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他精兵法、善诗歌、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的局面，他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
曹操这个人，他的伟大之处，是胜得起，也败得起。不像有些人，胜时，贪天功为己有；败时，半点自我检查也不写，把过错全部推给别人。得意时，嚣张，不可一世；失败时，便孬得把头缩到裤裆里面。
曹操在翦除袁绍以后，一鼓作气，平定乌桓，肃清残寇，招徕贤才，拓边安民。至此，冀、青、幽、并、辽，西到大漠，东到渤海，整个中国北方，一统于曹操手中。汉王朝一个最挠头的问题，也就是北方匈奴频繁扰边的积患，总算解决了。终曹操一生，平定的北方边界，没有使他再担忧分心过，这不能不说是大成就、大功绩。所以，当他站在白浪拍天的渤海之滨，那踌躇满志的心情，那神采飞扬的姿态，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诗怀，肯定是快乐得连胡子都飞扬起来的。
他赢了，不树碑，不立传，不要人们对他山呼万岁，而是作诗。就是***在北戴河写的“东临碣石有遗篇”了，这种胜利者的潇洒，古今罕见。
很显然，他从山东进军洛阳，掌握住汉献帝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要除掉袁绍这个在长江以北的唯一与他抗衡的不能两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强敌不除，中原不保。没有一个巩固的北方，曹操休想越长江天堑一步。然而，就在辽公孙康杀袁尚、袁熙和速扑丸，函首送诣曹操的建安十二年，也是诸葛亮隆中对策出台的那一年，这种重新划分政治版图的设想，不能不使曹操震惊。
诸葛亮出山时的隆中决策，实际上对三国的政治轮廓，重新划分，虽未尘埃落定，但也是基本成型了。历史上的曹操，和在《三国演义》里奸诈枭恶、残忍嗜杀的曹操，不完全尽似，他实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如今，已很难于史料中发现曹操对诸葛亮这一战略思想的态度，但深谋老算的曹操，不可能对如此牵涉政治格局的新思维，会无动于衷的。他的谍报系统，不会那么无能；他的智囊团，不会略无动静。于是，迫使他提前实行战略重心的南移，要腾出手来对付荆州的刘表和江南的孙权，也是针对诸葛亮的这个“三分天下”的战略。
曹操几乎是不容间歇地挥师南下，大概有其对诸葛亮决策的反弹意义在内。否则，他不会不顾幕士多次建议休整，把曹仁派驻樊城，准备夺取刘表的荆州，更主要的是防范有强烈拓展野心的刘备。起用这样一员亲信将领，可见他对南下的重视程度。第一，曹仁是嫡系部队；第二，曹仁是有政治头脑的一员猛将；第三，曹仁和刘备作过战，深知对手。可见曹操防刘备，甚于孙权。他是不希望出现诸葛亮所设计的“三足鼎立”局面的。他的战略目光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落在了刘表的荆州版图上，让刘备无立足之地，也让诸葛亮的新思维无用武之地。
其实，也有人建议曹操，东吴更是心腹之患。但他很清醒，虽然孙权实力远胜刘备，但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政治上提出“三分天下”的主张，军事上，出新野，攻樊城，烧博望，势不可遏。在取得刘表的荆州土地后，也已到了瓜熟蒂落，坐享其成的地步。对曹操来说，刘备比孙权有更大的危险性，这两个人的存在同是他的障碍。但他不可能两拳并出，在时间上必有先后之分。曹操的兵向荆襄而去的决策，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果然把刘备打了个落花流水，落荒而逃。
这样，他又赢了，不但得到了荆州这块地盘，还打乱了隆中对策的时间表，使它不得不往后移了，至少晚了一两年才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曹操头脑能够冷静下来，不急于发动赤壁大战，而是在向南征前，进行军事准备；在政治上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使荆州成为巩固的后方。那么，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现在，弄不懂曹操为什么那样执迷于一举而下江东的雄图大略？一个领袖人物，他的性格因素、感情作用，常常左右他的决策。一个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最怕脑袋发热，自信自尊加之偏执，无不给国家人民造成灾难。而在历史上，功高之主，容易发热；功并不高的主，也同样发热，甚至有的其实无功，只不过是虚火，照样热得发昏。热的结果，便是胡来，胡来的结果，便是老百姓遭殃。这些发热的领袖们之所以“发热”：一是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二是把以前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弃之不顾；三是偏执到病态的程度，错了不认错；四是输不起，输了还要找个“替罪羊”，替他搪灾。
很可能曹操在拿下荆州以后，功成业就，心满意足，开始头脑发热。置酒汉水之滨，庆祝克捷大会，那个说服刘表之子刘综降操的文人王粲，捧起酒来，吹捧曹操：“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尽力，此三王之举也。”
一般说，失败的后遗症，是畏缩；胜利的后遗症，是狂躁。此刻的曹操，比在渤海边、碣石旁，更不可一世。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他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夙愿，立万世基业。
胜利接着胜利，在乘胜之威的追击途中，从统帅到士兵最易出现的倾向，一是急躁情绪；二是轻敌思想；三是由急躁、轻敌而形成的迷恋武力解决问题，但求速战速决，对于武力以外的克敌制胜之法，往往被急功好利者因其不能立见成效而疏忽摒弃，以致求快不快，反而忙中有失。这就是所谓的冲昏头脑了。
从魏武挥鞭的胜利到火烧赤壁的失败。曹操的这个历史教训，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深思的。有的人，有了点本钱，马上喜不自胜；有了点权势，立刻情不自禁；有了点名气，急不可耐地招摇过市；有了点成绩，脑袋便开始发热，好像天和地之间，简直摆不下他。于是，指手画脚，为所欲为，信口开河，逐渐走向反面。如果曹操想到华容道在等着他时，能够冷静些、清醒些、谨慎些、深思些，也许不致那样狼狈了吧？
不过，他输得起，他给自己下台阶。他说，我自己要烧船的，周瑜不过徒得虚名罢了。就带着人马，杀向潼关，扑灭马超、韩遂在后院所燃之火，巩固阵脚去了。
是真英雄，赢是好汉，输也是好汉。只有苍蝇，碰了壁，才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在《三国演义》里，曹操一生用了许多人，有“知人善察”的美名；但也杀过不少人，有“持法峻刻”的恶声，正因为如此，人多以“奸雄”视之。现代学者陈寅恪的分析是十分准确的。曹操代表着非正统的新兴政治力量，与正统的旧王朝为首的士族豪强集团，进行统治权的一场争夺战。作为阶级的对垒形势，曹操一方面善用人，建立新体制，构成自己的统治力量；一方面敢杀人，消灭异己，达到削弱、打倒旧阶层的目的，也就是很正常的统治行为。
曹操在控制住中原、挟持住汉献帝以后，当上了丞相，掌握了政权，但他的统治，实际上受到维护正统的汉王朝残余势力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有实力的州牧、有资财的豪门、有声望的士族，是不怎么对他服气的。除了他乱世奸雄狡猾无常的恶名声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出身不好。中国人好讲出身成分，倒也不是“文革”前后才兴起的。有个好爹娘，便好运亨通；投错了胎，成了“黑五类”，便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中国式的成分怪癖，要溯本寻源的话，从汉朝或更早一些年代就有。
那个写过《饮马长城窟行》的诗人陈琳，在替袁绍起草声讨曹操的檄文中，一上来，就是骂他：“赘阉遗丑，本无懿德，滑狡锋协，好乱乐祸。”因为曹操的父亲，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而常侍这种皇帝贴身的官，必太监充任。这些太监虽然很有权势，但也很被人看不起，所以和后来革命大批判文章，从揭老底开始，是异曲同工、古今同道的。曹操当政以后，这成为他的一个心理弱区，非常敏感。因为旧阶层的人，不但不接受他还反对他，这也迫使他要建立新体制，当然也就毫不客气地镇压旧阶层的代表人物。
孔融是有相当地位的大士族，经常在家里纠集一些人，吃吃喝喝，非议朝政，制造舆论，公开跟曹操唱反调。曹操找碴儿把这位孔子的后代杀了。杀鸡给猴看，别的士族便轻易不敢挑衅。祢衡是个少不经事的年轻作家，有点狂躁，被人煽动起来，击鼓骂曹，曹操转手交给别人杀了。别的文人，不得不摸摸自己的脖子，考虑是否结实到足以与曹操较量。杨修介入了宫廷接班之争，结党营私，曹操也借泄露军机把他杀了。这也等于警告所有知识分子，不能存有政治上的野心。许攸提出决漳河水淹冀州城，使曹操战胜袁尚。进城时，恃功的他竟以鞭指城门对曹操吆喝：“阿瞒，汝不得我，安得进此门？”这一句话，使他脑袋从脖子上搬了家。虽然是许褚杀的，但肯定是曹操示意为之，这也等于向那些有功之臣打了个招呼，明白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不要越轨犯上。最突出的例子是荀彧，他曾经是曹操的首席谋士，为曹操南征北战，运筹帷幄，立下不少功勋。曹操先后在建安八年上《请爵荀彧表》，十一年又上书《请增封荀彧表》，为这位谋士请功。在表中把话都说到了绝对的地步：“天下之定，彧之功也。”但在董昭出主意要让曹操称王上表时，征求荀彧的意见，他不赞成，这惹怒了曹操。结果曹操派人封了一份礼品给他，荀彧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他明白，就服毒自杀了。
被人用者，哪怕作为领袖的智囊，要善于用。无论做出过多少杰出的贡献，得到如何的殊荣，切切牢记自己的身份，不得僭越。他可以与你亲密无间，你万不可跟他平起平坐。也无论怎样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上，产生差异，以致忤逆上峰，除昏君外，仍可有获得理解的可能。但涉及领袖个人欲望方面，半点分歧的看法也不能表现出来，那绝对是不可饶恕的行为。荀彧的饮药自杀，固然在于他过高估计了自己，认为有资本可以教训曹操，而曹操不能对他怎样，结果曹操翻脸，他只好自杀。其实，他至死恐怕也不明白的一点，他是从维护汉王朝这个角度，反对曹操称王，触犯了曹操的神经敏感区，这才认为他罪不可逭。
《三国演义》里刻画了许多谋士，这也是中国甚至世界上任何一部作品中少见的。这些给主子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有成功的、失败的、走运的、倒霉的，至少有百十位登场表演过，其中贤愚巧拙，个个不一，善恶忠奸，鱼龙混杂，构成了一幅谋士群像图。在魏、蜀、吴鼎足三分的局面中，以曹操手下的谋士最众，人才最多，在许都他的相府衙门里，可以说是集中了东汉建安时期主要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的上层人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智囊团。
曹操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手中握有一张王牌——汉献帝。别看这是一张不起眼的黑桃爱司，一个无权无势的傀儡，一个连老婆都保护不了的窝囊废，但曹操可以拿皇帝的名义，去统治那些不得不膺服于他的士族阶层，以及与士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知识分子。
像孔融这样集豪强、名门、士族，和高级知识分子于一身的上层人物，代表着旧势力，当然不把非正统的曹操看在眼里，动不动还要找碴儿讽刺几句，跟他过不去。可他终于放下山东一方牧守的官位，跑到许都，在朝廷里当将作大匠，分管城市建设。看来他也是很想附丽于汉王朝和献帝这张皮的，很重视许都的这份差使，得睹天颜，以求恩泽的。读《后汉书·孔融传》，此公是经常给皇上递呈子、上表章的。那个击鼓骂曹的弥正平，就是他向皇帝推荐的。而祢衡也是从家乡跑到许都来求发展的，想附着在这块皮上，后来失望了，才破口大骂的。
***曾经谈到知识分子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从属性质。那些看不起曹操的知识分子，可以不买这位枭雄的账，但不能不买汉献帝的账。人才便络绎不绝地往天子脚下的许都这个地方流来。《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形容当时许都的人文状态，用了“俊才云蒸”四个字，是很传神的。
当时，好多在许都曹操手下做事的人，都以为自己在为献帝效忠，做的是汉朝的官，曹操不过丞相而已。后来关云长被围土山，张辽劝其投降，其中有一条，就是降帝不降曹。曹操听了，哈哈一笑：“吾为汉相，汉即吾也！”无论孔融，还是关羽，或者荀彧，实际还是被曹操驱使的。不过，自我感觉有点毛病罢了，中国人好这一份“精神胜利法”，只要名目上好听些，心理上就平衡多了。
但曹操，一方面，用汉献帝这张牌笼络住向往王朝的贵族势力，为他尽力。对不顺从者，则采取打击的办法。《三国志》引《曹瞒传》说：“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另一方面，他要让更多没有机缘出头的非贵族阶层的人士，走到台面上，构筑新贵阶层，为他效劳。这就是曹操的两手，也是他高明的值得称道的地方。为了使人才脱颖而出，他还创立了他的“唯才是用”的人才理论，推行他的招揽人才计划。
第一，只要有本事，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他都用。“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耶？”这样，使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能有晋身之阶。第二，只要有能力，其他种种毛病缺点均可不必计较。如此大度和宽容，等于放开了纳士之门，使更多人才脱颖而出。他说过：“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他以盗嫂受金的陈平为例，来搜求人才，甚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也要使用。这样，使很多人能够放下包袱，毫无顾虑地追随他。第三，哪怕过去反对过他，跟他打过仗，对过敌，只要调转枪头，真心投降，为他卖命，他能够不咎既往，一视同仁，这也不是任何一个领导者都能具有的气度。第四，凡为他立下功劳的谋士，皆奖掖有加，还是以皇帝名义的赏赐。不管他是真情还是假意，那个病死在北征乌桓途中的郭嘉，他是为之痛哭流涕过，要表示托以大事过，嗣后又一个劲儿地给遗孤增爵授勋过。
像曹操这样广泛地招贤纳士，还是历史上的帝王中还是少见的。他的用人胆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人可以相比。虽然，他对于反对派的无情镇压，在历史上的名声也是很坏的。可是，对不起，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是毫无偏见的皇帝呢？要都从善如流的话，中国的封建社会岂不是早就终止了吗？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他：“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这个评价，应该说还是很准确的。
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权谋。而其中的许多权谋，直至今天，还有其实用价值。当然，《三国演义》也讲了许许多多的谋士。三国时的这种谋士，和现在理解的参谋、秘书、文职人员这些部属还有所不同，也不完全是军师、顾问、参事、高参这些直接参与帷幕指挥的人员，更接近于“智囊”，是进行战略决策时为领导人提供方案的高级辅佐人才。
领导靠谋士出主意，谋士为领导想对策。
读《曹操集》，其中有《遗荀攸书》一文，信中说：“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这句话，表明了他十分地看重智士，看重智士的计谋，对于治理天下的作用。在三国时期，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力者，就是这个曹操；得益谋士最大者，也是这位魏武帝。
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能忍受压迫，而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者，简直太少了。中国没有一个像普希金那样决斗而死的作家，也没有像海明威、法捷耶夫、茨威格那样壮烈自杀的作家，“文化革命”迫害了中国的那么多作家，但也只有老舍先生、傅雷先生，才采取断然结束生命的做法。这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所在，中国文化人对于生命的价值观念，远远要比自由、爱情、理想、真理、尊严、人格……看得重些。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讽刺，就是因为不愿很轻易地拿生命为赌注而来的。有史以来，开国之君，来自文化偏低的阶层者为多，不是一介武夫，便是起义农民。
刘邦是流氓无产者，当了皇帝之后，还把儒生的帽子拿来做尿壶用的，这决不是他的潇洒，而是他的愚昧。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现在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袁绍这个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他就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上获益于他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住叼着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它就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官渡大捷以后，他向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这一点，倒说明曹操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英明领导，不像有些当官的，有了成绩，连忙贪为己有；有了过错，赶紧推诿给部属。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可以碰到的。
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是不多的。要是那些坐在主席台上，一握住麦克风，必哇啦哇啦发一通不切实际的指示，讲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的先生们，有曹操这点自知之明，倒是台下听众的福气。
另一位年轻的谋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击败袁绍、袁谭，袁尚、袁熙西遁乌桓蹋顿以后，力主乘胜追击，为统一北方做出了杰出贡献。所谓“智士劳心”，就是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动乱不定、变化不已的局面，做出攻守得当、进退适宜的决策，而且能够高瞻远瞩，在看到今天的同时，看到明天和后天，做出与现在相衔接，而又与未来相匹配的正确决断。因此，不只要注意眼前的生存危险，也要重视今后会出现的潜在威胁。总是唱形势大好，而且还执拗地认为“就是好，就是好”，其实，危机倒离得并不太远了。
当时，曹操部下对郭嘉的谋略不以为然，是有争论的。认为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讨袁胜利之后，挥师南下，图刘表荆襄之地，不失为佳计良策。因为袁绍败后，唯刘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倒有可能受到刘表、刘备袭击之虞。这种忧虑，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郭嘉却敢于悖众出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也难怪只有曹操才能赏识。他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因为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更不用说实现越江而下，囊括江东、荆襄、巴蜀的宏图了。然而，对于刘表会不会派刘备乘虚而入的可能，郭嘉和大家看法不一。他说：“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他掌握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就叫胆略。
郭嘉敢提出来，曹操敢于拍板，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在西征途中，曹操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实的。
对于远期的潜在威胁，郭嘉能有超前识见，预先防范，恐怕是一般谋士所不及的。俗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鼠目寸光者、急功近利者、挖肉补疮者、寅吃卯粮者，又何其众也？对于小农经济思想所带来的短期行为，不足为奇。农民在春天里，只能看到秋天，来年怎么回事，全是未卜之数。那许多失误的产生，还不是很自然吗？
三国时期，像这样有远谋高见的智士，并非只是曹操帐下的荀彧和郭嘉两位，即使在袁绍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谋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他优柔寡断、疑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而他的谋士们，又陷于内讧和互斗的派系漩涡中不能自拔，这样一支离心离德的军队，怎能不败在曹操的手里呢？
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能发现人才，要能使用人才，要给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条件和环境，更关键的是要有尊重人才、使人才的智慧成果得到应有报偿的“曹操式”的决策者。所以，韩愈悲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讲：“路线确定以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这个道理。
怀疑，是人类感情的一种痼疾。
治怀疑的唯一药方，就是信任，可既已成病，这药就很难施效；于是，只有宽容，可气得肚子都鼓起来，一下子也难消得下去；要是这还办不到，那么最后的一个措施，莫如不予理会，或者尽量往好处想。否则，怀疑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越往里钻，越转不出来。
若是没有提到你作品如何之好，应该不等于就说你写的东西，便是如何之坏；假如不曾在口头上向你的成就、不朽致敬，应该不等于就是抹杀了你，把你忘了；倘若谁跟谁在文学观点上更接近些，应该不等于把你排挤，或者把你抛弃；即或某个与你曾经相近的人，忽然与你相左的某位作家来往密切，应该不等于他也成了你的反对派；假如一个作家红了些，他的作品放在头条，你的作品放在了次要位置，应该不等于你从此就灰了些、黑了些……诸如此类的是是非非，有一大半都是由于人的神经比较脆弱，而造成的无谓纠纷。
魏文帝早说过的“文人相轻”，说白了，就是这个嫉妒。嫉妒不是女性的专利品，有些女作家固然爱较长计短，但男作家中的谁，要是发作起妒病，那一副妒妇心态，也是不可救药的。按说老作家是过来人，要想得开些，一辈子风风雨雨，按说该看穿了。可是文人的那股酸劲儿，倒像老陈醋那样，愈老愈爱跟年轻人过不去，无非因为后来人抢了他的风头，便老是在那里挑刺儿、说闲话，这都是醋在起作用的结果。
楚汉相争，刘邦其实从心里忌惮项羽的实力，有个叫陈平的高级间谍，对他说，你给我四万两银子，不要过问我的用途，让我在项羽军中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我保险能够瓦解他们。果然，在陈平的谣言攻势下，“意忌信谗”的项羽中了计，认为钟离昧要背叛他而不再信任，自毁长城。后来，项羽派一个使者到刘邦处探听虚实，陈平这里摆下盛宴，待使者来后，故作姿态，佯装原先准备接待的是范增的使者，见是项羽的人，便撤宴去酒，按一般规格接待。这个使者回去一汇报，项羽当然要怀疑范增了。
多疑，是最容易被“离间计”击中的；而握权柄者，位愈崇，权愈重，年愈长，也愈多疑，离间的成功率常常十之八九。现实中就是这样，某些人总是看不惯，总是发脾气，其实十有八九都是别人在他耳边灌风的结果。而处境危殆者、险象丛生者、无时无刻不在疑惧中生存者，也是“离间计”易于奏效的对象。同样，离间的目标，作用于对手的股肱，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左膀右臂，那所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最具摧毁性的。
曹操在“赤壁之战”以后，一时难以击破吴蜀之盟，便下决心回师西北，扫清后院。但没想到，马超和韩遂联合起来对付他，在潼关连吃败仗，差点送了命。于是，采用贾诩之计，挑拨离间马、韩的关系，先虚张声势，含糊其辞，后扑朔迷离，制造假象，弄得马超对韩遂怀疑起来。假如曹操这一次的对手是诸葛亮的话，那情势肯定又是另一个样子。因为马超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力气有的是，脑子却懒得动，是最易离间的。同样，我们看到围在个别成名作家身边的那些耳目们，东家长西家短地不停灌输，再清醒的头脑，也会坠入五里雾中，而会做出失态的举止。
凡离间，首先得有可以施计的基础。作为个人，则是性格上的多疑成性、行为上的犹豫忐忑、思想上的警惧防范、动作上的举棋不定；作为集体，则是成员间的内部矛盾、意见分歧、观点不一、互相猜忌。这世界上，无疑人之心者，绝少。而越是把团结的口号叫得震天响的，正好说明是越不团结；愈是强调一致，那分裂也愈是欲盖弥彰。只要抓住这种政策的歧义、见解的不同，使其不信任的感情膨胀，便是“离间计”可以得以施展的机会到了。
所以，像马超这样的人不上当，还会有谁呢？
曹操在死前，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春正，许昌的一次未遂政变，自然也是由于他称王而使矛盾尖锐化，引发出的一场都城上层人士策划的小型暴动。虽很快给镇压下去，嗣后，曹操却也进行了一次轮盘赌式的生死游戏。他把政府官员拉出许都城，到漳河边办学习班。然后在教场上立下红、白两旗，集中全部人员，声称在这次政变大火中，出来救火的，站到红旗下；闭门不出者，站到白旗下。结果，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多奔红旗之下，三停只有一停，站在白旗那里。曹操下令把红旗下的官员统统杀掉，理由是他们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他说：“汝等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通过这次大屠杀、大清洗，重整了他的国家机关，把反对他的旧王朝势力彻底摧垮。
这是他和已经溃不成军的汉王朝正统派势力，做最后一次较量。
许都这场内部动乱的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曹操对于士族上层人物的镇压，逼得他们起而反抗；一是曹操面临政权交班，而曹丕、曹植各树己党，统治集团出现分裂征兆；另外一个外界促变的因素，是关羽在荆州势力强大，重兵压境，这些拥帝反曹的大臣贵族，以为可做外援。加之他们的府邸里均养有私兵，便有可能乘机起事了。
在这以前，发生了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曹操到底把大名士崔琰处死了。崔琰是士族执牛耳地位的代表人物，影响力相当大。当曹操在战胜袁绍、打下冀州城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崔琰，许以高官厚爵，问以治理之道，一心要拉拢他。但到了曹操先称“魏公”已引起异议，现在又要称“魏王”危及汉王朝的根本时，维护汉室的上层人士，自然要加以抵制，尤其是崔琰持不合作的态度，使他的野心受阻。于是，他就下令将崔琰关起来，关起来也不能使这位名士服气，坐在牢房里，也瞪着眼睛，不畏曹操的威势，根本看不起他。气得他终于把崔琰处死。但杀崔琰并不能恫吓整个士族阶层，使他们俯首帖耳。那些拥有权力的臣宰官吏、拥有资望的名家子弟、拥有声气的文人名士，认为时机对他们有利，仍然结成反对曹操的神圣同盟。于是就密谋了这次都城起义，以为能够里应外合，引关羽，召刘备，杀曹操，拥天子，成就复辟大业。
这也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必然会遇到的挑战，甚至很长时期的统治以后，只要还有异己的政治力量，也仍会有各式各样的复辟行动出现，只不过是形式上、方法上、规模上的不同而已。
在魏晋的门阀制度中，清河崔氏是大姓中的大姓，在士族中更是出类拔萃者。后来到了南北朝，一些出身寒微清素和本是胡戎羌狄的帝王，一定携重礼定聘求媒于山东崔氏，也是冲着这个名门的贵族血统去的。崔琰和孔融等世人侧目的大名士，虽然实际上仕魏，但名目上却在仕汉，心存帝祚，阳附曹操，保持独立人格，在许多政策上持不同意见，并不与操一心一德。而崔琰又是这些名士中领袖群伦的佼佼者，他的言行在当时的许都具有强大的鼓动力。这些人的集聚，一直是曹操的心腹之患。曹操先自封“魏公”，尔后又登上魏王之座，享受与天子不亚的尊荣，这种行径，在士族豪强眼中是狂妄尊大，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崔琰代表他那士族集团站出来表示反对的态度，实际也是一次最后的较量，因为对正统势力来说，也无路可退了。双方矛盾激化到这个程度，曹操倘不摘掉魏王冠冕，唯有杀一儆百，除掉崔琰，才能给士族豪强阶层一个沉重打击。
但曹操没料到，杀掉崔琰，实际上却点燃了这次许都动乱的导火线。
士族豪门在汉末社会中，是很有实力并具有深远影响的阶层。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发言权，臧否人伦，操纵选举，阿党比周，左右政策。作为喉舌挥斥方遒的，便是那些大小名士。再加上一部分诸侯州牧、一部分地方豪强，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便是和这个阶层存在着姻亲、故旧、门生、隶属等关系，构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集团力量。
可他们没有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汉王朝已经衰朽透顶，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已归属曹操。再说，曹操也不是建安初年刚进许都时，那样立足未稳，杀掉孔融，还不能不有所顾忌，要找些依据。现在他已有足够的力量，粉碎反抗，让这些反对他的人来和他玩轮盘赌了。复辟失败，这个阶层也就分化瓦解，等曹操的儿子逼汉献帝退位，登上皇帝宝座，几乎没有什么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
但英明如曹操者，竟没有及早地看出这些地下活动，没有对反对派采取切实的防范措施。只看到拥护他称公称王的上表者、劝进者，他会对这些拥有数百家僮的官员，在都城的磨刀霍霍之举，了无所闻。由此也可看出阿瞒老矣，到底不比当年，东临碣石，横槊赋诗，盛年时还有千虑一失之处，火烧赤壁，败走华容。那么到了晚年，自然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了。他只是比较敏感那些公开地、半公开地与他唱反调的名士，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由于他任用非人，和陶醉于盖世殊荣而麻痹失察的疏漏，放松对暗藏反对分子的镇压，才导致许都暴动，差点使政权颠覆。
人到晚年，精力不逮，才有这一次最后的较量。
然而，他在处置这次反叛分子时，只有大开杀戒的穷凶极恶；早年从容不迫的精神，却一点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