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
中国的大多数报刊最近都在猛批蒋委员长，斥之为懦夫和叛徒。其一，他不向英勇的上海19路军增派援军；其二，在外交政策上他不对日宣战，而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稍后，媒体对委员长的态度略为好转，因为他有可能回心转意——尽管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指望他抗日。
……
蒋介石的关税政策调整，不仅使日本比其他对华出口国赢得了巨大的优势，还因为关税急剧降低，致使中国的棉纺厂、造纸厂、酒厂、煤矿和鱼市老板宣布他们无法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同日本产品竞争，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各界人士的请愿书如潮水一般涌向蒋总司令，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能收到怒气冲冲的电报。
……
蒋总司令于是在庐山牯岭镇的避暑官邸召开政府领导人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起草新的宪法。这个宪法将使中国总统（ 林森是现在的总统 ）摆脱有名无实的地位，赋予他完全的权力。这个决定预示着蒋介石将自己当总统，搬进南京那座崭新的、花费10万美元的白屋（ 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瓦顶 ）。傀儡总统林森还没有胆量想要占据这座官邸。
紫禁城宝藏南迁
从庞大的红色砖石建筑群——紫禁城巍峨的门楼到北平火车站，所有交通均被中断。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沿路把守。在各个战略性中转站，备好水、水龙头、软管的队伍（ 自愿消防队 ）整装待发。他们所要应付的可能是暴乱、大游行甚至国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次国葬。一队队穿着破棉袄的苦力拉着嘎吱作响的两轮车和独轮车通宵达旦地奔跑在马路上，车上是高高堆起的大小箱子。第一天晚上，有3000只箱子被运走，第二天882个。中国清朝帝王们250年间聚敛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财宝，就这样被南迁到了南京和上海。
远在北方的爱新觉罗·溥仪，正思忖着何时能够重返故园。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一班人马也正在期待着春天的到来——届时道路解冻，他们就可以直驶北平，把爱新觉罗·溥仪扶上紫禁城的龙椅。
在那屋顶镶嵌着琉璃瓦的深宫大院里，爱新觉罗·溥仪降临人世。他是老谋深算的皇太后至爱的外孙，正是这位皇太后让他成为“大清”王室的继承人。1911年“大清”帝国灭亡之前，除趁义和团叛乱时抢劫紫禁城的英法士兵外，全世界涉足这片皇家禁区的白人不到20个。直至1911年，这里仍然汇聚着无数的奇珍异宝：黄金、绿玉、宝石、瓷器、古画和雕刻。这里是自印度莫卧儿帝国崩溃以来，世人所知的最大宝藏。
1911年后，爱新觉罗·溥仪获准偏安紫禁城一隅。1924年，冯玉祥将军把他赶出紫禁城，同时也把他赶进了日本人的怀抱。自“大清帝国”灭亡以来，溥仪所继承的财宝渐渐流失，这儿一个瓷瓶，那儿一个玉碗。但即便如此，幸存下来的宝贝仍足以让游客们看得眼花缭乱。
国民政府决定，如果溥仪春季重返老家，那么他的“老家”一定要空无一物。此外，财宝南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仓促重建的中国首都——南京一直对北平的豪华气派耿耿于怀。南京坐拥紫禁城的财宝之后，这座新城将增添合乎一个伟大首都的高贵。
痛失东三省，“少帅”掌权
中国也出现“新政”。华北的北平政府大换血，连政坛新贵、“少帅”张学良也出局了。主政者蒋介石委员长从华中赶来，手操生杀大权，威临北方。铁路线上一列列中国士兵尾随而至，他们领着军饷，装备着步枪、弹药甚至机关枪、轰炸机等先进装备。
委员长精明至极，并不想与日本开战，于是把无望而徒劳的任务交给了“少帅”张学良——结果他痛失热河。“总指挥列车”停靠距离北平90英里的保定站——“新政”就是在这趟列车上隆重实施的。垂头丧气的张少帅要求辞去华北统帅的职位，但两天后委员长予以“拒绝”，令其颜面不失。同时，张少帅通电，其所欲所求只是为国献身，希望亲率所属中国军队抗击日寇。通电公布之后，张少帅搭乘三引擎豪华座机，从北平飞赴安全的上海公共租界，他打算马上乘船前往欧洲。至于热河和北平地区困境中的15万中国士兵的命运如何，他则无暇顾及。少帅以极具中国风格的方式通电逊位：
“痛失东三省（ 严格来讲是满洲里 ）后，学良竭诚补过，但今又失热河，使余深信不宜延续指挥重任。余上负政府督察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
过去数月，学良历尽坎坷，加之时局突变，余若恋栈一日，当更为愧疚。倘余殒命，亦无益于政府，无益于时局。故请政府准免本兼各职，以示责罚，并另用贤能。”
张少帅那令人生畏、赫赫有名的父亲——大帅张作霖是将长期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白手起家，最初是人人鄙夷的苦力，后来则干起盗匪掳杀的勾当，最终成为满洲里的土皇帝。1926年攻陷北平后，张作霖实际上自立为帝王式的独裁者，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外国政府交往。张大帅喜欢喝老虎的热血，当春药之用。无疑，他是末世君主之一，治下是颓废无度的朝廷，只要他一说出“砍掉那小子（ 或女人 ）的头”（ 他也经常这么说 ），谁都会变得服服帖帖。
“少帅”张学良是张大帅的长子，他也沾染过诸如吸食鸦片之类的恶习。在日本（ 资助张作霖的国家 ），他实际上被视作王储，常常像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一样参观日本陆海军秋季演习。1928年，因专列遭炸弹袭击，张大帅遇难，“少帅”张学良深信，这种行径只有日本人干得出来。
父亲遇害后，张少帅痛定思痛，不愿维系张家王朝与日本心照不宣的联盟，故改弦易帜，投靠由“主席”，即现在的“委员长”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18个月前，日本终于毫不留情地把少帅赶出了满洲里。北平洛克菲勒医院根治了他的毒瘾，但为时已晚。日本得寸进尺，步步围逼，直至攻陷热河。“少帅”不得不离开中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日后不能重整旗鼓。年初传言，加拿大皇家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收到了张少帅的存款，月息高达50万美元。
委员长的南京政权
蒋委员长仍然幽居在专列上，没有进入北平，而是派心腹、最信任的助手何应钦出任北平市长，统辖华北。何应钦是一个先后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字辈，现任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调派中国军队赶往长城脚下。从濒临海岸的山海关到远在北平之西的内蒙古边境线，250英里的漫长地段，已陷于日军控制之下。
蒋委员长坐在指挥车里，随时都可以后撤。他浏览着来自东京的电文，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有如下一段话：“我军从山海关推进，60日内足以扫平整个华北，然后就会撤退，把华北交给最可靠的华人。”在日本看来，愿意向爱新觉罗·溥仪宣誓效忠的军阀就是“最可靠的华人”。溥仪做过皇帝，现在又成了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执政者。日本人把他称作“溥氏一世”，也许他将很快荣膺“溥皇一世”。
蒋委员长是个叱咤风云而又反复无常的人物，一定程度上是他使中国走向了统一。自1926年起，他就成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
蒋介石出身于盐税官世家，1911年毕业于东京军事学院，回国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加入革命斗争。他于上海的革命军服役，隶属其良师益友陈其美麾下。到1923年，他已深受伟大的孙逸仙博士赏识。孙博士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获得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大量军火。蒋介石在1925年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在1926年7月发动北伐，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击败了当时控制中国北方的军阀，率领国民党统一全国，成了“主席”。
1927年，“主席”抛弃苏联盟友，转而致力于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除了曾在日本短期休养外，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只是在日本进攻上海危及南京时，他才逃离政府所在地。如今，南京政府已获得各大国的承认，各沿海省份包括大约半数的内陆省份都承认它的权威。
组成南京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叫“苏维埃”，而叫“院”。如同在俄罗斯，所谓的“主席”（ 现为林森先生 ）和“行政院长”（ 现为汪精卫先生 ）都不太重要，国家实权集中于蒋委员长及其内兄、财政部长宋子文（ “T．V．宋”更有知名度 ）手中。就地方局势而言，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天性使得全国各地军阀（ 如山东省著名军阀韩复榘 ）的独裁统治显得有章有序。
尽管能干的韩复榘随心所欲地处置山东省的财政收入，不让它们落入宋财长的口袋，可他还是把山东与各国以及国际联盟的外交关系交给了南京的外交部长罗文干——罗文干代表全中国撰写和接收外交文函。
《 纽约时报 》记者肯思从南京发回报道宣称，中国的大多数报刊最近都在猛批蒋委员长，斥之为懦夫和叛徒。其一，他不向英勇的上海19路军增派援军；其二，在外交政策上他不对日宣战，而是寄望于国际联盟。稍后，媒体对委员长的态度略为好转，因为他有可能回心转意——尽管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指望他抗日。备受国耻之辱的成千上万名学生高呼抗战，与同仇敌忾的儒雅先生们围坐在一起，群情激奋地讨论着整个危局。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
中国各地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过，这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烧杀掳掠的中心地带相隔数百甚至数千英里。牢牢驾驭着中国这匹剽悍烈马的，就是蒋介石，他使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走向了统一。
蒋介石通过一场大内战，从广州打到北平，征服了中国。对他来说，6场大叛乱还不至于令人惊慌失措。如果中国果真需要平乱，那么委员长将不得不分头应付60个方向，而不只是6个，因为就全中国来看，至少还有许多地头蛇似的“将领”在兴风作浪。在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等大城市里，生活虽然艰难但还算安逸。皮肤黝黑的蒋委员长聪明过人，对于并不挑战中央权威的地方骚乱置之不理（ 他曾说，大多数骚乱还不如芝加哥的帮派火并有规模 ）。然而，蒋委员长遇到了一个令其心绪难宁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他们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控制着南方的江西省及其附近地区大约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对蒋介石政权构成了真正的重大威胁。为发动一次“围剿”，他按照周密的计划买来步枪、机枪、野战炮、战斗机和各种弹药。为活捉共产党将领毛泽东、朱德或要他们的尸首，蒋介石分别悬赏10万和8万银圆。30万大军开赴战场，准备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率领下围剿苏区，但他又突然在南昌召集所有将领和顾问开会。南昌位于江西省，是其战场指挥部，周围正是星罗棋布的苏区。蒋委员长宣布，他有可能紧急赶往另一个更危险的地区投入战斗，转而把整个剿共重任交付给助手刘峙将军。
尽管军事委员会成员们均清楚委员长已决定赶往何处，但他们还是一本正经地分析了各个叛乱中心：
一、蒙古：这里是汤玉麟和刘桂棠两位将军的血战疆场，有报道说察哈尔省东部已沦为废墟。但是，这难道不是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吗？南京军事委员会就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在德王手下的将领们为蒙古人提升蒙古的地位时，蒋委员长已圆满解决了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南京政府曾向蒙古派出使节——使节准许蒙古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也争取到由南京代蒙古执行外交政策的权力。由此，蒙古之乱可视作“个人恩怨”。
二、新疆：一个既有不毛之地又有富饶绿洲的省份，远在南京3200公里之外的大西北。狂怒的穆斯林人与被派来统治他们的装备较好的中国军队继续在那里展开激烈的游击战，新疆纸币已贬至面值的3%。但新疆脱离中国、加入苏联的危局似乎已经化解，这在部分程度上要归功于外交部长罗文干的英勇表现，他刚刚完成了出巡这片荒凉之地的“宣慰之使”。
罗先生报告说：“形势令人惊愕。试想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与新疆之间的通商要道因形势动荡而中断，结果新疆的一切出口产品都流向了仅存的通道——苏联。”
新疆省主席蹲进了南京的一所监狱，罗先生斥之为“无故镇压”新疆穆斯林并在政治上向莫斯科摇尾乞怜。罗先生前往新疆时，蒋委员长还调派了随行士兵，新疆省主席正是被这些士兵逮住的。又传言新疆出现血案和叛乱，但鉴于该省极其偏远，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认为完全有理由先放一放。
三、四川：四川离南京大约1600公里，那里出现讨伐省主席刘湘的战乱。去年，刘湘打败自己的叔公、当时的省主席刘文辉，取而代之。中国人有时会略带夸张地说：“四川20年来战乱不断。”“刘侄”在战乱中似乎已稳居上风，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英明地决定：只要他能坐稳“刘叔”以前的位子，就由他去吧。
四、广州：广州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和“革命圣地”，蒋委员长正是从这里跟着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逸仙博士——“中国的乔治·华盛顿”起步的。也正是从这里，蒋委员长挥师北伐，征服全中国——部分程度上得到了俄罗斯及受训于莫斯科的宣传员们的帮助，但也正是这些宣传员使其军旅走向纷争。高歌猛进之际，蒋委员长没太注意，苏维埃政权的种子已在他身后的中国土地上发芽、壮大。
过去几年来，南京政府曾向敌对的广州政府提供资助，而广州政府一边拿钱一边和蒋委员长的反对派们一唱一和——时而秘密，时而公开。广州的公然对抗演变为厉声怒呵，陈济棠将军领导下的广州政府通电南京，要求蒋委员长下野，而此前广州政府刚刚接受了南京意图收买它的一大笔资金。
五、福建：福建事变使蒋委员长遭受致命打击， 他不得不从江西的反共运动中抽出身来，召集军事委员会。
11月，毗邻广州的福建省宣布“脱离”南京。大胆的福建叛乱势力竟然宣称他们而不是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他们公然挑衅蒋委员长，宣布其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领导——他是英勇保卫上海的19路军著名指挥官。原19路军余部通过招募新兵恢复了元气，他们将在蔡将军的率领下继续战斗。更重要的是，福建新政府拥有华南政坛奇子陈友仁做其“智囊”。正是他对南京政府构成了潜在威胁，也正是他迫使蒋委员长匆忙召集军事委员会，并动员精锐之师，亲征讨闽。
坚强、热情、沉默寡言的陈友仁，他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最初跻身伦敦律师界，许多中国仇敌说他“不能说汉语也不会写汉字”。
中国大多数政治人物的英语流利，陈友仁无须借用生硬的汉语口诛笔伐。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博士领导下的原广州政府曾聘用他为法律顾问，之后他的口诛笔伐为他在中国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32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委员长翻脸，之后他的满腔怒火一发而不可拾，斥责蒋委员长“封建思想”、“政治上不诚实”、“对日本屈膝投降”，是一个“将会搞垮国民党的没有灵魂的独裁者”。
蒋介石正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征服中国的，南京也仍然称作“国民政府”。陈友仁足智多谋的才能再次显现出来，广州政府不但要求委员长下野，还要求南京政府改组，让国民党发挥更大的治国作用。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领导人都是白手起家的政治家——比如陈先生，威望就是权力。南京和北平的政治人物代表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福建和广州的政治人物则代表激进主义——即使不是也接近。福建事变和广州通电的真正意义在于，华南政治势力发起了新的攻势，以期摧毁他们所说的南京“宋家王朝”——这是南京政府的真正靠山。
蒋宋家天下
《 时代 》周刊上的报道宣称，漂亮的三姊妹及其赫赫有名的兄弟构成了今日的宋家王朝。父亲宋嘉树（ “老查理” ）笃信基督教，天资聪慧，在中国为传教士们印刷了几百万册《 圣经 》，结果发了财。他曾把伟大的先行者、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孙逸仙博士潜藏家中，并予以资助，因此得以名垂青史。
长女宋霭龄是本家族的预言家，她支持“老查理”急不可耐地把次女庆龄嫁给首任大总统孙逸仙。数年后，孙逸仙逝世，继承其衣的蒋介石征服了全中国。这时，宋霭龄表示：“我宋家可大受其益。”尽管蒋介石是个已有妻室的佛教徒，而宋家皈依基督，但在蒋介石撇开原配、转而与小妹宋美龄结婚时，宋霭龄还是同意了。宋霭龄本人则嫁给了孔子的第75世孙孔祥熙博士，她的弟弟宋子文成为财政部长——其鼎鼎大名更以“T．V．宋”为各国政府所熟知。这样，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宋家的温馨和睦不可能万世永固。陈友仁以其惯常的敏锐，选中了一个最佳时刻来攻击宋家王朝，即中国政府。
一个月前蒋委员长和内兄宋子文发生不快，结果宋先生辞去财长一职，委员长的姐夫孔祥熙继任。但在中国金融界，宋子文是无可替代的人物。孔博士和蔼可亲，德高望重，但没有妻子宋霭龄精明。宋先生是唯一一位使中国实现预算平衡的财政部长，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威慑骄奢淫逸的中国军阀们的财政部长。不幸的是，宋财长鼓动中国从日本手里夺回满洲国，借此使自己成为备受欢迎的人物。蒋介石清楚，他的军队如今还打不过日本，他也讨厌金融家干预政治。阴谋诡计和流言蜚语使宋蒋两人更为疏远。蒋委员长意识到自己不得不迎接福建和陈友仁的挑战时，宋先生实际上是在袖手旁观。
突然之间，7艘轮船满载精兵良将，出海平叛。上海宣布戒严，军列隆隆驶向福建陆战前线。委员长还从南京派出了几个航空队，战斗机雷鸣般划过天空，带给福建的不只是炸弹，还有传单：
致19路军：
同志们！速解散伪福建政府，否则南京政府将予以彻底消灭。
总司令蒋介石
西藏故事：政治与宗教的暗中较量
1934年1月的一个夜晚，北平的夜空中，一弯纤弱的月亮慢慢地从天空升起落下，遮挡住土星和启明星，使它们反射出的暗红光芒不为人们所见。一些穿着黄袍的佛教徒正在北平年久失修的喇嘛庙内举行着典礼仪式。信徒们手转法轮，口诵佛家六字真言：啊、嘛、呢、叭、咪、吽。
三天之前，在北平西南大约1600公里，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以60岁的俗间年龄撒手人寰，去了极乐世界。布达拉宫是他在西藏拉萨的一座要塞式宫殿。死者是第13世转世佛祖，西藏及许多地方的佛教圣地的绝对统治者，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那旺洛桑·丹增嘉措。
自从7世纪佛教徒从印度跨过喜马拉雅地区奔腾汹涌的河流和暴风雪肆虐的高原进入西藏后，藏族人就开始接受他们的信仰——喇嘛教。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被建立起来，具有等级制度和祷告仪式。
15世纪，经过教徒向黄教方向的转变以及宗教改革，喇嘛教根据需要形成了一套理论和仪规，确立两个在世人形活佛。一个是达赖喇嘛，当今西藏的统治者、布达拉宫的主人、全体西藏人的在世活祖、“宽大慈悲的活佛”；另一个是精神统治者班禅喇嘛，主持扎什伦布寺，称为“无量明佛”。
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继任人是根据西藏等级制度来决定的。其中任何一个喇嘛死后，他的灵魂会立即寻找到一个安身之处，这就是一个藏族婴孩的躯体，不分其家庭地位高低，身份高贵还是贫贱。一些预兆将向神职人员和喇嘛们提示，哪一个孩子将是下一个在世活佛。在成为新的在世活佛之前，他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经文寺院受训，他的家庭地位也将会立即得到提升，享受国家的特殊照顾。
关于达赖喇嘛，挑选的方法是将候选婴儿放在玩具等小饰物前，其中放有前世活佛的遗物，先摸到遗物的孩子就成为达赖喇嘛。然而，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办法一直没有使用过。这次被选中的这个孩子叫那旺洛桑·丹增嘉措。
1893年就职后，这个达赖喇嘛就有别于其他人。他所有的前任都死得很神秘，并且很早。在西藏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也不足为奇，况且这里的医生一直按部就班地“用毒”。达赖喇嘛能有60岁的寿命，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几个世纪以来，拉萨一直被称作“禁城”，只有为数不多的执着的探险者和特使有机会拜访过此地。但是已故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具有现代品位的精神统治者。他头脑精明反映在他总喜欢用纤细的手指抚摸他的宠物——一只小老虎的毛皮。早在年轻的时候，达赖喇嘛倾心于俄罗斯，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梦想从北方向印度接近。1904年，当英国人弗朗西斯·爱德华·扬赫兹本德上校率领武装特遣队进入西藏时，达赖喇嘛率其“朝廷”逃到了蒙古，最后辗转到达了北平。
他在北平受到了冷遇，成了有名无实的西藏君主，这使他产生了不可消弭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想法。他再次返回西藏，西藏此时已经对印度开放贸易。一时间，他的生活还算平静：睡着锦缎被褥，用金钵吃饭。1909年，中央政府派代表进入西藏，迫使达赖喇嘛再度逃亡。这次他逃向印度，在那里受到了礼遇。他卧薪尝胆，决意把汉人赶出西藏，让英国人在西藏建立影响。
因为西藏人相信“珠穆朗玛之众神”具有猜疑和复仇的精神，所以达赖喇嘛总是拒绝探险家们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企图。1924年，一支远征队有13名攀登者死亡，达赖喇嘛认为“众神将有8年时间不得安宁”。去年春天，在克莱德斯代尔·布莱克·麦克因泰尔的飞机飞过珠穆朗玛峰后，西藏便经历了一个特别糟糕的夏天。近两个星期以来，就在他圆寂之前，达赖喇嘛还通知英国，必须放弃有关飞越或攀登珠峰的计划。
作为300万藏族人的绝对统治者，那旺洛桑·丹增嘉措的一举一动都在俄、英的监视之下。
达赖喇嘛认为班禅喇嘛不能与他拥有同样的权力。1924年，一些西藏宗教界的掌权者同意达赖喇嘛同时占据两项职位，废黜了班禅喇嘛。此举令南京政府、蒙古和满洲感到震惊。那个个子不高、圆头圆脑、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被许多佛教徒奉若神灵。事实上，1931年的时候他在藏区外的影响极大，当达赖喇嘛乘坐他的第一辆汽车在拉萨兜风时，班禅喇嘛则正在满洲乘坐着他那鲜黄色的火车包厢四处巡游，为中国团结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而游说。国民政府每年付给他48万美元，并封他为“保卫国家传播文化的伟大而开明的活佛”。
现在，这位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正在蒙古活动。当达赖圆寂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他的助手们希望他在北平宣布复位。同时，西藏的军队再次骚扰内地。班禅喇嘛的复位声明成为中央政府平息藏军，在西藏建立控制力量的一个极好机会。但是俄国和英国也同时在关注着西藏的局势。
内忧外患，国民政府酝酿财政对策
1934年7月3日，在蒋介石总司令的授意之下，中国的关税政策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日本没有占领北平获得的报酬。新的关税政策将极大地提高美国、英国和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的关税税率，同时降低日本向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为了让这一切尽量发生得很平静，中国的审查员被命令去阻挠白人记者用电报发送这条新闻。
《 纽约时报 》的分析文章认为，蒋介石关税政策的调整，不仅仅使日本比其他对华出口国赢得了巨大的优势，还因为关税急剧降低，致使中国的棉纺厂、造纸厂、酒厂、煤矿和鱼市老板宣布他们无法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同日本产品竞争，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各界人士的请愿书如潮水一般涌向蒋总司令，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能收到怒气冲冲的电报。
来自中国海滨城市的报道说，日本的货船正在蜂拥而入，连船上的排水装置里都装满了货物，绝大多数日本在华的运输公司都额外租用了船只。中国的编辑面前堆着政府的命令，这些命令威胁说，政府将查禁任何“支持无知的商人的立场”的报纸。在一封电报通知中，蒋总司令愤怒地宣布说：“政府将不再容忍公众的无理态度。”
然而公众仍然抱着这种“无理态度”。蒋总司令于是在庐山牯岭镇的避暑官邸召开政府领导人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起草新的宪法。这个宪法将使中国总统（ 林森是现在的总统 ）摆脱有名无实的地位，赋予他完全的权力。这个决定预示着蒋介石将自己当总统，搬进南京那座崭新的花费10万美元的白屋（ 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瓦制屋顶 ）。傀儡总统林森还没有胆量想要占据这座官邸。
在会议开始前，长着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对会议内容缄口不谈，其他人纷纷仿效，只有孔夫子的后裔、抽着雪茄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除外。他在上海登机之前，突然觉得有必要对罗斯福总统的白银国有化政策进行评论。孔博士说：“我们也想实行白银国有化，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受到法外治权条约的制约。我们不想让价格飞涨，因为白银对我们的国家生活极其重要。”
孔博士指出，如果美国的白银国有化计划导致对这种金属的过度需求，中国将禁止白银出口。他使劲吸了一口烟，然后说：“中国应该准备立刻采取行动——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必要的话。”
总司令召集的会议上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一位政府发言人非常平静地称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也是记忆中的中原地区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旱灾”。
来自中国心脏地带安徽省的官方报道说，现在有50万名农民几乎没有粮食和饮水，在苍黄的天空下同饥荒做斗争。几个星期以来，气温从来没有低于华氏100度，最高时达到120度。炎热烘烤着人们，使他们变得无精打采。
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洪水也导致了饥荒。一场倾盆大雨使得河里形成了8米高的大浪，浊黄的浪花泡沫飞溅，咆哮着向下游奔涌。数以百计在河水里泡得肿胀的尸体又被冲进了大海。受灾地区的传教士总部发布的一条短讯说：“死亡人数难以估计。”
正当中国被白种人制造的银圆危机而大伤元气的时候，在满洲和华北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却在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应允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华北。
与此同时，北方的日本人正忙着收紧风筝线。在北平附近的非军事区，日本浪人的挑衅最近激起了民变，中国农民占领了两座城市。早些时候，中国当地行政长官商震将军在得到南京政府的授权后，坐下来与日本驻华北军代表多田将军达成了一项协定。
……
一些中国官员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也许最好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联合，而不是同日本国联合。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谨慎地说：“中国还没有被迫在日本和俄国之间做出抉择，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中国也许必须做出这一决定性的选择。”
……
蒋介石的“新生活”和屠杀
在工业化城市上海，一个中国苦力若想赚到相当于7美元的钱，他得辛辛苦苦，节衣缩食地干上7年。去年，一项声势浩大、形式新颖的慈善之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上海市极具魄力的市长吴铁成开始组织穷苦的中国人集体结婚，每对新人只需交付7美元的费用。
到目前为止，一个典型的中式婚礼需要为请司仪、举办仪式支付高昂的费用，同时还得为新郎新娘所有的朋友准备充足的食物。这一切往往会使新人背上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因此，当吴市长雇到一个气派的管乐队演奏门德尔松的《 婚礼进行曲 》时，想借办婚礼赚钱的人个个恨得牙根直痒。
市政厅搭起了一座引人瞩目的婚礼圣坛，当然上面的照片不是上帝而是孙逸仙博士，人们称他为“中国革命之父”。如同列宁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样，孙逸仙博士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同样神圣的地位。57对新人站在1200名来自各个阶层的亲友中间，似乎有些缺乏自信。他们每两对依次走上圣坛。吴市长鼓励着每一对新人，让他们对孙博士照片三鞠躬，然后夫妻对拜两次，最后再向吴市长鞠一个躬。接着吴市长递给每个新郎一本用多种颜色墨水写就的结婚证明书，婚礼随之结束。
吴市长告诉那些蜂拥而至向他表示祝贺的朋友们说：“这只是上海在蒋介石总司令号召下所进行的革新的部分成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我都会组织这样的婚礼。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已经有31对新人报名参加下个月的婚礼。这些都是蒋总司令伟大的革新中国的‘新生活’运动的组成部分。”
而在中国西南腹地贵州省，群山连绵起伏，这里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汞矿，这里的人们说一种叫“苗语”的少数民族语言。4月，蒋介石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猛打，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
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令贵州的当地人又新奇、又惊恐。随着屠杀速度加快，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上升，从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后4天的屠杀中，一共死了7000名中国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歼灭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这是对付共产党的唯一方法。”
在最近一次追击中屠杀7000名共产党后，蒋介石委员长在其贵阳指挥所正面迎战中国苏维埃武装的反击。在新闻发布中，委员长告诉大家，毛泽东现在没有固定的总部或住所，只能随着他的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各省间流窜。此外，据说毛泽东病得很重，只能用担架抬着。
有了这些好消息，蒋委员长咂咂他的薄嘴唇，兴致勃勃地同“少帅”张学良一起饮茶。张学良这位头顶光环的中国青年，继承了其实力派军阀父亲的巨大家产，后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饮虎血、玩时髦女人的张作霖。
少帅陪委员长喝完茶，致意道贺之后，坐上他崭新的波音飞机，命令美国飞行员送他回武昌行营。半小时以后，他们飞到中国共产党部队控制的区域，飞机飞得又高又快，地面的射手拿它没有办法。突然，波音飞机开始噼啪作响，张少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他的飞机被迫降落，落到共产党手里，等待他的命运只有死亡。他的美国飞行员一边祈祷，一边长距离滑翔，子弹在机身附近呼啸而过。终于飞机恢复了悦耳的轰鸣声，倾斜、转弯、提升、穿入云霄，最终将张少帅安全地送到了汉口。
何应钦出卖了华北
《 时代 》周刊的记者在南京警告美国与中国人，日本继续觊觎中国的大门，威胁要吞并北平和华北港口天津。与此同时，天津美国商会会长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却说：“依我看，罗斯福政府的银圆政策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损害要甚于日本人。”
在上海，美国企业集团的坚实支柱，弗兰克·杰伊·雷文控制的“雷文股份”（ 经营银行、房地产和保险业务 ）开始贬值了，而在去年12月其价值估计还有7000万美元。雷文指责罗斯福总统人为提高银价的政策使他的美国东方银行破产了，这家银行的主顾大多是传教士、美国水兵和上海舞女。银子是中国的一切。“我破产了，但我们还在保护我们的债权人。”雷文先生说，“我在尽一切努力清偿公司债务。美国收购银子把中国的银圆买光了，使信用冻结，商业瘫痪。”几个月来，中国政府百般恳求罗斯福总统停止抬高银价，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死刑阻吓任何向国外走私此重要金属的人——在国外卖出“罗斯福价格”。早些时候，美国总统为中国所做的事是任命美国牧师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为新任中国大使。
正当中国被白种人制造的银圆危机而大伤元气的时候，在满洲和华北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应允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华北。
皮肤细嫩滋润的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在1933年上任时曾承诺保卫华北：“我们要收复热河和满洲里！”现在递到他手上的条款是：
1．撤离和“处罚”河北省（ 包括北平和天津 ）主席于学忠将军，过错是对日本人态度太强硬；
2．从河北撤离中国政府的军队，该省由日本可以接受的新主席的军队控制；
3．从河北撤走中国政府之国民党的所有分支机构。
拿美国打比方，这样的要求相当于东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罗斯福总统解散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民主党，任命日本傀儡做加州州长，并把美国军队撤到落基山脉以东。
日本在天津及天津周边大肆炫耀一番它的军队、坦克和轰炸机（ 让轰炸机从天津的外国租界低空隆隆飞过 ），随后中国便出现妥协迹象。日本人要求撤换的于主席被立即解职，其部队开往南方。接着，5辆满载北平政府军队的火车也被中国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调往南方。何部长出于慎重，严把口风，不让部队知道撤退原因，担心他们若知道了他对中国的背叛将有兵变。日本方面发回的电文援引何应钦私下对日本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大佐的谈话：“我现在完全明白日本人想要什么，我希望他们明白我寻求和平解决的诚意。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回报的，我不希望出现任何意外事件。”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自己得到了日本人的现金回报。在中国的内战中，他曾公开收买敌方将领，公布他们倒戈的价码。然而，虽然何应钦以政府的名义明确地答应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但是没有得到南京政府和老谋深算的中国独裁者、身材细瘦的蒋介石的确认。整个中国政府还保持着沉默。
日本驻华北参谋长酒井大佐有些不置可否地说，日本给中国政府执行这些要求的期限为6月20日，但可以给一定的宽限期限。“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酒井大佐最后冠冕堂皇地说，“我们只希望为东亚带来幸福。我相信中国人感激我们的真诚。如果他们不知感激，我们只能将中国人当成种族的败类。”
根据日本人这种偏颇的定义，中国将军商震就不是种族的败类。早前他被派来天津代替被解职的于将军。商将军一上任，立即对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梅津中将友好地打开了一瓶又一瓶上等的香槟酒，宾主高呼“为睦邻友好”而痛饮。
吴佩孚要重出江湖
当北平的官员们还在对日本人奴颜婢膝时，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只是稍加威胁诱骗，就控制了几乎大半的北部中国。北平突然间危机四伏，而纷乱中渐渐凸显出一位戏剧性的人物：人称“儒将”的吴佩孚。
吴佩孚大帅，这位农民出身的土匪，统治大半个中国十年之久的大军阀，同时也是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目光忧郁、下颌透着坚毅，瘦削的面颊满是胡须，曾被认为是孔子得意门生的后裔。10岁的时候，吴佩孚就能声情并茂地背诵古文名篇，他的诗作展示了东方人不寻常的天赋。他精通军事谋略、清正廉洁、勇敢无畏、热爱自己的国家……吴佩孚的追随者自豪地称自己为“吴迷”。吴佩孚最喜欢烈酒、戏曲和纯金器皿。不善识人和自大是吴佩孚最致命的缺点，他自比拿破仑，甚至认为自己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吴佩孚一度控制了整个中国北方，但是他的部下——“基督将军”冯玉祥背叛并推翻了他。吴佩孚只好退隐，在荒山孤庙中重又开始研修书法和诗词。不过，他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仍旧是一位大英雄。
一些传闻认为吴佩孚又来到北平，对这里的事情“指点江山”。但可以肯定的是，挡在前台的是吴佩孚格外信任的左膀右臂白坚武。让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出北平城的路上，中国政府被日本人赶得方寸大乱，匆忙中在北平西郊的车站里遗留下一辆装甲列车。事发前一天的夜里，在白坚武的带领下，大约60名中国人和朝鲜人，集合一些中国军队，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带上武器，乘着这辆装甲车，向北平的旧城区出发。装甲车从北平城南开进10公里，来到永定门的豁口。但是指挥官白坚武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他进攻的目标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在北平保留的仅有的维持治安的卫戍部队。
白坚武的装甲车开到永定门便开始射击。显然，这是一起与城里呼应早有预谋的行动。但是，白坚武的计划落空了。北平驻军得到警报，迅速占领永定门，用沙袋堵住豁口，并开枪反击。装甲车徒然地在黑夜中轰鸣，被迫停下来。午夜之后，装甲车的每个窗口都被布置上枪手猛烈开火，开始反扑。这一次守军装备了迫击炮和机关枪，顽强回击。 幸运的是，除了一个中国苦力不幸被迫击炮弹击中外没有人中弹，装甲车再次撤退。大约在拂晓时分和早晨7:40左右，装备了3英寸炮的装甲车又先后两次冲向北平城，北平始终岿然不动，装甲车也只好沿着铁路灰溜溜地撤退。
虽然这件事情做得愚蠢不堪而且太自不量力，却足以惊动全中国。到处流传着吴大帅被激怒，准备将日本人从华北赶出去的传言。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冲突事件感兴趣的日本指挥官拒绝对这一事件做出评论，他们认为这只是中国军队的一次“小骚乱”。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
当面色红润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提出辞职时，便有记者指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装病。这使得汪先生非常气愤地声明：“我真的是病了！”
没几天，“诚实的”汪先生从病榻上站起来，收回了他的辞呈，而且从青岛经过800多公里的行程到达南京。在那里，汪精卫院长和蒋介石总司令达成共识，他们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
没人注意7艘日本炮艇沿着水流湍急、挟泥带沙的扬子江驶向有中国“芝加哥”之称的大城市汉口，并开始了猛烈的炮火轰击。同时，在中国的南方，10艘日本驱逐舰驶进汕头。
日本炮舰之所以选择汉口，是因为在日本从中国攫取满洲4周年之际，汉口和武昌的军营挂起了“还我河山”的横幅。日本炮舰上高傲的指挥官认为这“构成了不可容忍的反日宣传”，日本帝国政府要求惩戒肇事的中国人。
日本人宣称更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发现中国士兵在射击场上拿日本国旗和穿着日本士兵服装的假人做靶子。
汕头事件起因于一位中国海关主管不能容忍日本的走私者，他们走私数额太大，以致汕头的大米关税从每月40万美元下降到12000美元。这位主管大胆地查收了大量从日本和朝鲜走私的货物，包括大米、豆饼、豆油、棉制品、糖和水泥。早些时候，10艘日本驱逐舰轰隆隆地开进汕头，并每天晚上打开探照灯大肆操练，舰队指挥官要求将走私货物还给日本走私者，并且从此以后这类商品在汕头全部免征关税。
在威慑之下，汉口和汕头的当地政府被迫同意日本人的要求，而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在中国几年来的两难境地中苦熬苦撑。他们或者宁为玉碎，不惜流血牺牲进行自杀式的武装抵抗；或者委曲求全，成为令日本政府完全满意的中国政府。
然而蒋介石委员长雄心犹在，他要努力使没有受到日本直接威胁的华中地区得到改善和巩固。南京以南大约480公里的地方是江西省的要塞城市南昌，他在那里建造了远东最大的战斗机基地。现在，这个中国空军基地正在向西转移到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市，它坐落于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四川省。蒋委员长此举很像苏联斯大林将战略基地建在乌拉尔山脉之外，让任何欧洲力量都攻击不到。四川省四面环山，不通铁路，蒋委员长的朋友们说四川将被建设成一个“强大的、自足的战略要地”。这个省面积比法国大，人口也比法国多，而且离日本十分遥远，它的最西端距印度只有160多公里。
既然委员长忙于比同日本人作战更切实际的事务，南京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位日本人认为亲日的行政院长，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汪精卫先生。当他自己也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生厌的角色而托病（ 他确实有病 ）辞职的时候，日本政府却向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迫使汪先生在一夜之间病体康复，继续任行政院长之职。
汪院长和他的内阁成员们看上去像是一群胆小怕事的政客。当华北的中国军队在日本的机关枪下纷纷倒下的时候，他们却在用香槟和美言款待日本大使。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还没有被迫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北部割据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
现在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北部的未沦陷地区。在意大利分散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之时，日本很可能就要夺走华北了。6月日本就着手削弱长城以内的这块地区的政权，要求废除当地的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不能拒绝，但汪院长以及内阁屈服之迅速竟引起驻北平的日本武官的疑惑：“对于废除政委会，我并不感到遗憾，但中国人做得太突然了，事先没有同我们商量。这不太友好。而且，显然他们并没有决定由谁来代替政委会同日本皇军谈判。”
中国如此政务混乱，局势难料，使日本人在整个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日本作战部队在东京的最高指挥部里也在同时酝酿着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具体表现为日本温和派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的一位幕僚遭到暗杀，一位更加好战的新任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走马上任。
此前天皇的发言人，日本驻上海武官矶谷廉介将军这样讲：“我希望中国人自己做出所有必要的变革，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推举一位负责任的领袖，日本可以和他商谈……我们相信最终中国的4亿民众会起来推翻现在这个自私的政权……当然一旦出现危机，日本已经完全准备好介入，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只有两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立即进行政策的根本调整，或者华北五省必须完全脱离南京政府，建立独立的机构。”
日本军方的这一声明与日本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满洲帝国时的论调如出一辙。今天南京政府对日本已经是百依百顺，若想仍然保持任何意义的中国政府，再做妥协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日本武装推进前的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投机政客想乘机抢占华北的地方官位。在这群可怜虫中，日本的宠儿是前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将军。去年春天，当宋将军威胁要率部抵抗日军时被南京免职，此举使他突变成为完全的亲日派，并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区司令。一位日本高级官员诡秘地笑着说：“我们准备让宋将军有一切理由保持友好。”
上海的《 中央日报 》早些时候把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比做上次世界大战，那一次日本借机强加给中国臭名昭著的《 二十一条 》。《 中国时报 》警告其中国读者此番日本只会变本加厉，然后以形象的语言沉痛地写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中国目前正把空军撤到西部，使中国东部面对日本更无还手之力。这期间蒋委员长做出一项最重大的决定，赶走了大名鼎鼎的约翰·汉密尔顿·朱厄特上校及其周围一小群敬业的美国战斗机专家，正是他们使中国能够在南昌建起全天候起降的大型空军基地。
朱厄特上校在杭州附近的航空学校培养了200多名中国顶尖战斗机飞行员。该校训练强度大，考试要求严，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将军和政客，因为他们那些想开飞机的公子们多被淘汰。今年朱厄特上校的合同到期时，蒋委员长没有续约，而是把空军交给了本国官员和罗马来的斯文的洛尔迪将军手下的意大利专家。
这番交替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几年来努力的结果。1934年，这位意国“领袖”为讨好蒋委员长向他的政府派来一位大使——随后日本、英国、美国和德国才依样行事。最近蒋委员长接受了独裁者墨索里尼赠送的一架轰炸机。美国空军顾问“全遭清洗”，蒋的一些最好的朋友认为他做了致命的错误决定，断送了刚刚起步但成绩斐然的中国空军。
协议卖国，汪精卫遇刺
身着笔挺的卡其军服，没有金丝绶带和招眼的臂章，中国当代最好的陆军元帅、将军和地方长官会聚南京。几乎所有中国要人都到了。此前，中国那位信奉卫理公会教的独裁者蒋介石委员长从未在身边召集过这么多的军界精英。连中国军阀中的老牌大人物，身材魁梧、满脑子怪主意、永远出人不意的“基督徒元帅”冯玉祥也从其泰山附近的休闲地长途而来，愉快地宣布他“现在是虔诚的佛教徒”。
空气中弥漫着期待之情，国民党在今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许能够正视中国和日本的现实。这个现实是推行亚洲合作的政策——即使幅员辽阔的中国几年内只是被日本牵线的风筝，也会使这个古老东方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早几天，主战派站在国民党总部的台阶前与傀儡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合影。在中国的政客中，汪精卫是最积极鼓吹“风筝说”外交政策的，而他不仅是行政院长，也兼外交部部长。据后来的《 时代 》周刊报道，事实上，这次合影蒋没有出现，而是躲在休息室。
官方照相师钻到黑布后，其他中国摄影师纷纷按下快门。突然，一个相机中冒出一支手枪。砰、砰、砰！三发子弹击中汪院长的胳膊、脖子和腹部。汪院长倒下的同时反应迅速的军人已经向刺客还击。
枪击中了目标，一位看门人和一位前司法部部长倒下了——他们的受伤都被归咎于行刺的刺客。其他人的子弹没有伤到人，灵巧的中国官员像兔子一样四处散开，而中国的军人们围住了受伤的汪。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刺客姓孙，但他与南京政府已故的国父孙逸仙博士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刺客立即被打上共产党的标签。而几百万中国人都认为他是个爱国者，希望亲日的汪院长活不成，遗憾的是，他没有把亲日的首脑人物——委员长一并打死。
在上海，富裕的中国人没有什么爱国热情，他们只是焦急地观望着汪院长的病情。第二天谣传汪院长死了，引起上海交易所的大恐慌。金条——“唯一安全的东西”价格猛升，其他的一切都跌了。后来的消息又说汪院长的状况“良好”，金价又回落了。同一天，刺客因伤死亡。
南京政府及各地首脑于是做出姿态，表示他们没有受到汪精卫遇刺的影响，继续按照预定的计划召开国民党全会。他们回顾说，1931年南京的一群暴徒控制不住爱国主义的冲动，洗劫了中国外交部，因为即使是那时，政府在他们眼中也是亲日的。而从那以后，政府看来在亲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与此同时，北方的日本人正忙着收紧风筝线。在北平附近的非军事区，日本“浪人”的挑衅最近激起了民变，中国农民占领了两座城市。早些时候，中国当地行政长官商震将军在得到南京政府的授权后，坐下来与日本驻华北军代表多田将军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商将军所述，“协定是，多田将军答应今后控制日本浪人的活动。他同意我将我的‘保安队’派到非军事区，那里原来是不能进入的，我们将赶走占领了城镇的叛乱农民，设立新的中国地方官员，他们将致力于中日友好。”
因为中国农村的“地方官员”就是那里的统治者，商将军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实际上是同意了把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交给日本的傀儡来统治，他们将和所谓满洲国的皇帝没什么区别。
“协定”达成不到48小时，汪院长便倒在枪声中。
一些中国官员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也许最好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联合，而不是同日本帝国联合。毕竟布尔什维克充满了活力。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谨慎地说：“中国还没有被迫在日本和俄国之间做出抉择，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中国也许必须做出这一决定性的选择。”
虽然汪院长是由于亲日遇刺，在几年前他也很可能由于亲俄而遇刺。在1928年，他还与莫斯科打得火热呢。苏联的黄金支持了中国的内战，帮助蒋介石建立起南京政府，蒋自己做了独裁者。本周，反应迅速的日本人对南京政府新近的亲俄言论万分恼怒，日本军国主义者扬言，一旦中国政府有转向莫斯科的实际迹象，天皇的军队将长驱直入，夺取中苏边境地区。
在中国院长被3颗子弹击中而卧床两天后，代理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突然宣布将中国使用多年的流通货币——银子“国有化”。中国人仍旧可以随便储藏黄金，但孔博士下令将银子收归政府银行，窝藏银子被定为叛国罪。中国人从来不信任纸币，这次中国政府颁布法令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不能兑换成金银。
日本占领天津机场，图谋华北“自治”
美联社的消息表明，1935年12月，日本军队没费任何力气就占领了中国北部极具战略意义的丰台火车站，距北平仅十几公里。日本军官通过慎重考虑后还是称之为“假战争”。月初，日军的另一次“战争游戏”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中国北部的邮政系统和几处电话交换机。开始中国人还想乘机把车辆开出中国北部，但是日本人有强制性的命令：只有某种型号的汽车从中原开到中国北部后，才允许同样型号的汽车从北部开过黄河。
部分租借给泛美公司的天津机场，也被日本人控制，并开始被改装为军用机场——已经有两架日本战斗机在此落脚。从上海飞来的航班刚刚抵达，就被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包围，气急败坏的日本军官冲着不懂日语的美国驾驶员大喊大叫，对乘客推推搡搡，还威胁要逮捕他们，理由则是“要为我们天皇的飞机拍照”。
所幸在飞机上有一名会讲日语的美国记者，他警告这些日本人不要对西方人无礼。在百般劝阻下，日本军队才很不情愿地撤走。
当日本人的侵略一波接一波地长驱直入，在中国内陆城市北平、天津等地蔓延时，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在首都南京也是终日担惊受怕。汪精卫还险些被暗杀，后在上海住院休养，现已完全恢复并回到南京，密谋暗杀他的人已经被发现。
本月，借助所谓的“自发的华北自治运动”，25个县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由与日本有亲戚关系的中国人殷汝耕管理。蒋介石在南京发布逮捕令，要求河北省省长尚晨（ 音 ）逮捕殷汝耕。但是尚晨无能为力，所以自责不已，借由“在家中煤气中毒”请求离职。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命令河北省的实际操控人宋哲元担任“和解委员”，在北部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这位高官精通运用微妙的手段化解矛盾，处理问题。
现在的宋哲元又被中国人怀疑为有意与日本人勾结建立“自治政府”。在大家都在等待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有所表示时，宋此时的一句话使大家稍感安心，他说：“我没有殷汝耕那么大的野心，我不会成为自治政府主席的。”
这句话同时也打消了日本人企图利用宋将军建立屈服于日本人的傀儡政府的希望。
自诩为“将军”的平庸人物殷汝耕竟然成了正处蒸蒸日上的日控华北“自治”政府的头儿。这种事态相当明显地告诉人们：日本人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人。
上周殷汝耕雇了一帮唯利是图的中国人，在日本军队的掩护下占领了天津的塘沽港。这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残忍的玩笑。如果闻名的中国“马歇尔”——吴佩孚也同流合污，将对民心造成更大的打击。而上个周末天津的来电宣称，伟大的“儒将”吴佩孚元帅决定结束在佛庙中8年的虔心修行，出山执掌华北大权。
如果这个消息确凿不虚，各派军阀将会在北平采取更灵活的新策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对付日本人，也是为了给自己争得政权而戎马转战。如今，中国学生的地位已经不像在吴佩孚管理学术界时那么举足轻重了，他们除了用笔在昂贵的白纸上空写一些标语之外没有多大力量。
与此同时，北平有5000名激进的男女学生举行了抗日示威。示威遭到了中国军警的镇压，100多人被打伤住进医院。被警察驱逐的人群中有一个青年挥动着他瘦弱的胳膊高呼“再打我几下！”。
由美国提供资金支持的著名大学——燕京大学的名誉校长、中国著名学者卢采蔚（ 音 ）说：“如果事态继续发展，燕京大学就不得不关闭。我担心学生如果再继续举行抗日示威活动，警察很可能会向人群开枪。”
而在南京，由蒋介石总司令任兼任行政院长的中国政府终日忙于同日本人进行外交谈判，尽可能减小损失。显然，华北的地方势力不会服从南京的命令而将库存的白银运往南京。一是日本不会答应未来的傀儡政府现在就耗光白银；二是华北的地方势力也希望保有这些白银，至于将来谁控制这一地区则与他们无关。
1936年:“梨核”之罪
正当最现代的中国思想家、哲学家，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博士在曼哈顿沃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出席旅美华人社团为其举办的宴会上，为中国日益出现的政治团结举杯庆祝之时，上海的一些勇敢人士将一只梨核投向行进中的日本“蓝衣队”，并因此冒犯了日本皇家海军的尊严。这使过去两个月中一系列严重“事件”达到了顶点。
在一小时之内，上海港的日本海军增加了100多人，并占领虹口国际区（ 租界地 ），借口搜查嫌疑者，粗鲁地逮捕他们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那个扔出梨核的午夜俱乐部的每个角落同时被日本军警、宪兵搜个遍，他们声称他们是在找那个“剩下的梨皮”。
这家中国人的午夜俱乐部的业主向日本人写出书面道歉书，但正值此时，日本驻上海特别海军（ 陆战队 ）指挥官近藤英次郎（ 音 ）宣称其战舰介入。同时，天皇在东京召见日本海军大臣永野修身，日本政府新闻发言人叫道：“……我们的愤怒是无止境的。”
蒋介石委员长总是运气不错，事发时他本人在1000多公里外的广东，同样地，也没有对日本人立即做出反驳的举动和言论。
上帝，这真是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当中国内阁官员挤向飞机，去见他们的蒋介石的时候，他们都这样叫喊着。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说服蒋介石同他们一起飞回南京——他的首都。
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日本在华海军最高指挥官佐藤修（ 音 ）向记者透露说，日本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接受“某些亲善的条款”，而事实上这些条款比臭名昭著的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还苛刻许多。根据第一条“亲善”条款，每一支同中国共产党作战的中国政府军队都必须配以相同数量的日本军队。根据第二条“亲善”条款，每一名中国政府官员，不论是防务部队，还是内务官僚，都必须配一名日本顾问。根据日本方面的第三条“亲善”条款，立即建立全面脱离中国政府的华北自治，一切由日本控制，但允许悬挂中国国旗。
当驻华日本海军少将被问及日本是否强迫蒋接受这最后通牒时，他冷冷地回答说：“这或许是唯一的途径，这也是我们军人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如果哪个市民有较好的建议，欢迎提供。”
日本人虎视中国
1935-1936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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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下一步就是，蒋委员长、蒋夫人和银行家宋子文共同向南京政府发出最为明确的命令，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率领下的讨逆军不得再向西安逼近，讨逆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按兵不动。
……
战火首先在北平西南部郊区点燃，交战双方是演习中的日本军队和宋哲元将军率领下的中国军队。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卢沟桥和北平周围的村庄之间，激战频频。措辞生动的公报称，他们“击退了妄图切断我驻军与南苑机场联系的鬼子，用手中的大刀把敌人赶跑了”。
……
日本政府的债券报价由90日元，一个星期之内降到了76日元。日元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悲观主义者们坚持认为日本只有支撑3个月战争的资金，3个月之后经济必然崩溃。现实主义者则指出经济崩溃并不能阻止战争的进行。
……
西安事变成功，蒋介石获释
老练的记者们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西安事变——“不可思议”。从任何西方视角来看，“不可思议”的是东亚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竟为暴力所俘，46名卫兵悉数被杀；事变中他本人假牙丢失，在被囚禁的13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诵读《 圣经 》；最后，他又突返南京，宣称惨遭绑架在部分程度上是咎由自取；而绑架者之所以把他放走，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读了他1936年大约5万字的个人日记后，深受感动！而在东方人看来，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不过是中国人在“保全面子”。
宋美龄立即飞赴西安，与之同行的还有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兄长宋子文、神秘莫测的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他们在西安下了飞机，当时浓雾笼罩，夜色朦胧，机场上众多士兵举起了数百个火把。机场上的士兵隶属于名气稍逊的杨虎城将军。
概言之，绑架者张学良的数百人部队围困着被绑架者蒋介石，外围是杨将军的数千人部队——他们也可被视作是操控了绑架案；再往外则是绑架者张学良的数千人主力部队以及火速赶来的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同时南京政府的美式轰炸机也在空中虎视眈眈。
蒋夫人直奔沦为囚徒的丈夫，她用小包带来了一套新假牙——丈夫安上假牙后会舒适些。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下一步就是，蒋委员长、蒋夫人和银行家宋子文共同向南京政府发出最为明确的命令，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率领下的讨逆军不得再向西安逼近，讨逆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按兵不动。
无疑，赎救蒋介石的数百万现金是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中敲定的，而且想来这是宋子文尽可能以非政府的方式操办而成。毕竟，他所努力营救的是自己的妹夫，况且宋氏家族在中国乃是首屈一指。协议既已达成，所有到场的达官显贵都飞赴洛阳——显然，绑架者完全忘记了当初的崇高要求——被绑架者要立即领导中国对日作战。
在洛阳，保全面子的好戏粉墨登场，也许还要持续好几周。可以说，绑架案中的蒋、张二人很难臂挽臂地同机赴宁，也不宜身着华艳军服抵宁。委员长换上便装，先行一步；两个小时后，少帅穿着廉价的中国棉纺长袍，满心悔意地尾随而至。迎接委员长的有年迈的傀儡主席林森以及欢呼雀跃的20万南京市民。
然后，有关各方开始对外公布长篇大论——但显然是为妥善处理中国空前的重大绑架案而编造出来的。潇洒、机敏、胸怀大义的绑架者张学良宣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恶。兹无颜随节来宁……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请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蒋介石则宣称：“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如中正怀有任何私欲或做出任何危害国人福祉之行为，则人人皆可视余为叛逆，甚至罚以枪决……若中正所言所行缺乏诚意，若中正怠于同志之革命理想，则手下将士皆可视余为敌，甚至罚以枪决……学良君已早日纠余之错（ 绑架 ），危机未得迟滞，中正深信国民政府会宽宥处理……如中正在西安之时对君做任何承诺抑或签署任何文件，皆无异于中国民族之灾难……”
据认为，少帅可能携带巨资出国一段时间，并可能最终统率委员长手下的另一支中国军队。中国各地，人们对危机和平解决欣喜若狂，连不折不扣的戒酒人士、“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宣称，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本人要痛饮一瓶，以贺委员长获释”。
到了南京，蒋介石与张学良在重兵保护之下，极其隐秘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其话题被描述为“双方的个人利益”。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竟然会有“私人利益”，这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好奇心了，而且很快闹得沸沸扬扬。
政府圈子里传说，少帅将在独裁者之前接受某些中国法官和陪审员的审判，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但随后又予以完全赦免。在虚张声势中少帅被一名军警带到法庭——警卫员像是在保护其安全而不是防止逃逸；这可谓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古怪的审判，当事人坚定地揽过所有责任，请求施以最严重的惩罚。法庭程序只进行了大约90分钟，而法官和陪审员评议却耗费了几个小时，其间还不时向朋友们透露消息说，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随后，他们判决少帅10年有期徒刑，另加剥夺公权5年。少帅与唧唧呱呱说个不停地警卫员共同驱车来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豪华别墅，环视周围的奢华，静候减刑。由于蒋介石的一位不太知名的兄弟63岁而终，他“不得不前去参加葬礼”，减刑姗姗来迟。少帅的朋友们怀疑此安排是故意的，断言少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在南京，有关绑架的不同处理意见也在相互角力。
一位名叫乔治·菲奇的德克萨斯公司驻西安管理人员来到南京后说，据他所知，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 蒋介石及其夫人、内兄宋子文、顾问端纳、张学良 ）借助哄骗杨虎城将军的诡计才得以出城，本来杨将军的部队控制了绑架案。这种说法使整个事件更显扑朔迷离。
绑架案的原始形态就这样花样翻新地再次登台亮相，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主要现实是：中国走到一个关口，其领导人正考虑对日宣战，并且他们清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任何中国领导人想赢得这场战争的部分胜利，也没有可能。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共；二是苏联。
1937年的禁烟运动
美联社记者赫夫在遥远的中国报道。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船只主人来自英国、日本和挪威。据称，英国的一支远航队伍就有76艘船只；而来自日本的许多鸦片先走海路，再取道满洲国由陆路运往中国各地。1936年愚人节，鸦片生意成为中国政府专营行业，每月都有大约350万美元的鸦片执照税上缴到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手中。
数年前蒋介石发起“禁烟”计划，但各地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效果亦不大。大体说来，中国警察会逮捕那些明目张胆的吸毒者，然后送进类似监狱的“医院”；吸毒者接受的毒品剂量将逐渐减少，直至为零，最后其身体会被强行刺上一种标志，表示其毒瘾已被“治愈”。日后，如果他们再次因吸毒而被警方逮住，警方就有处决之特权，无须再次费心劳神。中国的许多城市，时不时会处决吸毒者，每次处决的人数有多有少——这要看吸毒者的亲朋好友能否（ 用金钱 ）成功地说服警方枪下留人。
各地方政府宣布，从春节那天起，凡售卖、购买或者吸食鸦片者，一经捕获，即予处决。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人面临死刑，5000名刽子手已赶赴这座老城外的公决场，届时会使人头落地。
“世人也许会谴责我们滥杀吸毒者”，北平的一位高官开始其耸人听闻的讲话。结尾时他说，南京政府只是在尽力吓唬吓唬尽可能多的人。
“政府要有始有终。”魁梧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怒斥南京政府。他出身农民，而且现在仍然是农民之貌，一有机会就会取笑那些文质彬彬的政府官僚。此前，没有谁听说南京政府下令从春节开始，凡被抓到买卖和吸食鸦片者一律处决；从春节开始，也没有人因上述罪行而遭处决。这位信仰基督教的高级指挥官表示，这真是荒谬至极。他虔诚地信仰《 旧约·全书 》，要求政府大开杀戒，把已开始的行动进行到底。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余名以上的吸毒者上了处决黑名单，冯将军挥舞着他那农民般的铁拳，咆哮道：“对任何吸食大烟者，均不容手软！我有一个侄子，抽过10年大烟，但年届62岁戒除。他人若有决心，亦定可做到。”
由于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既不接电话、不阅信函，也不看电报，这位基督将军只能对下级官员们吹胡子瞪眼，他们曾怯生生地向他提议少杀些。冯将军大发雷霆几个小时后，北平警方带来一个冻得半僵的人，警方称他是在骑自行车时被逮住的，当时车上有60盎司毒品。当地的军事长官宋哲元将军亲自下令予以处决。这名死囚被戴上镣铐，在汽车的拖引下穿过北平大街，同时号手们吹得震天响，警察则对试图拍照的人大打出手。现场有一万人注视着冻得发僵的死囚被迫跪下，一个动作敏捷的士兵走过去，在后面把手枪枪口对准其后脑勺，只发一弹即令其毙命。
国共酝酿联合抗日
新春第一天中国人就神情忧郁，他们看到了国内德高望重的预言家们近乎一致的预言：他们的国家与日本将在1937年爆发“大战”。东京任命了一个军人内阁，该内阁进而控制了日本国会。日本新任首相林铣十郎对中国来讲，是个家喻户晓、人人痛恨的“越境者”。 1931年他的部队是从朝鲜越境入侵中国满洲里的第一批日本军队。现在，日本已把满洲里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附庸国——满洲国。
而过去5年来中国出现了严密、流动、自封的“红色政权”，1931年在中国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政府，威逼南京的中国政府。自1934年以来，红色政权就一直被蒋介石“驱赶”，或者说在“推进”。
25000里的长征之后， 红色政权一年多前移至中国偏远地区，从而使中共人员——其中多数是农民作了些休整，多多少少算是在三大块区域内安顿下来，其总面积大约有20万平方公里。
在苏联边境的另一边则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将军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远东军。1924年至1927年，化名“加伦将军”的布柳赫尔同志还是蒋委员长的首席军事顾问，那时苏俄向蒋氏提供资金和弹药。但蒋总司令征服中国、公开抛弃共产主义后，红色将军加伦获准经由上海“逃跑”。他在上海顺利登船，悄悄回到莫斯科，在俄罗斯又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红色将军，他是中国红色政权的老大哥。
西安事变中有一个特写：被绑架者蒋介石请绑架者张学良阅读其过去一年中的日记。做成节略本的蒋介石日记分发到所有国民党委员手中，但严令他们保密。这似乎要向国民党证明——正如此前向绑架者张学良所证明的那样：惨遭绑架的委员长绝非对日卖国求荣，其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中国人。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夫人首次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他用汉语，她则操着英语。除了使外人看到他们仍然为其著名的“新生活运动”（ 中国基督徒的一种清教主义形式 ）身体力行，很难再获得更多的讯息。
蒋夫人有一位不信奉基督教的姐姐——孙逸仙夫人，即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国民党是依靠来自莫斯科的借款创建起来的，当初孙博士曾试图从别的地方筹款，但未能成功。1927年，务实的蒋介石突然与莫斯科断交。在新生活运动的背后，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南京是否应在1937结束与苏联的争执，重新与之联合起来——这会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外援。
孙博士的遗孀宋庆龄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姻亲二姐，这些年来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关系。她厉声疾呼：“某些中国政治领导人沦为恐日症之牺牲品……目前，日本无力进行持久战，因为日本人民反战，其政治人士与军方亦生龃龉……日本技术上落后，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决定性因素乃中国人民现已准备抗战到底！”
这还需拭目以待，因为南京政府仍在与靠近绑架案中心——西安的中共领导人进行微妙的谈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西安的中共人士提出了1937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正式的莫斯科论题：共产主义和民主“站在大道的这一侧”，而法西斯主义则“站在大道的另一边”。其用语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布劳德的话如出一辙。不久前，布劳德声称：“共产党宣布的是‘民主对法西斯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对法西斯主义’，因为共产党人追求最广泛的民主。”
侵略前夕
从华北雪域荒原传来传教士的说法：蒙古游牧民族现已在察哈尔省建立了一个为日本所控制的新生自治国家，名为“蒙古国”，“与日本的附庸国——满洲国相似”。这片土地夹在满洲国与绥远省之间，与俄亥俄州面积大抵相当，首府设在化德。又一片中国领土，即使不是彻底也近乎是纳入了日本帝国的范畴。
在附近的中国绥远省，几个月前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日本人的渗透被迫停止，但那里依然重现紧张气氛。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说得毫不含糊：“我等决不允许本省领土完整受到损害！”他动员和检阅绥远全军，追悼1936年在击败蒙古部族战役中阵亡的士兵。除绥远对伪蒙大加挞伐之外，中国南京政府也随即表明了立场。国民党总裁、曾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宣称：“南京全力支持绥远打击叛乱行径。”
蒙古国“独立运动”的主谋正是蒋介石的头号心腹大患、连升三级的德王。过去几个月来，他在日本的扶植下控制了蒙古。一位内地游客在蒙古待了6个月后返回上海，他惊叹道：“世人竟然没有听说过这个新国家，我真是吃惊！”蒙古国建立起德王领导下的事实政府已有数月，同时还有一支约由1万名蒙古人和满洲国人组成的军队，它要受日本人的统率和指挥；政府各部首脑由蒙古人出任，但像满洲国的情形一样，都处于日本“顾问”的操控之下。
长久以来蒙古就拥有自己的邮局，独自发行邮票供内部使用，寄往“国外”的信件则取道满洲国邮局；蒙古甚至还挂起自己的国旗——蓝地红黄白条旗。
过去几个月来，从子弹到飞机各种武器装备从满洲国源源不断地运来，有的飞机上装饰着日本太阳旗标志，有的飞机上还带有德国的十字闪电图徽。蒙古的所有坦克和飞机均由日本技术人员掌管。
在华新闻记者们猜测，上述军备旨在让日本人重新对绥远发动攻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必须首先攻克绥远，然后才能按计划沿毗邻俄罗斯的蒙古拉一道铁环。对于蒙古云集坦克和战机，东京的解释却轻描淡写。最近，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官员称：“蒙古人正积极防范共党分子，准备发起自卫战。”但这位东京发言人所忽略的事实是：距离最近的中共军队也远在600多公里之外；还有，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反共。
而在东京，精明而谨慎的日本首相近卫文坐在床上，透露他正“患有失眠症”。实际上，他是在受到最高程度保护的情况下操持着帝国的艰难事务，他要防范那些一贯无所不为的日本超级军国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他们已总共杀害了3名日本首相。
这位聪明的首相具有充分的理由在日本深藏不露，采取一种幕后主政的策略，因为一切都还有赖于中国的独裁者现在是否准备拿他精良的美国舰船、意大利战斗机以及德国人训练的中国军团即所谓“蒋氏嫡系部队”不顾一切地对日开战。日本轰炸、入侵上海时，蒋介石曾命令他们全部按兵不动。
蒋介石仍然待在风光宜人的庐山牯岭胜地。南京政府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宣布：“在必要的情况下，总司令会毫不犹豫地率军抗日。”中国人声称他们实际上已经从南京北进，朝近来开始出现冲突的北平靠拢，但这些说法并未得到证实。显然，即便嫡系部队受到调遣，他们也都停在了黄河以南。如果他们不想破釜沉舟，而蒋介石本人也不想表现得更像恺撒，那么，对近卫文亲王来说最好的策略无疑就是幕后主政。
日本首相深居简出的时候，本土各都知事应召赴东京参加一场重要的紧急秘密会议，朝鲜各都知事在汉城、台湾各都知事在台北聚集。日本政府首次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就要动用战斗机了，一旦遭到轰炸日本公民将作何反应？ 陆军省次官加藤在极度不安的广播讲话中说：“如果情况恶化下去，整个国家都将成为战场……没什么可怕的。”显然，他是指中国的轰炸。
日本各都知事还从未像上述广播讲话一样被看得如此天真，但几位内阁大臣劝诫他们“要务必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从容不迫，不失大国风范。”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知事们说：“我无法向诸位保证中国的情况不会恶化。”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上将告诉他们，他正派遣战舰“巡视”中国主要海港、河口以及南至荷属印度群岛（ 译注：即今之印尼 ）、北至苏联西伯利亚海岸的广大地区。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指出“华人不法、背叛和挑衅的行为”，然后披露了5年来日本内政部队首次被派往中国大陆。接着，他又喊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消息：“现在，中国空军部队已开始行动，各都知事务必动员当地居民做好充分的空防准备！”
于是，幕后主政的近卫文亲王就由那些好战的内阁成员们替他发泄一番。极其好战的内政大臣马场瑛一（ 音 ）被选为向知事们宣读首相声明的人，尽管声明里含有“日本不仅为华北和平而且为整个东亚和平采取措施之职责”的豪言壮语，但与马场先生本人任何可能的讲话比起来，还是要温和好几度。
日本拥有大约1200架一线战斗机，中国大约有400架，日本首相很清楚中国政府对这些重要数字了如指掌。日本的机动化陆战装备先进无比，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坦克；日本火炮也占据优势，尽管在这方面中国还过得去。近700万日本平民在军队教员的指挥下接受义务军事训练，而中国没有受过训练的民兵预备役，其所谓“200万士兵”多半是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装备极差，日本拥有28万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士兵。但中国总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要丰富许多，而日本显然有限。
卢沟桥的月亮
战火首先在北平西南部郊区点燃，交战双方是演习中的日本军队和宋哲元将军率领下的中国军队。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卢沟桥和北平周围的村庄之间，激战频频，措辞生动的公报称，他们“击退了妄图切断我驻军与南苑机场联系的鬼子，用手中的大刀把敌人赶跑了”。在交火中两枚日本小型炮弹恰巧落在北平永定门内，但惊慌失措的农民还是源源不断地从乡村逃到这里来。
此时，日本军列即将抵达天津，而宋将军旗下的中国军队也同时同地行动起来。在同一个火车站里，人们可以看到这边铁轨上的火车里蹲坐着日本士兵，而那边铁轨上的火车里则蹲坐着中国士兵。日本列车自配工程师、乘务员和扳道工。
双方数回合的所谓“战役”看来不过是较大的“小冲突”而已，而战火间隙在天津等待的两国士兵倒让世人看到了双方的对峙。
诸如此类的举动对于那些对华北缺乏历史性洞察的西方人来讲，真是不可思议。1931年至1934年间，日军拥立中国清王朝皇族的“合法继承人”为“满洲国皇帝”，即日本傀儡康德陛下；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就是把这位满洲皇帝推上其祖先留在北平的龙椅。为策划这一阴谋，日本派大阴谋家、间谍土肥原贤二少将赴华，贿赂、策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5省“自治”，脱离中国其他地区。大约此时，一个大牙外露、倒人胃口，有着日本姻亲靠山的中国人殷汝耕，被日军推举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下辖其所控制的邻近北平与天津的一小片战略区域。就绥远、山西、山东而言，土肥原先生一无所获，不大光彩地回到了日本。然而，他的阴谋还是有得逞之处——中国出现了一个现有辖区包括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半自治政权，一位精明、富有才干但褒贬不一的将军——宋哲元，领导着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权力机构，正是他的军队手持大刀在偏僻的村庄奋勇杀敌，也正是他的军队闲荡在天津火车站。
宋哲元将军本人一周来都在忙着与香月清司中将“谈判”。实际上，这两个人所做的只是等着瞧，看宋将军的挂名上司——南京政府是真的派遣“蒋氏嫡系部队”北上，真的要与日本开战，还是相反——南京会容忍宋将军辖区建立“另一国”，也就是出现又一个日本傀儡政权——也许其名字会是“华北国”。
香月称，宋将军既不是叛徒，也不是爱国人士，而是一个中国现实主义者。宋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蒋委员长不支持他，他就会被置于香月将军的控制之下。据日方消息，宋将军为近来华北交战卑下地致歉，答应惩治所属部队参与战斗的中国军官；并坚持说，他一直在努力打压“反日情绪”。但所有这些有关宋将军的消息都是口头相传，中方对他向香月承诺或没承诺什么完全缄默不语。
宋香协议被称作“口头休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休战”之时正值南京的信件检查员批准了美联社的这样一则电讯：“据可靠消息评估，中国中央政府并未真正为华北抗日进行军事部署。”
“在非华人军事专家们看来，中国的军事装备远未做好准备，其中许多部件甚至不相匹配，德国弹药无法装填进捷克斯洛伐克枪炮，法国子弹在英国步枪面前毫无用处，意大利训练的飞行员不会操作令其驾驶的美国飞机。”
“俄罗斯人或日本人训练的陆军军官，不理解本应在俄日本土应用的战术或战略。高级指挥部里人员之间相互猜忌，没有几位将军能够从两个以上部门协同作战的角度考虑问题。”
“具有长久在华经历的外国人也错误地认为，中国终于准备挑战日本，在河北开战了，而这种感觉在国外显然还相当普遍。”
在东京，更年轻、更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大日本帝国应该先打败苏俄，反对所谓在莫斯科问题解决之前先对付南京的整套理论，认为这种理论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日本少壮派认为斯大林最终会支持蒋介石，希望结束那些折中举措。但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如首相，认为通过谈判巧妙地吞下几口中国蛋糕，更富有智慧。如果蒋委员长现在真要全力以赴地抗日，背后又有俄罗斯人呐喊助威，幕后主政的首相就真的要沮丧了。他希望凭着自由主义的热情就足以使天皇的统治延伸到华北，不需过度的杀戮，且不至于很快令人心烦意乱。
蒋委员长终于被迫就当前的中日危机首次发表公开声明：“是否要让这些冲突导致日中之间爆发一场大战，日本必须做出决断。吾辈再若容忍丧失一寸国土，乃对本民族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行！”
有报道说委员长已经命令中国的精锐部队（ 蒋的嫡系 ）向北出军，要把日军赶出北平地区。日本的飞行员还在寻找这批中国军队，他们沿着中国军队北上应走的铁路线向南飞了130多公里，并贸然轰炸了重要城市保定。为了进一步试探蒋介石，日本人迫使他在华北地区的下属指挥官宋哲元将军辞职，并让张自忠将军接任。张自忠将军是天津市的市长，日本方面能够接受他，而且据日本方面所知，他是“忠诚的”。日本试图在北平建立起中国傀儡政府，统治着相当于得克萨斯州大小的一片中国领土。日本驻军代表、乐观的今井武夫少佐在逛了一圈北平后，叫道：“到处是太阳旗！北平城没有剩下一个中国兵。”日本《 读卖新闻 》补充说：“众多有前途的中国政治家涌入日本军队的特种服务团，即当日本人在华北组织‘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当上未来的内阁部长。”
日本人还兴致勃勃地说：“我想日本对华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使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回到他们原本属于的东方民族。”“如果中国按照共产党的思路办事，在东方制造麻烦，那就等于他们在自己削弱东方。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快快觉醒，恢复东方民族的天性，与同样源于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相互提携……日本不要中国的领土，只是想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是为了土地的话，整个华北地区早就被战无不胜的日本皇军占领了。”
对于日本的这种声明，内行们看出了地道的阿道夫·希特勒色彩，并可以追溯到去年签订的共同防共的《 德日条约 》。
8月23日，日军登陆上海
9000名日本正规军据说已经在吴淞口登陆，吴淞口是距上海26公里外扬子江和黄浦江的交界处；在上海北站，每过几分钟就有军车到来，车上都挤满了从南京来的中国士兵；已经有3万中国精锐部队抵达上海或上海附近；消瘦的蔡廷锴将军也于晚间到达上海，他曾经在1932年率领英勇的19路军保卫上海，反击日寇；绥远省主席、圆脑袋的傅作义将军率领4000人仍然在抵抗日军进攻，固守南口关峡谷。
这些消息中没有几个是经过记者亲眼证实的。透过两家饭店的窗户，可以看见黄浦江平静的水面，江心停泊着一排外国军舰，其中很显眼的是日本老牌巡洋舰“出云”号，日军驻上海总司令、山猫眼的长古川清中将的舰船。新闻记者们还在讨论着他们得来的传闻，突然“出云”号上的防空炮轰鸣开火了。当时有人看了看表，正好是下午4点27分。
随即是炸弹落下的尖厉呼啸和爆炸声，震碎了中国饭店的所有窗户和酒吧里的几乎所有酒杯。紧接着又一颗炮弹落下来，正落在对面街上的皇宫饭店。合众社的新闻记者约翰· R·莫里斯正站在皇宫饭店的前厅里。他写道：
“我越过翻倒的茶桌椅子和匍匐在地上寻求安全的客人，跑到靠近南京路一边的休息室。从震碎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我能看见至少有50个人在人行道和马路上扭曲挣扎。三名外国人想从中国人的尸体上爬出去……”
“远处街道上，一个白种妇女蹲在南京路中央，正帮助她的女儿分娩，而天上不断传来死神的欢呼……救护人员扒开街上一个个流血的身体，挑出还有希望救活的。”
“在1英里外，另外几颗炮弹落在爱德华七世大街和西藏路交界处，这里是法国的租界区，坐落着‘大世界’娱乐园。这里挤满了中国难民。一颗炮弹落在他们中间炸开，造成450人死亡，800人受伤。美国传教士弗兰克·罗林森博士、汽车销售员霍尼格斯伯格和他的俄国妻子正好经过这条街，他们3人都死了。普林斯顿大学讲师罗伯特·赖肖尔博士今年夏天在上海做导游，他是在皇宫饭店的前厅被炸断腿，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同时死去的还有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酒吧女招待。”
小西奥多·罗斯福夫人没有受伤，但被亲眼所见的景象所震惊。她迅速地给蒋介石夫人发了一封抗议电报，早些时候她们还在一起用餐。
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毕业的蒋夫人不仅是东方最具政治实力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空军的特别保护人。据说购买每一架飞机都由她亲自首肯。她迅速地发了一封回电，为她的飞行员糟糕的射击技术辩解：
“由于两架诺氏飞机被炮弹击中，引起不幸的意外爆炸事件，对此没有人比我们更加悲痛……根据官方证实，两名飞行员都受了伤，（ 防空炮火 ）击中了炸弹架，引起炸弹滑落。两名受伤的飞行员现在都住在上海的医院。不可思议的是有人竟然相信中国故意轰炸国际租界。为何目的呢？”
如果是故意轰炸国际租界，许多老居民只能想到一个解释：根据条约日本是上海国际租界的成员之一，而租界在理论上是由几个大国武力保护其中立性。在1932年日军对上海的围攻中，日本军舰从容地进攻中国上海，然后从容地退到国际租界寻求庇护，并把租界作为基地，公开地让日军登陆。中国现在比5年前强大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不会允许日本人继续玩这种伎俩。为了保护国际租界，前些时候在上海有了以下的战舰和部队：
1．美国海军上将亨利·欧文·亚内尔坐镇“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这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旗舰，舰队还包括40艘过时的驱逐舰、辅助舰船和浅水炮舰；
2.由1050人组成的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
3.英国海军中将查尔斯·里特尔爵士指挥的英国驻华中队；
4.950人组成的英国正规军，以及从香港紧急船运来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的一个营；
5.大约1000名皮肤土黄的法属印度支那人和安南人士兵；
6.意大利法西斯的小分队；
7.上海志愿军团，一个主要由英美职员和白俄罗斯移民组成的步兵和骑兵混合旅。
周末的轰炸以后，中日双方都没有再到国际租界来惹这支混合的部队，但在上海中国的地界战斗却异常激烈。截止到周末，伤亡人数已经上升到死3500名，伤10500名，而双方阵线却没有明显改变。1000名美国公民已经及时撤出，其他2000人也准备一有机会就立即离开。
塔斯社的消息说，在北平，苏联大使馆要求特殊的保护，因为受到远东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经是哥萨克首领的格里高利·西蒙诺夫将军的威胁。西蒙诺夫具有希腊角斗士的性格和体魄，统领着一群白俄罗斯亡命徒赚了不少钱。据传言，他们已多年在满洲为日本人干肮脏勾当。1929年，西蒙诺夫从横滨货币银行取走了70万美元作为俄罗斯帝国基金。两个星期之前，据报道是他指使袭击了在天津的苏联领事馆。最近又有新的报道，他正赶往北平去袭击在北平的苏联大使馆，这使得北平的苏联大使馆发出了求救电报。
同时上海混战的唯一直接结果是，日本外交官和领事被命令撤离中国首都南京。但是在东京没有人承认这预示着正式宣战，这种技术性的表态已经过时了，因为易于导致国际纠纷和受到违反条约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