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战略立场
毛泽东恼怒于1960年苏联撤回了对中国的援助，以及美苏签订的禁止核武器试爆的协议。“苏联违背了条约，在24小时内撤回了所有技师并且带走了所有的图纸。”毛泽东说。他还斥责禁止核武器试爆条约是“背着我们的一个骗局”。毛泽东用了一个俗语来斥骂苏联和美国不该在“头上拉屎”。而正当他的年轻翻译不知如何解释时，毛泽东命令道：“继续，照直说，也许会吓着你们，但那是事实。”
毛泽东承认法国在核武器发展上要领先于中国，他承认得非常直率，因为他考虑到法国还没有对中国构成核战争的威胁。“我们也将会拥有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说，“这是力量的象征，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使用它。”
毛泽东的火力大多是为美国留着的。他认为美国与苏联一样都是中国的敌人。他想知道如果中国的军事基地包围了美国的领土，美国将有何反应？至于台湾，毛泽东则很明白时间是由他掌握的。他说，蒋介石老了，而且既然红色中国为收复台湾已经等了15年了，那么再耐心地多等一会儿也没有关系。“如果美国从台湾撤军，我们甚至可以和美国做朋友。如果他们撤军，我们将用鲜花欢送。”
在其他事务上，毛泽东的立场也很明确。
法国在亚洲：法国可以重新恢复它在亚洲的影响。它结束了在亚洲的殖民地统治，而我们知道它仅仅是因为商业意愿希望重新回到亚洲。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如果它们不是美国的跟随者的话，也可以这样做，日本以及我们自己将成为第二世界。
查尔斯·戴高乐：戴高乐将军是一名战士，我也是一名战士。我在军队里待了12年。我希望你们中没有外交官，永远不要相信外交官，他们太狡猾。
南越：它将会在越南失败，就像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一样。我们是用美国人的武器来进行我们自己的革命的。美国给了蒋介石价值10.5亿美元的武器，结果这些武器到了谁手上？蒋介石都给了我们。在越南也一样。
赫鲁晓夫的狂傲
《 纽约时报 》的记者连续记录了中苏的这场纸上的吵架。1964年4月，赫鲁晓夫狂傲地说：“中国想告诉西方的工人们，你们挣那么多到底是为什么？你们知道你们置身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吗？你们在退化。”赫鲁晓夫向他的观众们喊道：“同志们，这样做是荒唐的，难道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工业转为生产线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勒得更紧？这样能激励人民前进吗？前进去哪里呢？难道是去坟墓吗？他们自己的人民想要什么呢——大米还是战争？我想应该是大米。”
赫鲁晓夫暗示道，中国人只是嫉妒苏联的富裕——他又补充道，而富裕正是革命所必需的，因为这可以鼓舞任何地方的工人。而且，如果中国有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只能怪罪他们自己“鲁莽的试验”。赫鲁晓夫回忆起1958年毛泽东怎样告诉他，中国准备建立农业公社，显然赫鲁晓夫依旧因为毛泽东没有向他咨询而深感不满。“他并不是询问我，”赫鲁晓夫说，“他是在告诉我，所以我当时说，‘这是你的事，你可以试试，但是我们很早以前也试过，可惜是以失败而告终’。”
像往常一样，赫鲁晓夫的演讲总要引用列宁的话作为论据；也同往常一样，毛泽东的回击中也引用了列宁的言论。迷惑不解的西方观众只是在揣测：“到底他们谁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而那位先知到底说了哪些话？”
问题在于列宁在他几十本书、宣传册以及演讲精选中说过很多的话，足以为任何情况的任何一方作证。而且，他作为失去信心的流放者、作为苏联街头革命的组织者、作为一个政府的领导者，自然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这样，这场关于引用的争论不得不继续下去，直到赢的多数变成罗宋汤，但是这场争论的实质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和平共处：紧紧追随马克思的列宁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战争，而且“苏联与帝国主义肩并肩地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最终必须有一方取得胜利。而在这个结局来临之前，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间一系列的战争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列宁相信战争会带来大破坏，而这正是传播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他只是几次含糊地提到过和平共处，还是由于特殊原因——他曾经想使苏联避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革命：与马克思一样，列宁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些反对武装起义的人，”他写道，“必须被作为敌人、叛徒以及懦夫被无情地剔除出去。”他把和平战胜资本主义的想法作为异端论断排除了，将之等同于令人痛恨社会改革的信念。就像马克思和列宁所看到的那样，这为工人们提供了临时的姑息手段，用减少他们痛苦的方式来延迟革命。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引用列宁的言语表明革命的时机总是成熟的，而“革命不能出口”，意思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进行他们自己的革命。
国民主义：至少是为了发起革命，列宁将世界范围的革命事业放置于任何民族自身利益之上。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他说：“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进行世界革命。”而另一方面，当白军攻入莫斯科以及彼得堡时，列宁突然变成了国民主义者，他号召俄国人起来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
总之，毛泽东在辩论中占优势——至少从书本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他切中要害地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呆板的教条，只是适用于每个时代不同情况的一种方法。”
——例如在核时代，它便彻底地改变了战争的实质，仅仅是“拿出书本查找列宁说过什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做我们思考过的事情，勤奋研究生活，分析当前的形势。
中苏分裂对西方的意义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苏分裂所带来的最后的问题是它预示着好还是坏。所有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说到底，都是各种失败的结果——不能达到某个目标而失败，不能够衡量现实而失败。而导致当前中苏争吵的一个失败是，苏联最近不能够在冷战中有所进步；另一个则是一个眼睁睁地事实：在革命后的40多年里，所有地方都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生活标准。从这一点上来讲，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共产主义的分裂中得到勇气。
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的方针是只能适用于当前共产主义阵营的战术上的变化的，这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有着共同的目标——消灭资本主义；然而，虽然他们的宣言同以往一样真实，但是它并没有对当今的形势进行充分分析。共产主义所经历的转变也许在刚开始只是一些使共产主义更具魅力的战术，但是在结束时则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比如，南斯拉夫对自由企业的让步，意大利共产党对小商人的拥护。
赫鲁晓夫始于1956年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的结果始终震撼着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而对专制统治苏联的回击“恢复斯大林主义”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回击只能通过暴力动乱来取得。于是，美国现在与新形式共产主义交易的想法被广泛接受。议员福尔布莱特将一个国家的内部共产主义（ 美国在这一点上没异议 ）和扩张主义的共产主义相区分。
不过，这样的区分也是有风险的。长年以来低估了共产主义分裂重要性的西方国家，现在它们也不应该高估它。无论如何，这种分裂也不会有像苏联和中国所描述的票面价值。中国并不像苏联所称的那样好战，而苏联自己也并不是那么地爱好和平。中国人攻击苏联与帝国主义者签订禁止核试爆条约的懦夫行径，他们冷笑着讨论在柏林企图进行核战争的也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分裂的故事充满了相似的悖论：仅仅在几年前，斯巴达式的中国曾经为经济自由主义而奋斗，而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正是赫鲁晓夫现在推行的，而且当波兰1956年反抗莫斯科的时候，是推行强硬路线的中国提醒人们警惕赫鲁晓夫，后者正准备像惩罚匈牙利那样惩罚波兰。
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赫鲁晓夫使人们想念他公正而且真正信仰和平共处。但是，最好想一想在3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斯大林与可恶的国外社会主义分子穿过（ 反法西斯的 ）人民战线同可恶的资本主义并排作战的时候，他也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方针。在德黑兰和雅尔塔，西方国家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而赫鲁晓夫某一天也会开出自己账单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显然，目前西方世界对分裂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也许还会有所得。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确定，分裂永远不会解决西方国家自己的问题，也不会保持和平或是保证自由。毕竟，无论莫斯科和北京怎样来诠释它们的先知列宁，无论它们在列宁刨光了的大理石坟墓上写了些什么，列宁依然是那个曾说“我们都是契卡（ 俄肃反委员会 ）分子”的人。
帝国主义者旅游见闻
每个星期五的早晨，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20客机，航班号为750，都会从巴东部城市达卡起飞，飞往红色中国唯一一个可以起降非共产主义国家客机的大型机场——上海。这条航线已经开通了3个月，经济舱的往返票价为428美元。如此巨大的利润使得航空公司准备开辟第二条周次航班。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利用巴基斯坦的客机向西方工商界和旅游者打开了大门，最起码也是打开了一条令人心动的裂缝。
封闭的中国把吸引游客的促销广告发到了成千上万的旅行社。中国领事馆现在3天时间里就办好了外国游客的签证。其结果是使得世界各地的游客潮水般地结伴来到中国。当然美国除外（ 华盛顿和北京双方都不允许美国人入境中国 ）。
那些入境的游客只被允许参观那些事先准备过的地方。每天30美元，还不包括交通费，在官方导游的陪同下，沿着警卫路线参观了6座城市，包括北京。这些对中国怀着浓厚兴趣的游客参观了一些专门为他们选定的公社、学校和工厂。这类参观都带有宣传性。一位法国游客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幼儿园的小孩都唱着歌来欢迎我们，那是多么令人陶醉啊！我当时想这是一首关于鸭子的歌，但是后来我知道他们所唱的东西听起来多多少少有一点像是‘丑陋的帝国主义者，回家去！’的意思。”
伦敦《 每日邮报 》的安格斯马克菲尔逊，是乘第一架巴航飞机进入中国的。他把新中国描绘成“一个幅员辽阔，到处都在开垦的巨大国土”。对于游客们来说，给他们最生动的印象就是清洁干净的城市面貌，这是北京政府的环卫清洁队，将每样东西都打扫得闪闪发光的结果。
厨房打扫得很干净，但却四壁空空，仍然靠卷心菜和大米维持生存。虽然大丰收已经结束了60年代初的饥荒，糖和面粉依旧实行配额制。但冰淇淋和蛋糕却数量充足，并且价格便宜。集贸市场的摊位上都堆着高高的大量的蔬菜、肉、鸡蛋和鱼。“中国并没有忘记怎样享用美食。”一位游客说。对于那些能付得起钱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忘记如何烹调。曾经辉煌的北京菜已经出现了衰退，但那个用了6个星期在中国旅行了1万英里的法国电视评论员毛里斯维特仍然给了旅游饭店的饭菜两星级的评价。对于持有硬通货的游客来说，中国大城市的饭店既公平又便宜（ 带浴室的单人间为6美元 ）。大多数时间有热水。但是在冬天，中国南方的饭店缺少暖气，而北方却暖气过足，以至于客人不得不将窗户大大地敞开。但在夏天，只有广州的羊城饭店有空调，而且只在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工作。别的饭店通常只提供电扇，但到了晚上则会切断电源。当然，服务是绝对优质的，而且非常诚实，游客们甚至都不用锁上房门。事实上，要丢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美国人对丢了一条在卡拉奇借的旅馆毛巾感到很苦恼，但在每次离开任何一个中国饭店时，却总能又重新换用新的毛巾，最后，他宣布，他要将这条毛巾带回卡拉奇。
除了众多的名胜古迹以外，西方游客还在中国发现了一种情绪低沉的气氛。清洁队不但扫干净了尘土，还赶走了鸟儿，因此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雷切尔森后来所说的那种巨大的无歌的原野。外界的新闻在这儿也听不到。一位单人游客说他感觉好像是坐着一艘没有收音机的轮船在大海上行驶一样。
大街上的中国人都是清一色的穿着，而且经常是成群结队，甚至连小孩也是三五个排成一排走。每天清早，北京电台都有15分钟的广播体操节目，这时候，中国人都拥进公园、公共广场或者自家的楼顶跟着锻炼。中国人对体育活动的热衷是如此强烈，一名游客说他看到过一位女医生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练习打太极拳，毫不顾忌周围那些关注的眼神。
夜生活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戴着白手套的乐队指挥，指挥着管弦乐队演奏。另外，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沉闷的饭店酒吧，所提供的都是家庭式的酿造酒，包括一些劣质品牌的“威士忌”，这中间最著名的是一种俗称“二锅头”的北京的烈酒，西方人对这种酒口感感到强烈。共产党中国用明显的事实向心怀欲火、躁动不安的古巴代表们宣称，已经对妓女进行了再教育，使她们改行。一位痛苦的法国人说，曾经一度淫靡的上海已经几乎被完全“消毒”了。富丽堂皇的“大富豪”妓院被改建成了一个多用途的娱乐中心，有10部戏剧在独立的戏院里同时上演。
“我时常在想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法国的电视评论员维特说，“你能看见少男少女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但很少能看见他们互相挽着胳膊，更不可能有手拉手的情况。”一些游客更是不可能分辨男孩和女孩，他们全都梳着男式的发型，穿着高脖领的外套。一位巴基斯坦的游客说，为了不突出性别，女孩的胸部都被近乎残忍地掩盖起来。维特抱怨说：“我只见过女人的腿两次，而且都只看见了裤子下面的小腿。”
中国与苏联在布加勒斯特的较量
8月底，在布加勒斯特的局外人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整个共产国际仍然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而不是像北京和莫斯科那样互相指责的情况。在一个沐浴着月光的湖边，14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显要人物聚集在一座带有节日气氛的条纹状图案的帆布帐篷下面，享用着鱼子酱，痛饮着罗马尼亚香槟和1944年红军解放这座城市时作为供品的甘美的葡萄酒。而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除了红色中国的副总理李先念、苏联主席米高扬以外，没有别人。
但是再看看，在他们之间的关键地方站着的是东道主齐奥塞斯库，他就像是在看打网球的慢动作一般保持着头部的转动。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位罗马尼亚总统就像钟摆一样变换着他的注意力，15分钟的时间对着米高扬，15分钟的时间对着李先念，而这两个尊贵的客人显然互不搭理。没有任何事物能让这两位互相看上一眼，就算是一头乌发的共产主义影后、总统的女儿莉莎所做的种种努力也归于无效。
苏联和红色中国在布加勒斯特的表现给后来的追随者们上了一课。齐奥塞斯库一直在推动罗马尼亚脱离苏联的轨道，朝着他自己的国家主义目标迈进。这主要是因为他想继续罗马尼亚已经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不受莫斯科的干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罗马尼亚十分艰难地在苏中冷战之间保持着中立。这个巴尔干的小国（ 人口1880万 ）已经变成了共产主义集团中一个非常热情谦卑的国家。所以，莫斯科和北京一旦观察到罗马尼亚这个新的独立态度，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
罗马尼亚人拒绝邀请四处游说的赫鲁晓夫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担心他可能会博取众人的注意力并借此损害北京的利益。莫斯科要求用米高扬主席代替，并得到了罗马尼亚的同意。北京把它和这个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称颂为“传统”关系，并把一个不出名的国营农场改名为“中罗友谊人民公社”。
双方真正担心的是明年将要举行的由世界上90多个共产党国家参加的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莫斯科发起的，却受到北京的反对。会议的表面目的是要解决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其实是想要赢得对北京的斗争。莫斯科已经邀请了25个关键政党，其中包括逡巡不前的罗马尼亚，在12月提前召开一次策略会议。米高扬在布加勒斯特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说服罗马尼亚参加。然而，他未能达到目的。
李先念副总理使出浑身解数为北京自己即将举行的反对莫斯科的首脑预备会议争取支持，也没有获得成功。它已经成功地把苏联挤出了另一次会议——这是由北京发起的明年3月由亚非“不结盟”国家参加的“第二次万隆会议”。
第二次万隆会议源自1955年的第一次万隆会议。而此番第二次万隆会议，不能与明年10月由中立集团举行的“贝尔格莱德会议”混淆，那次会议中国和苏联都不参加，“贝尔格莱德会议”也不能与这个月在马林这个铁托的狩猎山庄举行的南斯拉夫会议相混同。这次山庄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最排他的。只有铁托和那个上周只摆头而不转向的罗马尼亚人齐奥塞斯库参加。记者报道的主题和他们首脑会议的主题一样：如何防止莫斯科和北京首脑预备会议的举行。
原子弹冲击波
这或许是历史上最令人期待的一次爆炸。多少年来，西方专家就预料中国人在不久以后会有惊人之举。现在，就在宣布赫鲁晓夫垮台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中国人完成了这一壮举。在新疆西部，喜马拉雅山北部沙漠里的一座铁塔上，中国人爆炸了一个简单的核装置。
14年的时间，20亿美元，将近两年时间以及共8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资源都是中国经济摆脱崩溃边缘所急需的，但全部都用在了核试验上。西方学者相信这次爆炸是由钚引起的，爆炸当量只比19年前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20万吨原子弹小一点儿。
现在的红色中国一片喜气洋洋。北京电台立刻在第一时间用世界上所有主要语言，包括英语、盖丘亚语、斯瓦希里语向全世界宣告了这条消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原子“力量”的国家，并要求召开一个世界性的会议，“讨论完全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北京宣称“中国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来说是非常欢欣鼓舞的”。
美国则肯定没有这种精神状态。约翰逊总统称：“这次爆炸让我们考虑要重新设计我们自己的防卫计划和核力量。”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军事意义不能评价过高。大多数专家也相信北京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在两年时间内可能不会进行另一次核试验。但结果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像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原子研究中心和法国的居里学院的科学家的叛变，使中国人知道了怎样继续进行科学实验。同时，由于有俄国在1950年（ 莫斯科和北京第一次出现分歧时 ）的援助，使中国也有了一套连接铀矿的公路网，至少四个核反应堆、一批苏联培训的技师和一套基础工业设施，这就足以制造出一颗小型原子弹所需要的绝大部分部件。但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缺乏铬和镍这两种制造原子反应堆的基本元素。
有中国问题高级专家指出，除非是碰到诸如干旱、水灾等需要用大量货币购买食物的情况，北京最多可以每年拿出500万美元进行各方面的核试验。按照这种比率，中国可以在5—10年内生产出30枚小到可以用飞机或导弹运载的核弹。但中国没有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导弹，而要拥有这样的空中运载力量（ 除非有外界的长期援助 ）则要用10到20年时间，花费100亿到200亿美元。
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事实充满了焦虑和怀疑。日本提出了激烈的官方抗议；在联合国，印度大使说中国爆炸那个“小球”是对世界舆论的公然蔑视，并拒绝考虑中国要求召开一个关于核武器的最高级别会议的要求，“因为这显然是一种宣传手段”。
华盛顿和巴黎的外交官都害怕如果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游击队会错误地认为北京现在就能凭借其核力量与美国对抗，那最有可能马上出现的结果将会是一场更大的行动。
但出乎意料的是，红色中国能与华盛顿进行对抗——而且也能同莫斯科对抗——的这一天，现在已经日渐临近了。虽然现在就断言北京将会赢得与苏联斗争的胜利还为时过早，但这场斗争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领域，转入了经济和国家竞争的范畴，同时也涉及整个共产主义的未来前途问题。但当放射性的光芒在新疆的荒原弥漫时，毛泽东完全能够对他的核弹感到心满意足，同时还对他曾经的“论敌”赫鲁晓夫的突然去世感到轻松。
美国和苏联都尝到了进退两难的苦果：它们迟早要对中国的问题做出反应。
爆炸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
当1964年10月，北京的核爆冲击波波及西方时，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仅仅是个开始。红色中国对这次原子弹爆炸的壮举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向各国家首脑发送了消息，约翰逊总统敦促联合国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来讨论核裁军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受了这个要求，建议在明年某个可能的时候举行一次会议。美国国务院驳回了红色中国的建议，称它是“一个小儿科的提案”，因为它并没有提及任何有关的检查工作。美国方面说，如果中国人确实顾及所有这些情况的话，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但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将成为核国家的共产主义中国能做些什么？
根据在新疆沙漠中的爆炸装置的最新情报显示，爆炸的威力要略高于美国预先的估计，而技术含量也远比估计的要完善。虽然中国可能需要15到20年来发展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但他们也许有能力在短短5年中制造出能够运送这些核弹的外部设备。
任何形式的运载系统，不管它多么的粗糙简陋，都能够极大地改变亚洲的战略平衡。事实上，这种平衡已经在开始改变。许多亚洲人都开始逐渐地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共产主义将最终接管整个亚洲，动摇他们迄今为止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决心——这同时也使其他国家萌发了发展核力量的打算。归功于多半由美国提供的技术，十多个以上的国家——比如埃及、以色列、印度、日本、西德和墨西哥——拥有了能够生产铀和钚的反应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估计，如果有5000万美元的投资，就可使一个国家在一年内建立起足够的钚产量，用来制造初级的核装置。约翰逊总统举了中国的例子说：“这会引诱别的国家干同样的蠢事。”
而在华盛顿，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质问国务卿迪恩·腊斯克，为什么美国不向台湾提供一颗“炸弹”，或者说摧毁北京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核设施。腊斯克说：“我们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最终决定放弃。”实际上，毫无疑问，这样的决定导致的不仅仅是发射一枚弹头或派遣一架轰炸机，而是要同中国开战——甚至是与苏联开战。
另一方面，一个正在盛传的说法声称必须设法使中国缓和软化下来，同时要恢复它某些形式的责任。一些人认为可以采用贸易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方式可以使他们变成“肥胖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大概要比靠向任何一边要缺少一定的进攻性。英国工党上周宣布下月要与中国进行一次贸易活动，在北京举办一场工业展览会，这次展览是在保守党的领导下准备的，因为在英国，对华贸易是两党的共同利益。由于非常关注中国的核武器，日本早些时候在没有暗示的情况下，中断了它与北京之间迅速发展的双边贸易，价值达每年200万美元。不管这些贸易项目在表面上是否具有战略意义，都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核计划的发展。
在联合国则有一种辩驳之音。柬埔寨见风使舵，急忙提出了一个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解决办法，并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到即将召开的联大上进行讨论。这项提议受到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乐弗兰登的支持，巴黎支持戴高乐的报纸《 国家 》称北京的加入是必然的——所有人都认为让北京成为这个国家联合组织的成员可以改变它的一些政策。
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叫嚣道：“如果美国在空中进行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内就会充满了要把我们开除的叫嚣声，而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大家就要把他们请进联合国。这就是中国人的回报。”
周恩来参加苏联的庆典
1964年10月，当红色中国的总理接受了莫斯科关于参加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7周年的邀请时，共产主义两大集团减小它们之间的尴尬而显而易见的不体面分歧的企图日益明显，而这种分歧已变成了对赫鲁晓夫个人的偏见。在可预测的未来中消除分歧并不太可能，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分歧在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站在一起（ 除阿尔巴尼亚外 ），共产主义阵营的反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了。
夜幕降临时分，周恩来与他的6人随行团抵达了莫斯科谢列梅切沃机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灯光的照耀下，周恩来的面部表情显得冷酷刚强。很明显，只有苏联的新二人政权的二分之一 —— 一样表情冷峻的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向周恩来表示问候。虽然柯西金献上了鲜花，但是没有人以拥抱来欢迎周恩来。
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里人满为患，勃列日涅夫发表了演说，言语之间缺乏对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向往，他还极力建议为解决问题而召开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一直冷眼盯着勃列日涅夫的周恩来是听众中唯一没有鼓掌的人。赫鲁晓夫曾号召在12月15号召开此会议，但那时的目的是准备将中国驱逐出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他们的同僚们是赫鲁晓夫主义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即使勃列日涅夫近乎献媚而不再挑衅，周恩来依旧不能爽快地答应召开会议。
虽然勃列日涅夫语调极为缓和，但是他依然坚守赫鲁晓夫主义的基本信条。他温和地赞扬共存反对“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言论；他主张中国拒绝签订禁止核试爆条约，并且一边要求苏联保持战备一边叫嚷要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就像西方执行官或政治家允诺一切会变得有效或宣称他知道其原因一样，勃列日涅夫宣称他的目的是“坚决与官样文章和橱窗的服装做斗争”。他号召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要“充分利用物质动力”，指的是利益动力。勃列日涅夫宣布取消对私营农业的“无基础的限制”——“由农场主、工厂以及办公室人员耕种的自留地”——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清楚这些是限制苏联农业产量增加的主要障碍，而此次宣布也是对中国合作社的旁敲侧击。
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唯一让步是允诺会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并且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便暗示着他有着比赫鲁晓夫的更为紧迫的需求。当勃列日涅夫警告说“不许对古巴采取行动”时，周恩来和卡斯特罗信徒——俄尼斯特哥瓦拉——热烈地鼓起了掌。谈到重新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时，勃列日涅夫说：“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有物质条件基础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认为那样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怕背叛，在经济政策、民族竞争上，中国与苏联的深层分歧依旧存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北京政权愿意或是能够为了不发达国家的忠实而放弃与莫斯科的斗争。
随着原子弹的声势不断扩大，北京没有理由向莫斯科让步。早些时候，北京的《人民日报》再一次向“使革命的工人阶级失去斗志”的赫鲁晓夫和“现代修正主义”发出抨击。在北京催促苏联与中国“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毛泽东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信念。那么苏联到底会为弥补分裂做些什么呢？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同样面对着衰退的经济，他们没有能力再像1960年前那样用巨大的经济援助来使中国站在自己一边。他们很可能会提供象征性的技术支持，而且对西方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也许会为苏联的新领导班子赢得中国人的好感。
采取这些措施的可能性都很小，所以高层领导聚集的周年庆祝会远远没有达到和解的效果。但是，会议上依然有争取团结的声音。毛泽东在向周年庆祝会发的电报中号召建立共产主义联盟，使帝国主义阵营不战而栗。至少，各国的共产党都不希望再回到赫鲁晓夫倒台前的那些满是讥讽和谩骂的日子里，共产党两派都可以从暂时的休战中得到好处。
美国人的议论和焦虑
美国再一次研究那个原子弹。现在北京被认为有能力在一年中制造好几个20千吨至30千吨级的原子弹装置，而且很可能已经具备了核分裂物质，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第二次核试爆。铀的供应量充足，制造氢弹的重要原料锂的供应量也很充足。
中国发射原子弹的速度将会比美国官员原先估计的快得多，后者估计中国需要5至10年的时间。美国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将在阿拉摩戈都的试爆结果用于广岛，如果中国人考虑用广岛的那种有2万吨爆破力的笨重原子弹（ 长10英尺，宽28英寸，重9000磅 ），他们很可能在6个月中就可以在周边发射原子弹。在北京，275架由苏联人制造的IL—28型轰炸机有足够的能力使原子弹击中600公里外的目标。
北京还拥有5架IL—18型喷气式运输机，足以运载15吨的装载量达4000公里之远。这样，1965年初最主要的亚洲城市——东京、马尼拉、新德里、曼谷、仰光以及其他城市——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红色中国原子弹发射的范围之内。不仅如此，北京由52岁的钱学森领导的导弹研究项目也在进行之中。钱学森是加州科技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而且是空气动力的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钱曾担任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火箭研究小组的组长。1950年，他由于企图离开加州回国而被捕。他最终在1955年被允许回国，之后立即在北京露面。他的导弹研究项目的进程并不很清楚，但据了解导弹的投掷范围已经在新疆的核试爆基地被划定。一些评论家相信无论原料镍和铬面临怎样的短缺，红色中国这个已经拥有由苏联设计的“面对面”火箭的国家将会在2至3年中研制出射程200公里的核动力导弹。
看到这一切的中国邻国为什么没有越来越担心呢？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 纽约时报 》的评论员在香港说道：“它们的恐吓只会换来责难。”不管怎样，中国的邻国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经济落后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制造原子弹的成功。在整个亚洲和非洲，各个国家都在为不同意美国进行原子弹试爆而争吵。而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使他们感到某种种族上的满足，毕竟又一个白人世界的垄断被打破了，有些说法认为印度和日本也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别的国家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红色中国是否应该被它自己的原子弹制造中心所消灭？在还没有受到中国的侵害时，美国当然反对这一说法。姑且不谈苏联的反应，中国人自己就有可能进行反攻、侵略东南亚，进而使美国卷入一场大战中。无论如何，美国的专家像是认定了中国不会发射它的原子弹。
不管中国如何激烈地讨论援助策略或是解放战争，他们依旧采取谨慎的政策，比方说，他们会在金门以及马祖岛按兵不动，而且永远不会继续他们对印度的成功侵略。华盛顿认为，中国人明白而且也必须明白，他们一旦运用原子弹马上会引起美国的反应，美国很可能用毁灭中国各大城市和工业的方式进行报复。
另外，中国也不需要发射原子弹。北京政府拥有250万人的军队，以及1500万的预备军人、警察和民兵，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在炮兵以及装甲师（ 装备有苏联的T—34型坦克 ）的支持下，目前这些部队分别部署在东北三省、北京周围、上海和广东的沿海地带、华南地区以及正对印度的西南地区。自今年年初，部队进行了小单位的强化训练。虽然他们的设备都是二战时期的过时品，他们的军需品面对现代空军也是不堪一击，但是如果中国人愿意，他们很有可能侵略任何一个邻国，至少也可以暂时性地占有。
美国人以为中国对美国几乎遍布整个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和空军会有着起码的尊敬，但是错了。很显然，中国依旧公开进行它的革命，它一直以来做得很好。比起原子弹或者中国军队，这种革命才是对美国最基本的挑战，中国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攻击以前——即如何遏止北京对亚洲西方势力的缓慢侵蚀。
美国人试图了解中国
这些天在华盛顿，有许多人都在谈论“承认社会主义中国”以及“社会主义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只要中国不孤立它的邻国”，美国就会坚持反对这两种提议。虽然越来越多的联合国成员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华盛顿笃定至少在一年之内中国代表还不会加入联合国。一切都很顺利很健康。但问题是，在国会，在五角大楼，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处理所谓“承认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也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处理对华政策或是“中国联合国代表”问题。
蒋介石败走麦城以后的15年来，美国并没有想极力忽略红色中国——当然朝鲜战争也残酷地证明了它的存在——但是美国一直在排斥、孤立中国。也许是美国确定没有别的选择，但事实是这种态度越来越令人难以忍耐。到目前为止，当今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最紧急的外交问题，整个亚洲都越来越注意到中国的存在。
基本上，美国是用各种手段来避免或是延迟与红色中国的和解——军事援助、经济技术支持、金钱、说服——因为做出这样的选择对它自己来说也意味着一种失败。从长期来看，美国的政策只不过是紧握不放，并且寄希望于国会的某个人会唤醒“红色中国的进化”。其想法是这样的：通过与外界世界的接触，中国会受到外界思想的控制，逐渐学会了负责任，像苏联那样对美好而和平的生活产生向往，最终会采取温和的措施。
美国人要想知道中国内部有何进展并不容易，北京缺乏公开的数据统计，他们甚至比苏联更加不可理喻；他们从世界的各码头上搜集航运业的记录，将其减少再重新整理为中国自己的生产数额，他们还以一个人在报纸上占有的报道行数的多少来判定这个人在公社的地位。除了美国人以外的大多数西方记者都被中国大陆所接受，但是数量极少而且要求极为严格，以至于所有的新闻都变成了半个世纪前的老朋友——“刚从内陆回来的游客”曾经一度成为主要来源。通过耐心使用各种装置以及其他的小把戏，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终于对中国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中国的一切像美国人面对“共产党式宣传”一样不可理解。
“这是一片如此广阔的土地，”《 时代 》香港分社报道说，“当雪花覆盖了一些地区时，另一些地区还在热带的潮湿与炎热中；这是一片地域分明的土地，成百上千万的人民不能理解另外成百上千万人民的方言；这片土地如此古老，以至于它的过去便是它可以触知的现在；而这片土地又是那么地现代，它的原子弹爆炸使全世界都震惊；它自己是如此自大又是如此地朴素，它是如此富饶又是如此贫穷。”
从经济上来说，红色中国依旧没有从“大跃进”中恢复过来，那是1958—1961年试图速成式工业化和合作化的“短跑运动”，其结果是经济的迅速倒退。国家依然能感觉到1960年撤走苏联专家的后果，那些专家不仅拿走了建筑图纸而且还以兄弟般的姿态蓄意破坏了他们留下来的机器。在中国北部，衣衫褴褛的人们依旧住在延安的窑洞里，那里曾是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在长征后住了好几年的地方。各种消费品少得可怜，而且贵得惊人；一辆自行车要花去城市中无技术工人半年的工资。
然而，中国依然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化肥、原油以及农业工具的生产量有所增长。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的纺织业得到了恢复，产量有希望在今后达到45亿米（ 大跃进前是50亿 ）。中国现在生产铁路钢轨、X光机、半导体收音机以及电脑。
中国最近的双向贸易总共有：香港3.1亿美元，日本2.5亿美元，澳大利亚2.2亿美元，加拿大1.5亿美元，马来西亚1.2亿美元，英国1亿美元，法国1亿美元，西德5620万美元，阿根廷550万美元，意大利384万美元，荷兰287万美元。
1964年11月在北京，英国经济部部长道格拉斯为英国价值308万美元的贸易博览会揭幕，230家参展商展出的商品从飞机仪器着陆系统到装有电动煤油引擎的火车机车，应有尽有。与北京做生意既有甜头也有苦楚，日本的商人们形容毛泽东的马克思理想主义者是无情的买卖约定者。更有甚者，共产党在每次会议前都要用令人惊讶的宣传演讲作为开始。而且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学习，根本无法召开会议。
当美国飞机开始攻入北越时，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最吃惊的是苏联总理柯西金。他正坐在河内，与北越的胡志明在开玩笑，谈论可能的苏联军事援助，那时——呼——炸弹在仅仅250里的远处爆炸了。柯西金必须做出行动，他要把共产主义集团关系的整个问题变成尖锐焦点。
……
轰炸中国，和他们新生的核工业中心，这听起来很诱人，但现在被严肃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否决了，无论说什么都是有助于“忘记现在与中国开战”的，在中国有核反击能力前，这样先发制人的战争大大违反了美国人的道义。除此之外，尽管苏联与中国有矛盾，也几乎不可能容许这样的变化，结果导致全面战争爆发。
……
在美国放弃越南后，没有人愿意做这个赌注，从短期来看，撤军将会大大损坏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的反共主义盟友的可信度——在曼谷、汉城、马尼拉和其他地方。那将会使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完全处于中国的保护下，马来西亚将会利用这次势力重新组合的压力，把英国逼进一个狭窄、险恶的处境。
印尼退出联合国，出访北京
红色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为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欢呼，那不仅仅是“高尚而且公平的革命举动”，“还是1965年的第一个惊天动地的春雷”，很明显，言下之意是第二个春雷将不会远了。现在，它来了。总理周恩来提出创建一个新的联合国——一个“革命的”。据推测，由亚非国家组成，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
这个场合是北京宴请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达瑞率领的代表团，周恩来表现出对任何国际组织形式的藐视。中国，他带着无比的嘲讽说，想与那个把自己称为联合国的上演一出对手戏。为什么美国被允许演出它自己的戏，然而我们不能？
毫无疑问，如果允许红色中国替代国民党的角色，它仍然急于把握机会加入现在的联合国。暂时还没有一个联合国成员，无论亚非还是其他国家，注意北京的挑战，甚至是像铁托和纳塞尔的“中立者”也反对中国—印度尼西亚的游戏。联合国大会更多的兴趣是在解决联合国持续的经济危机。几天之后，苏班达瑞同意接受北京1亿美元的援助，“军事经验”——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教材。一份联合公报也攻击一个未署名国家“极力阻止”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国际亚非会谈会上北京会极力宣传它的“联合国提案”。
那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北京—雅加达轴心，这产生了许多令东方和西方都困扰的问题，苏联人已经在武器上投资了10亿美元援助印度尼西亚，结果发现苏加诺转投北京阵营。一位深思熟虑的联合国外交官感到很疑惑，如果像柬埔寨、马里这些反西方国家或少数几个其他国家最终都不被北京的联合国诱惑，如果实际上那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那该如何？
美国人要去“拯救”越南
当美国飞机开始攻入北越时，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最吃惊的是苏联总理阿列克谢· 柯西金。他正坐在河内，与北越的胡志明在开玩笑，谈论可能的苏联军事援助，那时——呼——炸弹在仅仅250里的远处爆炸了。柯西金必须做出行动，他要把共产主义集团关系的整个问题变成尖锐焦点。
莫斯科可能放弃 “和平共处”的科尔舒维恩线路，并且支持北京引发的 “持久性战争”吗？苏联人能真正被引诱加入亚洲的战斗——尤其是他的亚洲竞争对手正蚕食他自己的边境？柯西金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不得不竭尽所能，为了在光滑的斜坡上刹住。但是决心阻止苏联陷入危险境地，苏联领导人缓缓向前滑行。
匆匆缔结一项向河内的胡志明运送武器的适当协议后，柯西金搭乘专机直飞北京。在机场，他受到了7个持花少女和红色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更奇怪的是，自从1959年再也没有与苏联领导人说过话的毛泽东，正坐在人民大会堂等待。在两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议期间，柯西金与毛泽东无疑进行了争辩。新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甚至出版了他们的相片表明严重性和他们相互的不喜欢。
尽管柯西金计划由北京直接飞回去，然而他却突然改变了航线，向北朝鲜飞去——一个苏联总理从来没有访问过的地方，虽然十分匆忙，北朝鲜的金日成还是铺了红地毯欢迎意外的客人：当柯西金抵达平壤机场时，疯狂的人群挥舞着苏联国旗，喊着 “万岁”。金日成，北京阵线的斯大林主义者，从前粗暴地拒绝了莫斯科的邀请，热情地拥抱了阿列克谢。我们认为两国之间的和睦和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当然，自从苏联鲁莽地决定削减北朝鲜的飞机油料和机器备件的供应，北朝鲜的800架米格战斗机和国家的少数飞机实际上一直在艰难的条件下飞行。
柯西金没有公开许诺援助，但是当他赞成金日成 “帝国主义的挑衅”把所有共产主义国家联系得更密切时，触及到了困难的主题。金日成接着又直率地说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是 “一致希望支持越南英雄的人民”，似乎要告诉西方，柯西金起了作用，莫斯科消灭了关于苏联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感到 “愤怒和担心”的谣言，而且甚至提高了莫斯科会派苏联飞行员驾驶送给河内的飞机的可能性。
似乎柯西金的旅行——即兴的——得到报偿，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建立了一个脆弱的、临时的、表面上的团结，但是他们对莫斯科与北京在基本意识形态上不和的事件上，没有做什么。无论是北越的胡志明，还是北朝鲜的金日成都没有显出任何迹象想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三日 “团结”会议。还有毛泽东，尽管看起来是伙伴当然仍旧反对新苏联领导人的思想。
然而，莫斯科和北京在需要增长对北越的军事援助上看法完全一致，可能北朝鲜也一样，似乎很确定，共产主义基础的深深裂缝，在这迫在眉睫时刻，并没有焊接合拢。就像一个分析家说的：当浓烟和微笑消散的时候，我们将发现中国和苏联仍然在它们以前的地方。
发生的刺耳的好战的噪声，打算勾起美国在1950年中国共产党穿过鸭绿江那天的回忆，“在朝鲜战争那次你已经被教训了一顿，”在向美国发射的异常的英语广播中，北京电视台说，“你想把这个教训在印度支那重来一次吗？”
如果红色中国用行动实现它的话，他们使用的武器将是250万的步兵。中国，当然没什么对付美国空中及海上的优势，中国最大的军舰是一艘陈年的驱逐舰，现停泊在上海港作为训练舰。飞机的数量是——2900架——红色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空军部队，但是那在战斗中不会坚持太久，因为这些飞机大部分都是俄国淘汰的，而且空军部队受到了油料和机器配件私有制的妨碍。至于核潜力，上次投弹北京引爆了一枚原始装置，并且准备进行下一次爆炸试验。但是成为一个尖端武器——和它的运送方法——是几年后的可能。最好的估计表明中国有35个野战军，每个大约4万人，分成4个师。中国步兵是以一种简单式样的小型冲锋枪装备，这种枪射击有很高的速率，但是准确度非常差，它通常就像一个仔细挑选的应征士兵。
当中国的武装部队部署完毕，集中的重点——大约6支军队——是针对台湾。4支部队部署在北朝鲜边境一线，另外几支分布在满洲和内蒙古一带。3支驻扎在西藏，在中国南部的军队达到了7支——一支保卫易受攻击的海南岛，一支驻扎在多山的云南省，还有3支部署在北越边境，另外2支安排在广东省。
军队士气相信是高涨的，近几年，更多的新兵是来自城市而不是农村，因为城市的年轻人要比农村的更有文化，从而能更快地掌握卡车、交换机、雷达等其他即使是一个半现代化的军队也必需的装置，这是有计划性的冒险，因为城市里的年轻人同农村的孩子相比，没那么容易受纪律的管教和约束。在后方，中国有1200万的民兵，其中部分是经过训练，有经验退役的善战的战士。其他一些是已经服役一段时间的战士，接着回到了家里或者工厂。既然每年大约有50万军人复员，所以中国的民兵总有很好的补充。
在越盟与法国浴血奋战时，红色中国建造了一条直达北越的公路铁路网。从那时起，中国的蓝领劳动者就一直在艰苦工作，修建连接云南和老挝的公路。在这些线路的帮助下，红色中国巨人相信——有足够的流动性，可能运送12个方面军——大约12万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从中国到河内。
《 时代 》周刊的香港记者发回的报道表明，几天前，香港的英国驻军全面戒备，而且警察的休假也取消了。总督大卫·特兰西通过电视和电台呼吁保持冷静。股市下跌。英国殖民地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但是与南越逐步升级的战争毫无关系。这是由于部分香港中资银行被挤兑存款而引起的。
占香港人口80%的中国人，有不相信银行的传统。他们宁愿把储蓄用珠宝的形式保存在保险箱里，或换成金子藏在床板底下，或者镶在牙上，然而，当香港成为亚洲的贸易和金融中心，有英国全力支持长期稳定的货币，这种怀疑减少了。上一年，殖民地80家银行存款达到了10亿美元。
当中国的新年到来，总是大采购的时间，产生了比平时更多的现金需求的时候，这种信心动摇了。由于不能满足意料之外的需求，两家小银行明达克和广东信仁面对喧闹的储户不得不关门。由于关门消息的蔓延，恐慌的商店和办公室的工人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加入了银行门外长达500码的长龙，成千上万的人通宵睡在人行道上，目的是保持他们在长龙中的位置。
很奇怪，没有一家红色中国所有的银行受到影响。一个谣传是北京的特务导致了这次的恐慌。广播中港督指出，问题不是由于香港经济衰退，而是香港本地纸币短缺。为了应付挤兑，政府从英格兰银行包机运送了价值500万英镑的1英镑纸币投入流通，规定了一天限定的提款额度是17.5美元。有了不久前伦敦运来的又一笔3500万英镑的纸币投放流通后，挤兑在周末被平息了。为了突出它的偿付能力和使顾客冷静，一家中国银行运用了心理学：把一堆金条摆在柜台上给所有人看。
傲慢的美国人的战争分析
在北京的故宫，那里曾经是中国历代皇帝的住所，现在作为红色领导人的指挥部，走出了一位戴着墨镜不怒自威的男子汉。他就是陈毅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同时也是毛泽东的代言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陈毅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反对美国及其帮凶的具体行动中，中苏联盟才能得到考验的锻炼。
在去尼泊尔大使馆的途中，陈毅甚至变得更加激动，“一派胡言！”当被问及关于美国强烈要求共产党游击队停止攻击南越的问题时，陈毅高声回击。“只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武力还存在着，”陈毅预言，“印度支那就不会有和平的。”接着，陈毅告诉一个瑞士新闻工作者：“在北越遭受攻击时，中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中国与北越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在那个直白的比喻中，陈毅忘记说明谁是牙齿，谁是嘴唇。然而，北京的朋友们提供了大量的嘴唇般的服务。从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的首都 ）到加拉斯加（ 委内瑞拉的首都 ），一些“学生”砸碎了美国使馆的窗户，焚烧汽车，撕毁美国国旗，丢掷墨水瓶，并且为列侬·约翰的鲜血痛哭。
经过11天的亚洲巡回访问回到莫斯科后，苏维埃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至少得到了北京阵线的回应。他许诺会拨款对北越进行军事援助，而且他的宣传机器预言除非“美帝国主义”从印度支那撤军，否则会有可怕的后果。至少在表面上，分裂的共产主义巨人正在变得统一。
甚至在瘫痪的联合国联合大会上，北京的伙伴们正忙于在休会前制造最后的一点混乱。在柬埔寨，很久以前就认为红色中国在亚洲必然会胜利的国家首脑西哈努克亲王，正在召集一个印度支那人民会议。会上，很多这个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和支持共产主义的团体都坚决要求美国“侵略者”撤军。戴高乐去信对西哈努克的方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于东南亚的中立，他的外交部长马里斯·考夫·戴爱维拉正在华盛顿推行法国式路线。
南越，它的情绪一直摇摆在微弱的一丝乐观和滑稽之间。美国报复性的空袭提高了西贡的士气，他们认为针锋相对的回击，而不是持续的美国压力，会产生取得某种政治稳定的希望。但是，当一个新的人民政府试图在事务上自主时，军队就策划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和反军事政变（ 见南越 ）。从军事方面来讲，情况略微好一些。越共很安静，大概他们在美国于2月7日和11日的袭击之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且他们也对上周的大部分时间赢得的大幅度领先感到疲惫。他们损失了795人，多于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同时也夺走了37名美国人和290名南越人的生命。
但是超越西贡的政治活动，超越令人极度痛苦的游击战争，超越进一步对北越空袭的问题，隐隐呈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美国与红色中国的对抗。毛泽东自称在这件事情上根本不紧张，“美国将会疲劳的，”他最近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耐心的。”
也许不，但是那就是面临的斗争：一场卷入了亚洲力量平衡的耐性、意志和力量的考验。
毫无疑问，北京方面有两个方向的目标：1.把美国从亚洲大陆赶走，最终赶出整个亚洲；2.重建如18世纪清朝统治下的边境。
那么中国的边境会深深穿过现有的版图，向西北超越黑龙江向北面扩展，中国包围了蒙古、韩国和台湾。在南面，中国可以进行其他彻底的控制性贸易，以至于贡物都是无关紧要的，所有的一切使中国人备受憎恨，令人害怕，然而在这个地区却受到尊敬。
从那时候开始，历史便不再受到中国人的优待。首先是欧洲殖民势力，接着是“二战”早期的日本侵略者，最后是美国——1961年接受傲慢的法国的责任，却拒绝接受中国控制印度支那的命脉。南越、马来西亚和泰国，又在中国影响的领域重新提出一些凸点。
因而，南越战争可以归结到以下的基本问题：美国及其同盟能保持在亚洲边境的立足点吗？或者它们最终必须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压力下让步吗？从某种方面来讲，提出这个问题根本就是可笑的，因为西方这一边是压倒性的强者。
美国及其同盟在西太平洋环绕中国部署了高机动性、重武装的局势力量。美国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巡洋舰和攻击驱逐舰巡航在从日本北部皑皑白雪的千岛群岛到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的亚洲的突出部分。三部北极星飞弹装置到舰队，增加了一个可以携48枚飞弹的核弹头，飞行距离达1500英里，从而把航空母舰从战略责任中解放出来，并且允许它支持南越的作战。
美国的空中力量保持在32个作战中队的攻击机，副队在从日本到菲律宾一线，并且在关岛还有战略空军司令部的2个中队B—52轰炸机随时待命。空军的运输机能够在24小时之内从冲绳岛或者夏威夷运送相当多的部队到达泰国。自从1962年的老挝政治危机开始，就有大批美国海军涌入泰国。美国人和泰国人一直在忙于建造一个永久性军事基地，在亚洲其他地方都放弃时，它将使泰国成为最后一个据点。他们已经建成了3个1万英尺的简易全天候喷气机机场，武器和弹药需要供给驻扎在农村的美军们一个旅的部队。美国还在泰国人中间推行他们的心理战，美国新闻处和泰国流动信息队生产流行的摩拉摩式样的电影，带有西方的宣传信息，通过摩拉摩演员们演唱的情歌来潜移默化。
东南亚之外，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预备军不断被运上船，一部分在两栖登陆舰，一部分在航空母舰上，除了它自己22.2万人的兵力外，如果真的在这个半岛进行威胁，美国也可以把南韩55万人军队的担保算进去。南韩的军队最近已经装备了美国的最新式的武器：鹰式防空导弹、F—5超音速“自由战士”，还有175毫米的火炮，它比北朝鲜所拥有的任何武器都具有更严重、更广泛的破坏力。真正决战的时候还会解放出蒋介石的60万良好装备、纪律严明的部队。为防万一，美国也可能会调集东南亚条约组织同盟国菲律宾的4万军队。
在东南亚的远处，英国已经加强军队来对付倾向北京的印度尼西亚总理苏加诺，他威胁要“打败马来西亚”。7万英国及英联邦的军队包括有50艘皇家海军战舰和250架轰炸机，也许不会直接参与中美之战，但是他们会用于防卫左翼的袭击。
中国能提供什么答案呢？重要是数量。北京必须依靠它250万之众的强大步兵，还有1.2亿民兵的支持。
在常规战和游击战中得到很好训练的中国步兵，是由中国造的自动武器简单装备的——而且是俄罗斯人在“二战”中使用的Vent—barrel冲锋枪的复制品。它的主要武器装备是轻中型迫击炮、火箭筒式火箭发射器、无后坐力步枪和世界上最好的火炮。装甲运输部队方面，毛泽东百万军队的装备极其简陋。大约有4000辆俄制T—34坦克仍在服役，虽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种坦克是一级的装甲部队，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装备在东南亚的战争中没有什么用处，就像在上蜡的地板上弄皱地毯一样有推动的作用。
虽然中国空军在数量上排在世界第三位（ 居美国和苏联之后 ），但是它的2900架飞机大部分是过时的米格—15和米格—17。
西方专家预言中国将在不久后开始生产由自己研制的一种新的、先进的米格—吉19和米格—吉21喷气机，但产量很少并且很慢。轰炸机方面，中国有数量为300架的俄制2L—28型喷气机，但是这些飞机不能做超音速飞行，因此能很容易被美国的空中防御系统捕捉到。中国海军仅仅是一个海岸性防卫的部队，虽然它有28艘潜水艇——只能对美国第七舰队造成惊奇的一击——造成不了任何损害。假设，中国可以从韩国到印度6个地方，在同一时间开战来分散西方的军人，但是同时也要承担庞大的后勤问题和其他弱点，因此大部分军事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多线作战的战争。
总而言之，美国还是害怕与中国庞大的军队进行地面纠缠，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空军和海军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毛泽东似乎决定避免任何这样的环境。为了更多地说明，一篇发表在《 中国日报 》的社论问：到底什么是空中及海上优势：即便是1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这个地区，那么仅仅意味着多了12个机场，既然越南战争的结果必须在地面上解决，他们能做什么？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
面对这个复杂的敌人，美国的选择是什么？尽管查尔斯·戴高乐相信中国和美国是困在一场无情斗争中的一对坚强的巨人，但是实际的行动都是多变和无常的。
美国从南越撤军必然致使整个印度支那处于北京的势力范围。美国或许转而寻求泰国的支持，并且与勇敢的泰国人一起，依靠美国海上的力量，在那里停下进行反击，但是这一切需要泰国愿意以性命为赌注押在美国的决心和技术上。
在美国放弃越南后，没有人愿意下这个赌注，从短期来看，撤军将会大大损坏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的反共主义盟友的可信度——在曼谷、汉城、马尼拉和其他地方。那将会使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完全处于中国的保护下，马来西亚将会利用这次势力重新组合的压力，把英国逼进一个狭窄、险恶的处境。很多专家认为，俄国与美国一样全部为这次改变而感到遗憾，因为它会大大加强北京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领导的意图。
协商中立将仅仅是拖延完全撤军的影响。现在，那里会协商什么？美国不得不坚持保留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南越，这仅仅有可能通过以下方式获取：1 ）直接的国际控制，这是几乎不可能获得的；2 ）在未来的南越政府中将共产主义排斥在外，但是现在无论是越共或者是在河内和北京的老师也没有任何理由接受这样的条件，因而任何中立方案都可能迟早把印度支那送到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
针锋相对的反应，反对北越共产主义国家和中间区域可以把越共和河内控制在一定区域，但是实际上打击北越的政策会使越共在形势变得险恶时，把主动权交到共产党的手里。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保持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通过它自己当然没有能力改变游击战的方针，而通过一种真正强有力的手段促使美国保持中立。部分在亚洲的美国高级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是时候该采用针锋相对的政策了。
慎重的反应，目的在于对北越进行足够的打击，使其放弃支持在南部共产党的游击战，会有很好的成果，这将需要美国更多地：1 ）随意地进行袭击； 2 ）在主要目标，虽然也许还达不到河内，在两方面对越共进行重重的强硬打击会卓有成效，这会要求将近10∶1的军队比例，如同英国在马来西亚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一样，因而在南越需要更多的美国地面部队。根据情报表明，如果美国军队在南越参战，中国不会派兵参加战争，尽管北越22.5万人训练有素的军队可能出动。美国的空中以海上力量能有效地封锁战线入口，给予北越军队迎头痛击，另外轰炸河内的威胁——还有河内一线的很难建成的国家工业企业——会使北越不敢进犯。
进攻北越，通过轰炸包括河内所有主要目标，加上可能派出的美国地面军队，将有可能使中国也卷入进来，即使仅仅是面子原因，苏联也会进一步援助。不过，某些美国军人觉得同美国在南韩的情况相比，在南越他们更有机会可以取得胜利，并且他们赞成这样的方案，也是唯一的方案，就是对共产主义进行重重打击，使他们接受一项美国可以容忍的国际协议。
轰炸中国，和他们新生的核工业中心，这听起来很诱人，但现在被严肃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否决了。无论说什么都是有助于“忘记现在与中国开战”的，在中国有核反击能力前，这样先发制人的战争大大违反了美国人的道义。除此之外，尽管苏联与中国有矛盾，也几乎不可能容许这样的变化，结果导致全面战争爆发。
放弃无论是带走全部的军队或者是通过撤军都不是美国在亚洲进退两难处境的方案，没人愿意卷进可能对美国有效的不同选择的冒险中，但是为了维持在东南亚的地位，最终也许在整个亚洲，美国不得不冒着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小心而且是精心计算的，但仍旧是在冒险。美国抓住西柏林不放，还有从古巴驱逐出苏维埃导弹，都是通过一个精心计算的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冒险，除了一场完全的大屠杀外，那也将会摧毁美国的城市。毕竟中国比美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损失，只要美国能造出除了面对真正的敌人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的效果——不论是军事上还是外交上——中国就只能不采取任何行动等待时机。
15年来美国对中国的主要立场就是一直都不承认红色政权，而现在也没有任何原因改变它的立场。不承认政策是不可取代的政策，自从韩战以来，美国实际上就已经发展了一个中国神话，神话一边认为中国是无情、残忍、无所不在、疯狂的战士，他们在“人海”进攻中视死如归；另一边也认为像西方已学会共处的苏联及其附属国一样，中国共产党终有一天将会变得更温和，更通情达理，他们会添加可行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尽管欧洲的共产主义与亚洲的种类大大不同，亚洲迫在眉睫的危险是未发展的政治不稳定区域，那里人满为患。
西方当然不能通过一种运动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和民主强加于亚洲，但是它可以建立自由经济和自由社会，即使是要向社会主义分子做出让步。马来西亚和泰国是西藏和缅甸可行且充满希望的替代品。同时，美国必须抓住东南亚，抓紧，再抓紧。有效的语言是耐心，实质上，耐心是在整个亚洲行之有效的语言。
第二次原子弹爆炸
《 纽约时报 》的报道似乎想表明，原子弹爆炸这件事提前近3个月就已经被预测到了。并且，在过去的两周里，美国地震学家一直在关注地面的情况，希望能够抓住一些微小的震动。高空飞行的U—2侦察机也新安装了辐射性微尘空气收集器，在亚洲一带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接着，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另一团蘑菇云在中国西部荒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罗布泊上空缓缓升起，直达云霄。
第二次核爆炸的当量比7个月前的那一次要大一点，至少达到2万吨，粗略估计，与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枚原子弹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但是，要等到对这次爆炸之后慢慢扩散的辐射性微尘的分析结果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一结果可以显示出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把自己现有的核能力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不管怎样，这次爆炸很难给人惊奇的感觉，或者说，让人害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我现在并没有看到一种直接的核战争威胁。”克里姆林宫当时的客人——印度前首相拉尔·伯哈德·夏斯特里比他显得更为漠不关心，“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预料到这次爆炸了”，夏斯特里评论道。（ 甚至 ）在这次爆炸前，北京政府就已经针对西方（ 帝国主义 ）在越南的“帝国主义威胁”连续不断地发起攻击，摆出一副好斗的姿态。在一篇题为“红色旗帜”的社论中，美国与苏联被划分为同样凶残的敌人，总参谋长罗瑞卿把林登·约翰逊形容成一个“比希特勒还要阴险可怕”的人。同时，他还把矛头的另一端指向苏联，原因是苏联不愿过多地卷入东南亚事务。“不论是谁，如果想通过牺牲别人的利益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罗瑞卿写道，“毫无疑问，其结果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了响应罗瑞卿总参谋长的号召，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通过了一项宣言，动员了国内2亿多民兵（ 其中包括女民兵 ）开始进行严格的训练，大陆的新闻机构也开始大肆渲染有关“云南边界部队热火朝天地练兵”的情况，以及男男女女身着蓝色工作服、肩扛步枪在北京街头激昂地前进的情景。
北京一家幻灯片制造厂甚至修改了他们的装配线，把凡是“美国”的字样都改成了“侵略者”。并且有消息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铁路运输已经因拥挤而陷入混乱——可能是因为向东南亚边境运送部队和军需品所致——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国方面自己设计出这样一种局面。同西方一样，北京政府同样了解心理战的价值。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在这种时候要与美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那他们就太天真了。一位亚洲事务专家这样说过：“与美国进行地面战，中国没有任何优势；他们已经从越战中获得了他们可能得到的一切利益，这种利益是不带风险的。”如果中国要想把在罗布泊那两万吨当量的爆炸威力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目标，实现它的战略企图，至少还要等上5年。
美国人停止对台援助
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却有着艰难、丑恶的历史。台湾，这个山脉纵横的岛屿被日本占领了50年，受尽了蹂躏与摧残，即便在1945年中国恢复了对它的统治之后，台湾人的生活也没有多大起色。1950年，台湾经历了历史上的最低潮，那就是蒋介石撤出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大陆，带着50万残兵败将和200万难民登上了台湾岛，把这个不幸的地方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经历了流血混战之后，新来者与500万当地居民在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下共同定居下来。而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惊人之势试图跨过115里宽的海面攻向台湾。也就在那时，杜鲁门总统提醒国共双方，美国既不会阻止共产党攻打台湾，也不会继续援助蒋介石。
但由于中国入朝参战，美国的对台政策突然来了个大转变。援助物资与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输入这个被包围的岛屿，使它能抵挡得住外来侵略，恢复经济并实现现代化及发展贸易。美国也因此给予在台的蒋介石政府2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外加15亿美元的经济支持。
一项土地改革计划比农业生产率翻一番还有效。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这些进步使今天的台湾可以称得上是亚洲生活水平第二高的地方（ 1965年，仅次于日本 ）。尽管3/4的国家预算被用在了国防方面，自1960年起，台湾得到了4200多万美元的外国投资，而台湾岛上廉价、熟练的劳动力也吸引了从威斯汀豪斯到温彻斯特的一大批美国公司。1963年，台湾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收支平衡。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直到前几天（ 1965年6月 ）华盛顿宣布中止对台湾的援助为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一直都在用美国人的钱。而且，此次中断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将标志着美国对任何不发达国家进行的一切援助方案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它的最终目标——使美国自己从这团麻烦中摆脱出来。
李宗仁回大陆
面对一位悔过的罪人，没有人比中国总理周恩来更感到高兴——尤其当他是一位从西方国家回国的重要人物时。为了表达他的喜悦之情，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党内宣传机构在1965年7月全力以赴为74岁的李宗仁先生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李宗仁是民族主义政党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担任过中国的代总统，他也是东西方对抗游戏中北京政府迄今为止最大的胜利。
美联社用详细的报道向美国读者介绍了创造这一新闻的人物。李宗仁在20世纪20—30年代期间担任广西军阀，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曾组织过一个由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地方联合阵线政府。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他也曾指挥他的军队取得了对日本的第一次重要胜利。这次胜利当时曾给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了一丝希望。1948年，内战蔓延之际，李宗仁打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颇具西方风格的政治战争，并察觉出蒋总统对于副总统宝座的最佳人选；数月之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有机会与共产党共同寻求和平。这样，中国革命才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长期以来，李宗仁都对蒋介石政府持批评态度。在民族政府最后崩溃之际，他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避难，而是自己去了美国。1965年6月，李宗仁卖掉了他在新泽西州的房子，并告知朋友他要前往瑞士，陪伴刚刚经过癌症手术并处于恢复期的妻子。他先去了瑞士——这一点确是事实——然后他就开始了向东的历程。在北京首都机场，他宣布要与“罪恶的过去”断绝关系，并劝告那些仍然滞留台湾的同僚旧友“回到祖国的怀抱，创造一个新的联合阵线”——但这一次的目的则是为了抵御美国“贪婪的野心”。
李宗仁的这次回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到家了，经过了这么多年流离失所的日子之后，我又回家了。”
1965年的法国访客
“人们乐于牺牲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或清醒或盲目地为了捍卫他们的尊严：就如同基督教对于奴隶，国家对于公民一样，共产主义对于工人而言无比神圣。”
安德烈·马尔罗的性格就是这样铸就的，并且在他20年代的作品中有明显的反映。他在20年代的广州待了两年，是当时尚与共产党联盟的国民党主管宣传的代表。1965年8月初，马尔罗作为中共领导人的客人40年来第一次重回中国。正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他年轻时曾为之工作过的革命事业。但是，由于个人主义过于突出，他一直未能加入共产党。马尔罗对于共产主义的觉醒来自“苏德协定”的签署，从那时起，他就投入到另一种更为狭隘的主义——“戴高乐主义”。
马尔罗的故地重游只不过是为他充当信使的任务掩人耳目。表面上，他离开“法国文化事务部”的办公室是遵照医嘱进行长距离的海上航行以便彻底放松。而他登上汽船“勒兰·伯尔德吉”号，目的地原是日本，却在新加坡下了船改坐飞机到达香港。接下来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来到广州，参观了黄埔军校，那是他1925—1926年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离开广州后，马尔罗在北京花了4天的时间，马不停蹄地逛古玩店，游览故宫和颐和园。他还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马尔罗乐观地称这次会谈为“有限度的交流”，据说内容包括两国间的文化关系。接着，他被安排参观了洛阳的龙门石窟、西安的大雁塔以及毛泽东在长征之后设立根据地的延安，欣赏那里遍布窑洞的山脉。
在回京后的宴会上，他和陈毅互赠鲜花，接着又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在谈到共产党中国和法国时，马尔罗说：“我们的社会体系的确各不相同，但是有这样一个事实：法中两国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的侵略者，他们带着大炮到不应该来的地方挑衅。”马尔罗指的可能是日本侵华，但北京很可能理解为朝鲜半岛上的美国人。
宴会之后，马尔罗拜访了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时间长达3个小时。他出乎意料地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查尔斯·戴高乐的信件。人们普遍认为马尔罗在离开巴黎时并没有带上这封信，信应该是在他告诉法国使馆一切顺利之后才在北京交给他的。
当马尔罗起程返回香港时，他并未做出十分详细的解释。对于他此行任务的提问，他只是耸耸肩避而不答，但马尔罗承认法国同意出资在巴黎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难道他此行的目的仅限于此吗？他这样评价毛泽东：“很显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问题，毛主席有着全面透彻的了解，当然，他向来如此。”
自1966年8月以来，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中国正在酝酿着某种爆发性事件，但没有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8月底，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突然波及全国时，这一场噩梦便清晰可辨了。
……
暴动的红卫兵扯下街上的旧标志。苏联使馆前的那条街被更名为“反修路”。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东方红”广场。使馆街——北京大部分外国使馆的所在地，更名为“反帝路”。红卫兵还要求改变交通灯，绿色表示停止，红色表示前进，因为红色是革命不断前进的颜色。
……
红卫兵的攻势反映了毛泽东想在中国重新点燃一种革命的精神，他担心这种革命精神已经涣散了。
被封锁的红色中国
红色中国渴望在越南获得胜利，在这里，革命的声誉都压在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上，但这种渴望已被美国步步增强的介入所“挫败”。中国即将引爆第三次核爆炸，背后又有一支一旦南下便足以在东南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庞大军队的支持，红色中国无疑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迈克纳马拉最近所说的那样，是“美国最值得担心的威胁”。这种威胁现在变得更加让人心烦，因为中国所遭受的挫折使其反应变得十分反常，难以预料。然而，正当西方为中国感到担心时，中国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令人忧虑的一连串的问题，看样子都有长城那么长了。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正在持续恶化。现在，中国把苏联人称作“帝国主义的皮条客”。1965年2月，中国几乎完全忽略了《 中苏友好条约 》订立16周年纪念日，而苏联人纪念这一时刻的方式则是在《 真理报 》上对中国人作了一次长篇攻击。对于勃列日涅夫最近对乌兰巴托的访问及其成果《 苏联与外蒙古条约 》，中国人怒火中烧，因为中国相信该条约中含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军事条款。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下个月（ 1965年3月 ），在莫斯科召开的第23届党代会上，苏联人将会试图真正把红色中国驱逐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使中国变得更加孤立。
而现在的局面是，因为中国在一宗大米交易中食言，古巴对中国关上了大门。印度尼西亚原本是红色中国在东南亚明亮的希望之星，但1965年2月中旬，掌权的军队领导人愤怒地从北京召回了大使进行“询问”。北京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已开始调整它的非洲政策——收缩援助，因为它拿不出曾经承诺过的巨额援助。甚至是曾经被周恩来誉为“社会主义花园”的、强硬的、支持北京的阿尔巴尼亚现在也显出了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远离中国、转而靠近其东欧邻国的征兆。
大批判就要来临
美联社的消息预示着北京的风暴的到来。随着中国在国际政策上的调整，其内部政策日趋强硬，铲除修正主义倾向的斗争也在高涨。军队被单独挑出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教导，但整个运动的范围要广得多。最近，政府让上千名艺术家、作家到穷乡僻壤去“改造思想”。给红色中国写了国歌的66岁的田汉、历史学家前北京市副市长55岁的吴晗，这两位中国最著名的共产党作家受到了批评。田被批评的理由是写了一出“鼓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戏剧，而吴则坦白“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攻击了官僚政治。
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不算太糟，在经历了 “大跃进”之后，已经差不多恢复到了1957年至1958年的水平，并且核能力也在明显增长。专家们相信，除了预料之中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可能很快还要进行一次氢弹爆炸，而且会尽力避免使用其他的投送方式，转而发展导弹来运送核弹。但是，中国试验核弹的速度很可能与其制造的速度一样快，因而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拥有核武器库——至少在1970年以前不会。
在过渡时期，毛与其同僚有许多事情要担心。尽管全国都为严厉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中国的人口还是在激增。粮食生产能否自足也还是件碰运气的事。为了给越南提供战争补给，以及给非洲和拉美的那些遥远的革命者提供一些小型武器，中国初生的工业也已在加班加点连轴运转。欧洲和亚洲那些不那么激进的红色分子都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孤立。对毛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也难怪中国的政治宣传中悄然兴起了“批判”之风。
自1965年11月26日以来，毛泽东就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1965年5月那次他虚弱地向来访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的军官们挥手告别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推测毛已经病重。
毛泽东现在72岁，一直有病且体重过重，据说他每天要抽两包烟，西方的情报专家们正在猜测他“不是患了帕金森综合征，就是症状相似的脑出血后遗症”。据说，他还患有肺部疾病。
在过去，毛泽东总是会缓慢地出场，最终消除有关他健康问题的谣言。这次——记忆中最长的一次不露面——只有北京外交部发布的一个声明：“有关毛主席身体状况的谣言是十分愚蠢的，也是十分恶毒的，是帝国主义的谎言。”
北京的宣传部门一直强调宣传毛的著作。学校学生从7岁开始就被不断灌输毛泽东思想。它可能是对毛泽东去世这个不可避免的日子所做的准备，只有毛泽东思想哲学得以留存。
毛泽东思想有关“纯洁主义”的最近一个受批者是诗人郭沫若，他74岁，长期以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接着一些重要的学者受到了批评，包括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官方的军队报纸发表评论，凡是反对“回击帝国主义的国际大合唱的反党分子和各类复辟中国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都受到了打击”。最近的《 红旗 》警告说：“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具有从鲜花区分中毒草的最为敏锐的感觉。”
笼罩着中国的迷雾时不时地因为一些事件而被洞开。世人突然从屏障之间瞥见北京的领导人在干什么。1966年5月中旬就有这样的情况。
剧本好像是由中国的一个剧作家构思的。首先响起的是叮当的乐曲：在18个月内中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然后便是领导人的出场：毛泽东。从去年11月开始，毛泽东第一次与公众见面。最后，悲壮的结局：北京声称，美国五架“匪”机击落了在中国境内的一架“训练”飞机，并发誓“血债一定要偿还”。
监测中国核试验的地震仪显示，这是一次只有13万吨当量的爆炸。原子能委员会发现了Li-6，这是一种热核材料，但爆炸主要的元素还是浓缩铀——和北京前两次核试验一样。中国的第一枚氢弹可能是三级“裂变—聚变—裂变”怪物，与苏联1963年禁止核试验前爆炸的那颗赫鲁晓夫式的4000万吨核弹一样，体积庞大。那些核弹因过于庞大，无法用导弹核弹头携带。
两周前，随着诗人郭沫若的被批评，又掀起了肃清“实用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运动。毛泽东主义者非常活跃。曾是北京市党组书记和文学家的邓拓，因为要修正僵化的毛泽东思想而成了最近“整风运动”的牺牲品。67岁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也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随之出现的则是另一位军方人物林彪。
中国的观察家认为，这标志着主张强硬路线的毛泽东主义者对比较温和的，不太好战的外交政策的拥护者的胜利。这一观点在北京所声称的中国边境空战中部分得到证实。在空战中，有一架解放军的喷气飞机被击落。北京指责说，那架飞机正在进行常规的训练飞行，5架美国“海盗”飞机用空对空导弹对其进行攻击，并将其击落于云南省境内。那时美国的飞机确实在边境地区行动，而且他们自己也声称有一架飞机被击落，但美国认为是在越南境内。
不管争论如何，中国显然又一次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北京对这次空战的报道说：“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是约翰逊政府的一次蓄意的、有组织的挑衅行为。”
1966年的中国大视野
共产党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封闭的社会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担忧。共产党中国已与其两个强大的邻国印度和苏联发生过冲突，还卷入越南战争。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搜索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电台的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美国政府的分析家早些时候辨认出中国兰州的气体泄漏厂、包头的钚反应堆、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核试验场。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三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以下是驻美国和亚洲的《 时代 》记者在访问了30多位中国问题专家，根据他们最新的知识、推断和估计，做出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判断的主要部分：
打败蒋介石17年之后，共产党政权便在中国大陆牢固地建立起来。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 斯卡拉波罗认为，通过内部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极小，除非出现了全球性战争或其他比较大的、不可预测的危机。其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持同样的观点。共产党已统一了各省，集中了所有权力，实施集权统治，已牢牢掌控了政府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毛泽东一个重要的理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保证其统治的枪杆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其党员人数有1900万，是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中党员人数最多的。这个政权的最顶端是毛泽东和另外6个政治局常委。
共产党中国有约270万军队（ 和美国的293万多人和苏联的300万人大致相当 ），其规模巨大，但按美国或苏联的标准，算不上现代化。其步兵有180万人，分为35个野战军（ 110个师 ），训练有素，轻武器装备充足，但其交通、维修、后勤服务、通信和医疗方面都很差。而且，大约有100万民警和逾2000万的民兵，配备的都是老式的或勉强能用的武器。中国军队也许只能在其境内打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本土战争，但由于其现代化水平低，很难越境作战。中国的空军属二流水平，大约有17.5人和2500架飞机。大部分直升机（ 1900架 ）和美国、苏联先进的飞机相比，都已过时。其海军力量依美国标准根本不值得一提，有14万人，装备有30—50艘柴油动力的苏联潜艇，一艘导弹发射潜艇，几艘驱逐舰，大量机帆船。中国虽然已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但其核能力依然弱小。约有1300名工程师和500名科研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据估计，到1967年底，中国将拥有10到20枚核弹，但至少在1970年以前不会有洲际导弹。并且，除了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到1985年以前，中国不会有能力用洲际导弹进行核打击。
中国经济虽然在改善，但依然不容乐观。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700亿美元（ 而日本是710亿，英国是860亿，美国是7140亿 ）。在中国的第一个10年，经济快速发展（ 1959年GNP达850亿美元 ），后因大跃进（ 家家户户砌高炉，跑步走向共产主义 ）而大退步。这是政府管理不当的一个典型。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亚历山大·爱克斯坦认为：大跃进的错误，“葬送了中国10年的经济发展成果”。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二三年有所回升，但现在只是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小台湾的人均产值几乎是中国大陆的3倍 ）。经济状况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中国机动车的数量。中国只有236000台，比起日本的5782085台、苏联的4391000台、新西兰的830063台，少得可怜。要和美国比起来，就俄亥俄州库雅荷加县的小汽车和卡车数量（ 706653 ），就差不多是中国所有机动车的3倍多。中国大陆依然是一个落后国家，依然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其经济依然是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手段仍然比较原始。为了养活每年增长的1500万人口，中国每年必须有2%—3%的食物增长率，这一目标还没实现。为了保证食物的产量，不得不降低新工厂建立的速度。同时，拒绝苏联的援助以及核发展的巨大投资也对经济有影响。
没有人再被饿死，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比即便是5年前也要好。虽然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人民却显得非常健康，一派丰衣足食的样子。福利虽然很少，但很公平。每天2000大卡的食物定量，每年两件衣服或两码的棉布，每月一块洗衣皂。像大米之类的基本生活用品的公平供应体制也建立了。
就现在美国对中国了解的情况来看，专家们首先意识到还有很多美国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东西。比如，有关毛泽东及其同僚每年决策的具体过程，我们一无所知。在共产党中国，谁是鹰派？谁是鸽派？在关键问题的争论中，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还是通过集体表决？美国知道最少的就是有关党的干部机构的资料，我们只能见到很少量的有关领导干部的传记形式的材料。美国想知道农业的情况和有关经济的更可靠的数据。精确的人口统计尤其麻烦，专家们估计，现在中国人口约为7.5亿，但也有可能高达8亿或少至6.5亿。
当老一代领导隐退、新人上台时，对中国的研究将会越发显得重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卢西恩·派伊说：“虽然中国依然保持社会主义，但肯定会发生很大变化。”有很多迹象，需要中国问题专家们关注与研究。他们要密切关注有无这样的迹象：年轻的技术型官员是否像苏联的技术官员一样，在反对僵化的理论方面，有何进展。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否会致力于处理自己的问题，而面对美国在越南的强大势力而退却，并与苏联达成妥协，在国际上不再采取一种如此偏激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不再如此固执？
哈佛大学的约翰·林德伯克说：“我们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之一，就是使中国变得更加成熟。”另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国务卿腊斯克认为，在中国内部有一股潜在的力量，这股力量是一种改良势力，是“中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天才”。这就是美国人所了解的，在宗教界、教育界和商业界以及在两次大战中作为盟友结下友谊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因此，腊斯克认为，美国不要认为，在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会是“永恒的”。“我们必须继续探索和研究有关中国的一切资料，以制定适应形势的政策。”换句话说，对中国的遏制和对中国的研究都不能放松。
二号人物林彪
那些被卷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根本就看不到从已牵扯到整个国家的政治风波中解脱出来的希望。如果确实有点什么，那就是这样的整顿很可能更加剧烈。1966年8月，北京电台宣布的高层领导的新名单标志着有些人的下台，其他一些人的上升。上升最大的便是59岁的国防部长林彪。显然，作为年迈的毛主席（ 72岁 ）的接班人，林彪出现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外国大使和记者不让参加，但可以通过电视看到100万的游行者拿着红色标语和毛泽东像，走过天安门。用中国官方新闻社的话来说，林彪和毛泽东“肩并肩”地站着，向人群挥手。
毛泽东称林彪为“亲爱的同志”。到发表讲演的时候，林彪讲了话，而不是毛泽东。另外，作为一种认可，平常穿便服的毛泽东，那天和林彪一样，穿着军装出现。后来报道的参加集会的高官名单，林的名字紧跟着毛泽东。长期作为中国二号人物的理论家、68岁的刘少奇，排到了第7位。
在这场运动中，林彪接近了权力的顶峰。10个月前，林彪控制下的军方报纸支持全国掀起一场针对“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黑路线”的运动，重新回到革命的路线上来。实际上，毛泽东先前已要求林彪利用军队，将中国变为一个“革命的学校”，全民皆兵。
在一次讲演中，林彪赞扬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说社会主义“改造每个人的灵魂”，号召社会主义中国“打倒所有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反对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打倒所有牛鬼蛇神。”在最高权力圈排名第三位的周恩来，跟着林彪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必须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将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
林彪无疑拥有毛泽东崇尚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纯洁性。这个年轻的二号人物是一个小业主的儿子，上了广东有名的黄埔军校。当时的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然而年轻的林彪，很显然受到了共产主义更多的影响。林彪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个22岁的军官，他投奔共产党，后来指挥了著名的红军第一团，参加了长征，来到了延安。
从1958年开始，林彪进入政治局常委。近些年，他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军事战略家。他去年发表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在非社会主义阵营，都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此文的中心思想是：世界上的穷国最终将孤立并推翻富国，正如中国农民孤立并解放中国城市一样。
噩梦降临
自1966年8月以来，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中国正在酝酿着某种爆发性事件，但没有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8月底，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突然波及全国时，这一场噩梦便清晰可辨了。
为了让他的国人经历他在长征中所经历的艰苦，毛泽东选择了一个新的组织作为他斗争的武器。这个组织的名称是——红卫兵。在历史上，红卫兵都是些为军队服务的搬运工和童子军，而今，红卫兵则是中学生和大学生，通常他们都穿着军装样式的卡其布裤子，上穿短上衣，束着武装带，佩戴红袖章。他们好像一直听从被毛称为笔杆子的陈伯达指挥。陈今年62岁，现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陈的命令是：“你们必须到人民大众中去，不断地给自己身上沾上粪肥，以此来锻炼自己。”
1966年8月，红卫兵遵循了陈所灌输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沿着北京的主要街道张贴“向世界宣战”的标语。红卫兵发誓：“毫不留情地摧毁修正主义的温床。”他们横行街头，暴打穿外国衣服的中国人，要求商店只卖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书，清除了进口商品或奢侈品。他们不用化妆品，到街上买些普通的肥皂来洗脸。在禁忌品的清单上还有：金鱼、奇异的小鸟花草、古玩、不用红色文字而镀金的标志、珠宝等。
理发师们不准理西式发型。北京的女孩子回家洗掉西式卷发，将齐膝的裙子换成“革命的”裤子。不准用人力三轮车，除了顾客愿意自己拉车，车主当乘客，顾客还要一样付钱给车主。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被取消。北京公园中情人约会的地方被认为无益于毛泽东思想，禁止入内。在红卫兵的压力下，著名的“全聚德饭店”的员工们被迫砸了旧招牌，将店名改为“北京烤鸭店”，并承诺从今以后为工农兵服务，“价廉可口”的饭菜的价格只是以前菜单价格的一半。
红卫兵扯下街上的旧标志。苏联使馆前的那条街被更名为“反修路”。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东方红”广场，这是毛泽东的一句标语。使馆街——北京大部分外国使馆的所在地，更名为“反帝路”。红卫兵还要求改变交通灯，绿色表示停止，红色表示前进，因为红色是革命不断前进的颜色。
实际上，这些好斗的红卫兵们好像要消除新中国以前的所有痕迹。在整个国家，记载中国丰富历史的纪念碑被推倒。在杭州，一个纪念17世纪满族皇帝康熙的碑被推倒。虽然康熙使得在中国统治下的领土要比成吉思汗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辽阔，但他也允许天主教徒进入中国，签订了与俄国的第一个条约。
官方的新闻社宣称：“红卫兵的革命精神点燃了燎原之火，燃遍中国，摧毁了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陈旧观点、文化、习俗和习惯的影响。”官方报道称：红卫兵在所有地方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实际上，美联社记者的报道显示，红卫兵在北京受到了抵抗，导致至少14人受伤，约9人死亡。因此，军队被调来在夜间巡逻。
红卫兵的攻势反映了毛泽东想在中国重新点燃一种革命的精神，他担心这种革命精神已经涣散了。但是，中国目前的事态是否有点矫枉过正了？早在前几日，中国的《 解放军报 》用了几个专栏来颂赞中国与朝鲜战争的事。报纸还警告说，美国现在应该从正在扩大的越战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好像一个国家在备战……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噩梦只会吓倒神志清醒的人。
毛泽东与林彪
大规模的动乱使人失去分析能力。日复一日，当红色中国最近的动乱席卷全国时，北京宽阔的大街上到处飘扬着红旗，狂热的群众就失去了理智。毫无疑问，红色中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动乱。在这场动乱的表象下，有几个简单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仍是这个国家的领袖，而且仍精力充沛。
军队是毛泽东决定用来对7亿5000万人进行改造的工具。
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和主要助手——国防部长林彪，以这场革命的拯救者的面目粉墨登场了。
除了上述这些基本事实外，西方只能看到由红卫兵点燃的中国人的狂热。从1966年8月以来，到处都是红卫兵，他们要以新的纪律、新的限制、新的概念，“当家做主”闹革命。
从事后来看，眼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追溯到1963年，当时毛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把中国人的理念再拉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根据这一路线，在1965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决定有必要强化灌输毛泽东思想。从去年下半年起，他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引起了种种猜测：他不是病了，就是短暂的隐退。世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军队作为这场新的革命的工具，正在精心准备，而只是在几个月前，军队的这一作用才变得清晰起来。
党内的高官开始被罢免：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文化部长陆定一。这些被罢免者大多数是后来才跟随毛泽东的（ 只有罗瑞卿和陆定一参加过长征 ）。
另一方面，替代这些高官上去的人都来自于党中央组织之外：陶铸，60岁，中南地区局的负责人，他接管了宣传部门；陈伯达，62岁，长期跟随毛泽东的笔杆子，现在成了红卫兵的总司令；林彪，虽然自1950年以来就是政治局委员，但从未深陷党的机器中。即使一直被视为毛最有希望的接班人的68岁的刘少奇主席，在接班人的排名中也从第二的位置一下子掉到了第七。在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林彪已日益明显地显示出他已成为毛的得力助手。
林彪赢得这一殊荣，靠的是他对毛无人能比的忠诚。早在1959年，他通过修补毛所需要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战车，已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部队，林彪发明了一套数字化的治军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部队工作，不是基于其军事技术，而是按照下列这些衡量指标:如毛泽东思想的“三八作风”（ 坚定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朴素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战略战术的灵活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要求战士“思甜”，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两个牢记和三大调查”上。重要是“红”，而不是“专”。
到1965年，林彪已完全掌握了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力，以至于他能按照毛的命令取消所有的军衔并让战士相互称呼为“同志”。尽管实行绝对的平等，但中国人民解放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自朝鲜战争后已有很大改善，绝对适用于近战，而中国新型的轻武器家族经过越南战场的洗礼，已证明是世界一流的。步兵师配备了大量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和75毫米火箭炮，但成建制的炮兵很少。由于中国缺少卡车，中国人民解放军（ 只有美国陆军摩托化能力的15%至20% ）擅长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作战，在这样的地形，与持久作战相比，运输能力并不显得重要。美国的一位军事观察家指出，中国人“徒步运动能力很强，并能最充分地利用驮畜。而且，他们用人海战术来换取我们的机动能力”。
战斗着的革命小将们
自1966年9月以来，开往北京的火车汽车上挤满了兴奋的师生。《 华盛顿邮报 》的记者称，他们涌向北京的大学礼堂和足球场、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和露天广场，“交换革命的经验”，听有关宣传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法的讲座。北京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巨大的会场。数万人来到北京，灌输了毛泽东思想后，再回家。通常还要有北京的学生干部陪着，以保证所传思想的纯洁性。
于是，北京就出现了眼下混乱时期最奇怪的现象：红卫兵。就为了这个名字，毛泽东回顾起另一个混乱的时代，即20年代和30年代的内乱时期。毛首先用红卫兵来称呼那些农民非正规军，他们跟随他的军队参加了一系列战役。后来红卫兵又随毛泽东和其部下参加了30年代中期的长征，来到了延安的山洞里。
6月中旬，红卫兵这个词复活了，到现在这种形式。一个实验组在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成立。它的组织者和第一任指挥官是长时间当毛泽东的代笔作家的陈伯达，62岁。8月18日，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前集会。大部分的红卫兵的年纪在十几岁和二十来岁。他们身穿军绿服装，系上武装带，戴上红袖章，站在观礼台的两旁，在预先准备好的信号发出之后，他们冲向观礼台前，向毛主席致敬。毛接受了一个红袖章并将其别上。他新任命的二号人物，国防部长林彪也这样做了。红卫兵们不停地呼喊着：“毛主席，我们要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他们确实一直在实现他们的诺言。红卫兵出现不到一星期，就横行北京，殴打那些穿着西服的中国人，将街道标志换成革命化的名字，羞辱圣芳济会的修女。不仅如此，他们还高呼：“我们不仅要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的风暴，还要将革命传遍全世界。”对于任何反对这一新潮流的人，红卫兵发誓要“改造他，对他实行专政，攻击他，直到我们的刺刀沾满血”。
血常常是红卫兵们自己流的。随着革命的展开，暴力行动也随之扩散。北京的红卫兵们带着很不情愿的地方领导人一起战斗。好几次，他们冲击了一些政府机关。战斗爆发了，红卫兵们也就可以进北京了。
当红卫兵离开北京，回当地推广革命时，更大的战斗爆发了。红卫兵、工人和农民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几年来第一次，军队被调用来维持秩序。
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是苏联报刊对整个事情的评论。莫斯科报纸对中国正在展开的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方法做了客观、详细、令人震惊的报道。“红卫兵揍了一名工人，因为那工人所在的房间里有一个毛泽东像上有个裂痕。”《 真理报 》报道，“他们打人都用棍、步枪枪托和电线，有一个人被折磨了一夜。当他失去知觉时，他们便在他身上泼冷水，一直折磨至死。” 《 真理报 》还报道了红卫兵如何占据党的上海司令部，向下面街上的人扔砖头和玻璃。
省级及地方的一些政府机关实际上已成为红卫兵泄愤的主要目标。
根据预先的计划，5月份，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实际上，学生依然上学，但他们只学一门课程：毛泽东思想。
红卫兵的一个商标便是“大字”墙报。那是些旧报纸，报纸上红卫兵宣布要对“修正主义”进行新的打击，谴责党员的非毛泽东行为，记录其他城市的红卫兵活动的新闻。
在过去的几天里，海报反映了中国城市的混乱状况。有人批评红卫兵，其他人只是报道红卫兵和工人农民之间的冲突。 红卫兵均来自于党员、工人、农民和军人家庭。目前，红卫兵队伍好像只接受北京党的首脑的命令，但红卫兵和军队的关系似乎在发展。有不少地方，军队的指挥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红卫兵团的“教导员”。
林彪是红卫兵的指挥官。但真正不厌其烦出来训话的人好像是总理周恩来。他最近要求领导干部不要再打人，把公共建筑上的艺术品撤掉。他还叫他们不要再张贴谴责孙中山夫人的大字报。
如果说红卫兵被他们所接受的命令给搞晕了，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得到的指示往往相互矛盾。例如，党的喉舌《 人民日报 》要求红卫兵减少他们的活动，让农民去收庄稼。然而，上周晚些时候，在另一次大型集会上，在毛泽东的注视下，林彪夸赞学生“做得对”。林彪之后，周恩来在发言中，则力劝学生：（1）不要到农场去；（2 去帮助收庄稼。
但这混乱是否反映了中国高层领导的分歧？几年前，毛泽东曾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再往前推，毛泽东或许还从他早期的革命中，探寻他的行动计划……
毛夫人江青
革命往往发展到它的发动者无法想象的地步。1966年12月初有迹象表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近4个月来，红卫兵们已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冬季呼啸的寒风横扫北京，他们不停地砸烂玻璃，打破脑袋，招摇于街头，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有超过10万的红卫兵，因为衣着单薄，只好将毛主席语录当围巾。不等到天气温暖时，广场上是不可能再进行上百万人的大型集会了。
党的中央委员会希望红卫兵们都能回家，也确实这样动员了。有些人响应了，坐上汽车、火车回家。但中国的交通系统破破烂烂，更多的人滞留在北京。于是，中央委员会又重申命令，限定了最后日期，所有的红卫兵必须在12月21日之前离开北京。如果到那时还不走，就要动用解放军，那将意味着一场“冲突”。
很多中国观察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支持毛泽东的红卫兵不停地涌向北京，手举“大字”海报，谴责刘和邓，一些谴责林彪的海报也神秘地出现。关于这场斗争的一种说法认为，林彪只想让那些他可以依靠的红卫兵留下，其他的离开北京。他已私下要求前者留下。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刘和邓不管红卫兵如何谴责他们，他们依然作为政治局的成员开展他们的工作。如果革命的目的是要赶走他们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革命还没有成功。
毛泽东的夫人也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在一个“艺术工作者”和红卫兵精英分子的集会中，毛泽东夫人亲自来了。她以文化大革命的代理领导之一和军队的文化顾问身份支持这项事业。毛夫人从延安时期就已出名，如果她不是主席的夫人，她早就会遭到红卫兵的抨击，因为她除了享受正常的待遇外，还要人伺候，乘坐由专职司机驾驶的轿车，喜欢给客人放映她以前主演的影片。
不久前，国家京剧院、中央音乐团和中央歌舞团的芭蕾舞团和管弦乐团已由军方控制。这位红色中国的第一夫人解释说，所有这些团体都难逃庇护那些企图“挖革命的墙脚、反对革命”的艺术家的罪名。然而，她又坦诚地说，从全局来说，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还必须考虑到多数派和少数派两方面的观点，她还说，毛泽东的光辉思想总能使他成为多数派的代表。这种坦诚只有毛泽东夫人能够做到。在最近几个月中国经历一系列事情之后，毛泽东的显要地位不言自明。如果这些事情是最微小的征兆，很显然，革命离结束还远着呢……
中国对澳门殖民政府的五项要求
就好像一只不安的蜂鸟栖息在共产党中国的东南沿海——葡萄牙人的那块6.5平方英里的宗主领土，这就是有传奇色彩的澳门。这个沉睡的城市，与其邻近的香港一样，充斥着罪恶、强盗和投机游戏。但作为非常便利的硬通货的来源，它为大陆所容忍。一个老澳门人这样说：“中国一喘息，我们就发抖。”
1966年11月，北京电台发表评论说：澳门和香港都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因为很多澳门的中国人以前都是内地人，12月3日澳门出现了65名左派建筑工人和警察的打斗。在乱拳和警棍的混战中，至少有20人受伤。澳门的左派报刊和劳动工会立刻高喊“法西斯主义”暴行。北京不久也隐讳地警告说，政府“挑衅和不明智的”态度会导致更大的麻烦。
五项革命的要求：当嘉乐比准将上月晚些时候接任澳门新任总督时，澳门共产主义者便要求政府：（1）承认一二·三事件的责任；（2）惩罚涉及事件的主要警方代表；（3）公开烧毁所有警棍；（4）承诺停止对澳门华人的“攻击”；（5）给事件中受伤的工人家庭以赔偿。
正当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讨论这些要求时，年轻的共产主义学生在市中心进行了两天的小型游行。然后，大规模的街头骚乱便爆发了。他们高呼：“杀死葡萄牙魔鬼！”大约3000名红卫兵模样的游行者砸烂了商店的玻璃，掀翻了他们看到的所有的汽车，推倒了雕像，劫掠了澳门市政大厅。第二天早些时候，5000人走向街头。在恢复秩序之前，已有8人死亡。周末，嘉乐比接受了五项要求。这样，虽然紧张和不安的情绪依然存在，但是澳门总算平静下来了。
诅咒、恐吓、威胁、污蔑别人的匿名信满天飞，在北京紫禁城城墙的阴影下，那里正在用斗大的语气纯粹尖酸的方块字写下现代中国的历史。
……
这一尖锐的挑战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的，全世界的确睁开了他们的眼睛惊异地看着毛泽东在“净化”中国共产党，但却爆发了如此严重的争吵，以至于导致了广泛的混乱……
……
部分省区仍处于混乱之中。军队试图控制诸如广州等一些大城市的秩序，其地位和作用也因此比经常斗来斗去的红卫兵们显得重要多了。
派系之间的暴力
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现在中国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但是作为一名记者，我们的工作就是披露尽可能多的关于这10年来最重大的事件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成为这期《 时代 》的封面人物。
一天天从红色中国传出的喧闹声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现在，它们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明显是逐渐展现出的中国混沌局面的另一个高峰。《 时代 》周刊驻远东通讯员及其他地方的记者被要求及时更新他们的报道。作者Jason McManus 和编辑Edward Jamie son，由研究人员Sara Collins协助，也正为一个新的版面而奔忙。
就像我们曾经在这里提到的，涵盖这个巨大的，敌对的，而且封闭的国家，是一个类似思考战争问题的费神的工作。仅仅依靠一个北美通讯员（ 加拿大人David Qancia ）和少数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他们必须监听电台广播，慎重地听取中国官方新闻社的报道，以及同新近从那里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及商人面谈。香港是这类活动的主要中心，但另外一些密切关注中国的前哨阵地还包括东京、华盛顿、伦敦、巴黎、维也纳和一些东欧共产党国家首都。而最令人吃惊的消息来源是那些在各大城市流行的，号召大规模打倒（ 中国官方从未报道 ）最新的领导人的大字报。
在这场斗争中的一些关键性人物曾经出现在《时代》周刊以前的几个封面上，《时代》的封面上，毛泽东出现了4次，周恩来3次，还有刘少奇和外交部长陈毅，这两个人现在都受到了攻击。而在最近的一期《时代》，有关中国的内容，报道了国防部长林彪的崛起，而他似乎在政治斗争中至今还没有受到打击。文章分析了红卫兵现象，认为 “像所有的革命一样，中国已经到达了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时刻”。
毫无疑问，历史已经写在了北京的大字报上。
诅咒、恐吓、威胁、污蔑别人的匿名信满天飞，在北京紫禁城城墙的阴影下，那里正在用斗大的语气纯粹尖酸的方块字写下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这一尖锐的挑战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的，全世界的确睁开了他们的眼睛惊异地看着毛的旨在“净化”中国共产党，但却爆发了如此严重的争吵，以至于导致了广泛的混乱。在各城市里，无所不在的大字报以极端的残暴语句攻击毛的敌人。也许不久，中国就没有不受牵连的人了。对于西方和东方的观察家来说，似乎中国已达到他们传奇的天蝎之舞的时刻。
西方所看到的只是片段而已，在1967年，只有少数的外国记者被准许留在北京。而他们主要的消息来源也只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小册子。尽管报道的细节常常发生冲突，但毫无疑问，这场斗争联系着两个对手：一方是毛和他一手提拔的林彪，另一方是更讲究实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所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南斯拉夫新闻社的Tangug报道北京已经被大字报和大量讽刺很多中国领导人的漫画所淹没。而《 纽约时报 》记者则认为北京处在新的“波普运动”中。
在中国东部城市南京，暴力行为已经取代了言辞激烈的话语。捷克新闻社报道，“约50万工人拥入了这个城市，决定消灭当地的红卫兵。4天来，双方在街道上冲突很激烈。其中许多人遭受了典型的中国式的折磨。日本的新闻服务处报道，有54人被杀死，900多人受伤，6000多人被捕。整个城市的铁路和电话服务都被切断……”
广州，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据报道，红卫兵已经控制了所有报纸和电台。在北京，有报道，一天晚上曾有5分多钟的交火。不可避免的，第二天在大字报上也出现了“报道”。其中有一些说在首都的西区制造了麻烦。纵观整个中国，在他们推广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红卫兵遇到了逐渐上升的支持，毛泽东曾说“只有从革命的实践中来学习革命；正如靠游泳来学游泳一样”。对于红卫兵而言，“游泳”更像是汹涌而来的洪流。
尽管出现新的暴力活动以及更多的暴力危险，但最主要的战场还在文字上——成千上万的文字。它们中的大多数极力诽谤那些反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派人物。或者，鼓动大家对于毛的支持，从而加固他和林彪的支持基础。这些攻击是基于对毛的忠心耿耿的信仰以及认为毛是无比正确的领导。
周恩来，总以冷静的态度出现，走上前命令红卫兵今后不得干扰工农业生产。但同时，林彪很坦白地通知红卫兵这只是毛的伟大计划中的暂时“退却”。
同时，几乎所有中国社会的基础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净化洗礼”。像北京中国剧院这样的文化设施也被军队用来拘禁强迫劳动的“顽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艺术家。中国共青团被红卫兵所代替，而且已经被遣散。妇联和全国工商联被宣布已为修正主义所腐蚀。甚至于新华社的一些编辑们在上星期也遭受了攻击，被剥夺了公职。
猜想中共政权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和明天北京墙上的大字报将写些什么一样无法预测。但中国人的行事方式最终会清晰起来，即使在这之前共产党的政策会严格加以保密。更可能的是，无论对哪一方，一个周密而妥善的计划将会是尽善尽美，在它的内在方式之间总有一些迷惑和矛盾的。而且，可能是由于这场斗争进行得如此激烈，以至于它的参与者也不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同的猜测到处都是。一些人说林彪正在巧妙地借衰老的毛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使得这场革命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阴谋。现在所能确定的是，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大动乱。
法国汉学家Pitrre D'Arcoart认为对于莫斯科或华盛顿，认定中国的对外政策会发生变化是不对的。他认为中国人仍然是按他们的传统方式行事。现在所进行的斗争是典型的孔子方式的斗争。没有人愿意冒险预测这场争斗将持续多久，但清楚的是，中国的这场大革命，不仅是对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对于关注于此的整个世界的。
这场在北京发生的斗争已经变得如此激烈，以致没有谁能够赦免，至少在大字报上都受到了诋毁——这部分因为刘少奇及其支持者也贴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大字报，这样混淆了每一个人。有大字报公开宣布要求“打倒周恩来！”而当它刚贴出，就立即被撕下，并换上了宣称每一个反对周的人都应该把“他的头敲下来”。外交部长陈毅，曾被认为是毛的忠诚的战士，也受到了攻击。当路透社企图发一篇有关的新闻报道时，北京电信局却拒绝播发。因为在红色中国，很少检查外国记者播发的新闻，可见，很显然周在任何地方都有维护者。而前几天，在散布的大字报上，毛自己也受到了攻击，被称为“……狂热者”。
73岁高龄的毛仍然是被崇拜的领袖。1亿多9岁以上的孩子从去年6月起已经离开了学校，或者成为红小兵或者在各乡村间欢腾跳跃，并不断学习毛的著作，在可及的范围内宣扬对他的崇敬。一个在遥远的新疆的农民可能根本不知道发生的斗争，但即使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也一定明白毛是谁，他说过什么。甚至，即使毛的反对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可能也不得不继续对毛个人的崇敬。
芭蕾舞剧院的一晚
1967年4月底的一天，舞蹈演员们在北京最新的芭蕾舞剧院旋转蹦跳着度过了一晚，赋予他们灵活的动作是一点一滴的毛泽东思想。在观众席观看中国革命现代芭蕾舞演出的不仅有毛泽东本人，还有他的妻子江青，国防部长林彪，总理周恩来，陈伯达，头号理论家康生。这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局5个月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而芭蕾舞最后的大合唱反映了此次露面的基调：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然而，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舞蹈的曲调是完全不同的。在毛泽东观看完演出的两天后，成千名“文革”中的竞争小组的学生和工人在北京的一个国营商店门口集合，通过扩音器大喊要控制商店而竞争。最终，声音向拳头和流血屈服。北京街头的墙上的画报也报道了其他地方的打斗。
虽然中国国内充满了暴力和斗争，但是中国依然有足够的精力对付它国外的敌人。当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驱赶两名中国外交官引发反华示威游行的时候，作为报复，红色中国也将两名印度尼西亚的高级外交官踢出了北京。在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门前，上千上万名的北京人进行了长达4天的游行，他们挥舞着标语进行示威。现在，10万群众走进北京工人体育馆，向电视和广播的受众高声号召，要组织反印度尼西亚的集会。
为了巩固对猛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控制，毛泽东建立了省市级的“革命委员会”，将忠实的政府人员、红卫兵以及军队领导集合在一起，替换了党和政府机关。到目前为止，委员会已经在北京、上海和其他4个省份建立起来了。
在美国的中国劳工
对于观光者来说，当他们站在旧金山中国城那杂乱不堪的大街上时，他们总能感觉到一种阴阳混合、难以名状的气氛——那种交织着世间对立事物的善与恶、甜与酸、光明与黑暗——不仅体现了深奥的中国哲学，也描绘了一个充满矛盾的街区——在那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后面，掩藏着一个交织着拥挤、艰难、恐惧和超时工作却只得到低回报的地方。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这块亚洲之外中国人最大的聚集地却是全美国最悲惨的贫民窟。
共有4万多名中国人挤居在布什大道、百老汇大街、卡尼大道与鲍威尔街道4个大街之间这块只有42个街区的中国城中。此外，有约3万人分布在北部、西部的邻近居住区中，另有10万多人生活在海湾地带。最初，只有上千人来到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地区——那时正值淘金和修筑铁路迫切需要人手的时候，也是美国开始限制移民数量、加州于1892年通过种族排斥法的时候。尽管有种种限制，过去70年中仍有大批中国人进入美国，而中国城中恐怕有半数中国人都曾违反美国的移民法。
自1847年开始，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一直饱受折磨：语言障碍（ 即便在今天，也只有约40%的人能很熟练地使用英语 ），担心被移民局检查，以及传统的屈服于命运与身份的观念也困扰着这些中国人。尽管这样，旧金山最年轻最聪明的美籍华人仍然以每年约1.5万人的速度离开那里，前往城郊的富人区。中国城也因此成为移民们通向美好生活的跳板，成为老人与失业者的聚集地。
直到最近，中国城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才允许外界了解城内的恶劣条件。加州工会和旧金山中央劳工会议组织已从中国城的居民口中得知了这些惨不忍睹的事实。1967年9月，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组织发起了一场对中国城8家服装厂和一所合同公司欺压工人的行为进行制裁的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并没有成立工会组织，但25000名受压迫的工人已然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一位劳工发言人曾这样说过：“我们希望这场运动所掀起的浪潮最终将结束各行各业中低标准工资的现象，并改善工作条件。”
尽管如此，宿命论在中国城仍然难以根除。一位城中的编辑这样解释中国人的忍耐精神：“初来者都要经过最初10年艰苦奋斗的时期，而后他们就会拥有一辆高级小轿车和一所漂亮的房子，并能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相比之下，所受的苦也就不算什么了。所以，还是忍吧。”一位工厂发言人声称，高水平工资在经济竞争如此激烈的条件下并不实际。他还警告说：“一年六七百万美元的薪水总额会毁掉这个国家的生产。”不论如何，中国城的居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耐心、漫长地等待富裕生活的到来符合他们的利益。
林彪说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67年10月1日，像往常一样，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台上站满了人，他们身着并不合体的灰色上衣和裤子，头上戴着灰色的帽子，毛泽东则位居其首。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传统并没有真正实现转变。但10月1日的国庆典礼确确实实与平常不同。相对于去年国庆的150万人，今年只有5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前。阅兵仪式也只进行了两个小时，这比起去年4个小时的阅兵就显得太少了点。就连去年那座20英尺高的毛主席石像也被今年这座比真人大不了多少的新雕像所取代。
节日的重头戏落在了人民解放军身上，而不再是主宰去年庆典的红卫兵们。实际上，毛泽东在庆典上一句话都没讲，他把发言的任务留给了国防部长林彪。林彪表示，现在是放慢“文革”步伐、巩固国家政权的时候了。他说：“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它激发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他们确实被激发了，但并没有像“文革”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一些汉学研究者通过国庆那天的情况来总结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确信，“文化大革命”的步伐已经在群众的呼喊声中停了下来。但文革在中国广大焦虑不安的老百姓中掀起的混乱局面还远未平息。毛泽东最初是想通过“文革”来清除那些过时的党政机构，代之以更革命也更受人民拥戴的政治组织。这个政治组织的核心——一个由忠于政府的工人、军人和红卫兵组成的“伟大联盟”——已经在北京、上海和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中的5个省区牢牢建立起来了。但在其他地区，“文革”只不过是成功地占领了地方政府，却并未建立起更加行之有效的机构。
部分省区仍处于混战之中。 许多农民与工人一样，抛弃了他们的工作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有些农民则大肆宣扬他们过去的收成如何丰厚，并要求政府归还他们的耕地；有些农民则借此机会不断向外扩充他们的耕地面积，用来增加收入；还有部分农民干脆集体从土地上消失，一起逃向城市。这样折腾的结果，使本来至少应该与去年产量持平的1亿8千万吨粮食可能会被丢在地里无人问津——自今年春天起，部分地区的食品价格已经上扬了20%。
工业方面的情况更糟。据报道，在鞍山这个正常情况下可年产全国1200万吨总钢产量一半的地方，不少炼钢炉在近期的暴动中遭到了破坏。不仅如此，有关采煤困难和原煤短缺的消息也在接连不断地传来。另据报道，今年8月，中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也曾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会战。《 人民日报 》几星期前曾就这一系列事故发表评述，认为“这是少数流氓地痞故意煽动部分工人以对抗另一部分工人，企图破坏生产秩序”。北京电台曾建议：“工人们不仅应该团结起来抵制这种破坏活动，而且，如果他们在工作时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业余时间从事革命活动，那将对革命事业更有益处”。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北京就已出版了一份官方的26名国家高层领导的名单，今天，只有13人在位，其余的人都已撤职，从刘少奇到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国家领导中还有一些名人也被清除出去了。
……
1949年建国后，同其他艺术一样，京剧遭受到了“选择性的革命”。直到最近，能在中国多数剧院正规上演的传统京剧仍然是屈指可数，江青正在忙着破坏这些作品。江青意识到艺术应该“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以她亲自监督新“革命”歌剧剧本的创作，这样把歌剧舞台的目的由艺术性的转向了政治性的。
……
第7次爆炸及西方的怀疑
1967年底一团火球在中国西北部罗布泊周围的沙漠上空燃烧，这是自3年前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国家以来进行的第7次核试验，也是自去年春天以来的第一次试验。去年春天中国的蘑菇云向全世界证实中国人已成功地研制出了原子弹的精品——氢弹。第7次的核弹非常小，与广岛的2万吨级核弹大致相当，但它作为一个微型核弹，其威力可不小。由于北京不同以往的沉默使人相信，它不是一个局部的哑弹，那么它日趋完善的微型化说明中国已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核弹头已经小到可以由导弹运载击中目标。
因为在至少10年以来，核武器与导弹研制项目始终是北京方面优先考虑的事情。此项目配备了稀缺的主要设备，甚至少有的训练有素的人才。中国拥有丰富的核原料，而且在1960年意识形态分裂之前常常向俄国出口铀。据估计西北的一家工厂一年可以生产足以制造20枚核弹的铀235。北京方面现在拥有80枚处于不同研制阶段的不同型号的核弹，这个比率可能会迅速上升。美国科学家估计到1970年北京会有100枚氢弹的储藏量。
导弹项目进展神速。声称700年前就发明了火箭的中国人现在拥有精良的短程和1500英里的中程导弹。今年他们开始在中国沿海修建次中程导弹的发射架，这将会成为亚洲核能力国家关注的一件大事。其中一个国家便是能精确定位中国测绘地图的日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仍然向中国厂方提供北京方面制造导弹所需的尖端技术。最近还向其销售了用于生产钛、钽等火箭金属的真空高炉和轧钢设备。尽管日本表面上在西方禁止向共产党销售的物资清单上签了字，但来自中国大陆的利益驱使力量是巨大的。事实上，日本根本没有对中国销售物资情况进行检查的官员。
最好的估计是中国到1972年甚至1975年时，仍未能达到发射最精良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以及可以打到美国的射程。在那天到来之前，中国会实施5000英里的洲际导弹试验。它只有两个发射方向，一个是有核国家开创了核试验先例的太平洋，另一个是西南方的印度洋。
中国已在世界上少数国家中根据其对“文革”的态度审慎地做了选择，它力求与印度洋西岸的坦桑尼亚交往，已许诺出资2.8亿美元，并派出工人帮助修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铁路。这项计划曾被世界银行认为不划算而被取消。如此的慷慨得到了补偿：当中国的火箭射向印度洋时，中国的监测、跟踪站可以设在坦桑尼亚。
法国参赞的中国之旅和他的旅行指南
盖尔德·马歇于1964年作为法国文化参赞被派往北京，不久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盖尔德告诉周总理，他有雄心写出第一本关于1949年建国以来的中国的参考手册，确切地讲是1924年日本铁路建成以来的中国概貌。周总理有些怀疑地看了看这位法国人，只说了句：“祝你好运。”
盖尔德不仅需要有好运去收集有关这个庞大的具有排外意识的国家的任何重大信息，而且需要做大量单调乏味的工作和非同寻常的方法。他的锲而不舍最终有了回报——中国的百科指南。去年已在法国出版，最近又出了英文版。这本书有1504页，是难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概要。对关心中国的人来讲，这一定是一件喜事；对那些愿意用19.95美元交换一次别有意义的旅行的普通读者来讲也一定是一件幸事。
盖尔德首先动员了20位来京参加文化交流项目的年轻汉语言专家，然后开始工作。其中一些工作也比较容易。盖尔德讲：“我们从北京商场的货架上取得食品价目表，在我们参加的宴会上拿到中国真正的菜谱。”调查小组向每一个来北京的观光者、商人、教师询问他在中国旅行的感受，然后把这些信息通过安全的法国外交邮包发往国外。由于被禁止参观山东孔庙，盖尔德为了更好地描述它，便设法乘坐小飞机在空中观察孔庙。两年的工作结束后，这本书的精装本被送到周总理那儿，周总理对书中的两件事提出质疑：一个是称台湾蒋介石政权为“政府”，另一个是称香港为“英国殖民地”。（ 周总理表示香港是英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领土，中国一定会收回的。 ）
尽管书中没有妙语去取悦它所描述的中国人，但它基本上也是无政治色彩的。比如，书中讲了共产主义对中国历史文化创造力的影响。该书分章介绍了中国艺术、文学、建筑、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分节叙述了如何用算盘、下象棋、中国烹调的基本原理。另外有两章描绘了200多个中国城镇，并告知旅游者如何参观，以及便于参观的一系列有实践意义的线索。
现在去中国旅游你也许会对政府的不配合感到失望，但将来哪一天如果美国旅游者要到中国参观，那么他们会在盖尔德的书里找到大量有用的信息。在中国如果你想知道准确的当地时间，你会在书中查到北京的时间查询电话号码是07。这本书会告诉你在中国没有商业欺诈；没有奶酪；没有小费；而且根本没有夜生活；也很少有飞机、火车会准时；在中国有事应当事先通知客人，客人通常会早到几分钟；在中国，客人不应该随便丢垃圾。
书中警告说领班会坚持让客人带走他所点的但没有吃完的菜，不过没有讲是否会提供小袋子。在祝酒之后，把杯子底朝上表示礼貌，以说明你已经一饮而尽。书中推荐旅游者坐火车旅行而不要乘飞机。不过它警告旅行者，火车上会有扬声器，不停地广播毛泽东思想、军歌和体操口令。那些希望用简单交通工具旅游的人可以利用书中的123张地图，其中有中国首次在国内外发行的北京公交线路图。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充满尖刻话语的标语出现在北京大学食堂东面的那堵墙上。毛泽东开始净化他那拥有7亿5000万人口的庞大国家了。他的武器便是人民解放军和他动员起来关闭学校的红卫兵，他的目标是国家政府的机构。刘少奇已成为中国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象征，毛泽东想消灭的正是修正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北京就已出版了一份官方的26名国家高层领导的名单，今天，只有13人在位，其余的人都已撤职，从刘少奇到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国家领导中还有一些名人也被清除出去了。
在具有权威的政治局6名常委中，只有两名——周总理和国防部长林彪幸免于难。政治局的11名成员中，只有5名留了下来，原来的6名候补委员只有两名幸存。中央委员会的91名成员中，只有14名出席了最近在天安门举行的“五一”庆典，通常能参加的人也就这个数。在地区的6个政党领袖中，5名被清除，1名被降职。国家的27个主要行政单位的27个党委被撤除。党的宣传领导这个位置已被清除了三次，总参谋长的位置被清除了两次。诸如粮食部、教育部、机械部等39个国家部委中，只有4个还能维持正常工作。
尽管毛泽东去年已要求重新开放学校，但许多学校还是关闭的，那些开放的学校也主要教授一些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停滞不前；在过去的两年中，没有一本有价值的书出版，唯一的一部新戏剧《 新时代的巨人 》还被批评家们批判为对毛主席的影射。
经济也受到破坏性的打击。2月，周恩来总理警告说，煤产量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它也在惊人地下降。交通彻底瘫痪，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火车被故意毁坏是很正常的事，货车因为没有燃料而被经常闲置。中国在大庆的最大的炼油厂也部分地受到蓄意破坏，仍在低效地运行，很难满足国家的需要。由于燃油缺乏，1月份在广州每天停电3小时，在北京冬天大部分时间没有暖气。钢和纺织品的产量也在下降。10年来，去年的气候最好，这样就避免了粮食产量的下降，粮食产量的下降对许多地方来说将意味着饥荒。
最后，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到去年10月1日，也就是中国的国庆节，中国同32个国家的关系恶化。其中有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印度尼西亚、加纳和突尼斯。事实上，只有5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中国的国庆节，它们是阿尔巴尼亚、刚果、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北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