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 东汉建安年间（196—220），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场、刘桢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做出过贡献，得到后世的承认。
历史好比一座出将入相的舞台，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都是少不了的。耍笔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来亮一亮相。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翻开“二十几史”，文化人在这个舞台上，还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来，没有文人这个行当，还是真的要少了许多热闹。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药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样，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没有这味药，君臣配伍就要成问题，文化人就是要起这样一个点缀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会里，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万岁啊，歌功颂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荡的树碑立传啊，没有文人的帮衬，那许许多多的场面，就怕不会那么精彩了。数千年来，这样用惯了文人，也使他们出了风头，遂养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种时刻准备着的，只要一掀帘子，就能登台献艺的本事。开场锣一响，便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强烈得过头的文人，甚至锣鼓家伙还没响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跳踉出来，在那里卖老、卖俏、卖苦、卖骚、卖病、卖隐，乃至于卖寡廉鲜耻、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舞蹁跹”了。
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丑，三是挺自得，这或许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类不护细行”的职业病了。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帝王将相，笔锋之余，描绘了三五个文人雅士凑趣，也是理属正常的。现在看起来，魏晋文人，特别是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和诗人，也许是中国最早意识到作为文学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个性更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马迁、班固、班婕妤、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流，他们的身份，主要还是附庸于帝王贵族的官员、清客、幕僚、侍从，或者竟是医、祝、巫、仆的三教九流之类。这种职业身份，压倒他们的文学家身份，而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一种谋生手段，很少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到了汉末，这些文人，就是以文学名，以文学为生存手段，为文学而文学，以文学来表现自己了。至于职务，只是形式或象征意义的事情。
这些以文为生的作家，叫做“建安七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汉献帝的建安年间，活跃于许都的诗人作家。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有点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刘表。至于江东的孙吴，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刘备则是一个无处存身的亡命徒，处于犬突狼奔的状态之中。在中国古代，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破坏文化，是顾不上建设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质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视为末流了。回顾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文化的历次毁灭性劫难，大半是这些人造成的。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诗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能有这等胸怀。他还让蔡文姬，把她能记下来的她父亲蔡邕的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以不致湮没，这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行为。可就在“十年浩劫”期间，多少珍贵书籍被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这种文明与愚昧的倒置，不知道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当时驻镇在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物，号称“八俊”，喜以风雅自命。这种经常舞文弄墨，偶尔谈诗论经，平素要找几个文化人装点门面，动不动来上几句酸文假醋的官僚，是中国官场的土物产品。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由于中原混战之际，他在荆州得以偏安一隅，经营他的地盘，相对稳定，而且也网罗了像王粲这样的很负盛名的文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与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被后人咏唱了几千年，而现在看刘表，不过是以文博名的无聊政客而已。
项羽烧阿房宫的时候，不会想到作诗，到了在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就唱开“虞兮虞兮我奈何”来了。凡无出路、无出息，在仕途上晋升无望、拓展无门，但天性又不甘落寞、不肯归田，情不自禁犹想一搏，然而却无气力的吃政治饭者，就只有以附庸风雅、做斯文状为最佳的保持心理平衡之计了。亦文亦官，似官似民，有名有实，亦下亦上，说在位又不在位，说不管事又管事，说退了还很忙，说忙吧还忙里偷闲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戏、指导指导创作，是中国官场中的落魄者和即将落魄者的最能接受的处境。
外国人不大搞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决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调；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牍劳形，也不做清高状。拿破仑决不羡慕作家的荣誉，非要当一名作协会员。据传他从莫斯科败退时，把作家和驴子编在一个队伍里，放在最后，不知确否？伊丽莎白女王可以示意莎士比亚写她喜欢看的《第十二夜》，但决不亲自执笔，还要在剧本开头署上芳名。哈维尔当了捷克总统以后，就管做他的总统，不再当他的剧作家了，而且也不过问别人应该写喜剧还是写悲剧的事。一到我们这儿，什么儒将啊、儒吏啊，全出来了，最近更扩而大之，还有“儒商”一说。人们知道，商是唯利是图的，而儒是反对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联在一起，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若以此类推的话，岂不是可以有“儒盗”、“儒匪”一说了么？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话了。
其实，像刘表这样的官僚，说穿了，有了足够的权力还不满足，和暴发户、百万富翁，有了许多的钱，甚至做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后，还觉得缺点什么一样，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权力、金钱之外的社会价值观，那就是文化。所以，文理不通、平仄不分的官员，要作两句歪诗，以显肚子有墨水；毛笔握不好，字像鬼画符的老爷，喜爱到处题词，表示自己有学问；分明文学白丁，却要指导作家，证明他什么都明白；唐宋元明，五代十国，都搞不清楚，也说不上来，却大讲历史教训，以示自己渊博。和有钱人在多宝格里摆假古董，在墙上挂赝品字画，修不今不古的亭台楼阁，雇几个作家为自己写传，或者当枪手弄出一部著作一样，不过是钱多了权有了以后，在文化方面沽名钓誉，给自己沾点书卷气而已。
荆州的平稳假象，使得刘表错以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可以与曹氏父子一埒高低。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实力的人物，尤其容易过高地估计自己。这也不只是文人的毛病，绝对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识的作家，终究是少数。处于中原战乱之外的荆州，不过是一个暂时安稳的地方，许多人的到来，逃难避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明白人也看出虚名无实的刘表，前景不佳。《世说新语》引《魏志》曰：“裴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渡过长沙。”可见有识之士，并不把他当成什么中心的。后来的荆州，实际上成了吴、蜀、魏的兵家必争之地，也就成为重灾区。刘表也成了过眼烟云，除了他的怕老婆名声外，现在谁还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当时做了荆州作家协会的主席，又如何？
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曾经在荆州待过的，那位很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大概觉得刘表不过是个浮泛虚靡的人物，到底打了个铺盖卷，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一鸣惊人，结果没想到却送了一条小命。写《登楼赋》的王粲，命运比祢衡强多了。刘表死后，劝他的儿子刘综依附曹操，也随之来到许都，跟着立了功。这位被刘表以其“貌寝通脱，不甚重之”的王粲，颇被曹操、曹丕倚重，很快成为“建安文学”的主力。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场，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
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其破坏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这种涤荡人类文明成果的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曹操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
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慷慨任气”便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正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的作品才形成的。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杀的。现在那些嘲笑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于谯作》中：“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曹植的《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是在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无情镇压，人人胆战心惊、唯恐连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状态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实则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曹丕《与吴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的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生存的一群作家。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藉、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然而，文学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价。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之外，被视做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做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的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人，那就是徐桢。还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也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好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又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而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于是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告密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只“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里说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出了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才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只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徐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他把徐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也是不怎么安生，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才惹祸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这些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这正是徐桢的主意。
《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徐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脱”和不在乎，对不起，徐桢被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
过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如何？’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说新语》）。
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当场把他释放。看来，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了。张贤亮和从维熙两位先生，常为自己是否“大墙文学之父、之叔”争论不休，其实“大墙文学之祖”，这位徐桢先生倒是当仁不让的。
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回应。假如这反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大容易潇洒得起来的。于是，不但不“通脱”，甚至还拘谨过分了。曹丕在徐桢死后，在给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干有逸气，但未遒（尽）耳！”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儿，不但为人，连文章也收敛了不少，所以这魏文帝才有“未遒”之叹吧？
以后听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浅的年轻人，不问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动不动指责一些作家为什么懦弱，为什么不说真话，为什么不顶着枪口上，为什么不杀身成仁？看似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其实不过是站在干岸上，说风凉话而已。且不说鼓吹别人去当烈士，那居心之险恶，而自己碰上这样状况，是否也说到做到，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这多年来，我很看到一些银样镴枪头的同行，嘴上说得不知多么激昂慷慨，事到临头，骨头比醋焖鱼还要酥软，两腿开溜得比兔子还快者，绝非不是一位。但愿这些说大话的勇者，能够真正的无畏无惧，文坛和人间也许更有希望一点。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来祭刀的，应该算是祢衡，公元198年就让黄祖杀了。208年孔融弃市，杨修是218年被曹操以军法处死的。在这前一年，也就是217年，许都流行了一场瘟疫，徐干、陈琳、应场、刘桢都未能逃脱，相继去世。王粲随曹操征吴，也在这一年死在路上。220年，曹操死；226年，曹丕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学”便画了句号。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的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已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得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懂得这一点，也许最后连符号还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该多好啊！文学界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必欲当祖师爷，要众人膜拜；名声响一点的，定要领袖群伦，一言九鼎才过瘾；位置高一点的，就成了容不下别人的把头，称霸排他；资格老一点的，便来不及地给自己建纪念馆，开研究会，树碑立传，立地成佛。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于看不大透，才折腾个没完没了。
但继而一想，衮衮诸公的心有外骛，不在文学上争一短长，而忙于文学外的建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创作力衰退，已如阉鸡，无振翅一鸣之雄风，才在这些地方寻找自我。如果不让他干这个，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世界本是舞台，没有这些膀大腰粗的、迎风掉泪的、顾影自怜的、哗众取宠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方休，也就不热闹了。
作为一名观众，不妨莞尔一笑，且看诸公如何把戏演下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