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再访尼赫鲁
微笑着，能言善辩而又自谦，他的态度传递着玫瑰色的好运，红色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于1956年11月底抵达新德里拜访尼赫鲁。充满魅力而得体的周恩来似乎决心从尼赫鲁处赢得微笑，而后者刚让他的苏联朋友幻想破灭。当跨出飞机时，周恩来愉快地忍受了玫瑰花瓣的“袭击”以及印度女学生挂在他脖子上的金盏花花环。一天之后，当一个大爆竹在一次集会上以炸弹的响声爆炸时，他仍在微笑。
印度人以一个愿望来回应中国政府的友好。他们对这位红色领导喊道：“印度和中国，兄弟，兄弟。”“世界变成一种模式，生命的乐趣就会变少。”尼赫鲁说，同时承认了他的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几点基本区别。
在一起密谈10个小时，周恩来和尼赫鲁也许讨论了他们之间所有的棘手问题：共产党在尼泊尔和西藏的巩固，中国对缅甸和台湾的意图；但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谈话集中在尼赫鲁在这个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时将面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问题。“现在是时候了”， 周恩来告诉美国记者，“建立一种好一些的关系，也许这并不是美国的观点，也许杜勒斯不喜欢我，但可能我们的继任人能够走到一起。”
当尼赫鲁从他的美国之行回来后，周恩来会再在新德里听听他们说了什么。
按照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中国的第四次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批评之花像蒲公英般涌现。上海的新闻记者公开要求能更方便地报道当地政府的“实际情况”，北京勇敢的学生要求共产党撤掉北京大学的控制组。同时，全中国党的显要人物都开始了尽职尽责的辛苦工作。在一个集体农场，33个将军和127个官员突然出现，并开始帮助目瞪口呆的农民们除草和拉粪。在首都，一位部长当了一天搬鱼工人——北京电台报道说，这是一幕 “极大地鼓舞了”老百姓的情景。
……
在目前的争论中，毛泽东谈到劝说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使党密切联系群众……北京市市长彭真以异常激烈的语气发表讲话：“反右倾斗争是对与错、好与坏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还是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问题。”
从婚姻开始的法律改革
美联社记者的消息说的是中国的爱情。“娶来的女人好比买来的马——主人可以随意骑，任意打。”这句以前男人们挂在嘴边的话或许描述了过去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婚姻的真实状况。中共在法律上做的第一项改革便是婚姻法。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一年就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建立在以男人凌驾于妇女之上基础上的，专横武断的封建婚姻制度应予以废除。”新的法律规定，未来的婚姻只能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新婚姻法还承诺所有妇女在经济上是自由平等的；不得歧视私生子，保护无合法身份的儿童。为了把每个细节都阐述得绝对清楚，在第13章里明确提出：“严禁溺婴行为。”
如共产党希望的那样，婚姻法起到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把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妇女从父权和夫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成为建设新国家的生力军。妇女得到了很多权利，获得了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平等地位。到1953年为止，已有100多万妇女当上了工人。今天，毛泽东的空军里已有一个完全由女飞行员组成的喷气式战斗机中队。但新婚姻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男人的观念。即便是党员本身，尤其在偏远的乡村地区，男女平等的观念是很难让他们接受的。为了保持男人的特权，在一些地方依然盛行父母包办婚姻。
被运往台湾的中国杰作
1949年1月的一天，一艘飘着国民党白蓝相间的旗帜的登陆艇离开了南京码头，沿着混浊的扬子江而下，舱里装满了贵重货物。另一艘装满货物的船已安全地穿过中国东海到了台湾。此后，一艘货船完成了从共产党手中抢救几世纪以来汇集的艺术珍品的壮丽使命，包括那些在北京故宫和南京中央博物馆里收集的珍品。
今天，大部分皇帝的收集品已成功地放置在台湾中部山脉的一个隐蔽所在。在那里的3间水泥仓库和一个大山洞里堆积着近40万件艺术品——画、古青铜器、瓷器、金盘、漆器和玉。许多物品是在1934年日军逼近北平时就一直放在包装箱里，更多的物品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从来没见过的。现在，随着在该处的小博物馆的开放，中国艺术的爱好者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被选出来展示的珍宝。但是绝大多数的物品仍然被锁着，它是世界最丰富文化之一的伟大遗产。
如果古代中国人用羽管笔代替了毛笔，中国巨大的绘画财富就似乎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发展下去。3000多年来，绘画和书法代代相传，那些名家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他们在丝绸上创作，而且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动。
这些宝贵的绘画被一代代传下来，每个所有者都加上自己的印章，还经常亲自写首诗以作评论。对中国艺术爱好者而言，欣赏一幅画的乐趣还在于将写字的书法也当作艺术来欣赏，解释这些印章，分析笔风和画法。但是，本质上，每件作品都反映了一个主题，1000多年以来，中国画家最关心的不是人，而是自然。他们最成功的主题就是山水画。
对自然界的崇拜与中国历史一样久远。孔子，关于礼节和修身的最伟大的先知，早在公元前500年就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与孔子同时代的长者，他宣称构成自然的是弥漫的精神力量，他称之为“道”，并把它比喻为水。
超越对自然的纯粹记录而达到真正的识别，是中国画家的至高理想。对5世纪伟大的画家沈灏而言，这种获得“质”的能力，这种 “与精神共鸣和生命活动”的性质就是绘画的第一原则。一个画家在这一目标上成功的程度，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他绘画成就的最终标准。
孔子赞美的那些画已消失了很久。但从前的大师传下来的教导仍可在活力四射的盛唐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中见到。唐，从618年到906年一直占统治地位，是征服了东至朝鲜，西至波斯的一个帝国。
可怕的唐朝骑兵的秘密武器是他们的大宛骏马，传说它们太勇敢了以至于它们流的汗都是血。描绘它们最为传神的是画家韩干。被唐明皇召至宫廷的韩干，本来应该研究宫廷画师的画作，但是他的回答使唐明皇大吃一惊：“我的老师都在陛下的马厩里。”韩干对帝国4万匹马研究的结果体现在他的《 周穆王八骏图 》里，这幅画被概括为马的本质的体现。
唐明皇也是个自然山水爱好者。由于思念山川，一天他命令两个画师再现嘉陵峡的风景。画家吴道子在外面躺在树下，听着流水的声音，然后拿起画笔，一天之内完成了《 嘉陵江三百里旖旎风光图 》。画家李思训，同时也是一名将军，花了几个月描画同一场景。交给皇帝看，两幅都被评为“优秀之极”。
广袤高远的风景是这么的伟大，以至于其中的所有人类的迹象都显得渺小。这也成为绘画上最有成就的宋朝画家的精神追求。其中最了不起的董源在他们的《 龙宿郊民图 》之中展示了极大的转变技巧，为宋朝画家所采用。董源的鸟瞰图描绘了他在江南看到的山、湖和平原，展示了直到地平线的宏大图景。在巨大背景下，人物变成了小的彩点。他称这样的场景是“天堂的真理”。
一心向往安宁和睦的宋代皇帝想转向详细地观察，发展了一种对小而本质的场景的嗜好。易元吉的《 猴猫图 》，在主题和完成上都近乎戏谑，是个杰出的例子。这样的图画赢得了皇帝的赞美，就赏给易元吉装饰他在黄河平原上宫殿的任务。
其后有着同样大影响力的画家为米芾，文人画的典型人物。他是个伟大的艺术收藏家、讽刺评论家、砚台专家以及奇石的爱好者（ 放在他花园里的他最爱的石头被他称为 “我的兄长” ）。他的书法也是中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书法之一，特点是粗硬的笔触，一反前人华美、装饰性的风格。尽管他有穿着唐式服装的习惯，他仍是个成功的侍臣，成为礼部员外郎。
作为一名画家，米芾最好的作品只给他的朋友欣赏，而且不允许他们碰画绢以防弄脏。他的画指向了一个新方向。取源于泼墨点的点描法风格（ 仍以“米点”著称 ），他在《 春山瑞松图 》里展示了中国的第一幅印象派风景画。它巧妙的山峰是以松散的笔画完成的，树则以仔细的墨滴完成。人的比例仅以一个孤独的亭子的骨架来表示。
有着1000年的艺术可供参考，明朝大师变得折中，用几种不同的风格作画。这一时代的标志是对每日生活、轶闻趣事的喜好，通常仅仅是装饰性的。但随着模仿过去大师的习惯，以及对技巧的吸收，艺术变得自给自足。著名的三册的绘画入门书叫作《 芥子园画谱 》，于1679—1701年间在南京一所小房子里（ 叫作“芥子园” ）缩写出来，将画法分作16种。初学画者希望能熟练掌握每一种，但多样性只有天才的画家才能在笔端表现。成功的明代大家有：
唐寅，拉斐尔的同时代人，具有文艺复兴时的艺术风格和对高生活水平的热爱。他浮沉的一生，是在疯狂的饮酒作乐中努力作画度过的。他的《 李端端落籍图 》借鉴了唐朝笔法，但是把原先丰满的样式变细了些以适应明朝口味，在空间和对比上获得成功。但唐寅忍不住要取笑学者式的宁静态势。在画上他写道：“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谁言扬州金满市，胭脂价到属穷酸。”
仇英，主要从事可追溯到唐朝李思训的辛劳作画风格。曾有人嘲笑他过于琐碎的风格说：“画蛇添足。”也许是作为回答，仇英画了那幅《 桐阴清话图 》，足有9英尺高，这幅画的更为自由和大胆的风格，是一个响亮回答，也是毛笔技巧的杰作。
沈周，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扮演了乡村哲人的角色，并不理会宫廷生活的礼仪奢华，在他创立的新文人画运动中心，他退隐到他庭园之中。他在《 夜坐图 》这样的画里描述了他理想中的生活，说他已达到了这样的理想境界：“一花一竹，一灯一几，读书习典——这些伴我度过余生。我的朋友是老农，我与青山对话，以园艺为生。世间的消息我不再理会，如果它们硬来打扰的话，松林傲风会将它们吹散。”
宫廷画师吕纪，不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花鸟画家，而且也是北京秘密警察的名誉指挥官——锦衣卫指挥。吕纪的目标是取悦当时奢侈而保守的官员品味，而他获得了极大成功。《 红梅斑鸠图 》是他作品的典型代表，其精致细腻的技艺无可比拟。
这样的杰作成功地解释了11世纪伟大的画家郭曦的回答，他问道：“为什么有德行的人以山水为乐？”他自己的回答是：“不能接近实际山水的丛林和溪流爱好者以及烟雾的朋友只能在梦中欣赏山水。山水由一只有技巧的手画出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不用离开房间，他就立刻发现自己置身于山涧和溪流中；鸟鸣猿啼傲不可闻，山光水影迷乱人眼。这样的景色难道不能使他心迷神醉吗？”
毛泽东的演讲：关于人民内部矛盾
通过共产主义世界永远有效的特殊信息渠道，由西方领事馆传出令人震撼的报道：“就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历史性的攻击一年后，毛泽东也做了秘密演讲，实际上是两个。这些演讲在轰动效应上不能与赫鲁晓夫的相媲美，但它们在共产主义土地上引起的骚动（ 西方国家已得到全文 ）表明，如果毛泽东实际上与莫斯科就‘意识形态平等’争夺，他将在附属国中有热切的支持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急于看到‘通往社会主义的多条道路’，而非单一的莫斯科创造的理论化。”
从毛泽东的演讲中所透露的是，这位63岁的中国领袖，在800名理论战士面前的长篇而热烈的演说中，否认了苏联意识形态的两个基本命题：1. 即使在共产党国家，阶级斗争仍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实现；2. 在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因为党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区别是“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说，而且“那些愿望受到挫折的人”必须被倾听和严肃对待，“政府中没有一个组织，也没有人有权让批评者沉默”。新的群众教育应该：“认真实行，但要以和风细雨式的平稳——除非是违法乱纪的重大行为，所有的都应该免于处罚。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以同志间的坦率谈话方式进行。不能有群众的公众集会和斗殴。新的战斗甚至还提到“我们应该否认群众罢工的权利吗？”，回答是“不”，因为这样做将会“激化矛盾而非解决矛盾”。所有这些是被称为“团结，批评，再团结”战斗的一部分。
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似乎在向他的政府机构展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满的原因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危机，迫使饱受饥饿的中国大众再把裤腰带拉紧一点”。然而，毛泽东将之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官员变得臃肿傲慢，其200万成员中超过60%的人是在红色力量掌权后加入的。他坚决地宣布，补救方法是让官僚主义者不再忽视他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员必须与群众融合，并听取他们的抱怨。他还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应该 “定期进行体力劳动，联系群众，消除令人不悦的区分”。
按照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中国的第四次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批评之花像蒲公英般涌现。上海的新闻记者公开要求能更方便地报道当地政府的“实际情况”，全中国党的显要人物都开始了尽职尽责的辛苦工作。在一个集体农场，33个将军和127个官员突然出现，并开始帮助目瞪口呆的农民们除草和拉粪。在首都，一位部长当了一天搬鱼工人——北京电台报道说，这是一幕 “极大地鼓舞了”老百姓的情景。
自从他们获得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政府与人民之间会有“矛盾”的演说片段起，西方专家就在争论，红色中国的老领导人试图主张独立于莫斯科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毛泽东曾以东方式的柔和说，“列宁提及了它们但没有评述……至于斯大林，他的意见仅能做参考。”
现在，毛泽东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修改，承认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工具。 “我们不再使用恐怖方法。”他暗示苏联人弄错的地方是，没有认清即使在共产党政府镇压了所有有组织的反抗后，也可能会面临“内部反抗”——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
“如果坚持使用恐怖的方法来解决内部反抗，” 毛泽东宣称，“这就会使这些反抗变为国家敌人类型的反抗，就像在匈牙利发生的一样。”在那里，共产党因为选择了“镇压而非劝导……仅仅使事情消失了几天”。正确的缓和动荡局面的方法是，他继续说，是鼓励公开批评，接着通过“劝说与教育”来根除批评和导致批评的错误。“甚至可以说，” 毛泽东称，“小罢工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指出了错误。”
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最为爆炸性的一条。在毛泽东的眼中，容忍的罢工也许至少有两件事可称道，它将给：1.中国大众一个机会释放一点精力而又没有太大损害；2.政府可以统一对付潜在的革命。但是，就像匈牙利和波兰曾证明过的，莫斯科只会以厌恶的心情看待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有益的小型罢工”概念。
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倡这个说法呢？答案看起来是，毛泽东首先担心的是如何解决由严重经济困难所引发的紧张和压力——而且要尽力阻止在他的土地上发生匈牙利式的危机。
在一个演讲中，毛泽东否定了一些中国官僚对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怀疑： “马克思从来没说过他不应该被批评，对于那些不听从马克思这个教导的人，我会用一句老谚语：活着时不许人批评的人，死后必遭人批评。”此前，作为对一些非常胆怯的“花”的鼓励，北京释放了一些象征性的艺术家与作家。
在他“百花齐放”的政策中，毛泽东建立起比莫斯科更完美的方法，但他的修辞法需要变得朴素一些。劝说可能会有抚慰性的声音，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只有一方是对劝说公开的，其后被劝服者必须接受“团结”……接下来就是一种名为“劳动改造”的劝说方式。周恩来最近宣布：“拘押的罪犯中超过80%已得到了农业或工业中的工作”，劳动改造——也是中国目前创造性的做法。
《 环球邮报 》记者与中国
“让大幅照片见鬼去吧。”威廉·基蒙德说道。他是多伦多《 环球邮报 》的记者，去年5月到红色中国采访。基蒙德42岁，办事不留情面，喜欢刨根问底。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前去中国采访，除大幅照片外，《 环球邮报 》还刊登了第一批小幅照片，这些照片中的绝大多数真实反映了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后的真实面貌。
基蒙德是加拿大公民，因此美国国务院不许记者进入红色中国的禁令对他不起作用。他发现中国是个“忙乱中的国家”，一个反差极大的国家。砖头平房与正在建造的高楼紧挨在一起；避孕的门诊部和佛塔相邻；苏制运输机装载的是脚踏三轮车运来的货物。基蒙德还发现“自我批评几乎是全国性的……”。
基蒙德提出的问题直截了当，而会讲英语的向导和政府官员在回答此类问题时竟然很坦率。有一次，他看见一辆敞篷卡车载着一车衣衫褴褛的中国人，由一个身背冲锋枪的警卫看押。他问这些是什么人，回答是：劳改犯。
基蒙德报道说，尽管大家“表面上接受苏联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这种观点，但“中国人的真正态度是他们也必须向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国家学习”。从华沙到华盛顿的学者们都在分析毛泽东最近宣布的政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许多条”。基蒙德印证了这句话的含义，例如：政府承认，它不得不再容忍起码5年的有限 “国家资本主义”；任何在企业投资800美元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得到5%的红利。
中国愿意改造“共产主义理论”的最明显证据便是，如何着手解决“中国当今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养活以每年1200万速度增长的人口”。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严厉的控制生育措施，其中包括免费的流产和绝育手术。基蒙德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获取“外国信贷”购买工业设备的主要来源是粮食出口。“如果遇到像1954年那样的粮食歉收，中国的工业化就会蹒跚不前；或者从6.3亿人民的嘴里抢粮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工业化的进程。然而在这6.3亿人民中，有3/4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基蒙德的系列报道中另有一些精彩之处：电影是多数人唯一的娱乐形式，因为电影的票价最低（ 10美分 ）。由于“不再带有浓重的宣传味道”，电影的质量得到了提高。中国试图教育它的民众，学校里挤不下那么多学生，所以学完一个年级学业的学生只好先下地干活，等教室空出来才能继续上学。
基蒙德曾当过战地记者，还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关过7个月。他证实了美国国务院所谓中国人会把美国记者投进监狱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他受到了“令人吃惊的关心……像对待婴儿一样”。他的新闻报道和大量图片没有遇到官方审查方面的麻烦。
不幸的是，没有几个美国人能读到基蒙德的观点。芝加哥的《 太阳日报 》早些时候转载了基蒙德在《 环球邮报 》上发表的部分文章。但出于安全考虑，《 太阳日报 》同时还写道：“芝加哥的著名人士也称赞这一系列报道”；仿佛唯恐被认为它承认红色中国，《 太阳日报 》删去了大部分最具洞察力的文章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美国新闻界是无法获取这些内容的，除非国务院允许记者去中国采访。
反右倾拉开序幕
尽管毛泽东曾认为共产党征服中国的群众基础是农民，但事实上，毛泽东的那些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并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蒋冰之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她漂亮、热情，当年只有21岁，笔名丁玲。她被认为是中国最出色的剧作家和小说家。
1936年，丁玲到达红军所在地陕西省。她具备了几个有利条件：她在文学界的名气；丈夫被中央政府杀害；本人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押一年。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立即委以重任，继而又写了一首诗赞美丁玲和她的新职务。这个新职务由于文学夸张而抬高了身价。毛泽东写道：“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57年8月中旬，年逾50的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丁玲和另一个著名作家陈企霞受到了中国作协的猛烈抨击，他们被冠以“右派”和妄图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体制的罪名。
按照毛泽东“百花齐放”的原则，丁玲和陈企霞显然属于冒头的毒草，所以修剪花草的大剪子现在忙个不停。两个月来，北京的电台一直在“点名”，播出那些谋反、叛乱、阴谋和反革命活动。据报道，福建省的一个反革命集团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组织，包括地下旅、师、军。他们制订出抢劫粮仓和暗杀政府官员的详细计划。
北京声称，广东一起企图炸毁广汉铁路的阴谋流产，因为主要的破坏者改变了主意，向政府投降。“当时他身上带着1.5公斤炸药”。他向政府坦白说，他在香港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胁迫。人民委员会认为他的彻底坦白应得到奖赏：他们发给他一支自来水笔。在青海，告密者揭露了一个阴谋，这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由资本家资助”的阴谋。他们计划推翻政权。北京的电台说，阴谋者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政府”。
6周来，毛泽东一直没在北京露面。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一样，毛泽东每到夏季也要外出避暑，但今年他在外地逗留4周后仍没有返京的迹象，连“八一”建军节都没回北京。从8月下旬起，一些证据表明，毛泽东离开首都住在外地的真正原因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就政策问题有了深刻而持久的争论。
在中共政治局内发生争论的证据就是“整风”运动的混乱状态。几次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不满。最初是毛泽东公布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在不断推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到“布达佩斯事件”的影响，以及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渠道发泄不满的必要性。然而，没等这些花朵长出枝芽，就被“整风”运动锄掉了。
毛泽东6月份离开北京，他去的第一站是上海。他在那里听取了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和商人的意见。这次“整风”运动来势迅猛，甚至连毛泽东最喜欢的女诗人丁玲也面临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在目前的争论中，毛泽东谈到劝说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使党密切联系群众；北京市市长彭真以异常激烈的语气发表讲话：“反右倾斗争是对与错、好与坏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还是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问题。”
……
在台湾的蒋介石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当共产党的船在1958年9月击毁了金门海滩上的一艘登陆艇使之成为冒着烟的残骸时，他下了决心。他说，再大再好的护航队也拯救不了金门。在共产党的炮火下，护航队永远不可能大到足以保证这个岛的供给。他坚持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消灭共产党的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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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撤退到台湾后的头五六年里，蒋介石经常谈及“明年”重新攻克大陆。今天已经变成 “很快”或“时机成熟时”。意识到美国担心国民党进攻大陆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也开始强调“没有必要进行一场世界级的战争或者让美国直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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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年时，苏联机器和中国辛苦工作的结合使中国钢产量从战前最多时的180万吨增长到535万吨，煤产量从国民党时期620万吨的记录上升到1.3亿吨。而这些，据北京方面说，只是序曲。
刘少奇的报告
外界对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知之甚少。尽管周恩来和朱德元帅在报纸头条新闻上出现得更频繁，但刘少奇是公认的第二号人物。美国人知道他的详情是《 纽约时报 》上的一篇报道。1958年6月初，红色中国发表了他在会期长达19天的“八大”上的主要讲话，篇幅为一万六千字。他的主题是充满自信的：“过去党的工作重心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刘少奇宣布“危机、失业和分裂”使“帝国主义世界信誉扫地”，他以自信和适度的乐观态度描述了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集团的前景。在讲话中他一再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毛泽东也在1000多名代表中间。刘少奇极力主张提高产量，并在15年内超过英国。他的新口号是：“苦干数年，幸福千年”。他预计今年的钢产量为710万吨，而在4年前钢产量仅为220万吨。
然而，在这幅美好的画卷中，并不是所有颜色都是玫瑰色的。他引人注目地只字不提去年的收成和今年预计的粮食产量。刘少奇表示不应在1956年“过分增加工资”，但他否认1956年是“冒进”的一年。他承认后来压缩了开支。对于那些厌倦用经济学术语描述经济衰退的人，刘少奇用了一个中国式的套话：在过去两年里，中国的经济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他接着说：1958年的头4个月里，工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跃进”。
西方专家们认为，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间对“大跃进”政策有不同意见，而且他们也注意到刘少奇用了不少篇幅为要求增产而辩护。研究共产主义的行家们还注意到，刘少奇十几次把“大跃进”的政策归功于毛泽东，这是为了表明毛泽东应对此事负责。
蒋介石的同乡陈诚
多年来，由于死亡、分裂、背叛等原因，蒋介石身边的国民党元老已经所剩无几。但陈诚——这位20年代黄埔军校里最能干的青年军官之一，在35年后的今天依然忠心耿耿地辅佐着蒋介石。最近，政府由于议员们的争吵和权力削弱而失去权威。为灌输纪律和秩序的意识，蒋介石接受了行政院长俞鸿钧的辞呈，蒋任命副总统、61岁的陈诚为行政院长。
蒋这样做的目的还强烈暗示了他对未来的打算。如果陈将军按照总司令的期望做了例行的有效的工作，他有可能在1960年接替总统职位。届时蒋总统将年满70，他的第二个6年任期也将结束。台北估计他不会要求修改宪法以连任下届总统。据估计，他将把总统的宝座交给陈诚，从而继续强有力地控制国民党。
个子瘦小、性格刚硬的陈诚是浙江人，与蒋总司令是同乡。蒋介石第一次注意到陈诚是在1923年，当时陈诚在广州军队中作战，刚刚负了伤。蒋介石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的炮兵教官，后来又交给他最艰巨的战斗任务：去满洲收拾战后混乱的局面，恢复秩序。陈诚请满洲人直接向他发牢骚。据传，他枪毙了20名有偷窃行为的将军。陈诚因胃溃疡接受了一系列手术，之后他回到南方。他奉命到台湾为国民党的撤退做准备。陈诚发现当地人民受到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台湾人民把他视为中国人里最好的地方长官。陈诚“从不许诺，也不自吹自擂，要求非常严格。”在朝鲜战争危机期间，蒋介石任命他为行政院长。陈诚开除了贪官污吏，首次引进了现代化的政府预算案。
陈诚体格瘦小，面色灰黄，长着乱蓬蓬的小胡子和水汪汪的眼睛。他的长相一点也不威严。他很有尊严地说：“我身高5英尺4英寸，净重124磅。”他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说话时声音非常轻柔，他的属下必须支起耳朵尽力去听。如果他们争辩，陈诚就紧闭嘴唇，一言不发，大步走出房间。政治家对他又敬又怕，军队却很喜欢他。陈诚为人简朴，冷淡，不苟言笑，在家中款待客人只用炒面。他批评同事为客人精心准备的晚会。他的家很朴素，离蒋介石在阳明山上的房子很近。陈诚有4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苦读；两个女儿在佐治亚州的教会学校念书。陈诚的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常去参加蒋夫人的祈祷会。但陈诚生硬地说自己“不信教”。
中共炮击金门
针对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的威胁，一支真正的威慑力量已从岸边消失，也几乎从新闻上消失。在距金门200海里的海面上，由拉尔夫·斯佩里·克拉克少将率领的77特遣舰队以每小时25海里的速度航行。舰队强大的武器系统处于关闭状态，但它严阵以待，一声令下便可随时启动。从克拉克的旗舰上，《 时代 》周刊记者詹姆斯·贝尔发来报道：
1958年9月的一天，第77特遣舰队像一只追寻猎物的老虎，在台湾岛周围搜索。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有17艘军舰部署在中途岛号和列克星敦号航母周围。在舰首方向和侧翼方向，4艘驱逐舰正在用声呐监听水下的情况。在港口附近，反潜航母普林斯顿号由6艘驱逐舰掩护。在西面的方向，F8U以1000英里的时速掠过中国的海岸线。它们携带的响尾蛇导弹向中共发出了恐怖的信息。中途岛号的一个飞行员说：“我们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留下了许多痕迹。”
在中途岛号航母上，我感受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这是我去年采访第77特遣舰队时没有过的。这不仅是由于飞行员要飞到中共喷气机的作战半径以内，也是因为中途岛号的时运不佳，事故频频。一个F3H中队在一周内就因意外事故损失了2名飞行员、3架飞机。就在我到达舰队的当天，来自加州的中队长沃尔特·海德中校因飞行事故死亡。他驾驶的飞机着陆后由于油门杆被卡住，飞机失去控制，冲进了大海。
至今，第77特遣舰队的飞机只携带常规武器。一名飞行员讽刺道：“我们装载的武器不是为了猎熊，而是为了打兔子。”不过，每一艘航母的甲板上，在标有“特殊武器”的隔舱上面都停着一架A3D轰炸机。一名荷枪实弹的海军陆战队警卫站在旁边，不许好奇的水兵靠近。如果华盛顿发出指令，A3D下面的甲板就会打开，升降机便会把一颗原子弹送进机腹。这颗原子弹能将北京连同它的主人一起化为放射性尘埃。
唐·弗拉萨上尉咧嘴一笑，从飞行服袖子上的口袋中抽出一面袖珍美国国旗：“我们打出这面旗子，”他说，“希望可以吓住他们。”
10万名国民党士兵在金门岛的沙土里挖工事。这是恐怖的一周。中共军队的炮弹落在金门的黄色沙滩上，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运输舰为岛上运送日益减少的食品、弹药和药品的行动。这时，美国的驱逐舰在3海里外的海面上眼睁睁地看着。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美国第七舰队的第77特遣舰队在海峡升起的雾霭中游弋——这是杀手锏。只要中国大陆不发动全面进攻，美国就不会出兵介入。
9月7日，星期天——美国军舰为国民党的运输舰护航。在光天化日之下，两艘美国重型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驶过3海里线，向红色中国挑战。中共的鱼雷快艇曾击伤过国民党的护卫舰只，现在却不见踪影。第7舰队的罗兰·华莱士·比克利海军中将站在海伦娜号巡洋舰的驾驶室里，表情严肃地注视着两艘中型登陆舰卸下300吨弹药和其他补给品。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美军雷达员几次看到从大陆起飞的喷气机的尖头脉冲向护航舰队的方向移动。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细绳拉着，这些脉冲信号最后又迅速返回大陆。美国似乎已迫使中国人停止出牌。中共炮击金门的行动已停止3天了。
星期一，第二批护航运输舰队到达。4艘美国驱逐舰停在3海里线处，两艘中型登陆舰靠岸卸货。下午1时33分，海滩上的沙子和水突然像喷泉一样冲天而起。一艘载着弹药的登陆舰被炮火击中爆炸。另一艘赶紧向后退去，没来得及卸货。
星期二和星期三，由于天气恶劣，美台海军指挥部暂时取消了护航转运行动。中共继续进行拦阻炮击，金门岛上的滩头和机场几乎无法使用。绝望之中，国民党给金门的驻军空投了少量医疗用品。比克利中将与台湾防区司令斯穆特中将共同商讨现在“该做什么”。比克利承认：“现在我们又退回到护航转运行动之前的状态。他们炮击海滩，击中登陆艇。中共的炮火能摧毁滩头上的所有东西，除非他们被消灭。我们有能力消灭他们，国民党也有这个能力。但这是一个重大决策，不属于军人的职业范畴。”星期四，美国尝试第三次护航。
《 时代生活 》记者斯科特·莱维特从护航舰队的旗舰格雷戈里号上报道：下午3时，第17驱逐舰中队到达金门附近海域。3艘停在距金门岛15海里处，格雷戈里号停在3海里处。舰长、海军中校费利克斯·扬说：“我不认为他们会接近我们。”费利克斯·扬已在海军服役了27年，其中17年是在驱逐舰上度过的。“我与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中共都交过手。如果我们真的打起来，他们占不到什么便宜。”
登陆舰向金门岛推进。3时30分，其中的两艘已经登陆。实际上，领头的两艘登陆舰并没有靠岸，而是停在一个离岸20码、水深齐颈的沙洲上。一艘放下了斜板，水陆两用车急急开到海滩上。舰长与补充部队的指挥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吵——“如果你这样勇敢，干吗不把你那该死的船靠岸？”——50名国民党补充兵员正在打着旋的拍岸浪中挣扎着向岸边移动。这时，一发炮弹在左舷不远处的水中爆炸。10秒钟之内，高爆炮弹以每小时1万发的速度呼啸而至。两艘在沙洲上的登陆舰慌慌张张地退了出来，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严重损伤。20分钟后，第三批的4艘登陆舰都撤到了中共炮火的射程之外，驶回澎湖列岛。
在格雷戈里号上，第17中队的指挥官轻声骂道：“告诉你们一件事，”他说，“那些中国人很勇敢。我可不愿意被迫登陆，我知道那儿有什么等着我。”站在他身边的国民党联络官刘上尉默默注视着逃跑的登陆舰。有人问他：“这是否意味着金门的末日？”“不，不。”他平静地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星期五，国民党的潜水员开始排除岸上的地雷和水下的尖桩。他们准备在一个50米高的峭壁下开辟一个新的登陆场。在澎湖的海军基地，斯穆特中将与沉默的蒋介石进行了一次战略性会晤。在前3次由美军护航的转运中，已为金门送去300吨给养、一辆水陆两用车、50名国民党士兵、一只隶属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船只。台湾的总参谋长王叔铭（ “王老虎” ）问蒋介石对前几次行动有什么感想，蒋介石摇着头说：“不妙，不妙。”美国驱逐舰的军官在回答同一问题时说：“这样说吧——我可不想遭到与登陆舰运送的物资那样的命运。”
星期六——第四次转运。这一次是依靠黎明前的黑暗作掩护。但中共的大炮已经瞄准了目标。凌晨5时10分，他们开始炮轰和拦阻炮击。遭到炮击23分钟后，4艘中型登陆舰带着没卸完的一点给养逃走了。下午4时，这4艘登陆舰又做了一次尝试。还是同样的结果。这一次它们受到各方面的批评。金门守军副司令柯远芬少将抱怨说：迄今为止，转运工作“只是让我们的部队遭受损失，而不是支援了我们”。他呼吁第7舰队应介入此事，轰击中共的炮兵。美国海军的答复是：海军的炮火无法有效地摧毁隐藏在工事里的陆地炮兵部队；同时还指责国民党海军卸货时拖拖拉拉，动作迟缓。
星期天，第五次转运是在白天，而且成功了。中共的炮火非常猛烈。一艘登陆舰卸下了17辆水陆两用车，这时一些弹片打断了控制前门斜板的钢缆，并击穿了侧舷。这只船被拖回了台湾。在台湾的美军司令部里，情绪依然低落。一位高级军官说：“即使我们改进登陆方法，中共的炮火也不增强，我们运到岸上的补给品也不过所需的80%。”
在炮声中焦虑不宁的蒋介石
在台湾的蒋介石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当共产党的船在1958年9月击毁了金门海滩上的一艘登陆艇使之成为冒着烟的残骸时，他下了决心。他说，再大再好的护航队也拯救不了金门。在共产党的炮火下，护航队永远不可能大到足以保证这个岛的供给。他坚持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消灭共产党的枪炮。他建议用国民党的飞机来完成，他所要的就是美国的同意。
他政府里的其他人，能干的参谋总长“王老虎”和国防部长俞大维，劝他耐心抑制。美国发动了华沙谈话，而曾私下里以坦白的不信任看待这一谈话的蒋介石，同意等下去直至他们证明成功或最终失败。
现在，当金门经历它第五周的苦难，而华沙谈话毫无进展时，蒋介石的态度变强硬了。他的顾问对忍让态度的最后一个支持者也沉默了。据报道，蒋介石在台北与美国大使艾威特·达拉姆莱特、海军上将哈里·菲尔特、美军太平洋总司令以及副总司令罗兰·斯姆特、美国台湾地区司令，一起进行一系列午餐，这些人在会议中极力赞同他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空军可以独立完成这一任务。他也坚持认为决议必须很快产生。他说，没有爱国的中国人能接受这样的想法——在金门的军队和平民必须因为某些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接受炮火袭击直至饿死。
美国官员承认共产党极有可能试图轰炸台湾本岛来报复，而台湾是美国承诺要保护的，而且也已派去了巡逻战士。一旦美国飞机击落红色中国的轰炸机，就将会产生新的危险问题。
蒋介石不会也不愿做任何未经美国同意的事。迄今为止，美国还不想给出这个同意。但蒋介石的不耐烦是个尖锐的提醒，就是西方不能仅仅要求防御者们坐以待毙来搁置或解决金门问题，这是场他们输不起而又不能赢的战争。
前不久，国民党飞行员驾驶着美国造的F-86军刀式喷气机独自对抗了共产党的更快的苏联造米格17战斗机。
一天早上，当军刀式喷气机正在飞行中为侦察机掩护时，三组米格17从北、南、东三个方向飞过来，想与国民党开战。军刀机数量多一些，100比32。但在这场长达5个小时，停停走走且沿着海岸线延伸出400里弧线（ 50里在内陆 ）的战役中，军刀机围着米格机跳舞。当国民党回到台北接受烟花和花环的欢迎时，记分卡显示：10架米格被击落，至少另外3架负伤。国民党损失：0。
自从8月23日金门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已击落29架米格，毁坏9架。国民党损失：0。尽管官方保持沉默，仍有可靠报道说，美国已给一些国民党飞机装上了响尾蛇导弹——一种致死的寻热导弹，能通过跟踪飞机喷出的热气来找到目标，红色中国方面对此未做回应。
在炮火下，红色飞行员显示出他们没有经验。有些在试图逃走时扎进了海里。一个国民党飞行员打中了一架米格的尾部，使他吃惊的是，红色驾驶员慌乱地拉了制动闸，速度降至100英里/小时，“我真的不以此为荣，”这个飞行员说，“就好像打下了一个飞行的仓库门。”
在早些时候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上，蒋介石夫人断言：“全中国现在都在呼吁国民党政府回归。”而蒋介石本人从没有停止过认为有一天他会回去，尽管他已把他的思想调整到适应变化的环境。
在撤退到台湾后的头五六年里，蒋介石经常谈及“明年”重新攻克大陆。今天已经变成 “很快”或“时机成熟时”。意识到美国担心国民党进攻大陆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也开始强调“没有必要进行一场世界级的战争或者让美国直接参与”。
蒋介石不会幻想仅凭国民党武装就能重新占领大陆。他所等待和希望的是完全的、匈牙利式的起义。他想做好准备来支持它——就像西方没有准备好支持匈牙利。
快到1958年12月的时候，在金门岛苍白的黎明中，仅5英里远的来自大陆的红色炮火火力突然结束了。在金门，不安的寂静仅仅被岛上唯一的报纸《 金门报 》办公室里柴油发动机的响声打破。这机器整夜喘息着，为电灯提供着不稳定的电力，在灯下排字工人排版准备印刷。小发动机短暂地休息一会儿，一个工人将电力传输带从发电机转到印刷机上，然后它又开始工作，开始了每天7000份的印刷工作。
像金门的国民党10万军队一样，《 金门报 》也是1949年从江西逃出来的。从那以后，它一版都没有少过，由金门军事防御指挥所支持，这份日报将其大部分——5500份——免费发放给军队，其余的（ 以每份1元，一个月25元 ）卖给金门的村民、北部山区的渔民和南部山区的农民。每月广告收益约250元，来自于那些为前线提供邮购服务的台湾商人。
《 金门报 》的世界新闻来自台北中央新闻社的无线电报，许多特别节目来自40中转站记者，它的特别新闻由两个全职记者收集。加上送报章，《 金门报 》有职员70人，平均每月收入10元，加上免费的柴米油盐、衣服和香烟。
红色中国的大炮自8月以来已向金门发射了57.5万枚炮弹，使主任曹一凡（ 48岁 ）和编辑黄旁复（ 35岁 ）陷入噩梦中。3个月前《 金门报 》的两层楼的总部遭到直接炮击，但第二天报纸仍然印出。在外岛——小金门、大担、二担岛的订购者现在必须依靠蛙人不定时地发送。在金门，报章通过吉普车、自行车以及步行兜售，除非有每隔一天的炮击，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就可完成工作。目前伤亡人数：一个报童因散弹片而受轻伤。
在特殊情况下，《 金门报 》不屈不挠的编辑们甚至向大陆发送过样报——装在155毫米炮弹中。
毛泽东的大炼钢铁之年
晚上，1万个村庄的上空被泥砖的熔炉映得发红发黄。在田里，像萤火虫一样多的灯笼给进行“夜战”的“突击队”洒上了柔和的光芒，他们奋战是为了收获丰富的粮食、棉花和马铃薯。早上6:30，城市中清扫干净的街道上响起了无数的声音，职员们、工厂工人和干部都穿着蓝色制服，预示着又一个10到12小时的工作日开始了。
据《 华盛顿邮报 》的文章称，过去8个月中，毛泽东已将中国亿万农民中的90%以上聚集成人民公社。“让中国沉睡，”拿破仑在近一个多世纪之前警告道：“当它醒来时，世界就难过了。”看着毛泽东领导的觉醒后的中国所走的道路，世界的大部分如果还没有感到难过的话，起码已经不安了。在华沙，一个共产党编辑紧张地考虑到“整个波兰国家表现出对中国人口统计的少许错误判断”。在美国一些有远见的人认为在一代人之内，美国将帮助苏联对抗共产党中国。在伦敦的《 新政治家 》里，英国社会党成员理查德·克鲁斯曼写到他的红色中国之旅，证明“中国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且最可畏的群众运动”，一个在10年内可能将世界中心移到北京的运动。
尽管这些恐惧可能有些夸张，但它们并非无聊的传言。在“二战”时，温斯顿·丘吉尔可以不耐烦地不理会美国“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有大国资格的看法。但今天，仅仅15年后，红色中国被广泛承认是亚洲最可畏惧的军事力量，可以在任何时候投入比东亚其余国家所有力量加起来还多的喷气机（ 超过2000架 ）和军队（ 超过200万人 ）。在共产党集团内，中国说话时，赫鲁晓夫也要听着。
到去年时，苏联机器和中国辛苦工作的结合使中国钢产量从战前最多时的180万吨增长到535万吨，煤产量从国民党时期620万吨的记录上升到1.3亿吨。而这些，据北京方面说，只是序曲。将1958年称为“大跃进”年，中国人宣布了他们的基本口号：15年后产量赶超英国。在将生产目标向上调整以后，声称到今年年底中国将生产1070万吨钢——是去年的两倍。更为惊人的是他们宣称可食谷物产量将达到3.5亿吨，比去年增长90%。
北京的统计不可信，但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注意到1958年的数据“藐视信念，逻辑混乱”，但即使他们的数据可靠，红色中国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称得上工业国家。中国大陆去年工业增长率仅是日本的一半。到它目前的6年计划结束时，日本将达到比中国现在所有工厂的生产能力都大的容量。中国共产党还未生产出一架全是中国造的飞机，东北“底特律”只能生产几千辆卡车，加上偶尔的一辆“东风”轿车。与所宣传的相反的是，有迹象表明中国石油储备极为缺乏（ 去年产量为146万吨，美国为3.536亿吨 ）。
中国的首要经济问题不是资源的缺乏而是过多的人口。现在已达6.5亿的人口正以每年1500万的速度增长。以这一速度，中国人口到1980年将达到10亿，世纪之交时有可能达到20亿。
按人均产量，中国仍然落后于日本或台湾。更糟糕的是，尽管有巨大的灌溉和开垦工程，人口增长已经使中国的人均可耕地由1953年的0.462英亩减至1958年的0.429英亩。
毛泽东和他的设计者开始通过生育控制宣传来遏制无情的人口增长。喇叭的劝诫和移动的展览，浅显易懂的图表，赞颂避孕用品优点，包括一些叫作“健康快乐蜜”的东西，所有这些宣传对出生率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很快生育控制的支持者发现他们被指控犯了“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可恶罪行，而中国的人力已正式变为国家最大的财产，而非问题。
伴随“大跃进”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1959年1月，尽管政府声称主要农作物产量增长102%，但是中国城市的粮食供应量却减少了，低廉的卷心菜第一次出现在配给单上。此后，肥皂也出现在配给单上，而每月的糖配给量被削减至每人仅半磅多一点点。在大港口广州，鱼类供应不足。在上海，则几乎买不到猪肉。
……
物资短缺的年代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年份：猪年。对中国人民来说，猪是富裕的象征。在过去的狗年中，从芝麻种子到钢铁，在生产上取得了“大跃进”，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希望在猪年能吃得更好。可是，他们正在过着从1949年建国以来最为困苦的日子。
伴随“大跃进”的是一个巨大的正在发生的失误。1959年1月，尽管政府声称主要农作物产量增长102%，但是中国城市的粮食供应量却减少了，低廉的卷心菜第一次出现在配给单上。此后，肥皂也出现在配给单上，而每月的糖配给量被削减至每人仅半磅多一点点。在大港口广州，鱼类供应不足。在上海，则几乎买不到猪肉。
不像过去，这些短缺不是因为为从国外购买机器而出口农产品的结果。过去的几个月中，北京在东南亚进攻性的贸易——这让日本十分担忧——已经开始大大地动摇了。两周前，不顾对外汇的需要，中国政府取消了一项向英国供应棉花和棉渣的合同，这将给未来的谈判带来危害。
1958年秋天，为了将日本生产者挤出市场，大陆以极不合算的价格在香港倾销水泥。而现在，无论以多高的价格，在东南亚也买不到中国大陆的水泥。印度尼西亚则将从苏联，而不是中国，得到曾经许诺的20万吨大米，并且每吨要贵8.4美元。无论在哪里，中国政府的商业机构都拒绝需要大量手工劳动的商品订单。
部分程度上，产量增加而商品减少的怪现象是因为数字作假。有足足1/4的1958年的农产品大丰收不是谷物，而是中国人民一点都不喜欢，只是在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才吃的——红薯。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北京的计划制订者们想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的冲动，他们太急于求成了。
在他们带领中国5亿农民进入军事性质的“人民公社”和经济上的“大跃进”的无限热情中，这样做近乎在毁灭他们国家最大的资产——丰富的人力资源。最近到北京参观的人发现，无人去收的棉花在田野被风吹去，而当地的农民却在专心地炼钢、炼铁。用自制熔炉大炼钢铁的运动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人力缺乏。为了让工人去拨旺那些到处都有的炉子，纺织厂都被要求减少了一个班次。
除了扰乱劳动力配置外，“大跃进”还使中国的交通系统陷入混乱。在10月上旬，进出上海的70%的车皮是用于运送熔炉的。为了给城市提供不能再少的粮食，铁路工人不得不把活猪和生禽放在已经装满矿石、生铁或煤炭的车皮顶上。
1959年1月下旬，在明确意识到人力资源和交通资源的强烈要求后，北京的官员们下令削减那种只能在后院使用的熔炉。但是，所有的现象都表明，“大跃进”的观念还是在起着压倒性的作用。当前，中国的人民群众正在全神贯注地收集100亿吨粪肥，而后把它撒到地里；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被定为1800万吨，比去年的预期产量增长64%。香港的一位人士撰文表达了对大跃进的担忧。
丰收浮夸风与肆虐的水神
丰收能从哪里来？
从共产党那里来。
害虫疾病被根除，
彻底征服水老虎。
坚持苦干三百天，
沙漠都能变良田。
仅在6个月以前，一位有想象力的中国政治局委员在一首《 农民诗 》中总结了政府的农业政策。那时，中国不会有人对这首诗有丝毫的怀疑。在1959年，北京就已经宣布这个国家的农业产量，将会比去年的3.75亿吨超出40%，而去年的产量就已经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西方专家倾向于认为这是严重的夸大，但这仍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更为令人惊讶的，对于1959年的农业产量，所吹的牛皮是：耕种的土地未增加一英亩。红色中国进口了成百上千吨化肥，派遣它的技术人员到全国去教授双季稻的复杂技术、密植和深耕，“革命热情有多大”，政府对农民说，“产量也会有多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微妙的变化出现在有关农业的言论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暗示，“任何一年的产量都有可能比前一年要低。”同时，新闻媒体开始大量地用尖锐的言辞批评地方负责人，说他们“过于热心”，甚至明显地虚报粮食产量。比如广东省，没有产出所宣布的3400万吨粮食，而只有3000万吨，《 人民日报 》说，假如比1958年“有一点儿增长”，那是因为“不实用的、低效的和危险的”密植技术的原因。《 中国青年报 》严厉地指出，在一些地方根本没有获得丰收。
事实是，政府已开始承认“大跃进年”政策的不可行并开始进行修改。而这个年份最可怕的是气候，官方媒体宣称：这个春天，自然气候恶劣。一如既往，大雨造成洪涝，给中原大地带来洪灾，而与此同时，吉林和河北省遭遇大旱。在四川，一支4000万人的大军正在绝望地使小麦免于倒伏，能够收获。由于春天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炎热气候，这里的小麦严重虚弱。在河南，5000万农民正在同成群的昆虫大战，另有6个省遭受植物病虫害的侵害。早些时候的官方报告说，“本世纪最严重的洪水”在江苏、安徽、福建、广东肆虐，后来转至河南，将北部和西部的河水汇集到人口密集的广东（ 人口1500万 ）。成千上万的城里人不得不在堤防上抗洪。
但北京说，在广东周围地区有187人死亡，20万人无家可归，200万英亩土地因洪水泛滥被淹没。中国新华社上周报道，当地的会战口号是，“身边有共产党员，就不会被淹死。”但现在在征服水神时，还是少些空话大话为好。
中国的产量提高幅度领先于全世界，纽约《 先驱论坛报 》的标题如是说。当然，前提是：统计数字是可信的，而不是夸大的。1959年7月初，在它的年度《 世界经济调查 》中，联合国宣布，1958年红色中国的工农业总产量比上一年跃升了65%。即使对这种统计数字并不苛刻的话，联合国估计中国产量的增长“看起来是正常状态的50%”。当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据统计数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苏联快5倍。“那是值得注意的，”专家补充说，“粮食产量在播种区没有感受到任何增长。”
作为联合国总部的经济学家，很难向成员国政府质疑，更不用说对不是成员国的北京了。西方观察家云集香港，然而对联合国的最后结果都表示了明显的疑虑。他们自始至终对北京1958年的公告表示怀疑，而在1959年，北京宣称，它1959年的产量要再提高40%。中国的政府现在正在报告干旱和瘟疫——在广东省则发生了“本世纪最严重的洪水”。而正在这个时候，上海却在放高调说，它的每个居民都会得到今年食品的4倍。旅行者说，即使在最好的饭店，肉和鸡蛋也很难有充足的供应，而在其他城市，肉、糖和鱼的配额已经被取消了。当红色中国在钢铁上实现“大跃进”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后院土小炼钢炉熔化生铁而完成的，北京官方的《 人民日报 》抱怨说，在有的省份，这种钢铁只有一半能用。
两个星期以前，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从全国37个主要城市来的党委书记在副总理李先念领导下，商讨对付新的危机。从今以后，副总理宣布城市居民将在城市“郊区的大片土地”上开始种植自己的农作物。对于外人来说，这样的宣告意味着间接地证实了有许多人正在挨饿的报告。
公社制度
8月初，香港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厌其烦地研究着中国政府正在农村实现的公社制度。
15个月之前，当毛泽东第一次将他的设想在农村公社付诸实施时，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们乐观地认定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大同时代即将到来。一个逃到香港的难民说：“他们告诉我，一旦公社走上正轨，就会供给所有人免费的饭菜，给每个人发工资，集中照顾孩子和老人，还有其他可喜的事情。”但数个星期之后，政府为保证公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储备的粮食被消耗得一干二净——农民们开始慌了。
在集体公社制度下，农民的土地被征集，不以现金方式支付报酬，拒绝为额外劳动支付加班费，这些都使农民失去动力。北京出版的《 人文周刊 》承认：“富裕的中农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社的，所以在这场赌博里，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输光了’。”
劳动效率下降得越来越厉害。在陕西省，由4个公社分派去收割的社员把300吨小麦扔在地里白白烂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农民们不愿意出售他们的产品。根据北京出版的《 人民日报 》报道，中国农民留下自用的粮食比去年激增146%。
公社中党员严重的管理不善导致了劳动积极性的丧失。在认真执行中央大力提倡的“集中力量生产粮食”和“大炼钢铁”号召的同时，公社的领导者们忽视了蔬菜、服装和纤维作物的生产。这些导致红色中国曾一度繁荣的出口贸易严重受挫。而蔬菜的短缺也是十分严重，上个月，中国的城市居民得到通知，……他们得自己解决粮食之外的其他食物。
更为糟糕的是，年轻的政府“农业专家”为公社制定了不可能实现的高产指标，这使农民和牲畜疲惫不堪，大量的耕牛死于过度劳累。至于农民，据广州出版的《 南方日报 》令人痛心的报道说：“相当多的公社社员并不关心产量。”在6月份，农业部长发现自己不得不如实上报：从1959年到现在，种植粮食的耕地比1958年增加了130万英亩——而按计划这一结果应该为中国正在挨饿的老百姓提供至少1400万吨粮食。
8个月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意识到情况的变化，于是下命令对公社进行“整理”。但是让人灰心的数据不断增多，北京开始由“整理”转向全面的“整顿”。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做着艰苦的努力，要把几乎完全放弃了私有经济的公社体制回转成类似于旧式集体农场制度下存在的公有与私有经济混合的体制。
两个月之前，为了增加中国的肉猪供应，中国政府颁布命令，要求“每个公社都必须养猪”，并可得到小块土地专门为猪种植饲料。为了恢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北京决定允许农民保留他们从类似养猪这样的副业中所赚到的钱，而且可以得到超额完成产量的个人奖金——在一些公社，还包括补发1958年的奖金。
中央强烈要求公社中的党员干部“同群众商议并充分吸收群众的宝贵经验”。但是当干部们真正坐下来同群众商量时，往往会有让人泄气的发现。某公社社员坚持他们更喜欢用现金作报酬而不是粮食，因为“钱可以按个人所需灵活使用”。一个刚刚从广州附近的家乡返回香港的中国商人带回消息说，公社食堂已经关闭，个人食品定量重又恢复，清早4点半军事化的上工行列也被取消。他说：“虽然人们还是要从早忙到晚来完成定量的任务，但不再是义务劳动了。”
台湾当局听到这些消息后十分高兴，国民党行政院长陈诚宣布大陆政府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但香港的西方专家却并不认为北京已经走投无路。
赫鲁晓夫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
10月初，在美丽、充满玫瑰色彩的天安门上，曾站立过两个伟大的人，两个统治着地球上1/3人口的人。当快乐的姑娘们随着竹板的节奏翩翩起舞，9条巨大的布龙在60头金色的狮子后面回旋前进时，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在晨光中面带喜色，一如往昔，和蔼、慈祥。在他的身后奋力鼓掌的是苏联的统治者——赫鲁晓夫，他前天专程从莫斯科乘喷气式飞机来中国参加10周年庆祝。就在位于两位领导人后约一步的地方，隐现着高个，消瘦，脸色苍白的身影，他叫刘少奇，官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民众代表和共产党员在天安门城楼前聆听毛泽东的宣告，并发出警告：“让国内外的反动派发抖吧！”赫鲁晓夫从他一到达北京之时起，就一直公开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排除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他5次声明要求“和平共处”；在被特意提到的他的美国之行时，他声称：“许多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正不得不被迫更多地考虑现实。”毛泽东微笑着，并鼓掌，但是没有回答。
然而大陆的回答似乎很明显。在国庆纪念游行队伍的高潮时，100辆墨绿色的坦克和144辆机械化炮兵车轰轰隆隆地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眼前的马路上开过。路面上还响起10万陆海空战士及9个民兵方阵整齐有节奏的步伐声。头顶上则传来155架中国造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轰轰声。游行以100人一排的70万名工人的充满威胁的呼喊：“解放台湾！”结束。
就像和其他来自87个国家的贵宾一样，赫鲁晓夫也不能不被北京所展示的实力，不能不被璀璨的烟花、辉煌的宴席和簇新的建筑等所震惊，这一切都是中国的领导人想让人回忆起这10年的成绩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这节日游行的背后摆着这么一个严峻的现实：世界上最大、最性急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在蹒跚着进入它生存的最为关键的一年。
1959年的台湾状况
1949年11月一个令人痛苦的下午，当中国共产党横扫西南时，蒋介石委员长，身着长长的中式外袍，戴一顶灰色帽子，拄着拐杖，沉重地告别了那些留在身后的国民党官员们，登上他的C-54，经过7个小时的飞行来到他最后的避难所——台湾。此时，他感觉到的只有凄凉。美国的空袭已经炸烂了日本人建立的工厂，粮食生产也在下降，士气处于最低潮，因为很少有人对统治了“二战”后中国4年的国民党政府还有信心。看来，共产党统治这个岛屿也只是迟早的问题。
但是，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在国外的一笔最大的——不包括大量的军事装备在内——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蒋介石在台湾生存下来了。
现在，在远东地区，台湾的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模范”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比战前水平高出50%；去年的水稻产量达到1894000吨，比丰收的1949年高出680500吨；罐装菠萝的产量在9年内翻了6番，糖的出口则增长了30%。随着扩大了3倍的电力容量，成百上千的新工厂生产出纺织品、自行车、汽油、水泥、电车和其他现代化的商品。
它们都是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数字，但这里也存在着缺点。美国仍然承受着在7000万至9000万美元之间浮动的年贸易赤字，美国的顾问们害怕这种局面将一直延续到国民党为对出口工业的投资采取新的刺激。为此在台湾的美国私人投资仅为5400万美元，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反对台湾的外商投资法，还有部分是因为到处都是的“敲诈”组织，通过它们，一些官员似乎在决心把外国商业赶出而不是请进台湾。
在台湾的美国专家，为台湾总体上的经济进步而感到高兴，可尽管如此，他们对台湾不利于资本积累的消费商品的高产出高消耗不满。“台湾用掉的太多，而节省的太少了”，一位美国专家这样说。台湾现有人口超过了1000万，并且其人口增长速度（ 3.6% ）是全世界最快的城市之一。即使是在土地开垦和灌溉上花费大笔资金，到70年代，现在吃得好好的台湾人，要么得少吃，要么就得开始进口。
这些就是自铁托背叛莫斯科之后，共产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开分裂：中国大陆和苏联之间的冲突爆发。这里没有浮华的辞藻，有的只是典型共产主义者的迂回方式，莫斯科和北京用小小的、无足轻重的阿尔巴尼亚作为它们之间争论的象征和它们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
在共产主义迂回的修辞里，赫鲁晓夫已经讲得很明白。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久已不在位的反党分子和小国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假定的分歧在于：北京那些众人熟知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对西方使用更多的武力，少一点关于和平共处的谈论，及北京希望在亚洲事务中拥有超过莫斯科的优先权。
……
武汉的钢铁厂处于半关闭状态，一个月的大米配给量只能够维持3天，白糖一年只发4次，主妇们为了使粥看起来稠一些就加些野菜进去，天津的饥民们半夜潜入庄稼地里掰玉米吃。据报道，广东的居民们剥树皮充饥……现在中国传统的问候方式“你吃了吗？”，显得那么令人心酸，并带有讽刺意味。
1960年的大事记
在台北的临时都城，73岁的蒋介石于1960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的总统，开始了的第3个6年的任期。在第一轮选举中投票的789人中没有一票是反对他的。
尚未解决的问题只是他的最后继承人的确定。几个观察家认为会是他的两个成年儿子之一：在苏联受教育的54岁的蒋经国；或受德国培训的蒋纬国。63岁的个子矮小而强硬的副总统陈诚，这一次也毫不费力地再度当选副总统。
在去年通过进入西藏声称沿西藏南部边界的领土均属中国之后，红色中国最近努力让邻国感到安全。1月，红色中国同意承认传统的（ 但从未真正标明过的 ）麦克马洪线作为它与缅甸的共同边界。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意建立一个共同委员会来与尼泊尔共同确定在西藏的边界。在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前，两国达成协议禁止在假定边界的20公里内派驻部队以保证安宁。
在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结束时，他在北京签署了尼泊尔协议，中国进一步接近了这个小喜马拉雅王国，中国还准备处理它最困难的边境争议，即与尼赫鲁的印度关系。使印度反共产党人极度不安的是，新德里宣布，周恩来1960年4月19日访问新德里讨论中印边界将不会很简单。周恩来将带去25人，并计划停留一周。北京新闻界已经暗示，既然尼泊尔和缅甸问题如此“顺利地解决”了，其他亚洲争议也将同样容易地解决。尼赫鲁说他准备闲谈，但不准备谈判。
茅盾，以及《 环球邮报 》记者
红色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是一个学者的儿子，自称为茅盾。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与中国的词语“矛盾”完全一样——意味着对立的组合。1960年8月，红色中国的“创造性工作者”聚集在崭新的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第三届作家与艺术家大会。
茅盾在20多岁时就已成为了新语言风格的小说家，那时他是蒋介石最有效的活页文章撰写者之一。但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争吵后，他转向了左翼。他接着写了尖锐小说《 子夜 》，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这使他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尖锐的批评使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希望。
共产党让茅盾这个非共产党员当了他们的文化部长，并让他周游世界参加和平与文化讨论会。在北京1953年举行的第二届作家与艺术家大会上，他激励其他红色作家：“我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单调无色的抽象创造物，我们许多艺术家还缺乏勇气来描绘我们社会活动中的矛盾，他们把我们丰富的经历变为单调的事务，以适应枯燥的公式。”
当这一次作家们再次聚集时，茅盾说这个枯燥的公式是“赞扬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他鼓励他的同事“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一面假装和平一面加紧战争”。他指出在过去4年中发表的作品是以前6年的两倍，包括这样的抒情诗片段：
毛主席，我们的父亲
见到你之后我就变得更年轻更勇敢
而我们的歌声将永远流传
就像澜沧江
1959年10月，北京给多伦多的《 环球邮报 》（ 发行22.6万份 ）的弗雷德里克·诺萨尔发放了临时签证后，诺萨尔加入了进行党派报道的外国记者队中。实际上，在北京的25名补充访问记者中，只有两人——是新闻通讯社的人，一个来自法新社，一个来自路透社。在读了诺萨尔的作品后，北京方面表示对新的来访者非常满意。作为西半球的第一个驻在红色中国基地的新闻记者，中国把诺萨尔的签证延期6个月，甚至还让他带来一辆汽车。
北京的看法是，对《 环球邮报 》和诺萨尔的礼遇只不过是互惠。在红色中国长期的加入联合国的请求中，多伦多《 环球邮报 》是一个温暖的盟友。“拒绝承认真正有效的中国政府已经够糟糕的了，”《 环球邮报 》在去年8月的一篇社论中说，“但假装那个待在小岛上的低劣政权是真正的中国政府则是完全的愚蠢。”
在北京的头6个月里，奥地利出生的33岁的记者诺萨尔，没做什么有损《 环球邮件 》与红色中国关系的事。温和而正面报道性的作品未经审查就流向西方，报道红色中国官员（ “高尚谦恭” ）、婴儿（ “可爱，胖乎乎的” ）、北京风光（ 北京已完全为游客准备好 ）、周恩来总理（ “伟大的人格” ）以及工业（ “中国工业企业的组织很优秀” ）。有时他的纪实听起来就像直接由中文翻译过来的：“西方一定要来中国，还包括台湾。世界已经到了大多数国家都可能赞美美国撤出台湾的阶段了。”
乌托邦公社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论最为自豪的贡献要算是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想到过。公社是用来将中国的劳动群众组成巨大的工作组，也是莫斯科和毛泽东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这完全是不现实的乌托邦。”俄罗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说。毛泽东反驳道：“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佳组织形式。”但是历经3年的努力后，很显然，毛泽东的公社仍然在探索中。
第一个公社是1958年4月在湖南省将1万户家庭组成27个小农场的合并中形成的。坚定硬性的年轻干部把男人和女人们分成“生产队”。公社成员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上交给国家，他们在食堂吃饭，把孩子送到公社幼儿园，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能够加入到没完没了的早集合之后向田野中开进的蚂蚁队般的劳动队伍。
急于表现的干部们，制定了高得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让劳动者在田地里从早上5点一直待到晚上9点，在种植的季节，时间更长。到1958年底，在著名的“大跃进”中，74万个合作组中的5.5亿农民被合并进26500个公社。
党的高级官员们注意到不断增长的不满，于是把工作时间削减至每天12小时。他们也把一部分征用的土地，连同一张小小的印有“这块私有地将永久地属于你的家庭，生长在它上面的作物也由你全权处置”的红色卡片，一起归还原来的所有者。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公社转移到小的、村庄规模大小的“生产队”上来，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食堂、幼儿园和私有土地。1959年8月，当村庄规模的“生产队”在理论上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后，他们更进一步允许公社成员拥有如房子、衣服、自行车、被子和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农民们甚至还可以决定是将他们的小孩送到寄宿学校还是公社的幼儿园去。
1961年2月，中国的农业部部长给出了一个新的规定，最值得注意的如下：
“鼓励公社成员从事农副业生产和饲养家畜家禽。”
“要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和提高劳动产量，公社成员就必须得到适当的休息。”
共产主义者的奠基石，“按需分配”让位给了北京的一句新名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乡村与政府的机关干部可以“给生产队提出建议，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制定生产目标，机械地安排种植面积和硬性地采用技术手段。”《 中国青年报 》承认：“现在正在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所有制……生产队所有制才是基础的所有制。”而且，干部们还被力劝扔掉书本，去从在中国被遗忘了很久了“有才智的老农”身上寻求指导。
这些声明只是对国内适用的。对莫斯科和对西方一样，北京坚持说公社正在繁荣壮大。一本160页厚的书《 照片中的公社 》宣传说，公社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
来自北京的艺术珍宝
在公元5世纪，中国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名叫张僧繇，他一天完成了4条无眼白龙的壁画。他说给这样凶猛的龙画上眼睛太危险了，一些批评家却坚持要给龙画上眼睛，张没有办法，只好给其中的两条龙加上了眼睛。立刻天空便雷鸣电闪，画壁倒塌了，那两条龙腾云驾雾飞上了天，而另外两条没有眼睛的白龙依然在原来的位置。
这样的传说只是众多传说中的一个，然而却比任何考古发现更能说明中国的艺术。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认为画家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甚至是神圣的。这一周，那些愿意冒险再遭遇巨龙的艺术爱好者们将在曼哈顿都市艺术博物馆重新发现其魔力。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艺术品将在最为壮观的中国艺术品展览会上与世人见面，艺术品包括从铜台、玉盘到卷轴画，应有尽有。这些奇珍异宝是由中国代表团以及专家从存放在北京颐和园的35000件艺术品中选出来的，由于日本的侵略以及红色政权的建立，这些艺术品几经周折最后到了台湾，它们将于5月在波士顿展出，之后经芝加哥和旧金山返回台湾。
就像其他古代民族的艺术一样，中国最早的珍宝也是在坟墓里发现的。早在公元前11世纪，人们就将铜制器皿埋葬在大人物的坟墓里，以备尸首在化为灰土之前使用。那时候，艺术家的作用仅仅是制作这些典礼用的器皿。那些复杂的装饰，不仅驱赶了鬼怪，更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怪诞的东西、食人魔、阴阳二极，最后是人体，所有这一切都崭露头角，而青铜器的造诣之高实在是后人所不能及的。
在公元前220年，老子的学说得以扎根，孔子提出了“君子”的学说。中国的艺术家也成了制作陶器、玻璃器皿、陶瓷制品、玉器甚至雕刻的巨匠。统治西部的秦国首领吞并了他的邻邦，建立了秦朝。侵略者将自己封为始皇帝，即第一个皇帝——这一称谓要求他破除过去所有帝王的宫殿、纪念碑以及记录。在秦朝之前，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成就的受害者，而其艺术品也仅仅是对过去的效仿。现在，突然之间历史没有了，艺术家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秦始皇开始修建长城，蒙恬大将军负责整个工程，然而，历史之所以记住了这位可爱的大将军却是因为另一个原因。据说，蒙恬发明了一种小而精致的毛笔，从而使中国人抛弃了尖笔而让书法成为一种与绘画和诗歌同等的艺术形式。
书法和绘画同属一族，因为它都是表达思想的方式，而且经常可以互换。在西方艺术界，古代画家都是极力捕捉他眼睛所能看到的事物，而中国的画家却主要通过巧妙运用线条来描绘其思想。
风景画在唐代开始盛行，这比西方要早好几个世纪。中国画家对此种形式绘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空间更为广阔，画面取消了前景部分，距离本身变得与画中的物体一样引人注目。《 秋林之鹿 》这幅画的画家利用了画面的每一个空间。但是，后来画家们便愿意留出空白，将其风景画藏匿于隐隐的薄雾中，这便有了神秘色彩，使人有无限遐想。另一方面，在《 茂密竹林中的鸟儿 》这幅画里，每一条树枝，每一片树叶都有其固定的位置，达到了完美的平衡，给人一种宁静安详的感觉。这幅画创作于宋朝蒙古军侵略中原的时期。在困难当头之际，艺术家逃避残酷的现实，而大自然给了他们最大的安慰。他们很快便与侵略者兼容并进，但是他们的作品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却消失了。在宋朝这个文明鼎盛的朝代之后，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一遍遍重复古代大师们的手法。
虽然历史对公元前的绘画存有记录，然而直到东汉时期，画家们才对透视画法有所了解，可以描绘出任何东西，但是从侧面看只是一个平面。在公元4世纪，顾恺之开始将山水、树木作为其风景画的背景，这种结合十分自然，让人感觉每一张画都能体现宇宙的统一性，与顾恺之同时代的陆探微能够只用一根线条完成一幅作品。两个世纪后，一位叫谢赫的人写了一本关于绘画六法的书，其中的法规被遵从了1000多年，法则的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意思是生命自身的精神与脉搏，中国将其灵魂以及对和谐的永恒追求融入了艺术。
共产主义阵营的裂痕：苏共第22届大会
1961年10月，当参加苏联共产党第22届大会的代表出现在红场时，缕缕晨雾正在莫斯科的空中到处飘荡。在红场的一侧，太阳照在金色圆顶的克里姆林宫，另一侧，阳光从玻璃墙的现代化国会大厦上流泻下来，在那里，空中飘扬着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红旗。
巨大的会堂里代表们济济一堂。代表们被他们所处的环境深深吸引，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从静静地运行的自动扶梯到无声无息的空调，从耳机到大理石卫生间里流淌的冷热水，一切都那么完美地工作着。在七层，有快餐厅和饮料室，西方的新闻工作者称那里为“马克思之巅”。没有人劳神去告诉代表们说，是两家英国公司安装好那些瓷砖地板和厨房的冰箱，那些空调和电线来自西德。
这些就是自铁托背叛莫斯科之后，共产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开分裂：中国大陆和苏联之间的冲突爆发。这里没有浮华的辞藻，有的只是典型共产主义者的迂回方式，莫斯科和北京用小小的、无足轻重的阿尔巴尼亚作为它们之间争论的象征和它们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在新大厅高高的座椅上——它们很舒适却没有放脚的地方——坐满4394名选举代表和来自苏联及其他80个国家的405名非选举代表。
在来访的共产主义者领袖们在紫色塑料浮雕的列宁像下面排好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13名成员在英俊、稍有点消瘦的赫鲁晓夫的率领下从主席台的左侧进入了会场。“我建议我们从现在开始，”党的书记赫鲁晓夫简短地说，“第22届党代会开幕。”
赫鲁晓夫处在最高的地位。开幕式那天，整整6个小时他高谈阔论国际事务。第二天他又用了6个小时吹嘘苏联国内所取得的成就。
这个月底，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可能”爆炸一颗50兆吨级（ 相当于5000万吨TNT ）的氢弹，这将给世界带来一股冲击波。代表们鼓掌欢迎，甚至包括那些来自哈萨克和靠近北极的西伯利亚，在那里苏联试爆其核弹的代表。赫鲁晓夫还说：“我们曾经说过拥有100兆吨级的炸弹，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不会引爆它。因为如果这样做，即使在相当遥远的地方，我们都可能震碎自己的窗户。”然后，他又奉承地说：“然而，正如他们过去所言，上帝将答应我们永远都没有必要在任何地方引爆这些炸弹。”
说到柏林，相对来说语气要温和一些，赫鲁晓夫说他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西方大国“愿意在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争端的方法”。如果他的“印象”是真的话，他又说：“我们不会再坚持无论如何要在1961年12月31日之前必须签署所有有关东德的和平协议。”他所需要的是西方解决德国问题的“诚意”——当然得按照苏联的条件。
和往常一样，赫鲁晓夫谴责美国，说美国是“世界反动派的策源地”，它的魔爪在世界各地游荡，企图把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强加于刚刚独立的国家身上，并且在爱好和平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挑拨离间”。但是今天，他大声叫道：“不是具有豺狼本性的帝国主义，而是追求和平和发展理想的社会主义正在成为世界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赫鲁晓夫说，虽然承认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已属极少数，但美国当局还是极为恐慌。他把美国共产党比作一块“小而有价值的金币”。
赫鲁晓夫在国内几乎遇到同国外一样多的敌人。在斯大林死后近十年，在赫鲁晓夫已经从权力位置上将斯大林主义消灭几年后，他发现仍有必要长期地坚持对“个人崇拜”和斯大林时代的各种罪恶的批判。因此，赫鲁晓夫继续与那些他称之为“反党”组织、那些“强烈反对”对斯大林的批判的人进行斗争。
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责老布尔什维克列农·范罗谢尔夫是“曾经加入过魔鬼集团但后来道歉了的”反党分子。代表们鼓掌表示同意。范罗谢尔夫是41人的议会委员会里无足轻重的成员之一，年事已高，已80岁了。别人给他定罪，他也尽职尽责地鼓掌。赫鲁晓夫接着指责尼科拉·巴尔格宁，直到巴尔格宁1958年降职之前，他是赫鲁晓夫和巴尔格宁组合中的搭档。在听众席上的巴尔格宁代表听到他的名字时，似乎正从一个小盹中醒过来，而后做了一些记录。另外的一些反党分子——莫洛托夫（ 因在维也纳，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波瓦可霍恩、沙伯罗夫和谢普罗夫——看起来就像是将被从党内开除的人的候选人一样，则可能入狱，或者更糟。
突然，赫鲁晓夫把攻击的矛头转向那个最小和最不重要的共产党国家——阿尔巴尼亚。他抱怨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仍然是斯大林主义者，并愠怒地说：“在原则立场上，我们不能做出让步，无论是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其他任何人。”
当代表们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时，那个在事实上可能成为赫鲁晓夫所指的“任何人”的人，双手抱臂的中国大陆的总理周恩来，两眼凝视着空中。
赫鲁晓夫的挑衅
在共产主义迂回的修辞里，赫鲁晓夫已经讲得很明白。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久已不在位的反党分子和小国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假定的分歧在于：北京那些众人熟知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对西方使用更多的武力，少一点关于和平共处的谈论，及北京希望在亚洲事务中拥有超过莫斯科的优先权。苏联对北京的企图疑虑重重，其中一个信号是上周苏联采取的若干神秘行动。这些行动可以被认为是在共产主义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苏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省——俄布拉斯特，它位于尚未明确的卫星国——蒙古的边界，突然升格为一个“自治的苏联共和国”。
翌日，周恩来冷静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阔步走向讲台，宣布中国大陆是苏联的朋友，也是“所有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朋友，从北朝鲜到东德，从北越到阿尔巴尼亚”。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一会儿就平息了，因为那近5000名代表看到赫鲁晓夫和其他12名中央委员无动于衷地坐着，没有鼓掌。
周恩来接着开始反击赫鲁晓夫，因为他“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在敌人在场的时候公开兄弟国家间的争论，这种行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周恩来接着发表了抨击美国的演讲。
随后的上台发言者，实际上是在赫鲁晓夫和周恩来——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投拥护和反对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一个接一个地把怒气撒在那些反党组织和公然违抗的阿尔巴尼亚身上。波兰的哥穆尔卡、东德的乌布列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诺沃提尼以及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都异口同声。
一些代表说起话来就像是一张新闻报纸上的谣传。副总理米高扬声称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 ·谢胡曾说过斯大林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他死得太快，其二是他没有打破“现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文化部长俄卡特尼娜·伏特谢娃对大会说，拉扎卡加诺维奇个人应对50年代处死几百个铁路工人负责；乌克兰的尼科拉尔·波德哥尼称卡加诺维奇是一个“堕落者”和“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一位白俄罗斯的代表控告前任党的书记乔治·马尼科夫通过指责一些无辜的人属于某一反苏的地下组织，从而帮助秘密警察迫害人民。
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迅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但是在国会里，周恩来并非完全没有朋友。北越留一撮小胡子的胡志明和朝鲜矮壮的金爱山谴责阿尔巴尼亚，但拒绝附和赫鲁晓夫批评中国。
在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困于争夺领导权、东方和西方忙于选择立场时，几天之后，小国阿尔巴尼亚听起来越来越像站在反对面。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广播电台嘲讽赫鲁晓夫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它欢呼般地宣称：“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并不孤立。阿尔巴尼亚不会在赫鲁晓夫和他的跟随者们的攻击、诽谤或压力下屈服。”
西方自由世界对这种结局显然感到高兴，并且有可能支持俄罗斯的“软”阵线赢得对中国大陆的“硬”胜利。尽管它有可能利用共产主义者的分裂，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殃及自身，因为“软”和“硬”是连在一起的。尽管看起来赫鲁晓夫对北京比较软弱，可在别的地方，他表现得异常得强硬。最终，这些手段都是实现同样的目标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推翻资本主义，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这是西方在与统治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人打交道时，不能没有危险就置之不顾的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事实。
蒙哥马利和毛泽东
有一个因为他的头衔和经历而拥有一批听众的人，正在散布一些关于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最特别的话。他就是73岁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
上周在英国的电视台和报纸上，蒙哥马利激动地谈论着他9月份的中国大陆之旅。在《星期日泰晤士报》里，他报道说，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中国人民正在变得疲惫和开始醒悟过来。相反，证据表明，蒙哥马利说：“关于大面积的饥饿，严峻的贫穷，冷漠和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的这些谈论，是胡闹，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身上，蒙哥马利没有看到信心的丧失。毛泽东带蒙哥马利到长江去游泳（ 由60个神情紧张的保镖护卫 ）。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他的举止给蒙哥马利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个思考者，一个知识分子”；坚忍的外交部长陈毅则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和有情趣的人，并具有强烈的幽默感”；而周恩来则有“一个一流的脑子”。
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的《 万花筒 》中，蒙哥马利大谈毛泽东把千百万的人民从悲惨和耻辱中解放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只要你见到他，你就会感到一种诚挚——一张非常优美，坚强的脸。他是那种我愿意与之共患难的人。”
蒙哥马利不仅希望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他还主张将台湾交回给共产党。但1000万台湾人民怎么办？难道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吗？蒙哥马利的回答是：“我没有深入地去研究这个问题。”
1961年的饥饿
中国就像一个饥饿的巨人，从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到潮湿的云南竹林，从直耸云天的青藏高原到霓虹闪烁的繁华都市——上海，到处都只有一个话题——吃。
武汉的钢铁厂处于半关闭状态，一个月的大米配给量只能够维持3天，白糖一年只发4次，主妇们为了使粥看起来稠一些就加些野菜进去，天津的饥民们半夜潜入庄稼地里掰玉米吃。现在中国传统的问候方式“你吃了吗？”，显得那么令人心酸，并带有讽刺意味。
夜晚，北京的各条大街显得幽暗。由于电力不足，9盏街灯只点亮1盏。两年前，香港的华人每年要送87万个食物包裹给他们大陆的亲戚，而今年绝望的求援声已经使他们托运了900万个包裹。饥饿的人们如潮水般涌进香港和澳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逃脱饥饿的折磨。一位香港的居民曾在1958年返回大陆，他说因为他想为自己的祖国工作。而上个星期他返回香港说：“吃不到肉，而鱼一星期只有一次。每天早上你不得不两三点就起床去排队，等着政府给你派发的大米、水果、蔬菜以及用桑叶卷的雪茄——即使是这些东西，也并非常常有供应。人不是机器，如果一个人没有食物果腹，那他就没有兴致去工作。”
一位从浙江逃难来的18岁的姑娘说：“今年我只买过一回鞋、袜子、毛巾以及一管牙膏。”她还说：“我们每年只有8尺的棉布。”
是暂时的缺乏还是可怕的灾难
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长期的 “暂时性的缺乏”的历史。但是在过去，中国所固有的饥饿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或是对如何利用土地以及如何维持人们生存的无知而造成的。恰恰相反，中国目前的饥饿却是一个庞大计划的产物，而且，这场饥荒到来的时候正值中国的和平时期，正值其他国家在消灭贫困的时候，正值当权政府允诺要结束落后状态、消除社会的不公平的时期。
大跃进实际上是向大灾难的一次跃进，这一点在前一阵已经被证明了，然而失败的影响现在才变得显而易见。由于过分强调发展工业，中国的农业几近瘫痪，而工业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目前政府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转变，为了留有能够维持生活的必需农产品，正尽力减轻农民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1949年打倒蒋介石时，毛泽东就坚决表示，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经济上仍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必须工业化，这是为了使中国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强硬的态度。在根除旧社会的喧闹声中，在希望与恐惧、允诺的回报与现实的苦难的相互交替中，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毛泽东树立的目标而奋斗，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奇迹。8年来，棉花产量比战前增长了30%，达到了160万吨；钢产量比1943年的90万吨增长了几乎6倍。尽管有如此巨大的涨幅，中国的人均钢产量也只是日本的4%。在苏联的技术支持下，中国首次生产了卡车、火车机车、牵引机和飞机。大型工业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包头、武汉及鞍山等地；各大河流上建起了多座水坝；国家的农田又增加了约5000万英亩的灌溉田；中国的产品已打入了外国的市场。
然而，到1957年止，中国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落后——国家投资中只有8%是用于发展农业的。据西方国家统计，虽然工业产值增长了123%，但是农业产值只增长了26个百分点，刚刚超过8年来的人口增长率。按照常规来讲，农业应该得到更多的扶持，即使这样可能意味着重工业发展的暂时性停滞。然而，毛泽东对待经济就像对待负隅顽抗的敌军主力一样，采用人海战术。他承认农业极度需要化肥、各种机器以及技术劳动力的支持，而他的解决方式是：让农民通过公社自己解决问题。
中国的计委用来规范无组织形式群众的工具是干部，干部们将北京政府的政策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推广。他们将中国的百万农民编制成人民公社，让他们住进群居的大宿舍，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清晨起床时，农民们要排队点名，在红旗的指引下向着雾色蒙蒙的农田进发。在干部的哨声中，他们竞相犁地、锄草或收割，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农民又放下农具，操起没有子弹的枪支进行训练。当哨声再次吹响时，他们就会有新的任务要去完成。他们会涌入简易的车间生产帆布鞋、草纸、棉布，或是涌向粗糙的鼓风炉把当地低品质的铁矿石炼成生铁。
整个中国大地上200万微型的 “后院鼓风炉”照亮了夜空。干部们的口号是 “把所有的东西放到炉里去”。公社自己攒钱为新的矿井、工厂、炼炉买设备，外国参观者发现摘棉花的机器是用盒子和旧木板做成的 ，而纺织机也有木制的配件。在新疆，当人们建造输油管道的钢材用完了，便用竹子来代替。一个湖南公社拥有6000头猪，一年有30万磅产量的鱼，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公家拿走所有的东西，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只是吃着生面团、几盎司的白菜片和面条。
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显然并不止这些。去年夏天，中国中部连续200多天没有雨水。在中国的北方黄河完全干涸，汽车在河床上行驶没有问题。可是，在中国的东北，肆虐的河流淹没了鞍山和本溪的煤矿和炼钢厂。虽然坏天气成为这次大饥荒的借口，但它远远不能给整个中国的大灾难一个完整的解释。
中国大陆30%的可耕地休耕，同时，为了弥补损失，剩下的耕地要深层犁地，密集种植。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又被卷入了 “两反”斗争（ 反浪费，反保守主义 ）和除 “四害”（ 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的运动中。现在看来，密集种植的小麦患了毁灭性的传染病——生锈病。深犁的稻田里长成的稻子又高又弱，就是一阵风也能把它们吹倒，统统毁掉。而对麻雀的大面积捕杀使好吃谷物的害虫数量剧增。不久，共产党就用臭虫代替了 “四害”中的麻雀。一位日本的社会学家参观完中国后吃惊地说: “在我整个旅途中，我没有一次看到人们向稻田里施肥，中国的农业落后日本50年。”
心力交瘁的工作之后，农民们发现他们家庭制造的生铁易碎，不能作为农具来使用，农村公社炼制的钢锭也太小了，根本不适用于现代的轧钢厂。许多新建的工厂由于缺乏原材料而被解散或是被闲置，负荷过重的铁路网也处于瘫痪状态，容易腐坏的货物烂在铁路两旁，铁路中心被滞留的货物阻塞。
疲倦和冷漠也造成了物品的囤积。记者福兰德·哥根曾于去年参观了俄国人在长春建造的卡车厂。他看见生锈的闲置的配件被堆积在建筑物之间，一条生产流水线每分钟只移动3英尺，工人们在那里无所事事，缺乏斗志和严谨的态度。今年对辽宁省31家支柱工业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了4万吨闲置产品。在沈阳，由于规格的经常变化，7000台发动机被扔到了垃圾堆。
除了只能走向破裂以外，中苏高层会谈几乎不可能再继续下去。1963年7月，当红色中国的7人代表团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莫斯科时，一切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
……
中苏的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很困难的阶段，两国已经在开始调动军队了。然而，由于中国语言的广泛含义，北京政府对于红色中国的困境的警惕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名言，“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
在时断时续的会谈过程中，双方代表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克里姆林宫在《 真理报 》的头版大肆宣扬它的政策声明，毫不客气地警告北京，指出北京所实行的政策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克劳弗德的中国收藏
从他们航行到了这些东方港口的时候起，美国人就开始对中国的文明有了一个肤浅的认识。与此同时，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仍处于萌芽状态。一年前，5个美国城市的公民参观了一场由中国举办的画展，发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品的魅力。现在，1962年10月的一天，另一场光彩夺目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展览会继续在曼哈顿的皮尔蓬特·摩根图书馆举行。
这次展览的发起人是一个叫约翰·W.克劳弗德的曼哈顿人，他用从一个西弗吉尼亚石油钻井设备制造商那里继承来的一大笔遗产建起了一个西方最大的中国书法和绘画珍品私人收藏馆，其规模超过了原来闻名遐迩的查尔斯·弗利尔。
也许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够像中国的书画家那样对技术的要求如此地苛刻，可能也没有哪一种艺术工具能够被运用得像中国的毛笔那样极富艺术感染力。在书法创作中，不管传统书法有多少种笔法，每一种都必须是尽善尽美的。根据传统书法的要求，“一个点都应该像从高耸的悬崖上滚落的石头一样。横着画一笔要和舒展开来的1000英里长的云层一样平。竖着画一笔要和万年的青松一般笔挺。”对书法作品如此地重视是这次收藏展会的一大特点，因为书法家的艺术技巧是特别值得推崇的，每一次走进这充满杰出作品的艺术殿堂的时候，每当人们留恋徘徊在这一幅幅的佳作之间时，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受到了启示。
这些绘画作品都有着一种非常相似的规律，画面上寂静空阔之处和起伏的线条之间几乎带有一种韵律。它们要求掌握熟练的书法般的笔调（ 笔画 ），从传统技巧中的密集线条到“像小草的手法”那样的稀疏线条都要求熟练掌握。这些线条一般是非常纤细易落的，看上去就像能被风吹跑一样。
克劳弗德收藏馆的一些艺术家对总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而别的人则对微观的一些细节部分进行了研究。当中国艺术家创作出极富艺术性、极具个人化的艺术作品时，西方的大多数画家还在遵循一些巨匠的理论，模仿他们的作品，即使这些艺术巨匠死了好几个世纪。如果西方的艺术发展是倾向于依赖天才艺术家的出现而发展的话，那么中国的艺术发展则要流畅得多。每一个伟大的艺术时代都会把它传统艺术的遗产完整无缺地传给下一代。
克劳弗德收藏馆的收藏范围从古代画册的残本一直到书法对联，从壮观的壁书壁画作品一直到小到几英尺见方的篆刻作品。在画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喝得兴高采烈的醉鬼和一些文人骚客在瀑布前百无禁忌。这些绘画作品还覆盖了从缥缈的山水画到瘦削的多叶的竹画等各类作品。一件22英尺见方，刻有一系列宏伟宫殿群的雕刻作品是一件非常复杂精细的艺术之作，简直是一系列东方的“皮拉尼西”们奇思妙想的产物。然而近来在中国的考古挖掘中已经显示出在西安（ 古称长安 ）确实存在这些喷泉和宫殿群。
艺术家自己并不懂得阶级之分。他们中有代表性的是宋朝的皇帝徽宗，他的国家被鞑靼人夺去，自己还创作出了精美绝伦的《 燕雀翠竹图 》。另一位艺术家是耶律楚材，他的国家被成吉思汗占领，他成了成吉思汗的顾问，向他介绍书法、税务以及度量衡的奥秘。还有一位艺术家是无纯（ 音 ），他是伟大的姚的门徒，姚曾经宣讲了一系列的禅宗之学。这个出家者画了一个骑着驴的和尚。这幅作品可能是对朴素和默想的隐士生活的赞扬。画上题字的含义很像禅宗的禅机：“雨来天阴，认驴作马。”
香港的富翁兄弟
香港的经济很少如此繁荣，那些大酒店，比如说古色古香、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和里帕尔斯海湾酒店，都住满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新修的香港黄埔船务公司港口充斥着驶进驶出的各类船只的嘈杂声。乘客蜂拥进入STAR
FERRY公司的渡轮和PARK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中，这些电车、渡轮构成了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交通工具。“中国照明电力公司”花了总数约3400万美元增添了4个60兆瓦的涡轮机。
这种喧闹的情形给一对名叫劳伦斯·卡多里和霍雷斯·卡多里的兄弟带来了特别满足的心情，因为他们控制了这些利润丰厚的公司，同样的公司另外还有30余家。卡多里兄弟俩的个人财富有3000万美元，再加上每年估计约200万的分红，比起那些寄居于这块殖民地上富有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是香港最富有的生意人了。
两兄弟工作起来非常协调。他们共同分享一家联合银行的账号，他们在“艾里·卡多里爵士及他的儿子有限公司”里有彼此相邻的办公室。这家公司是用他们已故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老卡多里是一个原籍伊拉克的犹太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并于1880年来到香港，从事土地开发、橡胶种植、银行业和保险业，并且发家致富。这两兄弟共同坐在36家主要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63岁的劳伦斯·卡多里永不满足，老谋深算，同时也担任政府行政立委委员职位，但他对他们兄弟最大的投资——他们强大公司总是倾注特别多的注意力。他喜欢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因为“这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他还非常喜欢收集运动跑车，因为“它们比赛马和情妇要便宜”。60岁的霍雷斯·卡多里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单身汉，管理着两兄弟的慈善事业，还管理着“电车、渡轮、码头和橡胶种植园——我对做生意并不感兴趣。”
霍雷斯喜欢驾驶他那带空调的美洲豹汽车穿越难民营，到处仗义疏财。从1950年开始，卡多里兄弟为援助难民而修的公路和水渠总共提供了约3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和物资。这些对难民做的工作——他们为此获得了1962年东南亚最有威望的公众服务奖——被认为是他们为了摆脱自私的形象。香港工商业的繁荣有赖于这块殖民地的充足资源和政局稳定。他们兄弟俩也已经在劳动力过剩的香港修建新的工业设施。他们是成立五年的香港地毯制造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纽约的尼尔森·洛克菲勒和英国、泰国、埃塞俄比亚的皇室家族。
一些工商业人士抱怨他们兄弟俩并没有用足够的力气来开拓艾里·卡多里爵士的富饶王国。中国照明电力公司也一直在受到它的竞争对手香港的电力公司的攻击，因为它的赢利（ 增长率 ）高于香港电力公司。在政府的压力下，“中国照明”上周答应要与规模偏小的“香港电力”合并，这两兄弟决心要加强对这个巨人公司的控制。
卡多里兄弟对所有的批评都付之一笑。哥哥劳伦斯说：“我们与香港一块长大，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香港人，我们愿意留在这儿。”他们坚持他们的家庭信念，那就是“拥护和繁荣”；劳伦斯唯一的儿子，21岁的米切尔，在英国的一家银行里接受培训，不久将会回到香港担负起第三代的管理任务。
中苏裂痕加剧
《 纽约时报 》的消息称，北京对苏联从古巴撤军的情况非常生气。他们在表达这种指责时使用了一种新的技巧：在每一个句子的后面都放一段激昂的军队乐曲。不管有没有铜管乐队的伴奏，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这种不和谐的曲调在上个星期达到了最强音，没有人能够再假装做出亲密的样子。
在布达佩斯，莫斯科代表，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里最老的成员，81岁的奥托·柯西金在对匈牙利共产党议会作正式讲话时，对着两张座位后的一位红色中国观察员谴责说：“大嘴巴的极端左倾主义批评者们正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面前狂妄地卖弄着他们的言辞武器。”但当古巴的危机时刻来临时，柯西金则进一步指出，那些“断了他们生计的人都没有能力向古巴的革命提供一丁点儿的实际帮助。”
这位11月初在索菲亚目击了对那些红色中国的支持者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内斯大林主义者进行清洗的北京来客并没有被吓倒。他回击道：“修正主义者都是工人阶级中卑鄙的叛徒。”这种比喻有点像拿铁托来对比赫鲁晓夫一样。中苏之间的分裂已经扩大成巨大的鸿沟。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可能维持这样一种无法弥合的状态。在贝尔格莱德，美国大使乔治·凯南预言：“就像莫斯科1948年与贝尔格莱德的斗争一样，中苏之间的分歧正处于趋向公开化的边缘。”
看到这个分裂很容易，而要懂得如何去利用它就很难了。听说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上周说：“到某个时候，这是个宜早不宜迟的某个时候，苏俄的领导者们会发现对苏俄的束缚就是由西方带来的。”但是这种在两个都坚持共产党制度的国家中选择一个最爱的方式可能会使莫斯科为了对抗一些北京批评者，同时为了证明它还没有屈服而做出一些超出预计的努力，从而又迫使其陷入更倒霉的境地。
然而，为了共产党阵营中的统治地位而进行激烈的辩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毫无疑问，如果有能力的话，中国方面将会很乐意推翻赫鲁晓夫。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什么宝贵的胜利。可能是受红色中国穷困的经济困扰，北京可能对世界上奉行教条主义的共产党造成了一些冲击，但较之赫鲁晓夫对和平战胜资本主义和过上更好生活的乐观承诺，这种陈腐的武断意见还是不值一提。而美好的生活和冷战的胜利都将依旧继续使苏俄难受，北京的理论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拥护者。
直到不久前，莫斯科和中国的情况还可以这样形容，就好像德国陆军元帅毛奇评论他的军队一样，虽然分头行动，但要共同磋商。现在莫斯科和中国不是这样。莫斯科从古巴的撤退和中国军队与印度的冲突都是在事先没有互相磋商通报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可能会对对方的行动感到震动，但他们似乎不再会进行磋商与合作。将来，当苏俄和中国可能会分别造成无穷伤害时，要依靠西方的战略家们来决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们两国既不可能磋商，也不可能一起行动的事实。
斯诺再次访问中国
1936年，当毛泽东被悬赏10万美元通缉以及他日渐减少的红军部队躲藏在山村小窑洞里时，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年轻记者徒步穿越中国北方前往长城，途中遇见了毛泽东，花了数周的时间与他进行了有关社会进程的探讨，然后，赶回美国写了一本《 红星照耀中国 》的书。这是一本充满激情的专著，他预言了毛泽东和他那些不能算纯粹的共产党人，但可称作是土地改革者的战友们的最终胜利。
两年前，斯诺再次回到中国看望了毛泽东，如同他在他的新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提到的那样，他的这次访问和第一次一样成功。斯诺的申请在美国国务院勉强获得通过，却受到了北京的热烈欢迎。他在新中国行程1万2000英里，与毛泽东交谈了数小时（ 这是10年来毛泽东会见的唯一一个美国人 ），和周恩来一起待了好几天。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使斯诺对中国那段往事的兴趣有所减少，毛泽东和中国还没有任何事情能给他的感觉蒙上阴影。
当然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粮食短缺。但即使是周恩来自己也曾说过：“这次大灾是自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系列自然灾害。”斯诺也认为1960年的饥荒被西方过分夸大了。而且，斯诺说，新中国的这场饥荒如果发生在旧中国将变成一场令官员们弹冠相庆的盛筵。在他的旅程当中，他没有看见任何粮食匮乏和营养不良的情况。所到之处，他看到的是新兴的城市、新修的公路与铁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工厂，欢乐的人群，微笑的儿童。犯罪情况依然存在，但正在逐渐减少，贫穷的街道现在干净整洁，到处是书店和诊所，热情专注，每个人天天都要专心致志地做健美操——太极拳。和中国别的东西一样被控制和驯服了的黄河，现在也流淌着蓝蓝的河水，斯诺说：“就和爱琴海一样蓝。”
但如果中国实在太令人惊讶的话，等见到了毛泽东，一切就更清楚了，在斯诺的眼里，毛泽东是自孔子以来唯一能在中国被公众如此崇敬的人。他说话风趣，妙语连珠，时常以平民身份走入民众中。斯诺透露说：毛泽东最宝贵的愿望是想参观美国，哪怕是只能在波托马克河里游泳。虽然斯诺认为美国应该撤出台湾、日本、南越和南朝鲜的“侵略性的军事基地”，但他也认为不邀请毛泽东访问美国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巨大错误”。
斯诺在中国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他靠自己的推测判断，如果是蒋介石来掌管政权的话，中国的情况将变得更糟糕。虽然对所承诺的进一步讨论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但斯诺已经从这个被外界宣称发现无数缺点的政体中看到了让人欢欣鼓舞的优点和长处。
斯诺也怀着骄傲的心情提起他在中国时所说的一些非常幽默的俏皮话，“你对铁和钢有什么了解？”“我从来没摸过那种东西。”对这个落后国家所进行的无休止的缓慢而单调的报道把他的观察结果融合在一起，并像犁田一样使之归纳成序。他经常是用一种模仿“历史的差距”的方法，用过去的感觉来描写现在的中国。
中苏关系完全破裂
除了只能走向破裂以外，中苏高层会谈几乎不可能再继续下去。1963年7月，当红色中国的7人代表团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莫斯科时，一切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北京的《 人民日报 》似乎准备把这种形势称为停滞。红色中国宣称：“我们要求的是团结，而不愿看到分裂，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指出，所有的事件都背离了我们原来的意愿。所有的情况都变得暗淡了。”
一周以来，身在莫斯科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根本没有举行中苏会谈一样。克里姆林宫装出一种好像最后的决裂从来就没有发生的姿态。大家都认为会谈要继续进行，而苏联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却都小心地避开了这个地方。但当被问及原因时，一位莫斯科的新闻主管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今天是发薪日，他们都去花钱了。”在就一些表面性问题进行了两次会谈以后，在接下来的7天当中，俄国人和红色中国的代表只进行了3次会晤。在一次会谈开始前，一位西方记者问一名便衣警察，北京的代表预计什么时间能到，他耸耸肩说：“你根本不了解他们。……我们昨天就等他们，但他们一直就没有出现。”
红色中国的代表们显然花了大量的时间，坐着黑色大型豪华轿车穿越列宁庄园地区，神秘地往返于中国大使馆和代表团下榻的别墅之间。西方记者曾经瞥见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安逸地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这座宏伟的、淡黄色的高墙背后毫无生气。只是在车队来到时，负责警卫的苏联士兵在打开装在带有尖顶的铁门上面的监视孔向外观察时露出来的一对靴子才似乎告诉人们这里有生命存在。俄国人头一次愿意谈论中苏之间的冲突甚至于拿它们开玩笑。但是在莫斯科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决中苏会谈僵局的唯一办法是毛泽东终止他和戴高乐之间的同盟关系，因为这种战略伙伴关系能使这两个“擅长给世界制造麻烦的家伙”互相提供帮助。
在时断时续的会谈过程中，双方代表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克里姆林宫在《 真理报 》的头版大肆宣扬它的政策声明，毫不客气地警告北京，指出北京所实行的政策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匈牙利的卡达尔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则派出政府高级官员、国宾仪仗队和电视摄影机对其热烈欢迎，因为这位匈牙利总统对莫斯科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表示要重新回到莫斯科一边，与莫斯科和平共处。
而红色中国的代表抵达莫斯科时则是受到了苏联政府的低规格接待，苏联媒体也蓄意低调处理。北京第一次表示了它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关系，并用一句精妙的比喻警告莫斯科：“在只许州官放火，而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联合与团结。”
中苏关系的一切变故都按莫斯科精心设计的轨道发展，从而把分裂的责任归罪于中国人。显然，中国人根本就没指望会谈会取得成功，坚持到底的结果只能使苏联人难堪。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克里姆林宫无法固执己见了。几天后，北京的记者透露，如果其他的矛盾可以延期讨论的话，中苏之间的一些分歧有可能在不久以后得到解决。很简单，中国人已做好了将这种争吵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准备。“今年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分歧的话，”北京方面平静地说，“我们可以等到明年。”
俄国人可没那么有耐心。他们提出了一份正式答复警告北京，说“最近的将来”将会决定是否会加大双方的分歧。莫斯科向红色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毕竟”，苏联人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成就
不久前，中国拥有很多的朋友。亚洲的不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朋友都仰慕地倾听毛泽东如何迅速将贫穷变为富裕的计划，西欧以及美国的左翼势力已不再着迷于斯大林的惊骇，而将毛泽东视为新兴的，更为高贵的人民社会主义的建筑师。而在联合国，在红色中国政权代替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骚乱的亚非国家投票胜过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今天的毛泽东却将自己治下的国家卷入与美国、苏联以及印度的长期敌对中，而这是继中国之后世界上最受欢迎的3个国家。实际上，这样使中国陷入孤立的境地，它的联盟也屈指可数，只有亚洲的北朝鲜以及欧洲的阿尔巴尼亚。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的农业与工业一直在“大跃进”时的灾难中徘徊，也没有足够的武器来进行大规模军备竞赛，同时，与世界两大强国对抗是完全不理智的。但是，毛泽东完全有可能认为，要想既打破束缚中国经济的枷锁，又坚持他的“理想主义”，其唯一的办法便是国际政治秩序的神奇改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尽力尝试赢得朋友与同盟。
在中国各大城市支持黑人的大规模集会中，共有87名非洲代表访问北京，布隆迪女皇和索马里的首相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国在肯尼亚的宣传者运用了这样的口号：“我们黑人兄弟必须团结起来！”
红色中国同样在亚洲的共产党中拉拢黄皮肤和褐色皮肤的兄弟们，并且在日本、斯里兰卡以及新西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北越的瘦小领袖胡志明态度十分暧昧，但是他必须考虑如果失去苏联的支持，中国将是他的第二扇大门。印度尼西亚的红色领袖艾地走的是锯齿形线路，而缅甸的共产党人则分为两个派系——一边支持毛泽东，一边支持赫鲁晓夫。
美国的观点至少是一致的：它坚持不管中国巨人的姿态是如何的，毛泽东的政府对于美国人来说现在仍然是不合法的存在。因为美国人现在仍然坚持不打算承认他们，他们仍然与躲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蒋先生保持着外交关系。而对于苏联，则在中国身上运用了一大堆在长年的痛骂中积累起来的谩骂词汇，它们曾经被用来责骂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分子、异端分子以及法西斯走狗。苏联人称毛泽东“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且控诉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为 “建立世界共产主义，要将百万人民牺牲于核战争中”。北京政权反问是谁 “不顾一切地将火箭送往古巴又不知道耻辱地将之撤回，如此这般地拿百万生命当儿戏”。《 消息报 》（ 苏俄机关报 ）急迫地报道1961年中国将其在世乒赛中取得冠军等同于苏联第一次由人驾驶的飞船飞入太空，红色中国宣称多级火箭是中国人9世纪的发明。苏联人还诋毁地补充说中国人甚至不会发R的音，总要说， “R—R—REVELUTION”（ 革命 ）。
红色中国的典型教育
一些新的宣传活动的展示物令人有些匪夷所思。《 时代 》记者发现，近几个月，报纸和杂志都在大力赞扬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行动，这是驻守在充满诱惑的上海中心的一个连队。这些英雄们在无数资本主义邪恶势力的诱惑面前坚持对共产党的一片忠心长达14年之久。当 “专业游说人士”企图用钞票来贿赂他们时，“好八连”的战士们对钱财置之不理；当 “穿着华丽的小姐在街头与他们搭讪时，他们就命令小姐们离开”；当一位战士捡到了一枚硬币，就立刻上交给该连的指导员，并且告诉其他人，“一枚硬币不值什么，但是如果你据为己有，那么你的心灵便有了污点。”
更有教育意义的事例是22岁的楷模雷锋，他是一支驻扎东北的运输连里的班长。在万恶的旧社会，他的父亲因伤病去世，两个兄弟被饿死，而他的母亲因不堪地主的凌辱自杀了。在美好的新社会，雷锋经常搀扶老妇人过马路；帮助迷路的母亲买火车票；积极地在大堤和水渠上干活，当他的铲子破了的时候，他就用手来挖掘。雷锋在一场意外中去世，然而对宣传者来说却是幸运的。雷锋留下了一本20万字的日记，其中记录了这些情感：“我认为我的一生是为了让他人过得更好。”而且 “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社会主义，献给了共产主义”。
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者，雷锋将作为中国青年的学习榜样，因为今天的中国青年常常将长征中头发斑白的老兵与解放战争中的士兵混为一谈。在去年，至少40本描写雷锋的书出版。1000名志愿者走向农村，对目不识丁的农民们讲述他们对毛泽东的爱戴以及为毛主席所做的贡献。
7月份，当副总理邓小平为结束中苏分裂所做的努力宣告失败后，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建立起了雷锋式的团结，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在首都机场遇到了规模空前的欢迎队伍，包括毛泽东在内。实际上，只要没有生病或外出的高级领导都加入了欢迎队伍。
社会主义世界的严峻形势
中苏的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困难的阶段，两国已经在开始调动军队了。然而，由于中国语言的广泛含义，北京政府对于红色中国的困境的警惕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名言，“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当美国的代表得到一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的4万字的秘密通告时，西方国家才得以了解红色中国对1961年强权斗争的看法。在一份通告中，老挝被形容为把中国势力影响赶出东南亚的帝国主义的活塞，出于自己的考虑，中国把老挝称为是“世界范围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然而对于苏联来说，柏林更加重要。但是，北京政府是很欢迎《 日内瓦条约 》的停火命令的，这倒符合中国传统的规则——边打边谈。所得到的文件披露了红色中国1961年春天国内饥荒时军队的紧缩。当时，大范围的食品短缺以及军队自身的士气问题，士兵们抱怨农村的生活条件，他们怨气十足地说：“如今，农民吃得很差……”现在，北京政府不想再在老挝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之所以如此警惕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悲观地认为莫斯科不会给予援助。一位共产党将军曾警告过：“如果三年到五年内再发生战争，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我们现有的武器。”现在中国还得不到它极其渴望的武器——核弹头。
1957年，苏联曾与中国签订协议答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而今苏联的食言使中国十分气恼，中国报道了苏联转换态度的所有细节。相信中国的物理学家引爆核武器还需要两年到三年，离专家所称的“显著力量”还远。然而该项目已经在进行之中，因为中国政府希望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原始的核武器，也会在地球上的落后国家中赢得声誉，使它们相信中国一定会胜利。
北京的吵闹声并没有减少。赫鲁晓夫因公开支持中国的“反党分子”而受到指责，西方专家们认为赫鲁晓夫所支持的“反党分子”是军人，他们反对日益严重的中苏分裂……赫鲁晓夫还被指控提出“两个中国”的计划用来平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争斗。
北京的电台还确认了先前有关赫鲁晓夫煽动新疆的哈萨克族暴乱的报道。就在去年中国指责苏联劝诱新疆的1万名哈萨克人越境到达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不管北京政府怎样反复抗议，苏联始终拒绝归还这些哈萨克人，理由是 “人道主义”——中国则认为这是荒唐的借口。
毛泽东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据报道他是在美丽西湖旁的别墅里沉思。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在1958年放弃了政府主席的职位，也许他想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工作中……
中国与苏联的隔阂很深，这样的僵局很难打破，除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中有一人去世或消失，但是毛泽东之后，又会是谁呢？每个人都在猜测。
太子蒋经国
当联合航空的喷气式飞机于上周降在华盛顿机场时，蒋经国将军穿过由美国官方以及国民党组成的迎接代表团，他并没有引起注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发现了他。这个穿着不伦不类西装的矮胖男人正在参观布尔士机场候机楼里的现代室内景观。
代表团的错误以及蒋经国的举止都是意义深远的。虽然作为蒋介石的大儿子又是国民党声望极高的领袖，53岁的蒋经国却是拒绝聚光灯的台湾神秘人物，这种神秘是有部分的原因的：作为台湾秘密警察的头目以及台湾直接对付红色中国的游击队首领，蒋经国是需要在暗处的。
据说，他10年来的第一次访美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五角大楼的情报官员讨论关于中国大陆最新的形势。在讨论会期间，蒋经国还专门挤出一天时间乘坐喷气式飞机前往堪纳瓦拉尔海岬。他还与总统进行了75分钟的会谈，并赠送了中文译本的《 英雄人物略传 》，并补充说这是台湾的畅销书。
肯尼迪总统和美国的高层官员与这位继承父业将成为国民党总统的人物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台湾，蒋经国被称为 “小蒋”，与他争夺总统位置的主要对手是陈诚，而陈诚因患慢性肝病从6月份就处于半退休状态。蒋经国出生在浙江，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夫人——一位农村妇女的儿子，而这位母亲后来死于日本人的炸弹轰炸中。1925年16岁的蒋经国就被蒋介石送往莫斯科 “学习更多的革命思想”，他加入了俄共青团开始在共产党的一所军事学校中学习游击战术。当1927年蒋介石与共产党分裂时，一封由蒋经国署名的谴责其父亲是 “叛徒”的信出现在《 真理报 》上，而蒋经国则称该信是伪造的。
蒋经国自己由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事情与斯大林分道扬镳，并投身于金矿和工厂努力学习。当由于日本的威胁促使斯大林与蒋介石重新结盟时，蒋经国获得许可携同其羞涩可人的俄罗斯妻子法妮娜（ 后来蒋介石先生为这个儿媳妇取名为蒋方良 ）和儿子阿兰返回中国。
蒋介石对儿子的归来满心欢喜，但是他依然想到了蒋经国对未来的展望太俄国化，并花两年时间将其重新转变得中国化。自从那以后，蒋经国忠心圆满地完成了其父业，不管是在重庆为共产党嫌疑犯建设集中营，还是创立旨在考验军队是否忠心的政治代表系统。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国民党的游击队探测出了中国大陆政权的弱点，在过去的两年中，约1500人被安插在了浙江以及广东省沿海。在美国看来，个人破坏分子经常完成任务，但是大规模的袭击队伍总是很快被红色中国发现并清除。
蒋经国不止一次被控告与北京政权进行秘密会谈，其目的被猜测为在蒋介石死后达成协议。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则嘲笑那些他会将台湾让给红色中国的说法。
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蒋经国对国民政府并没有什么教条，而不顺从常常激怒了这个国民党的头号政治家，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47岁的蒋纬国非常支持他的哥哥，作为不占名额的内阁大臣以及总统的特别顾问，蒋经国与他的父亲紧密工作，另外一支力量源泉是蒋经国拥有10万人的青年特种部队。在军队中，他对晋升所持的否决权使他在中层军官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蒋经国较年长的两个孩子都结婚了，而他与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住在台北朴素的家中。每天早晨他6点钟起床，练习一个小时的中国书法及绘画之后，他便在他的办公室中工作至深夜。他喜欢在山上徒步旅行。但是自从患上了轻度的糖尿病后，他不得不放弃饮酒——主要是伏特加。一位老朋友称蒋经国为“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而令大多数评论者印象深刻的则是，蒋经国是羞涩与强权的奇怪结合。一位中国朋友则诠释得更好，他说：“看他的双手——就知道他粗糙、坚强、耐心。”
在蒋经国的华盛顿一行接近尾声时，这个神秘人物接见了几家美国报刊的记者，当时他坐在镶着金边的沙发上，蒋经国的翻译、后来成为台湾领导人的马英九说，红色中国处于历史上最薄弱的时期，而台湾则是处于最强时期，他对美国的访问旨在建立与美国的相互理解。这是否就意味着有误解呢？蒋经国在问题未被翻译时就大声回答道：“不是！”访问在一声简单的 “就这些”中结束了。蒋经国开车去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去享受他坚持要在美国经历的内容——住汽车旅馆。
在新疆西部，喜马拉雅山北部沙漠里的一座铁塔上，中国人爆炸了一个简单的核装置。西方学者相信这次爆炸是由钚引起的，爆炸当量只比19年前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20万吨原子弹小一点儿。现在的红色中国一片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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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中国的邻国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经济落后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制造原子弹的成功。在整个亚洲和非洲，各个国家都在为不同意美国进行原子弹试爆而争吵。而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使它们感到某种种族上的满足，毕竟又一个白人世界的垄断被打破了，有些说法认为印度和日本也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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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64年10月，北京的核爆冲击波波及西方时，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仅仅是个开始。红色中国对这次原子弹爆炸的壮举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向各国家首脑发送了消息，约翰逊总统敦促联合国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来讨论核裁军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受了这个要求，建议在明年某个可能的时候举行一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