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上海交锋
当日本陆军野蛮的沙文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数年的控制，并使其一直处于毁灭边缘的时候，不断壮大的日本海军却扮演着较为保守的角色。忧心忡忡的日本商人普遍借助海军的支持来控制陆军的张扬及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正是在海军不事张扬的巨大影响下，去年那些歇斯底里地谋杀了著名的财政部长并占领东京警视厅大楼的陆军青年军官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1931年侵略满洲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履行了职责，但并不十分热心。但是在上海，日本海军几乎是独自进行了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一个星期之内，有数次报道说日本陆军的援兵还在赶往上海的路上。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日本援军都在向北行进，去增援包围北平的部队。在那里,绥远省主席、顽强作战的傅作义将军，已经在狭窄的谷地里坚守近两个星期。随着其他北方军队赶来援助，中国军队正打算发动广泛的攻势。
然而在上海，日本海军不仅独立进行了大部分的战斗，而且将至少一半的兵力投入战斗。联合舰队的旗舰是由英国制造的有着37年舰龄的“伊莫”号，由目光犀利的KISOSHI HASEGAWA中将担任指挥官。“伊莫”号停泊在公共租界对面，10天的轰炸、炮击和一次未遂的鱼雷攻击仅使它受了点儿轻伤。日本舰队的主力停泊在下游的黄浦江注入长江的河口处。那里共有50多艘舰艇，其中4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38艘驱逐舰和日本现有4艘航空母舰中的一艘。多数舰艇来回游弋以躲避中国岸上炮火连续不断的攻击。有时黄浦江上有多达20艘的军舰不停开炮，并为飞机装填弹药。他们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忙着运送重型武器炮击上海，帮助每一个可以战斗的水兵和陆战队队员上岸。日本人很快便发现，在这样的一场战役里，即使是海军也必须在陆地上打仗。
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金融角度讲，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的纽约。直到1842年，清朝统治者仍然拒绝给予外国人在上海经商的权利。但就在这一年，一支英国舰队驶入了长江，胁迫清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中国的5个城市开放通商，并允许外国人居住。后来，上海成为这5个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在这块沼泽地上诞生了世界第六大城市。围绕着租界，一座拥有40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慢慢形成。而在城外虹桥机场发生的一个事件引发了一场战争。据报道，8月早些时候，有两名日本水兵在虹桥机场被杀害，以此为借口，日本舰队司令长谷川马上要求获得赔偿，并要求中国军队自公共租界向后撤退32公里。对于被迫撤出自己的国土的命令，中国人当然表示抵制，日本人就立即派遣水兵上岸增援并要永久驻军，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黄浦江边著名的“南京路”是美国人聚集的中心区，两星期前，这里的天空变得阴沉起来。试图击沉“伊莫”号的中国空军“砰”的一声把炸弹扔进了“宫廷酒店”。另一颗则扔进了1.6公里之外挤满了中国人的“大世界娱乐城”，导致500人死亡。
中国人在虹口集结兵力，穿过公共租界东段向黄浦江进击，直到日本军舰开炮支援陆地上的日军。在黄浦江的右岸另一支日军部队试图将中国守卫部队打回去。一队从外滩出发恰好穿过双方交叉火力区的美国人被用渡船接到黄浦江口，那里有轮船负责送他们到海上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海军上将哈里·伊瑞·亚纳尔将美国军舰停驻在公共租界西侧，为前往那里避难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战争还在继续着，共卷入大约10万名中国士兵和6万名日本士兵。参战的日本舰队舰只也迅速由50艘增加为82艘；几乎每小时就有一班运输船抵达长江入海口。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卷入如此规模的“淞沪会战”并非日本人的最初计划。他们最初的掠地计划是夺取北平地区，自然不会在上海进行另一场战役消耗弹药和分散兵力。不管海军在上海的进攻是不是一大错误，也不论日本人的要求是不是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欺诈——或许更多的是由于冲动而非理智，结果是导致了一场大得足以把日本本不安全的经济陷于更危险境地的战争。尽管中国几乎不可能避免失败，但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日本国内经济崩溃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上海的市长管理着3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权，这是东部最重要的职位并由总司令蒋介石直接任命。在过去的5年里，上海市长是和蔼可亲的在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时成为民族英雄的吴铁成将军。去年3月，蒋总司令觉得吴市长作为英雄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因此将他赶下台，让他去当不太好做的广东省省长，而上海市长的肥差则给了俞鸿钧——一个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过美式高等教育的人。自1930年开始他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是上海最忙碌的行政官员。
俞鸿钧的炫耀资本是造价800万美元的市政中心，那是一组可以与公共租界内所有高楼相媲美的大理石建筑。一星期前，这些建筑被酷爱艺术的米内光政将军炸得粉碎。俞市长辖下的城市有一半的地方在燃烧，数千市民死亡。但给了俞市长一个机会，有可能使他成为比吴市长还要伟大的英雄。
两天之后，日本人遇上了麻烦。中国士兵一拨接一拨地进攻日本陆战队员设置的街头路障，突破他们的防线并一直打到北岸，占领“黄浦修船厂”——5个全力工作的码头达数小时之久。江中的日本军舰迅速起锚，缓缓向遭到强攻的防线驶来。由于距离太近无法发挥大炮的威力，他们不得不靠过来，用机关枪和加农炮向中国人的防线猛烈射击。
在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等待了一个周末的日本陆军运输船，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之下，试图让5万名士兵在已被摧毁的中国重炮阵地前强行登陆。中国指挥部迅速下令海上快艇出击。这种时速达到45英里、每艘携带两枚鱼雷和一挺轻型机关枪的摩托艇，击沉了大量的日本舰船。尽管各国海军军官都想看到它，却没有一个外国人亲眼目睹。英国、德国，特别是意大利，都已经投巨资建造这种鱼雷快艇，而这是它第一次在实战中接受检验。国民党军队至少拥有12艘这种快艇，6艘为英国制造，6艘由德国制造。它们在实战中的表现将决定今后的订单数量。
上海大战的第11天，公共租界的购物者们拥进南京路两家顶级的百货公司：“展翅公司”和“忠诚有限公司”。整条街上，所有的人都在为仍将继续下去的围困而储存物资。《 纽约时报 》的资深记者哈里特·亚朋德和35岁的安东尼·詹姆斯·比林汉姆也一同去买东西。比林汉姆买了一回望远镜，亚朋德正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等候。随着一声类似刹车的尖啸声，一颗巨型海军炮弹在街道上空爆炸。两家商店纸一样地瘫在地上，店里有300多人伤亡，场面十分恐怖。亚朋德拖着一只受伤的脚，走进“展翅“大楼。他发现比林汉姆正在使劲打开电梯门，他的左臂骨折，鲜血从破裂的血管向外喷涌，同时有3枚弹片击中了胸部。美联社记者摩尔斯·J·哈里斯走过人行道，写道：
“上百具尸体叠压在一起，应该是爆炸的力量把他们堆积在一起的，翻滚推挤在一起的……街道上车辙里和水沟里的血水反着光。头、胳膊、大腿的碎片像胶布一样挂在墙上。街上，一些尸体被炸成两段。”
美联社的记者尼斯发回了一则悲观的消息。日本政府的债券报价由90日元，一个星期之内降到了76日元。日元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悲观主义者们坚持认为日本只有支撑3个月战争的资金，3个月之后经济必然崩溃。现实主义者则指出经济崩溃并不能阻止战争的进行，但他们也指出同样境地不佳的中国金融在日本经济不断恶化的同时，却在普遍改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最近在欧洲活动争取贷款。目前，他已经在瑞士、荷兰和英国获得贷款，但没人能说出具体的数目。至少这笔钱还够他访问维也纳，在那里，他戴着一顶完全由羽毛编制的“蒂乐泽恩”式绿色帽子，快乐地忙着签署军火订单。从维也纳出发，他又前往著名的巴特文茨海姆休养。但日本的金融家们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孤注一掷，从海外订购了成形的钢铁（ 可以更快地转变为战争物资 ）而不是一贯的废铁，为了支付款项，他们已经开始大量地从日本船运来可怜的储备黄金。在日本国内，政府发行了价值2亿日元的赤字债券，并且宣布有必要“重新调整私人的投资资本”，大概这是征募资金的一种委婉说法吧。看来，战争的利刃会割断中国的喉咙，但也会刺穿日本的钱包。
日军被阻挡在华北
与此同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广田弘毅外相生硬直接地解释道，日本远征军的真正目的不是征服中国，而是赶走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他没有像他的天皇那样斟酌用词解释中日战争，广田先生说：“我们与中国的反日运动战斗，是因为在中国军队中广泛存在着反日情绪，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带头人。中国当今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为了政治目的有意培植反日情绪……而且通过与共产党的相互勾结，他们已经积极地准备好了与日本一战。”
有消息从东京传到上海，说中国年迈的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踱着四方步走到日本外相广田的办公室，代表中国表示愿意与日方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前财政部长、现任蒋介石顾问的宋子文闻听此事后，当即批评了他的政府代表。他轻蔑地哼道：“我们的驻日大使真是老糊涂了，当每天有上千中国人死在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手中时，他只知道谈一般原则问题。”
日本决计巩固每一块蚕食下来的华北土地。9月初，日本人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总部设在11天前被日本占领的张家口市。这个城市是察哈尔省的首府，位于北平—绥远铁路上，这条铁路途经南口关，是环绕山东半岛的大片肥沃平原的北大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张家口和南口，只要再拿下从张家口到绥远的一段铁路，他们便在华北立稳了脚跟。
在张家口，以德王为首的“100名社会名流”宣告南察哈尔脱离中国“彻底独立”。36岁的德王还留着长辫子，是一个亲日的蒙古人，长期领导“蒙古人的蒙古”运动。正是德王和他募集的部队帮助日本人占领了张家口。他得到的回报是在日本人最新建立的傀儡国任最高职位。
同时，往南160公里的北平，上个月被日本人抓住的北平市长江朝宗向日本人投降。为了控制以前是中国“北方首都”的北平，狡猾的日本人计划恢复旧帝国朝廷的祭奠孔子的仪式。
北平市长已经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准备在孔庙举行一场具有讽刺意味的典礼。他找了80名孤儿低声吟唱传统的儒家歌曲，然后他对着中国的圣贤三跪九叩。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日本人打算长期统治北平。虽然公立中小学应该已经做好了开学的准备，但要等到所有课本上的反日宣传都删去以后才能开始上课。经过精心挑选的160名中国警察开始勤奋地学习日语。北平商务会开设了日语教学课程，以便商家卖东西给他们的“新主人”。甚至有谣言说日本人打算将满洲国31岁的康德皇帝请回北平，坐上他的龙椅。康德皇帝就是有名的爱新觉罗·溥仪，满清帝国的末代皇帝，1912年民国建立时退位，1934年被日本人立为满洲国皇帝。
9月，日本裕仁天皇召开了自登基以来的首次御前紧急会议。作为议会的一次紧急会议，立法议员们将投票通过一项价值5.92亿美元的战争拨款， 而这次战争已经花费了日本1.45亿美元。裕仁天皇说：“一直以来，日本都热切盼望着通过与中国的相互合作和共同繁荣的方式赢得在东亚地区的和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从来都未能理解日本的一片真心。相反，中国却不断挑起事端并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事件。现在日军士兵正以他们大无畏的精神摧毁一切困难来报效他们的祖国。而这些战事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使中国能够重新考虑，并重新建立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我希望全体日本公民能够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而坚定地团结起来，并不惜为之付出宝贵生命的代价。”
就在裕仁天皇召开御前紧急会议的同时，从日本关东军设在北平的司令部传来的消息证实，在日本通过战争的方式劝说中国服从他们的指挥的过程中，藤井将军——日军在中国军事行动中的一名老指挥官，由日本指挥的满洲国军队的创立者被他手下的叛军所刺杀，而与其同时被害的还有日军控制的满洲国将领刘桂棠。随后又传来消息称，由尹宝山（ 音 ）任司令、朱辰家（ 音 ）任参谋长的满洲国陆军第二师也投靠到中国方面去了。许多由于反对日本向中国南京政府宣战的满洲国人都转而去做了土匪。
在北方出现了更大的麻烦。日军的援军数周来不断通过北平调进东北地区，现在日军在华北地区由香月清司中将所指挥的总兵力已超过了9万人。日军冒着滂沱的大雨，浑身泥泞地前往察哈尔省张家口地区集结。只要占领了张家口地区，日军就可以控制对其至关重要的南口通道以及北平—张家口的铁路。这条铁路线对于日军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日本想控制整个华北地区（ 或打算通过南西伯利亚进攻苏联的话 ），就必须首先占领这条铁路线。但踞守南口的5000名中国守军却已经弃城逃到了山西省境内，并在那里加入了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
北平的南边有两条近似平行的铁路线，一条通往汉口市，另一条则通往浦口和南京。由于蒋介石军队是由德国参谋训练出来的，机械化程度很高，所以他的部队已于6个星期前便被调往了北方，以威胁并切断日军位于北平与大海之间的战线。这条战线是日本海军按照上级命令所开辟的可对上海方面作为牵制的另一战场。集结在这一战线上的日军在前往保定的一条铁路线上及马场（ 音 ）一带截住了北上的中国军队，但日本海军置于这样一个境地之中，急需日陆军师团的支援。由于中国军队还滞留在北平—汉口和天津—浦口的铁路线上，因此香月将军目前正率兵南下支援华北战场的日军。但由于连日的大雨，加上中国军队炸轰了堤坝导致华北地区绵延数里的洪水，所以日本只能使用战机肆意轰炸马场地区，可日本陆军却无法接近这一地区。
尽管所有的军事观察家们都认为华北才是真正的战场，但上海的战事依然在持续。
上海会战爆发54天后的一周内，大约20万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在几处战场上占了上风，并将日军击退，甚至一度将日军的一支由8艘运输舰组成的运输船队逼到了离上海很远的一个安全处停靠卸货。日复一日，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日本长久以来计划的“大进攻”被迫推迟了，但到周末时还是在几处战场上取得了小规模的胜利。尽管日军的战线非常宽广，并且还动用空军、海军和陆军所有他们可以动用的力量，但中国军队的守卫仍然非常顽强，并在日军“大进攻”的第一天以500人对日军100人的伤亡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日本声称自己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成员之一，并于最后一周继续在中方保证不与日军交战的公共租界码头卸运部队、马匹、弹药以及药品。最终，法国与英国成功地关闭了日军通往公共租界的通道。美国将军哈利·雅耐尔和英国上将查尔斯·利都爵士得到了法国海军司令部的支持，他们联合提出了几项建议并送交他们各自的驻华领事，然后再由他们将这些建议转交上海市长俞鸿钧和日军长谷川上将。为了保护公共租界内外国人的安全，日本军舰被迫撤到中方的通商口岸下关流域以下，同时中国守军也撤出江湾南岸。而中方对美英两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却丝毫没有反应，彬彬有礼的俞市长表示他会将美英双方的建议转交给南京政府。长谷川上将对此建议也毫无表示。几天后，东京政府向伦敦转达了他们迟到的回答，并向英方为两星期前发生的其驻华大使遭日军袭击的事件做出道歉。而从伦敦发回的电报则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是不值得他们等待的：日本根本没有正式道歉，这只不过是日方拖延时间的一个计谋。人们认为英国议会可能会发出另一个“无力的信号”。
于前一个星期展开的日本海上封锁，包括中国长达3440公里的海岸线，但其中并不包括英属香港、葡属澳门和国际战略要地青岛。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重要船只遭到拦截，或是被日军舰艇击沉。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越来越感到，两个星期前中苏之间的互不干涉条约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它的字面意义。就在日军建立其海上封锁线的同时，苏军也在从土耳其到蒙古（ 和莫斯科有密切的联系 ）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条空中通道。第一批乘客中不外乎也包括了少帅张学良，而他绑架蒋介石的行动也是战事的第一阶段。在确认了具体地点之后，日指责苏军此前经由蒙古将其210 架军用飞机中的72架运到了中华民国，而此行动也暗示了苏军飞行员可能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援华行动。
这简直是在和驻华的老牌外籍记者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德国认为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长期战争正表示了其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所以在很久以前就向他提供了一些军事顾问。由巴伦·亚历山大·厄内斯特率领的五位将军已于一周前来到中国，巴伦·亚历山大·厄内斯特是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兵，也曾做过德国驻日武官。而用不了太久，他就有可能发现，自己正与一群苏联共产党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
日军轰炸山东，宋美龄叙述恐怖战争
韩复榘将军身体健壮，略蓄胡须，满脸油腻但显露着智谋，恰是好莱坞眼里中国军阀的写照。他出任政府主席的省份就是中国鼎鼎有名的山东省——向东伸入黄海，遥望日本，犹如一位遭受猛击但依然保持平静的职业拳击手的下巴。日本在那里投资了1亿美元。
10月初，日本轰炸机继续对韩的首府济南“狂轰滥炸”——但所投下的并非杀人夺命的炸弹，而是用竹节装着的诱人条件。这些竹节打在鹅卵石上，发出咯咯的动人声音。投资山东的日本商人正在东京恳请帝国政府切勿动用兵力，而要耐心点儿，最好通过贿赂智取山东。有谣言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近来在济南与日本中将、对华交往中最能干的贿赂专家土肥原贤二进行了会谈。对此，中国首都南京高度重视，一位政府发言人曾怒斥：“土肥原如果去了那里，就该进监狱！”
10初的这一周，宋美龄开始在曼哈顿《 先驱论坛报 》上发表日记，与罗斯福夫人叙写的故事迥异——比如，罗斯福夫人写道：上周，一只小熊用后腿站起来，如果总统座车不及时开走，它就会给车身抓个记号了。
下面是蒋夫人日记的摘录：
“中国，南京。我刚从上海前线返回，目睹几千名伤员在各急救站耐心等待着转往后方医院，我心如刀绞——尽管他们都强忍痛苦，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我之处境使我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体味日本侵华之悲剧，因为我懂得，战事一旦爆发，中国也就踏上奋勇前进的大道。在振兴祖国伟业中我所负特殊使命乃协助夫君开创新生活运动，协助重建空军……”
“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形势下，这似乎是令人费解的行动。‘自助而后天助’，满洲里战乱使中国认识到这句悲剧性格言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南京。无视非战斗人员和人道主义机构——譬如医院，乃上周末日本空袭的显著特征。日本声称具有500个床位的中央洛克菲勒医院为军人占用，95架飞机连续两拨空袭，恶意昭彰地予以破坏。”
“巡视废墟之后，我要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愚蠢、最残酷的行径。’房顶上画有巨大的十字符号，足以表明那里是什么地方。150名病人惨死；200名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共500多人伤亡。”
“有情报表明，日本人决心在空袭中炸死委员长和我本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制造混乱，借此扶植傀儡统治者……”
“途经南京（ 出于军事原因，蒋夫人目前的地址未予披露 ）。想到其余国土迟早将要遭受的一切，我的心在颤抖。港口被封锁，华北大片地区生灵涂炭，而我们周围的一切亦将沦为废墟。”
“但一个信念主导着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美国报刊头版登出了一幅有关中国抗日战争最具震撼力的暴力性画面：一名日军士兵拿绑在柱子上的一具华人尸体练刺刀。数次受到质疑的美联社资深记者誓言该画面真实可靠，事发于9月5日，天津。
“那是一名穿着日军制服的中国士兵假装的！”东京日本参谋本部的高桥坦中佐对曼哈顿的记者们尖叫着。“我大日本刺刀技术与之完全不同，我可以在此证明！”这名日本军官抓着一支铅笔，伴着战场上的喊杀声朝想象中的敌人刺、捅、挑，绘声绘色，把一名女记者吓得魂飞魄散。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
中国政治家们热切希望罗斯福总统和张伯伦首相参加布鲁塞尔会议，以便对日本采取切实措施。他们字斟句酌地审阅着张伯伦先生在伦敦对众议院的讲话：“到这场（ 布鲁塞尔 ）会议上讨论什么经济制裁、施压和武力，完全是个错误。我们去那里是为了营造和平，不是为了扩大冲突。“
如果这意味着首相认为对日制裁、施压甚至采取武力行动只会“扩大冲突”，中国人担心张伯伦先生一定不想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其实没有什么“更强硬的手段”而是“更软弱的手段”，甚至比“施压”还软弱。他们只好相信英国国内漫延开来的如下谣言：皇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相当程度上更同情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而不是中国。
10个星期以来，日本天皇在上海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首次放弃相互间的猜忌，而共同联合起来，统一进行“大举推进”。日本在上海的发言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如此宣称，以致上海的通讯记者已对此产生怀疑。在东京，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均不从属于内阁首相，而是直接对天皇负责，这种违背常理的架构经常导致极端的不协调，尤其是在作战后勤保障方面。在上海的日军异常艰难地联合起来，测绘中国人在上海郊外的防线，很明显，中国人已不可能继续守卫在市区闸北一带的防线。日本军队在对一个镇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轰炸和炮击之后，日军决定在这一地域展开大规模推进，发动了高度机械化的强攻。陆炮和舰炮在炮火袭击结束之后，日军坦克喘着粗气，傲慢地开进这个小镇，坦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之后日军步兵蜂拥而至。日军肆意射杀，试图瓦解中国军队的士气。在日军步兵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装甲车和扫荡部队。但日军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日军看到一些已阵亡的中国军队的机枪手，他们的手紧握机枪，与阵地共存亡。
在上海郊区防线出现危机之际，中国军队的孙元良将军认为，闸北已经无法防守，遂命令部队将这座因轰炸和炮击而几乎成为废墟的城市点燃，欲以火御敌。午夜时分，中国士兵将硫黄等易燃品投进火海，闸北上空被一片浓烟所笼罩。当时在上海的外国军事专家评论说，这是东方战争史上最有秩序、最为有效的撤退战例。
在位于闸北的一座仓库里的一场上海保卫战，使全中国的人为之振奋。这里有500多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著名的第88师。黎明时分，日军开始向这一带推进，不多时即将这座库房予以三面包围，未被包围的第四面正对着英租界。当日军用重炮轰击中国军营时，世界媒体都以“中国的阿拉莫”为标题报道了上海的激战。
孙元良向“中国的阿拉莫”士兵说：“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中华民国的尊严，为中国革命军的尊严，在神圣的岗位上流尽最后一滴血。”孙将军说：“我和你们的战友们向你们致敬。根据命令，我将带领其他部队去驻守新的防线，但我的精神和我的心将与你们同在。”
他对上海市市长说：“给我们500磅盐，500磅糖，5万筒饼干，我就能坚持7天以上，这样战局将对我们有利，否则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们。”
有记者问市长：“您如何将所需物资送至‘阿拉莫’？”
市长神秘地回答说：“这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
在世界各国记者的报道中，带着一脸讥诮表情的日本海军上将大岛本田成了一个新闻恶魔。据大岛本田称，仓库阵地的500名中国士兵多少像个英雄。在日本发出中国士兵必须投降，否则予以消灭的最后通牒之后，中国军队的团长谢晋元向他的上司孙将军说：“死不足惧，我们的牺牲不会徒然。”
此间，英国方面一直透露说，任何一名中国士兵都可以冒险逃出战场，只要跨过20码宽的日军火力区，就可以进入英国租界地内，他们可以得到安全的保护。
国际舆论和中国舆论纷纷致电，谢晋元团长对此不屑一顾。英国人汤姆源源不断地弄来卡车，以便转移逃难的老百姓。
日本人试图完全包围这个位于日军进攻部队和英国租界之间的地区。与此同时，在这里已有123名中国士兵为国捐躯，其余377名中国士兵在坚守了他们所承诺的7天中的4天之后，跨过20码撤退到英租界。每一名中国士兵都带走了自己的全部武器和装备，其中的26名重伤员踉踉跄跄，拖着24挺轻机枪和6挺重机枪。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谢晋元团长是最后一个撤离进入安全区的人，英国人热烈欢迎谢晋元团长，并认为他和他的士兵都是英雄。谢团长泪流满面，英国亚历山大准将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壮烈的场面。”
蒋委员长对这场战役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值得回味的是，两天之前，蒋夫人在其专栏中（ 《 时代 》10月11日 ）对于战况写道：“我在下达必要的命令挽救这些英雄的生命与对中国的忠诚之间，经受着折磨。”
蒋委员长深知，谢晋元团长和他手下的士兵并不想得到投降的命令，他们宁愿为国捐躯……他们的牺牲将大大鼓舞人民，提高整个国家的士气。
身穿工装裤的蒋夫人在中国政府中是继慈善太后之后最经常抛头露面的女性。蒋夫人是在她的车子滑到路沟之后写下上述文章的。
使丈夫皈依天主教的蒋夫人虔诚地写道：“上帝保佑，我几乎遇见死神，这并非是命运的捉弄，日本人不是在战争一开始就想用炸弹暗杀我吗？”
委员长通常喜欢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严肃，今天则是一身华丽制服出现在他的德式装备的“嫡系部队”面前，这张海报在中国流行甚广。而在一幅来自上海的图片上可以看到，蒋委员长的头戴钢盔，接受过普鲁士式训练的正规部队，在最近的防御战中却是尸横遍野，节节败退。
日本的“总攻”起初总是伴以零星的炮击，本周此种方式已使4名英国人丧生，6人受伤。
但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已十分气愤焦躁，以至于美国海军上将哈里·埃尔文·亚内尔对驻沪美军下令，如果遭到攻击，立即予以还击。
中国军队撤退到一条新的防线，深挖战壕，加强海岸警备。日军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渡过苏州河，在上海西部往前推进，并遇到中国人的强大抵抗。但几个星期来，上海的战争态势表明，日军在近距离的行动中，每天都冒着同另一超级大国交战的危险。
日本在上海夺得116平方公里，这比此前在华北地区攫取的5126平方公里还要重要，世界各报几乎没有把日军在华北的举动作为重要新闻。
因此，假如美国或英国的军舰在上海水域被炸沉，又假如特尔弗·施莫米特或亚内尔被杀，或许会远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9国会议使中国更震惊。日本决定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德国也拒绝了。日本人认为特尔弗·施莫米特将军的行为彻底证明了这一点，声称在俘获的士兵中发现了大量的“只有可能从英国走私进来的新鲜食品”。日本侵华海军副司令本周对其旗舰在上海的表现大为恼火，当有人报告说一位英国兵触摸了一艘日本汽艇上的机关枪时，这位司令竟向天皇汇报说：“日本海军受到了侮辱。”
战事推进，蒋介石在南京实际上面临着如下事实：即使他能够阻止日军朝太湖以北和长江沿线进犯，敌人仍将很快横扫太湖以南，向他逼来。几周前中国利用沉江物体在长江构筑了栅栏防线，另外还有江阴之险可资屏障。大约70艘日本炮艇对这条栅栏防线发起了猛攻。此前，中国第二条防线从上述要塞拉长到了无锡。“兴登堡防线”的很多地方还未崩溃时，蒋委员长就突然决定国民政府必须撤离南京，并在中国版图上化整为零。
中国国民政府傀儡主席林森先生，登上战舰，沿江西行1600公里抵达重庆；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宣布他们将赴汉口，军政部则选对岸的武昌为办公地。显然，此类决定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世人看到，无论日军成功侵占哪里，中国在有些城市仍然是驻有某些政府部门的。据报道，目前身兼行政院长的蒋委员长，随时都会把院长之职交付其姐夫孔博士。
中国人的幽默感多多少少冲淡了撤离南京的悲剧色彩，虽遭遣散但仍然笑嘻嘻的政府职员们相互戏谑，比如互致“新疆见”——以诙谐的方式暗指国民政府可能会最终后撤至偏远的新疆。
1934年，蒋介石的部队占领苏维埃的省会瑞金，中国苏维埃从此消失，直到一年后在西北崛起。这一点与墨西哥革命者在尤卡坦失败后转移到英属哥伦比亚十分相似，只是他们转移的道路比中国共产党要平坦得多。
……
蒋介石一边努力保持国家完整，一边准备打败日本人，收复家园。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唯有靠消耗战才能打败日本人，为此目的，他在训练小型机动部队，针对伸向东部的日军战线和交通线进行游击战。
……
在这些不愿意受日本人统治而逃离了汉口的成千上万名中国人中，有7000多名苦力拉着7000多辆黄包车。这些摇摇晃晃的人力车里堆着井盖、下水道栅栏和取暖炉，是中国人在日本人10月26日攻下汉口前收集起来的。这些废铁的目的地是重庆，在汉口上游500英里远的中国的新首都，到那里后废铁将变成炮弹。
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年底，负责保卫距上海西南160公里的汉口的近10万名中国士兵四散而逃，从而汉口落入日本人之手——这是自7月战争开始以来，日本占领的第6个省会城市。
日本设在北平的中国傀儡政府向日本帝国政府支付11.6万美元并做出解释，这是为在通州被中国人所杀的大约 200名日本人所付的总值34.8万美元“赔偿”的第一期付款。
当日本军队最终越过黄河开始围攻山东省会济南时，中国民众在青岛摧毁了价值1亿美元的日本资产，中国政府虽然已经处死了240名中国平民但依然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成为自日本占领南京后第一个离开中国的政府官员。在汉口登上飞机时，他表明将要飞往香港，从那里踏上包括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欧洲之旅。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烈要求政府的多位著名官员引咎辞职。这些人都已逃离南京，目前正分别躲藏在几个城市里。孙科大概是想就中国的未来这一性命攸关的问题拜访斯大林。
日本人宣称他们在中国的一个机场摧毁了14架苏制飞机，但东京仍同莫斯科保持着平和的外交关系。斯大林还延续了一年的协议，允许日本渔船继续在苏联水域有偿捕鱼。
在《 人的命运 》（ Man’s
Fate ）一书中，安德烈·马尔罗讲述了发生在上海震惊东方的可怕事情——1927年秋天，蒋介石与共产党断绝联盟关系，中国革命以一连串的被捕、暗杀、酷刑和绞刑宣告结束。对西方读者来说，马尔罗的作品虽然是小说，但也要远比报纸上对中国所剩无几的共产党的大肆渲染要真实得多。
根据左翼势力的描述，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南部建立苏维埃政权，击败了蒋介石的5支围剿力量，以无可比拟的仁治政府管辖着8000万人民。而蒋介石方面则表示，共产党已经沦为搜刮民财的土匪，疯狂掠抢那些不向共产党妥协的村庄。但不管是在左翼还是右翼的描述中，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在地理上或政治上似乎都不是斯威夫特笔下的小人国（ 与外界绝对隔离的地方 ）。这个政权开始在湖南落脚，随后转移到江西省东南部。1934年，蒋介石的部队占领苏维埃的省会瑞金，中国苏维埃从此消失，直到一年后在西北崛起。这一点与墨西哥革命者在尤卡坦失败后转移到英属哥伦比亚十分相似，只是他们转移的道路比中国共产党要平坦得多。
爱德加·斯诺生于密苏里州，现年31岁，是《 纽约太阳报 》和英国《 赫勒尔德日报 》（ Daily Herald ）的驻远东战地记者。去年，他通过用隐形墨水写信，与蒋介石部队里的地下党会面，夜间突破封锁线等戏剧性的手段，来到了中国的苏维埃领地。这部长达474页的作品终于出版，向美国读者呈现斯诺4个月里对苏维埃中国的体会和9年来驻扎远东的经历，同时被媒体评价为 “（ 欧洲范围内 ）有史以来最好的报告文学”。斯诺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红色苏维埃地区的记者，他第一次采访苏区的领导人，拍摄苏区的生活照片，见识苏区军队的行动，第一次从领导人口中得到关于从江西到陕西25000里“长征”的故事。出于出版社的需要，《 红星照耀中国 》将与约翰·雷德影响较小的《 震惊世界的十天 》同时发行。
与雷德描写的生动性不同，《 红星照耀中国 》的显著特征是细致入微，无论是历史上的小细节、对中国的教育和道德导向的探讨，还是针对重要战斗进行的评价，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
斯诺的作品没有雷德的小说那样充满刺激，但斯诺收集史实资料的困难程度要比雷德大得多。在他前往苏维埃领土的行程中第一站是西安，也就是蒋介石6个月后被绑架的地方。在那里，斯诺发现很多人同情红军，蒋介石发布悬赏令征集某个红军将领的首级。斯诺越过“红线”后，还曾被巡逻的“白匪”跟踪抢劫。红军接到的消息则说，一个可怕的“外国恶魔”正徒步向他们逼近并准备发起攻势。最初的时候，苏区的人们（ 用斯诺的话形容就是一些农民和地方官 ）很好奇地跟他说“Hai P’a”，斯诺以为是“害怕”的意思，但不知道他们到底怕什么，后来才知道在陕西方言中“Hai P’a”是“我不明白”的意思。
到达之后斯诺才发现苏维埃中国的领土和英格兰差不多大小。身材笔挺蓄着胡须的红军将领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他。周恩来向斯诺积极建议并安排了一个92天的旅行日程，还承诺给他绝对的写作自由。斯诺对红军队伍如此年轻（ 军官平均年龄24岁，士兵19岁 ）表示吃惊，更让斯诺吃惊的还是红军军官的身世背景。比如红军的一个主要将领朱德，现已年过50，曾经是军阀割据时代的风云人物，但在1922年投奔红军后成为革命者。还有29岁的林彪，现任红军大学校长，20岁时曾在蒋介石的部队里任排长。
给斯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44岁的毛泽东，中华苏维埃政府的灵魂人物。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受中国传统式教育，正是他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出25万美金悬赏毛泽东的人头。在中国，毛泽东成了和蒋介石同样知名的人物。斯诺每晚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坐在板凳上，一点一点记录下毛泽东耐心口述的自传，这段文字即使不被编入《 红星照耀中国 》，本身也是具有很高价值的资料。1927年蒋介石宣布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便在湖南省组织了苏维埃政权。尽管割据纷争的局势十分恶劣，仅40万人的湖南苏维埃政权还是从1930年维持到1934年，抵挡住了蒋介石部队的4次进攻。毛泽东对这样的胜利做了简单的概括说明：中国的农民不幸达到了极点（ 他们甚至被提前征收60年的税 ），所以红军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 1933年10月—1934年10月 ）中，蒋介石动用100万人，以建立碉堡步步封锁的方式控制了南部苏区。这场战役的失败使共产党不得不决定进行一次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6日晚，红军在前线留下战事设施，乘着蒋介石还未得知他们撤退时，向西部和南部转移。这次大转移有上千农民跟随，专门配有一支骡队运送设备，其中包括一架纺织机和一套印刷设备。转移的队伍带着这些东西穿越12个省，翻越雪山，穿越沼泽草地，强渡敌人严密封锁的河流。1935年10月20日，历经368天的撤退，红军到达陕西的苏维埃领地。
斯诺离开中国苏区时正是蒋介石遭绑架的前两个月，他走后的第三个月，国共开始了精心策划不计前嫌的抗日联合。对此，斯诺只是简单地做出预言：“国共合作将开辟抗战史上的新纪元。”受日本报纸影响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新纪元指的是日本的统治，但斯诺可不这样想。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尽管日本占领了半个中国，封锁了海岸线，但“离打败我们还远得很呢”。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共产党一再撤退，引诱日本军队深入内地，在那里，游击队将狠狠打击日本军队的气焰。
混乱的战争废墟
《 芝加哥日报 》详尽报道了中国政府对上海记者在日本占领南京时的报道进行了删节的部分。下面是一些被删节的例子：
“虽然日本军队仍在城东100里的地方，但南京已经被抢劫一空。它最大的悲哀不是中国的军队洗劫，也不是毁灭于日本军舰的铁蹄下……在中国战场上，极度的疑惑在蔓延……中国军队自从8月起已经没有补给……前线的食物供应极度短缺……混乱在对痛苦的忽视中滋生……于是，这加剧了中国前线士兵对现实的怨恨：他们不断地在承受日军的空袭，而白天却看不到中国的战机。即使每一个中国士兵都知道，蒋介石的空军能对日军造成很大的威胁。……而现在如何呢？日军使中国陷入混乱，这种状况将持续几年，也许是几十年。当中国陷于崩溃边缘的时候，俄国或其他国家都不曾想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
在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一个记者可以梦想通过法国或德国的新闻检查，发表这样一篇爆炸性的文章。但是，相对平静的中国新闻检查制度使《 芝加哥日报 》得以发表这样的文字：“现在只有一件事能让中国军队连续3天地坚守。”局势到达这种地步是因为日军突袭了山东的重要城市青岛。
在那里，中国的抢掠者、纵火者、趁火打劫的士兵和强盗制造了新的混乱，耗费了日本1亿美元的财产。
长着一张圆脸的青岛市市长、中国海军上将沈鸿烈尽力让那些中国的抢掠者当场毙命，并横尸在日本商店门前。后来，这位市长的权威瓦解了。发狂的中国人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纵火、抢劫。沈将军采取了诸如将抢劫者直接划入“日本人”范畴的必要措施，希望能阻止他们。最后，沈将军与中国的警察们一起逃走了。
美国领事索科宾要求住在青岛的美国居民“不能加入德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的行列”，他忙着组织250人的白人警卫队，手握棍棒，尽最大可能保护彼此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当美国的公民们努力追求领事的“好邻居”政策时，拿着棍棒的白人警卫队5人一组，教训着他们认为可能抢劫的黄种人。这时的青岛从远处看像一个巨大的冒着浓烟的柴火堆。但被棍棒“鞭挞”了36小时之后，在日本侵略者到来之前，这个城市还可以用“安静”来形容。
据估计，中国的大型客机带走了50万青岛人中的大部分，只剩下5万人了。上海南边的城市——杭州的人口则从50万降到15万。同时，中国当地官方的报纸突然对战争的报道转变了一个新的说法。它们摈弃了由来已久的愚弄中国大众的努力，告诉读者，中国军队正在奋勇作战，某某中国城市并没有投降。而现在，中国报纸的禁忌则变成了“当日本人占领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发现的只是废墟”。
中国南方的一大港口广州，也被日本空军野蛮地轰炸了。直到一列载着167名美国公民的火车从内地途经这里去香港，他们的暴行才停止。一些由美国红十字提供的绷带和药品刚刚到达广州港，就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毁，并付之一炬。
蒋委员长任命了他的连襟，刚从欧洲采购战略物资回来的孔祥熙博士做行政院长。他上任的第一个举动是大赦中国监狱的犯人。
在南京，日军的暴行已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三等秘书阿利森和南京大学的一名美国公民查理斯·里格斯，在陪同一个中国妇女试图指认出强奸她两三次的日本士兵。因为日军是从南京大学的农副产品店里把这位妇女劫持走的，所以里格斯先生求助于三等秘书阿利森。
在他的官方报告中，阿利森是在日军宪兵的护送下前来日军军营的。日军建议阿利森秘书和里格斯先生不要进入一幢楼房，但他俩事先已许诺带那位妇女进入那幢楼以便能指认出强奸犯。之后，日军粗暴地把这名妇女推进大门，阿利森先生和里格斯先生不禁要上前跟随。一位日军岗哨用英语喊道：“撤回去，撤回去。”
阿利森在报告里说：“我慢慢地后退，但就在我走出大门之前，那名岗哨打了我一耳光，然后又给了里格斯先生同样一个耳光。”
阿利森先生懂日语，在此景况下以外交官姿态克制自己，补充描述这名岗哨“气得脸色紫胀，以最为蛮横的口气冲我们叫嚷”，并揪着里格斯先生的衣领，他衬衫上的扣子都被拽掉了。
因为在东方脸面极为重要，美国外交官挨打一事让总统罗斯福花了两个小时与国务院官员进行磋商。后来，日本副外相就此事向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表示遗憾。对此华盛顿表示“满意”。而那名中国妇女是否指认出强奸犯，她或他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情况，美国国务院对此一无所知。
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都比不上下面这件事：日本获悉罗斯福总统宣布他的10亿美元的海军计划。一位日本著名人士不禁问道：“难道我们要认为美国不再保持中立立场了吗？”
不过与此同时，另一条有关韩复榘将军的谣言得到证实。这位能干的很有抱负的前山东大军阀，在汉口被枪毙，罪行是抵抗不利导致山东失守。
战争一周年
一年前，当日本士兵在深夜突袭北平西南16公里外的卢沟桥时，来福枪的子弹在他们头顶尖啸。日本人坚称，驻扎在附近的中国士兵已经朝他们开了火。不久，双方的激战开始。这个日军等待已久的“意外”是他们扩展势力范围的借口。自从日军1933年占领了热河省西南后，他们又逐渐推进到华北其他各省：察哈尔、河北、绥远、山西和山东。日军的司令官并不理会中国要求调查冲突的建议，将枪口直接对准北平——侵华战争在延续。
一年以后，日本已经占领了一块自己领土两倍的地域，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面积。它占领了8个省的省会，并将战火延续到中国北部和中部的12个省。中国的各大港口，除了汕头、福州和广州被严重炸毁外，其他均已落入日本人手中。中国的商业中心上海，在北平沦陷4个月后被占领；中国的首都南京也在一个月后陷落。中国政府已撤离南京，迁往中西部的重庆，并将汉口作为“实际上”的首都。而此时，日本的军舰离这座城市仅有216公里。
但是，在被占领的各个省市中，一个事实是日本人控制的区域只局限在铁路和公路沿线。日本战线是这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战线长度的3倍。而如此长的战线需要有更长的、安全的通讯线支援。在大后方，活跃着中国的游击队。在被日军“占领”了4个月的山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近百个战斗团在本周发动农民成立了一个共产党的省份。在北平，中国军队袭击了城外的一座日军占领的发电站。在上海，当中国的一群人袭击郊外日军的时候，还能够听见零星的枪声。在这个时候，在这块土地上，自认为天下无敌的日本军队在现代战争史上遭遇了他们第一次重大的失败。一群装备不足的中国士兵将侵略者挡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台儿庄以外。
在日本国内，日本人发现每天大概400万美元的战争费用已经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国家不得不用法律来武装自己，《 国家动员法案 》的主要部分规定，将全民生活的所有内容置于政府的支配之下。
虽然中国已经损失了50万主力部队，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并没有屈服。虽然日本人控制着中国的港口和2/3的铁路线，但是中国军队的补给还是能从广州到汉口沿线、从俄国到西安的空运航线和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的公路输入。迄今为止，由于预料到了日本的侵略，中国的货币储备只下降了一点点。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最大影响是使全民团结起来了。曾经与蒋介石互为仇敌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也与之并肩作战了。
中日都总结了它们在过去12个月中的得与失。谁也没有提到结束战争，没有提到要妥协。
日本 首相近卫文声称：“我们并没有跟中国人民作战……我们是与那些在过去十年热心煽动（ 中国 ）人民仇恨日本的政府和军队官员们有分歧。我们坚决相信：除非我们铲除这个错误的根源，否则远东就永远没有和平……日本一旦决定用铁的手腕来解决问题，就不会吝惜时间。”
中国 蒋介石委员长：“中国不会被征服……我们为我们的生存而斗争……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证人民的和平，为了中国的子孙后代，我们要战斗，继续战斗下去……中国人将战斗到底，即使最后只剩下一寸土地、一个中国人。”
东京在正午时分以默哀一分钟的方式纪念（ 战争 ）一周年。成千上万哭干了眼睛的母亲再也流不出愤恨战争的眼泪了。她们在神社进香，为自己死去的儿子祈祷。全日本的国民都在节衣缩食，吃着价值3分钱的食物。
在汉口，成千上万装满了结婚戒指、珠宝和钞票的捐款箱被聚集起来，以备应战。蒋委员长自己捐了18000美元，其中一部分是他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稿费。在已被日军占领了8个月的上海，英勇的中国爱国志士在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向日本兵和汉奸投掷自制的炸弹。两名日本人被暗杀，12名中国人在交火中负伤。
《 芝加哥日报 》报道说，在远东苏日6公里长的战线上，一场激烈的战役即诺门坎战役一直进行，直到在莫斯科休战条款达成的那一刻为止。
休战协议只是简单地规定双方军队应该“在当地时间8月11日中午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根据前线苏联红军发出的公报，这个规定使得日本军队延伸了650英尺直到苏联认为是自己的土地里，而苏军则在另一点上延伸了980英尺至日本认为属于满洲的领土上。
当苏联和日本已经签订休战协议的消息传来，汉口的中国军官们始终被阴郁的情绪所困扰着。当两个星期前日军与苏联红军热战时，日本的飞行员只是三心二意地轰炸着中国的城市。现在他们重新加强了对武汉三镇（ 汉阳、武昌、汉口 ）的轰炸，炸死了至少1000人，毁掉了5个美国使团的财产。随着汉口最后决战的逼近，最高统帅蒋介石尽可能地将工厂机器以及50万逃难的难民带走运送到上游地带。
广州、汉口失陷
在中国，蒋介石夫妇二人冒险驱车在汉口的主要街道检阅了8万名武汉市民，其中很可能潜伏有日本刺客。《 芝加哥日报 》记者A·T.斯蒂尔在文稿中这样写道：“这是蒋介石在公共场合露面为数不多的一次……让人倍受鼓舞的姿态……在拥挤的人群中有职员、劳工、学生，还有负责坐在敞篷车里的蒋介石夫妇二人安全的警察。”
汉口城的气氛相当的抑郁，如同太平间一般。然而在那一天，市民们的气势顿时高涨起来，因为这位中国的最高统帅宣称在泰安附近，有约1万名日本士兵“在一场4天的战役当中被消灭，规模比台儿庄战役还要大”。这一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但在此后的一个小时内，汉口原先寂静的街道到处都是鞭炮声，其中还夹杂着报童们吆喝这天的“胜利号外”。
24日过后，日本政府针对蒋介石的讲话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在南中国水域，夜幕降临时分，蒸汽货轮上的船长瞪大了眼睛，快速向广州行驶。已有消息估计日军战舰正在著名的海盗港比亚斯（ bias ）聚集，该处离英国殖民地香港只有20英里之遥。
漆黑的夜晚，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进攻，猛烈的炮火轰击着中国河线上脆弱的防御工事，小型战舰驶进了港湾。部队在凌晨4时30分登陆，到了第二天的清晨，周围一片火海，约4万名日军，以及他们的战马、供给物资，还有重型机枪，分两路登陆。一路从怀州出发，从那里有一条高速公路直通广州，这周末该城到处都是枪林弹雨。另一路向西出发，切断了广州与香港的铁路线。为了消灭流散的中国抵抗组织，日军一到达该处，就在离香港仅有15英里向北处，烧毁了所有铁路。
这条主动脉交通的切断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中国在欧洲购买的军火运到香港后最终到达蒋介石手中，正是通过这条长达700英里的广州——汉口铁路线。在周末，日军分遣队在珠江三角洲分两路登陆，一路封杀了广州与澳门海线的交通往来，一路在靠近香港的东岸登陆。日本战时政府一位发言人在东京宣布：“日本决心推翻蒋介石政权；我们并不打算抢占香港或新加坡，也无意在太平洋地区向南进攻；但我们必须贯彻我们对中国制定的既定方针。”
这完全是阿道夫·希特勒向欧洲作保证的方式。内维尔·张伯伦命令驻日本的英国大使罗伯特·莱斯利·克雷吉爵士要求日本政府做出保证：英国在南中国的财产得到保护。
伦敦，近期有消息说罗伯特爵士收到了日本方面“最为明确”的保证。同时日本还指出英国在南中国的投资，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一小部分的投资，特别是在上海国际租借地的财产，都将得到日本政府的密切保护。
所有的中国人都屏息观望广东军事将领是会抵御日军还是踯躅不前，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向蒋介石，这位了不起的统一者，表示了“效忠”。蒋的代表谴责张伯伦的所为，把日军进攻广州比成是大英帝国在慕尼黑其尊严彻底的沦丧；同时他还预言不仅广州人会继续战斗下去，中国抵抗还将延伸到日本，让它为战争付出代价。
在海外的绝大多数华人来自广东，当广东处在生死攸关的境地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捐出数百万资金支援抗战政府。在东京的西方记者发电文称日本政府更希望在欧洲有一场战争而非慕尼黑和平，因为这样就能让英国无法顾及远东这片战场。东京在关注斯大林和张伯伦的一举一动。当苏联的远东军长官遭受清洗，日军就认为无须在东北和满洲部署那么多针对俄国人的部队。这周南下进攻的日军主要是从驻守东北的部队调集过来的。
同时两批日军的精锐部队像钳子一样围攻华中重镇汉口。在信阳，日军一举攻下了这座层层设防的城市，并切断了唯一可把苏联援助物资运往汉口的铁路线。而在长江沿线，日军的战舰冲破了已设重防的茅山和四会，在长江的对岸仅60英里的直线距离就是汉口了。
蒋介石提倡的众所周知的“焦土”政策，也就是把所有可能为日军所利用的值钱东西统统销毁，在这次战斗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日军向南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南方的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口在主要公共建筑、工厂、设施工程等场合下小心翼翼安放的炸药被引爆了。大火迅速蔓延到几平方英里之内。城内的熊熊大火把价值800万美元的珠江大桥付之一炬。而在长明岛内的外国公寓因为一阵突然的风力转向而幸免于难。
直到最后一分钟仍有10万名中国士兵坚守在战场上，竭力保卫广州。事实上，日军6万大军的先期部队1500人，已逼近广州，在10天125英里的行进当中没有遇到一次大的交火。日军曾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在11月3日日本天皇生日以前占领广州，结果发现自己比原定的日程提前了13天。
当广州失陷时，日军立即宣布他们的军事安排时间——准备11月3日夺取汉口，因为这天是天皇的生日。离正式进攻还有一段时间，日军的先期部队即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下，兵临汉口了。中国军方首领不愿摆出生死决战的架势，放弃了这个城市，仅留下后备军来炸毁一切对日军有价值的物品。当这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之时，惊恐万分的中国人在汉口外国人居住区的路障四周一路大呼小叫。蒋介石则和他夫人飞往了新的军事总部成都-重庆的西北方向。
日军由汉口继续进发，在汉口5300名中国战俘被迫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日本攻占这一城市。周末，日军沿广东-汉口铁路线向南推进，并占据了军事重镇鄂州。鄂州距汉口122英里，是通往湖南省的东北门户，而湖南省是蒋介石新的军事总部的所在地。
举国西迁
中国的扬子江宽阔汹涌，它的上游两岸悬崖林立，在那些陡峭的山路上，一支奇特的队伍缓缓西行。他们紧靠峭壁，绵延数英里之长，湍急的河流就在他们的脚下。在这些不愿意受日本人统治而逃离了汉口的成千上万名中国人中，有7000多名苦力拉着7000多辆人力车。这些摇摇晃晃的人力车里堆着井盖、下水道栅栏和取暖炉，是中国人在日本人10月26日攻下汉口前收集起来的。这些废铁的目的地是重庆，在汉口上游500英里远的中国的新首都，到那里后废铁将变成炮弹。
这些逃难者不在乎他们两个月的艰难跋涉才走到宜昌和重庆之间的某地，而且大概还得走上一个月他们才能爬过长江三峡走到目的地。他们正前往中国的“迦南”，内陆的希望之乡，远离了敌人。
外国人所了解的“新中国”，即1927年蒋介石委员长夺取政权后的中国，只是沿海省份，现在大部分地区处于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首都南京是中国公路、铁路和航空线的中心，已于一年前落入日本人之手。“新中国”向西转移到汉口继续抗日。两个月前，日本军队一路进攻，夺取了广汉铁路的南北两端，这条1936年完成的重要铁路正好位于蒋原来的“新中国”的西部边界。于是“新中国”再次向西而去——到了地图上的一个陌生之地。
《 纽约时报 》报道了这个历史时间。许多文明向外蔓延，但是自从1351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还没有过整个文明抛离故土，移往他乡。政府、军队、中国文化界和工业界的大部分，以及成百万的难民，他们离开东部毁于战火的扬子江河谷，奔向开战18个月来在内陆仓促准备的新“新中国”。这个新“新中国”包括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甘肃、西藏、青海各省和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陕西省——这些地方两年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遥远得就像阿拉斯加之于纽约人。
这块新疆土的中心是群山环绕的扬子江上游河谷，面积大约是东西1000英里，南北1300英里。它俯瞰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茂密丛林，西邻西藏的偏僻群山，而西北方向则是新疆和蒙古的沙漠高原。
在这里，蒋介石一边努力保持国家完整，一边准备打败日本人，收复家园。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唯有靠消耗战才能打败日本人，为此目的，他在训练小型机动部队，针对伸向东部的日军战线和交通线进行游击战。
他当年最好的对手，这场消耗战能够成功的主要支柱人物，就是朴实谦谨、满面风霜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蒋介石曾对共产党进行了徒劳无功的10年清剿，那时候委员长以10万美元悬赏朱德的脑袋。现在朱德统领着一支约15万人的共产党军队，另有30万人的农民武装，活跃在山西和山东两省的敌后地区。
一个新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造就。从18个月之前在北平的第一声枪响后不久，在战争的驱使下，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向西部转移。长久以来始终是中国国家生活急先锋的学生加入了第一批西行队伍。整个大学、图书馆和实验室都打包成了一捆捆的行李，辎重千里，来到在战争之前从未见过书本和学校的地区。好几所大学建在了新首都重庆，其他学校去了成都、西安和更远处的云南省首府昆明。
新“新中国”的教育机构中最令人惊异的要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北部地区的“首府”延安开办的那些学校。延安现有抗日大学、陕北学院（ 游击战组织者的训练学校 ）、马列主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戏剧学校（ 由上海有名的女演员执教 ）。延安没有什么房子提供给这些学校，但是在坚硬的黄土坡下，学员们挖出窑洞作为教室和宿舍。这里有4000名男生、1000名女生，超过了牛津的学生，他们学习研究中国问题、军事科学、游击战争，聆听“英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英国金融政策对法国法郎的影响”等演说。
为了保证新家园的粮食供应，罂粟地被开垦出来，播种上稻米。为了寻找原材料，工程师们走遍了大后方，开掘出煤矿、铁矿、铜矿、盐矿，还有许多小型油井。
新“新中国”几乎完全与大海隔绝，它的主要难题是如何保障对外道路的畅通，以得到物资供应、货运卡车、汽车零件、重型机械、石油和弹药。当中国部队从沿海省市节节后退的时候，中国的劳工们开始了艰巨的筑路工程，开辟通向中国西部的4条主要的陆路运输线。
第一条运输线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它绵延2000英里，从西安开始，途经新疆，到达俄罗斯的中心城市，位于新建的土西铁路上的阿拉木图和谢尔基奥波利斯基。大约2000多年前，在那时称为帝国大道的丝绸之路上，满载丝绸、玉石和瓷器的骆驼队长途跋涉到撒马尔罕，在那里货物装上船，运往拜占庭、开罗和罗马。7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从西方沿着丝绸之路来到蒙古皇帝忽必烈的宫廷，惊讶地目睹了东方文明，其灿烂程度远甚于他的家乡威尼斯。从去年开始，70万名劳工带着新中国的热情和旧中国的工具，再次打开这条已半埋黄沙的丝绸之路，今天一支由1000辆俄国卡车组成的运输队在这条干线上来回穿梭，向中国的心脏地带输送物资和弹药。
另外3条线路不像丝绸之路那样繁忙，它们是：一，西安到库仑1800英里长的汽车道，原来是骆驼队穿越戈壁滩漫漫黄沙的小路；二，从昆明到英属缅甸1350英里长的铁路和公路；三，中国新建的从昆明到老街的铁路，与法属印度支那的铁路相连。还有数百英里的其他新公路与这些主干线相连，连接起新“新中国”的许多地方。
几个月前，蒋介石委员长向英国发出了不客气的警告，他说除非中国能得到金钱和物质援助，否则他将被迫与苏联靠得更近。这个警告有了结果。在英国，国会正在讨论一个议案，允许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额出口贷款。美国方面也由进出口银行提供给中国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 无疑大部分款项将用于购买美国卡车和汽车零件 ）——解释为美国对日本关闭在占领区内美国的商业活动的回应。另一桩令中国人士气鼓舞的事是得到了由美国、加拿大和古巴的同情者捐献的15架战斗机。
一个代表团从西藏来到设在四川省的中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向委员长献上了由西藏僧侣、官员和农奴捐献的1万张羊皮，以“表达联合抗日的心愿”。在战争之前，新疆和蒙古地区一直与中央政府作对，而现在中央两条主要的供给线从那里经过。
如果日本人再把蒋介石从扬子江上游地区赶走，他将被迫退到新疆和蒙古地区。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成了俄国的战争。俄国不会容忍日本人威胁长长的西伯利亚南部边界和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但是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已经征服了一个“新中国”的日本，还必须征服另一个“新中国”，后者没有丰富的资源，但拥有优越的天然屏障。
日本人还不敢宣布战争结束，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大失脸面。他们必须先向蒋介石施压，是他把原计划搅乱了。但即使他们捉住了蒋介石，也无法阻挡中国的抗日力量。
……
去年秋天汉口和广州双双沦陷，而这两座城市是蒋介石供给铁路线的南北两端，为此中国人失去了原先习惯从英属香港获取军火的交通线路。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一些西方灵通人士认为日本已经赢得了战争。
……
要是苏联人也与日本人作战，局势自然会对中国人有利得多。如果欧洲也加入战争，则形势会变得更为复杂。但中国人并没有指望这些可能的因素。他们已准备独自作战。
……
中国第一个上过《时代》封面的人死了
日本人给傀儡政府任命的事宜在1939年一再推迟，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国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位置。唯一一位既有声望又不支持国民党的是中国旧时军阀吴佩孚，在1926年受到蒋介石的贬抑之前，曾经一度是华中地区的霸主。他受人尊敬，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古怪（ 无论他走到哪，都有一个拿着痰盂的侍从恭恭敬敬地跟在身后 ），再有就是他像尤里西斯一般地老谋深算。在此之前，有报道说他愿意成为日本的傀儡首领，但有两个很条件：一是他必须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二是日本人必须离开中国。
日本的新闻社（ 已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 ）——得意地报道说这位老军阀已同意领导他们在中国的伪政府。第二天就被吴佩孚的发言人像往常一样否认了。在北平，一位狡猾的日本新闻检查员从吴佩孚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看到，说他“愿意克服一切困难换得和平”。这位发言人称，这句话通过无线电传到了日本，被日本新闻社篡改成，他同意接受了日本的邀请。
为什么吴将军目前不愿成为日本傀儡，其中有一个理由并不难理解。在本周末的上海，中国的爱国刺客又刺杀了一个汉奸，因为他与日本人勾结。
两年前的7月7日这一天，一名日本士兵从其驻地潜窜到北平城外10英里处的卢沟桥附近。很明显他是想去逛妓院，可日军却指责中国人把他绑架带到了宛平城。第二天尽管那名失踪的士兵重新归队，日军还是在城南开火了。
这样就开始了中日之间自1894年以来的第二次直接交战。日本一直野心勃勃地希望能够统治远东地区，就像英国从伊丽莎白时期开始统治欧洲那样——使欧洲大陆四分五裂，对中国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增强心有余悸。在蒋介石统治下，在去年12月明智地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国近乎完整统一，可以说是自18世纪以来最为接近的一回，那是满族人统治的疆域南起缅甸北至海参崴。而且中国本土商人不仅与欧洲和北美这些洋鬼子们打交道，还和被叫为“倭寇”的日本人在贸易港口和国际租借地相互竞争。
两年前一名日本武士向天皇建议：“等到欧洲大陆一片混乱，我们就可以在东方成为首领了。”两年之后，西方真的就一片混乱起来了。
俄国由于托洛茨基反政府分子的叛乱，无心在远东地区就中国利益作战。英国——远东地区实力最强的欧洲国家，鉴于已长达一年之久的西班牙内战战火延伸到了地中海和莱茵河，也踯躅不前。法国的政府受经济困扰，无法担负起白人在亚洲利益的重任。美国尽管它的海军实力在加强，但最近刚刚通过一项中立法案，表示愿意给予菲律宾国家自由，致使日本人猜想美国可能会由此永远退出远东地区的舞台。
矮小的日本人内心很好高骛远，他们自认为消灭周边邻国的时机到了，把中国北方最为富庶的省市，山东、湖北、山西、绥远和察哈尔，统统占领。
但是如果在欧洲出现的混乱使亚洲发生战争，亚洲的问题不会立即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远东反华联盟成员之一的日本，当它可肆意地在西伯利亚和满洲国边境向苏维埃进行挑衅的时候，这对于它的伙伴德国和意大利来说最为有利。而当它畅通无阻地开始对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度尼西亚心怀叵测时，则对英国和法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从1935年至1937年间，日本成为罗马和柏林独裁者有用的敲诈工具。战争开始之后，号称100万的日本大军像吸墨纸吸走墨水一样，迅速渗透到中国广阔的领土上，这样一来，日本既无法困扰俄罗斯，也不能对英国与法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构成威胁。这场已达两年未公开的战争像是一块去扑灭欧洲大陆肆虐战火的湿地毯。
日军能否公开宣布他们取得了这场未公开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抓到并杀害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蒋介石，他是目前中国统一的象征。两年以来，他毫无惧色地乘飞机穿山越岭，粉碎了一次又一次来自正面的捕捉和来自身后的暗杀与贿赂。蒋介石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机会分子蒋介石
日军的将领为表示对天皇的效忠，1937年在战场上屠戮生灵，他们认为战争几个月之内就能结束。他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效忠精神。
蒋介石本人不是像孙中山那样集革命家与圣人于一体──孙中山于1911年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蒋介石只不过是中国南方一名商人的儿子，在东京接受过军事学院的培训，之后成为广东黄埔军校的校长。1925年孙中山逝世，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这时就需要像蒋介石这样的一位强硬人物来保持国民党的正统原则。中国政坛的强硬人物并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果遇到挫折时他们一般或退缩或叛变。
蒋介石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在1927年他甘心接受共产党的帮助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北伐。在目的快要达到的时候，蒋介石又转而打击共产党，在上海枪杀了共产党的支持者。
10年来，他所执行的一贯政策是收买和讨好日本人。1931年当日本人侵占满洲国的时候，他没有阻止。1932年当中国第19路军在上海闸北英勇抗击日军的时候，蒋介石没有表示支持。1933年他让中国北部察哈尔省落入了日本人手里。
蒋介石把他的势力范围从长江三角洲向外扩展，但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信任他。他的“进攻”架势仅仅是针对中国东南部的“红色”省份江西，它是中国苏维埃将领毛泽东和朱德的根据地——他们提出的“共产”只不过是分给不堪重税、饱受压迫的农民们以土地。
可到了1937年，蒋介石却一反常态。他是一个让人难以琢磨，有着一双灰色眼睛的中国人。他长着瘦长的个子，做事有条不紊，集冷漠的爱国者和虔诚的基督教教会理事双重性格于一身。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一样，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是一位卫理公会派教徒。宋美龄在美国学校受过教育，是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的妹妹，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同时蒋介石还支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前所未有地把西方基督教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结合了起来。
蒋介石对日军的绥靖政策一部分原因是他对红军的围剿，从位于上海以南的江西省，经过层峦叠嶂的群山、广漠的沙漠和大江大河，一直追到陕西，追到黄河的大拐弯处，黄河是华夏民族4000年历史的发源地。红军的后撤行程长达6000英里，历经15次大规模战役和大约300次小规模战斗。
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流亡的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国红军一直称“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终于让张学良在1936年发动了西安事变。与蒋介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使张学良和共产党相信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在认为：“中国人决心抗日。”而蒋介石的绥靖行为只是为了有时间来动员国民，强化军队，修建公路，做好一旦宣战就不可避免地向内地撤退的准备。
当西安事变使国人相信蒋介石的爱国精神尚存之时，绑架便成了挽救脸面和反挽救脸面的一场不可思议的游戏。张学良被判了10年监禁，剥夺了军权并软禁起来。而被绑架的蒋介石则就此事件向国人道歉。但这件有趣事件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蒋介石终于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军。
中国的币值得到了稳定，蒋介石的两个了不起的亲戚孔祥熙和宋子文成功地教会了一帮乡下佬如何经营中央银行。孔祥熙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意志坚定，很有手腕；宋子文则毕业于哈佛大学，非常稳重，很有能力。
蒋介石对战争的到来已做好了准备。因为从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府到1936年西安事变，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成熟并强大起来。同样道理，因为害怕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日本在两年前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
侵略者的代价
一年以后，日军将领的极端分子东条英机成为日本的军事大臣，声称为了国家利益要赢得这场战争：此时他们已如期占领了东北的5个省。但日本发现他们并不是在为自己打仗，而是在为蒋介石作战，并且还赢了。蒋介石没有媾和，而是一再撤退，吸引日军向中国内陆纵深，有点效仿1812年俄国击败拿破仑时所采用的战略。
日本人还不敢宣布战争结束，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大失脸面。他们必须先向蒋介石施压，是他把原计划搅乱了。但即使他们捉住了蒋介石，也无法阻挡中国的抗日力量。中国人的觉醒成为中流砥柱，而且还涌现出其他出色的将领，像著名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都能担当重任。但他们同蒋介石之间陷入权力纷争，在中国国内进行争权夺利的时候，日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结束战争了。
虽然与中国的战争有点一边倒，但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入侵可不像占领埃塞俄比亚那样普通。卷入战争的人数是最近一次西班牙内战的人数的两倍还要多。伤亡数字只能猜测，但肯定是数目巨大——日军的伤亡数量也很大，他们也不得不对付瘟疫、水灾和艰苦条件。日军对南京的大洗劫将被载入历史，成千上万名当地妇女被强奸，平民百姓被屠杀。去年10月广州的沦陷也同样触目惊心，唯恐重演南京那一幕，在日军还有几个小时就要攻入广州时，86万市民弃城而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市民自发撤退行动了。
在交战过程中，日军拥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在正面交战过程中往往都能轻松获胜。而中国最为拿手的对策就是“坚壁清野”，不使日本在占领后占得便宜。但尽管只剩下烧焦的土地和空空的房子，日军还是占据了中国北方省市和铁路干线，并推进到长江三角洲和汉口。日本的占领范围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长达1000英里。
中国目前仍有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被日军占领，占领这些地区的是中国的游击队。由于要防备俄国军队，日军必须在满洲地区常驻40多万名士兵，这样就无法在其他占领区保持足够的军力。因此他们就尝试组建傀儡政府。在建立傀儡政府的地方，苛捐杂税几乎要压死人，猪要征税，存货要征税，外出要征税，所有的货物流通都要征税。家畜被抢走了，带金属的器具被没收了。最后，日本人在中国北方地区还强迫中国的生意人使用日本的货币按他们的进口价格进行交易。
但中国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以不可思议的勇气和难以置信的机智做了针锋相对的抵抗。他们刺杀汉奸官僚。在总共15万平方公里的日军占领后方，他们自行成立了“自卫”政府。大约7500万国民，差不多是战前居住在德国的人口总数。14－16岁的少年通风报信，农民们配合挖沟砍树以阻碍日军行军。
红色八路军在陕西和湖北对侵略者展开游击作战，在湖北中部有5万名游击队员。在白天是个规规矩矩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勤恳恳地耕种；晚上摇身一变成了游击队员，追打日本鬼子；第二天，日本要开始报复时，他们又重新回到田里，把枪支弹药埋好，一脸的平静。
农民们则有其他的抗击方式。除非面前晃着刺刀，对于由日本人控制的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发行的以日元为基础的票据，中国人根本就不按面值使用。去年春天，在日军占领的华北地区，农民们莫名其妙地忘记种植棉花了。
多年来爱国华人一直在抨击“租借港口”和国际租借区——在那里洋鬼子们拥有“不受管辖”的司法和居留权。但今天这些国际租借区内成了中国人抵抗日伪的活动区。蒋介石的政治首都是重庆市，但对西方人来说，金融中心还是在外国人的聚集区，特别是香港和上海。日本现在还不敢抢夺上海的国际租借区和其他城市的外国领地，但他们在试图一点点地吞噬，他们想做得更为强硬一些，在天津封锁了法国和英国的领区，对没有直接租借区的美国也是一大打击。
如果他们能够长期隔离天津，日本人有可能压制最令其头疼的黑市交易，在这里日元被打折买卖。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是个脸面的问题。但即使日本人能够把天津的钞票兑换人统统清除掉，还有上海、青岛及其他中国城市的黑市交易场所。而且如果上海的黑市交易被查禁了，仍可以转移到英属的香港。
几个月以前，美国向中国全球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来资助中国今后在美国的采购；英国也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来稳定中国的货币币值。中国拥有这样的财政扶持，使日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贬值。而且日本很长时间以来已无法从中国那里获得所需的外汇来购买飞机、原油和钢铁，因为中国海岸线的交易已为西方租借港口的银行清空了。
政经中心转移至西南
去年秋天汉口和广州双双沦陷，而这两座城市是蒋介石供给铁路线的南北两端，为此中国人失去了原先习惯从英属香港获取军火的交通线路。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一些西方灵通人士认为日本已经赢得了战争。但是广州-汉口铁路线的丢失形成了中国抗日的新时期。蒋介石政府的首都转移到了内陆四川省的重庆，有一条穿越崇山峻岭通往缅甸的公路已修建完毕，直抵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其他路线也已开通，从云南到法属印度支那，穿越新疆沙漠地区到苏联边境的清政府时所修的公路得以重修。
目前蒋介石军队所依赖的四川很富庶。四川省的面积为11.5万平方英里（ 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加州 ），金矿和石油都很充裕，总共520万人口在一年当中能品尝到四次丰收，大米、小麦、大麦、粟米、烟草、甘蔗、玉米、大豆和棉花都取得了丰收，而它繁茂的桑树使丝绸业很发达。临近的云南省有锡矿、铜矿、铁矿和煤矿。贵州是一个高原地区，有利于畜牧业和果园种植。
可是这种富庶不能挽回失去工业化的中国沿海地区的损失。而且依靠大篷车从中苏边界穿行于沙漠地区运来的军用物资是远远不够的。但在重压之下，新生力量民族主义开始了前人从来没有完成过的事情：把他们的工厂收拾好——就像一位《 圣经 》中的人物扛起他的床头，前进出发。总价值达1亿中国货币单位的工业设备在战争爆发的前期就已从上海转移了。而这仅仅是工业和文化大迁徙的开始。
除了战争和政治以外，这次迁徙还一次性地把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转移到偏僻的内陆，对于亚洲文明历史来说可能是一个里程碑。而它的一手经办人是曾在比利时卢维思留学过的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董为浩（ 音 ）。截止到1938年，在董博士的监督下，64家机械厂、19家发电厂、22家化工厂、5家玻璃厂、7家棉花加工厂、12家印刷厂、4家造船厂（ 制造适用于长江上游的船只 ）被迁移。总重达2.5万吨机器由那些苦力工来运送，行程达几百英里。按美国标准，这也不过是500运货车厢。按照亚洲人的标准，这是一场工业革命。
在重庆，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拥有140家工厂，是在上海和汉口之后的第三大工业城市——逐步成熟起来。中国的大学也同时迁往内陆。政府正在着手组织西部农民加入到制造行业中，像漆皮、小型船只、纺织、煤矿、造币、面粉加工和硫酸制造等。
《 纽约时报 》发表分析文章表明，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这场斗争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边倒的。日本作为一个封闭的岛国，多达700万人口靠稻米和捕鱼过活。早在两代人之前，日本民族所接受的西方文明是源自于天皇和大封建家族的高层统治。日本人情愿跟随着近乎法西斯方式的领导者，因为他们视天皇——永远以一种盲目式而现在更是有增无减——是神与家长的结合。在这样一种准独裁的状态和半独裁经济下能够生存显示了日本人的坚强性格。
日本人占领了台湾（ 1895年占领 ），夺取了满洲南部铁路（ 1904年日俄战争中夺得 ），占领朝鲜（ 1910年 ）和满洲国（ 1931－1932年 ），但是与镇压6倍于日本人口的中国人和占领面积为4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比，那些都只不过是儿戏而已。
中国人生性随和，不愿战争也没有任何战争准备。早在孙中山1911年发动的辛亥革命前，老百姓们可以容忍清朝的皇太后慈禧尽情地放鞭炮，而排斥来福枪的引进；可以进口大量无用的小玩意儿而拒绝军舰。西方文明已经来到中国，正在接近中国，不是通过许可命令，而是打击或不经意的渗透——从与西方的贸易合同，从传教士办学，从共产党宣传，从劲敌日本人那里，从新兴的民族领导人那里得到的。当面临外来侵略时，他们出击反抗。
要是苏联人也与日本人作战，局势自然会对中国人有利得多。如果欧洲也加入战争，则形势会变得更为复杂。但中国人并没有指望这些可能的因素。他们已准备独自作战。而他们的长期抗日使欧洲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和平状态，日军身陷对华战争中，而无法加入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联盟发动新攻势。
汉奸与画家，战争下的人物百态
7月之初，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神秘地穿梭着一个温文尔雅、深藏不露的东方人，名叫汪精卫。此前，有报道称他在中国北方政府所在地北平当上了日本的一号傀儡。这些天来，从重庆到北平的意识形态上的距离要比地理距离长。而汪先生，这位资深的革命家，一度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合作者，过去中国事务“三巨头”（“三巨头”的另外两位是蒋介石委员长和已故的胡汉民，后者生前曾长期做孙逸仙的第一秘书。）之一，跨越了这个意识形态以及地理的距离，这个事实可以说是日本对华外交的极大胜利。
对于汪精卫，北平城一定充满了作为一个叛逆青年的回忆。1910年，26岁的他去北京策划谋杀清摄政王载沣。同谋者是他的未婚妻，后来成为其妻的陈璧君小姐。陈要坐火车去东京，这个年轻人暂时走出他的隐蔽地到车站送别他的未婚妻。火车启动时，他礼貌地轻触帽檐，一下子便被摄政王警觉的警察发现了身份——那时候这种动作就是革命党人的特征。警察尾随汪来到他的隐蔽处，搜到许多枪支和炸药，遂予逮捕。汪潇洒地供认了一切，被戴上枷锁收监。在旧中国，这意味着大约在三年以后被政府杀头，但这时候，孙逸仙博士领导的革命在1911年10月爆发了；汪获释。
汪精卫是深受尊敬的孙博士心爱的学生，为这位领导人起草了许多宣言，甚至包括孙逸仙博士在临终病床上发表的著名的《 总理遗嘱 》。他是东京法学院的毕业生，经常去欧洲旅行，能讲流利的法语，曾多次在德国治疗糖尿病。当这场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德国。他曾担任过两年中国的行政院长。
汪精卫和蒋介石委员长从性情上是两极对立，但是即使在战争开始以后，他们还在继续合作。作为党的副主席，汪精卫随同政府从南京到汉口又到重庆。但是去年冬天，他把儿子们从学校接出来，送到国外，又收拾起他自己的物品，在一天夜里秘密离开重庆，飞往香港。他控制不住妥协的本能，声明他要和日本“和谈”。蒋介石把他开除出党，逮捕了他的追随者。
汪从香港又到上海，后来到了日本占领的汉口。日本人认为他是傀儡政权的极好人选。汪精卫一投降，日本的军事外交官们希望本星期，即开战两周年纪念日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
美联社的记者发现，英国政府自以为天津方面的最严重形势已经过去了，日本人同意在东京开会，便是愿意把天津事件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来解决，而无须讨论那些基本的问题——英国在其中国领地的权力以及它在中日战争中帮助它喜欢的人的特权。英国人很欣慰，日本人放松了对天津英租界的封锁；部分恢复送奶，食品更加丰富，对英国臣民的脱衣检查也停止了。
温文尔雅的正治少将就在事发现场，竟然故作惊讶：没想到英国人会因为几个国人被脱光衣服而这样恼怒。他在自己的总部接待了40名记者，屋内摆满了酒水、鱼子酱、冰激凌盘，以及其他现在在英租界已稀有的好东西，在那里他解释事情的原委。有些日本哨兵，这位将军说，是不晓事的农民，他们不懂欧洲人的体面标准。他的同胞，他解释说，不在乎当众脱衣，甚至在公共浴池与异性一起泡热水澡。为了证明所言不虚，将军提出当时就在记者面前自己脱衣服。
随着封锁比以往变得更紧，正治将军这些不晓事的农民们又在脱出入租界的英国人的衣服了。再者，日本人毫不讳言他们无意把天津问题作为孤立的问题来解决，并声明将在东京会议上要求英国的“合作。”如果英国人拒绝转变他们在中国的整个政策，日本将采取“必要行动”促成“租界问题的根本解决”。
而在中国西南四川省的一个偏远村庄里，一对中等富裕的夫妻喜获一子，这是所有中国家庭的希望和骄傲。孩子取名张善孖（ 意为“好人” ），是国画大师张大千之兄。5年后，这位母亲应小儿子苦求，为他养了三只活泼的小虎崽作玩伴，从此这孩子不仅和虎崽一起玩，还一起睡觉和吃饭。
不久张便在画虎崽的嬉闹和步态了，以少年敏锐的目光研究猫科形体。张的母亲是罗马天主教徒，也是学习过中国国画技艺的业余画家，她从未把张送进学校。这样，天才的小画家通过观察自然和研究过去的中国国画大师，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到他16岁的时候，张也能写诗，而且诗才出众，引起了中国著名文人的注意。这可不容小视，因为中国的画家如果不同时也是诗人就不可能成名，而诗人若不能把他的作品入画也不能达到最高境界。
长大以后，张移居重庆，完成婚事，成为民间知名的“画虎家”。他还年轻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承认当时中国的画家诗人中无人能出其右。而在他50年的画虎生涯中，重要的养虎人从未间断向他提供最好的虎伴。有只虎一定要在晚上做张及其女儿的枕头，另一只晚上定时跑到卧室去送鸡蛋。
张的老虎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但是去年，张的民族敌人日本人飞到重庆上空，他们飞走时，张的许多同胞被炸死——还有张的所有老虎。张随后离开重庆。
在曼哈顿的中国城，有名望的中国人、艺术爱好者和同情者聚集在里奇·万饭店，向一位孱弱的老人致敬。老人身材不高，须发稀疏，但双目有神，爱笑，爱打手势，他就是重庆的张善孖。他的任务：是为被围困的中国募捐，用以购买医药。在一间顶楼画室里，从清晨6点到日薄西山，他都在奋笔挥毫，画出一幅幅售价50美元以上的水墨画复制品，那些原作已经为中国卖得了1500美元。画面柔和的紫红色、绿色和棕色，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山石景致，其主题都直接秉承了中国绘画几个世纪之辉煌传统。
其中最上乘之作当然是虎画，而虎画中最精彩的当属那张大型条幅《 怒吼吧，中国！ 》，这幅画今年春天在巴黎展出时吸引了3000名参观者挤进博物馆，法国总统亲往观展，并向张颁授纪念勋章。画面上28只跃下山的老虎代表着中国被战争唤醒的省份。提及虎的原型，张说：“虎死了倒也好。我老了，虎需要强壮的主人，以后我就凭记忆作画。”
苏联与日本、中国，奇怪的关系
世界上最奇怪的外交仪式之一是日本和苏联每年都要进行的关于渔业租借条约的谈判。会谈开始于11月份。每个人都知道会谈的结果——就像一贯的那样，两国会达成妥协，而这样的协议两个渔民只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但是，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两国的代表深深地鞠躬，品茶，摇头，拍桌子，露齿而笑，皱起眉头，拥抱，紧握拳头——从始至终都是怒气冲冲，紧紧抱着不可能达到的要求不放。可是，当银色的小鲑鱼一出现在库页岛附近刺骨的海水里，外交官们发现他们突然达成了一致，立刻签署了协议。
可是，在每年一次的会谈开始的时候，空气中笼罩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气氛。首先，苏联新任驻东京大使斯梅塔宁知道他在谈什么。他曾经是一名鱼类学教授。而且，斯梅塔宁被任命的这天，日本刚刚同意在蒙古边境停火——此前，苏联军队对日军给予了迎头痛击。
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开始考虑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法”。外交部发言人须磨弥吉郎召集新闻记者并告诉他们：“我们渴望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苏联方面也抱着同样真诚的愿望。”读卖通讯社一直是外交部的应声虫，它主张日本“根本无须注意英国和美国感到的并且大声说出来的不满”，同苏联达成一个互不侵犯条约。 本周斯梅塔宁谒见了裕仁天皇。
莫斯科正式宣布说，日本大使东乡茂德和苏联外交部代表莫罗托夫已经找到了“在一些基本原则上的许多共同点……苏日贸易协定必须建立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在苏联最近的外交活动中，互不侵犯条约往往紧跟着贸易协定，就好像小羊紧跟着圣玛丽一样。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消息令人沮丧。因为苏联和日本每走近一步，中国的灭亡就会加快一些。苏联一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它比英国、美国和法国更为持久，更为慷慨。但是，没有人比重庆政府知道得更清楚，苏联“熊”已经学会了怎样翻筋斗。
来自北平（ 日占 ）和香港（ 中立 ）的报道说，上月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指责中央当局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就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军官，而且在日军离他们不到100英里时，还对共产党发动了长达3天的进攻。
11月中旬，东京的短波电台报道了新的冲突：甘肃省发生战斗，共产党要求中央政府提供更多的资金，共产党领导人在朱德的主持下，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同重庆政府公开宣战的可能性。
红色记者斯诺先生的文章宣称，……政府的士兵每个月可得军饷7.5元至9元，而共产党士兵只能得到1元军饷。政府指责说，共产党曾经保证将部队人数限制在几千人，但是却招募了10万名士兵。共产党人指责说，政府曾许诺每月补贴4.5万元，但实际上只给了3万元。中央军有统一的武器，共产党士兵有8种不同型号的步枪，政府也没有向他们提供火炮、电话线、重机枪，而且几乎没有提供弹药。政府说：为什么要训练装备一支共产党军队来反对自己呢？蒋介石总司令长期以来一直在镇压共产党人。本周，在一次中国人独有的政治活动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为行政院院长，从而将孔祥熙降为副院长。然后，它又发表了一个四点宣言，重点强调的是它拒绝签署任何反对共产国际的协议。
斯大林的目标难以捉摸。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只有让日本与中国长久地进行殊死搏斗，他在东方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但是，在苏联的西面，最近的友好政策极大地满足了斯大林的自我意识，扩张了苏联的疆界，并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很可能已经决定对日本也采取友好政策，而不是同它开战。
自从日军1938年10月占领汉口后，局势一直非常平静。日本人在等待汪精卫叛离重庆政府，进而使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但结果却是汪精卫逃走了，而蒋介石留了下来。这意味着日本人还要打更多的仗。
……
日本人开始惴惴不安，担心盟国会把中国作为基地，对日本以及台湾、海南、印度支那和其他日本前沿基地进行大规模轰炸。特别是山东半岛，它像一只愤怒的拳头举向日本，还有浙江省的大部分沿海地区，从那里四马达飞机可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大半地区。
……
希特勒的每一场胜利都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胜利。每一次盟军受到重创，都会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对他们在远东地区利益无暇顾及，而他们都曾是中国的主要外援。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是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的联系切断，那么就肯定能够赢得中国战场的胜利。
……
从兔年到龙年
奔流不息的嘉陵江边的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家新建的饭店。这里远离重庆闹市，没有空袭的危险——这是为那些不断往来重庆的外国人修建的。除夕夜，身材结实、风度翩翩、作风老派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各界名流举行招待酒会，与会者包括外交使节、新闻记者、传教士和当地官员。客人们喝着口感柔和但很上头的黄酒，神情荡漾。
孔博士起身敬酒，用他出色的英语对会聚一堂的外国人士说，按中国的生肖年，去年是胆小的兔年，而新的一年，非常幸运，是愤怒的龙年——龙是中国的守护神，长着锐利的爪子，吞云吐雾。无论是孔博士的酒会，还是他的期望，都来得太早了。为了取悦他的外国朋友，他选择了东方的新年，但是去年发生的事件，使得今年的希望看起来十分渺茫。
尽管去年是战争和恐惧的象征，开始却是出人意料得好，但年终的溃败使中国的未来一片漆黑。
年初，对手按兵不动。自从日军1938年10月占领汉口后，局势一直非常平静。日本人在等待汪精卫叛离重庆政府，进而使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但结果却是汪精卫逃走了，而蒋介石留了下来。这意味着日本人还要打更多的仗。日本人的计划是南北夹击，一举把重庆吞并。在发动突击后，日本人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攻占了南昌。但是，随后中国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比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获得的任何一个胜利都大。
日本人在5月发动了试探性进攻，试图控制通往重庆的北部通道，最终目标是拿下汉中，但被中国人粉碎。9月他们又直逼长沙，想控制通往重庆的南部通道。在已占领的山西省内，日本人开始了血腥疯狂的“三光”扫荡。
11月，日本人又采取新的行动，这一行动让所有中国人提心吊胆地等了整整一年，这就是，打入西南交通系统——该系统承担着中国战用物资90％的运输。这场战役是战争的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与通常一样，中国人打算先让日本的细手指伸向它的目标——南宁，然后再从侧翼攻击，一举斩断。但这次中国人失算了，日本人的企图得逞。日本人立即开始轰炸中国的生命线，包括从印度到中国的法属铁路线。
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击，但惨遭失败。1940年2月中旬，在南宁附近的一次大战役中他们也遭到重创。日军称，有6800名中国战俘落入他们手中。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不但参加了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和包围，而且还严密封锁了海岸线。
颇为有名的中国游击队不再像前一年那样活跃了，但是他们仍然像蚂蚁一样地忙碌着。上周，一位日军发言人称，上月在上海南部与游击队发生的冲突不少于295次。但游击队的胜利越来越难：他们的补给线断了，而日军的报复性进攻则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残酷。
中国的前景并不被看好。由于欧洲战场的影响，盟国的支援实际上几乎停止了。美国之前考虑给予中国2000万美元的贷款，但这一数字只有中国向美国要求的1/3，与其需求总量相比，尚不到1/10。
中国在一线有200个师，有200万正规军，另外还有200万训练有素的后备军，在敌人后方有大约有50万游击队员。在人员数量上，中国占据优势。日军在战场上共有40个师，共112.5万人，但都疲惫不堪。让中国人倍感痛恨的是，有10万左右的伪军在为敌人卖命。
但中国现有的人力仍不够用，无论是勇气还是士气都相差甚远。中国无法与日本飞机、卡车、大炮和铁路线相比，也赶不上日本的技术和战略，无法阻止他们在战争中的狂轰滥炸。而其中最严重的——为此可能打败中国的是运输线路被阻断。
日本人已经放弃了占领重庆的念头。其目标是：1.西安——连接中国北部和重庆的主干；2.兰州——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关键地；3.把西南完全切断。
从1940年2月的局势来看，除非美国给予中国大量援助，或者日本内部发生巨变，但这似乎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中国的军队可能会像瓦格纳的《 尼伯龙根之歌 》中的巨龙法弗纳那样——长久地吟唱着最后的悲歌，然后自刎而死。
战争3周年
重庆的一座山顶上有一个小公园——去年5月这里发生了血腥的一幕，有200名中国人被炸死，因为他们自认为如果藏在树底下或躲在灌木丛里会安全地躲过空袭。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新游戏，叫作“抓叛徒”。5个纸做的木偶头放在地上，每个代表着投靠日本的汉奸。几步之外，笑嘻嘻的中国人排队来一试身手，5分钱投一次，用松柏条做成的套圈扔向汉奸头。如果有谁把最大的汉奸汪精卫给投中了，就可以得到5元的“国家复兴券”。
除了这一游戏以外，还有许多令中国人感到好笑的事情。与他们的欢笑不无联系的是，还有“国家复兴”这个名词。
其中一件事是，一支新成立的军队在福建沿海登陆，这是一支可怜兮兮的伪军，它的首领是集诗人、学者、绅士、政治家为一身，而单单不是战士的汪精卫。日军称，这支由5万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拥护“新秩序”。而它的名字，大概只有日本人才能想得出来：和平与国家复兴军。
颇为严肃的国家复兴军终于从意向变成现实了，看起来好像是日军第一次有意要撤出。日本的南中国军队司令部发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宣称日军最近在南宁所取得的胜利在东亚地区是史无前例的；声明还称，汪精卫政府即将成立，中国的南部铁路线被切断，日本也不再想扩展所占领的区域。最后，它声称：“今后我们的军队将是对付中国的挑衅举动。”
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只有日本人被赶走或撤出，蒋介石才会和谈。但这的确给了精疲力竭的中国一点喘息机会。而且它还意味着，即使日军仍有能力打击中国，但是在东京发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严重制约了日军的行动。
这些麻烦越来越明显了。连续三周来的批评（ 这种情况在近期的日本算相当罕见 ）在会议上爆发了。2月初，斋藤崇雄说国家对战争厌倦了。然后议员小口说，当前日本的物资短缺和困难，如果轻工业和一度繁忙的出口业不因为战争而做出牺牲的话，是可以避免衰败的。牧野良三议员警告说，“现在民心不稳。”但是军事大臣畑俊六断然拒绝了公开军事开支的要求，而当争吵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他很冷静地中断了会议议程记录。
2月下旬，汪精卫宣布他的政府于4月1日成立。汪精卫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共同宣布在下半年“尽快组建”。
“它长300步，宽8步；如此宽敞，10个骑兵可以轻易地骑着马并排过桥。”这是1277年年轻的马可·波罗第一次看到卢沟桥时有感而写。这座依然挺立在那里的桥，660年后一个炎热夏夜发生的事件使它被载入了史册。
1940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件”发生3周年。与此同时，西班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挪威、丹麦、苏格兰、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法国，要么投降，要么屈服于武力进攻。在此期间，曾一度被认为是胆小懒散的中国人，开始拿起武器反抗，与所谓的3个最为野蛮和不可捉摸的国家之一进行斗争。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都为这一英雄事迹而震惊。
在日本进攻的第一年，攻势出奇地快，有点类似急行军的速度，从北平到天津，从北到南，一块块地失陷了。上海在顽强的抵抗之后也失陷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赶上了疯狂的日军上演历史上最为可怕的一幕，杀人、奸淫、放火、抢劫，日本人的报复行径造成了30万市民丧命。
在名义上占领了46.5万平方英里土地后（ 其中居住着1.15亿百姓 ），日本人信心十足地（ 因此也是半诚恳地 ）提出议和，中国拒绝了。日本人开始试图安抚占领区时，又被游击队员戏弄。此间，台儿庄战役使日军在众多的中国士兵打击下，遭到了近年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
第二年，日军的闪电攻势放慢了，几乎停滞了下来。其主要战绩有：占领汉口，它曾是南京失陷后政府的所在地，这之后就转移到了重庆；可怕的轰炸和紧接下来的广州失陷，把香港到内地的运输线路切断了；对沿海地区直至香港的投资；出于战略考虑对海南岛的占领；以及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这不但没有摧毁中国人的士气，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
第三年，1939年的夏天，中国军队在山西省取得了一场令人振奋的胜利。日本人对自己的高要求产生了动摇，在长沙做出了挽回脸面的举动。可是他们反而挨了一记耳光，重庆方面称之为“最大的一次单场胜利”。绝望之中，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进攻，这一次他们胜利了，在南宁，他们切断了从印度通往中国的弹药运输线路。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本月初宜昌的沦陷使日本多了一个有利的基地，可以对重庆施加更大的空中轰炸。但1939年至1940年日军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是由德国在波兰、挪威、法国等地所取得的。
希特勒的每一场胜利都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胜利。每一次盟军受到重创，都会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对他们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无暇顾及，而他们都曾是中国的主要外援。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是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的联系切断，那么他们就肯定能够赢得中国战场的胜利。因为中国唯一的朋友兼战友苏联，要从西伯利亚横穿2000英里路程，路途极其难走。一次穿行就会使大多数的卡车受到致命损伤，而中国现已接受苏联的援助占整个外援的10％。
所以此前日本采取的对付法国和英国的战役，不仅仅对中国的第三年抗战至关重要，还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国合唱：“救，救，救中国”
美联社记者在遥远的重庆发回来的报道，看起来形势并不令人乐观。日本并不是与一个统一的中国作战，而是与一个不稳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盟作战。没有共产党军队的帮助，蒋介石委员长不可能打败日本。但是蒋介石不愿意为他们的帮助付出太高昂的代价——不能打败日本人后让共产党控制中国的政府。所以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种灵活的政策，一方面给共产党有限的武器、金钱和活动自由，让他们继续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国的南部取得主导地位。1941年1月下旬，为了防止共产党南下，国民党与之发生了一次不愉快。喜欢拍照的叶挺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在扬子江中游流域对日作战中发展成为一支有实力的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自治的共产党政府一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其精悍的八路军从贫瘠的西北省区向富饶的扬子江流域移动。蒋介石担心新四军和八路军成为其麾下的两匹特洛伊木马，命令叶将军把部队向北开到扬子江流域以外。然而新四军却向南挺进，在江的南岸遭遇了蒋的中央军，中央军的士兵奉命向叶挺将军的部队开了火。
随后的9天时间里，中国人与中国人打起仗来。后来叶挺将军受伤被俘。蒋委员长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并解散了新四军。共产党驻蒋政府的代表周恩来愤怒地对此表示了抗议。远在延安的共产党对此表达了足够多的遗憾与愤怒。
重庆是一座山城，位于嘉陵江和扬子江的交界处。
寂静的城市地下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空洞（ 估计可容纳3万人 ），在暗淡的光线中等待轰炸过去后，几百名中国人死亡了——他们不是死于轰炸，而是死于窒息，在狂乱之中，人们疯狂地相互撕扯，想挤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重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有大量防空洞的城市。它的防空洞体系被认为绝对安全，可以保护它的40万市民，市政府修建防空洞时曾经赢得人们毋庸置疑的信任。
当时中华民国没有国歌，然而中国人倒是选择了一支西方舞曲的调子——《 雅克兄弟 》，并将它重新填词，唱出了“打倒军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压迫”等内容。这是千百年来的第一次，中国的广大民众同声高歌。他们所唱的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与西方的同类合唱很相似。孙逸仙博士在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激发起爱国热情，但没有产生大众音乐。
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合唱的人现在正在美国，他是一位瘦脸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名字叫刘良模。他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克罗泽神学院学习。他曾在上海大学当篮球队的啦啦队队长，那段经历使他确信群众合唱有鼓舞士气的作用。1935年，时任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刘先生组织了一个由60名穷人组成的合唱团，教他们唱《 救，救，救中国 》，曲调来自另一首舞曲《 划，划，划你的船 》。基督教青年会派刘先生走遍中国，最后中国政府采纳了他的计划。“让我最激动的时刻是，”他说，“指挥1万名士兵合唱爱国歌曲。”
今天，中国人唱歌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还有许多目的——为了扫盲、为了改善卫生。士兵们学唱操练口令和军队条例，学会唱了，他们再去认识那些字。其他广为传唱的歌曲有《 你必须帮助士兵 》、《 苍蝇传播细菌 》等。西方的节奏和旋律如今好像不再令中国人吃惊了。他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 义勇军进行曲 》，它的节奏短促，曲调充满活力。不久前，一群已经漂泊了上万里路的逃难儿童为蒋介石夫人演唱了这首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中国需要盟国帮助
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街2374号是一栋不起眼的砖房，里面有大量有用的军事信息，但是美国军人对此鲜有耳闻。屋内四壁挂着军用地图，详细标示着日军在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的部署。屋里的椅子上坐着的几个人，他们脑子里塞满了有关日本陆军的信息：日军怎样行动、怎样作战等等。
这里的人了解许许多多有用的信息，但是美国陆军并未从中受益，原因很简单，他们到这里的6个星期以来，没有一位美国陆军高级军官主动挂个电话，或者来敲敲他们的房门。
这栋房子里住的是中国军事代表团，蒋介石委员长派他们来帮助美国计划和组织在远东的战役。代表团团长是思维敏捷、久经沙场的熊式辉将军，成员之一是蒋委员长的外甥陈彼得。他们中有些人会讲日语，也和日本人打过仗。大多数在过去的5年里都和日本人成为战场上的老相识了。
他们于4月13日到达后已递交了介绍信函，给有关当局送去了名片，并租下房子。美方毫无反应。两星期后，熊将军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盟国也许赢不了战争，“除非对所有的战区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没有人理睬。
是时候了。美国陆军不能无视中国的危局。日本人已经发起一轮新的攻势要摧毁中国。比起过去5年里的其他攻势，这一次日本人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不仅因为缅甸的陷落，还因为自1941年12月7日以来远东的所有灾难。
日本人开始惴惴不安，担心盟国会把中国作为基地，对日本以及台湾、海南、印度支那和其他日本前沿基地进行大规模轰炸。特别是山东半岛，它像一只愤怒的拳头举向日本，还有浙江省的大部分沿海地区，从那里四马达飞机可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大半地区。
山东1938年年中就被日本占领，浙江则是另一回事。浙江从未被征服。这里是蒋委员长的家乡，也一直是冲破日军封锁，进行高度有组织的偷运贸易的中心。
日本人于1941年5月下旬投入了6个能征善战的机械化师，以及至少200架飞机。兵分几路向铁路和货运集散中心金华开进。陆军挺进的同时，42艘日本运输船偷偷驶向福州附近岛屿林立、海盗盛行的海岸。日本人在那里占据滩头，然后向西北进攻，与从南昌向南来的日军会合——在浙江守军背后形成夹钳之势。
与此同时，为阻止盟国的飞机给中国军队的补给，日本人又多派了六个师，辅以500架飞机（ 用于对付棘手的飞虎队残部 ），大举进犯中国最西南端的云南省。
如果日本能够最终完全占有中国的主干线铁路——特别是从汉口到广东的南北干线，那么日本将拥有到达除岛屿外的所有占领地陆上供给线，以及一条从新加坡到东印度的海上捷径。
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国的陆上交通线，那么长期以来被认可的美国海军对日战略——切断日本到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就再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麦克阿瑟将军在澳大利亚部署的跳跃海岛、切断海道的战略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作为夺取中国内陆交通线的第一仗，日本人已经对长沙发起了进攻，他们过去曾三次进攻长沙未果。但是这一次，他们在汉口和汉口以北集结了大约8个师的兵力和至少100架飞机以供进攻长沙。对浙江的进攻也同样出于占领交通线的目的：和所有日本在华进攻一样，进攻浙江也是沿着最大的铁路（ 这里是浙赣线 ）和与铁路并行的最好的公路。
日本这次多路进犯是战事开展近5年来对中国最严峻的威胁。如果日本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不会就此打住。他们可能会趁热打铁，了结“中国事件”。
1942年5月以来，日本人一直在往两处集结大军。一处是中国中部的汉口，另一处是印度支那的西贡。后者可能用于对付印度和澳大利亚。但是如果日本目前的进攻得力，两处兵力都可能用来打垮中国——南方兵力从南向重庆开进；中部兵力通过西安插入，把中国北部和中部割开，切断蒋与其苏联朋友的联系。两边同时夹击，将构成对重庆的巨大的钳形攻势。
在陷入战火的浙江特别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蒋是一只大海兽的化身，这只海兽过去住在奉化附近的水中，在沙石上晒太阳。他们说蒋出战时若是雨天，他就打胜仗；若是晴天，他就打败仗。
这则迷信中包含了对现实的成熟思考。如果蒋在雨天出击，敌人不能动用飞机。既然蒋几乎没有飞机，除了陈纳德将军出色的飞虎队在缅甸驾驶的那几架飞机，而敌人用不用飞机就不一样了。
蒋没有真正的空军，因为美国和英国没有送给他。华盛顿和伦敦乐于相信既然蒋没有飞机也能从1937年抵抗日军到现在，他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既然如此，空军可以飞往俄国、英国、中东、澳大利亚，飞往除中国外的任何地方。
但是如果说中国头5年的战斗是艰苦的，那么现在面临的就是最艰苦的时刻。现在日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集中兵力，它的侧翼已经没有了严重的威胁。菲律宾打掉了，新加坡也完了，香港也完了，印度支那已握在手里，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西伯利亚的苏联人不想惹事。
中国政府发言人对《 纽约时报 》记者哈里森·福曼说，中国有三个需要：“一是轰炸和驱逐机；二是轰炸和驱逐机；三是轰炸和驱逐机。”实际上中国还有其他需要：大炮、弹药、汽油。但是中国人现在强调他们最大的需要，也是盟国还能够满足的需要。
有一位美国军官了解中国，并在中国屡建战功，他就是美国志愿飞行队（ 即飞虎队 ）队长陈纳德将军。上星期他在昆明说2000架美国飞机就能干掉日本空军。他说日本进攻浙江也不可能打掉所有可用于轰炸日本的飞行场地，中国太大了。
其他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士同样认定中国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而美国忽视了它——再不抓住机会可能就来不及了。
哲学家走了
在派驻美国的各国外交官中，没有几个比文弱而富有魅力的胡适更受欢迎，他是中国最知名的学者，自1938年以来任中国驻美大使。1942年9月初，蒋介石召回胡大使，代之以魏道明博士，蒋委员长没有讲原因。
当然，51岁的胡博士以其学者身份不屑于宣传蛊惑，而大家都知道美国《 租借法案 》对中国的援助微不足道。但是对于胡博士在退还其政府拨来的6万美元宣传经费时所说的：“以我的演说为宣传足够了，不必花你们任何钱。”许多美国市民都认为他所言不虚。事实上，热情、睿智、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胡博士本人可以说是中国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他的免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自从美国参战以后，中国非常讲求实际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就一直驻守在华盛顿，这两个人做搭档，几乎可以说是外交上难以抗拒。如果中国没有得到应得的，那过错在美国而不在中国使馆。胡博士的朋友们希望一直流传在华盛顿的谣传是真的：蒋介石委员长在国内对胡博士另有重任。
胡适曾经说哲学是他的职业，文学是他的爱好，政治是他的义务。这是一种谦辞。作为一个哲学家，胡适是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杜威的著名弟子。胡适出生在安徽绩溪，其父胡传，曾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从小就智力出众。在中国革命前的黑暗时期，作为英语教师的他变得越来越委靡放荡，还曾经因为与警察吵架而坐过牢。后来他振作起来，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然后又于1915年至1917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继续深造。胡博士的四卷本留学日记现在仍然是中国的畅销书。
对胡博士来说，文学远非仅仅是爱好。他本人便是中国文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领导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白话文运动，在几年时间里，将中国的书面语言改造得与口头语言非常接近，从而打破了士大夫的文言文垄断，使普通人也容易学习读写。1930年他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一直到离开那里就任美国大使。
胡博士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通过著书立说阐明其政治主张。在性格上，他是一个和平主义的自由派。他曾多年猛烈攻击蒋介石委员长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其文章后来结集为《 人权杂谈 》出版。但是当日本染指中国之后，胡博士抛弃成见，投到委员长麾下（ 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他不断显露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早在1937年10月，他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讲中告诉美国人：“现代世界已经由无线电波和越洋快船连成一个整体，再也不存在孤立的国家了。……上次大战中，具有扩张野心的国家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行径把你们拖入战争中，同样的情况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将会再现。”
由于被解职的打击，胡博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和平的世界，与胡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并继续写他的《 中国文学史 》。但现在还不存在这样的世界。
胡博士的继任者魏道明博士是一位在巴黎学成的国民党律师，精明干练。在1928—1929年他担任中国司法部长期间，使中国现代法院的数量翻了一番。后来就任南京市长，他主持了这个新首都的大部分现代化建设。与日本开战后，他成为行政院（ 蒋委员长的内阁 ）秘书长。去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国维希政府的大使，但他未就任，在过去的8个月里，他一直待在华盛顿。
作为大使，他毫无疑问将得到其精通政治的妻子郑毓秀的大力协助。他的妻子出身于富有的官宦家庭，很早就成了一个革命者，也是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和第一个女律师。她与她的丈夫在巴黎相识，当时她也在学习法律。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性律师和法官，她属于上海滩上最常被提及的人物，深得蒋夫人宠爱。
蒋介石的两条线路和两个计划
蒋委员长苍白泛黄的手抚过他的光头。他说话还是与往常一样，以浓浓的乡音厉声训导。这是每周一次的缅怀孙逸仙的仪式，他此时讲话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蒋介石与孙逸仙一样，认识到广袤多山的大西北是中国尚未开发的宝库。不仅如此，这里是他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通道，而且，假如中国和盟国军队在亚洲惨败，这也将是中国的避难所。
人们惊讶地获悉两条新的供给线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代替丢失的缅甸公路，把美国的物资运送给中国部队。第一条线路长4500英里，第一段铁路起于美国在印度卡拉奇的空军基地，向北经过阿富汗的喀布尔，到达俄罗斯的撒马尔罕。然后货物沿着中亚平原，顺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到达苏联终点站阿拉木图。最后一段是通过中国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修建的公路，穿过新疆和甘肃两省抵达重庆。另一条线路的起点在波斯湾的布什尔，穿过伊朗，然后通过水路到达里海的克拉斯诺伏斯克港口，在这里再将货物通过铁路运送到阿拉木图。
中国仍然是盟国物资的最后一站，但是在一小队美国飞机和飞行员的帮助下，今年夏天中国一直控制着自己的领空。随着日本把地面部队扩张到整个亚洲，蒋的部队开始趁势反攻。上个星期在浙江省，他们打退了日本部队，现在正在包围“轰炸东京”的最后一个机场。
所有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还包括在甘肃省“意外地”发现了石油，以及肯定会令孙逸仙欣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这位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共和国领袖曾设想，西北地区1950754平方英里（ 1200万人口 ）的富饶土地开发出来，可以为几百万住在人口过多的地区的中国人提供新家园。由于战争，他的三民主义传播到了一度政治落后的南部省份。现在西北省份也将加入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
身材瘦小干瘪、脑子里却装满了统计数字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几年来一直在绘制西北自然资源的图表。带着翁的分布图和蒋夫妇亲临考察后讲述的发展前途，一个由实业家和工程师组成的考察团深入西北进行考察。行政院宣布拨款1亿美元用于甘肃和甘肃夹在蒙古和西藏之间的狭长走廊地区的灌溉工程。
瘦小的翁文灏拥有西北地区的图表，而魁梧的马家首领在这里拥有的是自家的军队，即声名赫赫的穆斯林马家军。马氏家族中实力最强、发展最快的要属一脸浓密胡子的马步芳，他是青海省主席，手下有5万人的精锐部队。他的哥哥马步青控制着甘肃省的狭长地区，他的部队在1938年修建了通往俄罗斯的公路，目前正在西藏修建另外一条公路，这将缩短新的供给线。这两个人控制着未被中国人同化的穆斯林居住的广大地区（ 回民占西北人口的1/4 ），他们同蒋的政府友好合作。据说蒋委员长和夫人还同这两人讨论了国内事务。
再向西就是新疆，蒋夫妇可能与俄国人不仅讨论了运输问题，也讨论了政治问题。10年来，在日本人、俄国人、穆斯林、中国共产党和蒋之间争夺势力范围（ 和缓冲地带 ）的较量中，俄国人始终想控制新疆地区。
但在这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在东北和北方都没有与共产党发生严重的冲突。在大西北腹地，这里比清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稳固。蒋夫妇对此可以感到满意。他们在等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的来访，想起他们在去大西北的旅程中也曾想起的那句俗话“有理不在声高”。为了迎接威尔基的四马达轰炸机，工人们在山城重庆的坚硬岩石上挖出了一个长3200英尺的跑道。蒋夫妇来到为客人安排的花园别墅。蒋夫人亲自关照别墅里的丝绸围帐、美国雏菊、古画和价值连城的陶瓷器皿都布置妥当。
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在美国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新条约上用毛笔签字。美国人签字代表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他签字后说：“我们一直都在盼望这一天……”
……
同一天，在重庆，中国和英国签署了一个新条约。新条约用红色蜡和红白蓝三色彩条封好，从各方面来说与在华盛顿签署的条约完全一致。蒋介石给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打电报说：“对我来说这是个信号，是国际社会各国团结的证明。”
……
条约的签字正值中国的知识界担心中国处在国际社会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条约有可能开始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它正式宣告，这些西方列强在过去100年中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和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干涉永远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