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是美、苏之间的桥梁”[1]。这句话的意思假如更把它扩充起来，可以这样说：中国是走向世界和平的桥梁。
假使今后的世界要得和平相处，美、苏之间必须得到协调。美、苏之间如不能协调而要走到战争的道路的话，那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必然更加残酷。而战场呢？很明显，必然就在亚洲的东部，我们中国。
自从伦敦五外长会议[2]失败以来，一时为军火商人的贪婪，为反动的国际政治家的阴谋所煽动，美、苏之间的冲突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然而这种阴霾，由于最近莫斯科三外长会议[3]的成功，又被吹散得相当澄澈了。毕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或在其幕后，是有几位眼光远大的政治家，他们不忍心把人类的安全作为贪婪与阴谋的祭品，而导演出世界大破灭的惨剧。我们作为人类之一员，不惜向他们呈献出无上的赞辞和谢意。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重庆《新民报》。
阴谋家们所企图而且所热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顿时要想爆发，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苏联并不是侵略国，她的武力是在保卫她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她如不受别人侵略，她是决不会起来侵略别人的。然而今天要说苏联以外的美、英两国是侵略国吧，我想美、英两国的人民决不会承认。英国的大选，选择了工党[4]，是人民意志的表露。美国的国会议员明年要大选，为了多得选票，朝野两大党都不得不收揽人心。美国人民是不愿意作无名之战的，因而尽管怎样天大的阴谋家，要煽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也只好暂时收进葫芦里面去了。
不幸的是我们中国似乎还缺乏这样一位能够有透视力的政治家，或者有，而他的见解还未能见诸实施的吧。以我们中国所处的地位，我们不仅没有尽到桥梁的作用，反而有大部分的人跟在国际阴谋家赫尔利[5]的后面，大做其鼓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狂梦。
我们如果聪明得一点，五外长会议时我们便可以尽到桥梁的作用。处在公正的第三者的立场，替世界人类和未来的子孙说远大的话，我们是可以办到的。然而我们没有说。我们自己早就应该团结，结束***，实行民主，把和平统一的中国作为我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说话的资本。因为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国人民自身的需要，而且是国际间的需要，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需要。我们要有这样的资本，然后才能够同他们说得出对等的话来。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飞速度地向着反人民、反团结、反民主的歧路上走。有些妄人甚至主张发挥另外的一种桥梁作用，便是把国、共之战发展而为美、苏之战的桥梁。这种狂妄的迷梦，要算无情地被莫斯科三外长会议的成就粉碎了。《天文台》[6]上的土望远镜毕竟是瓦片做成的透镜（lens），火速丢进茅坑里面去吧。
毕竟国际政治舞台上或其幕后是有几位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妄人们所视为唯一法宝的“原子弹”已被列入禁制的范围内了。原子能的使用“只能为和平目的”。这一项协议是人类理智的大胜利，也是三外长会议的最大的一项成功。原子能限于为和平目的而使用，世界历史会要完全改观了。这一项伟大的发明，较诸人类史上发现了火，发现了铁，将要有更超越的文化贡献。无比的伟大的动力被利用于生产，生产机构和生产诸关系必然要发生巨大的变革始能适应。反过来说，人类历史正开始走上了以人民为本位的集体阶段，而却有适应这种阶段的大发明出现。这一发明的“只能为和平目的而使用”，确实是人类的福音。假使大家信守不渝，努力向着这个指标走去，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人类今后是可以相安无事地步入“民主的大家庭”生活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时代确实是到来了。
我们中国究竟应该走那一条路？这是比火还要明白的事情。“亡羊补牢，尚未为晚”。远之我们受清廷的野蛮统治，落后了三百年；近之我们受赫尔利的愚蠢播弄，落后了三百天。但我们的机会还多，今天就是最好的转舵的机会。已经到了原子能的时代了，不太长的时期之内世界必然改观，我们正应该“迎头赶上”去，抢这个原子能来补偿我们的落后。但假如我们死不觉悟，一定还要背道而驰，别的世界是在以原子能的速度进步，而我们则自然是以原子能的速度相形落伍了。但人民是决不甘心的！人民今天是已经认识清楚了，我们要作为走向世界和平的桥梁。
1945年12月30日
[1]语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重庆《世界日报》短评《美国对华政策的检讨》。
[2]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法、中、美、苏、英五国外长在伦敦开会，至十月四日毫无结果地散会。
[3]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问题的决定。
[4]英国政党，一九〇〇年以“劳工代表委员会”名义成立，一九〇六年定名为工党。多年来与保守党轮流执政。
[5]赫尔利（p·j· hurey，1883—1963），美国共和党政客之一。一九四四年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年底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的反共政策而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于次年十月被迫离职。
[6]陈孝威主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创办于香港，原为周刊。一九四五年五月迁至重庆出版，一九四七年迁至上海，改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