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失败的征兆
张景惠戎马一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人。他出生在满洲，并脱颖而出。当时的中国人不相信个人野心，并且反对战争。不幸的是，张景惠一度背叛了中国。但据上星期来自重庆的消息说，张景惠最终为自己挽回了名誉。他体面地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张景惠被锤炼成为一名军人，多年来他一直跟随他的亲属、满洲的最高统治者张作霖。这之后，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张景惠信奉“有奶便是娘”，因此在1900年至1928年军阀混战时期，他始终履行这一信条。
他背叛了张作霖转而投靠了张作霖的对手——军阀吴佩孚；后来，他又重新投奔在北京的张作霖，并担任陆军部长。但当权力再分配时，他又回到吴佩孚的身边，成为其内阁成员之一，工业部长；之后，一年不到，他又再次背叛了吴佩孚，并与张重修旧好，成为哈尔滨地区的行政长官。其间，蒋介石进入南京，并在那里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此间，大部分军阀纷纷投靠蒋介石。但是，这次张景惠却没有这样做。他一个人在满洲赌气，并打算尝试一桩新的买卖——与日本人讨价还价。这一次他得到了满洲国总理的要职。
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这次端的是最难吃的一碗饭，在满洲这块被日本人占领的土地上，张景惠整整做了10年日本人的傀儡。对他来说，这是一口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饭。中国人再也不信任张景惠，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张景惠终于做出了最后的抉择：成为全中国人的敌人。
在华盛顿，国际社会又输了一着。这次不是军事作战，战场上一直是捷报频传。也不是工业生产，那里的胜利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不幸的是美国人不按照自己制定的国际社会的原则行事——结果是作为伟大的盟友的中国对国际社会逐渐失去信心。
蒋介石从重庆传来命令，要求中国军事代表团撤回。去年4月，代表团来到美国，谋求制订在远东地区抗击日寇的联合战略计划。蒋介石的命令中没有说明理由，他没有必要说明理由。
了解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后的工作情况的人都知道，代表团遭到冷遇。团长熊式辉将军直到国际社会的高级战略经确定之后才有资格出席会议。他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会见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海军总司令厄尼斯特·J.金海军上将。他在使馆街的一座砖石建筑里建起代表团办公室，墙上挂上地图，做好充分的准备介绍远东地区战争的详细态势。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利希海军上将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参谋长时，熊式辉将军作礼节性拜访。这是熊将军与盟军最高司令部唯一的一次接触。在中国国内，人们形容熊将军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人物”。华盛顿方面的冷淡和不祥的平静，他已经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当召回熊将军的消息传到白宫时，使馆街上简陋的代表团办公室接到白宫的一个紧急电话——9个月里几乎第一次响起电话铃声。熊将军终于接到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的邀请。在翻译M·罗伯特·李上尉的陪同下，他来到白宫。他在那里又等了半小时之后才见到总统。
熊式辉将军，50岁，长着一副学生的无表情的脸，思考问题颇有哲理。他面带微笑，与罗斯福总统关于“太平洋局势”进行了会谈。记者问他，这次回国是否因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合作和租借法案物资数量少表示不满意？他的回答很巧妙：“除非我们的敌人被完全消灭，我们永远不会满意。”
但有一位国人不必隐瞒自己的强烈不满情绪，他就是著名的哲学家兼作家林语堂先生。他说：“让我来问美国人一个问题：熊将军为什么不能回国？既然国际社会的各国领导人认为没有准备好与中国人商谈抗击日寇的联合战略，那么熊将军继续留在华盛顿的用意何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善被过分粗暴地利用了……”
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在美国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新条约上用毛笔签字。美国人签字代表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他签字后说：“我们一直都在盼望这一天……”
同一天，在重庆，中国和英国签署了一个新条约。新条约用红色蜡和红白蓝三色彩条封好，从各方面来说与在华盛顿签署条约完全一致。蒋总司令给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打电报说：“对我来说这是个信号，是国际社会各国团结的证明。”
条约的签字正值中国的知识界担心中国处在国际社会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条约有可能开始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它正式宣告，这些西方列强在过去100年中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和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干涉永远结束了。
1842年，英国人的军舰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开放5个通商口岸的不平等的《 南京条约 》。从此，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之门。英国人同时强占了香港岛，逐步建成今天现代化的国际都市。1856—1860年的战争后，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管理权也落入外国人手中。在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出让更多的领土主权，强迫中国政府赔款，并对贷款征收高额利息。美国伪善地利用“最惠国”条款获得英国在中国得到的同样特权。这些通商口岸城市成为外国人在中国花天酒地的天堂，也是中国人的耻辱。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它的第一艘轮船、第一台蒸汽机车、现代科技和现代教育。他们在中国建立了邮政系统，清除了航运河道的暗礁，并绘制了沿海地区的海图。
根据新签订的条约，以及将要签订的新条约，中国将不再有通商口岸（ 但英国人占领的香港除外 ），不再执行外国的法律制度，不允许英国舰船进入中国的内河和进行沿海地区的商贸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命运将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
关于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有这样一个传说。脾气狂暴的帕默斯顿勋爵在100年前对他派到中国的特使说：“永远记住你是代表尊敬的英国基督教女王陛下，去和异教徒野蛮人打交道。”本星期，只用一句重庆的俏皮话来纪念他：“如果帕默斯顿勋爵听说这一切，他不光是在坟墓里翻身，不得安宁，简直要跳得半天高，都能够驾驶喷气式战斗机了。”
胜利曙光下的艰难反击
日本人了解徐淑希博士。他在日本入侵满洲之前就一直在刺激日本人。他写下17卷本关于远东问题的巨著。书中反驳了从日内瓦到华盛顿日本人所说的假话。1943年2月初，徐再次发言，他的论点如下：
（ 1 ）封锁曾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使南方各州灭亡，曾在非洲使南非布尔人大败，曾在一次大战中使同盟国（ “中欧”国家 ）战败，现在日本人的封锁限制了中国。中国的工厂需要零配件和维修，交通运输需要汽油，民众需要食品，国家领导人和失去幻想的知识分子需要得到希望。
（ 2 ）空运到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只占从缅甸运到中国的物资的极小部分。而大量的物资则是通过沿海地区走私进入中国的。
（ 3 ）如果中国遭受战争僵局和高速通货膨胀的削弱而成为一个被动的盟国，国际社会在抗击日本的战争中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在南太平洋地区实施逐岛登岛作战的战略不能实施，寄希望于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实施反攻也变得不现实。（ 如果苏联对日本宣战，日本可以轻易地切断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日本一直在中苏边界保持着25%优势于苏联的兵力。 ）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一个进攻基地，实施国际社会的战略就需要一支庞大的舰队和数百万的军队。
（ 4 ）为使中国免遭封锁的影响，在那里保持能对日本实施有效打击的基地，国际社会必须做到：重新占领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给中国更多的战争物资援助；在确定大战略时利用中国军事家的经验和才能。
来自中国的报告支持徐博士的论点。卡萨布兰卡会议决议要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消除了一些中国人的恐惧，即太平洋战区可能沦为僵持的和平。中国能及时得知最新的军事决定说明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中国，但中国未得到邀请参加会议。
中国战场仍未被攻破。但坚守在前线的士兵已经换人。中国的英雄都病倒了。有1名作战负伤的士兵，就有10名因病卧床的士兵；有1名因患痢疾、肺炎或疟疾而住医院的士兵，就有4名仍留在野外露营或战壕内无医无药等待救援的士兵。所有这一切惨状的根本原因是大范围的营养不良，问题如此严重，没人敢尝试去解决它。中国士兵每天只有24盎司（ 约合680克 ）稻谷作食物，从这里获得他们的身体所需要的脂肪、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只有胡宗南将军有远见，其部队战斗力强。他命令部队开荒耕种，所收获的谷物用于补贴军需供应的不足。
1943年2月，宋庆龄打破沉默，再次谈论中国的民主道德。她再一次唤起了人们心中沉睡的孙中山先生的国家的希望，孙中山提出的建立自由民主新国家的计划在蒋介石统治下和战争的压力下几乎丧失殆尽。
宋庆龄说中国的未来必须实现三个目标：1.中国必须成为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平等的国家。2.中国必须拯救在日寇占领区的民众，必须把日本侵略者从所有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3.中国必须建立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并赋予它目前正被国民党窃取的权力，这是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家发展三阶段的最后一步任务。
蒋介石正肩负着中国治国安邦的艰巨重任，没有理会宋庆龄关于国内改革的要求。但她的话对西方也是一个提醒，中国的事情不仅仅是军事斗争。
在封锁中面临灭亡的时刻，中国因环境条件和被忽视得不到有效的军事援助，中国实际上是在正告美国和英国，采取最后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利用她目前极度的困境向华盛顿和伦敦提出以下庄严的问题：中国是否制定政策时只遵循莫斯科的意见，还是按照真正的国际社会的意图？中国人出于自卫，必须奋起抗战结束战争才能不沦为日本人和中国傀儡的统治吗？或者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在战后的太平洋地区，成为真正的国际社会的一个强大的成员国，一个和平和经济发展的堡垒？
宋美龄在美演讲请援
1943年2月底，172名新闻界人士，包括女记者，挤进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 比罗斯福总统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回国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还多23人 ），正期待着观看一场精彩的表演，领略蒋介石夫人的机智与才干。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前一天在国会已被蒋介石夫人的口才所倾倒。他们并不知道会上究竟将讲些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这会儿带着一种叔叔溺爱美丽的侄女的神态介绍蒋夫人。他说，蒋介石夫人是“与众不同的特使”，他还要求记者不要问她“难以回答的问题”。
有个记者问她：有报道说中国并没有充分运用中国的人力资源，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蒋夫人脸上立即露出不悦之色。她说：中国在人力上已尽全力，但缺少军火。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中国需要更多的军火供应。中国不缺少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但没有足够的飞机和汽油。
一个记者追问：中国如何获得军火？蒋夫人很巧妙地把难题推给罗斯福总统。她恭恭敬敬地转向罗斯福说道，总统解决过许多重要问题，度过许多危机，因此她认为最好由总统来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群微笑着看罗斯福总统如何“接球”。面对多次类似场面的罗斯福马上接过来回答。他说，要把飞机和军需物资运到中国去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美国政府正竭尽全力把这些重要物资运到中国。如果他是中国政府的成员，他也肯定会问：什么时候能把军需物资运到中国来？为什么不多运一些？作为美国政府一个成员，他将会回答：我们将尽上帝所允许的那么快。罗斯福总统说完后，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专栏作家雷蒙德·克莱伯承认这场记者会使他大开眼界。他说：“也许有一天要让影星海伦·海斯来演蒋介石夫人这个角色，不过，她演得再好也比不上活生生的蒋夫人。”
蒋介石夫人走过参议院会议大厅的过道，参议员们的眼光一直盯着她。她没有表情的脸上生着一双大眼睛，她清瘦端正的身材，穿一件黑色旗袍，上面点缀着用作装饰的小片玉石和圆形闪光金属片。她走上主席台，向台下的参议员们微笑颔首，听着副总统华莱士介绍她。蒋夫人接着开始演讲，她因没有事先拟好讲稿而向大家道歉，然后她发表了一次倾倒参议院全体与会者的即兴演讲。
蒋夫人说，杜利特尔将军领导的美国飞行员1942年4月率队轰炸东京后，一名飞行员返航时被迫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许多农民一边欢呼一边朝他跑过来，嘴里呼喊着他能听懂的唯一中国话：“美国！美国！”（ 蒋夫人解释说，“美国”的字面意义是“美丽的国家” ）蒋夫人说：“中国人欢笑着拥抱他，就像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样。”
然后蒋夫人讲到一次衡阳之行，那是去参观“磨镜台”。相传2000多年前，有个年轻的小和尚在那里盘腿打坐一连数日，口中吟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寺院住持拿起一块砖在附近一块石头上磨起来。小和尚不解地问他在做什么。
住持回答：“我要用这块砖磨成一面镜子。”
“那不可能。”小和尚说。
“是的，不可能。这就像你天天什么也不做，只在那里吟诵‘阿弥陀佛’不可能成佛一样……”
蒋夫人说：“因此，朋友们，我认为必要的是，我们不仅要有理想，并声明我们有理想，还要有实际行动来落实。”
美国参议院从来没有起立鼓掌的习惯，那次大家起立向她热烈鼓掌，祝贺她的成功。
数分钟之后，蒋夫人来到众议院会议大厅。众议院主席萨姆·雷伯恩走上前来介绍说：“今天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一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世界上杰出的女性代表……”
蒋夫人开始演讲。演讲所用的红木矮讲台是专为她从参议院借来的。她一生作过无数次演讲，但都没有这次如此重要。这篇演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它关系到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她为这篇演讲准备了数星期。演讲里含有中国，含有蒋介石；她的一生，她在美国的朋友，她对祖国的忠诚……都倾注在这篇演讲中。
她的开场白用了一段巧妙的恭维话，因为她知道国会里缺的就是恭维，她的恭维绝不会令人扫兴，“美国人应该为自己在世界各地奋战的军人而感到自豪。”
这是一句她可以做些文章的恭维。她十分巧妙地暗示，许多美国军队被闲置无用。“你们的一些军队驻守在偏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只是等待，再等待……”
更巧妙的是，她涉及了美国的种族歧视。
但有一件事，蒋夫人坚决不做的就是“乞讨”。那还是1938年，在给韦尔斯利学院的同学爱玛·米尔斯小姐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想去美国，但我绝对不能把我的美国之行变成一次乞讨。”所以，她以平等的身份来到美国。
她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谚语，她说：“站着说话的人不腰疼……”然后，她又话中带刺地说：“美国的中途岛和珊瑚海两次海战……仅仅是沿正确方向走的两步。”说这些话时，会场上都产生了片刻尴尬的宁静。
她说：“现在盛行的看法是打败日本人并不那么重要，而消灭希特勒才是头等重要的。这种看法没有从事实出发。让日本人为所欲为……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她接着说：“我们不要忘记，日本现在所占领的地区，那里的资源数量大大超过德国占有的资源……”
她提出，制定战后世界发展规划时要谨慎。“在国际上独立并已得到广泛的承认，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成为我们这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听到这里时，众议院会议大厅里静悄悄的（ 或许大家以为她的话中有话 ）。
她结束时的一番话博得了满堂喝彩。她说：“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地甘冒失败风险，比卑鄙可耻地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议院会议大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许许多多受感动的听众或许还来不及考虑是什么打动了他们的心。她说的话普普通通，任何人都可能说得出来。正因为话是蒋介石夫人所说，她演讲时挥动手中的手帕，用手砸在桌子上强调说话内容的姿态，她眼神中的闪光，都流露出她人生经历的深刻内涵。经过她的努力，一些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
在参议院的演讲结束后，韦尔斯利学院最有名的校友宋美龄女士回到母校，这是她紧张美国之行的一个短暂的休息。
蒋夫人的车驶过韦尔斯利学院村，它看上去“依然像过去一样——只是装饰画更多了些” 。在她四年级时曾住过的“塔园”宿舍，为她准备好了一套宿舍。她举行了有30名1917届同学参加的非正式招待会。会上，大家像中学生一样开心地有说有笑。在她身穿一条海军蓝长裤漫步走过校园之后，韦尔斯利学院的校长做出让步：“她的长裤打扮毁了我们的反对长裤运动，教职工突然都改变了过去的立场……”
蒋夫人对学生作演讲。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身体紧靠在讲台上，差点儿晕过去。两天的学生时代回忆结束后，她又继续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下一站去芝加哥，再下一站去旧金山。
长江流域对日作战胜利
《 芝加哥日报 》记者发回来了胜利的消息。日本侵略军遭受重创。1943年6月，在日军发起进攻的村庄和城镇，受中国和美国空军的轰炸扫射，日军5个师外加伪军部队，撤回长江北岸和江防工事内。
甚至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清楚日军此次进攻战役的作战目标。或许是因为上次在长江平原低地的进攻中，重庆电台广播表示出来的自然悲观态度，才导致日军犯下这样一个过度扩张的错误。日军没有巩固好后方，没有修筑工事，就在匆忙之中进入了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布下的陷阱。
在长江以南约60英里处的凹面防线上，陈诚将军，中国高级野战指挥官之一，正面与日军交战。在日军的南面，在其后方，魁梧的孙连仲将军指挥用于反攻的后续部队。在重庆，政府方面征用各式公有和私人的机动车辆——从运茶叶的卡车到吉普车，紧急向前线调运政府所储备的作战物资。
日本空军曾经在第一阶段进攻中为日军开辟通道。为对付日本空军，蒋介石总司令决定启用一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飞机几乎一夜之间就从华南的基地调动过来。他们用3天时间建起华中地区的通讯网，把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和驱逐机投入对日军作战。
从宜昌沿长江上游10英里处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名为石牌。这里是防守华中地区的重要咽喉要地。日军投入两个师的兵力。蒋介石亲自向石牌守军下命令，要求他们坚守阵地。他们的确守住了。
中国的驱逐机向日军阵地俯冲攻击，一次一次地扫射攻击，未遭到日军还击。中国的驱逐机飞得很低，有时守卫在山头上的日军都可能从高处向它们射击。在日军后方，中国的轰炸机，苏联制造的SB，美国制造的A-29、B-24、B-25等炸毁了岳阳日军的基地和铁路货场，击毁在宜昌的渡船，击沉运输船只，击毁宜昌的日军飞机场和火炮阵地。
到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 ）这天，日军开始从石牌向宜昌撤退。同时，孙连仲将军的部队从常德向北攻击日军后方，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决定全部从平原地区撤回长江北岸。
但是这个决定来得太迟了。日军徒步行进中的部队，其中的骡马驮载运输队拖住了大部队的行军速度，遭到美国P-40地面攻击机的攻击。P-40共袭击了6支日军部队，将他们彻底击溃，然后又袭击在长江边集结的所有渡船。
孙连仲将军开始从南方进攻，占领日军的一处主要前方基地，并收复洞庭湖北岸，正向长江边进攻。陈诚的部队已攻至长江南岸，可以遥望宜昌城，并击毁日军在宜都的最后一个渡口。
中国军队自从1942年缅甸战役以来，这是第一次打败日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日军几乎撤回了原进攻的出发地，损失了大部分粮食产地，丧失了对从宜昌到石首的江面的控制，由中国海军的布雷舰队接管。
从世界战争的全局来看，这次战役的胜利算不上什么。日军只动用了6万兵力，其中只损失了约1万人。整个作战区域也只不过方圆60—70英里的面积。进一步改善作战布局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军队缺少继续发动进攻的后勤供应。
但对于亚洲地区作战来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胜利。它再一次证明了空军力量在局部地区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暴露出日军在空袭中的弱点，并在美国和中国空军之间建立起宝贵的协作和理解。它还在中国人民心中建立起更大的必胜信心。从长远来看，这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的。
蒋介石总统
疲惫年迈的中华民国总统林森于1943年8月逝世，享年81岁。他的逝世是预料之中的事。5月12日，在去接受加拿大首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的途中，身体衰弱的林森突然中风。自那以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各教派人士都为他祈祷，盼望他能够快速恢复健康。然而，这位留着花白胡须的老人始终处于半瘫痪状态。
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对林森的逝世是有所准备的。在他逝世4个半小时之后，国民党确定了总统接班人。蒋介石总司令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的代理总统。当时，蒋介石不仅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还兼任十几个职位相当的职务。
林森不但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对他的国民来说，林森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大智若愚”的化身。他1862年出生在福州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美国的传教士是他的启蒙老师。接着，他又在一所私立大学读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后来，他还去过夏威夷，然后去了美国。他在旧金山的生活十分贫寒。在那里，他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国民党还是一个秘密组织。林森从美国回到中国，并在1912年当选为国民党国会议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23年。
1924年林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之后他还历任其他政府要职。1932年12月，林森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在他11年半的总统生涯中，他甘心当一个有名无实的象征性领袖，从未打算去争夺总司令的位置。
正是由于林森的生活俭朴、简单忠厚和他极富幽默感的天性使他在民众的心目中占据着极其特殊的位置。1932年上海战役后不久，一些美国记者来到南京参观。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山陵的旁边有一个特大的花园。一位白胡子老人正在园中散步。他们走上前去请求允许参观。“请吧！请随意参观！”参观结束之后，其中一位记者拿出1美元放进老人的衣袋。老人说：“先生，不用谢。欢迎你们参观寒舍。”这位白胡子老人就是林森。
1943年9月的一天，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聆听着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讲话。面对150位高级官员，他宣布一党制的政府即将结束。中国现在已处于孙中山革命三阶段计划的第三步：从国民党执政的政治领导转变为法制下的民主。所有的政党都享有平等的地位，而在法律面前国民党不再享有任何特权。
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同意蒋总司令的意见。他们决定，一拖再拖的人民代表大会将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内召开，并制定宪法，确定宪法生效的日期。
这些清醒的官员都知道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当天早上从《 扫荡报 》（ 国民党军报 ）上读到蒋介石的新书《 中国之命运 》的节选。“在过去，中国的命运受外国政策的支配。但现在，实现国内政治统一、集中国力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中国已站在自身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日前的这场战争两年之内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官员们认为蒋总司令应成为他们的领袖，并选他接替已逝世的林森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蒋介石要求他们重点集中在战后重建上，包括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根据官方通讯社的解释，这意味着战争是人民革命道路上的一步，而人民革命是战后重建发展的新环境。
中央执行委员会废止了一项妨碍经济重建的规定，规定曾要求外国在华企业必须有51%的中国股份，必须任用中国人做总经理。现在官方已正式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法律管辖下投资。
中央执行委员会然后通过一个含有16项条款的决议。建立起新经济建设的规划蓝图，规定了依然实施私有制的工业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地位平等，垄断性的工业和设施收归国有，“而那些可以交由个人经营、不适合国家经营的企业将由个人经营。”
中央执行委员会明确指出，蒋介石总司令，在一切怀疑面前坚定不移，认为战争的胜利结束已为期不远。他想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民主的新中国。
10月10日的10点钟，重庆的老百姓点燃烟花爆竹，一片欢天喜地的景象。这一天是10月10日“双十节”，辛亥革命32周年纪念日。在中央政府院内，蒋介石总司令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人们在细雨中踏着泥泞，蜂拥而至，他们凝视着飘扬的旗帜、红色的标语和五光十色的灯光。高低错落的山城阴冷潮湿，峡谷里的军舰鸣了21响礼炮。在挂满旗帜的大厅里肃立着400名高级官员和蒋夫人。蒋总司令吟咏孙中山的遗嘱，然后拿起印有总统誓词的一页白纸。
蒋总司令一身戎装，满脸严肃地期待着就职仪式开始。他身着的军装上的装饰物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戴着雪白手套的手不停地挥动着。国民党1911年辛亥革命的元老，学者吴稚晖，把那枚用红色丝绸包裹着的玉玺递交给新任总统。这时，蒋介石已做好发表“双十”演说的准备。这时，他既是就职总统，又是本次就职仪式的主持人。
民主是他就职演说的主题。为支持他的这一理论，他引用古人的话：“上天对你是奖赏还是惩罚，取决于人民对你的评判。”
“孙中山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但是民主精神应服从于法规和纪律。如果我有超出职权范围的行为，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对我进行指责和纠正。”
当蒋介石讲以上的话的时候，抗日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很多人都相信在下一个双十节之前，这场战争将宣告结束；最近也没有同中国共产党发生重大冲突；战争结束后的一年之内就能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
1944年。宋庆龄的愤怒。内战的可能。
1944年2月，宋庆龄言辞尖锐地说：“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奉命在封锁和‘保卫’游击区；有些人仍然把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农民依旧遭到压迫；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劳工运动。这些都是反动派和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有力证明。有些中国的反动派正准备发动内战，摧毁我们斗争事业中的民主力量。这些民主力量就是陕北和敌后的游击根据地。”
她的上述言论直接抨击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所采取的政策。她要求美国像对待国民党军队那样给共产党军队提供援助。
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 纽约时报 》记者布鲁克斯·亚特金森说：“中国不会爆发内战……蒋委员长准备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这一计划目前进展顺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而在去年，中国河南省的饥荒中有300万人死亡，2000万人面临饥荒。与此同时，重庆记者报道广东省发生了中国另外一场饥荒。去年6月份以来，那里已有100多万人命丧黄泉，数百万人急需救助。
乔治·亚当斯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对广东省进行了考察，回到重庆后他说：“那里的民房被拆掉，拆下来的木材被当作柴火卖掉，其他材料也零零碎碎地卖掉了。通往市场去的路上布满尸体。”
由于经济封锁、庄稼歉收以及商人、官僚和投机商囤积居奇，致使粮价暴涨。国际救援机构在灾区设立了75个救济站，这些救济站不得不花天价买下粮食分发给灾民。
1943年10月，中国的意志薄弱但英俊潇洒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实现了自己对远在美国的中国思想家的控制。教育部颁布的规定中说，将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机构，用于指导和控制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思想和品行。留学生必须服从他们的领导。一旦教育部接到报告，有哪名学生的言论背离了三民主义，他将被遣送回国。2月，教育部为出国的教授和讲师也制定了类似的规定。
要不是两周前这些规定引起了哈佛大学哲学家拉尔·巴顿·佩里的注意，中国教育部的这些规定无疑将有效地发挥作用。作为哈佛美国国防研究会的领导人，佩里要求国务院展开调查，如果发现这些规定真的像看起来那样险恶，就禁止所有中国学生进入美国。中国教育部的这些规定与日本的思想控制制度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令美国学者感到吃惊。对此，佩里谨慎地避而不谈。
然而，陈立夫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就令人感到不舒服。他说：“中国临时宪法规定，三民主义应是中华民国的基本教育思想，就像民主是美国的基本教育思想一样。因此它不容违反。任何中国人如果违反了三民主义，就是侵犯了我们抗日战争的共同利益，学生也不例外。”
要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组。距上次改组20年后，这个党还是没有一点“民主精神”。它还在压制来自内部或外界的批评意见。虽然国民党只代表了中国4.5亿人口中一小部分人（ 不足1% ）的利益，却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
“我们应该……改变不容异端的态度。……政治问题必须允许自由讨论……各种观点都应被允许充分表达。”
中国长期的政府专治和宗族式的家庭生活是民主事业的“障碍”。“普通民众”和“中上阶层”都不熟悉“选举制度……没有一位县议会的官员是由本县人民自己选举上任的”。
“有些批评家可能认为我们努力实现政治民主与建立计划经济是自相矛盾的做法。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我们的民主不是英国式民主的翻版……同样，我们会向苏联学习那些对我们适用的制度……”
“在中国，国家必须在战后倾全力发展基础工业……但必须把轻工业交给私人企业家来经营。”
1944年8月，国共两党之间的积怨已久的争吵终于疾风闪电般地爆发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呼喊道：“内战一触即发。”而重庆的宣传部长梁寒操则反驳说：“内战的危险根本不存在。”
在经历了5年停战、封锁与反封锁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于去年5月开始就两党合作问题讨价还价。重庆答应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但要求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延安则提出要进行全面的国家经济与政治改革。
谈判在继续。但一位重庆的发言人说：“谈判就像西南非洲的游牧部落与爱斯基摩人谈话一样。”
同时，有报道认为重庆的立场在动摇。一场危机或政治改革正在酝酿。蒋委员长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将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数周或数月内得到回答。现在，观察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上周重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允许发布了这样一则报道，即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成长是迅速的。
孙科呼吁政治民主
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的儿子、现任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为人谦逊，民主思想很强。更引人瞩目的是他面对国民党发表的言论。他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右”的立场，采取更“左”的政策。
孙科说：“国际思潮的主流是民主与自由，与其相反的是法西斯主义和独裁。中国的政治不能脱离国际思潮的主流。反对民主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西方民主世界正在接受‘左’的立场，我们必须与世界同步。”他说，孙中山一直是革命的左派。
“他的追随者自然也是左派。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妨碍社会进步的是军阀、清廷官僚和封建社会的残余势力。”
“1926年北伐之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导致共产党从国民党内部被排挤出去。为了反对共产党，我们就反对左派，支持右派。这是我们党犯下的严重错误。”
“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从最初的错误发展为反动。在挤走共产党后，我们排斥‘异己’，扼杀了民主制度。”
“国民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我们必须纠正错误的方向，重新回到左派。……我们必须……为做真正的革命者而感到骄傲。”
孙科博士注意到英美评论家对中国的民主提出了质疑。
“这些批评家似乎感觉到了我们的非民主势力。他们深信，为了世界未来的和平，不能容忍在任何国家实行法西斯主义和专制。民主必须在全世界普及。”
“我们国家如果不实现政治民主，就无法发展理想的工业经济。为了获得外国投资，我们必须首先赢得他们的信任。”
但西方国家在扶持日本的过程中遭到了失败。“有了这一教训，西方强国在帮助重建中国时，希望能得到保证，中国将来不会成为他们潜在的敌人。他们会想，日本仅有7000万人口，西方就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和牺牲来击败它。中国有4.5亿人口，可能在30年后增长到6亿。如果中国将来威胁到西方民主国家，那么他们还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来对付它呢？”
“但现代中国是建立在三民主义基础上的。这个国家的传统是与邻邦友好相处，并且一直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英美的这种恐惧当然是没有理由的。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民主方向，以得到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信任与支持，并消除他们的疑虑。”
“如果中国不加紧实现民主化，工业化就无法实现。不实现工业化，就无法完成国家重建。不完成国家重建，革命就是失败的。革命失败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
“完成这一使命的责任必须由我们来承担。今天，共产党在与我们对抗。如果我们不前进，他们就会……”
“我再次提醒你们，我们的党是在革命中诞生的。我们的党是左派的……在过去10年里我们曾领导国民革命，打击右派敌人。总而言之，我们要坚持并发展左派的政治思想，这样才能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中美关系”
丘吉尔与罗斯福在魁北克关于下一步如何打击日军的讨论内容仍是军事机密。然而，盟军在广西省遭受的军事灾难会迫使中国产生某些变化，并由此使形势好转。
1944年9月，日军没有直接入侵桂林，他们只是从南面包围了桂林。但这与直接入侵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距离把美国空军第14飞行队从中国东南部赶出去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第14飞行队在粤汉铁路以东仍有４个简易机场，不过它们是注定要被摧毁的。不久，将只有陈纳德将军率领的最大型的飞机才能够飞抵中国南海。在那里，仅他率领的Ｂ-24轰炸机就击沉了74600吨日军的运输物资。由他率领的空军支援尼米兹上将计划靠近中国沿海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随着战场形势的恶化，中国军队的士气在低落。日军今年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先是在黄河流域，后来从长沙向南打到桂林。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是因为：
（ 1 ）给养不足的中国军队必须依靠农民，但他们经常进行掠夺，以致失去了本国人民的信任。
（ 2 ）由于薪水不足度日所需，所以军官的士气同样低落。他们经常在申领军饷的花名册上登记一些假名字,并出卖多余的军用物资，以应付日常开支。
（ 3 ）有几支中国军队今年被自己的民众解除了武装。还有多起事件，军官利用中国军队仅有的几辆军用卡车抢运个人家产，被解除了职务。（ 长沙陷落后，有四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枪毙。 ）
但唯一的一线希望是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将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蒋介石开始实施改革征兵制度。他最能干的将军之一陈诚正在改组军队，撤销1/3现有的只在理论上存在的师级建制单位。这样，中国军队各部队就全部实现了满编。同时，中国的盟国也在采取措施修改一些基本条件，使中国的改革更有必要。
美国陆军航空运输司令部通过“驼峰航线”，越过喜马拉雅山把越来越多的物资运到中国。现在的运量是每月25000吨，而过去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时候运量只有现在的一半。美国第14和第20飞行队所需的大量汽油都是他们自己运输的。在航空运输司令部运送的物资中，有25%—40%是在史迪威将军的亲自监督下分配给中国陆军的，其中包括75-100毫米火炮、卡车、吉普车、轻武器和弹药。
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是一位坚忍不拔、饱经风霜的军人。战争实践让他认识到，自己40年前在西点军校教科书上学到的教导是正确的，即战争需要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厮杀。1944年10月底，史迪威将军奉命回国。
在史迪威将军被提升为美国陆军第6位四星将军后仅3个月，白宫发表了一份无力而言辞谨慎的声明。声明没有解释为什么悄悄地解除了史迪威的一系列显赫的职务——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助理、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
从重庆传来关于史迪威的一些其他消息。有报道说，他曾为中国军队制订过新的训练计划。也有报道说当缅甸—雷多公路修好后，将有更多的物资通过这里运往中国。在这些传言背后是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包括中国与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冲突，以及国内外共产党势力形成的压力。那些了解史迪威的陆军官兵回忆说：“他所完成的工作需要具有超过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才能的人方能完成。”
1944年9月，当中国军事形势处于5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史迪威回到了重庆，会见他的上司蒋委员长。与他同行的是另外一名美国军人、白宫高级外交事务代表赫尔利少将。赫尔利此行是要与蒋委员长会晤并为亚洲司令部寻求一套新的解决方案。他对会谈充满了希望。
正处于微妙的外交形势中，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蒋委员长收到了一份类似于最后通牒的报告，要求他同意授予史迪威将军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对于一个经历了7年战火的国家元首，无论有什么样的正当理由，这样的要求都是不可接受的。
蒋介石与史迪威现在只有分道扬镳，这个结局是无法避免的。
同样在中国，还有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深得蒋委员长信赖的陈纳德少将。他率领着一支规模小但战斗力很强的空军部队。另外还有数千名的美国技术人员工作在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将继续下去，但会有所改变。上周，中国的记者没有对这种改变做出报道。周末，美联社收到这样一条消息：
“重庆，10月29日。史迪威将军已正式离开蒋介石。”
“编辑：美国新闻检查删去388字，中国新闻检查删去104字，只留下上面一句话。”
史迪威将军卸任后，中缅印战区分解了。中国战区由具有学者风范、现年48岁的魏德迈少将负责。魏德迈自1943年10月以来，一直担任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副参谋长。他是一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在德国军事学院学习两年（ 1936-1938年 ），担任过马歇尔将军的作战参谋。他将担任蒋委员长的新任参谋长。
史迪威的新职务没有宣布。陆军部说：“他将担任一个新的重要职务，但目前保密。”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布驻中国的大使克拉伦斯·高斯辞职与召回史迪威没有任何关系。
在重庆，蒋介石的连襟、外交部长宋子文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召回史迪威将军纯系个人性格问题……”
延安整风，重庆重组
《 解放日报 》上的一组题为《 野百合花 》的四篇文章披露了延安的一些新特征。文章作者叫王实味，是一位具有16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最近流传到国外的这4篇文章是为共产党的一场自我批评——整风运动而写的，这场整风运动由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袖毛泽东发起。
作者在解题时说，写这组文章的主旨之一，是因为野百合花“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其用意是善意地对革命阵营内部种种不良的现象予以批评。
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王实味即被赶出抗日作协，罪名是动摇党的领导。
在共同抗日的第一年（ 1937-1938年 ），延安与重庆不安地实现了停火和平。但是在过去6年里，华北实际上爆发了一场没有公开的内战。在内战中，共产党取得了显著的胜利。这不仅因为共产党的积极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没有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共产党现在领导着8000万人口，包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他们赶走日寇和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后，进入这些地区。
重庆的军事情报称已经获得了许多中共高层发给其军事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指令。其中一条指令是延安准备获取由重庆政府控制的江苏北部的政权。
正如史迪威将军及其他人抱怨的那样，蒋介石确实调动军队对延安实施了封锁。但实施封锁总比公开打内战要好。延安也是作战前线，如果蒋介石放松封锁，或许整个中国最终将落入民主力量手中。
蒋委员长开始采取措施加强政府。
军政部长由年轻（ 44岁 ）且工作一丝不苟的陈诚将军担任。他是中国号称最有才干、最忠诚的军人之一。就是这位陈将军，去年击退了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进攻。同样是他，帮助组建了目前正在缅甸北部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陈诚作为蒋委员长的得力干将，多次参加过清剿军阀和共产党的战役。然而，在所有国民党将领中，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对共产党心存感激的。作为一个对民主政治信念坚信不疑的现实主义者，他与周恩来很投缘。周恩来是延安派出的中共代表，于上周返回重庆。
财政部长由温和能干的俞鸿钧担任。他现年48岁，以前担任过上海市市长和重庆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他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以表示对美国的认同。
陈诚将军接替的是何应钦将军的职务。何应钦现年55岁，1930年以来一直担任此职。俞鸿钧接替的是孔祥熙的职务。孔祥熙现年63岁，是蒋委员长的连襟，目前正在美国。何应钦和孔祥熙曾经支撑着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战争岁月。现在，驾驶中国这条船渡过激流险滩的重任就落在了两位继任者的身上。但是，孔祥熙仍然担任行政院的副院长，而何应钦则保留了陆军参谋长的职位。
蒋委员长对其他6个政府部门也进行了调整：朱家骅接替国民党要人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改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王世杰博士接替梁寒操担任宣传部长。梁寒操改任海外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接替周钟岳，担任内政部长。周钟岳改任考试院副院长。
只有幻想主义者和政治婴儿，才会指望蒋委员长的政府改组能够立刻改变中国人所面对战争的进程，并消除重庆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所遭受批评的根源。但就在连他的朋友都对改组的作用发生怀疑的时候，蒋介石表现出了新的决心。
像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贯表现的那样，中国始终在努力自救。但仅凭政府重组是赶不走日寇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盟国的援助——枪炮、坦克和飞机。
几乎与政府改组同时，蒋委员长对中国的战时生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新成立了一个由翁文灏领导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与战时生产有关的单位。美国派来了由以前的战时生产大王唐纳德·纳尔逊率领的经济代表团，给翁文灏提供帮助。
美国专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使中国的高炉生产出更多的钢铁。中国无法生产的合金钢材及其他关键材料仍然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 航线空运过来。美国也将增加液体燃料生产，以备美国卡车重新驶上滇缅公路之需。
改革的冲击波落在了翁文灏的肩上。他面临着许多困难：1.寻求交通工具，把原材料运往工厂，把成品运往前线；2.防止通货膨胀对战时生产的影响。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国共两党分裂问题。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被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
中国终于获胜——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双重伟大胜利。她的未来仍面临未知因素，正如当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面临未知因素一样。但近代史上这个有4.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进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
蒋介石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像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毛泽东或者同意和谈，或者与蒋介石打到底。他是否会再到重庆试一试呢？10月中旬，华盛顿出人意料地宣布，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不久将返回中国。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国共相争
1944年10月，蒙大拿州的国会众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突然收到一份白宫召见的请柬。罗斯福总统对他说：“迈克，我要你代表我出使一次中国。”
23年前，迈克尔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北京和天津服役过两年时间。从那以后，他再没到过中国。但作为蒙大拿州立大学远东历史教授和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成员，他一直是中国的坚定的朋友。他带着一长串准备好的官方问题，踏上总统赋予的奔赴中国的使命。
1945年1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返回华盛顿，交给国会一份长达7000字的报告，陈述他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他写道：“中国的情况的确很糟糕。……中国士兵死于营养不良……中国的房屋，房顶漏水，地基不稳，能否修复是个问题。”
当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离开中国时，他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援助的物资运输问题。他此行实地调查后改变了看法。他沿着未完工的雷多—缅甸公路视察，一路上看下来，了解到通过“驼峰航线”每月空运量（ 1945年11月份 ）可达34929吨；公路即将完工，等公路完工后，运输量可大幅度增加。在重庆和其他地方，他与美军将领和中国领导人会谈。随着他的所见所闻的丰富，他越发感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延安中共领导着9000万人口。曼斯菲尔德说：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国共两党分裂问题。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被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蒋总司令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过于强大，如果不加以限制，总有一天可能取代国民党……”
“共产党自行制定法律，自行收税，自行发行货币。共产党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农业改革者，但他们的组织纪律严明。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武器装备他们依靠缴获的日军武器。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苏联人没有给中共任何援助。”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队本来可用于抗击日军的入侵，却忙于内战。我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更关心的不是抗日作战，而都是保存各自的实力。双方各自关心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人能确保战争的胜利。”
曼斯菲尔德认为，蒋总司令新近改组的政府有希望完成目前急需的改革。陆军部长陈诚似乎有决心提高目前这支装备落后、给养不足和指挥不力的军队的战斗力。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似乎有机会制止高速的通货膨胀和奸商的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但曼斯菲尔德问：“蒋介石究竟做了多少？他是否打算改革？他有多少时间？”
至于谈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曼斯菲尔德认为，统一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公开了蒋介石最近向共产党的三个许诺：（ 1 ）承认中共的合法政党地位。（ 2 ）在平等的基础上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 3 ）参与组建新政府。
中共方面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些好处。理由是：共产党只能得到政府中微不足道的席位；共产党的军队可能会被消灭。
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仍在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同时，曼斯菲尔德报告中说：“蒋介石说美国人要求国民党政府做出全部让步，为什么我们美国不努力让延安中共方面也做出一些让步？”
在曼斯菲尔德看来，蒋介石提出的由美国施加压力让中共方面做出让步的建议是很有道理的。但他认为继续支持蒋介石则更有意义。他说：
“蒋介石是唯一能实现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考虑到中国复杂的国情，他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他犯的错误，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都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对蒋介石已做出承诺，我们将尽全力支持他。”
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
南宁失守。在华南，中国军队夺回了日本人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支那地区的铁路生命线（ 现在终于把它看作是撤退时的生命线 ）。在华北和东北，中国军队对同一条战略铁路大动脉实施攻击。日军在一年前占领这条铁路大动脉，险些使中国遭受灭顶之灾。在华中地区，第三支中国军队把日本军队从福州港驱逐出去，然后向西和向北推进，为美国军队准备一片可能的登陆区域。
中国军队能否守住已取得的胜利，目前还难下结论。但对中国来说，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5月下旬的战斗捷报敲响了战争胜利的锣鼓。
《 纽约时报 》发表了长篇文章，介绍了一个重要人物。获得新生的中国军队（ 美国训练、提供物资和支持 ）的背后是美国陆军中将艾尔伯特· C.魏德迈，他是驻华美国军队总司令、蒋总司令的参谋长。他48岁，是最年轻的美军战区一级指挥官。
华盛顿给魏德迈中将的任务很简单：帮助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在重庆处于中国人的不信任、美国人的仇视、战争厌倦、面临重大灾难等的旋涡之中。要应付这样的局面，需要两种罕见的能力：一是高水平的军事才能，二是联合作战的天才。
作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不知疲倦地研究中国军队的现状：屡屡失败、疲惫不堪、给养不足、武器装备落后、兵员组织不佳。这支有300个师编制的军队必须现代化。支持这支军队的是遭封锁而衰败的经济，年产钢铁仅1万吨，交通运输系统中没有一条像样的铁路，只有5000辆过时的卡车。战线长约1500英里。武器装备是“万国牌”的大杂烩。但不可争议的事实是，这样的一支军队能生存下来，并且仍在坚持战斗。
魏德迈开始对国民党军队动大手术。他指出中国工业基础如此落后，养300个师的一支庞大军队不可思议。美国军队只有100个师。中国的陆军部长陈诚将军也明白这一点。在7个月内，在目前的中国军队中将诞生一支精锐部队。
魏德迈领导下的数千美军成为这支新型中国军队的神经系统。美国唯一在中国作战的部队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14飞行队。他们的协调作用是关键因素。美国陆军的地面部队，由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的老兵，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指挥，组成一个联络部队，像脊梁骨那样把精选出来的中国部队联系起来。
建立新的后勤供应系统。美国和中国共同决定通过“驼峰”运输线运送的物资种类，共同决定中国的军火工业应生产的物资品种。在美国和战时生产专家的指导下，中国的军火工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适合的军用物资谨慎地运往前线军队。中国军队第一次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得到了现金的津贴，并有了稳定的武器弹药供应。
在中国方面，蒋总司令改进了军队的指挥系统，铲除了军队在当地征兵时所带来的帮派弊端。现在蒋总司令与魏德迈共同制定基本战略，并把他的命令直接传达给前线指挥官。魏德迈则通过麦克卢尔将军和他指挥的联络系统监督贯彻落实。但在作战中，中国军官全权指挥负责。结果是，美国军官训练中国步兵与炮兵，并与他们并肩作战。美国人建立起通信兵和参谋学校来教授美国的技术。这些学校是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时建立的，魏德迈来到时已经建好。但魏德迈把这些学校组成有机的整体。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战场上，在作为战争指挥的中心的司令部里，都经受了从未有过的考验，并得到了证实。
对中国的盟国来说，中国的胜利表明，中国潜在的军事力量的先头部队正缓慢而坚定地向遥远的东京挺进。政治上来说，中国的胜利预示中国将成为远东强国，她的政治命运就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政治命运。
魏德迈将军的命令中并没有赋予他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特权。但中国未来胜利的组织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未来的设计师。中国内政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也必然会影响未来胜利的组织者。
这些问题是两方面的：（ 1 ）国内政治尚未统一（ 中国共产党问题 ）和改革问题（ 重庆政府 ）；（ 2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因错综复杂的、表面的和深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相互关联。
1945年5月，魏德迈的改革问题又有了新进展。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会议通过了决议实施更广泛的社会改革，并通过蒋总裁关于在11月召开宪法讨论会以及限制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影响的建议。
中国：在旋涡和阴影中受降
蒋介石穿一身简单的卡其布军装，不戴勋章，安详地、挺直地坐在扩音器前。他看了看白色台布上的花瓶中的红花，对“中国人民和军队”缓慢地朗读他的抗战胜利讲话。
蒋说：“……经过漫长的8年黑暗与绝望的抗战，我们的信心与正义终于取得回报……我们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在胜利之后不是要追求轻松与骄傲。……要想取得和平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甚至比抗战时期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在伟大的民主与统一的道路上迈进……”
重庆热烈地欢迎日本的投降，然而街上的群众还没有人听到日本最后垮台投降的消息。从扩音器里传出的蒋委员长的讲话使外面的群众聚集起来。在播音室里，在蒋讲话时，隐隐约约传进来鞭炮声和群众的欢呼声。
蒋的讲话10分钟就结束了。随后他那挺直的双肩垂了下来，绷紧的面部肌肉也放松了，他的眼睛很累。此刻的休息、松弛是8年抗战努力的结果。
当日本人准备在中国放下武器时，延安向蒋介石提出了挑战。8月1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受降的命令。
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3国驻华大使送去备忘录，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样有权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
在重庆，蒋委员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将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紧张地开会，然后迅速采取行动。
日军一旦投降，中国军队立即占领重要城市。美国空军随时提供空运。中央政府任命了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各市市长，并任命熊式辉为满洲战略要地关东半岛（ 应为辽东半岛 ）的长官。
发给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一个照会：“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派代表来接受中国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的训令……日本军队为了维持治安可以暂时保留武器与装备。”
1945年 8月 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从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份十万火急而又举国瞩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未寒（ 注：未寒即 8月 14日 ）
时局时紧时松。冈村宁次接受重庆的命令，准备于本周正式投降。中央军已进入广州，正在上海郊区待命。南京伪政府头子陈公博愿“将功折罪”效忠重庆政府，将驻守长江流域的100万军队交蒋指挥。
8月16日，毛泽东自延安向蒋发出复电：
重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朱的这封电报要求共产党与蒋政府共同接受日军的投降。
当蒋在与共产党的“公开反叛”格斗时，他的连襟行政院长宋子文匆匆忙忙地从克里姆林宫赶到华盛顿的白宫。自从9月初以来他一直与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谈判。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份已经签好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内容在双方正式批准前严守秘密，不得外泄。当世界各地还在猜测条约内容时，巴黎传出了中苏的谈判经过和具体条款：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首先要求中国承认他们控制的蒙古独立。中国还必须允许内蒙古的某些省合并到蒙古里面去（ 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坚持不让步 ）；满洲必须是一个自由的自治区；中国必须承认苏联在满洲的利益并满足苏联对有战略意义的东满与南满铁路方面的要求；苏联建议新疆应当有“相当程度的自治”，中苏边界要对苏联亚洲部分有利方面进行调整。
作为回报，苏联支持中国收回“外国从中国割让的领土”。这大概是指英国占据的香港，法国占据的印度支那和受英国影响的西藏。苏联建议通过派遣技术人员、提供重工业材料、重建交通、建立空中航线来帮助中国重建经济。苏联应有权使用某些中国机场。
宋子文院长要求苏联承认重庆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停止供应共产党军队武器并防止日本武器落入共产党军队手中；苏联必须不支持中共要求蒋介石下台的要求。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争辩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苏联不能为延安负责，但他们将“使用影响”来防止内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蒋介石的下野将有助于平息中国的动乱。
随着宋子文以巧妙方法防止了逼蒋下野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后签字了。
如果来自巴黎的这个报道属实，那么苏联的边界事实上就推进到长城。对此，华盛顿方面的报道认为美国对此有功。当有关苏联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的消息传到波茨坦的美国代表团后，美国坚持认为东满与南满的铁路应由各国自由使用。美国还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应适用于旅顺和大连。苏联同意了。
在华盛顿，宋子文与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进行商议，那里广泛认为中国对这个条约不满意。这当然是确实的。宋子文签订这个条约虽然给蒋介石一个喘息的机会用以加强政府的力量，然而这个喘息机会成功与否还有一部分要看中国在经济、财政、外交各方面得到美国多大的帮助。
中国终于获胜——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双重伟大胜利。她的未来仍面临未知因素，正如当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面临未知因素一样。但近代史上这个有4.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进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外国入侵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终于成为自己祖国和命运的主人。
这个重大的时刻降临于芷江，华中一个沐浴在阳光下的盟军空军基地。一架日军飞机盘旋后着陆。中国军人等在机场上。
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手扶在镶有宝石的大号指挥刀上，坐进一辆中国军用吉普车。中国和日本军人没有相互敬礼。他的6位随员及其行李（ 公文包、茶叶筒、果汁饮料、美国虾肉等 ）紧随其后。
在一株鲜花盛开的樱桃树下，毫无表情的中国侍者为毫无表情的日本军人端上中餐。饭后日本军人被带到副总参谋长何应钦上将的司令部。
何将军在敌人走进来时并未起立。在这之前，已经伴随着无数杯茶水起草了停战条款。当敌人交出一张侵华百万日军兵力部署图时，何将军的助手们打破平静，高兴地拥上前去观看。
两天之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同意将其部署在北起中国东北、南至台湾和印度支那的百万陆海空军全部投降。第二天，总司令蒋介石的政府军进驻南京。他们曾在7年9个月零5天之前被迫离开南京，南京随后发生了一场令世人震惊的惨案。
“好，好！”在临时首都重庆，蒋介石总司令在这一个星期里大显政治家威望。他在中央政府办公大楼举行的简短仪式上签署了《 联合国宪章 》。当他放下笔时，轻轻点点头，自言自语：“好好，好好！”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
在国防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蒋介石总司令作了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划时代的报告。在这之前，蒋总司令干练的内兄宋子文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会见记者时，蒋表达了自己的以及国家的希望：“我十分乐观。”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要会谈之前，他对建立和平统一充满了希望。中共方面要求推迟召开国民议会讨论组成立宪政府一事，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能说服他们。他说：“国民议会将如期召开。”
蒋认识到国内依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可能只要三五年时间。但他的注意力在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长远问题上。
他说：“对我来说，战争胜利意味着真正重建的开始——无外来干涉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他在强调“外来干涉”时，明显表现出来他对中国新获主权的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