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艺，自内容上说来，总的目标是在争取民主。虽然这个目标时而有所隐晦，时而用别的口号来代替了。例如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抗战时期集中抗日的口号，究其实际依然是争取民主的斗争。但在实践这个斗争上所采取的形式，则不免有些分歧。首先我们由文言改成白话，这形式的变革和新的内容是配合着的。因为新的内容是由外来的刺激而引起的，因而新的形式也不免借重于外来，尽力蔑弃并打破一切旧有的形式。这一发展的结果便是极趋欧化，与人民大众完全脱离，反帝未成，反而成为了买办文艺，洋奴文艺。本来是配合着大众要求的形式，反而被要求其大众化了。大众化的要求，在抗战期间特别亢进了起来，于是旧形式，特别是旧有的民间形式，又恢复了它的光辉，新的民族形式的要求便从而诞生了。

这样发展的路径，不仅文学是这样，其它的姊妹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无一不是这样。国乐与西乐的对立，国画与西画的对立，本国舞与西式舞的对立，那严峻的程度似乎还在文学的对立之上。然而民族化的要求在这些姊妹艺术的部门却也比文学上所表现的更显豁而且更有成效。例如音乐家尽量摄取民间音乐的手法，用以表达人民大众的情感，因而有抗战歌曲的产生，而最近更有大规模的民族交响乐出现了，综合了中、西乐艺的新音乐正在诞生中。和这同样，综合了中、西画法的新绘画，综合了中、西舞式的新舞蹈，以及其它，都在不断地诞生了。一切都是采取辩证的方式而发展着的，这是应有的发展。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上海《群众》周刊第十二卷第九期。

发展是由两方面的矛盾对立，而平行到矛盾的对消。外来形式主要地在形式上更趋民众化以实践民主的要求，旧有的民间形式主要地在内容上更趋民主化以满足民众的需要。这两条平行的发展，不一定便综合而为一，很有可能是发展而为同一内容的多样的形式。就我在苏联所见到的情形来判断，也刚好可以得出这样的前瞻。苏联方面是否有新旧文学的对立，我不知道，我所见到的是关于歌舞方面的。苏联歌舞大抵分为两部，一种是欧美形式（便宜上这样说），一种是民族形式。两种在内容上虽然彼此接近，便是以社会主义的实践为其内容，而在形式上却依然有兄弟姊妹般的独立性。两部常常平行演出，但大抵以欧美形式为第一部，以民族形式为第二部。这先后不一定便是优劣的表彰，然而总是兄弟姊妹般的雁行，却是摆在眼面前的事实。从这里，令我想到了中国新文艺形式的未来，我们这儿也应该产生出同母的兄弟姊妹。由新的方面来的生根，由旧的方面来的蜕变。这样说来，或许有的朋友会误解为二元，但其实是一元的多样化。在今天我们的文艺似乎可以说是：民主的一元内容，民族的多样形式吧。

文艺既以民主为其内容，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首先我们总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贯彻着民主的号召。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民主，不用说也还有它一定限度的内容。这一定的限度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最周密表示于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那个《和平建国纲领》。那虽然是中国今后政府的施政纲领，但也可以说是今后文艺工作者们的工作纲领。那九纲五十三目，差不多每一条、每一句都可以成为文艺上的主题。那些正是今天中国的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民主限度。我们文艺家们似乎应该体贴这个纲领，保卫这个纲领，由文艺上来实践这个纲领，使它逐条逐句得到充实的形象化。这似乎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已经开辟出了一个很宽大的工作门路，是需要我们个别地或集体地充分努力的。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那样是太政治的了，那样是把文艺作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我举出了《和平建国纲领》，也不过想指示出一定的民主限度，事实上那在今天是最低的限度，它是由各党各派协商所得的结果，只是折衷式的东西。文艺家的任务应该比它还要进一步才行。如有人以为折衷式的都是太政治的了，这样的人是早已成为了另一种政治的奴婢的。

文艺内容的政治性，我们必须强调，必须争取民主，争取和平，打击法西斯，打击反民主，而尤其要打击假民主与假和平。一切反的东西我们不容许它并立，一切假的东西我们不容许它幸存，丝毫也不能容情，丝毫也不能马虎。宽恕敌人，那甚于残杀自己。这首先要求我们在生活意识上与生活实践上要有严密的检点。和平民主运动我们必须积极参加，在一切斗争实践当中去体念人民的一切，扫荡一切非人民、反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的任何东西。从这样的基本生活来产生我们的文艺。假使我们承认文艺有艺术性的话，那就是怎样用适合的形式来表现这种高度的政治性的内容。艺术性，我们把它作为文艺形式方面的问题而考察，这里便可能有多样的艺术性，就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样，政治性与艺术性正具有着这同一的关系。尽管说内容与形式须是有机的统一，然而内容自内容，形式自形式，内容是一而形式可多。和这相同，文艺的政治性要占第一位，在今天不能有两样，而艺术性是从属的，却可以有多样。取消政治性的议论是反动理论，就是想把政治性与艺术性融为一体而借以湮没政治性的任何企图，也只是诡辩式的、玄学式的反动理论而已。那样化了装的理论或许出于无意识，那正证明我们的生活意识还没有充分民主化，自己还不觉地在君临着人民。那是须得清算的。

我们的形式仍然有新旧的两条线。例如拿戏剧来说，话剧的形式必然继续发展，而旧剧如平剧、地方剧及秧歌之类也必然经过升华而发展下去。这两条线在相互影响之下而平行地发展，各具其特殊的艺术性而却发挥着同样的政治性。在各自的路线上政治性与艺术性可能有种种的对比，政治性与艺术性都强，那自然是最理想的作品，只有在这样的作品里面两者才成了有机的融洽。政治性的养成不能不靠生活实践，而艺术性的养成则还要靠文艺实践。假如是绘画或音乐，这关系便很容易说明。没有作为画家或音乐家的修养，是不能成就一幅画或一只曲子的。在这儿，一切文艺家除生活之外便不能不有技巧上的锻炼了。先从旧有的民间形式来说，如是简单的秧歌，或者无须乎有多么费力的准备，但如要写大规模的平剧或其它地方剧形式的东西，那就非有深厚的素养是不宜轻易尝试的。在今天要求着我们要改正对于旧有的民间形式的艺人和艺术的鄙视了。我们一方面应该向那些艺人们学习技巧，而另一方面要对于他们施以民主的再教育，遵循着这样的途径以改造民间形式。或是说以那种形式来表达新时代的内容。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也就是新文艺作品，今后我们是不应该加以歧视的。事实上，在前我们是歧视了来。诗，我们回避歌谣。剧，我们拒绝话剧以外的任何旧东西。小说，我们极端憎恶章回体。在那些东西的内容饱和着封建思想时，我们的回避、憎恨、拒绝是有理由的。但我们洁癖到了连那种形式都一概加以拒绝，而把“旧瓶盛新酒”的作法认为毫无前途，这种完全是脱离人民的观点，我们忘记了那样的形式是不失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东西。

但我们也不想走到另一极端，以为除旧有形式之外，一切都不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毫无价值。我们不想单纯到这样的程度。新的形式依然是必要，而且我们正需要使它在中国生根，让它从中国人民生活的土壤里面发育出来。因而我们向外国作家的学习，向外国作品的借鉴，正应该加紧。我们正应该更负责地介绍外国的名作家及其作品，在技巧上我们是可以得到极大的启发的。洁癖到了排外，在今天是极危险的事。我们对于这样的理论不仅不宜接受，而且应该继续排除。文艺上的“义和团”，同样是值得警戒。它不仅不能保卫中国的旧有文艺，而且只有使它愈见萎缩。中国旧有的文艺形式，事实上差不多都是外来，是外来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壤上生了根，一般人差不多根本忘其为外来了。这在音乐方面最为显著。现在的所谓国乐，无论乐理、乐器乃至乐艺，都是南北朝与隋唐时代的西域的东西。但今天有几位国乐家知道琵琶是外来语，胡琴虽然还保留着“胡”字，谁个不认它为国乐器呢？问题不在它是外来不外来，而是要求它足以和今日的生活内容配合。今天的人类世界在民主生活的内容上已经有一般的共通性，为世界所共通的新形式，在文艺界也就不能不起着前驱的作用。

1946年4月30日[2]

这篇东西是四个半月以前为北平准备创刊的一种文艺杂志写的。后因时局激变，杂志未能创刊，这篇东西也就搁置下来了。现在重读，恍有隔世之感。文中所说已经和当前局势不甚切合。但强调政治性的一点，觉得在今天是更当加紧的。近来因为时局的沉闷，第三种人的论调逐渐在出现，我们应该毫不容情地予以反击。

一切都是无轨道，有的退撄，有的高蹈，而大家都有点茫然。可惜本文还没有针对到这些来说。上海诚然是一个“海”，唯其这样，正需要灯塔。

1946年9月18日

[1]作者原注：沧白堂是旧时纪念杨庶戡（字沧白）的建筑，在重庆临江门附近。一九四六年春间各民主党派曾在那儿举行几次讲演会，屡遭国民党特务投石捣乱。

[2]最初发表时，文末自注为四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