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北京一个新的居住区。
一条新街从楼群中笔直地穿过。
新街上有一家饭馆。饭馆门口有个个体修鞋的小摊。
每当我在家写作感到疲劳时，便下楼散步。散步主要是沿着新街的人行道走。人行道上的馒头柳栽得很好，长得很快。我一般总是先朝东头，在街东头的书店里转转，出来再朝西走，走到那饭馆门前，不免有点累了，便常坐到鞋摊闲置的马扎上，同修鞋师傅随便扯扯。
修鞋师傅是个黑壮的汉子。除了刮大风下大雨，无论冬夏，他总来摆摊。他一天能挣很多钱，少说一个月也要进三四百元。不过究竟挣了多少，他保密。
除了我常在他摊上闲坐，还有一个比我去得更多、屁股更沉的人，是个老头儿，几乎成为他那鞋摊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如同那个用铁管支起布篷，或那个搁放鞋料的铁丝筐一般。
老头儿究竟多大年纪，我没问过。总之一定很老了，因为他的皮肤已然完全萎缩，连像样的皱纹都不多，望去犹如发黑变质的鸡皮，所以他那张脸很难看。不过，他的眼睛相对来说还看得过去，眼白还没有完全变为青黄，中午饭后，他那双眼睛还能有些闪光。他的牙也没有全掉光，嘴巴还不算瘪。
我去鞋摊，坐着同修鞋师傅闲扯时，他总默默地坐在另一个马扎上，眼睛也不望着我们，也不开口说话，仿佛在想他自己的心事，又很像在打瞌睡。
来了修鞋的人，他总是抢先站起来，把马扎让给修鞋者，自己走开去。修鞋的来多了，我自然也得让位，但同时来两位以上的情况也并不多，因此常常是他让开了而我仍留着。
有一次，趁他走开，走远了，我便问修鞋师傅：“这位老大爷是干什么的？退休的工人吗？”
修鞋师傅并不停下手里的活计，告诉我说：“不是，不是退休的工人，他连这城里的户口也没有。”
“那他怎么住在这儿呢？”
“是住这儿，具体住哪座楼，我也没问出来。反正住这儿。他一大早，天麻麻亮，就出来了。一大晚，天黑净了，才回去睡。”
“他干吗整天待在那头呢？”我问，“中午也不回去午睡吗？”
“不回去。中午他一准来我这儿。我们俩一块进饭馆。我吃四两，他吃二两。我请他，他不干。他自己买二两面吃，每天如此。吃完了，他就跟我在摊上这么一坐。有时候他就倚在那墙角打瞌睡。对了，他三顿全吃这饭馆。反正他是全天都靠这饭馆了。顿顿吃最便宜的，夏天是凉面，冬天是汤面。他也吃不腻。”
“他干吗顿顿在饭馆吃呢？家里晚上也没人做饭吗？我看他身体也还好嘛，腰板还挺得很直的。没人给他做饭，他可以自己做嘛，反正管道煤气，弄起来也方便。”
“是呀。我也这么劝过他。”
“他不能也摆个鞋摊什么的吗？挣钱倒在其次，总可以消磨时间嘛！”
“他倒也有这个心，可没户口，他能办来执照吗？现在他就是每天给这饭馆门口扫两回地，饭馆给他点钱。所以偶尔他也喝上杯酒，因为多了这点钱。”
老头有老头的生活轨道。
修鞋师傅有修鞋师傅的生活轨道。
我有我的生活轨道。
我们的轨道只在摊前交叉。
我出国访问一趟。去的是法国，主要访问了巴黎。
当我忙完了回国的汇报，写出了五六篇访法散文以后，才得闲在我们那条新街上散步。
人行道上的馒头柳依然绿得那么可爱。小书店中的书架上依旧是那些书。饭馆门口依旧是那个鞋摊。鞋摊上依旧支着白布篷子。修鞋师傅依旧不紧不慢地修理着手中的鞋。而老头儿也依旧坐在一旁的马扎上。
我走了过去，循例坐到一只空闲的马扎上。
修鞋师傅抬眼一望，是我，露出个浅浅的微笑，问：“好些个日子没见你露面啦，是出差了吗？”
我说：“可不，这回去得远啊！”
他稍停又问：“去深圳了吧？如今有能耐的都往那儿跑。”
我说：“比深圳可远。去的是法国，巴黎，知道吧？法国的首都，巴黎。”
修鞋师傅问：“去干什么呢？大任务吧？”
我说：“我们这号人有什么大任务！也就是见见同行，看看戏！”
“看戏？”修鞋师傅笑得双眼成了两根鞋钉，“出国看戏去！你还说你不能呢！中国人能有几个，出差到法国看戏去！”
我说：“嗨，我干这一行嘛，我是编剧本的。”
修鞋师傅一边给高跟鞋换跟一边随口问：“在法国都看什么好戏啦？有《玉堂春》、《凤还巢》什么的吗？”
我笑了：“哪儿有！自然都是法国戏。有出戏倒挺逗的，叫《巴黎长生不老药》，讲的是——”
正在这时，来了个修鞋的，修鞋师傅便主动招呼主顾，而一旁的老头儿便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我也这才注意到他。在我同修鞋师傅闲扯法国、巴黎、外国的时候，他毫无反应，显然他连起码的好奇心也没有，他的灵魂假若不空，都装着些什么东西呢？
那修鞋的走开后，老头儿复又坐到那让出的马扎上。
修鞋师傅摆弄着那只刚接过的鞋，跟我唠叨起如今的鞋如何难修什么的，我本打算把那出《巴黎长生不老药》讲给他听听，看他兴趣只在与鞋子有关的事情上，便也作罢。
这条新街对面，正对着饭馆，是家百货店，百货店一楼一进门有个家具部，正在卖一种样式颇为新颖的组合柜。我偶然地朝对面望去，正望见一对夫妇买出一套组合柜来，指挥着帮助搬运的人往一辆“130”大车上搬送。
修鞋师傅和老头儿也都朝街对面望去。
那对夫妇，指挥帮助者时，不仅声调高昂，而且胳膊、脑袋乃至身体的摆动幅度都很大。我们这条新街平时比较安静，所以这声音、景象引动得街这面的人都朝那边望。
修鞋师傅说：“你看，人家两口子过得多红火。那一套组合柜少说也得六七百块。”
老头儿也说：“多地道！”
老头儿难得开口。我不禁朝他一瞥。他双眼闪着平时不多见的光。我似乎从偶然掀开一角的帷幕缝中，窥见了他那衰老的灵魂——原来他也有艳羡之情：对于一对与他毫不相干的正处于红火无虑状态的中年夫妇。难道他也幻想着购买一套如此的组合柜吗？
忽然，我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并本能地朝马路对面跑去——我认出来了，那购买组合家具的丈夫，是我中学时的同桌马金棵！
人生的轨道便是如此难以预料。我同马金棵再也未见过面。我几乎把他忘记了。
可是我们又在新区里重遇，双方的生活轨道，戏剧性地又一次交叉。
马金棵告诉我，他们搬到这里也有一年多了。现在他们决定把原有家具统统淘汰，对家里实行一番彻底的革新。他和他的爱人都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几天后的晚上，我应约而去。
当我朝他住的那幢楼走去时，关于中学时代的一些回忆涌上了我的心头。
马金棵鬼聪明。他的数理化特别好。
他特别会捉弄人。我们的俄语老师——是个中年妇人，不知怎么搞的，患了一种很怪的病，叫“恐球症”。也不是所有的球类，像足、篮、排那样的大球，或西瓜一类的东西，她是不怕的，但凡比鸡蛋更小的球类物体，她便怕得不行。又尤其是小而富于弹性的球，如豌豆，她见了，先是全身皮肤起鸡皮疙瘩，然后便气短，胸闷。倘若看见一把豌豆撒向桌面，弹起而流动，她竟会昏厥乃至休克！据说全世界当时发现的“恐球症”也不过二十八例。有一回马金棵没预习好课文，俄语老师抽查他，让他当堂朗读，他读不顺，老师给他记了两分，并让他补习好以后，再去办公室单独朗读。马金棵只好去了。老师让他朗读，他假装找不到俄语课本了，便把书包里的东西掏出来摆了一桌，末了便把书包倒提起来一抖，结果从书包里掉出了足有一百颗豌豆，在办公桌上又蹦又滚，有十几颗更蹦到俄语老师身上，俄语老师当场惊呼而昏厥……
当时，我们几个男同学正扒在办公室窗外朝里望，所以看见了这个场面。马金棵自然因此倒了点霉，但霉不大，看来这事并没影响他后来一帆风顺。
如今他是某设计院的工程师。他有大学文凭自不消说，又赶上了重视知识分子的大好形势，很得重用。他分到了一套比我那单元好得多的住房，并且娶了一位显然是门当户对又俊俏能干的妻子。他告诉我他有个长得像洋娃娃一般的儿子，在北京最好的幼儿园里全托，他家可以说已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所以他真诚地欢迎我去他家“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叙叙旧”。
到了他家里，我立刻产生出一种羞愧感。
人家真会生活！我啊，只能算凑合着过日子。
他屋里换的全是成龙配套的家具。一间屋子布置成暖色调，另一间屋子布置成冷色调。举凡彩电、组合音响式收录机、电冰箱、洗衣机、落地式风扇、电器驱蚊器、负离子发生器、电饭煲、台灯、壁灯、落地灯……应有尽有。这倒也还不算什么，难得的是他们两口子从哪里弄来了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的摆设，组合柜的多层格里有唐三彩马、仿古双耳瓶、白瓷观世音、枝形烛台、抽象派风格的木雕……墙上有挂盘、铁画、国画长轴、精印的西欧印象派画选大挂历……在席梦思床的床头，甚至挂着一块金字塔图像的小壁毯。
更不用说他那排满一面墙的大玻璃门书柜，那有弧形活动百叶罩的写字台，那支架下装有电镀球的皮转椅……
总之一句话——他的家庭整个是件艺术品。
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呷着他夫人煮得恰到好处的正式非洲咖啡，在低音节的立体声美国乡村民歌伴奏下，一同回忆我们那天真浪漫的中学时代，为豌豆的蹦跑而哈哈大笑，为可怜的俄语教师频频叹息……说真的，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特别是他——“美满”两个字，他算是享受殆尽了！
原来他前些日子也出了一趟国，去的澳大利亚。他给我形容了一番悉尼大歌剧院，就是那远看活像一群海蚌张壳的著名建筑，我自然也就讲到了巴黎，讲到了香榭丽舍大街，讲到了巴黎圣母院……最后也就讲到我看的那出戏——《巴黎长生不老药》。
马金棵和他的夫人毕竟不同于那修鞋的师傅，他们对戏剧的兴趣浓于对鞋子的兴趣，他们俩一迭声地要求我把这出荒诞派的戏剧讲给他们听。
我便讲了起来。
这出法国戏，以极为夸张的内容和形式，表现了世界上发明了长生不老药后所出现的混乱。当电视台中止正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突然宣布长生不老药现已发明，并已生产出头一批一千份长生不老药后，整个法国，随之整个世界发生了大骚动。议会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千份长生不老药该如何分配，闹成一团；黑社会立即行动，去抢劫那一千份长生不老药，结果同警方展开了一场混战；巴黎的医生和护士大游行，抗议发明和生产长生不老药，因为这等于取缔了他们的职业；世界各国舆论哗然，认为长生不老药属于全人类，而不能由法国独享；发明者虽早已被防暴队保护起来，不许苍蝇般的记者接近，却终于还是被一群暴徒劫持……正当法国政府一筹莫展，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事态时，消息传来，首批长生不老药已被巴黎疯人院、低能人收容所和恶性刑事犯监狱中的犯人吞服，他们将凌驾于世界亿万人之上，率先获得一个不朽的生命……
马金棵和他的夫人穿着宽松雅洁的晚服，安逸地倚在沙发靠背上，一边听我讲，一边不停地发笑。
他夫人在我讲述时插进来问过我几个问题：
“已经是老头儿了，吃了那药也起作用吗？”
“你不是说那药叫长生不老药吗？老头吃了不死，就只能叫‘长生药’，不能叫‘不老药’嘛！戏里是怎样解释的呢？”
“人类今后真能发明出这种药来吗？”
马金棵代我解答最后一个问题说：“戏是瞎编的嘛！这戏不过是借题发挥，伤时骂世罢了。哪能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万事万物都不可能不运动，都不可能不经历一个从新到老、从生到灭的过程。今后的人类有可能延长寿命，但不可能不死。你想想看，光生不死，那还得了！不要多久，地球上非挤得像上下班时间的公共汽车里一样，那多可怕！”
说着环顾一下屋子，仿佛真有那么个威胁似的说：“咱们这个单元到那时起码还得塞上二三十个人住！”
他夫人把双手一拍，耸耸肩膀说：“乖乖！你别说！吓死我了！现在我就够烦的了！老头儿老太太总活着，年轻的还有什么意思！”
我便开玩笑说：“咱们都会老的呀！再过二十年，我和金棵不就是老头儿？你不就是老太太？那时候，年轻人也会怕我们吞了长生不老药，败他们的兴呢！”
我们三个全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
关于巴黎长生不老药的话题，在我以后几次造访马金棵夫妇时，仍在闲聊中占据着一定的比例。
可是尽管我也想把那出法国的戏讲给修鞋师傅听听，却总也讲不下去。不是他有意不听，实在是他对巴黎之类的话题没有丝毫的兴趣。
有一天我又去他摊上坐着。那老头儿照例早已坐在摊旁。
我见他身旁左右搁着好几双修好的鞋，手里又正忙着给一只高跟鞋修跟，便捧场地说：“今儿个你又挣不少！”
他嘴里含着八枚铁钉，所以说起话来呜呜噜噜，不过我还能听出他说的是什么：“哪儿呀！就数今儿个不进财——这全都是义务活！”
所谓“义务活”，就是亲朋好友、熟人们送来的活计，倒不一定是人家想占便宜，一般这些主顾取鞋时也都掏出钱来，但修鞋师傅总是双手平挡，坚决不收。
他用锤子敲着那只鞋，把嘴里的铁钉一一取出钉到鞋跟上，这才笑着露出一嘴结实的白牙，用下巴指指一旁的老头儿说：“这不，这就是他拿来的义务活！”
我以为修鞋师傅开玩笑——因为他手里拾掇着的，是一只红颜色的高跟鞋。可老头儿却认认真真地望着手里的活计，并且说：“多地道！”也不知是夸修鞋师傅的活计，还是夸那只高跟鞋，很可能是二者并在一起夸。老头儿并且说：“咱们公事公办，该多少是多少。”
修鞋师傅笑呵呵地说：“公事公办！你拿来的一共是男女大小四双半，我打个八折也得要你五块钱，你得扫多少天地，才够得上这个数儿？”
老头儿却一本正经地说：“你别打八折，十块钱也行，就是得地地道道，别打马虎眼儿。”
修鞋师傅还是嘻嘻哈哈：“我还非打马虎眼不可——这里头哪只是老哥你穿的？要是你脚上的，我准跟绣花似的细细给你拾掇！”
我瞥了瞥修鞋师傅指点的那些鞋，式样都极为时髦，看上去似乎也并没怎么旧，不知都有了什么毛病，须得拿来修理。
入城随城，入乡随乡，在修鞋师傅的摊上，就得谈鞋。
我虽是专业编剧，可偶尔也写点别的东西。你说多巧，一家文学杂志约我写报告文学，我本来对报告文学这玩意儿最怵头，谁知人家点的题目，竟恰恰是马金棵！还有什么说的哩，我揽了这个活儿。
马金棵在单位里担任着一个科研项目的负责工作，他们那个组的确成绩斐然，而他起的关键性作用，也确实值得我秉笔讴歌。
这样，我去他家喝咖啡，就更理直气壮，也更有滋味了。
有一天晚上在他家一聊聊到十点多，临告别的时候，外头下雨了。他夫人忙打开壁橱，给我拿伞。我那么偶然地往壁橱里瞥了一眼，不禁更加叹服——他家连壁橱里头也摆放得井井有条，并且显示出一种精心安排的艺术性，比如说，里头搁着的以备不时之需的折叠床，还有一摞被褥，都巧妙地与其他物品组合成一种悦目的图案……
从他家出来，我打着伞朝自己家里走去，路过那业已打烊的饭馆时，我发现门檐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细一看，是那老头儿。
修鞋师傅自然早已收了摊，回了家。不知为什么那老头儿在那么晚的时候，还在那白天摆鞋摊的地方，倚墙站着。
我便走过去招呼他。我想或许是因为下了雨，他没带伞，所以一时回不了家。我便对他说：“老大爷，我送您回楼吧！”
他说：“不用。您走吧。这雨不大，不碍事。”
我心里多少有点纳闷，雨确实不算大，而且好像一两个钟头以前并没下雨，他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他家里的人不见他回去，难道不着急吗？下雨了，就该打着伞来接他呀！
我坚决要送他回去，他执拗地推辞着。最后他对我说：“我还有点事儿。我还要在这里站站。您先回吧！”
这么晚了，他一个老头儿能有什么事呢？
下着雨，还有点小风，连我身上都觉着有点凉，我便对他说：“您还是快回家吧。什么事那么要紧？等人吗？看别让身子骨受凉！”
他说：“不碍事。再说，老薛也借了我这个。”
老薛便是那修鞋师傅。我这才注意到他身上披着修鞋师傅的铺单。
我只好由他待在那儿，自己回家去了。
我脑海中飘过一个念头，要真有巴黎长生不老药，真该先给这老头儿一服吞服……
第二天我路过鞋摊，见老头儿正端着修鞋师傅喝水的茶缸，仰脖子吞药片。显然，他感冒了。我便走过去招呼他说：“昨晚上受凉了吧？怎么还不在家歇着？吃了药该上床卧卧。”
老头儿摆头说：“一卧就坏事了。我这辈子白天就没卧着过。不碍的，多扫扫地就好了。”
我因为有事，没在鞋摊上坐，站着跟他们聊了几句，便忙自己的去了。
又过了几天，我那报告文学的初稿出来了。晚上我到马金棵家去，把那稿子念给他们夫妇听，他们很满意，马金棵夫人还特意端上银耳汤款待我。她笑吟吟地说：“这是北京长生不老药，喝吧，不一定比巴黎长生不老药效果差。”
我又是十点多才告辞。可我回到自己那栋楼，站在自己单元门前时，一摸兜，傻了眼。
我找不到门钥匙了。
偏那天我爱人带着孩子到天津看姥姥去了。我急出一头的汗。双手摸遍了全身。门钥匙掉在哪儿了呢？
最后，我判断出，一定是当我坐在马金棵家的沙发上高谈阔论时，门钥匙从我裤兜里，滑落到他家的沙发上了。
我便折回他家去，按他家的电子门铃。
我想他们从门上的窥视镜，能看清叫门的是我，尽管他们会觉得好笑，总能马上把门打开的。说不定他们已经发现了我落下的钥匙，正等着我回去呢。
可是，他们竟很久都没来开门。我不得不用手敲门，呼唤起来。
门终于开了，但只开了一条缝，门缝里露出马金棵夫人一张惊惶的脸，她问我：“怎么？！怎么回事？”
我连连告罪：“真对不起，真抱歉——可我不得不来，我一定是把门钥匙掉在你们家了……”
马金棵夫人没有请我进去，她仍旧只开着一条窄窄的门缝，脸上仍是惊惶的表情——并且不仅是惊惶，还有掩饰不住的不快。她用肯定的语气说：“没有，你没把什么钥匙落在这儿，这儿没有，你一定是掉在别的什么地方……”
我想起过去的情况，钥匙从裤兜里掉了出来，掉在了沙发靠背和坐垫之间的夹缝中，那是不细找绝对发现不了的……
彼此本是熟人，我又实在不能不找钥匙，于是我在情急之中，冒昧地往门里走去。马金棵夫人不知是要挡我没挡住，还是要让我时没站稳，她趔趄了一下并发出一声不快的呼唤——我在几秒钟内已然闯进了他们的单元，并且几步走到了作客厅的那间屋子。马金棵似乎惊惶地站在屋子当中，望着我，我却嘴里一边本能地说着：“打搅打搅，我这就找到——”一边到我坐过的沙发上找了起来。我很快便找到了那门钥匙——果然在我预料的处所。
我攥住钥匙，一边继续道歉一边往门外走。走到门外，转回身，发现马金棵夫妇二人在半合的门内，双双表情复杂地望着我。我忙点头哈腰地说：“打搅打搅，恕罪恕罪，找着了找着了，再见再见！”马金棵在两秒钟内恢复了正常的表情，笑着骂我：“你这家伙！真有你的！‘马大哈’！”他夫人随之才舒了一口气，也笑着说：“快走吧快走吧，我们可不欢迎唱‘二进宫’！”
我往楼下走的时候，心里好不是滋味。
我在“二进宫”的过程中，分明看见他家的过厅里支开了一张折叠床，床上坐着个老头儿。尽管那老头儿背过了脸去，一动不动，细想起来，绝对不是别人——分明就是那白天总在饭馆门口鞋摊上坐着的老头儿。
出了楼，我觉得口涩，胸闷。
虽然我手里拿着门钥匙了，我却不想马上回家，顺着新街朝东走去。
新街东头的路灯底下，天天晚上聚着一群人打扑克，下棋，总得十一点多才散得净。他们大都是附近几家工厂的工人，有的是利用上夜班前的时间，有的是利用下中班后的时间，在那里聚一聚、玩一玩。也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参与其中。
我走拢那路灯下的一群，一眼看见了修鞋师傅——他正弯着腰，背着手，看别人下象棋。我过去把他肩膀一拍，如获至宝。
他抬头见是我，有点吃惊。
我把他拉到一边，问他：“那老头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老头儿？怎么了？”他莫名其妙，愣愣地望着我。
及至他把我的问题弄明白了，便告诉我说：“他究竟住在哪栋楼，我始终也没弄清。他原在乡下，老伴死了，孤身一人，所以来投靠三女儿女婿。他从没说过女儿女婿的坏话，可我听他断断续续说出来的那个情况，可觉得不公。女儿女婿给他粮票，给他饭钱，供他衣穿。你看他，吃是吃得饱的，穿得也干净整齐，还经常洗澡、理发，一点儿也不埋汰……可就是有一条难受。女儿女婿跟他讲明了，白天一大早，没别人去家里的时候，就让他出来；晚上要等家里所有客人走净了，才许他回去，就是说，晚上有一个床位，白天可没他的地盘……他说那是因为女儿女婿都为国家干着大事，白天不该打搅。我心里揣摩着，准是女儿女婿嫌他老，土气，搁在家里碍眼，所以不乐意让客人们看见他……要我的女儿女婿这么待我，我早反了。他对小两口可是忠心耿耿……你打听这些干什么？你这是怎么啦？直眉瞪眼的？”我没有回答修鞋师傅，转身就快步往家里去。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最后悔的，是不该给马金棵夫妇讲那巴黎长生不老药的法国戏……
报告文学我没有再写下去。
我也不再到马金棵家去。
在修鞋师傅摊上，还总坐着那老头儿。我连那鞋摊也总绕着走。
1984年夏写于北京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