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一篇《歌星和我》，意犹未尽，再写《画星和我》。

得从一条小街上的一个小邮电所说起。“邮电所”是我们小街居民的叫法，其实它大概应称作邮政所，因为小小的一间屋的门面，陈旧的柜台后只有一位戴眼镜的圆脸女士坐着，可以汇款取款、寄包裹、买邮票、寄挂号信，只是不能打长途电话和拍电报。大约二十年前，我在那小街的一个小杂院里一间小平房内娶妻生子，每月总要去那邮电所给家乡的父母汇一点钱，办完事总要倚着柜台跟女营业员闲聊一会儿。冬天，那邮电所没有现成的暖气，得生煤炉子，她总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将自带的饭盒放在炉子上烤，使小邮电所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菜肴味儿。站在柜台外同她聊天，真同置身在一个人家的客厅里，有一种亲切而随意的感觉。

有一回我又去汇款，只见那女营业员脸色煞白，应对失常，仿佛刚受了什么惊吓似的。一位去取款的老大妈想必已同她闲聊了一阵，见我去了忙着汇款，便对我说：“你别急，让她先定定神吧——那群小痞子，可把她吓坏了！”一打听，原来是小街上几个胡闹腾的小学生，不知从哪儿逮来一只小花猫，用手推子给推了个“阴阳头”，又给脖子上挂上个“三反分子”的黑牌子，“批斗”一通之后，把它扔进了邮电所，把女营业员惊吓得尖叫了起来，他们则一哄而散。原来如此。当时已进入“文革”“斗、批、改”的阶段，对人的批斗已不那么频繁，也不那么刺激了，所以我淡然一笑，安慰那女营业员说：“别在意！瞧您，怎么还在冒汗……您的胆儿也太小了！”“她胆小？”老大妈却立即反驳我说，“每天来这儿上班之前，她要从地安门邮局取出流水款来；每天这儿关了板，又从这儿把汇出的款送回地安门，来回骑个自行车，一半路是穿小胡同，要遇上那号贪财的坏小子，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得了？可这么些年，她也总没胆小过，不是吗？”谈到最后，老大妈把脸朝向女营业员，似乎在发动她对我做出进一步回答，那女营业员用手帕揩着脸上的汗，又整整眼镜，表情模糊地说：“这不是什么胆大胆小的事……”

几年后，“***”倒台了。我儿子也高到我大腿根了。再去邮局，他就像尾巴一样，总跟着，还常常要我抱起来，好满足他那“柜台里头有什么呀”的好奇心。每当这时，女营业员便笑眯眯地伸出套有薄薄塑料指套的手指刮刮他的小鼻子。在我印象里，那位女营业员几年里似乎并无任何变化，当然绝不显得“越活越年轻”，但也纹丝儿不见老。她于我似乎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社会环节。她的服务态度挺好，从没让我感到过不快，但似乎也没有哪次格外地更好过。她是一种因平淡无奇而令人感到完全可靠的客观存在。

可是，有一回我把儿子抱起来，循例让他叫“阿姨”时，儿子却拍着小手欢呼起来：“嘿！有个叔叔！叔叔！”我定睛一看，果然有位个头不高、模样平庸的男人，在柜台里火炉边热饭。女营业员不等我问，便淡淡地向我介绍说：“我们那口子……”

她们那口子！原来她也有丈夫，想必也有子女，有她自己的家庭，有她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天地……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但因为我从没有想过，因而看到她丈夫，也还是颇感新奇。汇完款少不得又闲聊几句。问她丈夫在哪儿上班，说是在食品公司禽蛋分公司的蛋品仓库工作。这天轮体，闲着没事，所以来这儿帮帮忙。

离开那小小邮电所后，我很快也就把他们都忘了。

儿子上小学了。去邮电所汇款没有尾巴了。办完事便可以更从容地聊几句了。有一回聊完新出的特种邮票，便完全出于无心地问：“您爱人这阵怎么样？还在蛋品仓库吗？”

“他呀，”女营业员淡淡地回答，“泡病号，在家呢。不干别的，光画猫。”

一开头我没听清也弄不懂她说的“画猫”，后来听清弄懂是画上了画，专画猫，也便淡淡一笑。人是得有个业余爱好才能填补空虚啊，我想。

又一回汇完款，闲聊，女营业员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您能不能给想个法子，让我们那口子挪挪窝……”原来她丈夫整天在家里画猫，入痴入迷，单位意见很大，医院也不再给病假条了。单位领导找了她丈夫，说你要愿意专门画画儿，赶紧自己联系调到文化部门去，要不，你就得上班，再不上班，可就上报除名了。我听了这情况，既不同情也不反感，只淡淡地又问了几句，告诉那女营业员：“调文化部门谈何容易？拿我们出版社来说，进去当美编总得是美院或工艺美院毕业的，自学成才的不是绝对不行，可您爱人不画别的光画猫，那是专业画家、画院里的画家才能享有的待遇。再说蛋品仓库算企业单位吧？从企业转事业，报批手续麻烦着哩，除非特殊需要，可哪个事业单位会单缺画猫的人呢？”

女营业员频频点头，没有叹息。看来她并不为丈夫的处境焦虑。

后来我写了几篇小说，出了点名，渐渐稿费多起来，进出那小邮电所的次数也大大增加，与那女营业员聊天时的兴致也不断提升。我又问到她丈夫情况。据她说与单位达成了妥协：单位准许他白天在家画猫，晚上到蛋品库去值夜班——实际上就是去同鸡蛋鸭蛋鹅蛋一起睡觉。又说她丈夫头两天画满了一千只猫，这几天正在实行“变法”云云。

再后来我不仅成了专业作家，还有机会出国访问了。我们首次出访的作家代表团团长是个老“外事”。他说除了公费置备的礼品外，最好每个代表团成员都能再凑些礼品，否则怕应付不下来。而所去的地方是日本，一般的中国小工艺品日本人不稀罕，更不能像到巴基斯坦或南斯拉夫那样用万金油之类的东西当小礼品，最好带一点中国画去——不一定是名家的，也不一定是大幅的、装裱好的，一般看得过去的，小幅的，托一下，只要是真迹，送一般的人，就既体面又讨人喜欢。他又说，如今稍有点小名气的画家，那画就很难求，一般都不能白拿，而我们的礼品费又很有限，因此，他启发我们说：“最好找那些完全没名气，但其实画得还好的人，听说我们能把他的画带出国去，送给洋人，那无异于帮他出名，给他免费作宣传，他一定会白给我们的……”代表团里当即有一二位便说，他们有那样的朋友，要几张不成问题。我岂甘人后，便也说我认识一位画猫的朋友。话没说完，团长便望着我点头说：“猫最好！我知道日本人最喜欢猫！而且猫也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左、中、右哪方面的人士，送猫都很得体——你就去求点猫画来！”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不得不去找那女营业员，去要她丈夫的画。说实在的，我要画时真捏着一把汗。对于他们，那倒没什么，画得不像样，我当面称谢背后扔掉就是，可我怎么跟我们访日团的团长交代呢？

女营业员听了我要猫画的一番说明后，只是祝贺我有机会出国访问，对于画儿的事只淡淡地说：“好，我回去跟他说说，也不知道他画的那些个猫，拿不拿得出手……”

说好第二天我去邮电所听回音，如应允再去他们家，谁知当晚我们一家刚吃完饭，便有人敲门。打开门，那女营业员和她蛋品仓库的丈夫竟一同老远地赶来了——送来一大抱猫画，让我尽情挑选，也可以统统留下。

说实在的，我大吃了一惊。不是觉得那丈夫画得有多么好，而是没有料到他画的各种形态、表情的猫，都比我担心的那种拙劣要高出许多。我想这样一些猫画拿去给日本不那么重要的交往者，应该说是过得去的——这毕竟不是印刷品、仿制品，而是手绘的真迹啊。

妻子对那些猫画给予了远比我热烈的赞叹。上小学的儿子也对画欢呼着。那画猫的人满面通红，搓着一双小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他妻子——那营业员却只是淡淡地问：“您看能行吗？”

我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两口子尤其那丈夫显现出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只说才知道我要出国，早知道他会专门画一些更精心的。又殷殷地问我哪天启程，还需要什么……

我从他送来的一大堆猫画里挑选了10张，拿去给我们访日团的团长看，他点点头说：“行呀行呀，也算是件礼物吧！”

临行前一天，妻子正给我熨衬衫，那画猫的人又来了，对他的不请自到，我和妻子都有点别扭，但也只好请他坐，给他倒茶。原来他是赶画了一张九猫图，自己花钱装裱成了一个横轴，巴巴地给我送来。展开一看，是用工笔和写意相间的笔法画了九只正在嬉戏的猫，有白的波斯猫，有狸猫，有黑猫，有黄猫，有花猫……神态颇为生动，构图也挺精心。他仿佛怕我见怪，搓着手，近乎哀求地说：“您给带出去吧，送给谁都行……”

我的行囊早已打点完毕，已然是“多一分刚太紧，少一分则太松”，第二天只待穿上出国的“行头”等车来接了。已无容纳他这轴画的余地，但又不好扫他的兴，便含混地向他道谢，他却直到我把他送至院门外，还在搓着手说：“您带出去吧，送谁都行……”

第二天车来接我，妻子把我送进车里，司机问：“再想想，落下什么没有？护照、机票……”我摸摸胸口，摇头。妻子却叫喊起来：“对！还有一轴画儿，你搁在小柜上忘拿了！等等！我去取来！”我来不及拦阻，她已经一阵风去了又一阵风回来，把那轴画塞进了车窗，我只好把这多余之物带走了。幸好到了机场，同去的一位成员的行李包还有空隙，我便把那轴画塞进其中。

日本之行自然丰富多彩，不在此细说。只是都快要回国了，团长说原本因为到意大利度假所以不能同我们相会的那位大作家，提前回到东京了，他不仅乐于同我们相见，还邀我们全体到他私宅做客，这当然是一桩值得高兴的事——但团长又说，可惜我们把较为像样的礼品全送光了，而到他家去，是不能不送点纪念品的，这可怎么是好？有那调皮的成员就说：“岂止像样的礼品送光了，就连不像样的礼品也差不多没了，我看不如把别的日本人送咱们的礼品，挑出一样送给他吧！”大家都笑起来。这时那位行李里塞有《九猫图》的成员就指着我说：“他可以做出贡献！也不知是个什么东西，让我带来带去这么多天，难道现在还不该出手吗？”团长就问我是什么东西，我没作答，那家伙就抢着说：“反正有体积，有分量，绝对能算个大礼品！”大家全笑了，我脸上烫烫的。

谁知团长看过后说：“行。”又谁知到了那日本大作家富丽而又雅致的宅子里，将那轴《九猫图》展示给他时，他竟大表赞赏，连说“不敢当不敢当”、“礼重礼重”，又问是谁的手笔，团长便问我，我便把题字落款指给他，告诉他画家的名字，他凑拢了看，直到把那名字的每个字笔画搞清，又连说：“好，好，真好，真好……”

从那大作家宅第回到所住的新大谷饭店，在电梯里团长对我说：“你这位画猫的朋友挺有心眼啊，九在东方人心里是个吉祥的数字，他不画七只猫而画九只猫，妙妙妙！”我觉得团长像在学猫叫，不禁笑出声来。

回国以后我忙着搬家。搬到离原来住地很远的新居民区的一幢楼里去住。临搬家前我跑到小邮电所，向那女营业员告别，同时嘱她通知他们支局，凡我的信件汇款包裹什么的，一律转到新址去，说到最后才想起来请她代问她丈夫好，并再次感谢他给我们的日本之行提供了那许多礼品画。她微笑着同我告别，临了淡淡地说：“我岁数到了，过不了几天就办退休手续了，你以后就是再来这儿，也见不着我了。”我望着她，感到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凝固在某个不老也不小的年龄上的人，自打我认识她以来，十多年里她那模样简直没有一点儿变化啊！

某日，我在新居里写一篇新的小说，忽然有人敲门，我不耐烦地走去开门，门外是那位画猫者。我只好打起精神接待他。

画猫者那天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一身中山装破旧而寒酸，搓着那双细嫩的小手，两眼里充溢着一种渴求人听其诉说的神情。我请他坐。他坐到沙发上，两只手落到膝盖上，不住地摩挲。我给他倒了杯茶，问他可有什么事情。他脸憋得通红，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讲出了他的来意。原来，他真是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妻子退休了，每月不仅没了奖金，退休金也只有原来工资的70%，而女儿在外语学院英语系还没毕业，他自己呢，已经让单位给停薪三个月了，单位说如果他再这么昏天黑地地只顾画猫，连值夜班都值不好——那夜班要求中间起来巡查两次，他却去了倒头便酣睡到天亮，在他当班时已发生过三起十多箱松花蛋被盗事件——那就不仅要停他的薪，而且要将他除名，在这种情况下，他迫于无奈，便向单位宣称自己可以借调到我们系统的外事部门，专管礼品画事务。他恳求我帮他向我们系统的外事部门说说，哪怕不给他开工资，只给他开封借调的公函，使他不至于被革除公职，就行；他将无偿地向我们系统外事部门提供出国访问及国内外事活动的礼品画……

听了他的倾诉，我对他生出许多同情，心想无妨去帮他说说，所以我安慰他，倘若我们系统外事部门真的借调他来，那不会不给他一份临时工资的；又设想倘若他干得不错，也许我们系统外事部门会设法把他正式地调过来。他的眉头舒展开来，说等我的回话，还给我留下个传呼电话的号码。我都快把他送出门了，他忽然又转身向我，搓着那双让我看去总不那么顺眼的小手，表情相当古怪，嚅嚅地对我说：“我……我……您知道吧？我其实挺清白，没干过坏事……不过，我档案上记着，我知道，记着哩……那一年我才19岁，刚参加工作，是银行的会计……您别误会，我没贪污……我只是想一鸣惊人，想当英雄模范，上报纸，戴红花……就跟一个同事，合伙儿搞了个假现场，搞得好像有几个匪徒来抢我们储蓄所，而我们进行了英雄搏斗……我们把自己都弄出了血，储蓄所里满地撒着钞票，后来公安局的人和单位里的人部来了，公家的钱一个子儿没少……但是我们没能成功……没过两天就找我们个别谈话，最后我们都承认了。是假的……”画猫者鼻子抽动着，但不像是哭。他为什么突然向我坦白出这么一个古怪的污点？档案上有的？这在我听来其实也算不得什么，那一年他才19岁，我19岁的时候也想当英雄模范，也想一鸣惊人，也有过种种荒唐透顶的心理活动，只不过从未有将之付诸实践的机会和胆量罢了。

他走了。我好半天定不下心来，那一天就再没能把小说写下去。

我还真去跟我们系统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讲了，他只当个故事听，末了笑笑说：“没必要借调这么个人。调来更不可能。不过倒可以低价收购点他的猫画，总比去荣宝斋那类地方买礼品画节省许多。最近又有个团去法国，你看能不能再让他送点儿猫画来，咱们五块钱买他一只猫，如何？这对他可不无小补啊！”我刚想把这事揽下来，他却又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他可怎么给我们开发票呢？我们可又怎么入账呢？这样吧，只能是出访的人员想自费购买礼品时，你帮着牵个线儿，让买他的猫……”轮到我摆手了，我吃饱了撑的，管人家自费礼品的事儿？

后来我就把这事撂到了脑后，也没给画猫者打传呼电话。他也没有再来找我。

一晃我儿子长到我肩膀那么高了，眼看小学就要毕业，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没顾得扔下书包就气喘吁吁地向我报告说：“爸，楼底下停着小汽车，倍儿新的尼桑，里头出个大胖子，倍儿亮的皮鞋……他敲开一楼李奶奶家的门，可嘴里说着您的名字……”我把他后脑勺一推，让他去洗把脸，心里多少有点纳闷：谁呀？怎么嘴里说着我的名字？

没过几分钟，那大胖子就找到我家来了。简言之，那人我根本不认识，他辗转得来我的地址，弄错了单元号码。他给我看了介绍信，原来是中央一个大部的，是该部管外事的，他们接待了一个日本大财团的代表团，代表团团长的夫人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帮助买到一幅日本某大作家厅堂所挂的《九猫图》的画家的猫画。那阔太太说她问了荣宝斋和北京几乎所有卖字画的地方，都回答说没听说过这么个画家的名字，也没有收购过他的画，但那阔太太竟患了心病似的，在华期间只为寻觅那画《九猫图》的画家忙碌。他们部的副部长已将帮助这位太太满足心愿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因此他们经过多方试探，终于找到了我们系统的外事部门，又从那里知道了我的地址，因此冒昧地跑来打搅，希望我提供线索。大胖子用一方大手帕揩着脸上的油汗，仿佛生怕我明明知道还故意“留一手”，又跟我讲起道理来：这个大财团将给我们一个大项目一笔可观的低息贷款，因此，满足大财阀阔太太这一合理的要求，关系着国家利益云云。我哑然失笑。去到乱糟糟的抽斗里找那张给我留下的传呼电话号码，那号码后面也便有地址，是在一条大胡同里的一条中等胡同里的一条小胡同的一个杂院。我居然没有把那纸条扔掉，薅了一阵终于薅了出来，立即递给了来访的大胖子。来访的大胖子手拿着那张纸条，如获至宝，不仅皮鞋倍儿亮，脑门也倍儿亮，真是上下生辉了。

又过了半年的样子，有一天晚上妻子下班回来，手里舞动着当天的《北京晚报》对我说：“看呀！人家成了画猫的专家啦！这下出名啦！”

我接过报纸细看，是一条“本报讯”，称那位前邮电所女营员的丈夫是“自学成才的画家”，“其猫画在东瀛倍受青睐”，“目前正创作一幅别开生面的《百猫图》，但画面上却只画了九十九只猫，意味无穷”，“据悉其《百猫图》尚未画竣，已有日本××××基金会画廊驰电订下，一俟完成，即赴日展出”云云。

接着不久，星期天我们两口子和小学毕业的儿子去电影院看一部外国电影，前面演了个加片，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的《祖国新貌》，忽然映出了一段，是专门介绍画坛新星的——正是他！他在镜头面前多少还是有些局促，我注意到他不执画笔的一双小手还是在下意识地互相搓动。我没注意影片上所展出的那些画幅，包括那幅用摇拍镜又推成特写的《百猫图》，我注意到关于展示他家庭生活的一组镜头，他的妻子竟同我头一回见到时几乎是一模一样，据电影的旁白解说，她从小就爱猫，家里一直养着许多只猫，这是他爱人画猫的灵感源泉所在，电影里还穿插了若干他们家的猫的镜头，也算不清养了多少只，只记得有画家妻子录下的几句画外音：“我们家都爱猫，他画猫，我养猫……”虽给推了个大特写，但那妇人的表情和语气都淡淡的。这一小段电影大约统共也就两三分钟，却对我们全家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下面本来很精彩的一部悬念片也显得稀松平常了。

又有一天，妻子下班回来讲，她在地铁站遇见了画星的妻子和女儿，那妻子还是那么朴素，女儿可是花枝招展，一身的名牌，脖颈上还带着闪亮的波纹金项链。又报告说，人家这下生活可富裕了，手里大包小包的，全是从友谊商店买出来的高档货——可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我妻子兴奋的是，没想到那女儿外语学院毕业以后，已到一所市重点中学当初中英语教师，而那中学正是我儿子升学考试的志愿表上填的第一志愿！那年轻的教师应允，倘若我儿子分数出来略差个三分两分的，她可以去向校长求情，把我儿子收下。

儿子升学考试的分数出来了，比那所市重点中学所要求的分数恰恰低了三分。妻子急得不行，硬要我跟她一起立即奔赴画星的家去找那年轻的教师帮忙。为儿子前程计，我只好硬一硬头皮，同妻子一同去了。

这回我算是画星家的不速之客，犹如几年前他闯到我家一样。他正在挥毫作画，也犹如当年我正在伏案爬格子。他开了门，面带惊诧，显露出极短暂的不耐烦的神情，即又迅即以一个颇为热情的微笑掩饰住了，也犹如当年我那德行。令我们两口子尴尬的是，他妻子和女儿都出去了，据说当晚恐怕要住在女儿姥姥家，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托她女儿帮忙的事，转述给他，他虽招待着我们，又倒茶，又拿来上好的芦柑，并连连地说着：“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忙是非帮不可的，估计问题不大，不大……”可我总觉得他脑子里转悠着的，还是画猫的情绪。我们交谈时也便有几只猫走到了沙发面前，有一只腮毛丰满的金银眼的波斯猫大方地跳到了妻子膝盖上，她便搂着她，抚摩逗弄。画星自己则搂着一只通体墨黑的眼睛像黄玉般晶莹的紧毛猫。

我细观察眼前的画星，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一件米黄色的正宗鳄鱼牌t恤，脸上虽有不少皱纹，但气色红润，坦然地对我们微笑着。我和妻子你一句我一句地问他，他简洁明了地作出回答。他已经正式辞职，专门在家画猫。现在是上门收购的单位互相竞争着来买他的画。他说钱确实已经挣了不少，但他是严格完税的，因此不像外面传的那么邪乎——他的画卖给东洋人或海外华人（西洋人偶尔也买），大头还是归国家、归画店，剩下的也不全归他，他得的只是小头。当然，他那个小头，也往往比我这爬格子爬出的大部头多，而且，他一个题材可以重复着画。

“你现在可真是苦尽甘来啊，”我艳羡地说，“不像我，虽说也算出了点名，可烦恼不断！”

“我心烦的事也不少啊！”他对我们说，“你们瞧我住的这房子！老房子，狭，不够住且不说，洋人来了，不好招待啊！人家倒不赚这房子老，越是这曲里拐弯的胡同里的这号老院子，人家倒兴许越觉得有趣，有的来了不光看我的画儿，还看我们的院子，看院里那棵大枣树，看我们院那破旧的垂花门，看院门口那对砸得豁了嘴的小石狮子……可他们有哪位忽然想上厕所时，可就坏事了！你们走进来的时候瞧见了吧，公共厕所离我们院门有三十米开外，这还不说，那里头就算再有人打扫，以他们那种生活习惯，生活水平，能忍受吗？有一回一位来看画的日本太太，勉强进去方便了一下，出来迈出没几步就忍不住弯腰吐了一地……还有一回是个西洋太太，我们只好请她到里屋坐痰盂，可她坐上去又撒不痛快，最后还是憋着叫来了出租车，赶回宾馆解决问题去了……”

他以这个话题跟我们聊了半天，我们问他为什么不买个新居民区的单元房搬过去住？他说按当时的政策还不允许他这样的人买。所以他就跟有关部门提出来，他愿意捐几万块钱，改造他们那儿的公共厕所，好让来拜访的外宾能够使用，并且也使附近的居民受益。

“你可真是学雷锋，做好事！”妻子赞叹说。

“哪儿呀，要像你这么看问题，那就好了！你们猜怎么着，人家死活不同意，说公共厕所是公共的，让你个人出钱修，那不成了你个人的了吗？我说我把钱捐给公家，修了还算公家的嘛。他们说研究过了，不行，不合适。现在这样的厕所符合中国的国情，不能单为了几个拜访你的外国人兴那个土木！我原以为街坊邻居会支持我，他们可以不出一分钱，大大改善这方面的生活条件嘛，我还提出来，里头附设淋浴，搞成个大型的卫生间，以后每月的电费、水费也都由我一个人付。可街坊邻居们也没几个帮着我，有的知道了这事以后，倒还甩脸子给我看。有一天我从外头回来，还听见有人在我背后嘀咕说：‘摆什么阔，要修厕所把你们家整个儿变成厕所，自个儿跟洋人一块儿用不结啦！’你们听听！这让我从前胸凉到后脊梁，弄得我这些日子都不好意思到公共厕所里去了……”

他把情况介绍到这个程度，我们也就无法再表示什么。他便站起来让我们看他的画，有挂在墙上的，有从大瓷缸里拿出来的，也有的还没裱，从柜子里取出来，一摞摞的——清一色全是猫，除了猫他绝对不画别的，当然，偶尔为了表现那猫的活泼娇憨，点缀一些个线球、蝴蝶、耗子、花瓶、灯台什么的。说实在的，我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之处——同当年画的《九猫图》时相比，只不过是更娴熟了而已。他似乎又并不练习书法，因此画上的题字实在难以恭维，印鉴也不怎么讲究。同许多明星一样，他的成功与其说是才气与勤奋使然，不如说是机遇与侥幸所赐予。最后他主动送了我一幅画，是一个立轴，画的是一只写意的黑猫，上头还题了他自己拟的一首诗。他为送我那画还专门到案头用墨笔补上了请我和妻子“雅正”的一行小字。我和妻子自然连连称谢。

我们告辞时又千叮咛万嘱咐别忘了让他闺女帮我们儿子说情，好进那市重点中学，他蔼然地一迭声应允了：“忘不了！哪能忘！”又让我们不要再大老远地跑来，告诉我们他家已有了直通电话，并让我们记下电话号码，我们也让他记下了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他后来一直把我送出小胡同又送出中胡同，还要把我们送出大胡同，我们执意要他回去，说到了大胡同便认得路，不会走错了，他这才挥手同我们告别。

往公共汽车站走去时，妻子心情大畅，她说：“今天的访问收获不小，真圆满啊！”

我心里却想，收获是有，但似乎缺了点什么该有的……什么呢？等车时我望着天上残缺的月亮，忽然悟出，画星同我们聊了那么久，竟没有对我说出一句这样的话来：“都亏那回你去日本送出了我的那幅《九猫图》……”是呀，他竟只字不再提，仿佛不曾有过那么一回事似的。我觉得自己的心上，有点空荡荡的，很不自在。

我儿子靠画星女儿帮忙上了那所重点中学。我电话里道过谢，妻子领着儿子买了些水果去当面道过谢，画星的妻子后来又来过一次电话，妻子接的，对方仿佛埋怨妻子不该提那些水果去，妻子当然说：“你们什么都不缺，那也实在算不上什么谢礼，也不该送礼对不？那不过是咱们中国人串门儿的一种习惯罢了……”双方最后都约定“有空一定来玩”，但后来大家都没有空，也就没有再来往。

儿子升入初二的时候，有一天我偶然问起那画星的女儿还教不教他们外语，他说：“早换教师了，听说她到美国留学去了！”

这以后画星知名度继续冉冉上升。开过一次成功的画展，电视新闻里有报道，尽管大概不到半分钟，但有他和他画的猫的大特写，还有若干政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在镜头上闪现。又在一本杂志里看到一位名家写的长达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附有若干张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发福了，而他妻子似乎仍是从前的那么个平淡无奇的固定模样。再后来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一本精印的画册，是非公开出版物，这本专门介绍他“其人其画”的画册前面有一位大名家为之作的序，有他的小传，以及他的一篇言辞锋利的自跋。他并没有想到送我一本。正如我出的新书并没有想到送他一本一样。

儿子已经长得比我还高了。有一天门铃响，儿子去开门，迎进来的一对夫妻我们乍望去简直不认识，倒是他们二位一招呼我们，我们才认出是画星夫妇。他们是来告别的，要去美国。女儿为他们联系好了，一个什么什么基金会请画星去那里两年。显然他们一去便未必返回了。

画星最大的变化是派头。派头主要还不体现在质地优异制作精致的花格呢西装上，而是那一头已然花白的头发。那发型该怎样形容呢？仿佛清末民初的刚剪掉辫子的男子，他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披在耳后，下部剪成一条直线，一望而知是大艺术家。他一双小手不再互相搓动，而是坐下后优雅地置于沙发扶手之上。

画星的妻子总算有了一些变化。但那变化并没体现在面容上，她依然是朴素的发型，一副老式的眼镜，也依然不显老，连头发也不呈明显的花白状。她的变化体现在衣着上，她穿着一身暗紫红的洋式套服，里面带花边的绸衫领口处别着一枚闪闪发亮的蓝宝石领针，耳朵上没戴耳饰，但手上却有一枚金戒指。说起去美国的事，她只淡淡地说：“可惜带不走我那些可爱的猫，只好都分别送给邻居亲戚们了……”

他们坐不住，因为包了一辆出租车，还要转几家，分头去辞别，车就在我们楼下等着。

画星辞别时才带了一本他那精印的画册给我。他注意到他送给我的那幅黑猫立轴挂在了窗边，他走过去看了一下，证实那画上已有明显的水渍，我便向他解释，是头年夏天晚上忘了关窗，暴雨骤来，雨水打湿的，他脸上显出很痛惜的表情，眼里闪着不快的光，嘴里却没说出什么来。我猜他心里一定在想，我真不懂事，这样一来，那画原来如果值一万，这下可就贬值到六千了……

画星去美国有三年了吧。抄袭《歌星和我》的结尾以作此篇的结尾：画星于我是不知所终。我想我于他亦然。

199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