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181—234） 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三国时蜀汉丞相，他的散文有《出师表》等，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中忠臣与智者的杰出代表人物。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个伟人。他的几乎毫无瑕疵的人格力量，他的隆中决策理论，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功绩，他在刘备死后辅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榜样。
但是，从他治国实践的不完全成功的结果来看，即使是伟人，恐怕也是要打个折扣的。
我们通常喜欢用“伟大”这个词，或再加上“英明”、“正确”，来对一位领袖表示崇敬。其实，所谓的“伟大、英明、正确”，准确地说，是指其某项决策而言的。
曹得天时，吴得地利，取荆州和益州后，得人和来治蜀，诸葛亮以此而立国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伟大”的。那时，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东是孙氏三世经营的基业，唯跨有荆、益，踞守险阻，徐图进取。诸葛亮从政治地理角度，选择这块地盘，养精蓄锐，以图来日。在主敌必然是曹操的形势下，若荆州受击，益州可北上，若益州被袭，荆州可牵制。这决策不能不说是英明的。而且破除刘备的宗亲思想，不失时机地夺得刘表和刘璋的土地，形成“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图，这也不能不说是正确的。
这些新思维，对于刘备和关、张及其部属，是闻所未闻的。在此以前，他们像浮萍一样漂泊不定，直到诸葛亮出山，他们才知道不一定非要过寄人篱下、仰给于谁的日子，自己可以当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国家，于是豁然开朗，有奔头、有干劲了。
回顾刘备20年来的狼突豕奔，东投西靠，无家可归，难以存身。虽以剿黄巾起家，但他的行止，从小沛到新野，辗转千里，其盲动程度，实质与流寇手段也无大差别，光有雄心壮志，并无通盘的立国立本的战略决策。倘无诸葛亮的辅弼，他的下场和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之流是差不多的。如果说刘备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三请诸葛亮的虔诚、对孔明的绝对信任、那言听计从的态度，是可圈可点的。但作为一个领袖，从善如流，也是应该具备的素养，所以刘备就称不上伟大、英明、正确了。
在中国历史上，盖棺论定的帝王，完全当得起这三个定冠词的，又能有几人呢？就隆中决策、奠定西蜀来讲，诸葛亮称得上是高瞻远瞩。可这并不等于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完人，和永远的伟大、英明、正确。
就从他刚从南阳走出来，到新野为刘备主持军政要务，正赶上曹操挥师痛击刘备之际，也未见这位大谋略家的出色表现。先是看着那位皇叔，败在一误再误，未能及时拿下荆州，以致错过时机。再败在小胜以后，掉以轻心，没有及早做撤退准备。更败在他携民渡江的大逃亡上，虽然得到了千古赞扬的仁义道德的美名，习凿齿甚至褒他为：“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但实际上，刘备既救不了百姓，也救不了他自己。世界上还没见过一位将军，以数千兵力，掩护十数万民众，每天以5公里的速度缓慢撤退的。这到底是打算逃跑呢，还是等曹操追上来被消灭掉呢？
人们有理由问：诸葛亮作为谋士，会不承担责任嘛？
第一，他未从保存实力的角度，应该使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轻装转移，先行一步，却迁就了刘备的纯系感情用事而误事的做法。第二，制定的撤退路线，先去投奔毫无接纳把握的襄阳是错误的；继而转向曹操志在必夺的江陵，则更是错误的。钱粮大半在江陵，曹操是专门断粮、劫粮、烧粮的老手，这便宜会让诸葛亮占了去？第三，在最需要临机处变的关键时刻，诸葛亮撇下刘备，往江夏求救。一个决策人物，当做一个使者来用。刘备乱了方寸，情有可原，他本来就是一个织席贩履之辈，怕是连兵书都未读过的，所以打算跳江自杀。但诸葛亮却没有任何自责之词，对他的伟大，就不能不质疑了。至于他进蜀以后，终其一生，虽鞠躬尽瘁，但从此未能拓展一寸疆土，而结果却是因他的疲国劳民的北伐政策，把本可据险固守、富饶自足的天府之国，拖垮在穷兵黩武的战争之中。在三国中，阿斗是最早降晋的。
我们有时候会被这种对于名人崇拜的错觉，引导到把某项决策的伟大英明正确，看成是所有决策都必然是伟大英明正确的歧途上去。这种形而上的看法，便把他们的许多谬误差错，乃至于荒唐可笑的行径，也认为是伟大、英明、正确的了。
诸葛亮从走出卧龙岗，到病逝五丈原，他的理论和实践，存在不少脱节之处。由于刘、关、张致命的弱点，和他的悲剧性格，也曾发生过一连串的失误，以致最后也并未实现他隆中决策的理想。《三国演义》虽不遗余力地想把诸葛亮的这些伟大、英明、正确予以神化，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他就是他，不是神。而《三国演义》在诸葛亮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不那么成功之处，也许就在这里。
尽管有许多失误，但作为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人形象，会当之无愧地在史册中长存下去，直至永远。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确实也无其他了。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士兵。甚至人类的另一半，在有名有姓的女性人物中，除了貂蝉是着力描写者以外，其余像蔡夫人、孙夫人，乃至大乔、小乔，笔墨都是微乎其微的。全书以很大的篇幅写战争，那是“将”的事；同样，以很大的篇幅写权谋，那是“相”的事。
在所有的这些谋士中，最出类拔萃的、最典范的、最不朽的相，莫过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了。
诸葛亮隐居在南阳卧龙岗，自比管仲、乐毅，有经天纬地之才，所有认识他、知道他、了解他的人，无不承认不及他的万一，把他看成是周之吕望、汉之张良。这样一个众望所归的智士，为什么过着表面上看来是出世的生活？
当时，天下纷争，群雄竞起，正是汉王朝所谓气数已尽后的统一局面的结束，分化瓦解的开始，合后之分是一种必然，治后之乱也是一种必然。《三国演义》开明宗义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眼人看得出，在新一轮“分”的角逐中，若不经过长期而反复的、严峻而痛苦的较量，争斗、火并、厮杀，一个能够领袖群伦，重新构筑“合”的人物，是产生不出来的。诸葛亮站在旋涡外，有他自己的思考，即使有济世良才，能力挽狂澜吗？在他回答徐庶说的话中：“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表明了他对无望中挣扎的拒绝心理，正是这份清醒，才能有“我本是，卧龙岗，闲散的人”的潇洒。
汉末的党锢之祸，其实就是一次大规模的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大批有才有智之士、报国为民之流，杀的杀，关的关，余下的不是放逐，就是远遁，即或侥幸能在长安居住者，也是永不叙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着如同母体脐带相连似的息息相关的命运。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心灵中，一份永远推拭不掉的沉重负担。干预也好，隐遁也好，便有每个人自己的表示关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种关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种关注。诸葛亮身在茅庐，心系寰内。虽耕读自娱，但诗中“改尽江山旧”的情怀抒发，说明世间的一切，仍时刻萦系在他脑海之中。
诸葛亮不想入世，诸葛亮的朋友也不赞成他入世。他知道，他朋友也知道，他入世未必于世有补，不得其时，徒费心力的悲剧在等待着他。可他终于难逃这种忧国忧民的心狱，还是走出了南阳诸葛庐。
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诸葛亮一生最光辉处，莫过于舌战群儒，挫败东吴投降派，促成吴、蜀结盟。在赤壁鏖战中，以少击多，以弱击强，打退曹操83万人马，终于出现了他所期盼的“鼎足三分”的局面。
这一场论战，可以说是他隆中决策的一次光辉实践。要不是诸葛亮说动孙权，与曹操决战，刘备就只有南奔苍梧，投靠吴巨，最后也就成为草寇罢了。所以从建安十二年，他走出南阳，跟着刘备新野撤退，江陵逃窜，颠沛险难，势逼事危，几无立足之地。直到“赤壁之战”，刘备才感觉到诸葛亮的重要性，从那时起，便奠定他的丞相位置。
孔明到东吴，一个劲儿地用激将法、拼命地做反面文章，这也是在做无本生意。若是他有地盘、有实力，你不打我打，就不用这样鼓吹了。但诸葛亮吃透了东吴，在孙坚退守江东以来，已历三世，一直游离于中原的纷争消耗之外，养精蓄锐，羽毛丰满，这是他们不甘心屈服于曹操的主要方面。加之孙权自建安五年接手政权，至此也有七八年治国安邦的经验，他当然不愿拱手把江山送与曹操。所以，孔明对这些不甘心认输的对手，此法自然会奏效的。
东吴虽主和者多，但皆是书生议论，其实诸葛亮明白，与群儒舌战，不过是和站在幕后的旁听者舌战，这个人就是孙权。因为谋士所说所想的，也正是孙权徘徊在降、战之间所思所虑的。难倒这班东吴谋士，也就等于巩固了孙权的主战之心。这番政策大辩论的实际意义，也就在此。
虽然诸葛亮三寸不烂之舌，功不可没，但若无鲁肃对孙权的人皆可降、独孙权不可降的一席话；若无“主战派”周瑜举足轻重的分量；若无从内心里不甘向曹操俯首称臣的孙权决断，舌战也就是舌战罢了。宣传是对民众的，对统治者来讲，最能动其心的，是利害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动不动哭哭啼啼，智商不高的刘备，能办成这件事吗？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盼望有一个英明的君主，更盼望有一个大贤大能的丞相。对于管仲、乐毅、张良、萧何这类兴国立业，励志图强，外御内安，邦富民康的治臣贤相，后人所给予的褒美礼赞之词，甚于他们辅佐的那些君主。在人们的心目中，皇帝弱一点、孬一点、弱智一点、窝囊一点，只要不是昏君，哪怕当个摆设都行。但没有一个治理天下、为民造福的贤能之相，那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堪设想了。秦二世若非赵高，唐玄宗若非李林甫，宋徽宗若非蔡京，明熹宗若非魏宗贤的话，也许情况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当皇帝的人，挨个儿数一数，称得上圣明者很少，而是昏庸者、荒淫者、暴虐者、好大喜功者、作践百姓者却很多。因此这些主子种种程度不同的恶，若没有一个辅宰佐弼加以抑制的话，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必是由老百姓来承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良相，常常起到皇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调节器作用。历朝历代的皇帝，无能者多，除一些开国之君称得上英主外，其余治国有方的，也是屈指可数。实际治理国家的还是丞相，只要皇帝把他的心思用在三宫六院上，倒是小民之福了。
楚、汉相争之际，鸿沟划界，刘邦欲归，若非张良劝止，天下属项属刘，又当别论。刘备若非诸葛亮，新野、樊城一败，走投苍梧吴臣，也就穷途末路了。相之举足轻重，由此可见。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他的超人才智、治理能力、远见卓识、应变才干，构成了贤与能的高度统一。作为一个相，只贤不能，不行；只能不贤，也不行。孔明就是这样一位大贤大能的辅弼之臣。
自古至今，哪朝哪代没有“丞相”这个内阁重职呢？但凡提及“丞相”二字，人们想到的准是诸葛亮。杜甫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正表明了这两个字在某种程度上的专属意义。尤其是对长期在赵高、李林甫、蔡京、魏忠贤治下的中国人来说，“丞相祠堂何处寻”的“寻”，不也意味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心声吗？
《三国志》评价张飞、关羽时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诸葛亮对待关羽，特别注意分寸，并努力维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良好关系，因为关羽并不十分买军师的账。孔明的“联吴”方针，他执行不力，就是一证。虽然关羽远在荆州，但这个人从来都没把自己的地位摆正。马超投蜀以后，为解决益州问题立下功勋，获得殊荣。关羽不服气，要离开荆州到西川来同马超较一高低。诸葛亮连忙给他写信安抚，一顶高帽子，才使此议寝息。刘备为汉中王之后，要用黄忠做他的后将军。诸葛亮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这番话，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他的态度。
张飞就不是这样了，只要诸葛亮点了他的将，无不悉心为之。而多有创造性的发挥，每每创建奇功。对此，诸葛亮和这位莽张飞，往往产生不言而喻的默契。当消息传来，说他所住大寨，逐日间饮酒，酩酊大醉，诸葛亮非但不加怪罪，还派人专程把佳酿给他送去。这表明了他们之间心灵上的沟通，和以诚相待的友情。当初，刘、关、张起事时，按社会、经济地位，以张飞最殷实富饶，“世居涿郡，颇有庄田”，是个有产、有业、有资财的庄园主。刘备不过是个“贩屦织席”之辈，尽管自称皇室后裔，早衰落无考，和阿q“老子先前也阔过”差不太多。后来，汉献帝刘协叫了他一声“皇叔”，不过是政治需要罢了。历代皇帝为了笼络人心，还有赐姓一说，不必当真，谁有粉不朝脸上敷呢？他只能算是小手工业者。而关羽，一个推车的运输专业户而已，相对而言，他就更等而下之了。
由此推论开去，这三兄弟和诸葛亮的关系，恐怕也是由于阶层不同，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免差异，这倒有值得玩味之处。
刘备起事时，已沦为手工业者兼小商贩，可他早先是没落贵族，大概是无疑的，至少在楼桑村，还能有立锥之地。曾拜卢植为师，自然文化水准要比关、张高些，这样，与诸葛亮不但政治观点相同，在文化上认同的地方也较多。张飞是庄园主，家道殷实，能有供三百余人相聚的桃园，估计虽非士族，也是豪绅一类。他和拥有南阳诸葛庐的这位军师，经济基础相差无几，也许能找到共同语言。关云长是无恒产的自食其力者，他的个体运输行业，无须依赖群体，独立特行，容易产生阶级偏见，而自己又稍稍识得几个字，不大买账文化和士大夫，对于诸葛亮就不如那两位融洽了。
再加上关羽的骄矜自满、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性格，特别是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自我感觉特别好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更是目中无人。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则是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败走麦城，身首异处。
诸葛亮一到新野，关、张就联合起来抵制这位军师，但跳出来责难的是张飞，关羽是个爱做深沉状的人，站在幕后唆使猛张飞上。从三顾茅庐起，关羽就不大相信诸葛亮的能力。这是那种对知识分子的压根儿不信任的感情，没有办法，他从山西一路推车过来，汉代那些地方小官僚、刀笔吏，少不了压迫他、欺诈他，使他有反抗感。心里想，有什么了不起的，端这臭架子。他说：“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敢见也。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这个“惑”字，是他的心里话，因为孔明一来，他的副手地位就动摇了。从此开始，这将相之间，就绝不会是亲密无间的了。
刘备到东吴招亲，诸葛亮派赵云陪同，而不敢将锦囊妙计授他，怕他乱作主张。借东风后，安排赵云来接他，也不愿麻烦这位关老爷，怕他未必如约而来。“赤壁之战”诸葛亮迟迟不睬他，是否真的用激将之法，还是有为难之处，或存心让他放曹操一马，于史无据，也就只好姑妄信之。但是，最后才把他安排在华容道，可见对这位骄纵的将领，不得不再三斟酌，自然是有许多顾虑棘手之处，这是可以想象的。
关老爷见不把他摆在重要位置上，当时责问诸葛亮：“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委用，此是何意？”
听他口气，到底诸葛亮指挥关羽，还是关羽指挥诸葛亮？令人费解。大概拜把子兄弟便有这份和军师平起平坐的特权。等到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犯了军令状，还是刘备出来给他说情，才算了事。其实，正因为他知道必是这么一个结果，才敢义释华容。特权和特权阶层，以及被毒化了社会风气，使得他有所倚仗地不在乎。
如果孔明执法如山，从他华容道放走曹操起，就严惩不贷的话，那么此后的他，在荆州主政也许未必敢于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了。
正因为刘备的包庇，诸葛亮也就不得不迁就，既不能责人，更不能责己，也就只好稀里糊涂，不了了之；或者，走走形式，做做样子；或者，深刻认识，从轻处理；或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者，最简单的，就当交了一次学费，下次注意便是了。
看来，诸葛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有其无药可治的软弱性，对于这位身居高位、后台很硬、存心不买他账又是劳动家庭出身的汉寿亭侯，除了以顾全大局自勉、大抹稀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这类抹稀泥的难处，从古至今，岂是诸葛亮一人的故事吗！
但稀泥这东西，糊得一时，糊不了长远，最后关羽在荆州大败，不就是这种迁就、马虎、不深究，由他而去，听之任之的结果吗！
正史上从未明确魏延存有反意之说。《三国演义》描写到新野大撤退时，经襄阳，刘琮不开城门，魏延拔刀，挺身相助，这说明他的勇猛，而且具有正义感。后来关羽攻长沙，他和黄忠同时投降，却因诸葛亮视他脑后有反骨，终必叛变，而差点将他杀了。
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义，也是对他后来行径的一个照应。
诸葛亮死后，他还真是反了。烧绝栈道，引兵拦路，其实不过是领导人死后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引发起的一场内乱而已。历史通常都是这样来评断人物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魏延败了，就把他绑在耻辱柱上了。因为杨仪手中握有深恨魏延的诸葛亮的密嘱，加之蒋琬、费玮这班文官们的支持，他们害怕魏延成事以后，必左右国家，而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另外像马岱、姜维这些绝非魏延对手的武将们，也不愿看到魏延爬到他们头上，于是几股势力的合流，很自然地将魏延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就成了万古不耻的叛乱分子。若是魏延兵变成功，那么被写进叛逆传里的，必是杨仪无疑。
因为诸葛亮信任并授以锦囊妙计的杨仪，倒确是有过投魏的打算。《三国志》载他尔后说过的一段话：“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他因这句话，被费祎密报了，也削职为民。于是魏延和杨仪两败俱伤，而蒋琬、费玮这班才质平平的人，得以安安稳稳地当官。
在中国历代的政权机构中，这种庸人集团常常立于不败的统治地位，虽正经的治国本领不大，但在搞动作、除劲敌、保自身安全方面，却是很在行的。而他们所以能存在，并维持国家机器运作，就因为最高统治者也是凡庸之辈的缘故，这也是所谓的“武大郎效应”。
如果认为魏延要是真怀一份反心的话，完全可以仿效夏侯霸举军投降，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而这对他并非难事，襄阳他倒戈过，长沙他献城过，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如《三国志》称：“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说实在的，如非诸葛亮的特别反对，论军功，论武艺，论他曾与赵、马、黄齐名过的身份，论他曾被刘备重用为汉中太守的地位，是理所当然地接替诸葛亮领导北伐的人选。
孔明一生，从207年隆中决策，到234年死于五丈原，长达27年间主持国政，竟没有发现一个值得信任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也是够悲哀的！
这位伟大的军师，直到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但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敌对分子，倒有一个在眼前。正是他的这份狭隘、猜疑之心和有意识的搬弄是非，埋伏下他一死之后，立刻出现的杨仪和魏延的火并场面，本来很弱的蜀国，于是更弱了。李卓吾先生说：“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唯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即是子午谷之失，实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时有怨言。孔明当付之无闻可也，何相衔一至此哉？予至此实怜魏延，反为丞相不满也。”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嫉才的结果。
诸葛亮实在太忌畏他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出子午谷径取两京的战略计划被否定，不做任何考虑便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的本意是要连魏延一并烧死在上方谷里的，所以评这本书的李卓吾先生大发牢骚：“孔明非王道中人，勿论其它，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若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八个字，乃孔明羞惭无聊之语耳。”此书原有魏延发现身陷谷中难以逃脱，仰天长叹“吾命休矣”之句，被毛宗岗父子整理时删去，大概也是觉得诸葛亮借此手段消灭政敌，实在是很卑劣的。
诸葛亮怕自己死后魏延旧话重提，更怕他万一取得成功，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才采取这些措施。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不怎么样的帝王将相的老手法，生前不让人非议，死后也不让人非议，所以就想尽一切方法，先封住这些非议人的嘴巴。而让人闭嘴的最佳之计，就是划入另册。
“魏延之乱”纯系诸葛亮所致，这大概接近历史真实。
《三国演义》是一部从话本形式，也就是从历代说书人的口头文学，演变而来的小说，这部名著仍保留着原来作为说唱艺术的许多特色。书中出现的那些可有可无的人情世故、天文地理、神妖鬼怪、轶事遗闻，纯粹是为了满足书场里的听众，主要是平头百姓的猎奇心理和求知欲望，才不近合理充斥于篇幅之中，而使人产生枝蔓横生之感。
到了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正好给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的机会，从八十七回，一直到九十一回，用相当于《三国演义》这部书的重头戏“赤壁之战”的宏大篇幅，来满足听众的好奇之心，可见中国人是多么津津有味地爱听这些玄虚的故事。其实这正表明他们被统治者愚弄得闭塞、无知、狭隘、局限的结果。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加之礼教束缚的双重桎梏，老百姓在物质上被压迫榨取、任人鱼肉，在精神上被思想禁锢、精神压迫。尤其是孔孟之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教诲，人们最终都成为循规蹈矩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顺民。他们的生活范围、思想视野，无一不是极其有限的、极为封闭的。
因为这样，每个人极其有限的精神视野和想象空间，与严酷的现实和动辄获咎的恐惧，也使他们唯有安分守己，战战兢兢。于是在说书场中听这遥远的一切，也就是最大的思想寄托。
在中国，小说又叫做传奇，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诸葛亮六擒六纵，孟获始终不买这个账，总是在释放以后又卷土重来。如果说按马谡所见“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所以他建议诸葛亮，对付蛮荒的化外之民，只依靠武力征服，也仅能奏一时之效。而要想彻底地使他们膺服，他建议：“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当然，一个正确的理论付诸实践，还有一个过程，不是人人都能说到并能做到。生活中有许多屠格涅夫笔下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人物，鲁迅先生一辈子深恶痛绝这些人。他在遗嘱里告诫儿子，千万不要做这种空头理论家和空头文学家。而此等人还特别“茂盛”，夸夸其谈，全在唬功，嘴上把式；要不就贩卖洋货，乱甩名词，人云亦云，狗屁不通，甚至连马谡这两下子也没有。现在来看马稷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不能因其最后失守街亭，而非其言也。
诸葛亮自然认同这个道理，才六擒孟获而六纵之，要以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来降服其心。
明代奇人、一代文宗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时，评到这里也耐不住性子，对诸葛亮有微言了。他说：“孟获却也顽皮，孔明却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闲过日乎？不然，何不惮烦一至此也！”诸葛亮本来派一个魏延用“疑兵计”，就吓得孟获不敢轻易挑衅。如此兴师动众，耗时耗力，人们不禁想，诸葛亮花如许兵力和时间，去与孟获做这种战争游戏。一位脸皮厚，输了不服输，放走了再来；一位也太愿意做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演。这种反复，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值得推敲的。
对于拥兵百万、武将如云、粮秣丰足、雄居中原的曹操来说，在当时，算是绝对的超级大国，具有足够的综合国力，使得边远部落臣服，轻易不敢启衅。北攻乌桓，是力取。挥师千里，乘胜追击，不容敌人有稍许喘息。而诸葛亮的西蜀，北有魏国存虎视眈眈之意，东有孙吴怀觊觎窥测之心，他不可能长期地把相当一部分军力，被牵制在荒蛮之域，从而影响北进计划。这次南征，不仅是简单的手术刀式的行动，以制止后院起火。而更是一次彻底解决问题的战争，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使得在未来北上作战无暇旁骛时，南疆不再需他分心。诸葛亮南征孟获，用马谡计，是智取。或擒或纵，或诱或间，使其既屈于武力，又膺服于心攻，这无疑是正确的策略。
武力可以征服一时，不能持久，败者总是要设法反抗的。只有真正的心悦诚服，才能出现较长时间的平稳和平静的局面。诸葛亮不惮其烦地降服孟获，也是求相安无事，有一个平静的周边环境，建立缓冲地带，无后顾之忧罢了。
但是，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蜀国。222年“夷陵大战”，蜀败；223年刘备死，阿斗继位，短暂的休生养息，国力稍有恢复，诸葛亮就主张南征。这种杀鸡焉用牛刀之举，是否明智，真有大可怀疑之处。他从225年的3月起，和孟获捉捉放放，耗时费力，一直打到年底才回到成都。这就等于苹果挂在树上，还未达到成熟程度就摘，未免操之过急了。可惜诸葛亮急于图功，227年又动干戈，出兵汉中。所以，他主持下的蜀国政权，只有战争，没有建设，事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诸葛亮是个伟人，但也有其不能令人敬服的伟人缺点，那就是感情用事、固执己见、过于自信、罔顾实际。
人们不禁要问，相对于魏来说，孟获充其量草寇而已，值得诸葛亮率师亲征吗？值得六擒六纵去做什么战争攻心试验吗？
但实际效果，并非如此，口服而心不服，心服而力不服。因为每次俘获了孟获，都是连同主帅到士兵统统予以遣返释放。孟获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蜀汉的沉重打击，以致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只要人仍在，自然就心不死，这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稍作休整，扩兵买马，必然又会倾巢出动。这也是孟获六次被擒而不服的根本原因。直到盘蛇谷全歼三万藤甲兵后，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才算真正认了输。
这就是说，诸葛亮仅仅依赖精神力量去征服对手，而不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是不会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的。道德和文明的感召，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唯有在对手的战斗力基本丧失，已无还手的可能下，精神作用才可以充分发挥。归根结底，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双方实力的消长。
如果诸葛亮认识到这一点，早在一擒再擒时，就把不肯认输的孟获降服了。在现实中也是这个道理，做出像样的、说得过去的成绩，要比在大会小会、报纸杂志上自吹人捧一千句一万句，更有说服力。孟获所以不认输，就因为他手中有可恃的实力，不信，诸葛亮不烧藤甲兵的话，他会孬嘛？
“事不过三”，甚至“可一可二不可三”，但诸葛亮以至于“七擒”，这种“雷公打豆腐”的威猛，也摆脱不了中国人性格中那种对于强者的怯懦，和对于弱者的施虐之心吧？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但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则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唯坐以待亡，孰与伐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而贸然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对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在“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地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是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而无法挽救。
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远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诸葛亮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一种结果。
西蜀最后败亡于晋时，户二十八万，官吏数为四万，而吴降晋时，户五十二万，但官吏只有三万二。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国家，怎能不失败呢？由此看，诸葛亮留下的臃肿的官僚机构，实在是蜀国的累赘。但有如此数量的干部队伍，可诸葛亮直到临死，也没有物色到一个好的接班人，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五丈原弥留之际，他还在遗憾：“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也就只有姜维，勉强够格，真是够他痛苦的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太精明的领导，便只看到下属的缺点和不足。“大树底下不长草”，是很有一点道理的。孔明最后弄到文臣武将难以为继的局面，看来并非西蜀无人，而是他不让人才脱颖而出罢了。在现实中，也是这样，若抱着一种流派，搂着一位宗师，即使衣钵相传，袈裟在身，而不求自己的出息，永远做“跟屁虫”，大抵是难以有所成就的。用人和被人用，其中有相辅相成的辩证法。
国家成败，系于君臣；战争胜负，决定在将士。二者缺一不可。但会用人，更是尤为关键。
吴将朱桓在守濡须口时，数千守军对数万曹仁重兵，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朱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朱桓勇而贼忍，不足取，但他这句话是极有见地的。
蜀诸葛亮与魏战，吴陆逊也与魏战，蜀败而吴胜，不能不说是与主帅的指挥得失紧密相关的。蜀相信的马谡丢了街亭，全军败绩，而吴相信的周鲂赚了曹休，大获全胜。一个伟大的人物，不一定处处伟大，事事伟大。圣明如诸葛亮，用马谡去守街亭重镇，把老将赵云、猛将魏延、上将王平、青年将领姜维，都撇在一边不予重用，顶多把他们安排给马谡擦屁股的任务，如此中了邪似的偏爱这个“言过其实”的青年人，看来，料事如神的军师，也难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栽了个大跟头。
司马懿“使人打听是何将引兵守街亭，回报曰：‘乃马良之弟马谡也。’懿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连敌方都了解底细的一个人，孔明却毫无察觉，委以重任，这就是那些总相信自己英明，而别人也捧他英明的领导人，常常犯的主观武断、自以为是的毛病。
刘备曾任魏延为汉中太守，对于这一带地形，他应该是最熟知者。此次北征，任前督部，街亭咽喉要地，不派魏延，而委重任于中参军的马谡，也难怪他要发牢骚。再看赵云用计保护全军撤退，不失一兵一骑，不遗辎重军资，虽老而不弱。至此，方知诸葛亮有如许智勇之将不用，独垂青一个马谡，而马谡也自不量力，甚至还自炫“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上下皆无自知之明，焉有不败之理。
贤者如孔明尚且如此，那么后来凡庸的领导，如武大郎开店，只能用比自己更矮的伙计，就更不在话下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本是不足为奇的。但街亭咽喉重地，一旦失守，则事关重大，非但陇西诸郡，不得不放弃，复归于魏，而且此后北伐通路也被扼杀封死，只能是一个困兽犹斗的艰难局面。本来不佳的形势，变得愈益恶劣。西蜀遂日暮途穷，一步步走下坡路。
街亭失利，一是马谡玩忽职守，一是孔明用人不当。更主要的责任，在于主帅。他知道街亭的战略要冲地位，他知道司马懿不会轻易放过，他知道马谡缺乏实战经验，然而宁肯派出几批人马左右来策应，也不让像赵云、魏延、王平这样的勇将担此重任。可以说，是诸葛亮的偏爱偏信，才造成这次失误。
刘备论马谡，“言过其实”，是指他的夸夸其谈，坐而论道。“不可大用”，实际是针对诸葛亮极其倚重信任马谡有感而发，看来不幸而言中。刘备在用人政策上，持独特见解时不多，单对马谡有此一针见血的看法，恐怕还是为孔明考虑。可以设想，倘非诸葛亮对于马谡的抬爱超过限度，刘备也不会在临终前，非要说出这番话的。
按说，明智如诸葛亮者，不会察觉不出马谡是一位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角色。但一是这种理论上一套一套地能言善道之人，所谓“耍嘴皮子”者，是很易邀宠讨好的。二是因为他只停留在口头上，很少付诸行动，所以他永远不至于出错，这也就是“动手干的，总是不如袖手看”的道理。三是应该承认，诸葛亮的一生，也是理论领先于实践。“赤壁之战”，他不过是一个参谋；“荆州之战”，他连前线都没去；打西川、攻刘璋，是庞统的谋划；“彝陵之战”，他在成都留守。可见，他在习性上与这位青年战争理论家，可能有某些相通相惜之处。
这也是许多用人之人，常常使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
诸葛亮治理西蜀，以法威刑重著称，睚眦之怨必报。历史上留下了“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记载。马谡把街亭丢掉，只好杀头了。这不过用他的头替诸葛亮承担大部分责任，和为诸葛亮落一个执法如山的美名罢了。他内心也很不平静，“大哭不已”便是一种感情的流露。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多少诸葛亮用马谡的事例啊！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谋略的书，这部书中最上乘的谋略家，自是诸葛亮无疑了。他的一生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无非曹操和司马懿。而这两位，又是这部书中最会玩弄权术的大师。司马懿这方面的水平，在这部书中恐怕是仅次于曹操，但又并不弱于诸葛亮的一位。
在这场力量对比中，魏强蜀弱，在才智上，两军统帅未必就是如此。但曹操和司马懿，要比诸葛亮多一分奸枭之心，而诸葛亮自身又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他在吴、蜀联盟时，能战胜曹操；而当他独当一面，与司马懿作战的时候，就不得不败阵了。
从诸葛亮207年走出南阳，到220年曹操死，他和这位枭雄较量的军事行动不多，除荆州、江陵的大撤退，和紧接着的“赤壁之战”外，便是汉中的交手。关羽樊城大捷而后败亡的战役，他在蜀中鞭长莫及，实际并未参与。而“赤壁之战”，那功劳是要记在周瑜账上的。诸葛亮和曹操打的仗，远不如和司马懿打的多。从227年诸葛亮出师汉中，司马懿发兵攻孟达起，两人便旗鼓相当地角力。到234年第五次伐魏，这七年间，蜀未能拓展一寸土地，最后他不战而败，死在五丈原。这就是杜甫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孔明先生所以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马懿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如果不是这个对手，他不是不能打开一点局面的。但司马懿不但有谋有略，而且在政治斗争中，是个精通权术的大家。否则，司马氏不可能在曹魏三代君王的统治下，在那些重臣雄将的虎视眈眈下，最后结束三国，实现一统的局面。
曹操是并不信任司马懿的，甚至预言过他是一个对曹魏有威胁的人物。但司马懿察时知世，审势慎行，进退有度，应对机变，获得曹丕的信任，也改变了曹操对他的看法。
曹操临终时，他和曹洪、陈群、贾诩在场受命，当时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临终时，他和曹真、陈群、曹休在场，这时位排第三。曹睿临终时，他和曹爽、刘放、孙资在场，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能历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终处于权力的顶巅，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应该说，他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见解，在军事上的指挥若定，在皇室国戚、元勋大佬间的周旋应付，在权术斗争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终掌握兵权，踞守重镇，而且有诛孟达、杀公孙渊、与诸葛亮交手的卓著战功。加上他对于敌手的斩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虽身受曹魏三朝顾命，但也在他手里，实际篡夺了曹魏政权。
不过，在他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恐怕就是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马懿最后一次和诸葛亮交手，他不再诉诸武力，他知道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宁受孔明巾帼妇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应战，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装要打，又弄出一个辛毗奉帝命，不让他打。“亮曰：‘彼本无战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诸葛亮知道这是假招子，都是司马懿的权术。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作为敌手，军事上的较量，或许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作战的结果，无非胜负之别。而他如此关注诸葛亮的个人状况，只字不谈战事，第一问他的寝食，第二问他的公务繁简，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则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叹曰：“彼深知我也！”这个“知”，既有棋逢对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对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内。司马懿不惮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对方主帅身亡的结局。诸葛亮一死，则兵败；而兵败，则蜀亡。虽然，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诸葛亮却在加速自己的这个死亡进程，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司马懿说过：“亮志大则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兵百万，已堕我画中，破之必矣！”他在军事上并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势的诸葛亮，加之对手可以不战而亡，当然要踌躇满志地说这番话。
当使者回蜀营后，向诸葛亮汇报此行情况时，提到司马懿讲过的话：“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为在一双盼着你死、可你又没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数计时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种内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偏要这样劳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说出来的“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这句话。正是这种对人的极端不信任，才导致他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再也回不到成都去了。
主簿杨禺以治家之道来戒劝诸葛亮的话，应该是所有那些事无巨细、全部包揽的领导者，要当作座右铭的。
有的人一辈子没当过官，好容易捞到一顶乌纱帽，便什么都不肯撒手，这就是俗话说的不会当官的官了，只宜当总务科长。诸葛亮难道真如他的敌人骂他的那样，“南阳一鄙野村夫”吗？怎么会毫无识见到如此地步？罚二十必亲自在场，也太过分了。而他又是个惩罚主义者，岂不是一天到晚光监刑都来不及吗？
现实中那些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尽职的事务主义者，未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魏延的嫉妒情结，都不是无可非议的。这位在人格上令人仰慕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无论他是怎样的鞠躬尽瘁，他的死也就注定蜀国只有土崩瓦解一途了。
崔浩《典论》里，很不客气地批评诸葛亮：“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这是离诸葛亮时代不太久的人士的不敬之言。因为那时还没有蜀汉正统一说，诸葛亮、关羽也还没有被神圣化起来，所以言谈间少有顾忌。
诸葛亮之死，从他走出南阳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个悲剧的结局。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但如此绝顶理智的人物，却在三顾盛情下，做出了他错误的抉择，追随一位没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开辟一件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从而付出了他的一生。
他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就看到了尽头，而他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定失败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不甘失败的反命运的抗争，绝对是徒劳的。因此看着自己的生命，像蜡炬成灰似的一滴滴耗竭，看着自己所付诸心血的事业，无法挽救地走向倾覆。
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儒家人格达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风范也成为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成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两违，意、实相乖。他却未曾为他所厘定的统一大业，做出些许成就；为三分天下的西蜀，开辟半寸疆土。一直到屡战屡败，国疲民穷。随着他的死亡，这个国家也就终结了。
他的悲剧更在于他治理蜀中的严峻苛刻，搞到“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绝对化程度，这就是中国人凡矫枉必过正的老毛病了。尽管诸葛亮英明无比，但在一些问题的处置上，也是相当好走极端的。
入川以后，诸葛亮和法正的一席话，举了秦始皇和刘璋的例子，来证明他的治世之术。“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由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他希望用法严酷，以利于治，但结果却是得到“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的非议。一心恢复汉室，但受到了“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埋怨。由此可见，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即使非常正确的理论，而未能正确地付诸实施的话，也是徒费心力。
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论点，认为悲剧是一种美的毁灭。那么诸葛亮的死亡，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绝顶才智、超凡能力的人，但从根本上不能明白“顺天者逸，逆天者劳”的大势，而徒费心力的必然结局。这种自己寻求的悲剧性的毁灭，精神上也许是伟大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观察，刘备打出的兴灭继绝，恢复汉室的旗号，实际上是属于倒退的行为。
成都武侯祠大殿对联是这样写的：“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审势，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判断能力。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书时，在孔明知其不久人世，禳星祷告，以求不死时，评曰：“谁云孔明胸中有定见哉？不唯国事不识天时，亦且身事不知天命，祷星祈命，岂有识者之所为哉？”
当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茅庐时，途遇司马徽。水镜先生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孔明的悲剧，应该说，正与此相反，是得其时，而不得其主也。
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恰逢汉末大乱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这些才俊们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翻天覆地，谋君图国，创基立业；在军事上挥师千里，夺城掠地，厮杀征战，兵戎相见，可算是一个斗智角力的最好赛场。
但孔明所辅的刘备却不是一个英主，先以妇人之仁，坐失良机；后以匹夫之勇，火烧连营，而这些巨大失误，都是不听诸葛亮这位军师之言所致。而仅次于刘备的关羽，算得半个主子，又是诸葛亮诸多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障碍，荆州就是在这位骄矜的关老爷手下丢失的，而荆州易主，西蜀也就完了。和这样的主子打交道，怎么能称上是“得其主”呢？
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谋士武将，未必比诸葛亮高明，但枭雄确是明主，所以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魏之强于吴、蜀，这也是无争的事实。
可西蜀，到了阿斗，伺候这样的主子，则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空有补天志，一切付东流。”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全部努力，不是毁在敌人手里，而是在昏庸的主子作践下成为泡影。
这就是诸葛亮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