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先任太史令，后任中书令。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写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它被公认为中国史书的典范，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会知道司马迁这个名字；而知道司马迁是位历史学家的人，却未必知道他在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说了几句真话，触怒汉武帝下狱，而受“宫”刑的历史；也许就更不会知道他在污秽肮脏之中，写作《史记》时难以承受的痛苦。
“宫”，即去势。司马迁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唯一”。
“宫”和去势，是一回事，但性质有所不同。“宫”是刑法，是无可选择的；去势，在有皇帝的年代里，是当太监的首要条件。若不想当，也就不必去势。当然也有或被父母鬻卖，或因生活无着而净身入宫，不无被迫的个例，但大多数被阉者是作为谋生手段甘愿去势，求得进宫的这份资质。因此，这班人对于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状态，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为太监，生活在无数相同的人中间，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笑话谁，便是无所谓的事了。
太监这行业，不仅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劳狄、尼禄、维特利乌斯和提图斯等罗马诸帝，如其后的拜占庭帝国诸帝，如奥斯曼帝国诸帝，都曾在后宫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役使。中国明代大概是历史上破纪录使用宦官的帝国，故有“十万太监亡大明”这一说。任何朝代，太监或类似太监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于宦官有太多的机会接近帝王后妃，容易获得宠幸；加之阉人的变态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们的仇恨准则。一部《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凡太监都不是好东西，至少好东西极少。所以，对这卑污龌龊者多，阴暗险恶者众的一群，统统蔑称之为“阉竖”，倒也合适。
但司马迁之被“宫”，与“阉竖”的去势截然不同。老实说，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软，什么毒辣残忍的法子没有使用过呢？但把文人连根端掉者，刘彻是独一份。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
“宫”刑在中国，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以阉割或损坏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余生在屈辱中度过。汉武帝异想天开，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里，他不杀头，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宫”刑，来对付他的国史馆馆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使其丧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这一招，实在可谓既恶且损，加之下流、下作。
这奇耻大辱对司马迁来说，“肠一日而九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竟对文人进行如此卑劣的报复，简直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够将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能够将圣女贞德、布鲁诺在火堆上烧死，愤怒的革命群众甚至将路易十六夫妇送上断头台一一铡死，不可谓不恐怖；在莎士比亚时代，将人犯的脑袋，割下来挂在伦敦塔桥上示众，也极其残忍。但像刘彻用“宫”刑对付一个文人，对付一个埋头在简牍中阅读历史的学者，这是世所罕见的野蛮行径。
每读***《沁园春》词中“秦皇汉武，略输文彩”这一句，我总会想起汉武帝“宫”司马迁这件丢中国人脸的事情，亏他做得出来，下得去手。我始终想，问题恐怕就出在这句“略输文彩”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刘邦那样，虽能吼出两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却从不以诗人自居，也许司马迁说什么，他会不当一回事的。而汉武帝，诗词、歌赋都来得，虽“略输”，还有点“文彩”，这一有就坏菜，他把自己看做文人。文人对文人，就免不了计较，就要关心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而且，有权的文人，嫉妒起同行来，往往不择手段。“宫”你一下，又何妨？碰上一个有文彩的皇帝，哪怕“略输”一点，真还不是什么值得文人大众高兴的事情。
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宫”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汉书·司马迁传》认为：“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意思就是说，若是司马迁能够“明哲”的话，也许可以“保身”，具体一点，可以保住那命根子。但他心血来潮，跳出来为李陵主持公道，却招来了这场灭顶之灾。
不过，要一个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特别是这位太史令，还多一份历史感的文人，让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让他对帝国的千疮百孔闭上眼睛，让他在这位年近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汉武帝面前，装聋作哑，那是不可能的。“宫”司马迁的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大汉王朝的日子不甚好过，大面上的风光依旧，内囊早全上来了。由于历年来徭役、兵役不断，狂征暴敛不已，人民负担沉重，大批农民流亡。这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所有这些败象，都是刘彻随着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来的必然结果。
孟德斯鸠说过，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康德也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意大利哲人马基雅弗利说得更干脆，久握权力，必致腐化。这也是所有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在其晚年，难以逃脱的失败命运。刘彻也如此，到了晚年，除了封禅巡幸，敬神祀鬼外，便是好大事功，大兴土木，与所有老年统治者一样，已成为悖谬颠错的老糊涂了。司马迁还以为他是当年意气风发的“英主”，居然书生气十足地“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要为李陵败降慷慨陈词。
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史籍，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员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楚汉相争、刘氏帝业，那堆积如山的史籍，足够他皓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来往，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底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他认为他应该说话，他要不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还有谁来主持正义呢！他说：第一，李陵“提兵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疆胡，仰亿万之师”；第二，李陵“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阵，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天下矣”；第三，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
学问太多的人，易愚；愚，则不大识时务；不识时务，就容易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事情。他一张嘴，捅下天大的搂子。
汉武帝是让他讲话来着，他该懂得，陛下给脸，垂询你的意见，是要你讲他愿意听的话，你如果不想对李陵落井下石，你完全可以装糊涂，千万别进逆耳之言。这位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关西大汉，遂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全盘托出他的真实想法。一句“救兵不至”，不但毁了他的前程，连男人的象征物也得根除。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未能如期会师，致使李陵孤军奋战，兵败而降者，正是陛下心爱的李美人之兄长、贰师将军李广利。
谁知“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一个“略输文彩”的统治者，收拾这个当场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小舅子，更得罪了他心爱的女人的文学同行，还不容易。但是，他吩咐下去，不用砍掉他的脑袋，只消“宫”他就行了。然后卷帘退朝。刘彻，肯定会为他这得意一笔，回到后宫，对着已逝李美人的遗像，觉得很可以告慰她的。妲己，曾让商王纣杀比干剖腹验心；褒姒，曾让周幽王举烽火报警取乐；那么，多情得很的汉武帝“宫”太史令，讨死去的美人欢心，又算得了什么？
宫刑，始于周，为“五刑”之一。《书·吕刑》曰：“爰始淫为劓、刵、椓、黥。”“椓”，孔颖达疏：“椓阴，即宫刑也”，也就是去掉生殖器官；“劓”，削掉鼻子；“刵”，切掉耳朵；而“黥”和“墨”，则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刖”，斩断手足。《孔传》曰：“截人耳鼻，椓阴黥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古人对这类残酷的肉刑，也持否定态度。结果，“杀”，在“五刑”中，倒成了最简单的刑法，因为砍掉脑袋，只需一刀了事。
远古时代，统治者视人民为草芥，老百姓真是如肉俎上，据《汉书·刑法志》：“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要是刑乱邦用重典的话，五百增加到一千，那就该是道路以目，动辄获罪，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原因，就会掉耳朵、掉鼻子。所以，汉武“宫”掉司马迁，留一条命在，该磕头喊万岁才对。
读《水浒传》里，陆虞侯往林冲脸上刺字，押往沧州；武松在阳谷县犯事，脸上刺了金印发配，看来对人犯的施虐行径，到唐宋，还在延续。这种远古时期留下来的残忍和恶行，像基因一样，在国人的血管里流动着，一遇机会，就会爆发出来。要不然，“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怎么想起给“走资派”挂黑板、戴高帽、剃阴阳头来折磨人呢？不学无术的“造反派”，不可能从史书中得到启发，很大程度上是血管里的基因在起作用。
司马迁“下于理”，大约是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比那些知青作家还要小不少，正是泡吧泡妞泡桑拿的好年纪。但他却只能在“蚕室”里泡了。颜师古注《汉书》：“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在没有麻醉剂、没有消毒措施、没有防止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按住司马迁施用宫刑，可想而知，那份痛苦，比死也好不了多少。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的一篇《病后杂谈》里说到：“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先生认为“宫”刑，只施用于男子，事实并非如此，据《孔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女子也要受“宫”刑的。究竟如何对妇女实施幽闭，史无记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据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妇人幽闭》中透露：“《碣石剩谈》载妇人椓窍，椓字出《吕刑》，似与《舜典》宫刑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椓窍之法，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溺便而人道尽废矣，是幽闭之说也。”记得有一位先生，突然说他明白了，写出文章，他认为古代是用杵击的野蛮方法，使妇人子宫脱垂，造成幽闭云云。其实也是摭拾清人余唾，别无新见。不过，如果说古代的行刑队，具有对男女生殖系统如此精熟的了解，证明鲁迅先生所感叹的，旧时中医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知识，甚至不如封建社会里专事行刑的刽子手，大概是有其道理的了。
话题或许离司马迁远了些，然而，若不知道中国旧时的统治者，和未成为统治者的起义军的领袖，那种把人之不当人待的残忍，也就无法理解司马迁之愤、之怨、之惨、之悲哀了。
《汉书·司马迁传》说：“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一个失去最起码尊严的男人，“尊宠任职”，又有何补益？中书令为内廷官，必须阉人才能担任。他的男根没了，正好干这个差使。说白了，等于告诉大家，他没有那玩意儿，是狗男女，更是侮辱。
司马迁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对他“重为天下观笑”的被“宫”，痛苦之极，羞辱之极，感到简直没法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种可耻的刑法，施之于他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身上，那是无法接受的。他不由得不大声疾呼：“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作为家学渊源的太史令，过着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日子，“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西汉文坛的领袖，落到这等的境地，将何以堪，是可想而知的。对司马迁而言，创口之难以愈合，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也许能够忍受；那种“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醜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凄惶状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的羞耻，和被隔绝的孤独，才是他的最大痛苦。
于是，他在充满血腥味的污秽蚕室中，第一决定不死，第二尤其不能死在刘彻之前，第三发愤著书。
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已近强弩之末，古籍开始部分解禁，我在一部一部读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不朽之作时，不禁惶惑。司马迁被“宫”后，在下体溃败、阴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之中，坚持完成这部巨著，自然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但是，在敬仰他惊天地泣鬼神的艰苦卓绝的同时，也不由得想，老兄，你的皇帝都不把你当人看待，让你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你还有什么必要，来替这个狗屎皇帝，尽史官的职责呢？
后来我才明白，这固然是中国文人之弱，但这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强。连我这等小八腊子，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还曾有过数度愤而自杀的念头呢！那么，司马迁，这个关西硬汉，能忍受这种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苟活日子吗？他显然不止一次考虑过“引决自裁”，但真是到了打算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还是选择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无以为生时所走的那条路，宁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也不追求那死亡的刹那壮烈。一时的轰轰烈烈，管个什么用！
因此，我想——
他不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相信，权力的盛宴，只是暂时的辉煌；不朽的才华，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他不死，一切都要等待到“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活着，哪怕像孙子、像臭狗屎那样活着，也要坚持下去。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见分晓的。你有一口气在，就意味着你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胜出机率，干吗那样便宜了对手，就退出竞技场，使他获得百分之百呢？
他不死，他要将这部书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很明显，他早预计到，只要这部书在，他就是史之王，他就是史之圣；他更清楚，在历史的长河里，汉武帝刘彻者也，充其量，不过是众多帝王中并不出色的一位。而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他，在历史和文学中的永恒地位，是那个“宫”他的刘彻，再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的。
所以，他之不死，实际是在和汉武帝比赛谁活得更长久。
“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南宋洪迈《容斋笔记·人君寿考》），越来越昏庸的刘彻，已经完全走向反面。唐朝司马贞在《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后的《索隐论赞》中，评价他“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认准他是与秦始皇一丘之貉的人。
被“宫”的司马迁，会看不出这位“宫”他的皇帝，已是伍子胥式“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之人吗？他在《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将这位“英主”真面目，一层层地揭了个底朝天。按顾颉刚分段标点的《史记》，汉武帝这篇《本记》，共49个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19段，涉及封禅祭礼者12段，两者相加31段，字数却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这位“好神仙之道”（《汉武帝内传》）的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
对于司马迁坚持不死，哪怕糜烂到无可再烂也不死，有一口气就要著《史记》的私衷，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那就是东汉的王允。在《三国演义》里，用“连环计”干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处决另一位也是书呆子的蔡邕时，旧事重提：“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后汉书》）。
王允明白，虽然文人是极其脓包的，统治者掐死一个文人，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极其脓包的文人，凭借着那支秃笔，却能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庸君、淫君，一一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千年万载的诅咒。
到底谁更强些，谁更弱些？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衡量，还真得两说呢！
司马迁必须活下去，只有活得比刘彻长，哪怕长一分钟、一秒钟，这个能“宫”他的皇帝，就再无可能“宫”他的不朽之作。现在，“略输文彩”的汉武帝终于真正输了、死了；而在精神上升华了司马迁，此时此刻，那个早已不是他的肉体躯壳，已无存在的必要。于是，我们这位“史圣”，遂不知所终地在人间蒸发了。
卒年不详，这或许是治史的司马迁，故意留下的一笔告白：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