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公元前14—49） 东汉军事家。他为东汉的统一立下了战功，后请缨东征西讨，西破羌人，南征交趾。他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得到后人崇敬。
达，就是豁达，是一种生活态度；不达则执，执著同样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或达，或执，无所谓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过分的达，放浪形骸，荡佚不羁，不管不顾，率意而为，随便过了头，也令人不敢恭维；过分的执，成为偏执、顽执、执拗、别扭，太认死理的话，也是使人敬而远之，来不及躲避三舍的。达和执，常常决定于人的性格、人的禀赋、人的成长环境，以及人的命运际遇。按道理讲，它们应该可以改变，但要真的改变起来，甚难。
不过，豁达之人，未必不会在某事、某时变得执著起来；反之，执著之人，在什么问题上突然表现出豁达，也不是不可能的。什么都“达”，或者，一切皆“执”，生活中、历史上有这样的人，不能不为其片面性而遗憾；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该“达”则“达”之，该“执”必“执”之，有张有弛，这才叫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这才能于人际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这岂是说到就做到的吗？所以说，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也就表现在这些地方了。
读《后汉书》，不能不读《马援传》，这位伏波将军，在刘秀立国、群雄互争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达者的魄力。他不只是一员很得军心的武将，更是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这句名言，就是他说的。应该承认，他在这种选择中，表现出了明达识变的思路。他选择了刘秀，刘秀也选择了他，于是成就了他作为彪炳史册的一员名将。
马援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不凡俗的举止。他的哥哥马况要他正正规规地读书成才，这是一般人都要走的路。这也是中国人或者世界人直到今天，所有父母兄长免不了要对年轻人谆谆教诲的。但这普遍适用的规律，对于马援这样的个例则不灵，他自己很痛苦。《后汉书》说他“曾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倒不是说他不想做章句儒，具有反潮流的气质，而是他的精神无法集中到书本上。他哥哥看出了这一点，就说：“你走吧，我不拦着你！一位优良的工匠，是不会把未完成的工料展示给别人的。也许你将来会成大器，但现在，我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愿望，让你到边郡放牧种田，当兵习武去吧！”
因材施教的马况，不照常规苛求马援，是“达”；听任马援自由发展，不加以绳束，是“达”；同样，“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的马援，享受大自然，是“达”；最后“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绔”，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达”；而且他对于劳动所得，物质利益，看得很轻，“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那就更是我们所不能企求到的“达”了。
在“王莽末年，四方兵起”、天下未定之时，马援暂时依附于西北的诸侯隗嚣，取得他的信任，“与决筹策”，这也是马援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时表现出来的“达”。后来，公孙述在蜀中称帝，与刘秀抗衡。隗嚣派马援去观察形势，决定何去何从。马援接受任务去了西蜀，一方面为隗嚣，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的出路进行选择。
马援以为自己与公孙述同乡里，又是老朋友，到那里还不是“握手欢如平生”。谁晓得这位老乡，摆出帝王架子，搞一套觐见仪式，整个儿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马援看出这个沐猴而冠的家伙，决非成事之辈，便对他的款待和许愿，根本看不在眼里。回西北后他对隗嚣说，公孙述称帝时，连他自己都担心：“当皇帝容易，可当不长久怎么办？”他老婆倒想得开：“朝闻道夕死可也，哪怕当上一天皇帝也值得。”像这样一些井底之蛙，加之狂妄自大，你还能指望他什么呢？一席话说得隗嚣心乱意迷，于是马援建议这位军阀审时度势，“不如专意东方”，也就是要他向刘秀示诚。其实，这也是他自己观察时局，而做出的抉择。
一个人若不能豁达行事，无大器度，也就无高瞻远瞩之胸襟，便会局促于眼前和部分的利益。隗嚣虽然接受了马援的建议，遣子入质，但不久又反覆变卦，致使作为使者来到刘秀身边的马援处境尴尬。不过，凡达者，都有其坦然自若的心态。他第一次见刘秀时，曾经问道：“我去见公孙述，他怕我挟带武器，盘查再三。我到你这里，你马上接见，并无戒备，难道你不怕我行刺吗？”刘秀笑道：“你怎么会是个刺客呢？顶多是个说客罢了。”所以，“居数月，而无它职任”。刘秀不用他，也是很自然的谨慎行为。马援不被任用，也能放达自如，从容对待。于是，已经来到刘秀身边的马援，一方面给隗嚣做工作，使之回心转意；一方面对光武帝请求：“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
刘秀还真的马上拍板同意，这就是两个达者的聪明对阵了。如果回到隗嚣那里，对马援来说，不过是踏上一艘沉船，与之同亡而已；对刘秀来说，放走他，则增加消灭未来敌手的难度；因为马援非常人也，这一点汉光武心里是清楚的。马援也知道，如果求职不遂，心生怨艾，面露不悦，徒使本不很信任自己的刘秀生疑见惧之外，不会有任何好处，倒不如带着部属，在刘秀的眼皮子底下躬耕上林为好。刘秀更明白，连这样一条出路也不给马援，等于为渊驱鱼，为林驱雀，逼得马援反戈相向，与他作对。他们俩若有一人不够通达，心存偏执，戏就唱不下去。
这个世界上，像马援与刘秀这样两达相遇，惺惺相惜的，委实并不多见。有些人常常是阴差阳错，变生不测，好事搞砸，反目成仇，于是，英雄落魄，壮士扼腕，天底下的许多别扭，就层出不穷了。所谓的“不达”，通常是由人类自身的性格弱点造成的。再加之蝇营狗苟，斤斤计较，凡囿一己之私见，遂个人之欲求，图小团体之利益，存帮派狭隘排他之心者，无不狗肚鸡肠，心胸狭窄，争长较短，倾轧成性，也是使达者常常受挫的原因。马援的最后下场，不正说明这个问题吗？
回过头来，观察时下诸多是非，大半与缺乏这份最起码的豁达，不无关系。“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而“达”，首先，是要有一份大度。假如刘秀和马援都像文人相轻那样的话，怕就形不成这份无言的默契了。
不久，光武帝“率师西征嚣，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深入险阻，计犹豫未决。会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议质之”。第一，刘秀敢用马援，毫无隔阂，这是“达”。第二，马援也乐于为刘秀用，不存芥蒂，更是“达”。“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并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第一，嚣众大溃。”
于是，光武帝便重用马援，公元33年（建武九年），拜为太中大夫，平凉州。公元35年（建武十一年）夏，拜陇西太守。在任时，他“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这表明马援为官的“达”，不像某些一阔脸就变者，有了点权，立刻露出抓耳挠腮的浅薄，令人鄙夷不齿。
公元43年（建武十九年），马援南下九真、日南、合浦平叛，因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获此殊荣以后，这位伏波将军能够推诚对部属坦言：“吾从弟少游，常哀我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踮踮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惭！”从这番话里，可以看到马援胜利时的清醒，他没有贪天功为己有，更没有不知天高地厚，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过如此”，也许是更值得赞许的明达了。
尤其，他在《诫兄子严敦书》里写道：“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士，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但遗憾的是，像马援这样的明白人，到了晚年，却达者也有其“不达”的时刻。如此懂得自我约束的将军，怎么能毫无顾忌地在大庭广众之间，放肆地攻讦起权贵来呢？不是小人之不可得罪，而是像他这样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该懂得不能无端地发起攻击，对小人打无把握获胜的仗，打蛇不死，必遭蛇咬，怎能如此大意呢？特别是他还极力提倡龙伯高的“敦厚周慎，口无择言”，结果自己嘴上却没有把门的了。
廉颇老矣！这是人们对具有光荣过去的老人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惋惜之语。看来马伏波老了，我一直想，他这样与梁松过不去，向他发难、寻衅、挑战、找碴，是不是和他年纪越来越老有什么关系？老而“不达”，也是许多上了年岁的长者，被年轻人不大尊敬的地方。
《后汉书》载：“（马援）自九月到京师，十二月复出屯襄国，诏百官祖道。”这当然是他的莫大荣誉了，有功和年老，不等于他就拥有当众教训别人的权力。看来，他是老了，失去最起码的感觉。他对设筵送行的官员说：“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这话当然不错，第一，看对什么人讲；第二，看在什么场合讲。而他要教诲和训斥的不是一般人物，偏偏是势倾朝廷的新贵梁松，这人可是当朝皇上的女婿。碰上这个绝对意义的小人，自然是要遭到嫉恨的了。更有甚者，“援尝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达”，而是可怕的迂“执”了。
结果是马援这位老将军尝到了他这种过于“不达”的苦果。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马援请行，帝愍其老，未许。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遣援率四万余人征五溪”。这时他62岁，连汉光武帝都认为他不可能率军出战了。
老了，就得服老，他完全用不着逞强，更不该认为除了他，地球就不转了。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结果适得其反。这是许多英雄一世的老人，不早早给自己画一个圆满句号的悲剧。这也是力不胜任，犹要强撑，想不认输，却偏偏输了的典型例子。他挂帅出征，兵进湘中，在进军途中失利。这时的光武帝，也失去了早年的豁达，竟一点不肯原谅，派了恨不死他的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病卒，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于是，这位曾经何其明智的达者，因最后的“不达”，落到的是一个死无丧身之地的结果。
看来，“达”与“不达”的区别，在于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的我们，不仅仅要充分了解自己：长处和短处、强项与不足、能力有多大、弱点在哪里，能拿得起，放得下；还要能了解与自己有关联的一切人：对方底细、实力状态、周边情况、客观形势，能看得准，懂得透。只有知己知彼，才可以做到进退有据，得失不惊，行于其当行，止于其当止。若再记住马援晚年犯的小人不可得罪的这个错误的深刻教训，始终保持警醒的头脑，也许就能做到真正的“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