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学是一种药品，有点危言耸听了。

可我信。

这种药品有兴奋作用，有时能使人去除忧愁，忘却烦恼。

我记得我少年时期的许多个日子就充满了忧愁：家里缺吃的、缺烧的，没有像样的衣服，母亲有病却没钱买药，上学交不起学费，每当放学回家听见母亲病中的呻吟声，心就往下沉，少小的我已经学会了皱眉头。为了排遣忧愁，我常在晚饭后去听大人们讲故事，那些故事多是从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中挑出来的。那些漆黑的只有夜风呼啸和狗吠的愁烦之夜，因为有黛玉和宝玉的斗嘴，有诸葛亮的“空城计”，有武松和老虎的搏斗，有孙悟空的金箍棒，而变得五彩缤纷极有趣味了。它让我把忧愁一下子忘到了脑后，每当我听罢故事沿着村中的小道往家走时，竟有些心旷神怡了，竟有一种想哼唱歌曲的冲动在心里升起。今天回想起来，当年我所以会那样，就是文学这种药品的兴奋作用使然。

这种药品还有致幻作用，有时能使人产生美妙的幻觉，进入一种非现实的神奇世界。

有一段时间，我读了许多描写爱情的小说，像《茶花女》《伊豆的歌女》《爱情故事》《霍乱时期的爱情》《红与黑》等等，我在被那些故事感动的同时，也开始幻想自己有一天能遇上一个美丽的姑娘或少妇，也开始一场感天动地的爱情。幻想的时间长了，有一些幻想出的情节便像真的一样存在于自己的脑子里，在一些细雨抛洒的白天和微风轻拂的月夜，幻想中的女性会飘然走到眼前，尽管来者似裹在薄雾之中，可那真是美妙的瞬间。

这种药品还有治疗健忘症的作用，常能使人回想起被遗忘了多年的往事。

我们每个人一生中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大脑不可能全都记下，没办法，便靠遗忘来帮忙。有的人干脆得了健忘症，把所有过去的事情都忘了。健忘症是需要治疗的，治疗这种病的药物很多，文学似乎也可以算作一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情节、语句，都可能成为触发记忆复苏的媒介。我记得我在读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边城》这两篇小说时，被其中的一些描写勾起了许多早被我忘掉的少年时代的往事：和伙伴们在小河里抓鱼，月夜里去生产队的西瓜地里偷瓜吃，和母亲一起在田野里蹦跳着寻找野菜，夏季的正午去荷塘里游泳，秋天的午后爬上树去捅鸟窝，坐在小船里摇摇晃晃渡过白河……那一幕幕早被忘却的趣事又一一在脑海里浮出，这种记忆的复现不仅让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拥有过许多美好的日子，这个世界并没有太亏待自己；同时也让我发现，自己那颗已被世俗生活磨硬了的心因这些往事的忆起而重新变得柔软了。

这种药品也能治疗人的心理失衡，多少能使人的胸怀在不知不觉间往大处变。

我们在生活中难免要遭遇挫折，挫败感和不平衡感可能随时产生，比如，同样做工作，别人提升了；同样的年龄，别人事业有成了；同样的努力，别人赚钱成了富翁；同样的条件，别人娶了年轻貌美的妻子；同样的家庭人口，别人住上了面积很大的房子。这都容易让我们心理失去平衡，产生痛苦。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看看《红楼梦》，去看看贾、王、史、薛四个家族各色人等的下场，你就会明白世上的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归一个人，我们辛辛苦苦获得的一切，最终又都要被上帝一样一样收走。既是这样，我们又何必为没有得到某一点东西而耿耿于怀痛苦不已？如此一想，人大约就会变得达观起来，心理就可能恢复平衡。

这种药品还能对治疗人的孤独症发挥作用，能让一些患了孤独症的人重新回到人群中。

有的人患了孤独症，希望避开人群，喜欢独居一室，不愿与他人接触，不过只要这个人还爱读文学作品，他的孤独症就仍然可能治好——文学作品总要抒发人喜怒哀乐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可能不对孤独症患者的内心造成冲击；文学作品总要讲述一个人、几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这些他人的故事总要在孤独者的内心引起或大或小的波澜；文学作品要使用优美的语言，这种文学语言不可能不在孤独者的内心里引起或强或弱的快感。这些内心的变化，最终会使他感觉到人群对他的吸引力，使他能慢慢地重新回到人群里。

这种药品也能对人的冷漠症起疗治作用，把人失去的爱心或多或少地唤回来。

好的文学作品，不管它是写什么的，内中必然都饱含着爱，或是爱异性，或是爱生命，或是爱孩子，或是爱社会，或是爱自然。这种爱被作家用语言的糖衣裹好后，很容易被读者也包括那些患了冷漠症的读者咽进肚里，久之，冷漠症患者肚里积存的爱多了，那爱就会燃起火苗，将原有的冷漠一点一点蒸发掉。

文学这种药品所起的作用，只限于人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疾患，而且也只能作为辅助药品。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过分夸大，就可能误人治病。

文学既然是一种药品，它的制造者——作家，就应该小心它的质量，不能出残次品，否则，是要害人的。

作家造这种药品时不能掺水太多。掺水多了，就要影响药效，读者拿到药品，闻上去没有半点药味，吃下去没有半点作用，是要骂人的。

作家造这种药品时不能随便加有毒成分。加了毒物，读者拿过去吃下，或拉或吐，或出血或休克，可是要伤人的。

作家造这种药品时不能随便减少应有的成分，比如语言的韵味，少了它，作家固然可以省力，可也会降低药品的质量，使读者蒙受损失。

不论哪朝哪代，做药的人都要讲个医德。没有医德这个无形的东西束缚，这个动辄就可能出人命的行当怕是很难维持下去。作家既是也可以称为造药品的人，那就也要遵守医德，就是说，不胡来。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钱这个东西谁也离不开，药工需要，作家也需要，但需要必须取之有道，否则，就叫缺德。历史上缺德的作家并不是没有，不过他们都已经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作家还是要认认真真地带着一点责任心去写，也就是去造一种治不了多少病可也能治一些病的药品——文学作品，这才算作讲了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