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133—192）　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先被流放朔方，后被重用，做中央和地方官员，最后死于狱中。他精通音律，才华横溢；他除通经史、善辞赋外，也精于书法。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东汉时期的一位全天候，简直是于学无所不逮的文化巨匠。

汉末，他曾官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为“蔡中郎”。南宋陆游有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书人口中的这个“中郎”，就是蔡邕；到了元代，在剧作家高则诚的笔下演绎出赵五娘寻夫的《琵琶记》，凄苦哀绝的她所找的那个丈夫，也是这个“中郎”。宋时说唱，元时戏曲，都以他为主角，敷衍铺陈出动情动容的故事，可见他很长时期内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20世纪50年代后，厚今薄古；80年代后，重商轻文，便少有人提起蔡邕了。

历史上的蔡邕，并无重婚的事实，说他背妻再娶，是天大的冤枉；可他非常有学问，则是千真万确的。可以这样说，他的左中郎一职，名义上是禁军的将领，但因为他全知全能，学贯古今，某种程度上类似西方宫廷里领着做弥撒的神职人员，执行着“主”的使者的任务。一旦发生什么天象变化，如日食、地震、飓风、海啸；或者出现什么怪异状态，如飞蝗成灾、井出血水、久旱不雨、江河决口，汉灵帝就要把他这个左中郎找来咨询释疑。因此，蔡邕的作用，更接近原始部落里的巫师，为酋长弄神捉鬼，还要言之成理。为什么挑他来演这个角色，因为他读的书实在太多，引经据典，手到擒来，很快就能从典籍中寻找答案，来填补那些无知官僚们的精神空白。

譬如，“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气坠北宫温明殿东庭中，黑如车盖，身五色，有头，体长十余丈，形貌似龙”。天上掉下来这么一条大虫子，灵帝刘宏显然被吓坏了。他是个很糟糕的皇帝，不怕得罪老百姓，但却怕得罪老天爷，于是忙问蔡邕：“怎么回事？”

老实讲，那些暴君、昏君、庸君，只要在台上一天，混蛋只有任其“蛋”之，恶棍只有任其“棍”之，无论他怎样地为非作歹，倒行逆施，可怜的老百姓是一点辙也没有的，除非他死掉。所以，死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治他们的办法。统治者虽然可以杀死所有反对他的人，但是总有一天，老天爷要摆平他。秦始皇够凶，也怕天，这才打发徐福去求长生不老之药，结果还是会翘辫子，和臭鱼烂虾混装在一起，运回咸阳。借助上天示儆的办法，让无道之君收敛，也是不敢造反的老百姓，于忍气吞声之下，那种无能为力、无计可施、无可奈何的自慰了。

蔡邕借此机会，一显学养深厚，二显忠诚社稷：圣明的陛下呀，上苍已经发出惩罚的预警，你该检点一些了。但大多数皇帝怕是怕，不到临终，也并不买老天的账，因此，进谏也等于白搭。可是，古人比后人要质朴，尤其古代的读书人，比较愚，认死理，总是一条道走到黑，管你爱不爱听，反正非说不可。

蔡邕书读得太多，认为应该尽责规劝皇帝。他说：“所谓天投蜺者也。不见足尾，不得称龙。《易传》曰：‘蜺之比无德，以色亲也。’《潜龙巴》曰：‘虹出，后妃阴胁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图》曰：‘天子外苦兵，威内夺，臣无忠，则天投蜺。’变不空生，占不空言。”能在温德殿上听他演说的，自然都是些有头有脸的高级干部。他说罢，哭丧着脸，做忧国忧民状。大家是赞成他呢，还是反对他？却很难启口。这场面很尴尬，赞成，等于说皇帝不行；反对，等于说古书不灵，都不好办，颇费斟酌。《后汉书》里有一句现场描写：“帝览奏叹息，因起更衣。”看来，刘宏也不想再听，心烦，借口到卫生间去方便方便，躲个清净。这样，大家也就可以不予表态。

当蔡中郎大抖学问，大显能耐，大谈特谈，把皇帝听得眉头直皱时，估计在场的那些官不比他小、权不比他少的手抱朝笏的高干们，肯定觉得不是滋味。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在《三国演义》里搞“连环计”的王允，那时还不是司徒，为豫州刺史，偶尔来京汇报工作，也会在场。听蔡邕最后那两句话，“变不空生，占不空言”，板上钉钉，意思说陛下您就等着倒霉吧，那口吻，王允也不会受用，蔡先生口气是不是大了点？中国的知识分子，稍有些地位，人五人六以后，总觉得自己在权力的盛宴上，应该有一席位置。可哪里知道，你以为你是个人物，在统治者和高层官僚眼里，却其实什么都不如，找你来咨询，和找戏子来唱堂会，意思是差不多的，要你讲让皇帝开心的话，你却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不是找不痛快吗？

作为一个能出入宫门、得睹天颜的文人，有幸接近最高权力中枢，最聪明的状态，莫过于做黄花鱼，尽量溜边。上头让你助兴时，你可以扯开嗓子，大唱赞歌；皇上命你举杯时，你可以上蹿下跳，狂呼万岁。谨记一条，切莫卷进上峰钩心斗角的漩涡，切莫与其他臣工竞逐皇上的恩幸，尤其不能存有分一勺残汤剩饭的幻想。

屈原就吃过这亏，他自视甚高，认为只有他才能挽救楚国，结果楚怀王不买他的账，嫌他碍手碍脚，就把他放逐出都城，流浪在汨罗江边。既没人请他签名，与他合影，也没人邀他演讲，请他指导，喝不上鱼翅，吃不到海鲜，嘴淡得出水，心冷得瑟缩，他只有孤苦地咏唱：“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由此也证明了一条，嫉妒是人类的致命伤，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这种人性的基本弱点。蔡邕所犯的错误，与屈原如出一辙，四个字“高标见嫉”，遂种下了杀身之祸。岂止那些嫉妒的官员要收拾他，即使他舞文弄墨的同行，也不会放他一马的。因为经过汉桓帝、汉灵帝的两次党锢之祸，汉末的知识分子，像割韭菜似的，一荐一荐，都削剪得所剩无几了。于是，蔡邕成了亮度最强的灯泡，别的文人都是小瓦数的灯泡，在他的强光前不由得黯然失色。加之，他太拔份、太冒尖、太无所不能、太抢大家的风头，可想而知，那些嫉妒的同行，会用什么样的卫生球眼泡看他？

公元175年（熹平四年），他要立万世名，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他老人家站在太学门口，按照时下常规，必然被摄像机照着脸，被麦克风堵住嘴，被滚烫的赞颂塞满耳，被穿旗袍的礼仪小姐贴身搀扶着，汉代也许没有这一套仪式，但那成功的感觉、凯旋的感觉、晕晕乎乎的感觉，应该是一致的。

类似这样的盛会，不但古代有，当代也有，在那里既能看到被谀者那张幸福得意的面孔，也能看到谀人者那张天花乱坠的嘴巴，但更能看到会场外的撇嘴不屑、过道里的窃窃非议、洗手间里的摇头骂街、电梯间里的声声冷笑。尤其被问及感想、感觉时，与会者那莫测深浅的一笑，确有司空图评诗所云，大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蔡中郎大概认为人们挺热爱他，其实，这种在公开场合的捧场和叫好、比奶油点心还甜蜜的话语，是万不能当真的。

汉代兴不兴给评论家塞红包，未敢悬拟，但要一个作家免费而且真心地去赞美同行的作品，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用《圣经》上的譬喻：富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来形容，也并不算过分。只有绝对的大师，肯对比自己大不如的同行，有一点施舍的慷慨，可以说几句好话；否则，只有绝对的小师，因为实在没有可以骄傲的资本，才会五体投地对所有比他强的同行叫好不已。除此以外，那些依靠权力使文章增值的作家、用钞票将自己堆成巨匠的作家、过去曾经发达如今业已过气的作家、自我感觉好得异常的作家、述而不作耍嘴皮吃白相饭的作家……所有以上这些在创作上徒有虚名的作家，其共同点，就是妒火中烧，酸性大发。对于同行，尤其比他强的同行，必视为仇雠，必不共戴天，必想尽办法灭了，才甘罢休。

因此，蔡邕的倒霉，不仅仅由于他有资格附在皇帝耳边说话，遭政治家的忌；他的学博今古，涉猎文化艺术的各门各类，其造诣、其成就无不臻于极致，也遭到那些处于颓势、无法振作的同行嫉恨。这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比较缺乏竞争精神，比较信奉平庸哲学，比较习惯你比我好不到哪块去，我也比你差不到哪里去的生存状态。这样，大家才能彼此彼此，相安无事。

由于要维系这种均衡，人们便“约法三章”，大家也恪守不移，谁也不能突出，不能越位，不能出列，不能格色地挤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块；谁要比别人多干、多想、多得、多拥有，那就甭打算有好日子过。这就是一个平庸社会里，只能产生平庸的“沙丁鱼罐头法则”。然而，蔡中郎却不平庸，《后汉书·本传》称他“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是一个能够驾驭文学艺术所有门类的全才，而且是能够居高临下并拥有绝对优势的大师。

蔡中郎的全部倒霉，就在于此。

我们常常感慨，欧洲“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既是画家又是雕刻家，同时还是工程师和建筑师，甚至还是机关枪设计原理的最早构想者。万能的上帝怎么如此偏心，竟赋予他如此全面的智能？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这种表现出全才全能的出类拔萃者，也是不乏其人的，蔡邕就是一个。只是在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社会里，所奉行的谁拔尖就掐谁尖的“沙丁鱼罐头法则”，害得集文学家、辞赋家、史学家、绘画与书法家、音乐演奏兼制作家于一身的蔡邕，最后落了一个死于非命的下场。

刻在太学门口，成为样板的《六经》碑石，只是他书法成就的一个方面。最为后人高山仰止的，莫过于他独创的飞白手段。飞白，亦作飞白书，笔画中丝丝露白，像枯笔所写，形成书法的特异表现风格。中国的汉字，有多少人在写，写了多少年，谁不想出新，但他却能在工匠于墙壁间涂刷漆垩的过程中，得到奇窍，另辟蹊径，别出一格，写出新颖的令无数人叹服不已的字体。

唐朝李绰《尚书故实》说：“飞白书始于蔡邕，在鸿门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可见蔡邕的创造性，是与他无所不通的颖悟能力分不开的。唐朝张怀瓘《书断列传》载：“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因此，他引用袁昂《书评》，说“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为神”，认为蔡中郎“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究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

在音乐才能上，从《后汉书·本传》上的一则记载，可见蔡邕在这个领域里所达到的高超境界，用“冠绝今古”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邕向来，至门而去。’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一场误会，顿时化解。

张骘的《文士传》，就把他说得更神乎其神了，“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东间第十六可以为笛。’取用，果有异声”。伏滔《长笛赋》序：“柯亭之观，以竹为椽，邕取为笛，奇声独绝。”讲的也是这件事。那具焦尾琴，也非虚应故事，直到南北朝时，还在国库里收藏着。从《南史·王敬则传》“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便知道实有其物，所传非假了。他的女儿蔡琰，被掠胡地，嫁为胡妻，思念中原，作《胡笳十八拍》，传之邺下，令曹操读后，不胜感伤，因为他“素与邕善，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看样子，她能写出这样哀婉悲愤的诗篇，自是家学渊源，是基因在起作用了。

在绘画方面，蔡邕也是高手，不过饱经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他的画作大都散佚。在唐朝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一书中，尤可看到画目中所载的他的作品，至少有《讲学图》和《小列女图》。到了唐代，他的画作还作为官府的收藏，偶尔拿出来可供观赏。至于在辞章方面，只消看当时的士人所推许的名流郭林宗死后，“四方之士七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也就知道他的文章在学林中被高看的程度。众望所归，蔡中郎也不遑多让，挥笔立就，竣稿后，“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从他“吾为碑铭多矣”这句话，傲气中表露蔡邕自矜其长的疏狂，但他看到王逸所作的《灵光殿赋》后，因为早先他也有作这篇赋的打算，“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这种自省，也可看到他不护己短的胸襟。但正如屈原深爱着他的楚国，而楚国的国君却并不珍惜这位伟大诗人一样，极具才华的蔡邕，却被憎恶大师、难容大师的平庸社会，推上了死亡之路。

提到蔡邕的死，必然要涉及两个人，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始时就出现的董卓和王允。这两位，一为武将，一为文臣；一为丘八，一为书生。按道理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蔡伯喈有100个理由应当死在董卓手里，他也有过要杀他的意思。然而杀人如毛的军爷，却对这位大师，表示出一个大老粗军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莫大尊敬和言听计从；相反，同是知识阶层，同是文化精英，却被小人般的嫉妒心所控制，对比他强许多的同行，略无顾惜，毫不怜悯，本人央求也不行，大家说情也不行，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推下去杀了。这就真应了世事难料的说法了，应该杀他，而且精于杀人之道的董卓没有杀他；不应该杀他，而且说实在也不大精于杀人的王允却下令将其处死。由此可见，文人要发起狠起来，有时候比武士更杀气腾腾。

于是，我想起一篇纪晓岚谈狐的文章。

有客问狐仙：您老人家已经道恒通天，修得仙体，还有您觉得可怕的什么吗？狐仙答曰：万物相生相克，岂有不怕什么的道理！客又问：若是如此，那您老人家最害怕什么呢？狐仙直白道出一个字来，曰：狐！客大不解，并大惶惑，问：既是同类，何以畏之？狐仙发表了一通很精彩的言论：“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客人闻之咋舌，想不到同类竟是如此可畏！因为纪昀也是被同行陷害过的，他有位姻亲在山东做官，出了点问题，这位老先生嘴快，透过风去，要他们检点些。好，那些嫉恨他的家伙，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将其牵扯到这宗案件里，有口难辩，只有认账，后被罚往乌鲁木齐效力。经过这次没太受罪的充军，纪晓岚对同行的认识，可谓深有感触焉！成精的狐仙尚且畏惧同类，更何况凡夫俗子的我们。

记得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位不大的戏剧家、一位很大的文学家，像甲鱼似的咬住我，决不撒嘴，差点要了我的命。这些年来，在文坛冷眼观察，同类之间，若是旗鼓相当，量级相等，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决不会惺惺相惜。差不多水平的作家，有可能成为盟友，不会成为朋友。尤其是只有一份利益的时候，你得了，我就光头；我得了，你就零蛋。或者，一口陷阱在前，推我进去，你就活命；推你进去，我有生路。这时候，就必然成为相残、相整、相角力、相厮杀的死敌。这种甲鱼咬人的老戏文，多年来为什么不断上演的缘由，根源就在于此。

幸好，纪晓岚学问淹通，有一点类似蔡邕在东汉末年学林中的领袖群伦的地位。于书无所不读，三坟五典，诸子百家，稗史演义，方术五行，他不但读得要比别人深入，还能读出他的见识。出自他手的《四库提要》，“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淡而雅，人争服之”（昭梿《啸亭杂录》），便是雄证。这位才华出众的纪大烟袋，走运的是碰上了乾隆。虽然弘历也写诗，但他的职业是皇帝，算不上纪昀的同行，敢要他来当《四库》的总纂官。蔡邕倒霉，碰上心胸狭窄的王允，想当年，中郎先生在汉灵帝面前侃侃而谈的那会儿，王允只有站在后排竖着耳朵听的份儿，现在刀把子在这位同行手里攥着，你就把脖子伸出来挨宰吧！

按说，王允和蔡邕有着较多的共同经历，都为反对宦官干政而战斗过，都因为斗不倒阉竖而饱受过陷害，都被迫逃亡在江湖间流浪过，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他们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可两人在性格上存在着差异：王允较偏执，认死理，心胸狭隘；蔡邕较豁达，不拘泥，思路开阔。王允只有小圈子的来往，颇冷清；蔡邕则有过往密切的文人朋友，如桥玄、马日□、王朗、卢植、曹操，很热闹。王允“刚棱疾恶”，大概活得比较累；蔡邕会“大叫欢喜，若对数十人”，这种多血质的性格，估计活得要比较轻松些……

或许这就是两位知识分子素不相能，形同水火的原因。而气量较小的王允，对这样一位风头太足的人物，肯定是会在心底里骂娘的，这种同类间由歧异生出的嫉妒，那是很可怕的。“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假设董卓也有一点文艺细胞，能写得几句歪诗，几笔孬字，还自费出版过一两本小册子之类，就怕也会像王允这样鼠肚鸡肠了。来了，就放手使用，这倒显出粗人的可爱了。“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老实讲，外行领导内行，固然弊端多多，但似懂非懂而装懂、略知皮毛硬充行家里手、门窍不通却非常敢想敢干甚至敢于蛮干的半瓶醋的顶头上司，那好像麻烦更多。

董卓，大老粗，知道自己知识不起来，但不装知识分子，既没有买张假文凭，也不到外国什么野鸡大学混个假学位，更不倒腾一些洋垃圾到国内来装新什么派，而是找一个现成的大知识分子来装点他的门面。开始，蔡邕拒绝了，董卓威胁他：蔡先生，你要不来给我做事，“我力能族人”。什么叫“族”，就是满门抄斩。他一下腿软了，雇了一辆牛车，忙不迭地从杞县赶往洛阳报到。牛屁股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他总算没误期限，战战兢兢地上班以后，想不到颇受重用。居然这个杀人如麻的军阀，有时还把蔡邕的话认真对待。“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辄令邕鼓琴赞事。”

作为屠夫的董卓，确实罪该万死，在肚脐上插一支蜡烛点天灯，也是他应得的下场。但作为对蔡邕破格相待的上司，没有知识分子的扭怩拿捏，酸文假醋，尽显老粗本色，确是倾心相待。我想，蔡邕作为知遇之人，为这个坏蛋的结束，说几句纯系个人感念之语，也不至于要杀头弃市。他本可以不说，他要是聪明人的话，他要是了解王允那种小人心态的话。但他就是那个真性情，毫不设防的蔡邕，还是把不说也可的话说了出来。没想到，“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这位大文人竟动了感情，掉了两滴泪水。

好，这下子被抓住了话把！“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日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积怨多年，妒仇嫉恨的王司徒，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得以报复的机会。其实，王允也是很卖力地给董卓当过差的。“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正因为他同样为这个“几倾汉室”的大贼，马前鞍后地服务过，所以他在罗织蔡邕罪状时，才不提这一段，只是抠他不该因私恩而忘大节。

中国人因祸从口出而遭殃者不胜枚举，但像蔡中郎这样简直是没病找病者，真是少见。他大概以为王司徒，还是早先对他表示仰慕的二三流作家，在作品讨论会上，大家可以神侃乱弹呢！哪知道小人的妒心，有时毒如蛇蝎，至此，蔡中郎才意识到同行的可怕，后悔也来不及了，可怜的大师只要求给他留条命，“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听都不听，拂袖而去，心里说：蔡先生，您就别做大头梦了！以言定谳，不足为奇，思想犯罪，古已有之，但只是人性之常，感情闪露，便十恶不赦，必死无疑，也太过分了。“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实在看不过去，跑去对王允讲：“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奈失人望乎？”

这就更戳了王司徒那根文化人的肺管子，你们越看重这位大师，我就偏要让他大师不成。古往今来的“文字狱”，杀文人者，必为帝王，这一点是对的；但操刀者，则常是文人同行，这一点也是不错的。他荒唐地辩解：“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后汉书》）

马日□听了这段道出他小人心思的混账逻辑以后，明白跟这个不可救药的东西，无法再谈下去，走出门来，仰天大叹：“王公其不长世乎！”果然，蔡邕被杀以后不久，王允也被董卓余部砍下了脑袋。这是发生在公元192年的事，一个妒人的小人，和一个被妒的大师，就这样匆匆谢幕，走下历史舞台。

然而，这种样式的戏剧，在“沙丁鱼罐头法则”继续有效的情况下，大概还会一演再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