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是***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9周年。作为一个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重温这篇重要著作，心里充满阳光，充满温暖。

我提起笔来，学习写几个字的时候，是在军营里，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每年五月，部队领导机关总要把我们这些年轻的业余作者召集起来，组织我们学习***的《讲话》。***在这篇著作中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当时，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们认为自己本身就是兵，天天生活在基层，不存在什么“立足点”问题，不存在什么深入生活的问题。通过学习《讲话》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一个立场、观点的问题，都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虽然生活在基层，而你带着什么立场、观点去观察生活，去体验、感受生活，带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去看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呢？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视角，对生活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就大不相同。还有一个有心和无心、细心和粗心的问题。同样生活在基层，有心者和无心者，细心者和粗心者，对生活的感受就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业余作者同样要深入生活，要“心”人生活，自己是“兵”，同样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同样要改造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对生活、对社会产生正确的认识。

由于部队领导机关经常组织我们学习《讲话》，引导我们用正确的观点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使我在连队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发现题材，在平凡中寻找到了闪光点。1965年，我就在《解放军文艺》、《收获》、《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十一篇小说、散文作品，受到军区的嘉奖。

作业余作者时，在《讲话》的指引下，我汲着人民的乳汁、汲着社会生活的乳汁成长。1984年，我成了一名专业作家。这时候，文艺界对《讲话》提得少了，对深入生活提得少了。而我，也许是没有什么才气和灵气，只有靠生活“吃饭”。自己离开了生活，心里就空虚，脑子就不灵，就无从下笔。我到省作家协会报到的第二天，就向领导上提出：让我回养育我的煤矿上去。我要到我的矿工朋友中间去寻找、去体验、去丰富我的创作和人生。在省委的热情支持下，我回到了涟邵矿务局兼任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局机关刚搬到一处新址，办公在工棚，住宿也在工棚，条件很艰苦。吃饭的时候，我端着一碗饭，蹲在地坪里，和干部、工人们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当时，正逢机构改革，一批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一批年轻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一位将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矿党委书记对我说：“我是‘四死’干部。”我一怔，问：“什么‘四死’干部？”他说；“五八年搞大跃进，累得死，六〇年过苦日子，饿得死；文化革命当走资派，斗得死；八十年代要文凭，气得死！”又过一些日子，我到他们矿里去，他已从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了。我到他家里去看他，还想去听听他那一串风趣有味的牢骚话。这一回，他对我说：“想了两个月，想通了。毕竟五十多岁了，在矿井里爬不动了。现代化工业管理，知识更新很快，而自己最富于创造性的年龄过去了，自己手里的那两下子，敲不到点子上了。还是闪开路，让有知识、有才华、年富力强的同志来干吧！他们会干得更好！”这个人物，深深地印进了我的脑子里。接着，我又跑遍了整个矿区，再加上多年煤矿生活的积累，我只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长篇小说《山野情》。这部作品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很快被上海电视台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山杜鹃》搬上屏幕。不久，又获得由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举办的首届全国煤矿题材长篇小说“乌金奖”。

火热的生活养育自己的创作，也丰富自己的人生。为文，要在群众中汲取养料；做人，也要在群众中汲取养料。1985年，省委安排我到冷水江市兼任市委副书记。那里，是我当徒工、当师傅的地方，也是我成家立业、娶妻育子的地方。有我许多前辈、同辈和晚辈的矿工朋友。有一天，我从长沙回到冷水江，推开住宅的门，看到地下有一张纸片。那是一张从包装箱上扯下的厚厚的纸片。我拾起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些字。笔划很粗、很硬，像一根一根火柴棍子搭起来的一样：“谭谈，我来看你，你不在。很想见见你。我还在老地方。周忠汉。”周忠汉？我的老战友，你还呆在老地方？那一年，我们同时复员回到煤矿。开始，他也分在矿中心区，在那个有理发店、有商店的较繁华的地方工作。不久，矿上一个风井开动，要调一批工人到那里去工作。他也是人选之一。当时，他已结了婚，不想钻进那个大山里去了。我鼓动他找领导上去谈谈。他想了想，没有去。他不善言辞，要他找头头说几句话，比要他下井挖一天煤还难。他还是带着妻子进山了。后来，我进山去看他。那里离中心区12里路，尽是爬山路，走了两个来小时。山上四周好远都没有村落，就只有几栋匆忙搭起来的工棚。他住一间屋，在坪里生火煮饭，生活十分艰苦。几年以后，我离开了那座矿山，到《工人日报》当了记者。有一天，回矿上采访，一打听，他还呆在那座高山上。我决定去看看他。那时，山上仍然没有通公路，只好步行进山。他还住在那栋工棚里，只是多了一间房子。三个孩子了，两个大的已上学。可山上没有学校，只好放一个在奶奶家，放一个在外婆家。这时，我才更感到在这山上生活的艰难！如今，又是十年过去。我的这位老兄，在那山上呆了整整十八年了呵！这次来找我，是不是想借助我这位做市委书记的战友，变动一下地方呢？他在高山上呆了十八个年头，该下山了呀！

我决定马上去看他。第二天，我带上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上路了。这时，山上已经通公路了。我们的小车先开到那个矿区繁华的地方，把党委书记老张请上车，一起上山去。我想，当老周一提出要求，有书记在场，好当场拍板解决问题。哪知，我们见面以后，他什么也没有提。最后我只好直截了当地问：“老周，你在这山上呆了十八年了，没有想到要下山吗？”他很平静地说：“想过。可我又想过，这矿还要开，这山上横直要人搞呵！”我突然间感到自己在这位普通的工人面前矮了一截，自己心里和他心里装的，是多么的不同呵！

冷水江，这块热土上的新朋老友，干部群众，给我的思想，给我的创作，不断输入新鲜血液，我在那里两年多，写出了一批文学作品，也写出了一段充实的人生！如今，我转点到益阳市了，我决心遵循***在《讲话》中的教导，到群众中汲取养料，丰富自己的创作，丰富自己的人生。

（原载《光明日报》1991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