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集子的前大半部是一九四五年胜利后写的一些杂文，本来是和《沸羹集》编在一道的，页数还保存着一贯，便是我这话的证明。但因份量太多，我便决计分开了。好在战前战后实在是绝好的一个段落，两个时期中的情绪和处境，多少是有些不同的。

后一小半部是几篇学术性的论文[1]，也都是在胜利后写的，这一类的工作可惜做得太少。但在我目前的情形之下实在也做不出更多的出来：因为我手中不要说没有什么研究的便利，就是极普通的工具书都很缺乏。时局动荡倒并没有惹起我的心境不宁，不能研究，而事实是我被摒除在研究的园地之外了。然而霸占着园地的人们，却也一样没有什么研究，那责任倒真怕可以推诿给时局动荡吧。

这动荡也不会太久了。我在期待着研究园地的大开放，让一切有能力的人能够有发挥的机会，切实做到“学术为公，文化为公”的地步。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黄》

1947年11月11日于上海

[1]作者原注：即本卷（指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沫若文集》第十三卷。——注释者）卷首说明中所举的《“格物”解》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