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故事，我是从网上看到的。

网上说，他们是双胞胎兄弟，学习都好，初中毕业时，一同考取了县上的高中。但家里穷，无力供他们继续上学。这哥儿俩自然心有不甘。他们一商量，一推让，就确定了只留一人仍当学生，而另一个，除了要辍学务农，还得在挣自己饭钱的同时，供另一个上学。出去上学的是弟弟，留家务农的是哥哥，三年下来，弟弟如愿考上了大学。可哥哥并未革命到头，卸鞍解甲：他房也不盖，婚也不结，连双新袜子都舍不得穿，继续省吃俭用地供养弟弟，直到弟弟大学毕业。弟弟很快有了工作，成了人才，挣了大钱，但他不忘哥哥的恩情，不惜血本地反哺哥哥，终于帮哥哥圆了求学之梦。又过了几年，重返校园的哥哥结束了高中学习参加了大学自考，一番努力后，三十大几的哥哥不单拿到了大专文凭，还成了当地最有学问的农民，并靠所学的知识小有发迹。近年来，这对双胞胎兄弟每每促膝把盏，彼此间不光感情上没半点儿隔阂，知识学问上也不分伯仲。手足情，孔怀亲，让所有了解他们成长轨迹的人都唏嘘感叹。

网上的故事真假莫辨，这个新闻也好，其他新闻也罢，一般我只一看一过，并不把它们太当回事。我认识个做网站工作的前文学爱好者，他向我泄露过商业机密，说有时候，当网上缺少吸引眼球的社会新闻时，他们就编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贴上去，让大家跟着唏嘘感叹。反正不犯政治错误就行，不至于惹来官司就行。他说，像我这种有文学底子的人做这种事，完全就是中国足球队横扫老挝、关岛、柬埔寨、马尔代夫。

我不知道那双胞胎兄弟的故事是真是假，但我相信，世界上，这样手足相帮、孔怀互济的事并非少数。血缘亲人间的奉献与牺牲，是人类得以一步步走向文明的重要保证，同样，那奉献与牺牲，也昭示了人类关系中的某种精神寓意，它让我们面对那些兄弟阋墙、姑嫂勃谿、夫妻反目、父子为敌的日常生活时，能多一些坦然与体谅、宽容与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欢迎各网站多编发此类新闻，假的也无妨，效果好就行。同样的，报纸电视等各种传媒，党政军，工青妇，包括作协文联这样的帮闲单位，都应该制造一些此类新闻，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提升现代人那悬浮在深渊里的情感指数。

我没有暗示上边那个网上故事是假新闻的意思。我提起它，在看过它许久之后又把它复述出来，只是为了引出两个在我看来更真实的故事，因为它们同样与兄弟、与升学、与相帮互济有关。

我说我要讲的这两个故事“在我看来更真实”，也没什么过硬的依据，其理由只在于，它们一个是我从电视专题节目里看到的（电视台也经常弄虚作假，这我知道，但我看的这个专题片似乎没什么漏洞），另一个，是我一个朋友亲口讲的他学生的事（我朋友也可以胡说八道，但对我他犯不上编谎，我又不是他的领导同事。我朋友是中学历史教员不是小说家，连文学爱好者都不算，他和我闲聊天时说到他学生，只为消磨酒桌上的时间。前不久，他为了从县城学校调入沈阳，特意来沈阳联络感情。他白天给各相关领导送礼上供，晚上就在我家住宿，是在我家住时，他提到了他那对兄弟学生）。

电视专题节目里那对兄弟的故事我不想多讲，我估计许多人都看到了。那故事中，是弟弟打工供哥哥读书，哥哥对弟弟感激涕零。可有一次，给人干活时，弟弟一时心生贪念，偷了人家一大笔钱，然后就吓得东躲西藏。公安人员找到了哥哥，动员他引蛇出洞大义灭亲，将他弟弟绳之以法。哥哥经过思想斗争，毅然决然地帮助公安抓到了弟弟。当然事情没完。与网上的故事大同小异，哥哥大学毕业有收入后，弟弟也走出监狱获得了自由。哥哥千方百计将弟弟送到一所重点高中，鼓励他接受学校教育，掌握文化知识，将来做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那专题片结束时，重返课堂的弟弟正在书声琅琅中发奋学习呢。

下面，我想重点讲的，是我那个朋友的学生的故事。

要对他们家的境况做出概括，与概括当地大多数人家没什么不同，用一个字就足够了：穷。他们家五口人，父母，以及年龄均相差一岁的三个孩子：女儿、儿子、儿子。这样一个五口之家，每年的收入只有千元上下——就一千吧，平均每人两百左右，好计算些——穷成了什么样可想而知。我也清楚，如今的农村，还有许多更穷的人家，有些家庭，一年到头都见不着活钱。但我以为，不能因为还有更穷的就否认他们的穷，我想说的只是，如果生计都成问题，更穷也好穷也好，同样不适宜念高中大学，那太奢侈了。我知道我的观点会遭人诟骂，但我仍要坚持，对那种因贫穷而无法满足孩子念书愿望的家长，我很理解，不想指责。我主张生存第一、温饱第一。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接受学校教育，接受高等教育，我还赞同终身教育。但我更希望，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不要因为多念了几本书就轻蔑和欺侮那些缺少教育的人，即使与贫富无关，一个人就是拒绝学校教育，也不应该受到歧视。

还说他们家。他们家穷，这与当地那些无法满足孩子念书愿望的家庭一样，但在有一点上，他们家与当地大多数人家又不一样。别人家家长没钱让孩子多接受学校教育，孩子自身也没那兴趣，不管孰因孰果吧，反正这倒减少了不少家庭的矛盾与苦恼。可他们家的三个孩子，虽然也和村里别的孩子一样，想看张报纸都找不到，想多写遍作业都没本子，却个顶个地喜欢学习，又学得好，至少在村镇两级学校里，他们都是所在年级的尖子。对了，老大姐姐比两个弟弟高一年级，两个弟弟虽然生于两个年份，上学却在一个年级。在一个父母都只有小学文化而对孩子受教育这码事又都没多少热情的家庭里，三个孩子学习都好，想必只能用遗传来解释了：这对父母遗传给孩子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聪明基因。

前一年，大女儿曾以高分考上了高中，但她像根本没那回事一样，平静地收起了录取通知书。她知道，作为一个女孩子，父母能允许她读完初中就够大度了，再去读高中，即使父母不说什么，她自己也会不好意思。她在家休整了一个暑假，县城高中开学的同时，她也沿着村里小姐妹们蹚出的路子，一路南下打工去了。关于她的故事，暂且不表，只知道她间或能把数额微小的钱寄回家中，让父母感受到女儿的孝顺与选择的正确，也就行了。我要说的是下一年。下一年，我们这故事的主角也双双结束了初中学习，均以高分考上了高中。但他们也像姐姐一样，根本没想到在自己的命运里，学校生活还能延续下去，他们想的只是，是留在家里务农呢，还是沿着姐姐的足迹外出打工。

这样的情形毫不奇怪。他们家，连一个去县城读高中的学生都供不起，更别说两个了，如果他们还敢有继续读书的打算，村里的乡亲们都会替他们父母打抱不平，骂他们是一对贪得无厌的白眼狼。他们都不贪得无厌，他们都像姐姐那样懂事，他们和父母设计未来时，根本就排除了放弃学业之类的字眼，他们直接讨论的就是，怎么才能挣钱养家。留在家里吧，那点儿农活父母干足够了，多一两个人毫无意义；可进城打工呢，实事求是地讲，兄弟俩都瘦小枯干，相貌平庸，不善言辞，胆怯懦弱，别说手艺，连力气都没有，前景如何，让人忧虑……但这兄弟俩的故事没这样展开。如果这故事真有一个这样的走向，让人也就无话可说了，事实是，这兄弟俩为这故事拓展开的是另一重空间。

听说兄弟俩也要像他们姐姐那样，放弃高中学习，南下打工，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坐不住了，他把那对聪明的兄弟找到了学校。他说，你们家无力供养你们继续上学，可也并没非要你们挣钱养家呀，这就是说，只要你们不给家里添麻烦，他们也可以不指望你们，你们能自给自足他们就满意。班主任老师比兄弟两人大不了几岁，也是农村孩子，他家比兄弟俩的家还贫困呢。可想当初，从初中开始，他就靠自己打草放羊养活自己，读了高中，考了大学，毕业后成了历史老师，在镇上工作，有固定工资，硬是成了他们家乡那个穷山村几辈人里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对兄弟俩说，你俩若能出去一个，就有可能把另一个也带出去，可如果你们放弃挣扎，停止努力，那你俩就都死定了。班主任老师的话很有分量，他除了说出几句以上的定论，还做了大量“历史”的分析。他的思想工作让兄弟二人躁动不安。可那又能怎么办呢？兄弟俩盯着他们有历史感的班主任老师，于茫然之中觊觎着希望。

年轻的班主任老师脸色渐红，不过，那不是紧张或不好意思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红，而是被自己的想法憋成那样的。他的想法有点儿残酷，可他又找不出更温情的办法解决问题，他只能在把想法说出来后，底气不足地又补了一句：供你们参考吧。

班主任的意见还没出口，聪明的兄弟俩就都想到了，他们可以一个读书一个挣钱，挣钱的供养读书的，那就等于没增加家里的任何开销。其实，他们还能想到，父母肯定也有这样的意思，父母知道儿女都聪明，也知道出去读书是光彩事儿，有前途。如今女儿的聪明已经废了，两个儿子的聪明再闲置不用，确实可惜。可是，作为父母，他们怎忍心为不相上下的两个儿子做选择呢？他们宁可秉持平均主义的公平原则，让兄弟俩都放弃出人头地的机会，也不愿意痛苦地取舍。可现在，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引导着兄弟俩向平均主义发起挑战了，兄弟俩，激动得浑身都有些颤抖，血红的眼睛根本不敢看向对方。

还没等他们礼貌地推让，班主任就尖锐地指出，最真诚的谦让也包含了虚伪，他建议让天意选择。他说，没人愿意当举炸药包的董存瑞，也没人愿意当堵枪眼的黄继光，可一旦命运把董存瑞、黄继光的角色派给谁了，谁的董存瑞、黄继光角色也就得演下去，这才叫公平。兄弟俩认可了班主任的公平，通过抛硬币、竞钢锤、猜米粒豆粒的单数双数、蒙起眼睛转圈后指东南西北的四轮二十场五局三胜制较量，弟弟成了即将跻身县城的高中学生，哥哥则彻头彻尾地成了农民。

你必须无条件地帮他学下去，班主任对哥哥说，如果他读到博士后，你就要供到博士后。

你要永远对得起你哥，班主任又对弟弟说，以后，不论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你都应该视他如再生父母。

同样沉默朴实的兄弟俩在班主任面前紧紧拥抱，有点儿像一对外交使节。

兄弟俩的父母对班主任表示了有限度的感激，他们认为，班主任的主意也许能把他们的孩子之一救出火坑。兄弟俩的姐姐知悉这个结果后，从遥远的南方给班主任发来了一封信，其间的感谢毫无保留，她也曾是他的学生。

新学期一开始，某种意义上，哥哥就成了弟弟的家长。如果不当这个家长，不论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哥哥只像姐姐那样，在养活自己之余，偶尔给家里一些贴补——假设他有能力贴补——也就行了。孩子大了能自食其力，家长就知足，除非家中有了灾祸，希望孩子伸一把手，否则，家长对孩子没有要求。可现在，哥哥的角色不光是孩子，他更是一个学生的家长，而孩子对家长可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孩子，哥哥无法轻松自在，他必须像家长一样，把弟弟这个大包袱，稳稳当当地扛在肩上。

前边说过，兄弟俩都瘦小枯干，相貌平庸，不善言辞，胆怯懦弱，别说手艺，连力气都没有，可如果没有弟弟拖累，哥哥仍然要外出打工，这是眼下农村年轻人普遍选择的生存方式。外出打工也不一定就能赚到钱，在城里的农民工，上当被骗的，挨欺受辱的，找不到活干的，有了活干却拿不到工资的，比比皆是。可如今的农民，还是把城里当成天堂。毕竟，外出打工存在着挣到钱的可能性，城里天地大，机会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城里又的确是个天堂。而窝在家中土里刨食，不说别的，光现钱收入，起码从眼下看出去十年，让人根本看不到希望。比如家中那千把块钱的总收入吧，一年下来，弟弟一人就要用去三分之一，还不算吃饭。

对了，只为弟弟吃饭这一项，哥哥就不能背井离乡。

假设哥哥出去打工，他的运气也好得出奇，每月的固定收入不少于——不算他能赚多少吧，只要他能保证从每月的工资里固定拿出一百五十元钱，不，一百一二十元吧，寄给弟弟就行，他做得到吗？一百一二十元，这是弟弟每月最低标准的伙食费了。不在于吃的什么、吃得怎样，而在于，即使几条咸菜半碟黄酱，也要花钱买。想想吧，十天的几条咸菜半碟黄酱，一个月的几条咸菜半碟黄酱，一学期的几条咸菜半碟黄酱，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况且，一个下巴上已开始钻胡茬的小伙子，怎能光靠几条咸菜半碟黄酱备战高考呢。显然，单单弟弟吃饭这一项，就需要哥哥别走南闯北地出去打工，因为即使他能找到活干，又干得挺好，甚至还当上小工头了，他也无法保证每月都准时领到工资，都能把那一百一二十元的伙食费如期寄到弟弟手里。可哥哥若守家在地地给弟弟当后勤，事情就好办多了。虽然无法多挣点儿钱，但他可以按时把饭菜送往县城，节省出弟弟吃食堂的那笔花销。

这样一种省钱法看似笨拙，其实大有道理。饭菜这东西有个规律，做得越多越出数，食用者越多，越容易降低成本减少损耗。比如，同样多的一盆玉米面，一锅出货能蒸十二个窝头，可分两锅做，还是那么大小的窝头，也许就只有十一个了，若硬要汤汤水水地多挤出一个，那个头肯定要小不少。一顿就分得出不一样了，一天三顿一吃三年，算算吧，那得不一样成什么样子，这还没算柴水油电工时费呢。这是生活的简单常识，依据这一常识，从弟弟开学的第一天起，哥哥就担负起了从家中往县城高中送饭的任务。每天上午，把农活副业做上一气，十一点左右，妈妈把午饭一提早做出，哥哥就背上几个大饭盒往县城赶。从村到县有二十里地，前边七八里是山路和土路，难走点儿，后边十二三里是条不太宽阔但挺平坦的柏油国道，好走些，正常速度走完它们，约一个半小时。一般情况下，哥哥能在十二点半左右赶到弟弟学校，然后视天气情况，哥儿俩或在宿舍或在校园的某个角落，一边聊天一边共进午餐。但有时候，干了一上午活又要长途跋涉的哥哥又累又饿，走到半道，他会找个熟人家要碗水喝，边休息边提前吃掉自己那份饭菜。但不论哥儿俩一块吃还是哥哥提前吃，哥哥吃的那份饭菜，总是不足那几个饭盒里饭菜总量的三分之一。哥哥中午带给弟弟的，其实是三份饭菜，除了兄弟二人的午餐，另外还有一份弟弟的晚餐。

按约定，每天中午，哥哥给弟弟送的是午晚两餐，而次日的早餐，则由弟弟自己吃食堂解决。毕竟每天只花顿早餐钱是小数目。可很久之后，哥哥才知道，那需要花钱的早餐，弟弟基本就没吃过，只是每逢期末的时候，为了有个好体力应考，他才吃点儿食堂的稀饭馒头。平常，若天气凉快，隔夜的饭菜放不坏时，他会把那份晚餐再拨出一小份，留待次日充作早餐；若赶上天热，饭菜只放一下午就有馊味时，他第二天的早上就不吃东西，就空腹去听上午的课，直到中午哥哥送来了饭菜，他再狠吃一气。弟弟总是想方设法地掩饰他的“狠”，可哥哥还是能看出来，也正因为哥哥看出了弟弟的“狠”，他的午餐才从来都吃他带去的总量的不到三分之一。他表现给弟弟的，全是他的“饱”。

弟弟也能看出哥哥的“饱”是一种伪装，便时常不好意思。你也吃呀哥，我够。哥哥就洒脱地晃着筷子笑，你吃你的，不用管我，我不饿。弟弟说，哪能不饿，打柴薅草锄地赶羊，哪样都是体力活呀，又走这么远的道，回去还得走还得干，哪能不饿？哥哥就说，咳，这算啥，天天在家守着锅台，啥时饿了啥时吃呗。

弟弟知道哥哥是心疼他，是安慰他。他们家的生活条件，能保证每人三顿饭都大体吃饱就不错了，哪还有富余东西让人啥时饿了啥时吃呢。可哥哥变了，身份的变化，责任的变化，使哥哥的性格和为人也发生了变化。这十七八年里，虽然哥儿俩一直关系很好，你敬我爱的，但逢到好处你争我夺的事也时有发生。他们毕竟只差一岁，他们再懂事再早熟，也还是嘴馋肚子大的孩子，他们在亲近之外也嫉妒、较量、嫌恶、仇视，都很正常。可眨眼之间，他们就不是一样的人了。既然弟弟在全县的最高学府都有了一席之地，既然哥哥连再摸纸笔的必要都没有了，那么，弟弟自然就成了负有改变他们家庭成分使命的人，成为未来之峰的登顶者，而哥哥，则只能甘为登顶者的后援队、补给站，他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他有一副肩膀可供弟弟踩踏。这是命运压给他的身份和责任，除了认同与接受，他似乎别无选择。这样，虽然只有短短的过渡期，他还是快速地长成大人了，作为一个准家长，他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种克己的、无我的、忍辱负重的、望长久远的境界。

于是，三年里，不论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雨雪，除开学校关门清校的节假日，哥哥每天都要跑一个四十里地的往返给弟弟送饭。对长途跋涉的哥哥来说，最辛苦的是风天，最遭罪的是雨天，最艰难的是雪天，每当弟弟看到哥哥一身黄沙、浑身透湿、满身冰凌的样子，心里都要一揪一揪的。若哪天哥哥来得早了，那说明他搭到了顺路车，哥儿俩就会高兴地以水代酒，举碗相撞，祈求以后事事好运。当然了，做弟弟的也的确对得起哥哥和父母，他所有的星期日都待在学校苦读不说，即使寒暑假，如果能申请到勤工俭学指标，他也要捧着书本留在学校，在看大门扫院子打煤坯清垃圾之余，写或者背，背或者写。结果好运真就属于他了，三年后，他如愿考上了沈阳的大学，他让哥哥付出的辛劳、吞咽的苦累，一举从精神上得到了补偿。

确实，哥哥得到的只是精神补偿，在物质上，他不仅一无所得，连甩下弟弟这个大包袱的可能性都看不到了，他看到的，只是未来的四年比三年还长。别的不说，三年下来，弟弟的个子就高出他一头，以前他俩可以共穿的旧衣服，这时只能悉数归他了，而去了省城的弟弟，总得置办两身合体的新衣吧。可合体的新衣是什么呢？是钱呀！当然了，这只是小开销。哥哥的付出，更表现在其他方面，最主要的是大学里那些名目繁多的支出花费，使得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节俭方式全失效了。比如，哥哥能三年如一日地把午饭晚饭送到二十里外的县城，可他有本事每天跑上数百公里，也往沈阳送两餐饭吗？弟弟现在对钱的需要，比读高中时多了数倍，也迫切了数倍。

家里的情况一如过去，唯一的主题仍然是穷。对弟弟的需要无能为力，只为他的入学报到，家里就欠下了村里好几户人家的钱。尽管偿还借款的大项目被在南方打工的姐姐承包了，可报到之后，弟弟还得继续生活呀。而沈阳的生活，即使是穷学生的生活，也不是在农村在县城可以想象的。弟弟不好意思再向家里开口，可哥哥来沈阳送弟弟时，一看一打听，也就明白了，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仅仅是脱离苦海的一小步，甚至都不算一步，只是朝着前方抬起了脚，而那脚能否迈得出去，还很难说呢。但哥哥还是鼓励了弟弟，他知道，十九岁的学生弟弟虽然高高大大，却仍是个遇到事情就六神无主的毛孩子，他对能否把大学读下去没有信心。哥哥临危不乱地对弟弟说，你在这儿踏踏实实地安心念书，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我心里有数。二十岁的农民哥哥依旧瘦瘦小小，但他清楚，自己必须有个无所畏惧的男子汉样，尽管对未来他也一派茫然。

二十岁的男子汉哥哥坐最慢的火车返回家乡，在县城下车后，他去了当初他和弟弟的班主任历史老师那里。这时候，老师已由镇初中调到县高中了，他开玩笑地说，我和你弟弟一样，都在一步步地往外爬呢。他请昔日的得意门生在独身宿舍吃了顿菜不丰富但酒挺充足的午饭，他说我不能正经八百地在饭店请你了，为调动工作，我都赤字透支了。哥哥理解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这个不甘心窝在穷乡僻壤的小伙子，县城也不是他的最终归宿，他一心想再奋斗回沈阳，那里也是他当年读大学的地方。哥哥就没提借钱的事，但喝酒时，他毫不客气地大口大口往肚子里灌，同时粗声粗嗓地哭了起来。这是三年来，他头一次在人前流泪，他哭得放肆而又痛快。照理说，他的哭首先应该哭给弟弟，至少应该哭给爸妈，可在他们面前，他只是一台机器在机械地运转。如果弟弟或者爸妈有了苦恼，承受不住压力了，倒需要他来镇定自若地消解沉重，当仁不让地处理问题。可现在，他那种哭姗姗而来了：“老师你说我命怎么这么苦呀！他直着脖子叫，老师我太累了，我太难了，我挺不住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我死了算了。老师我一点儿指望也看不到呀……”

班主任老师没说什么安慰话，也跟着哭。只是他的哭是无言的，不知是对学生的陪哭，还是溜号想到了自己的命运。当年毕业分配时，他本来已经留在了沈阳，可报纸一宣传、学校一鼓动，他竟冲动地主动要求回了家乡。唉，回来易，再出去可真难呀！

师生两人酒足饭饱后，就分手了，哥哥一路往村里走去。三年里，他在这条路上走了上千个来回，这一回，是他走得最慢的一次。也许与酒喝多了有关吧，他一路上晃晃荡荡，东瞧西看，既像观光又像凭吊，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一到家，他就好像没喝过酒，也没哭过一样，只简单地对爸妈说，你们看看家里还有啥需要我做的事没，要没有，过几天，我就到沈阳打工去了。

外出打工是早晚的事，对此家中已有准备，甚至在南方的姐姐都帮大弟弟物色好了几份工作，只待他过去拣适合自己的干起来就行。姐姐知道，大弟弟外出闯天下没什么优势，既不膀大腰圆，也不身怀绝技，又不英姿俊逸，还不伶牙俐齿，不去她身边恐怕寸步难行。可现在，当哥哥的只惦记弟弟，或者说，他只惦记自己许下的诺言：他必须无条件地帮弟弟学下去。他认为，此时此刻，他对弟弟最大的帮助就是去沈阳陪读，即使靠收破烂、拾垃圾为生，也要在弟弟需要零花钱时，能及时地把零花钱送到弟弟手上，在弟弟有委屈有欢乐要找人分享时，能及时地出现在弟弟面前。反正已经这样三年了，再这样四年，又有何不可呢。

哥哥是一个月后去的沈阳，因为开学头一个月，弟弟他们军训去了。军训归来的弟弟只提到这个月中的一件小事，就让哥哥意识到，他放弃去南方追寻姐姐，而选择来沈阳陪伴弟弟，确实是个英明决定。

弟弟共有三条内裤，虽然质量一般，却是城里人穿的那种地道的紧体三角裤。那是来学校报到时，哥哥在地摊给他买的，五元三条。弟弟去军营带了两条，可第一次换洗内裤，那块挂在营房后边铁丝上的灰布片，就不知被风刮哪儿去了，弟弟走遍了营区也没找着。弟弟手头只有十元零花钱，想再买条内裤，可根本碰不着价格合适的，营区内外几个小店里，最便宜的也要四块钱一条。花四块钱买条内裤，尤其是已经知道了沈阳地摊上的价格，他实在下不了那个决心。于是，一个月里，有许多时候，弟弟是在没穿内裤的情况下摸爬滚打的。不穿内裤摸爬滚打，除了不得劲儿倒无大碍，麻烦的是，唯一的内裤若洗晾出去，早晨起床穿衣和晚上脱衣睡觉，他就得做贼般鬼鬼祟祟。弟弟已经有了沈阳的集体户口，是城里人了，城里人应该比农村人要面子、讲虚荣。好在一个月很快过去了，机灵的弟弟掩饰得很好，内裤事件未能戳破他面子，伤及他虚荣。

哥哥又花五元钱给弟弟买了三条内裤，然后提醒弟弟，以后再出门，带三条。

哥哥在沈阳打工，投奔的是几个老乡。那几个老乡年龄和哥哥差不了多少，来沈阳却好几年了，哥哥找到他们时，他们正在一处刚刚交工的住宅小区当力工。所谓力工，就是谁家装修时，都要买许多装饰材料，这些装饰材料要有人由楼下扛上楼去，那些成帮结伙地守在楼下等人喊叫出苦力、搞搬运的，就是力工。力工干活一把一利索，能挣到现钱，但那样的收入没有保障，有时在楼下站了一天，也遇不到顾主喊你叫你。但即使这力工，哥哥也做不上。不是几个老乡不够意思，排挤他，而是他们一致认为，这伙人里有个哥哥这样的人，都会影响大伙的活计，哪个房主能信得着一个看上去臂无缚鸡之力的人给他扛瓷砖背水泥抬方子木搬夹心板呢？哥哥对此有自知之明，也就没赖在那些吃力气饭的老乡帮伙里。他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但他做的工作，是由人介绍，去一家“皮包”性质的家装公司当业务员。

听上去，业务员的名目比力工强，都有“白领”味了，但具体做起来，也就是给公司拉活，寻找那些愿意把装修工作委托给家装公司的人。每天他在庞大的住宅区内四处游荡，见到那些房主模样的人，就问人家要不要装修，是否愿意委托家装公司代为装修。做这工作，家装公司不发工资，不管吃住，还要自费印业务员所必备的广告宣传名片，但什么时候拉到活了，却可以按百分之三拿提成。也就是说，如果他某天能拉到一份三万元的活，他就能挣到九百块钱。九百块钱，那几乎相当于他家全年的收入啦！

应该说，哥哥运气不错，开始工作刚半个月，他就拉到一份三万元的大活。待又过了半个月，他在总结自己时对弟弟说，如果我再能说会道点儿，再敢连蒙带唬点儿，还有两份活也能搞定。你太实在了，弟弟说。我太实在了，哥哥承认。

实在的哥哥没法总那么运气好，直到寒假到来，他和弟弟一道回家过春节时，他挣到的多半也只是勉强够他和弟弟开销的小钱，头一笔的九百块钱收入像座大山，横亘在他的致富路上，让他无法逾越。

春节过后，再回沈阳，他发现连小钱也不好挣了。他已经熟悉的那片住宅区，有五分之四的人家都装修完了，他所依托的家装公司，也要转移别处了。他完全可以随公司走，迁往城市的另一个区域，可他觉得，那样离弟弟就太远了，哥儿俩见一面，车钱就得花好几块。他舍不得花交通费这种“冤枉”钱。另外，给皮包公司当业务员，也朝不保夕。如果身后没有弟弟，他倒也可以硬耗下去，只要肯守株，总能待到兔，没准还能待到大兔子呢，可为了弟弟，他万万不敢用时间打赌，不敢冒连续几个月没收入的险。现在他的最大希望，只是做份让他月月能领到死工资的工作，宁可收入少，活计苦，他也干。只要他月月有收入，弟弟就能把学业维持下去，弟弟的面子和虚荣就能得到保护……

此后的几年里，哥哥在一些饭馆、工厂、库房、商店、公寓楼、停车场，陆续做过打更人、售货员、清洁工、杂役工，尽管他自己都站立不稳，但在弟弟攀登文化知识这座精神高峰时，他却是他须臾不能离弃的物质靠山。

是的，哥哥这座山太贫瘠了，还脆弱，也许都比不上一个泥土堆丰饶牢靠，但他毕竟是山，能承重，也有出产，可以确保弟弟在大学生活这条既是康庄大道又是羊肠小道的路上，一点点地朝前爬行。为此哥哥感到自豪，每回与弟弟见面，他都打听最近学校有活动没，他的询问中带一点儿炫耀。他知道，在弟弟班级，有几个同学境况更遭，平常连一块钱的零花钱都没有，而他，从来都能保证弟弟手上有个二三十元的活动经费。他认为，二三十元的活动经费，足以让弟弟感受到强大与尊严。

可在弟弟眼里，哥哥未免迂腐天真了。终日浸泡在与时俱进的高校生活里，弟弟明白，如果光靠吃饱饭穿暖衣就能强大就有尊严，那这世界上，也就没有耻辱和卑微了。别的不说，不说他不敢买手机，不敢追女生，不敢泡网吧、酒吧，不敢玩扑克、麻将，就说毕业吧，别人提供给人才市场用人单位的自荐材料像一本本装帧精美的画册，而他，只能交上几张打满密密麻麻小五号字的a4复印纸，估计人家看一眼的欲望都不会有。只是，为了不让哥哥伤心难过，为了呼应哥哥的内心感受，他展示给哥哥的，才总是心满意足和踌躇满志的那一面，至于那一面里是否有些真实的成分，他自己都怀疑。

如果是以前，在哥哥刚出校门回家务农的那一年两年三年里，弟弟在他面前伪装快乐、假扮开心，他一眼就能看出破绽，那时他对学校生活和学生心态还记忆犹新。可随着弟弟攀上大学毕业这座山头，他已在社会底层挣扎七年了，七年的含辛茹苦与卑躬屈膝，已让他忘记校园和书本，知识和学问，它们都如同火焰一样，能温暖人，可也能灼伤人。同时，对一个学子的光荣与梦想，对一个年轻人的敏感与脆弱，他也无法准确把握了。这样一来，他眼里的弟弟，就难免是雾中之花。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弟弟不光精神上，即使物质上，也该算得上人上人了。他根本想不到，人上人的弟弟也会苦恼郁闷，也会悲观绝望，甚至，已被一种前路渺茫万念俱灰的颓唐情绪完全主宰了。

其实，弟弟的颓唐早有表现，并且愈益严重。比如，他与哥哥的交流已越来越成为敷衍搪塞，他对哥哥的民工朋友居然怀有刻骨的鄙夷，他一点儿也不关心农村的父母和已在南方成家的姐姐，他对他从小即熟知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只会一味地嘲弄抱怨，缺少起码的理解宽容。由于他强烈排斥自己的境况，导致了他对周围的一切都仇视憎恨。当然了，弟弟身上更多的东西，是尽量隐藏着不给哥哥看的，但有一点他隐藏不了，那就是，他需要找各种借口回避哥哥。哥哥对他恩重如山，这一点弟弟非常清楚，他发自内心地希望自己能爱哥哥，依恋哥哥，能与哥哥亲密无间，并以各种方式——暂时只能以见面聊天的精神方式——回报哥哥。可不知为什么，每周与哥哥的一次见面，简直成了他的负担，那种没话找话的尴尬，那种强挤笑颜的做作，让他在恨自己之余，还会迁怒于哥哥，似乎哥哥给予他的爱与关怀，似乎哥哥那蜡黄的面色与皴裂的手掌，都是施加给他的精神压力，让他在那压力面前无地自容，羞愧难当。这样，即使捏着鼻子见了哥哥，他也总要回避学业、毕业、就业、事业等敏感话题，他最愿意抢先提出的建议是，让哥哥与他分道扬镳。

哥你可不小了，按爸妈的标准，你都是大龄青年了，我说呀，你赶紧回家找个姑娘把亲定了吧，然后结婚生子过小日子……

哥我觉得你在沈阳打工挣得太少，可干的活也少；你还是去南方吧，去找姐姐，她在那边也算立住脚了，能给你些照应……

哥我想好了，毕业时报名去大西北，到县里乡里都行。一来弄个响应政府号召为贫困地区做贡献，光荣；二来呢，毕竟有那么多优厚待遇，何必非留在沈阳让人当球踢……

弟弟建议哥哥与他分道扬镳的理由，一概婉转隐晦。

可哥哥对弟弟的建议皆一笑而过。

结婚不也就那点儿事儿嘛，早点儿晚点儿无所谓；再说了，晚结婚还能找个年龄小的呢，嘿，不都说吗，女人不抗老……

姐姐那儿再好我也不想去。爸妈岁数也不小了，身边应该有个人了。我计划呀，你一毕业我就回家，边种地边照顾爸妈，哪儿也不去了……

去大西北？还下县下乡？你别热血冲动脑子发热了。你看咱老师现在多被动，当初就是喊着口号回去建设家乡的，可建个屁了？你好不容易出了虎口，怎么可以再进狼窝……

哥哥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找工作难，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尤其难，可哥哥表示，如果弟弟想继续深造，读到硕士他供他硕士，读到博士他供他博士。你要不想读，哥哥憨厚地眯着笑眼说，你一年找不着合适的工作我养你一年，你三年找不着合适的工作我养你三年，不论啥时候，只可以哥哥我遭罪，决不让弟弟你受苦！

哥哥的话不留余地，听上去像宣读誓词。其实哥哥不会作秀，也没想要举拳宣誓，或者说，如果他真那么干了，弟弟反倒可以不当回事儿。谁都清楚，捶胸顿足喊出来的，多是假话大话，倒是那些朴实的表达，往往一诺千金。迎难而上不光需要激情，更需要韧性。实践已证明，哥哥的韧性异常强大。但弟弟却希望，哥哥只是热血冲动脑子发热，冲完热完，就能识时务地知难而退。否则，哥哥越是视巨石巉岩为细沙微尘，他欠哥哥的感情债与经济债就越多，那样，他就越会为无力回报哥哥而挺不直腰杆。

哥哥当然不求回报。多年来，作为一个热爱知识、尊重教育的社会底层劳动者，帮助弟弟获取知识，支持弟弟接受教育，这是他的精神寄托。为了使自己的寄托能安放稳妥，越为弟弟做出牺牲，他就越幸福。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对文化文明的崇敬膜拜，来延续深藏心中的渴望梦想。是的，最初他也曾偶感不平，心存怨尤，比如，他需要跑到班主任老师那里痛哭一场，可到了这会儿，当他供养弟弟的历史已延续了漫长的七个年头，他竟预感到，一旦以后弟弟有了收入，不需要他了，他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会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付出已成了他的习惯，弟弟需要他，离不开他，是他最大的骄傲和满足。固然弟弟有收入后，他可以回家，去供奉父母，本来嘛，作为儿子，供奉父母更天经地义。但此时，在他这里，更应该供奉父母还是更应该供养弟弟的逻辑道理是不起作用的。供奉父母，仅仅是尽一个儿子的责任，在这点上，他与天下的儿子都没区别，可供养弟弟，尤其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供养，则是另一回事儿，那是超越了血亲之情的品格彰显与道德昭示，那是称量人性精神力量的一个标记，它的意义难以用语言描述。当然了，哥哥的所作所为，并无理性统领，而全凭感性引导，也正因为如此，有一个问题，始终都被他忽略掉了：爱和给予需要力量，被爱和接受给予，同样需要相应的力量，除非那被爱和接受给予的人没心没肺或狼心狗肺。可弟弟，他既不没心没肺，更不狼心狗肺，反倒是个心肺功能太过发达的人。在他那里，他的确需要爱和给予，可一旦那爱和给予有过度之嫌，它们就会成为他生命中不能轻易承受的东西。不过哥哥想不到这层，他不认为，对爱和给予的强加于人也是僭越。所以，每每意识到弟弟的沮丧时，他的爱和给予都支付得更加慷慨：你能行！你非常出色！只要你挺过去，肯定是最棒的！

然而弟弟，从上大学之初就看出来了，到毕业时，更看得清楚：他不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聪明的学习好的多得是，与人家相比他不值一提。他也根本谈不上出色，如果可能，当然考研是眼下最好的选择，可不用试他就知道，他考不上。他还早就感到挺不住了，他不仅不棒，简直是太差，从大四开学他就四处联络，寻找工作，转眼一年下来了，毕业也快一个月了，可他连个对他有留用意向的单位都没碰到。

干脆，我跟你擦玻璃吧。弟弟说。这时候，哥哥是个住宅小区里专职为高层公寓楼擦玻璃的清洁工，弟弟则是个无所事事的闲人，挤住在哥哥租赁的门洞子库房里打发时间。

胡说，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干擦玻璃这种粗活。哥哥说。你别着急，慢慢找，社会不会埋没人才，是金子总会闪闪发光。每天晚上，哥哥会一边把两个人简单的伙食搞得有声有色，一边帮弟弟畅想美好的未来。以后你有了能发挥才干的工作呀，想轻闲都轻闲不下来喽。

弟弟说，哥你是不是把我看得太高了，我觉得我啥也不是。

哥哥说，别没上战场先怕死呀，我更啥也不是，可在沈阳不也混好几年了嘛。

这时候，弟弟陷入了一个找工作的怪圈。不能说偌大个沈阳就没有适合他的工作，可最开始，他要求挺高，一般化的单位对他有兴趣，他对人家却瞧不上眼。或者说，他对一般化的工作也能接受，可选择时，哥哥的眼光和志向让他左右为难，让他觉得，去做一般化的糊口工作，都对不住哥哥。难道哥哥千辛万苦地供他七年，就为了他随便干点儿什么领份工资吗？换个角度说，只做个一般化的工作，只做个与学术学问及才华才干都没关系的工作，还读大学干什么呢？如果生活的目标就是每月挣份大城市的饭钱，那七年前哥儿俩一齐出去闯，到这会儿，没准他们的居留地还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了呢，沈阳根本不在他们考虑之中……这样，弟弟就一直瞄着那些不太一般的工作，那些他能看得上眼，特别是哥哥能看上眼的工作。可一段时间下来，撞多了南墙碰多了壁，再加上与其他同学沟通交流，方知道，不太一般的工作并不好找，连一些有关系有门路的同学都屈尊接受了一般化的工作，他实在没道理非得学以致用、专业对口、单位体面、收入丰厚。但他很难让哥哥也理解他意识到的这些。虽然哥哥只大他一岁，他们的生活也一直没有太大的距离，可不知为什么，哥哥却越来越像个保守的农民那么刚愎固执。他坚持认为，读过大学的就是人才，而弟弟尤其是个人才。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以一个老江湖的豁达口吻安慰弟弟，只要你不放弃学习，人离开课堂了心不离开课堂，你的前途就不可限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小而言之，我和爸妈姐姐都盼你成功，大而言之，党和国家培养你一回，人民和社会，也都盼你大展宏图哪……哥哥劝弟弟时常常慷慨激昂。他指着身边的半导体收音机说，国务院决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了，沈阳需要大批你这样的人才。

弟弟强忍着不与哥哥争执，但他认准了哥哥已是一个僵化冥顽的老脑筋，一个只能给人添乱的不合时宜者。道不同不相与谋，他认为，再接受哥哥翅膀的庇护，他都会闷死。他渴望有勇气不辞而别，远走高飞。于是有一天，他就真的别了、飞了，只是，他的别由最初的不计后果又变得循规蹈矩起来，他的飞也由起始的没有目的而变得目标明确了。

那天，哥哥出门干活去了，他九点多钟才睁开眼睛。躺在床上，他一边扭开半导体，一边没滋没味地吃馒头咸菜。吃的时候，他忽然产生了一阵冲动，那是一种性欲的冲动，那冲动的缘起，大概与半导体里女主持人的嗓音有关。他泄愤似的推开馒头咸菜，关掉了半导体。可想一想，他没顺势起床下地，而是闭上眼睛，收拢双臂，缓慢地完成了一次手淫。手淫之后，他清醒了些，但也更加沮丧，在沮丧中，他穿好衣服，清点一下兜里的钱，又从纸壳箱里拣出几件换洗衣裳，昂头挺胸地冲出楼洞库房，顺着马路朝火车站走去。他身上没多少钱，他不知道那钱能让他登上哪列火车，那火车又能把他带到哪里。但他打定主意，不论火车把他带到哪里，那个地方是好还是坏，他都不会再回来了。不回沈阳也不回家，还不与任何亲人熟人保持联系，他希望，从此他能在亲人熟人的视野里消失，能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欠别人的人。我的死活好赖，是我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这样想着，他不免生出些决绝的快意，并经由那决绝，还洞穿了许多障目的遮蔽。让哥哥供养这么多年，念完高中又读了大学，看上去像捡着大便宜了，可那便宜，更是一条无形的锁链，早将他束缚得没了自我。弟弟想到了“带镣长街行”这样一句话，仿佛还听到了身上的锁链哗哗作响。他知道，由于那锁链是亲情编的，是爱编的，他连挣脱它、砸碎它的理由都找不着，不过现在，他渴望为自己找到理由。

可走到临近车站广场的马路拐弯处，弟弟的脚步渐渐慢了，然后完全停了下来。不是他不想走，而是没力量走了——当然那力量与腿脚无关。如果就这么一走了之，对恩重如山的哥哥来讲，不仅仅是失礼失敬，简直就是残忍残酷！他瞄一眼左右，似乎已看到，哥哥正疯疯癫癫地走街串巷，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喊着他，当哥哥横穿繁忙的马路时，忽然与一辆疾驶而来的汽车撞在了一起……他抬一抬头，仿佛又看到，四处寻他不得的哥哥已神志恍惚，当他攀上窗台擦玻璃时，不知是为了够块抹布，还是为了抓住一闪即逝的某个幻影，他双脚踏空，身子一晃，从高高的楼上掉了下来……弟弟不敢往下想了，他觉得他已经成了罪人。他相信，如果他真的从此失踪，爸妈也许倒没什么，他们的肉体和情感早就麻木了，难过几天、着急几天、哭喊几天、咒骂几天，就会没事儿，但他的失踪，肯定会击垮哥哥，即使哥哥不撞死摔死，也会忧郁而死，痛苦而死，悲伤而死……想到哥哥正在死去，正在死于自己的想象设计，弟弟心里别别扭扭的，他感到自己太缺德了，他暗骂自己没有人性。但同时，他又不能不承认，只要哥哥不在沈阳，他身上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他心头的紧张感也能部分地解除，那样一来，他就既不用不辞而别，也不用远走高飞了。如果他独自待在沈阳，他同样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或好或赖，都与他人无涉，不必再去一处陌生的地方寻找机遇或躲避责任。毕竟，熟悉让他害怕，陌生更让他恐惧。

弟弟这样胡思乱想了一会儿，又不责备自己缺德没人性了，他只笑话自己幼稚荒唐。自己不能消失，哥哥更不该死，即使对自己没什么信心了，他也希望，善良勤劳的哥哥能尽快好起来、富起来、体面起来。他们哥儿俩“好富体面”的标准不同，抵达“好富体面”的途径也迥异，比较而言，让哥哥获得“好富体面”更容易些。这么想着，他沿原路又回到了他和哥哥住的地方。

开门进屋后，他先在一张纸上写下“我走了”三个字，想一想，换张纸，又把留言扩展成三行：“亲爱的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年的抚养关爱，我会报答的。我走了，请不要找我。弟弟”。但最后，他又想一想，又换张纸，重新写下了更长的留言：“哥，我忽然有点儿想念爸妈，虽然舍不得车费，可还是决定回家看看。这些天，工作的事情总没着落，我就厌烦、焦虑、沉不住气，有时脾气不好，对你冷冰冰的，请原谅。我回家住两三天就回来，回来后，我决定只要有单位要我，不专业对口的或不属于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也都要先做起来，请你别再拦我。至于更适合我的工作，再慢慢等机会吧，我可以边工作边寻找。弟弟”。

弟弟重新来到火车站，挤在人头攒动的售票大厅里一脸茫然。在给哥哥留字条时，尽管他说要回家看看，但他当时就知道，他不会回家。那个破败的家，那双无能的父母，他躲还躲不开呢，怎么还会往跟前凑。他对哥哥那样解释，只是避免哥哥惦记。可不回家，又能去哪儿呢？哈尔滨、长春、鞍山、大连、锦州、天津、北京……他手里的钱，至多能帮他到达沈阳周边的这些地方。可这些地方，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地方，有的地方有同学，有的地方有老乡，可同学老乡，不过都是些泛泛的熟人，见面了，顶多管你顿饭，又能怎样呢？在巨大的列车时刻表上，弟弟的目光散成一片，最后好不容易才收拢起来，收拢在一个不起眼的名字上。那是一个小站，是一个县城的名字，在那里，他曾生活过三年。那是他在农村的家和读过大学的沈阳之外，最为熟悉的另一个地方。

弟弟木然地打量一会儿那个名字，像打量一只下出鸭蛋的母鸡，十分无奈地买票上车了。

早几年，四年以前，读高中那会儿，直至高中毕业，兄弟两个比较相像，从外形到性格都没大差别：瘦小枯干，相貌平庸，不善言辞，胆怯懦弱，别说手艺，连力气都没有。但四年下来，在两人身上，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也有了这样那样的不同，现在再来评价他们，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概而论了。当然有的东西谁都没变，比如相貌，不能说十八九时丑，二十三四就俊了。相貌那东西很难大变，除非做了整容手术。也有的东西两人都变了，比如手艺和力气。哥哥在沈阳待四年了，若没点儿手艺，自然是饭都吃不上的，更别说供养弟弟，而弟弟，在大学里也没白坐四年，他所学的专业，换个说法也叫手艺。显然，现在把这哥儿俩都定性为有手艺的人不能算错，尽管，他们的手艺分属于两种性质。力气也是，哥哥要干的全是体力活，没把子力气是吃不消的，弟弟这边呢，至少需要体育达标吧，能顺利通过体育课的关卡，说明弟弟的力气也及格了。但其他东西，在他们身上的变化，其方向基本是不一致的，你朝这边，我冲那头，大多都有点儿拧拧巴巴。弟弟有变化哥哥没变化的是他们的外形。由于哥哥长得老相，身材上，益发显得瘦小枯干，可弟弟却不瘦小枯干了，他身高一米七三，体重五十八公斤，行走坐卧都挺大一堆。虽然不能把一米七三算成大个，把五十八公斤称为魁梧，但拿这样的身高体重与哥哥比，弟弟的变化不可谓不大。而哥哥这边有变化弟弟那边没变化的是，哥哥现在有了股闯劲儿，在他身处的环境里游刃有余，什么人都能交上朋友，什么问题都敢插话发言，倒是久经课堂锻炼的弟弟，仍然不善言辞，依旧胆怯懦弱，与他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他四年大学读下来，哥哥问他和班上谁关系最好，他想了半天也答不上来。有一次，哥哥遇见个他的同学，在他的班级毕业合影照上也指了出来，可他张冠李戴了好几次，也没说准那同学的名字。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弟弟回到家乡的县城，既然不想回家，便只能投奔高中同学，可随着火车驶近县城，他对要找哪个同学，心里却完全没了底。他觉得，见谁都麻烦，见谁都不会有什么话说，见谁都难以保证人家一定能搭理他。最后，当他走下火车，离开站台，站在他熟悉的小城街道上时，他最迫切的愿望居然是买票上车，返回沈阳。

可就在这时，巧合出现了。那位已经调到县里，曾教过他和哥哥初中历史，又帮助他和哥哥分配了未来命运的班主任老师，突然间，从天而降般地站到了他的面前。

唔——他想躲开已来不及了。

嘿——班主任老师倒又惊又喜，你也刚下车？

嗯，我想，想回家……

我也刚从沈阳过来，真巧呀。天不早了，住一宿再走吧。

不了吧……

走走走，住我那儿。你小子，比我都高啦！班主任老师个子也矮。

就这么着，弟弟在县城有了落脚之处。

哥哥有酒量，弟弟则不善饮。当年哥哥在老师的独身宿舍，喝了不少酒，又大哭了一场。弟弟在老师的独身宿舍待的时间比哥哥长，他住了一宿，第二天快中午才离去。但他既没喝酒也没哭，哦，准确地说，他只喝了一点点酒，眼睛也只是湿润过几回。两相对比，兄弟俩的性格似乎颠倒了：哥哥是个沉不住气使小性子的孩子，而弟弟倒成了老成持重从容镇定的家长。但有一点，在老师面前，兄弟俩的表现比较一致，哥哥那天毫无遮掩地对自己的命运大发感慨，而弟弟对自己的命运感慨大发时，也没半遮半掩。在这一点上，两人的区别只是，哥哥的感慨是急流飞瀑式的突然爆发，弟弟的感慨则是挤牙膏式的缓缓递进。

我恨农村，可也讨厌城市，我去城市干什么呢？城市哪儿有我的位置……弟弟说。

当初真应该是哥哥读书，我供他。他这人，活得多窝囊都能乐呵起来……弟弟说。

供我干什么，就为把我变成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二尾子吗？就为让我像吊死鬼一样上不上下不下地悬在半空吗……弟弟说。

我哥真傻，真愚，真幼稚，真缺心眼，居然把个猜拳数数的孩子把戏当真了，唉，这么多年……弟弟说。

第二天中午，有趟客运中巴去往家的那个方向。弟弟不想上那辆车，因为他根本没想回家，上那辆车干什么。可老师的表现，居然像哥哥那么傻、愚、幼稚、缺心眼，他非去车站送弟弟不可。弟弟被迫上了那趟车，但那趟车刚开出县城，弟弟就请司机把车停下，说有事儿得赶紧下车，司机骂他一句有病他也没计较。他一路走回县城，来到火车站，坐上火车回了沈阳。火车到沈阳是晚上九点，正是沈阳的夜生活接近高潮时。弟弟站在宽阔的站前广场，望着头上的万点灯火与周边的红男绿女，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

不时有人过来搭话，主要是问他去哪儿，要不要票：哈尔滨的，长春的，鞍山的，大连的，锦州的，天津的，北京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其次是问他住不住旅馆，一百的标准间，八十的标准间，五十的单人间，三十的单人间，二十的单人间……不住，不住，不住不住不住！再次是问他想不想花三百玩玩，花两百乐乐，花一百干一下……不玩不乐不干！站前他是待不住了，可又不打算立刻回哥哥身旁，他只能往黑暗处走，往人少的地方走。

黑暗与人少只是相对而言，小胡同里，也有亮也有人，还有一些小饭馆、小旅店、小网吧、小卖铺、小舞厅、小台球房、小麻将社、小洗浴中心之类的地方。弟弟在小舞厅门口停了下来。本来，在其他门市外，也有人与他搭讪，可他对那些东西都没兴趣，他就像在站前一样，拒绝了其他店铺对他的邀请：不吃饭，不住店，不上网，不玩台球，不打麻将，不做足疗……他这样回答着，就来到了舞厅门口。那舞厅门脸不大，招牌也朴素，叫群众舞厅。这时“群众”的门是半开着的，里边黑乎乎的，看不见人，但能听到乐音袅袅。他往舞厅门里多看了一眼，完全是个下意识行为，他一点儿也没想去舞厅打发时间，尽管，他同时也看到了，舞厅门旁的售票窗口，写着：票价两块，可以说，这是各种娱乐游戏中最便宜的消费。

一个女人叫住了他，而那女人一叫住他，他就跟她进了舞厅。

实事求是地讲，弟弟对跳舞也无兴趣，甚至都不怎么会跳，可与吃饭、住店、上网、打台球、玩麻将、做足疗比，面前的女人以及她出示的价格，吸引力更大。女人对他有吸引力，因为他对女人还一无所知；价格对他有吸引力，因为他头一次听说，在消费不能算低的沈阳城里，女人竟是如此便宜。

老弟，请我跳场舞呗。那女人长得白白胖胖，柔柔顺顺，声音挺好听，表情挺亲切。

跳舞？不会。再说了，我为什么请你跳舞。弟弟脚步没停，但他走得一点儿也不快。

女人往他身边凑近一些。不常来玩？

我从来没来过。

怪不得呢。你请我进去，我免费陪你一个曲儿。

免费？要不请你跳多少钱？

看来你真不懂行。来摸一下，老弟。女人拿起弟弟的一只手，快速在她胸前划拉一下。你说大姐乳房好不。

弟弟脸红了，挣脱出手来，说话都结巴了。你你你……我我我……

明白了吧，你请我跳舞不吃亏，两块钱，我就免费让你摸一个曲儿。要在里边，你找我陪跳——找别人也一样，都十块钱三个曲儿，平均一个曲儿三块多呢。

我不，我有事儿……

得了老弟，大姐这身肉多好哇，比小姑娘强。女人拉着弟弟往售票口走。十块钱三个曲儿，上边随便摸，再加十块，摸底下也行，要是给五十，就不跳了，就让你干一下。怎么样？来吧，只争朝夕别犹豫了，拿四块钱，大姐保你满意舒服……

弟弟被白胖女人拉着拽着，来到售票窗口，掏出了五元钱。五元钱被白胖女人麻利地抢去，伸进窗口换出两张票和一元硬币。硬币又回到弟弟口袋，门票则由女人拿着，弟弟也由女人牵着，他们一起走进了比外边还黑暗的群众舞厅。这时正好上一支舞曲刚刚结束下一支舞曲刚刚开始，弟弟在白胖女人的拉扯下，滑进了缓缓移动的人群，同时他的双手也被白胖女人指挥着，钻进了她的衣服里边，和她乳房贴在了一起。白胖女人胸罩后边的扣子不知什么时候已解开了。在整个这一过程中，从掏钱买票到一曲结束，不像作为男人的弟弟请女人跳舞，倒成了白胖女人挟持弟弟在舞曲的伴奏下蠕动了几分钟。

确实是蠕动。一曲完了，白胖女人问弟弟还跳不跳，弟弟说不跳了，可他话未落音，白胖女人已唰地消失在了人群之中。白胖女人消失以后，弟弟的脑子才清醒过来。这时候，弟弟坐在舞厅一角，模模糊糊地看到大部分人又开始了新一轮蠕动，而周边个别坐着的人，似乎也都成双成对。有两个女人先后过来让他请她们跳舞，他急中生智地说等人呢，那两个女人就也消失了。他注意到，那两个女人的年龄和白胖女人不相上下，估计都不少于三十五岁。跳舞的人和坐着的人，都在摸摸索索、嘻嘻哈哈、挤挤挨挨，呻吟声、哼叫声、斥责声、讨价还价声，几乎比音箱里的舞曲声还大还响。就是这时候，弟弟想到了“蠕动”这个词，他觉得，不光这个空间里的人在蠕动，仿佛这整个黑暗的空间都在淫荡地蠕动。他想到了有天半夜和同学去录像厅看黄片的经历，那勾人性欲的声音，那天旋地转的感觉，都一样，而且，虽然此时的图景不直接、不清晰、不到位、可似乎比看录像更刺激更诱惑。也许鲜活的现场比拍摄的画面更真实吧。弟弟站起来，决定离开这里，否则他怕控制不住自己。可恰好这时，白胖女人又回来了。

妈的，你们男的金贵了，都有伴了。显然，他去找别人请她跳舞，但没找到。

弟弟看着她，忽然觉得妒火中烧，好像这女人本属于他，但让别人给霸占了。你们女人真是贱*。弟弟这么嘟囔了一句，话出口后，他自己都挺惊讶，以前他从不这么粗鲁。

可白胖女人并没介意。不贱咋办，生活所迫嘛。女人贴在弟弟身上，用乳房蹭弟弟。再来十块钱的吧，你们这些小伙子呀，一身的火气，不常在女人身上泄泄，非憋死不可。

弟弟真觉得自己身上着火了一样，而且，也有了一种被憋死的感觉。他说，你不说五十就那啥吗，我给你五十，去哪儿？

弟弟说话时，脑袋是在白胖女人的脑袋顶上，可白胖女人听了他的话，又惊又喜地抬头看他，让他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把白胖女人的头又按了下去。白胖女人笑嘻嘻地说，那帘子后边小走廊上，厕所里，哪儿都行。

弟弟一下意识到了，钻进他耳朵的有些声音，并不是从舞池子里传出来的，可在哪儿出现的他没发现。这时候他看清楚了，不远处有个门，门上挂个布帘子，不时有一对对男女从布帘子那里进进出出。弟弟觉得恶心，又嘟囔了一句：我得走了。

但弟弟没走，或者说，是一会儿后，和白胖女人一起走的，而且去的是白胖女人家。住一宿八十，可以连干三回，便宜透了。这是白胖女人的话。当然了，她又说，她不轻易往家领人，之所以现在敢领弟弟，是她看得出来，弟弟是个雏，是个好小伙子，让她放心。

与白胖女人的一夜接触，让弟弟茅塞顿开，看来，在城里谋生的农民工，实在不必都像哥哥那样，较劲儿似的苦自己，压抑自己，除了干活挣钱没一点儿乐趣。在沈阳，类似“群众”这样的低档舞厅到处都有，它们是穷人服务穷人的乐园。商品社会的公平就体现在这里，市场通过按质论价，和谐地处理供需关系，那种对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多样化满足，能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皆大欢喜。比如吃饭，三五千元能摆一桌，三五十元也请得成客；比如睡觉，总统套房镶金嵌银，简易旅馆也有铺有盖；比如出门，坐一小时上千公里的飞机和乘十分钟停靠三站的火车，完全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皮肉买卖也是如此。有钱有权的人可以出入高档娱乐场所，找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找有学士文凭、硕士文凭的知识女性，找经常在报纸电视上出名露脸的女明星；但穷人也不至于非阉了自己，花很少的一点儿钱，找年老色衰的女人，找无知无识的女人，找下岗失业没任何社会地位的女人，同样也能玩得尽兴。而这一夜，对弟弟尤其大有启悟的是，原来女人竟那么好，好得那么匪夷所思，好得那么荡气回肠，怪不得，无数高官富贾不惜为女人身败名裂……只是，与白胖女人分手的时候，该掏钱了，弟弟心疼得手直发抖，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涌出了眼眶。

激动啦小伙子，舍不得我？白胖女人还躺在被窝里，目送弟弟往门口走。像我这么好的呀，你还不好遇呢。工地上活儿不忙就常来找我，以后我再给你点儿优惠。白胖女人一直以为，弟弟是刚来沈阳打工的农民。

弟弟含糊其辞地吭哧两声，突然鼓足勇气，回身正面看白胖女人。大姐，这一夜，他一直都叫她大姐，今晚我就过来找你，行吗？

今晚？欢迎呀，你随时打我手机就行。要不，去群众舞厅找我也行，十二点之前我肯定在那儿。

我是想，我再带个人行吗……我哥，我哥也是打工的……

嗬，你小子行呀，想玩“三明治”？那价钱可得……

我不，我不那样，光我哥。你让我哥，好好享受享受，你好好帮他，高兴一回……

嘿，你真是个好小伙子，那么关心你哥，够意思！放心吧，以后你们哥儿俩就算大姐的关系户了，优质服务，价格低廉……

弟弟逃跑一样走上了大街。这时是早上六点半钟，他已经两夜没合眼了——前一夜和班主任老师聊天，后一夜和白胖女人做爱——可他一点儿不困。离开白胖女人的住处不足百米，他就怀念起那张嘎吱作响的破床来了，他认为，再来一回，他肯定能做得更好、更熟练、更狂热，当然他也会更舒服、更好受、更痛快。

不过他没回去。他不能回去。他这时更迫切地想见到哥哥。

再次想到哥哥，弟弟的脚步迟疑起来。他以街边的橱窗为镜，打量自己。在他眼里，只一夜工夫，他就脱胎换骨地发生了变化，让自己都感到陌生，他担心见了哥哥，哥哥没准会认不出他。他怕冷似的缩紧肩膀，尽量回避自己的眼睛，只看自己的鼻子、嘴、脖子、裹在衣服里的上身和下身。他感到面前的自己非常丑陋，特别肮脏，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他心虚地压低了目光，去看自己的裤裆部位，他认准了那里是恶心之源。忽然，随着他目光投向那里，他发现，一阵奇痒正从那恶心之源扩散出来，让他的大腿根、屁股沟，到处痒得抓心挠肝，如同有一串虱子在穿梭爬行，并且那痒，已迅速传遍他的全身，甚至都钻进他皮肉、溶入他血液了。弟弟吓得脸色煞白。他想到了性病，想到了艾滋病，想到了发烧眩晕、浑身溃烂、肌肉萎缩、四肢无力，想到了躺在哥哥怀里等死的样子……他闭上眼睛，不敢再看玻璃窗里的自己。突如其来的痒，一瞬间就打蒙了弟弟，两分钟前他还兴致勃勃呢，还想帮哥哥享受人生呢，可现在——想到他差点儿连累了哥哥，差点儿让哥哥也去接受性病的传染，他不寒而栗。他脚步沉重地绕过商业街，钻进一个公共厕所，想脱掉裤子检查一下。可公厕有人，且出出进进还来人不断，他只得装模作样地撒了泡尿，都没敢低头。他想他也许没得性病，身上的痒只是心理作用，可他又没法不想，如果他真得了性病，哥哥将怎样，如果他真丢了性命，哥哥又会怎样。他这时简直恨死了自己，恨自己没有廉耻，卑鄙下流，腐化堕落，居然去嫖娼，结果染了一身见不得人的毒菌脏病。更有甚者，与妓女分手时，他还恬不知耻地想带上哥哥一块去嫖，若他真把这想法说给哥哥，即使不会让哥哥染上性病，那也无异于践踏哥哥的尊严，毁损哥哥的人格，玷污哥哥的清白……

弟弟这样想着，虽然都看到他和哥哥的住处了，却没有勇气挪步上前。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弟弟的面前出现了哥哥。也不能算面前，只能说，他的视野里出现了哥哥。哥哥戴一顶红棒球帽，单从头部看，很像个旅行者，长长的帽檐把他衬得挺酷。但他知道，哥哥总戴那顶捡来的帽子，不是为了酷，只是为遮阳，为了用长长的帽檐遮挡太阳照在玻璃上的强烈反光，避免那光斑长时间地刺激眼睛，给他登高擦玻璃带来危险。若不看那顶鲜艳的帽子，别说哥哥谈不上酷，连起码的体面都谈不上。他瘦小的身上裹着的工装，不合体不说，还破破烂烂，又脏又旧，也像出自垃圾堆里。不过它们倒不是捡的，它们是物业发给哥哥的，只是作为二等公民，哥哥得到它们时，它们就已经看不出本色了。这时的哥哥，肩上扛捆绳子，腋下夹根带有简易卷布器的木头延长杆，手上提只桶沿露出抹布边和清洗剂瓶子嘴的塑料水桶，拖着步子倾着身子，正走向不远处的一幢大楼。弟弟望着哥哥的背影，觉得只大他一岁的哥哥，好像比爸爸还要苍老，好像比妈妈更加衰败，在这个高楼巍峨、花草妩媚、甬路逶迤、池水潋滟的住宅小区，哥哥的存在，似乎只为验证一条真理：这个住宅小区再高级，也要像这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总有白璧微瑕，无法十全十美。弟弟缓缓移动目光，脸色铁青，咬牙切齿。置身于这个世外桃源般的住宅小区，他发现，他恨这里，而恨的理由是，它接纳了哥哥也接纳了他。如果它不接纳他们，他不知他们将会怎样，但现在，有了它的接纳，他便能看到，正是它，把他们哥儿俩反衬得那么猥琐卑微，不足挂齿，可有可无，甚至无胜于有。他恶狠狠地想，如果他真得艾滋病了，死之前，一定先毁掉这个镜子一样把他和哥哥照得无地自容的住宅小区，毁掉它的高墙深院、豪宅华车、花草树木、回廊水榭，让这里的居民，那些珠光宝气、趾高气扬的男女老少们，也像他和哥哥一样，贫贱寒酸，穷困潦倒，生不如死……想到这里，弟弟出声地骂了一句，但他并不明确他在骂谁，然后，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裆间，又骂一句。这一回，他很明确，他骂的是他感觉中的痒，是他想象中的病，是淋菌、梅毒、阴虱、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和艾滋病。

回到那间楼洞子库房，弟弟包没下肩，就慌慌张张地半脱下裤子，看自己的生殖器。自己的生殖器以前啥样，他还真不知道，虽然经常手淫，但他从未仔细观察过它。弟弟把挂在墙上的一面小镜子取下来，戳在床边，一会儿通过镜子，一会儿只凭眼睛，以不同的姿势从不同的角度，对自己的生殖器进行自我诊断。可折腾了有二十分钟，他都冒汗了，诊断的情况也不让人满意，因为他仍然判断不出它是否正常，甚至连生殖器上的痒，身体其他部位的痒，是否真的存在他都难下定论。他一会儿觉得什么事儿也没有，只是虚惊一场，一会儿又觉得问题严重，似乎身体都有了热度，四肢的力量正离他而去。

弟弟没了主心骨，他能想到的，只是立刻去找哥哥，去问哥哥该怎么办。想到为嫖娼得性病的事儿去找哥哥，他觉得不光身体发热四肢发软，他的脑袋，也爆裂般地疼痛起来。见了哥哥，他有勇气大言不惭地实话实说吗？他渐渐意识到，其实他不论多么糟糕、多么龌龊、多么可耻，也与别人没什么关系，与这个住宅小区没什么关系，与小区里的住户更没有关系，有关系的，会让他气短脸热虚荣扫地的只有哥哥。本来哥哥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他最应该感激热爱报答的人，可他太不成功，一无所能，他无力通过具体的行动去感激热爱报答哥哥。不仅如此，他还要辜负哥哥的期望、亵渎哥哥的尊重，这没法不让他备感压抑，深负压力。假如没有哥哥带给他的压抑与压力，不论他做什么工作，不论他选择怎样的生活，不论他守身如玉还是放浪形骸，他都能够坦然自然。可现在，即使哥哥什么也不说，仅仅由于他的存在，他这做弟弟的，就无法坦然不能自然……

但无论如何，弟弟知道，他现在必须去面对哥哥。倒不一定向哥哥提出嫖娼的建议，也不一定检讨自己嫖娼的行为，更不必把也许并未得上的性病夸张地给哥哥展示出来。他见哥哥，是要跟哥哥通报一声，他回来了。他离开哥哥已经两天了，哥哥一定很惦记他，

他系好裤子，出门锁门，朝刚才哥哥消失的方向走了过去。

那个方向，有三幢楼，十号、十一号和十二号。弟弟刚走到十号楼下边，一仰头，就看到了，哥哥正在最里边的四单元干活，在擦十一层与十层中间的走廊窗户。看着哥哥那顶红帽子在空中一闪一闪，看着哥哥像只受伤的大风筝那样悬在窗口欲飞还休，弟弟站住了，同时鼻子一阵发酸。头上的天空，好像是舞台，身边的楼宇，如同背景道具，而此时的哥哥就是演员，他正在回溯着演出的每一场每一幕，而这一场场、一幕幕便是七年来，他与弟弟熬过的每一天。弟弟的泪水控制不住了，他为自己居然对哥哥还心生异念感到内疚。这时候，他恨不得立刻操起抹布，飞上高楼，去分担哥哥的苦与累，去代替哥哥面对低贱和危险。他甚至想像电影里的老外那样，伸开双臂放开喉咙，感情冲动地大喊一声：哥哥，我爱你！可他不能喊。一来这不是他表达感情的习惯，再一个，他担心哥哥见他如此激动，会以为他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自己在窗台上也激动起来，那是很容易出意外的。他就没喊，只是飞快地往北拐去，奔楼门口走。十号楼楼门朝北边开，而此时哥哥擦的是南侧窗子，也就是说，弟弟在走进楼门洞之前，有一小段时间，哥哥将不在他视野之内。

这时是上午九点半钟，整个住宅区都无声无息，偏于西北一角的十号楼一带更是安谧寂静。弟弟走到四单元门口，计算着按哪户人家的对讲器，才有可能撞大运般地撞上人家恰好有人，然后他将顺嘴说他是物业的，来看看走廊窗户有无坏损，让人家给他开门。按理说，来看哥哥干活，他应该叫哥哥一声，让哥哥下楼帮他打开楼门洞的防盗铁门。不光进这个单元，进这个住宅区一半的单元，哥哥都可以畅行无阻。哥哥有这里二十九幢楼中十四幢半五十八个单元的防盗门钥匙。在这个住宅小区，负责擦走廊玻璃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哥哥，另一个是个有老婆孩子的中年男子，他俩每月要把所有住宅楼的走廊窗玻璃擦拭一遍。一般情况下，玻璃并不脏，一个窗洞三扇窗户，按物业条例规定的操作程序做一遍，十五分钟就可以了。可一层楼两个窗洞，每幢楼十二层，加之间或出现的雨天、雪天、沙尘天，这擦玻璃的活虽然不特别累，但也能把人忙个半死。另外，一遍遍地登高凌空，尤其在空腹或缺觉或精力不集中时，危险系数也挺大的。所以，弟弟压根就没打算喊哥哥下来开门，一个单元三十多家，总会有几家白天也有人。

弟弟把手探向对讲器的数字按钮时，忽然发现，这四单元的防盗门根本没锁，是虚掩着的。弟弟知道，这种门回撞力大，出入者关门时，一点儿不用加力，只需轻轻松手，弹簧的回拉键就能保证门锁被撞死。所以，要让这铁门处于虚掩状态，出入者关门时，必须特意扶住铁门，将其轻轻贴向门框，却又不让它完全楔入门框，这时松手，才能达到虚掩的效果。弟弟看看周围，周围没人，但他想，既然前一个进出楼门的人特意没有将门锁死，那他（她）肯定有他（她）的道理，他不应该破坏人家刻意的设计。这样，开门走进楼门洞后，弟弟就没立刻松手，而是托着门扇慢慢回放，使它仍保持虚掩状态。很快弟弟就意识到，他做对了，因为一上电梯，他就看到，轿厢里放着装着半桶水的水桶、胶皮手套和一柄毛刷，都是保洁员必备的工具，而此时，保洁员并没和她的工具待在一起。显然，保洁员是临时有事儿出去了，那虚掩着的防盗铁门，一定是她的刻意安排。整个住宅区的保洁员，除了哥哥和那中年男子，都是女的，都是四十上下的下岗女工，她们负责楼内外除窗玻璃之外其他方面的卫生清洁。

弟弟在十层楼下了电梯，出电梯间进楼梯间，往上走几步，却见十层十一层间的两个窗户洞都没有人，窗玻璃也已擦得一尘不染。看来，这层的活干完了。弟弟知道，哥哥干活的顺序是自上而下，他转身回返，往九楼走。他悄无声息地下几级台阶，果然看到，哥哥正站在九层十层间的窗户洞上，往离他身体最远的一块玻璃上喷清洁剂呢。此时的哥哥，多半个身子探在窗外，只有半条胳膊半条腿回钩住窗棂内侧，那造型，很像一只展翅的雄鹰，优雅而威猛。他没系保护绳，保护绳的这一端，已系在粗粗的暖气管上，但那一端，只搭在高高的窗台上，像一条蛇正在窥视窗外。哥哥自视灵巧轻盈，为了减少上下窗台拿工具的麻烦，总是忽略安全保护。现在一定就是这样，他可能把保护绳都系腰上了，可一想喷完清洁剂还得下来拿湿抹布、干抹布、卷布器和延长杆，他就把腰上的绳子又解了下来。这天天气挺好，高处也没风。哥哥的身子从窗外缩了回来，似乎想跳回地面取什么东西，可他一下看到了弟弟。他一愣，身子在窗台上摇晃了一下。

你站稳——弟弟轻声叫，好像怕声音大了吓着哥哥，会吓得他晃到窗外边去。

哥哥听话地蹲了下来，同时脸上露出微笑。他混浊的目光流动起来，像绒毛一样触到弟弟身上，让弟弟先是一阵肉麻，然后又是一阵温暖。你怎么才回来，我惦记死了。哥哥这么说，好像弟弟此行不是两天，而是两个月或两年。哥哥再次想跳下窗台，弟弟阻止了他。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回来了。

哥哥满意地点了点头，又示意弟弟把清洁剂接过去，把桶里的一块湿抹布递给他。这两天呀，我想了好多。哥哥这回不再蹲着，而是直起身子，边干活边说话。工作不是不好找吗，咱还不找了呢，咱专心考研……哥哥的多半个身子又探出窗外，挂在空中。他在窗子外边说的话，是弹到外侧的窗玻璃上，拐个弯，折回窗内飘进弟弟耳朵的。这样一来，弟弟听到的声音就不够清晰，只如同一群小虫在耳畔飞掠，撕扯和冲撞着他的耳膜。他想立即离开，可挪不动步，又想把耳朵堵上，可抬不起手。我打听了，一年其实有两回考试，五月份还有个在职考试，你现在开始好好复习，时间还是很充裕的。而且，一月考不上可以五月再考呀。读在职的不就自己花钱吗？花，有什么了不起，贷款，我砸锅卖铁也供得起你。只要你别气馁，只要你心中有个宏伟目标，凭你的聪明才智，肯定行。研究生毕业找对口工作就不成问题了，你就有施展才华的天地了……嘿，你猜我为什么这么坚决？是我和孟姐聊天时，聊出信心的。孟姐她儿子，是毕业后在家复习三年，今年考上在职的——没工作也可以考在职。孟姐一个弱女子，靠打扫卫生都能供儿子有出息，我可是男子汉老爷们儿哪……

哥哥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却一点儿没耽误干活儿。看来，他嘴上的能讲善说已经完全不次于手上的灵巧利落了，他的嘴和手一样，都能自己忙而不乱，却让别人眼花缭乱。由于哥哥的身体一直动来动去，他声音也就忽大忽小，让弟弟觉得，他和哥哥的距离时远时近，很不确定。突然，哥哥身体停止了动作，他把原本钩着窗棂内侧的那只手直直张开，伸向弟弟。弟弟不明白哥哥的意思，他只知道，哥哥的这种姿势非常危险。他大部分身子悬在窗外，由于以前有那只此时伸出来的手加上一只脚钩着窗棂，还保险些，可现在，固定他身体的只有一只脚了。尽管刚才在外边使抹布的那只手这时扶住了窗子外沿，但对控制身体来说，它起到的只是象征性作用。弟弟很清楚哥哥这是艺高人胆大，可胆大艺高，也不该这么冒险呀。他想提醒哥哥系上安全绳，可眼下的首要问题是，哥哥冲他伸手是什么意思。把延长杆……哥哥只好换了话题。这样弟弟就明白了，哥哥伸手是什么意思，哥哥是想把窗外那只手上的抹布接到延长杆上，好擦他手臂够不到的远端的玻璃。

弟弟急忙下几级楼梯，捡起地上那根拖布把改装的延长杆。那延长杆已经和金属卷布器连接好了，两者构成个“丁字架”形。弟弟起身抬头的时候，看到哥哥钩着下窗棂的脚在微微发抖，显然，这只脚承重的时间有点儿长了。这会儿弟弟看不到哥哥的脸，但他想象得出，那张脸一定兴奋得有些扭曲，因为他能越来越清楚地听到，哥哥兴奋的表述已语无伦次：研究生……外语……工作……未来……希望……弟弟的身体站直以后，如果想看哥哥的脸，这回应该可以看到，但他还是没看，他担心，他的表情若不够兴奋，哥哥会伤心。可他实在挤不出哥哥脸上的那种兴奋。他就继续平视前方，只看哥哥那只钩着窗棂的、微微发抖的、插在破球鞋里的脚，稍微多看一点儿的，是哥哥向他伸开的那一只手。那只手手掌厚实，手指短粗，指甲黢黑，皮肤粗糙，有点儿像只多爪的钳子，正指哪儿打哪儿地来抓弟弟。弟弟急于把延长杆塞进那只手里，好把它占上，免得它抓他，这样，他的动作就有点儿快。那延长杆要到达哥哥手里，图近便走直线的话，得先通过哥哥的脚，但这里有个常识性禁忌，那就是，延长杆应该拐个小弯，而不能与任何和它构成抵牾的障碍物直接接触，尤其不能与哥哥的脚这种承载了一个人全部体重的障碍物直接接触。可弟弟忽略了这个问题。那笔直上行的“丁字架”在推进过程中，“丁”字前端的一横，即那个亮闪闪的金属卷布器，始终像辆微型铲车，使着蛮力一往无前，结果，它眨眼间便铲在了哥哥的破球鞋上。哥哥的身体失去了重心，他左摇摇，右晃晃，唉两声，啊两嗓，随着伸向弟弟的那只手不情愿地倏然收回，他整个人，就从窗口栽下去了。

哥——哥——

弟弟疯了般向窗口扑去，很想这么大喊一声，甚至想蹿上窗台，追随着哥哥，从九楼十楼那个高度，纵身一跃飞翔出去。可他终归没有勇气。他被哥哥的倏然消失吓破了胆子，连大声喊叫都不敢了，仿佛害怕惊扰了哥哥。他能做的，只是咧着嘴巴，带着哭腔，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眼：哥——哦……他在喉咙里咕哝“哥哦”时，几乎是下意识地，把手里的延长杆抛向了窗外。也许他希望它去陪伴哥哥吧，那是哥哥的劳动工具、工作伙伴。

接下来，弟弟在片刻的愣怔之后，跑向了电梯。电梯仍然停在十楼，像在等他。电梯里的水桶、抹布胶皮手套仍在，看来清洁女工还没回来，而楼下的防盗铁门，也依然虚掩着。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从弟弟来这十号楼找哥哥起，时间就停滞了，一切都没有变化，有变化的，只是哥哥经历了一次由生到死的凌空飞翔。

由生到死！哥哥能死吗？弟弟出门就跑了起来，他想赶紧跑到楼南侧，去看望哥哥，去抢救哥哥，去帮助哥哥逃离死亡活转回来。活着多好呀，哥哥不应该死，即使活着很辛苦，很艰难，很卑微，很低贱，也要活着！他不愿意哥哥死，他要让哥哥继续活，可不经意间，他注意到，自己的裤子上，裤裆那里，不知什么时候湿了一片。他尿裤子了。他一下站住了，低头看自己的裤裆。他记得他最后一次尿裤子是七岁那年，上小学的头一天。当时尿憋得他都流出了眼泪，是哥哥不顾老师批评，过来帮他解开了裤子。可与此同时，他也尿出来了，不光尿了自己的裤子，还尿到了哥哥的脸上身上。从那以后，他再没尿过。可现在，他又尿了，但此前他没有憋尿感呀。他再次意识到，这一定是性病的症状。他染上的性病，经过几小时的潜伏酝酿，开始发作了。他抬头看看周围，看看路，又跑起来，但这回，他是往他和哥哥住的楼洞库房跑。抢救哥哥固然重要，但一会儿救哥哥时，肯定有许多人过来围观，而那许多人，一眼就能看到他尿湿的裤子，自然会猜到他是性病患者，甚至是艾滋病患者，那他就等于剥光身子给人看啦。他不愿意丢人现眼。况且，若被人看穿他的问题，都会影响对哥哥的抢救。一是别人要把哥哥也看成个会传染他人的性病患者，不愿伸手相助；再一个，那些居民和物业的人，本来都挺喜欢哥哥，可一旦他们看出自己的问题，没准就会“恶”屋及乌，会瞧不起哥哥、蔑视哥哥，说他培养的弟弟虽然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但更是个找不到工作还嫖娼又弄了一身性病的下流胚。所以，必须换完裤子再救哥哥。

回到住处，清理自己身体的过程，换洗裤衩裤子的过程，也是弟弟稳定情绪的过程。可忽然间，有人在外边“咚咚”砸门，同时大喊大叫，说你哥死了，这让弟弟受了惊吓，他刚刚稳定的情绪再度波动起来。于是，当急救车把他和哥哥一起拉到医院时，当公安局的人找他了解情况时，当爸妈和姐姐来为哥哥送葬时，当物业方面让他领走哥哥那为数很少的抚恤金时……他始终浑浑噩噩，懵懵懂懂，恍恍惚惚，呆呆傻傻。这之后，他只是尽量避开他人的干扰，拼命看书，为不久后的研究生考试做着准备。

转眼就到一月份了，紧接着五月也来到了，弟弟两度参加了研究生考试。不用发榜他就知道，他注定要名落孙山。这时候，哥哥当初留下的积蓄已经花光，他感到恐慌，但他不想回爸妈身边。如果哥哥依然活着，一文不名他也沉得住气，哥哥自有办法维持生计，并会资助他继续考研。他相信哥哥说话算数，相信在他面前，哥哥是个忘我的人，只要弟弟过得好，哥哥死了也心甘情愿。可现在，哥哥真死了，弟弟并没好，甚至活得更加糟糕。弟弟不知哥哥地下是否有知，他只能在地上替哥哥的死感到遗憾和无奈。

弟弟把自己的最后一笔钱花在三枚邮票和三个信封上，他分别给爸妈，给姐姐，给那个中学时代教过他和哥哥历史的班主任老师写了封信，通报他的某种选择。他写给老师的是一封长信，在那封信里，他告诉老师，他的另两封信都非常短，只是亲人间的礼节性致辞，所以，他不希望写给老师的长信被别人看到，包括他的亲人，他不愿意别人批评他分不清亲疏远近。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把那么多实质性的私密东西讲给老师，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一个不善交流的人，一个内心封闭的人，在直抒胸臆地宣泄情感时，对宣泄对象更为挑剔。现在，他认为，老师是他最佳的宣泄对象。

弟弟的选择是追随哥哥。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五月的上午，他把三封写好的信扔进邮筒，来到了哥哥工作过的地方。进了花园般的高级住宅小区，他直奔十号楼的四单元，然后坐电梯上十楼，进楼梯间，往下走半截楼梯，在缓步台处停留片刻，哆哆嗦嗦地爬上了窗台。站到窗台上，他让自己尽量镇定，并在想象中，把此前为下一阶段设计好的行动步骤与动作要领温习了一遍：一要昂首挺胸，二要圆睁双目，三要张开两臂，四要大步外跨，五要奋力腾跃。做完这一切，他将创造性地完成对哥哥的模仿，亲身体验凌空的飞翔。当然，在扑向哥哥时，他无论如何不可以忘记，一定要用最大的音量喊一声“哥哥”，免得另一世界的哥哥想不到来迎他，耽搁了兄弟二人重逢的时间。

弟弟开始调整状态，酝酿情绪。照理说，下一阶段的行动步骤与动作要领都很简单，分解开做，一分钟演练三遍也绰绰有余。可这种事儿，在想象中温习多慷慨都无妨，要实际操作具体实施，谁都难以义无反顾了。此时的弟弟就是这样，不论他怎样努力多么着急，状态也调不出来，情绪也上不来，肢体根本不听命于心灵。他佝偻着肩膀，紧闭着眼睛，双手好像焊在了窗框上，两脚则如同在窗台深处扎下了根子。他无法实现飞翔的梦想。弟弟非常瞧不起自己，沐浴着五月和煦的阳光，他无声地哭了起来。他哭得泪水满面，十分委屈。

哭了一会儿，弟弟将头扭向一侧，把脸贴向横悬在他与窗框间的左胳膊上，用衣服袖子擦抹眼泪。他希望他能重振精神，鼓起勇气，完成计划，一劳永逸。可擦完眼泪，吃力地抬头时，他注意到，在他身旁的窗玻璃上，有两块面积不小的污渍若隐若现。那污渍并不特别显眼，似乎也被擦过，但一望而知，是擦它的人太粗枝大叶，三涂两抹就草草了事儿了，才让它没能彻底消失。这一发现，将弟弟的注意力分散开了，他那紧张到行将绷断的神经也有所松弛。弟弟再度在衣袖上揩揩眼睛，进而幅度较大地探出身子，去细看那污渍，自然，他的手和脚，也便因之移动了起来。弟弟的眉头渐渐皱紧了，他不知道，那个接替哥哥的家伙是怎样的人，但他对他没有好感。如果在这里工作的还是哥哥，他绝不会如此不负责任——那两块污渍的存在，明显不是马虎所致，而是出工不出力地敷衍的结果。弟弟摸摸衣服口袋，没找到手绢，但找到两块绵实的纸巾。他迟疑一下，把纸巾在右手的中指食指上缠绕两圈，像以往哥哥干活那样，侧过身去，擦拭起来。刚开始他不够熟练，觉得怎么做都学不像哥哥，他不可能把污渍清除。但很快，他的力量就使均匀了，擦拭的顺序也对头了，尽管没有工具，限制了发挥，可他对自己的悟性和能力，越来越感到信心十足：擦干净这扇窗户没有问题。果然他也就擦干净了。

弟弟似乎忘记了他爬上窗台的原始动机。为了更好地判断自己的劳动成果，完活以后，他从侧面验看一下，又跳下窗台，后退几步，拉开距离，从多个角度整体审视。他认为，若要求他把擦玻璃这项工作做得和哥哥一样好，不见得就没有可能。得出这个结论，他对哥哥的继任者更不满了。他情不自禁地离开窗口，转过身子，沿楼梯下行，来到了下一层楼，然后，他又下一层楼，再下一层楼，一层层地逐个窗户检查起来。检查完这一单元走廊上所有的窗玻璃后，他感到遗憾，为这么漂亮的一幢大楼却雇用了那么一个藏奸耍滑、偷工减料的人来保持玻璃的清洁卫生感到遗憾。

弟弟跨出十号楼四单元的防盗铁门，朝物业办公室走去。他边走边想，如果物业的领导同意让他接哥哥班，由他取代那个职业态度不够严肃的玻璃清洁工，他得先请两天假，再从工资里预支点儿钱——一百就行，那样，他就可以赶下午的火车回老家了。在上车之前，他将往姐姐那里挂一个长途，而下车以后，他将去看一眼昔日的班主任老师，待晚上他最后出现在爸妈面前时，他那三封信的收信人，就都能在尚未读到他的信时，提前弄明白他信中那骇人的“选择”是什么意思了：原来，他对哥哥的“追随”，只是希望成为一个哥哥那样的玻璃清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