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个普通的矿工。当我从煤矿上“爬”出来，舞文弄墨学着写小说、搞创作的时候，我忘不了我的煤矿，忘不了我的矿工伙伴。当文坛上一股一股浪潮涌来的时候，我心不乱，眼不花，默默地恪守自己的誓言：手中的笔面向矿工，自己的心向着矿工。
当我感到积在心中的话不吐不快时，《钟山》杂志社约我写一篇短文，于是我写了一篇《多写普通人》的短文，发表在1983年第一期的《钟山》上。我在这篇短文中疾呼：“文学是人民的事业。文学的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文学的描写对象也应该是全体人民。近段时期，文学作品表现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生活和遭遇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把在整个人类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普通工人、农民当主人公的作品，占的比重却太少。这种比例的‘失调’，乃至‘颠倒’，不能不引起我们文学工作者的深思。”
此后不久，我调到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报到第一天，我就向组织上提出，让我回煤矿去深入生活。党组织热情支持了我。1984年2月报到，4月我就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涟邵矿务局兼任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列席局党委会议。这时，正逢煤矿进行轰轰烈烈的机构改革，一大批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我的一位老朋友，一个煤矿的矿长，也是这次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一位。他一时想不通，找我发牢骚说：“我是‘三五干部四个死’。”我一下被他说愣了：“什么三五干部四个死？”他解释说：“我们这些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五、六十块钱工资；五十多岁年纪；五八年搞大跃进，累得死；六零年过苦日子，饿得死；文化大革命当走资派，斗得死；八十年代要文凭，气得死！”他的坦率，他的真诚，使我很感动。他的这种苦恼，是他们那一代干部在改革关头的一种“阵痛”。我肯定和赞扬他在过去年代的那一页火红的历史，也和他一起分析了当今肩头上的历史责任，使他终于愉快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
不久，我又访问了一个先进的地方小煤矿——鲤鱼江煤矿。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这就是这个矿的党委书记兼矿长，采煤英雄卢天保。他豪放、坦率、真诚，很有头脑。五十年代，是全国有名的采煤英雄，出席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大会。会后不久，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来我国访问，访问期间，他向我们***提出：“我曾是顿巴斯的一个矿工，很想见见你们中国矿工的代表。”于是，第二年，在苏联政府的邀请下，一个中国矿工休假团赴苏了。卢天保，就是这个休假团中的一员。“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当年莫大的荣誉，变成他最大的罪状了。这位九岁就下煤窑的、矿工出身的干部，被关进了黑牢……几年以后，他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甩开膀子大干，很有个性地工作。有一年春节，国务院决定煤矿不放假。通知发到矿里时，他已宣布他们矿放假，工人情绪很高，天天超产。地委知道他们准备放假，一位领导赶到矿里，要他收回放假的决定，否则要处分他。地委领导走了以后，他的一些副手劝他：和大家讲清楚，还是不放假算了。他说：“我们自己的家属都在矿里，但我们这些穿鞋的不能忘了光脚的苦，好些工人的家在农村，好多年没回家过一个团圆年了，假，还是放。处分，我来受。”他到外单位借来十多辆汽车，把工人们送走。那天清晨，他来到工业广场，送工人们上车后，他简短地说了几句话，请大家回去代表他，代表矿上的领导，向你们的老婆，向你们的家人问个好。感谢他们支持矿上的工作，感谢他们为煤矿做出的贡献。希望大家能够按时回来。这时候，地委不准放假，如放假要处分矿领导的消息已在工人中不径而走。大家听了他的话，含着热泪连连点头。他目送着最后一辆汽车开走以后，转身对秘书说：“请代我起草一份给地委的检讨！”月底，地委向全区通报批评他的文件正在打字机上打的时候，接到了他们矿发来的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报喜电报。而那些没有放假的矿，却没有一个完成生产任务，这使地委领导同志哭笑不得。不久，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这位地委领导同志感慨地对他说：“看来，还是你那个办法对。因为放假和不放假都不是目的，目的是完成任务。”这位煤矿领导人的故事，对我启发很大，使我激动不已。我决心为我的这些矿工朋友唱一曲赞歌，让他们在我的文学舞台上唱“主角”。一个多月后，我就写出了反映煤矿改革的长篇小说《山野情》。这部作品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上一刊出，立即被上海电视台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山杜鹃》，在全国各电视台播放。小说还获得了由中国作协和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颁发的全国煤矿题材长篇小说“乌金奖”。
要表现好这些最大多数的普通人，就必须遵循***的教导，到他们中间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他们中间去。去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当他们的小学生。最近，我们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批作家到煤矿深入生活。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作家，都深入到了五百多米的地层深处，深入到了采煤工作面。大家深深地为矿工们忘我劳动的精神所感动，不少第一次到煤矿的同志，回来后立即怀着一腔深情写出作品，投寄报刊发表。
作为一个在煤矿生活和工作多年的“矿工”，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作家，到我们煤矿里来，到我们矿工中间来；而作为一个从煤矿里“爬”出来的作家，我决心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的煤矿，多多请我的矿工朋友做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请他们到我们的文学舞台上唱“主角”。
（原载《中国煤炭报》199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