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179—251） 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他辅佐魏国四代君主，后来掌控魏国朝政。他善谋奇策，多次征伐有功，对农耕经济发展也有重要贡献。
司马懿，在一般读者和观众的心目中，是形象不佳的。
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因为在那部流传数百年的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里，他是作为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出现的。假设没有他，诸葛亮的雄图大业，至少有成功的绝对把握；由于有了他，诸葛亮终于饮恨而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贤相”，最后败在他的手下，死在他的眼前。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或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对司马懿怀好感者不多，那是情感上过不去。
读文学作品者，只相信文学的真实，而不会介意历史的真实。
在封建社会里，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当皇帝的那个人，好一点、坏一点、聪明一点、笨蛋一点，为非作歹一点、荒淫无耻一点，都可以无所谓的。关键必须求得一位贤良公正、为民着想、干事精明、治国有方，能够让老百姓有饱饭吃、有安生日子过的丞相。有好丞相，皇帝哪怕是个阿斗，或者，再不济，是个白痴，也能够容忍。反正，丞相也好，宰相也好，首相也好，首辅也好，只要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起到了帝王与黎民间的调节器的作用，大家相安无事，也就称得上海晏河清的太平岁月了。
司马懿把诸葛亮置于死地，毁灭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当然，人们对他没有好印象。
其实，后世老百姓的诸葛亮崇拜，是由于《三国演义》神化和美化这个人物的结果，诸葛亮头顶上的光环，是宣传造成的——是反复宣传在人们脑海中形成的伟人定势造成的，也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好的丞相，实在不是在很多的情况下，在老百姓善良愿望的寄托和向往下造成的。中国人心中的偶像，被司马懿毁了，而且在五丈原看着他死，便不能饶恕司马懿。
但回顾史实，诸葛亮治理下的西蜀，也并非王道乐土。第一，他对外不停地发动战争，加重了蜀中人民的负担。甚至连阿斗都怀疑相父，有必要一个劲儿地上《出师表》，穷兵黩武嘛？第二，他对内以法威刑重著称，睚眦之怨必报。历史上留下了“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记载。
诸葛亮“六出祁山”一次只能带一个多月的粮秣，粮吃完了，仗也打完了，就得撤回去。他是典型的追求“速战速决”的短期行为者。而司马懿不仅要打败诸葛亮，打败蜀国，还要打败吴国，打败魏国，变为一统的姓司马氏的晋国。他的目光，要比争夺几座城池来匡复汉室的做法，远大得多。
而且司马懿不但在军事上是诸葛亮难以对付的对手，在政治上也表现不俗，是不亚于诸葛亮的。他知道诸葛亮必取武都、阴平，遂派郭淮、孙礼袭蜀兵之后。但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有此举，亲率兵马又来袭郭淮、孙礼之后，前后夹攻，魏兵大败。在武都、阴平失守以后，司马懿料知诸葛亮不在营中，定去两城安抚百姓，就派张郃、戴陵去夺蜀寨。但诸葛亮并未离寨，却设下包围圈以待偷袭。司马懿在这时以一种开阔的胸怀、大家的气度，承认“孔明智在吾先”。一个不怕承认失败的对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他和诸葛亮打仗，对其骂阵，拒不应战。诸葛亮用竹竿挑着妇女穿的衣服，在阵前羞辱他，他也一笑了之，不予理会。他在等待，他不着急，他知道诸葛亮没有几天活头了，你急得要命，他一点也不上火。诸葛亮像油灯似的耗尽了最后一滴油，他不费一兵一卒，尽获全胜。
有所恃才无畏惧，在拳术场上，有真本事的人，并不急于亮招。等一等，看一看，让那些初出茅庐、心急如焚、按捺不住的人，先跳出来表演。司马懿对诸葛亮派来的使节问话，只字不问蜀军的虚实，只是打听丞相的身体如何，忙不忙，吃几碗饭，当他听使者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订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时，他感叹说：“食少事烦，岂能长久？”使者回来，又把这话讲给诸葛亮听，难怪孔明先生也叹息：“彼深知我也！”
司马懿能如此把握住诸葛亮，以致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可见这个司马懿确实是三国时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实事求是地讲，司马懿比诸葛亮，确实要高明一点。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学上来考量，固然魏比蜀地盘要大、实力要强，但在魏的司马懿，要比在蜀的诸葛亮，处境险峻得多。司马懿需要对付的敌手和潜在敌手，比当丞相的诸葛亮，不知多几倍？
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言听计从；曹睿视司马懿不过是老臣之一，并不十分信任。诸葛亮在西蜀，几无一人可与之埒等；而在洛阳朝中，曹真、曹休、夏侯楙这些近亲，陈群、华歆、王朗这些重臣，权势地位不弱，与司马懿不相上下，并对他深怀戒心。刘备托孤时，要他的儿子对诸葛亮以父事之；而曹操早留下了“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于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的评语。
因此，诸葛亮只有一个敌人，即曹魏；只有一个念头，即北伐；而且也只有一个手段，即诉诸武力。司马懿则不同了，他知道魏之患在蜀而不在吴，防蜀甚于防吴，但从曹丕起，攻吴之心重于攻蜀。他知道魏强蜀弱，坚守不出，以逸待劳，则蜀必败，但朝野上下，势骄焰盛，务求必克。他知道功高不仅震主，也会引起同僚警惧，适度退让，以免锋芒过露，但又不能使人认为他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为此，从长远来看，此刻不宜和诸葛亮决战。同时，等待中谋取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又不能不打，朝野上下要看到他的战果。同时，他也了解，一旦太辉煌了，同僚嫉妒固非小事，主子猜疑更加可怕。而无所作为的话，有可能被黜还朝、剥夺权力、解除兵甲、一败涂地。他得把握住赢不能太赢，输不能太输；攻打不宜太猛，退守不宜示弱的分寸感，要比诸葛亮难做人多了。
由此可见司马懿的心机，和他处于荆棘丛中的谨慎，以及善处左右的韬略。在当时诸葛亮、陆逊与他这三个堪称棋逢对手的主帅之中，应该说他的处境最难，所以他在政治上，也包括在军事上，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三国人物中，我认为最能隐忍不发、最能韬晦不露、最能忍辱负重的，大概要数司马懿了。
他和曹爽共同辅政，事事请示汇报，做下级状；他知道曹爽还不大放心，后来索性装疯卖傻，病倒在卧榻之上，连话都说不周全，做奄奄一息的样子，使曹爽对其略无顾忌之意。其实他不是不能搞掉曹爽，但他宁愿等待，等到他作恶多端，民心丧失，便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他收拾掉。
任何人碰上这样有耐性等待你犯错误的对手，那倒霉是必然的。
司马懿于魏、曹操于汉，大抵相同，人臣之位极矣，权术之运用极矣。但区别在于司马懿于曹操生时，每怀恐惧，一生谨慎；曹操死后，仍唯恐疑有异志，事事小心。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等待。曹操这一辈子，略无半点畏惧顾虑之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恣意行事，挥洒自如。我们能读到曹操的诗，却读不到司马懿的诗。我们知道曹操浪漫，好女色，营中狎妓；但规行矩步、按部就班的司马懿，则无这方面的风流行状。他不作诗、不题词、不高谈阔论、不出头露面，这一切的低姿态，说穿了，正是为了更好地等待。
司马懿玩弄权术的阴险水平，在三国中甚至要超过曹操。按照弗洛伊德学说分析，一个拼命压抑自己的人，反过来施之于人时，也愈残忍。他在讨伐公孙渊的叛乱时，那种杀无赦的残酷贼忍，也是令人发指的。俗话讲，不叫的狗，最能咬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曹操临终时，司马懿排位最后，到曹睿临终时，他已位居首位。这说明他的等待战术，逐步取得了成功。老实说，一个心怀叵测的人，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能历仕三朝，虽然几次外放冷落，几次褫夺兵权，但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而且身居高位，始终处于权力的巅峰，应该说，他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其实曹操是并不信任司马懿的，甚至预言过他是一个对曹魏有威胁的人物。但他察时知世，审势慎行，进退有度，应对机变，获得曹丕的信任，也改变了曹操对他的看法。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见解，在军事上的指挥若定，在皇室国戚、元勋大老间的周旋应付，在权术斗争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终掌握军旅，踞守重镇，而且有诛孟达、杀公孙渊、与诸葛亮交手的卓著战功。加上他对于敌手的斩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身受曹魏三朝顾命，但他在长久的等待以后，实际上结束了曹魏政权。
司马懿其实在曹丕死后，业已总揽魏国军政大权，但他还不急于动手，仍旧要等待下去的原因，是他已看透了曹魏政权的皇帝，不但一朝不如一朝，就连宗室，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时他大权在握，有足够的时间，来得及等它腐败到了极点，便是摧枯拉朽，不用费什么大力气了。
本来在寒冷地区粗放经营的马铃薯，一到南方土好、水肥、日照更充足的地区，倒愈来愈长不大了。这种马铃薯种子退化定律，同样适用于人类，尤其适用于养尊处优、四体不勤、骄奢淫逸、体质萎靡的统治阶层，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帝王世家的难以逃脱的衰败规律。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指从帝王到皇室，到整个贵族阶层，到官吏和一切剥削者，从遗传基因开始，已经像温室花朵逐渐失去适应自然的能力，于是用不了几代，就整体堕落腐朽下去，便是一种不值得奇怪的现象。包括他司马懿也逃不脱的，到第三代就不灵了，让大家饿得吃不上粮食，去吃大肉丸的司马衷，其实是个白痴，不也当了皇帝嘛！
至于曹爽这一等货色，智商很低，连句整话都说不周全的人，那些智囊劝他，不要离开都城，以防司马懿兵变，他只当耳旁风，照旧大开城门到高平陵打猎去了。再看他手下用的那些轻薄浮浪之徒，如何晏，如邓飏，虽权倾一时，但管辂为他们卜卦时，竟敢放肆地忤触了一番。别人为他担心，管辂却说：“吾与死人语，何所畏耶！”说明这个腐朽集团本身，不仅潜伏着巨大危机，而且迫在眉睫，旁人都把他们看成死人了。由此可见这个统治集团，已经腐化堕落到了极点；不得人心到了极点；内部分崩离析到了极点；对司马懿完全失去警惕，麻木不仁也到了极点。
自然，能够使曹操、诸葛亮警惧而未敢小视的司马懿，对付曹爽还不是举手之劳的事。他等待到了该动手的时候。“起旧日手下破敌之人，并家将数十，引二子上马”，把城门一关，就解决了。“高平陵事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统治集团若是腐败起来，那速度超乎想象之快，真是难以置信，就把城门一关，打发人送个口信去，那些正在放鹰纵犬的快乐人群，便惊瘫在地，未触即溃。
司马懿吃准了这些表面上强大而不堪一击的人的实质，他不怕他们反攻，也不在乎他们反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敢反攻。因为在他等待的漫长岁月里，他从本质上看透了这班纨绔子弟的当权者，其内心的空虚软弱，正如一匹老劣残败的驽马，只要有一把栈豆，就会停脚不走的。他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曹爽还幻想，即使我丢了官，还不失为一个富家翁，他忘了司马懿是绝不会手软的人物，会有好果子让他吃？死到临头，悔之晚矣！腐败的可怕，不仅仅是贪欲、攫取、占有和声色犬马，而是精神上的堕落。人到了这个地步，也就无药可治了！
当时司马懿并无多少兵力，即使这样，留守在城内的曹爽部下，竟无可奈何，坐视其成事。凡大势已去，唯有兵败如山倒，一垮到底了。这大概就是更广义的“马铃薯退化定律”。在三国这场政治游戏中，最成功的玩家还得算司马懿。看来，这个司马懿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善于等待，善于在瓜熟蒂落的时候去摘胜利果实，三分天下，最后一统于晋，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读《三国演义》，热闹都在前半部，司马懿出场较晚，舞台上的风光，都被最早起到脚灯前的角色抢光了，他显得不那么光彩出色。其实，在这段历史中，他是一位最了不起的靠耐性、权谋、机智、残忍，夺得胜利的最大赢家。
司马懿在此之前，为文学椽，政治地位较高，但不掌军事的全面指挥权。尽管他与诸葛亮多次交锋，实际上魏国高层仍旧要任命曹姓、夏侯姓的近亲将领统帅部队。此次征公孙渊，他直接向曹睿表态，哪怕兵少，也足以取胜，于是排除皇亲国戚的干扰和掣肘，独自担纲主演，他要把这出戏演好，那就是必须取得干净彻底的胜利。怎么叫干净彻底呢？那就是杀。对这个“嗜血狂”来说，也就只有这唯一的手段了。
将战争中所杀戮的敌军尸体，堆在一起，其状如山，谓之“京观”。在汉语中，这是最血腥的词汇。司马懿进襄平后，“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者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正是这些人的首级尸骸，堆成“京观”，为司马懿铺平了成为最高统帅的路。
公元249年（嘉平元年），“高平陵事件”得手后，司马氏就一路开杀下去。公元251年（嘉平三年），平王凌，杀曹彪；公元254年（嘉平六年），杀李丰、夏侯玄；公元255年（正元二年），平毋丘俭；公元257—258年（甘露二至三年）平诸葛诞；公元260年（甘露五年），弑高贵乡公……平均两三年大开杀戒一次。曹操之杀，是“薅稗草式”；司马懿之杀，是“割韭菜式”。到了晋朝，天下名士减半，也就不必惊讶了。
《晋书·宣帝记》载：“及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
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从曹操到司马懿》一文中写道：“晋朝的明帝，曾经问王导，晋朝是怎么样得天下的。王导乃历述司马懿的事情，和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之事。明帝羞愧得把脸伏在床上道：‘照你的话，晋朝的基业哪得长久？’可见司马懿的深谋诡计，还有许多后来人不知道的，王导离魏末时代近，所以所知的较多了。而且他很为暴虐，他的政敌被杀的，都是夷及三族，连已经出嫁的女儿，亦不得免。所以，做《晋书》的人，也说他猜忌残忍。他一生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
吕思勉认为：“封建时代的道德，是公忠、是正直、是勇敢、是牺牲一己以利天下。司马懿却件件和他相反，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都是这一路人，这一种人成功，封建时代的道德就澌灭以尽了。”钱穆认为：“他们全只是阴谋篡夺，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这也就是晋的短暂统一以后，长期的南北分裂，使中国人处于黑暗状态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凡搞分裂者，无一不是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