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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的倾诉――“扶贫司令”彭楚政纪实 军人的家事

也许,这只是一些琐碎的家事。

然而,一滴水常常映出太阳的光辉!

也许,这只是一些山间的小草。

可是,绿色的大山却由它来装点。

我在这些军人的家事里,窥见到了一个军人光彩的人生……

那是腊月,一个不晴朗的日子。

窗子刚透亮,彭楚政和黄道霞就起床了。行囊昨天就收拾妥了。起床以后,洗了一把脸,夫妇俩就提着那大包小包出门了。

一打开门,外面一股冷风扑门而入。风头上,两人的身子不禁一抖。彭楚政说:“老妈子,天很冷,你是不是还加件衣?”

“做好了准备,穿得够多的了。”老黄说。

天色阴沉沉的。厚厚的云层,像是一些沉重的铅团似的,堵满了广阔的天宇。空中纷纷扬扬飘起了毛雨。军分区的院子里,静悄悄的。往日几位早起锻炼身体的退休老人,也许是由于下雨的缘故吧,都呆在家里没有出门了。很快,他们夫妇俩出了分区大院,走到外面的街道上了。只见寒风扫着街道两旁那落光了叶子的法国梧桐树的枝枝杈杈,强烈地摆动着,发出呼呼的吼声。这寒冬的清晨,街道上很少有行人。他们顶着迎面扑来的冷风,匆匆朝长途汽车站走去。

好在军分区的院子离长途汽车站不是很远。他们一会就到了。

购好车票,彭楚政将妻子送上了一辆开往常德的汽车。车子很破旧了,好几处窗子玻璃都坏了。彭楚政举头看看飘着毛雨的阴沉沉的天空,再一次提醒妻子:“是不是再加件衣呀?”

是夫妻,更是战友。彭楚政又将出征,妻子黄道霞为他准备行装。 常国安 摄

“穿得够多了。没事。”老黄很沉静地说。

“我实在是……”彭楚政很歉意地想说什么。

“不要说了,这样好。你回去吧。等一会,你们的车子也要出发了。”

彭楚政看着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伴,站在车边没有动。

“你快回吧!”老黄再一次地催他。

“好,就走。”

彭楚政应声后,仍然没有动。

这时,老黄乘坐的长途汽车,徐徐启动了,缓缓地朝前开去。

彭楚政朝老伴举起了一只手,扬着。

老黄探出头来,像交代重要事情似地对彭楚政说:“老彭,你可千万别让小郝和参谋长他们知道啊!”

彭楚政朝老伴点点头,又点点头。

汽车渐渐远去。这个坚强的军人眼睛湿润了……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

黄道霞抓起话筒,就听出电话里是哥哥的声音。她连忙说:“呀,是哥哥。哥,你还好吗?嫂子他们都还好吗?”

电话里好一阵没有声音。

“哥,你说话呀!”

“老妹,我最近这一向胃痛得厉害。你回来一趟吧。”老黄的哥哥在电话里说。

“好,我明天就回来。”

放下电话筒,回到餐桌边,黄道霞再也没有心思吃饭了。她自幼得到哥哥许多的关爱。如今父母不在了,长兄为父呀!再说,她非常了解自己的哥哥,要是小病小痛,他是不会来电话的。算来,自己也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去过了。应该回去看看了,应该回去看看了啊!

“明天,你不是去长沙开会吗?”老黄想起了自己刚才听丈夫说起过,他要到长沙开会,要自己为他准备一下简单的行装。“还有别的人同去吗?不然,正好顺路,搭你一个便车。跟你几十年了,也沾那么一回光吧!”

“好的,好的。”彭楚政连连说。

吃完晚饭,彭楚政就到办公室去了。

他一到办公室,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

“司令,听说你明天到长沙去开会,是吗?”

电话是刘副参谋长打来的。彭楚政忙说:“对,你有事吗?”

“我内弟得了肝癌,在长沙住院,不知你的车上还能坐个人吗?要是能坐,我想去长沙看看他。”

“能坐,能坐。我们明天吃过早饭就走,好吗?”彭楚政爽快地说。

话筒刚刚撂下不久,门又被人敲响了。

“谁?”彭楚政问。

“司令,是我。”

“呵,是小郝呀,进来吧。”

一个年轻军人走进彭楚政的办公室了。他是政治部郝干事。

“有事吗?小郝。”

“我……不知……”郝干事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有什么事就说嘛。别这样吞吞吐吐。”

“我刚才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我娘大吐血……”

“呀,那你应该回去看看。正好,我明天到长沙开会,你搭我的车回去吧。”

对分区每一个干部的家庭、身世、爱好等,心里都有一本账的彭楚政知道,郝干事老家是长沙的。他妈妈当时已70多岁了。听说老太太在家吐血,他心里也着起急来,连忙要小郝搭自己的车回长沙。

小郝高高兴兴地出门去了。

这时,彭楚政有点犯难了。他吃饭的时候,已经答应了自己的老伴搭他的车回常德去看她病中的哥哥。可是现在,车上已没有老伴坐的地方了。老伴和他结婚20多年了,是很少进他的车门的。这一回又……此时此刻,往事一桩一件直往他面前涌来……

他们是1971年相识、相爱的。像许多普普通通的夫妻一样,是热心人牵着他们的手走到一起的。

那是石榴花似火的5月,常德军分区独立营医务室医生王可溪结婚了。王医生是湖北医学院毕业的,他爱人李开梅是他大学里的同学。他们都是常德人。这时,彭楚政从古丈县民警中队调到独立营任副营长两年了。任副营长时,刚刚26岁。当时,可是全省地方部队中最年轻的副营长。

在婚礼上,他认识了当新娘子的李开梅。

“彭副营长,你成家了吗?”开朗活泼的李开梅问彭楚政。

彭楚政的脸一下就热了:“比起你们,落后了,落后了。”

“那么,有目标了吗?”李开梅步步逼进。

在李开梅热辣辣的目光中,彭楚政也只好如实“招供”了。

李开梅婚假一过,便启程返回自己的工作单位。她从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武汉的一家医院工作。在常德街上,碰上了她中学的同学、同一个村子的黄道霞。两个一起长大、一起上学的伙伴,多年不见,猛一下在大街上相遇,别说有多高兴了。互相诉说这些年各自的情况。李开梅上了大学。黄道霞高中毕业后,则当上了一名公社干部。在洞庭公社做了几年妇联主任,眼下,是常德县商业局办公室的干部。

“有了家庭了吗?”

“还没呢!”

“对象呢?”

“也没。”

“要不,跟我学,找一个军人算了?”

黄道霞微笑着,拍打了自己童年的伙伴一下。

这一天,李开梅没有回武汉,调转身子又回到了独立营。她立即找到彭楚政,向他“通报”了情况。第二天,李开梅就把她的童年伙伴领到军营里来了。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独立营的军营里,从此经常可以见到一个高挑个儿姑娘的身影了。

这年7月底,彭楚政到长沙省军区教导队学习。两个年轻人火一般的情感,就靠书信传递了。两个月过去,学习就要结束了。彭楚政那青春的心胸里,涌起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他给黄道霞寄去一封信。黄道霞拆开一看,信纸上写的是一道算术题:28+26。她先是一愣,马上,她就笑了,心里说:“这家伙,真鬼!”

这时,彭楚政28岁,黄道霞26岁。

9月30日,彭楚政从长沙回到营里。10月3日,他们就结婚了。一个简单的年代里的一个简单的新家庭就这样诞生了:一张公家的床,一套军人的被……

结婚虽然非常的“革命化”,但是,彭楚政人生旅途上的第一次挫折却也悄悄地跟随而来了。

就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天,已调到省军区机关工作的独立营的老营长李姜和回营里来了。听说彭楚政结婚了,嚷着要喝他的喜酒。大家一起哄,彭楚政便邀上独立营部的几个领导和老营长一起吃了一顿饭。

“来,喝两杯!”老营长说。

于是桌子上便摆上当地的一种名酒——德山大曲。

老营长回营,自己结婚,一高兴,便多喝了两杯。彭楚政、政委和副政委都醉了。

这时,到军分区开会的营长回来了。他曾是军分区老司令员的警卫员。见在家的几个营领导都喝醉了,便向分区首长作了汇报。那时,刚发生“9.13”事件,***自我爆炸。此事,高层已传达了,部队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而彭楚政这些基层干部当时还不知道。营长这次到军分区开会,正是传达“9.13”事件的情况。

彭楚政和政委、副政委被召到军分区去了。

军分区召开全分区科以上干部大会,对他们进行集体批判。彭楚政自然成了这次大会上最集中的靶子。批判大会开了整整一天。

不久,他的工作变动了。调到桃源县武装部军事科任副科长。

如果是正常调动的话,从独立营的副营长岗位调到县武装部去,是要担任科长的。他知道,这是自己醉酒付出的代价。他没有丝毫的情绪,打心眼里认识到,领导和组织的批评和教育,是为了使自己更好地走好以后的路。人们常说,经验是人生的财富。然而,正确地吸取教训,则是人生更重要的财富啊!

彭楚政正是拥有这种财富的人。

到任后,他一头扎到县中队蹲点。一蹲就是一年。这一年,县中队被为“四好中队”,那是当时部队里相当高的一种荣誉。

一连几年,每年春节他都“承包”值班。从放假的第一天起,一直到假日结束。他天天吃住在值班室……

5年以后,1976年8月,他被提拔为桃源县武装部副部长。

接着,他又下到这个县的架桥公社办点,住在村民家里,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早晨,全村起得最早的是他这个“部长”。每天,队里都是他来喊工。插秧、割禾、犁田,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时候,为了赶季节,他常常带领基干民兵晚上下田割稻子。有些民兵不愿到田埂边上去割禾,因为田埂边上草多,经常有蛇。每回,他总是主动到田埂边上割禾。一有时间,他还提着一个筐子拾粪。一年下来,他还拾了好几百斤粪。这个村的二队和六队,各有一户五保户。他经常到他们家里走一走,帮助做一些重活。有一次,他到省军区学习去了。六队的五保老人这时候病危,可就是不咽气,嘴里总是念着:“彭部长,彭部长……”直到他赶回村里,站到了老人的床前,老人看到他后,才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

这一年,他被评为省军区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标兵。

一个人的力量和精力总是有限的。往工作上投入得多了,就必然对家庭欠下许多。妻子两次生小孩,他都不在家,是同志们用板车拖到医院去的。黄道霞生第二个孩子后,患了伤寒病,高烧不退。彭楚政不在家,也是部里的同志用板车把她送进医院……

孩子小的时候,经常病,彭楚政经常不在家,家里的事都是黄道霞一手包下。从武装部到医院1公里多路,有时半夜里孩子发高烧,她一个人背着孩子摸黑往医院走。孩子上学以后,彭楚政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黄道霞说:“既然嫁给了军人,也就认命了。”

1980年初,省军区决定将一些少数民族干部调回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准备把彭楚政从常德地区的桃源县,调到湘西的泸溪县,同样担任副部长。从常德到桃源,是从平原到山区;从桃源到泸溪,是从山区到深山区。考虑到他的爱人是常德人,军区领导担心他是否能接受这个变动。于是,安排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找他征求意见。他二话没说,就痛快地接受了。

“你爱人呢?她会不会……”

“放心,我了解她。她会同意的。”

有人知道了,上面要调他回湘西工作,悄悄地为他出主意:“你可以服从组织的安排,去上任。但你爱人不要动,家不要搬。你想想,那个地方穷,自己苦点不打紧,不要把老婆、孩子也连累了。别的先不讲,就讲学校。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这岂不是误了孩子?如果孩子考不上好学校,将来就业就麻烦了。现在,好多领导干部不都是这样?地委的头头,家安在省城;县委的头头,家安在地区和市里;乡镇的头头,家就安在县城……”

“别人怎么安排自己的家,我不管,也管不了。不过,我学就要学好样。那样到贫困地区去工作,群众心里会怎么想?群众看你的家没去,就觉得你是飞鸽牌,就知道你没有和他们干到底的打算,心里就不踏实。我不学这种样。”

几天以后,他们就出发了。举家搬走了。

自从黄道霞和他结婚以后,每一次搬家,汽车越开,山越高,地方越穷,黄道霞的工作单位也就越差……

他调到吉首军分区工作以后,黄道霞被安排在州水产公司工作。这已经是1983年。我们国家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种单位正面临转体的考验,承受国家经济体制转变时的一种“阵痛”,经常是几个月发不出工资。

听说是安排自己到这么一个单位,黄道霞半天没有回过气来。

“单位是不好。但差单位你也不去,他也不去,谁去?”彭楚政说。

黄道霞一想,也是的,就没吭声地去报到了。

彭楚政担任了军分区司令,接着又出任了州党委常委。这时,好几个人对他说:“给老黄挪动一个地方吧。你不要出面,只要你点个头,我们给你去办。”

“现在这么多单位不景气,这么多下岗职工,你们为什么不帮人家联系联系挪动一个地方?”

一句话,把来人说得再也不吱声了。

黄道霞和单位上的职工一道,在改革中共渡难关。有时和大家一起走上街头摆地摊,沿街叫卖……

彭楚政担任师级领导干部15年了。车来车往到长沙开会起码几百次了,每次都要经过常德。但没有一次把车开到过黄道霞的家。这一次又……

“道霞,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啊!等我退下来后,一定加倍地偿还你!”

看到那辆破旧的长途客车消失在街头,彭楚政才顶着呼啸的寒风返回分区大院,准备提上自己的行装出发……

自古人生忠孝两难全。

在这个家庭里,彭楚政欠下的亲情,何只是妻子黄道霞啊!

他自幼就没了娘,是父亲把他拉扯大的。9个兄弟中,他是最小的,是父亲的细崽。有语道:公公、奶奶爱长孙,爸爸妈妈痛细崽。他是父亲最痛的儿。可是自从他参军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家和父亲过过一个春节。解放以后,老人就担任村农会主席等基层干部,为大家办事,热心、公道。为人处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村寨里,很受人敬重。全国开展学雷锋的活动时,他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被大家评为全县学雷锋的积极分子,参加县里的报告团,到全县各地巡回作报告。他是彭楚政做人的楷模。给彭楚政以后做人处世以极大的影响。

儿子在外,老人每次的来信中,从来没有说你给我寄点钱回来,或者你回来看看我。总是说,我很好,你要干好自己的工作,为群众多办些好事。这是我最高兴的。

1986年的春节临近了,彭楚政的心里,涌起一件心事。自己参军20多年来,没有和父亲在一起过过一个年。这一次,他和老黄商量,一定要接父亲到吉首自己家里来过一个年。要知道,老人已是90多岁高龄的人了。就是活到100岁也只有几年了。他这个想法一提出,妻子儿女都说好。那一天,他就出门了。

当时,他父亲住在古丈县城他四哥那里。

他来到四哥家,天已黑了。四哥家早已吃过晚饭。父亲已经躺到了床上。灯光下,他见父亲的脸消瘦多了。四哥说,这些日子父亲的腿上突然长出许多的脓包,全化脓了。用了好多的药,不见好。他来到父亲的床前,掀开被子一看,父亲的腿也瘦多了。瘦瘦的腿上,长有十几个脓包。一些脓包正在往外流脓。他跪在床前,拿起药棉,蘸上酒精,细心地替父亲清洗着疮口……

“爹,痛吗?”

“还好,还好。”老人平静地说。

“要是痛,受不住,你就讲,我会擦得更轻些。”

“好,你擦吧,擦吧。”老人的脸上显现出欣慰的神色。

“爹,我这次来,是想接你老到吉首去过年。你的孙娃子们都盼你去。”

“我不仅不能到你们那里去过年,而且要你四哥送我回去。”老人说,情绪很平静,“怕是到时候了。”

听到这里,彭楚政的眼睛一下就湿了。他连忙说:“爹,几个疮疱算什么。马上就会好的。你千万别这样想。我们还要给你做百岁大寿呢!”

“不是这几个疮疱。这几个疮疱我怕什么。我心里有数。”

彭楚政眼眶里的泪水,就止不住地落下来了。

父亲硬是不想到吉首去过年了。彭楚政便与四哥商量,干脆通知在株洲工作的七哥,带着全家人,自己带着全家人,都到四哥这里来,一大家子和老父亲一起过一个团圆年。

腊月二十九,他就领着孩子们坐火车到了古丈县城四哥的家。黄道霞因家里还有些杂事没有忙完,大年三十那天才赶到。在株洲工作的七哥一家子也来了。大年三十晚上,儿子、儿媳们,孙儿、孙女们,重孙娃子们,围坐在老人身边,一大家子乐乐呵呵地吃了团年饭。饭后,大家又在一起叙了一会家常。然后,老人说是要上床休息了。彭楚政又跪在床前给老人洗了疮口,上了药。这一天,老人非常开心。

初三那天,老人醒来得很早。一醒来,他就说:“今天,送我回泽土库去。”

“爹,老七一家从株洲来了,老九一家从吉首来了。您还住几天再走啰!”老四说。

老人坚持要回老家泽土库。那里,是一个海拔900多米的高山台地。上山没有公路,四哥只好找来一副担架,把老人抬回家去。

躺上担架的时候,老人的泪就出来了,对站在担架边的儿孙们说:

“你们不要挂念我。把工作干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我就是死了,你们也不要哭。人死如灯灭。死了死了,人死就了了。”

抬老人的担架上路了。彭楚政跟着也上路了。他要赶到永顺县,到那里检查扶贫建房的事。他的心里,一直想着,他离开永顺,到这里来过年的时候,还有一户五保户的建房材料没有落实。

初九,他父亲就去世了。老人自己的预感是多么的准。

得到消息时,彭楚政正在张罗着为那户五保户建房。赶到家里时,已是初十的早晨了。第二天,他将父亲送上山,又立即返回永顺,那里的为无房户建房的工作中,有许多的关系和矛盾,等着他去处理啊!尽管父亲是高龄过世,且是无疾而终。但自己年幼丧母,是老父亲一手拉扯大的。对父亲的逝世,彭楚政心中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记住了老父亲最后交代他的话:“把工作干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

“你是不是过了3天再走?”有人这样提醒他。

他知道,按照土家族的风俗,老人过世后,儿孙在家至少要守孝3天。死者埋葬后,儿孙在他的新坟上插上树枝。每天清晨,儿孙们便要到插在新坟上的树枝上寻找红色的小蜘蛛。把红蜘蛛捉回家来,说这是把死者的魂接回来了。接连3天,天天如此。如果没有这样做,是被认为最不孝的。

“我父亲生前就不信这些,我想他死后更不会因这些怪罪我。”

彭楚政到父亲的新坟上,向父亲鞠了一个躬,就上路了。去为那些无房户筹划建新房去了……

那一天,可苦了黄道霞了。

她坐的那部汽车稀烂的,多处车窗的挡风玻璃没有了,四面朝车内灌风。冷风挟着细小的雨点,迎面扑打过来,刀削似的痛。尽管黄道霞做了充分的准备,穿了足够的衣服,身子仍然止不住地打哆嗦。

黄道霞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了。雷锋的许多思想,深深地印在她的脑子里。常言道:人比人,气死人。这就看你怎么个比法。坐大班车的人和坐小汽车的人比,当然就气不顺。但坐大班车的人和那些背着背篓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爬的人比,心里的气就一定顺了。雷锋同志有他的比法。叫做:工作上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生活上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看齐,就是比呀!你这样去比,就什么事情、什么时候都想得开。

黄道霞对与自己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丈夫,当然是了解的,也是很欣赏的。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把自己看得很“大”。人,职务有大小,工作的档次有高低,生活的层次有上下,但人的心都是一样的。要经常将心比心,要时刻以一颗平常心生活在大伙中间。担任了一定领导职务后,最可宝贵的就是不要减少人情味。人情味充盈,官僚气就小。在人家的心里,品味到的,首先不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而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人,是不是一个好人。

彭楚政从泸溪调到吉首军分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接着又担任州党委常委。找他的人很多,有要求落实政策的,有评定技术职称的,有大、中专毕业生求职的……他总是给别人片热情,且是不厌其烦。他也是50岁出头的人了,胆囊又切除了。有时,黄道霞考虑到他的身体,也就免不了挡挡驾。

有一天中午,彭楚政送走一批人后,刚刚躺下,就又有人敲门。

老黄打开门,对来人说:“有什么事,是不是请你下午3点到他办公室找他?”

“哎哟,我想马上搭车回县里去。”来人感到很为难。

躺在床上的彭楚政翻身就爬起来了。

“请进,请进。”他连忙热情地说。

此时,老黄有点不悦了,坐在一旁,好久没有作声。

来人走了以后,他对黄道霞说:“别人来找你,是对你的一种信赖。因为我当着这个司令员。他来找你,是冲着这司令员来的。这个司令员,不是当着看的,是有一份责任的。要晓得,他们来找领导,是下了好大决心才来的。我们可要将心比心呀!”

黄道霞出神地望着彭楚政。心里的不悦已经完全消失了。

“别人来找我,不见得我都能帮人家把事情办成。但我办不到的事,不符合政策的事,我好好和他们聊一聊,解释几句,掏心地说说自己的看法。别人心里也舒服一些。俗话说:进门看脸色,出门看天色。往后,你可要帮我把这个门看好呀!”

黄道霞觉得,这个时候的丈夫,是最美丽的,最有水平的。

女儿考高中的时候,考场设在市民族中学。民族中学在一座山上,离他们家很远,要走20多分钟才能走到。

黄道霞早早地就起来,为女儿准备早餐。

在餐桌上,他们父女俩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女儿说:“我有几个同学,父亲的职务比你小多了,考试的时候,都是用小车送去的呢!”

父亲说:“可是我在下面调查的时候,看到有些农民的儿子,因为买不起练习纸,在自己的肚皮上演算算术题。”

女儿说:“我知道,你不会发慈悲用车送我。”

父亲说:“是用车送对你好?还是让你和更多的同学一样,走上山去好呢?”

女儿说:“我还没有进考场呢!你就在这里给我出考题了。”

父亲说:“娃,这个考题,可比任何考场上的考题都大啊!这是如何做人的考题哪!”

女儿觉得父亲的话意味深长,吃完饭,便高高兴兴地往山上的民族中学走去了。

一路上,黄道霞回想起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顿时觉得身上暖和多了。

车到常德后,还要转车。她哥哥这时候住在岳母家养病。那里叫草坪,离常德还有好几十公里。那时,常德城里不像现在这样,的士、中巴、“叭叭车”(带厢摩托)到处都是。那个时候,只有很少的几路公共汽车,常常半天不来。她只得顶风冒雨走路到南站。总算运气还好,去草坪的汽车,还有最后一班。

黄道霞到达哥哥家里时,天全黑了。

郝干事就住在彭楚政的楼下。

次日,郝干事的爱人到彭楚政家里来借什么东西。

来开门的是彭楚政的女儿。

“你妈呢?”郝干事的爱人问。

“舅舅病了,她回常德看我舅舅去了。”

“几时去的?”

“昨天。”

“我昨天送老郝,只看到你爸,没有看到你妈。”

“那车坐不下了,我妈是搭班车走的。”

郝干事的爱人一下子愣住了……

消息就这样传出来了。好多好多年后,当年的郝干事现在已是花垣县人民武装部的政委了,至今当人们谈到彭楚政这个大山里的军人时,他仍禁不住地向旁人诉说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