆发。我想把事情弄个明白，我说：“这里的人早上通知我说，今天有人进来找我调查材料，他却没有说是提审我，是不是你们弄错人了？”

“你是叫×××吧？”第一审判官问。

我点一下头。

“没有错，我们提审的正是你。”

既然他们说就是提审我，我就有话可说了。我说：“我不是犯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提审我？我拒绝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

“你住在这里，怎么不是犯人？”第二“审判官”说。

“我不是犯人，我是共产党员。从来没有任何法庭审判过我，没有任何人对我宣读过判决书，我怎么就成了犯人了？这里的人也从来没有说我是犯人，只说是对我们实行监护的。”

第一个“审判官”笑起来，感到很有趣的样子，以为我竟迂腐到这么一种程度，明明被抓起来关在这个监狱里，还硬不承认是犯人。

其实我并不迂腐，我岂有不知道我们被实实在在地关在这里，锁在小屋子里了，这不是坐牢是什么？看管我们的人也是实实在在把我们当犯人来对待的。但是这里的领导从来不说我们是犯人，而说我们是接受审查的，据说我们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从来不敢说我们是来坐监狱的，而说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对我们实行监护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些聪明的脑袋瓜子，发明出这么一些可以把共产党人抓起来而又合理合法，甚至取个颇赋人情味的名词：监护。这个昭觉寺明明是被改造成为一个文明监狱，却要挂上一块合理的遮羞布：监护所。我看他们甚至可以把这里叫做老干部休养所，疗养院，或者说是把我们弄来住在这个幽静的古庙里是为了修身养性来的。他们是惯于满口马列主义，一肚子篡党夺权阴谋的。各个机关里夺了权的造反派就有一个厉害的法宝：学习班。只要你一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那明明就是进了小监狱，审问，侮辱，劳改，触及皮肉，等等，还要说这都是为了拯救你的灵魂。一切由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刀把子在他们手里，道理也就在他们手里了。

但是，不管怎样，只要他们还一天挂起这块监护的遮羞布，我们就要加以利用，不承认自己是犯人，拒绝他们来提审。

我沉默着，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那个既不是审判官，又不是书记官的角色，怒气更甚，走到我的身边，大有发挥他的职能，威胁着要动手动脚的样子。笑话，我还怕你这一套吗？这里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直接管理的，量他也不敢动手打人。我没有理会，处之泰然。

第二“审判官”怒不可遏，拍！在桌子上拍一巴掌，叫：“你关在这里，还这么猖狂！我看还没有把你批斗够。把你拉出去，开十万人的大会批斗你，一个人吐你一泡口水，就把你淹死了。”

哼，他以为对我咋唬一顿，就压服了我。我用和他们同样高的声音回答：“你们有本事叫省革委开我的批斗会吧，这有什么了不起！我见过的场合多了，大江大海走过来。”我量定他们不过是从外地来的外调人员，有什么神通拉我去开批斗会？省革委的门他们还不一定进得去呢。我补充一句：“你以为省革委是你们手里的方便的鞭子吗？”

这一句揭他们老底的话，把他们说得脸红了。第一“审判官”似乎冷静一些，用平和的调子对我说：“你这么顽固不化，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呀。”

我还在气头上，回了他一句：“我从来没有想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不下的时候，我们这里的负责人（他是一个团长）大概听到我们在吵什么，匆匆地走进来。

第一“审判官”趋上前去和团长说了几句什么。团长对我说：

“你怎么老是这么不冷静？不要吵了。他们向你调查材料，你老实回答就是了。”

我说：“他们说是提审我，我不是犯人，为什么提审我？我拒绝回答。”

团长当然明白，在这里是不能叫我们为犯人，也不能公开提审的。大概是这几位大有来头的外调者，以为采取安排提审犯人的架式，就可以压服我，说出他们需要的材料来。然而团长从他们的经验中知道，这样作对这里的老家伙是行不通的。他把第一“审判官”叫到门外去，叽咕了一会，又走回来。团长对我说：

“不是提审，是外调。好了，你们谈吧。”说罢他出去了。

第一“审判官”忽然变得和颜悦色地说：“好吧，我们是来找你外调的，希望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我也心平气和地说：“就我所知，实事求是。”

弄了半天，这样才进入了“外调”的正题。

“我们来找你调查的是关于肖*在成都活动的情况。肖*，你认识吗？”第一“审判官”问。

肖*，我怎么不认识呢？那是个深入虎穴，英勇奋战近十年之久的好同志嘛。但是，也许正因为这样，正因为他曾经在敌特内部活动过而现在脱不到手吧。我这个作地下党工作从来没有被捕过，连和国民党、三青团也没有沾过边的人，尚且被怀疑为叛徒、特务。肖*当过正牌的“特务”，他的日子恐怕是很不好过的。我很想知道这位老战友的情况，便先问一句：

“肖*，我当然认识，他怎么样了？”

“你别管他怎么样了，你回答问题吧。”第二“审判官”说。

还是第一“审判官”通情达理一些，说了一句：“他的问题很严重。你谈一谈他在成都活动的情况吧。”

于是我把肖*在成都的情况，就我所知，如实地开始说起来。坐在桌子旁边隔我座位不远的“书记官”正在握笔作记录。我斜眼看了一下，忽然发现在他的面前的纪录纸下赫然写着的仍然是“提审记录”几个字，我又火了。我说：

我拒绝说话了，为什么他写的还是“提审记录”？我指着记录纸说：“他这么写，我拒绝签字。”

“好吧，改成调查记录吧。”第一“审判官”对“书记官”说。

那位“书记官”只好把第一张纸扯下来撕了，重新在记录纸上写上“调查记录”几个字。

我才继续谈肖*在成都的情况。我特别强调他是奉党之命，打入敌特内部去活动的，他是在我们川康特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的。

“川康特委有几个人知道他的活动？”一个人问。

“三个人，特委书记，我和我们派去与肖*接头的一个同志。我是特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他的情况我完全了解。不过特委书记和肖*接过头的那个人都已经不在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证明了。”我如实地回答。

“哦，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证明了。”第一个调查人说话的口气，明显听得出来，是带着问号的。一个人证明另外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证明，当然是问题。我知道，肖*的困难之处，恐怕就在这里。然而这又是事实，当时不能允许更多的党员知道，只容许书记、副书记和派去和他接头的三个同志知道，书记和接头的人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能证明。但是我证明的都是确实的。

第二个调查人抓住这个空子来攻我，并且说得非常难听，他说：“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证明肖*在成都特务机关里的活动，一个坏蛋证明另外一个坏蛋是好人，叫我们怎么相信？”

我很反感地说：“既然我是坏蛋，你们来找坏蛋调查干什么？我们不用谈下去了。”

“当然，可以不这么说。但是因为只有两个人互相证明，也不能排除互相包庇的这种可能性吧？”第一个调查人果然高明一点，说得得体一些。他加了一句话：“你总得找出第三者来证明才行呀。”

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哪里去找第三个人来证明呢？的确叫我为难了。

第二调查人又追问：“你证明他是共产党派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去的，但是你怎么能证明他在特务机关里没有变成真正的特务呢？”

他问的这个问题的确刁钻，但是正因为这样一句问话，却使我找到有力的第三证明人了。我说：

“我完全可以证明他在特务机关里没有变坏，而且有足够的证明人可以证明他在特务机关里为党的利益而舍生忘死地进行过战斗。”

于是我把肖*在敌人特务机关里一些活动情况说了出来。肖*曾把敌特组织系统、人员以及敌特活动方法，诸如调查、内线、跟踪、守候、化装、通讯、逮捕、审讯等等方面的资料，偷抄了给我们，有的就是偷出来的原本资料。这对于我们了解敌情，保护党组织，对付敌人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你现在有这些证明资料吗？”第二调查人故意拿我的短处，他当然知道我不可能拿出这样的资料来，当时我们随看随毁，那里能保存到现在。他以为这一下可把我难住了，我说：

“你听我说下去嘛。肖*还把敌特要抓捕我们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黑名单送出来交给我们了。”

“但是你现在也拿不出这个黑名单来吧？”第二“审判官”又有意卡我。

“黑名单我当然拿不出来，但是你别为我担心，上了黑名单的人活着的还多的是。他们全是由我们根据黑名单通知了他们，他们才事先走掉，幸免于难的。我想你们总可以相信，不会料到还有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更不会料到一定会清查肖*，因此我为了包庇他，早早地和一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约好这样的口供吧？我现在被关在这里，也不可能自由行动去向他们通风报信吧？而且他们恐怕大半也已失去自由了。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批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时疏散走了的同志。你们去问一问他们，看他们会不会说出是我亲自去通知他们，告诉他们已经上了敌特机关的黑名单，已经决定了大逮捕的日期，他们必须立刻疏散出去，不得有误。如果他们说的确是这样，那么我告诉你们，提供这个黑名单的就是肖*，他为党立了大功。难道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真牌子特务，把逮捕共产党的黑名单拿出来交给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吗？”

他们满以为从对我的“审问”，可以既抓到我这一个叛徒，又可以抓到肖*这一个大特务，为“革命”，同时也为他们自己，立一个大功的。现在落空了，他们只好蔫气，没有词儿了。

还是我把这一台戏收了场，我说：“现在别的话都是废话，等你们去调查了再说，你们如果有兴趣，还可以来找我。”我又加了一句他们听起来不入耳的话：“但是再要来提审我，我是敬谢不敏的了。”我把“提审”两个字说得很响。

他们去调查的结果怎么样，我不得而知，反正再也没有来找我。后来我碰到这些上过黑名单的同志，都说他们对去调查人说清楚了情况，要不是有这张黑名单，他们大概都早已变成烈士了。

“讲得好，你讲得很具体，很生动。”肖*一面不断给我的茶杯里添开水，一面给我的脸上“刷浆子”。【1】

“别给我灌米汤了，还是说你的那一段吧。”我催促他。他却还是磨磨磳磳，不肯多说。他说：

“要说我这几年的遭遇，我受到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恐怕不比你松活。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更不要说象你说的那样生动了。你好象是有意而为之似的，在你受折磨的时候，你已经想到将来有一天要向朋友们摆这个龙门阵似的，把那些事情有条有理地存储进你的脑子里去，现在一桩一件地从你的脑子里倒出来就是了。我却不同，那个时候我能想到的就是永无翻身之日，死无葬身之地。正如他们声称的那样，象我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高级特务，又潜伏在共产党里几十年之久，还不罪该万死万万死吗？有的时候他们整得我急了，只想快点吃一颗‘卫生汤丸’【2】了此一生，至于功罪是非，留待后人去评说吧，何必老在这种生命的走索线上提心吊胆地挣扎呢？所以我压根就没有想到有一天还能遇到你这样一位老朋友，一吐衷肠。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挨过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巴不得已经吃了忘魂草，把头一天的事全部忘记光。现在叫我怎么说呢？”

我端起茶杯，不说一句话，笑着看他。我知道不管多么简单，他还是会说几句话的。果然，他到底还是开了口。

“不管怎样，你刚才说的这一段，的确救了我的老命。我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专案组把我叫去，对我说：‘你的问题搞清楚了。成都那一段我们找了当事人，给你作了证明。’‘找到谁了？’我问。‘这个你不用管’。他们回答。但是我相信一定是你们川康特委的同志，很可能是找到你，因为除了你们，再也没有人能够作出最有力的证明了。我当时想过，如果你不出来证明，或者你已经死了，无法证明，我这顶特务帽子非戴进棺材里去不可了。当时看到你被揪出来，报上点了大名，大批特批，还说你是四川‘三家村’的黑掌柜。我知道，北京‘三家村’的掌柜邓拓没有活出来，连‘三家村’的伙计吴晗也没有活出来，你这个当掌柜的能活出来吗？我真是担心呀。所以后来宣布查清楚了我在成都潜入特务机关活动的这一段，我真是喜出望外。”

“你为什么被搞得那么深沉呢？”我引导他说话。

“是老牌特务检举了我呀。”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听说北京的红卫兵在造反派导师们的指点下，揪出了六十一个叛徒，这六十一个叛徒现在都是党的高级领导人，这还得了？又听说揪出这个大案的造反派立了大功，他们的导师说，‘这值得给他们两个中央委员当。’”造反派里当然不乏想捞个中央委员来当的人，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揪叛徒查特务的运动，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搞得更红火，一时乌天黑地，共产党里简直到处是叛徒和特务。那些造反派的导师们又想起一个‘以毒攻毒’的妙计，在被我们抓起来判刑的原国民党特务中发起一个立功运动，要他们检举还暗藏在共产党里的特务和叛徒。这一下可就好看了。

“这种功那些国民党特务难道还不愿意立？”于是各种检举材料搞出来了。有的材料是那些百分之百革命的造反派向特务指供、逼供搞出来的。全国一片揪叛徒查特务之声，我还能跑得脱？因为我在名义上的确干过货真价实的特务嘛。听说好些特务检举了我，说‘有一个重要的特务，长期埋伏在你们公安部门，做了高级干部，你们还不知道。’

“这还得了，听说那位‘红都女皇’看到了这份材料。大发雷霆，说公安部长竟然包庇了这么一个大特务，立专案查！”于是立了我的专案，当一个大案子清查起来。可怜我跟他去某省工作的这位公安部副部长也因为我脱不到手。他的冤死虽然不尽然因为我的牵连，但不能说没有关系。

“我的专案立起来了，而且是在那样大权在握的女人命令之下立起来的，这就非同小可，还有我的好过吗？你是曾经在专案之下过过几年苦日子的，你大概能够体会，就是你刚才说的那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革命几十年，竟然落到这样一个女人的淫威之下，还有什么想头？但是不准你轻易死去，吃饭、睡觉、拉屎，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以为从我的口里一定还可以挖出更多的、隐藏更深的叛徒和特务来。看那架式，叛徒的预备名单里就有你，只等我来揭露了。”

“正是呢。”我说：“他们对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早已不感兴趣，他们一心一意想从我的身上挖出一个叛徒集团来。”

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在被关起来的时候，忽然听到土广播，说四川查出了一个以我为首的二百人的叛徒集团，并且说已经向到四川来检查工作的“中央文革”的领导人王力和谢富治汇报了，王、谢二人下令立四川地下党的专案，查这个叛徒集团。后来在造反派的小报上也看到这样的报道。好家伙，二百人的叛徒集团，比北京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还大三倍，我竟然在这二百叛徒集团中“为首”，真是不胜荣幸之至。虽然我们这些“叛徒”还没有爬到重要岗位上去，不能和北京的叛徒大人物们比，但以量胜质，清查的英雄们说不定也可以捞到两个中央委员来当一下呢。无怪乎那时造反派对我这个早已被他们拋到一边的“死老虎”忽然又大感兴趣起来，以至我们地区的两大造反派都在阴谋抢劫我。而一当我被一派抢去关起来以后另一派就大肆攻击，以至动刀动枪，火併起来。都说我这个大叛徒是他们对方的黑后台。

当时我被造反派的某一派阴谋抓去关起来以后，他们为我专门组织了一个带着军犬的战斗队。几乎每过几天就审问我一次，每次都做到了把我“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搞了许多次审问，却还是不得要领。审问我的一个造反派战士要我天天写历史材料，我写了六十多份，还要叫重写。甚至对我宣称：“你必须把解放前的十几年中每一天你干过什么，都交待出来。”我说：“每一个月干过什么，要交待出来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又给我以“帮助”，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肤和筋骨。然而还是没有效果，他们梦想在全国揪叛徒运动中，作出惊人的突破，没有成功，因为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呵。

主观愿望既然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而又不甘心把吊到嘴边的一块肥肉轻易拋弃。于是我的日子十分难过，那是可想而知的了。我曾经在拘押我的小屋里的一张小课桌的底板上贴上一张遗嘱，声明我决不是自杀而死。我知道他们是很会玩这一套把戏的，把你整死了，却说你是畏罪自杀。有人告诉我，《红岩》的作者之一就是这么“自杀”的。当时抓我的两派越斗越红火，似乎对于我志在必得，两个中央委员到底是有诱惑力的。于是呯呯嘭嘭，武斗起来。后来我实在不想在他们发射的流弹中被打死，下决心逃跑。我把作地下党秘密工作的一切招儿都使出来，终于逃出狼口，费尽心机逃到北京躲起来。可是不久又被北京的造反派发现了，通知了四川，又被四川的“新生红色政权”把我抓回成都，送到有名的昭觉寺，和大走资派们关到一起。

在那里，看来他们专案组对我的叛徒嫌疑还是特别有兴趣。我感到奇怪，我从来没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连国民党，三青团以及任何反动组织我都不沾边，我怎么能是叛徒呢？

“哦，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对肖*说：“大概和你这个老牌‘特务’被揪出来了有关呵。”那个时候到处盛行着一种推理方法，据说一个无辜者可以从拉屎洒在茅坑边上而最后推演成“反革命。”我在解放前既然和一个连自己也承认的货真价实的特务有联系，而我当时竟然无恙，不是叛徒是什么？

“因为在你这个叛徒身上突不破，反倒证明我是真资格的共产党员，结果我这个特务也就不那么货真价实了。”肖*也悟出了这个连锁道理。

“但是”，他说：“特务帽子戴不上，可也没有让我好过。他们说‘尔总应该接受改造吧’。于是我被送到劳改农场去改造了几年，直到病得实在不行了，才放我一条生路。我乘机请假溜到北京来治了两年病。”肖*讲完了他的这一般故事。

我和肖*两个人摆到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还不想分手。他给我换了好茶，又闲聊了起来。我们谈到一九四八年肖*离开成都到南京，后来他被解放军俘虏的那一段生活。

一九四八年的八月，肖*向川康特委报告，他的特务上级命令他调往南京，到国民党的一个整编师里去任政工处处长。相当过去一个军的政工处处长了。这当然是升了官。这是国民党和解放军打仗，接连吃了败仗，想强化军队中的特务统治，以为这样可以提局战斗力。说实在的，川康特委当时头在不想让肖*走，因为他在国民党省特务委员会里正在上升中，可以掌握大量的情报，这对于保护地下党组织，作用很大。但是我们的上级指示我们要让他走。我们也考虑他到南京是去国民党保卫南京的卫戍司令部下的一个整编师里掌握政治大权的，这对于我们解放军将来解放南京，会起里应外合的妙用。而且特务内部的纪律还是很严的，说不出明显的道理而不去，是容易引起怀疑的。川康特委还是以大局为重，同意他去南京。但是他的党的组织关系是不能象一般党员的关系那样转移到南京去的，必须由川康特委报到中央，再由中央转过去。然而一时又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告诉他，他的组织关系存在川康特委这里，他在南京必须象许多潜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一样，要准备长期独立作战，相机行事。

肖*便这样离开了成都，到南京当国民党的官去了。

肖*走了以后，特务活动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这使川康特委吃了大亏。一九四九年一月，敌特在周密布置下，突然攻进川康特委的领导机关，有两位领导人被捕。虽然及时作了组织疏散，把被特务打开了的漏洞堵了起来，但是组织到底还是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一些好同志被捕，牺牲于“中美合作所”，其余的同志因为疏散和调整，活动的能量也减弱了。这时我们又想起了肖*，他要还在成都，就不会出这么大的漏子了。

肖*走了以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蒋管区兵荒马乱，交通阻塞，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只听说国民党驻守南京的部队，有的打垮了，有的撤退到台湾去了，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川康特委遭到特务的破坏后，我们把善后工作作完，便奉命撤退到解放区去。我们到香港，转北平，又随军南下接管武汉，戎马倥偬，南北相隔，更无法知道肖*的下落了。他也许在乱军中被打死了？也许执行党的纪律，未得到撤出的通知，只得跟着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去了？也许被我解放军俘虏了？这当然是最幸运的了。但是一时得不到川康特委的证明，他在被俘后还是被当作特务头目来看待，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甚至也许他被川康特委会里出的叛徒供出他来，他已经被敌特抓起来，那就凶多吉少了。虽然这个叛徒并不知道肖*的真实下落，而且他只知道肖*的党内名字，这和他在特务机关里用的名字是对不上号的。然而敌人是会千方百计地去清查的。如果清查出来，他就会必死无疑了。出了叛徒，我们不能及时通知他，在我们的思想上背上一个老大的包袱。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在武汉华中总工会工作。有一天夜晚，我们川康特委的原来上级，现任华中局组织部长的钱大姐，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中央组织部有事情要找我。

我问她：“什么事？”

钱大姐说：“你知道肖*这个人吗？”

“知道。不过他原来叫李亨呀。”我回答。

“他正是自称李亨。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我们的党员，是派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去工作的秘密党员。他怎么样了？他现在还活着吗？”我真的对于肖*的下落十分关切。

“他在国民党一个师里任副师长、政工处长，已经被我军在湖州附近俘虏，经他本人要求，押去北平。经中央社会部核查，档案里有这么一个叫李亨的人，但是十多年来档案里没有任何纪录，也不知道后来他的表现如何，因为早已交到地方党组织领导去了。他说他在成都国民党特委会中工作时，是受川康特委的领导。你是川康特委的负责人之一，所以要问你。”

“他在成都工作的一段，我完全可以证明，他是一个好同志，我们正在找他。我们将来进军四川，正需要他来和我们一同进军，快把他送到武汉来吧。”我回答说。

过了半个月，钱大姐通知我到华中局组织部去，她说肖*已经被送到武汉来了。我急匆匆地赶到华中局组织部去，想马上见到肖*。但是在半途上我忽然想起来，肖*在成都敌特机关工作时，他的组织关系虽然是在我们的手上，他在成都的一切活动都比较清楚，但是当时为了安全，是派一个普通同志去见他的，我并没有和他直接见过面。现在来的这个肖*是不是在成都的那个肖*呢？会不会是敌人已经抓了肖*，从他的口中知道川康特委除了那个叛变了的人再也无人和肖*见过面，因此派一个特务假冒肖*被俘，想混进革命队伍里来呢？在那样的年代里，这样的假冒并非没有。因此我不能冒然和他见面，并且为他作证明。

我到了华中局组织部，见到了钱大姐，说明这个情况，钱大姐认为有道理。但是怎么才能辨别真假，却找不出一个办法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我一块撤退到解放区去的原成都市委的负责人之一老彭对我说：“昨天晚饭的时候，我忽然看到李亨也在食堂里吃饭，我没有敢喊他，他是什么时候到武汉来的？”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正在苦于无法证明的肖*，老彭一下认出来了。因为我知道肖*是一个假名字，他进入敌特机关前的名字叫李亨。李亨、肖*是一个人，老彭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认识的李亨是成都四川大学的一个“民先”队员（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但是不知道他后来改了名字进了特务机关。我知道肖*即李亨派入特务机关工作但我没有见过面，现在我们两个凑在一起，便可以证明无误了。我向钱大姐汇报后，她叫老彭再在食堂里去偷偷看个仔细，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李亨，然后在我和他见面时，老彭再设法试一试，看李亨反映如何。

我和肖*两个被安排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见面。由于肖*的身份还没有得到证实，我实在无法对他产生患难后同志相见的热烈感情，对他的接待是公事公办的样子。肖*对我这样的冷淡态度，明显地表示不满。出生入死干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了家，对他却是这样的冷淡，未免叫人寒心。其实我何尝不想一下扑向前去，把他拥抱起来，叫一声“同志，你辛苦了”呢？但是我还强忍着。忽然老彭按照“导演”安排的行事，装作偶然从会议室门口过路，随便向里面张望一下的样子，并不看着肖*，直接问我：“李亨在这里来过吗？有人找他。”

我看得明白，肖*突然站起来，自言自语：“谁在找我？”当他在门口看到老彭时，高兴地叫：“老彭，你不认识我了？在川大。”

我们终于弄清楚了原名叫李亨，改名肖*，打入敌特机关的同志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下面发生的事不用细说，我热烈地拥抱肖*，对他说：“你真是肖*，同志，你受苦了。”

肖*笑了，成串的热泪从眼眶里冒了出来，滴在我的手上，怪烫人的。

“我真不知道你还活得出来。”我们坐下来，开始谈话。

“我的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敌人的屠刀下逃出来。最糟糕的是不知道是由于我的上级出了叛徒，还是由于我的警惕性。及时嗅出特务在对我搞阴谋的一点气味来，我作了一点措施，没有落入到他们的陷井里去，更幸喜得我们在湖州被解放大军包围了起来，我当了自家人的俘虏。不然我早已作了他们的刀下之鬼了。”肖*说得那么随便，那么自然，好象是在摆张三、李四的一个龙门阵似的。但是凭我的经验，我知道他是经历了多么大的风险，九死一生也未必能形容他的经历。

“你谈一谈你被自家人俘虏的这一段愉快生活给我听一听吧。”我催他，他谈了起来：

“当我所在的那个国民党的师在湖州附近被解放军包围起来，我也当了俘虏的时候，我真的大声笑了起来，不禁喊道：‘我解放了’！”连看守我们的解放军连长和战士都感到奇怪。这个被抓到的国民党大特务怎么了？犯了神经病了？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们什么，因为坐在我旁边的还有许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呢。不过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再叫一声：‘我解放了！’肖*举起茶杯来猛喝一口，好象这才是昨天发生的事，他乎里举的是一杯美酒，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举杯欢庆。然而这却是近三十年以前发生的事了。

肖*似乎还沉浸在当时的欢乐中，继续说：“当时，我们两个师向杭州撤退的途中，我知道在我的面前明明摆着三条路：一条是国民党的特务已经发现我，在行军途中把我杀掉；一条是我还没有被发现，只好随大军退到台湾去，那样也许我一辈子也回不了大陆，只有在台湾战斗至死了；第三条是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当时很有可能走前两条路中的一条。我万没有想到到头来却走上最幸运的最后一条路，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所以当我被俘的同事们都在愁眉苦脸的时候，我却兴高采烈地要求解放军快审讯我。”

“当我接受审讯的时候，我对审讯我的军官说：‘我要求单独见你们的军政委’。当军政委单独接见我的时候，我说出我是共产党员潜入敌特内部去活动的，我在共产党内的名字叫李亨。过了几天，我就受到了礼遇，他们并且派人护送我到北平。这一下才真的回了家了。”

肖*其实不知道他受到的礼遇和被送到北平，却也有一番周折。我现在才告诉了他。

当时，那个军政委打电报到中央军委转中央社会部去查询肖*即李亨这个人。社会部从档案里只查到了李亨这个人，但是李亨这个人后来交给地方党组织去联系去了，李亨现改成什么名字，活动情况如何，从档案里查不到。因此移送到中央组织部，向四川的地下党领导人查问。这样才通知了原来领导四川地下党的钱大姐，钱大姐问了我，我们设法证明了李亨就是肖*，并且证明了他在敌特机关的活动情况，我要求快把他送到武汉来，准备和我们一块进军，解放四川。

“是这样，老兄你才受到了礼遇的。送到北平转到武汉来的。”我把这个过程告诉肖*后，肖*说：

“原来是这样，老兄要是不能证明，我不仅受不到礼遇，恐怕还要当成特务头子挂起来，吃自己人的苦头呢。不过，”肖*接着说：“我到了武汉，你们对我这个在敌特机关活动、出生入死，幸得生还的人，开始时那么冷淡，也真叫我寒心。后来还叫老彭出来演一台辨认真假李亨的事，你们真有意思。”

我说：“不那么办怎么行？我在成都虽然知道你的一切活动情况，都没有和你见过面，和你直接接头的同志又已经死了。如果真是特务扮成假李亭，乘机混了进来，那就后患无穷了。这样的事并不是没有呀。”

“你的谨慎当然是必要的。过去国民党特务和外国间谍并不是不懂得玩这样的把戏的。如果我真是一个真特务、假李亨，由于你的疏忽，混了进来，那就真有好戏看了，够那些编间谍小说的作家编出一本书来的。”

“那一定惊险有趣，大有销路。”我打趣说，“不过，我和你接上关系以后，你唱的有声有色的那段戏文就得改写了。”

是呀，我和他接上关系以后，他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进军四川后的肃清特务斗争的准备工作里去了。他写了几万字的十分详尽的材料，把四川的特务组织的历史、系统、人物、活动都说清楚了，最可贵的是他提供一批敌特布置在四川潜伏的特务线索。我们回到四川以后，便按照这些线索，抓了一批特务。经过审讯，又扩大一批线索，又抓了一批，给潜下来的敌特分子以歼灭性的打击，把敌人搞得很痛。

“那真叫痛快呀！”肖*还为那一场肃特斗争的胜利而高兴。

说到这里，我对肖*说：“正因为把敌特打得很痛，我却差一点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是怎么一回事？”肖*问。

我说：“敌特遭到惨重的打击，便认定是地下党提供的线索，我是地下党的头头之一，所以决心要报复，他们准备暗杀我。”

“你怎么知道？”搞公安工作的同志总是这么敏捷地想打破沙锅问到底。

“这是在进城后搞肃反的时候，从一个被抓到的特务的口供中知道的。”我说：“我看过那一份供词。那上面说，敌人决心暗杀我，他们把我在川西区党委的住处查访到了。并且以谈地下党问题的名义来找过我，把我的像挂好了，连我日常进出机关的路线、坐的车子的号码都搞清楚了。那个特务头头准备去乐山布置他们的工作回来以后，就对我动手。谁知道他的部下已经被我们抓了，供出他来，他一去乐山，就被我们抓了，所以再也没有机会对我动手。”

“好险，他要是没有被抓到，老兄说不定早已成烈士了。”肖*开玩笑地说。

“那也不见得，当时我们的保卫工作还是做得相当好的，纪律规定也很严格。我从来不一个人上街散步，我一出门就坐车子，还有两个警卫人员和我在一起，我们都带着枪，要是打响了，只要第一枪没有把我打死，还是够那些特务们消受的。”我说。

“哦，”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晚上十点半了，我们的第一次夜谈似乎还没有说到头。我说：

“以后的事我们下一次夜谭再摆吧。下星期六晚上你到我住的招待所里来，有好菜，还有好酒呢。我带来了一瓶五粮液，真资格的。”

“好！”他那么痛快地同意到我那里去，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五粮液发挥了威力。

“下一回该你谈谈你到南京后直到被俘的这一段的故事了。至今我还有一点印象，你那一段生活是很精采的，肯定比我们今晚上摆的这一段精采得多。”我说。

“好。”他同意下一回由他来谈，我很高兴。

我告辞出来走了。

【1】刷浆子，就是给别人脸上贴金，夸奖人的意思。

【2】卫生汤丸：四川旧社会中对弹丸的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