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义将军和沈阳城
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从美国的世界战略角度来看 ）是沈阳，满洲的首府。12月初，沈阳实际上已被共军完全包围。该城如果陷落，共产党就会把满洲从中国割去，参加苏联集团。《 时代 》记者威廉·格雷进入沈阳了解那里的情况，报道如下：
现在这个时候，沈阳已经是零下的温度，四周都是深深的积雪、河流和运河都已结冰。寒风穿透最暖和的衣服。然而比起1946年2月我在沈阳看到在俄国人统治下劫走工业设备的情况，现在比那时还好些。现在老百姓还能有点笑容。尽管没有人对前途怀有信心。人们一谈起来就提起家、物价、缺电。7位省主席聚在这里等待进入共产党占领的各省。哈尔滨市市长和苏联占领的大连市市长也在这里等着。有些人还怀念着1932-1945日本人统治时期的“美好日子”。
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我不知道明年春天还能不能待在这里。共军的第六次攻势是成功的；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赢得了消耗战。”
另外一个商人说也许更严重的问题是匮乏：“有和没有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老问题了。士兵们一无所有，共产党告诉他们他们是为了有所得而战，我们的士兵却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战。”
贫穷再也没有比沈阳旧日本监狱里显示得更清楚了。中国政府在这里关押着两千名共产党犯人，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或是叫“转变思想”。监狱长说关进的共产党经过教育已有90%的人转变了思想。怎么教育呢？他说用“一颗温暖的心”好好对待他们。墙上刷着大字标语：“向国民政府致敬，服从蒋委员长！”还发给他们讲解三民主义的小册子、教唱孙中山早期革命时的歌曲，还发美国的宣传画。
引导我的官员首先带我到像个大谷仓似的犯人住处，那里又冷又暗（ 火炉的温度连热杯咖啡都不够 ），院子里游戏的小孩子紧张地看着我们。他们也是犯人（ 共产党利用孩子作间谍活动和埋炸药——这是引我参观的人说的 ）。其他的犯人按军人要求排队站着唱歌。一个穿灰制服的男中音一句一句地教他们唱“我爱我的枪”和“胜利之歌”。他们唱得非常整齐，在寒冷的空气中呼出热气。
和快乐的女孩在一起。最近沈阳的集中营长官邀请我去参观。美国送的各种各样的招贴画贴满了礼堂（ 中山堂 ） 的墙上。这些招贴画非常显眼。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美国小女孩坐在光洁的抽水马桶上，她那两只大眼睛显得莫名其妙和不安，不知道为什么给她照这种相。画上的中文是解释这种马桶如何卫生。
此外还有直升机、私人小飞机、国会开会情况、范登堡在演讲、杜鲁门的塑像、巨大桥梁。海军少将伯德在南极探险、美国选举用的投票箱、一所犹太教堂和几所基督教教堂、最高法院、美国不同的人种、美国的快乐家庭生活、现代化的游泳池、美国豪华邮轮等等的照片。
在这样的寒冷冬天，在战时的沈阳，向中国人这样宣传美国，这说明美国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宣传工作很肤浅而不现实——现在在沈阳的中国人看了坐在抽水马桶上的快乐女孩或是看了游客坐着豪华邮轮出游根本不能使他们脱离当前的苦难。
更严重的是，如果中国军队对这些招贴画很感兴趣，他们似乎非常需要也提供一些材料来进行宣传。他们能拿出什么来抵消中国的饥饿和悲惨生活呢？中国的天灾人祸已逼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作战力量，而且他们似乎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了。
中国政府需要一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蒋委员长认为他已找到这个人了，他从察哈尔“绥靖”公署中选出了这位53岁的傅作义将军。
傅将军在中国将领中有点与众不同。在战场，他只穿士兵穿的那种棉军装、开着吉普车、和下属们一起吃饭。魏德迈将军发现傅将军手下的士兵训练得最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吃了他不少苦头，去年共产党同样吃了他的亏。傅作义的精锐骑兵突袭张家口，把共产党赶了出去，打通了北平以西500英里的铁路线。由于傅的努力，政府至今仍能牢牢地控制这个地区。
傅将军还有另一件本事是其他指挥官没有的。他能够组织西北地区的人民积极支援政府的工作。在南京政府召见他以前，他动员了当地民兵，每天早晨6点钟做早操、听政治课。他的民兵步枪不多但士气高昂，傅每把一个地方的共产党赶走，就把土地还归原主，但坚持地租必须大大减少（ 不能超过产量的1/3 ）。由于傅是一个讲实际的土地改革者，所以农民对他很拥护。
傅的新任务将比他在西北的工作更大、更艰巨。即使他具有这样的军事与政治才能，也无法克服缺少及时的美援的困难。不过就是对中国批评得最厉害的人对傅的新任命也很有好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傅是个真正的军人……当他说他能做什么时，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
在满洲，共军继续增加压力，12月下旬，距离他们秋季攻势结束后才一个半月，他们又开始进攻进入沈阳的通道，即使雪深4尺，气温在零下30度也不顾。共军并不想马上占领沈阳。他们只要使守军受到寒冷与孤立之苦以便于他们明春大举进攻就行了。
沈阳面临着战术上的抉择。将军们聚集在一起和生病的总司令陈诚开军事会议。为了防饥民抢劫实行了12小时的宵禁。
同时还要做出长远打算。为了保住华北，政府是否应完全放弃满洲？南京政府一位发言人道出了政府的窘境：“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国军在长城以南的军事形势；美国援助的情况。如果两个方面都强大，那么政府不仅要守住满洲，而且要收复整个满洲。如果两者之一软弱，政府也要尽力战斗；如果两个方面都软弱，那么从满洲完全撤出也许是必要的。”
比军事溃败更加使形势恶化的是国民党政权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进驻东北时逃往别处的东北地主又回来了，而且共产党给他们分多少地，他们都接受。大批大批的学生投奔共产党而去。在云南省，国民党军队征募新兵遭到了农民的抵制。
……
在南京，国民政府内一片哀悼。国军在宜川的“英勇壮举在历史上可歌可泣……表现了国军将士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共匪就一定会被剿灭”。他们的眼泪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仅仅依靠牺牲精神远远不能遏止共产党在中国的步伐。
……
这是中国令人震惊的一个星期（ 1949年4月底 ）。将近100万的共产党军队从400英里长的战线上涌过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道大型防线，他们像高涨的潮水横扫政府军阵地。中共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在4天之内，他们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
“基督将军”冯玉祥
“人民总是在进步”，这位身材高大、神情和蔼的中国人1948年1月中旬在他曼哈顿的寓所里这样表示。67岁的冯玉祥（ 被称作“基督徒将军” ）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些天来，许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把他奉为中国伟大的民主人士。
那么，冯玉祥取得进步的秘密是什么？最近，一家中文报纸写道：“1916到1925年期间，他曾7次倒戈，平均一年一次。”这就是最好的解释，但有两点例外：（1）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冯玉祥漫长曲折政治生涯的一小部分而已；（2）有些人或许不理解，美国人所说的“倒戈”其实有两层含义。
冯玉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十几岁时参加了清帝国的军队并被提拔。1911年，他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军事政变。从那时起，他开始信仰基督教。同时，他也效力于一连串的军阀。1923年，军阀曹锟掌权后任命冯为大元帅。
第二年，他的老师曹锟与军阀张作霖交战。冯玉祥不动声色地攻击了曹部队的后方并囚禁了他。冯也一度成为中国的“强人”。在迫使年仅17岁的少年皇帝溥仪退位后，从紫禁城运走了大量奇珍异宝。从此，他与张作霖结为盟友，并和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结为伉俪。（ 他的第一任夫人是个农民，刚刚去世。 ）
之后，他背叛了盟友张作霖。到了这个时候，局势对冯有些不妙，他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参加了卡尔·拉达克创办的革命技术培训班。一年后，他回到了中国并着手创建一支自己的队伍。但是，当蒋介石很可能要打击他的时候，冯便抛弃了共产主义投入蒋的怀抱。
从此之后，冯玉祥的履历变得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1929年5月——冯玉祥起来反对蒋介石。
1929年9月——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
1930年——冯玉祥再次反蒋。
1931年——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
1933年5月——冯玉祥再次反蒋。
1933年6月——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
在冯的一次反蒋过程中，蒋介石威胁要派出飞机轰炸。冯的副官吓坏了。冯这样责骂他们：
问：天上是乌鸦多还是飞机多？
答：报告总司令，是乌鸦多。
问：乌鸦拉的屎有没有掉到你们头上？
答：报告总司令，很少。
问：那好，如果比蒋介石的飞机还要多的乌鸦屎都没有砸到你们，难道你们还不放心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也不会落到你们头上？
答：总司令英明。飞机算个屁！
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冯数次遭到了惨败。为了挽回冯的面子，蒋在政府里给他安排了很有实权的位置。1946年，冯告诉总司令他想去美国学习水土保护，并作为蒋介石的亲善大使。“只要您愿意，大哥。”蒋介石回答。从那之后，冯就一直待在美国，做了许多激烈的亲共反蒋的宣传。他把蒋介石称作：“反动的……独裁者……叛徒……他的统治一定会被推翻……”
即便如此，去年夏天蒋只是说：“不要紧，我们应该宽大为怀。”去年秋天，蒋又表示：“让他说吧，他总是喜欢说。”但是上个月，中国政府命令他回国，并通知华盛顿冯的“外交使命”已经结束。一位中国报纸的评论员大呼：“提前返回中国，在基督耶稣前忏悔吧！”
但是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冯本人都没有做任何有关返回中国的准备。此前早些时候，冯还在高谈阔论，一些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依然捧他为民主人士。
国民党每况愈下
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共产党在陕北的要塞已经10个月了。延安的陷落本来应该是国民党情况会转好的征兆。但美国领导人对向蒋介石总司令提供援助的事情哼哼哈哈，不见行动。同时，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对抗消蚀着中国人民的士气。于是，主动权逐渐转到了远没有被打败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一方。
共产党认为他们将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赢得满洲的战役。共产党在隆冬时节发起的攻势，使国民政府本来就狭窄的通道变得更加绵长。沈阳和长春正处在真正的包围之中。北平以南的铁路线再一次中断，早些时候，从北平飞来的运输机开始把政府中的文职官员从沈阳和长春运出。但是，国民党军队却依然死守在满洲的通道里。他们在沈阳的指挥官表示：“我们必须守住满洲，否则就以身殉国。”
如果满洲通道失守，共产党军队势必向南突入国民党的另一战略要道，那里是一条从天津直到北平和张家口的铁路。为了达成这一战斗意图，共产党正在满洲招募并训练一支强大的进攻军队。
为了守住这条天津到张家口的通道，蒋介石派出了自己的得意大将傅作义。然而正当傅将军准备进攻之时，共产党在夜间迅速出动炸毁了100多处铁路。傅虽然修好了铁路，但却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更多的坏消息从“枢纽郑州”传来，那里是横贯东西的陇海线与京汉线交汇之处。（ 北部的铁路线自抗日战争结束就已中断。 ）另外一支共产党军队正向南部运动，以切断西部的铁路。共产党看起来就要实现他们把“国民党牢牢控制在郑州交叉口”的计划。
与此同时，刘伯承指挥共产党的另一支进攻部队在至关重要的长江流域也已摆好阵势。国民党部队每天在汉口频繁调动，这使该市市长回忆起1937年年底日本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占领汉口的情景，他满怀信心地表示：“我认为共产党不可能攻进汉口。”但是共产党敢不敢进攻都尚存疑问。
共产党已经切断了从西部向长江流域供给小麦和煤炭的线路。共产党的先头进攻部队已经插入汉口以西的河流防线，企图寻找一个薄弱环节，由此向南突入四川、湖南的大米产地。如果能够渡过长江，他们接下来将试图切断广汉铁路线。
2月，在传统鞭炮的声声脆响和焰火的迸放中，中国人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日子。大街小巷里挤满了如长蛇般蜿蜒曲折的纸龙，上面贴满了象征长命百岁的红色横幅。各家各户跑腿的采购人员在人群中挤进挤出，他们手里拎着各种年货：捆好的鸡鸭，芦苇篓里有还在四处乱蹦的活鱼，陶瓷罐里从竹筒里舀出的米酒。几乎每一个角落，所有可以避免的工作都停了下来，4.6亿中国人暂时忘却了内战和极高的通货膨胀以庆祝他们最为隆重的节日——中国人的新年——鼠年。
52岁的卫立煌将军有一脸中国人所说的“福相”：平滑的脸庞，上面没有麻子也没疤痕。这一面相意味着此人不可能被敌人击败、杀死、打伤或俘虏。但在1948年2月中旬，当卫将军被任命为国军满洲司令时，他的福气看上去马上要消磨殆尽。
在新一轮的冬季攻势中，共产党终于切断了北平到卫将军总部所在地满洲的铁路。这就意味着国民党丧失了进入满洲的陆上通道。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满洲99%的陆地区域，卫将军只有1%的领地。而且这1%的土地主要是由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城市组成——不断缩小的抵抗孤岛。由林彪统率的共产党军队剩下来要做的只是扫尾工作。
卫立煌竭力要让共产党在扫尾中遭受尽可能大的损失，为己方增援固守华北地区赢得时间。但是沈阳的防御缺乏食物、油料和弹药。陈纳德将军用于商业航线的飞机往来穿梭，撤退一些不必要的政府工作人员，并在飞来时运送数袋面粉。但不久，面粉就消耗殆尽。于是运面粉的飞机找到了另外代替品。
蒋介石的无奈
每当蒋总司令要做出重大的决定之时，他总喜欢离开办公地，到别处安静地沉思。1948年2月初，他携蒋夫人和少数随从去了昆明。几天后，仍不见他回来，于是上海和南京的谣言便闹得满城风雨。有的说总司令被暗杀了，有的说他疯了，有的说他准备退位。但有一个谣传确实是真的：蒋总司令的确又接受了美国的技术援助，他刚刚换了一副美国生产的新假牙。
国民党希望华盛顿最近宣布的其他对华援助也能够兑现，他们对此很关心。华盛顿刚刚公布了1945年签订的一份绝密协议，作为给批评者的不完全答复。根据这项协议，美国承诺向中国提供1071架运输机和军用飞机。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飞机已经交付给中国，但是有1/4的飞机运来时就发生故障，无法起飞，另外还有1/3的飞机由于缺少维修备件而不能升空。1946年8月，美国政府为了迫使国民党同意与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权，整个交付计划曾中止了10个月。现在，剩余的飞机和必要的备用件到了交付的时间了。中国人满怀感激，只可惜为时已晚了。
同过去一样，最坏的消息还是不断从东北传来。1948年3月初，共产党军队向重要的港口营口发起猛攻，并且占领了该市。他们骄傲地说是国民党守军自动投诚过来的。
比军事溃败更加使形势恶化的是国民党政权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进驻东北时逃往别处的东北地主又回来了，而且共产党给他们分多少地，他们都接受。大批大批的学生投奔共产党而去。在云南省，国民党军队征募新兵遭到了农民的抵制。
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了大部分国土。有时候，共产党军队也会得到教训。比如偷袭上海附近青浦的丁西山将军便遭到埋伏。他的头被砍下来，钉在青浦的城墙上。
虽然遭遇了一些失败，共产党还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几个月后，他们就能够完全占领长江以北。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长江以南地区也许摇摇欲坠了。
1948年3月，蒋总司令结束了在昆明的思索和逗留，回到了南京。人们只知道他在这些天里要么散很长的步，如果天气不好，就和蒋夫人在壁炉前下棋。
同年2月初，国民党的情报人员获悉，彭德怀将军准备在西北部地区“再建功勋”，因此，基地在西安的国民党飞机严密监视着共产党军队的动向。2月底，在韩城附近，他们发现约有5000名共军乘坐数十条小船渡过了黄河。此后，这支部队向陕西东南部的黄龙山挺进，在那，他们与另外一支4000人的部队会师。而且，从山西北部还有更多的部队不断过来会合。这样，到月底时，彭将军就拥有了一支多达6万人的部队。
而3月初，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决定在延安给共产党以迎头痛击。刘勘和严明两位将军分别率领2个陆军师向南进发。在宜川以西，他们遭遇共军。6个小时后，2万名国民党士兵伤亡，只有2000人幸免逃脱，而刘将军和严将军都战死。
与此同时，从满洲传来的消息几乎与陕西的灾难一样糟糕。吉林及其有重要价值的小丰满水电站（ 为长春和沈阳工业部门提供电力的电站 ）落入了共产党手中。经过11天的猛攻，共产党占领了哈尔滨，现在，只有沈阳和长春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如果这两座城市也陷落的话，共产党军队将向南直插中国的心脏地带。
在南京，国民政府内一片哀悼。国军在宜川的“英勇壮举在历史上可歌可泣……表现了国军将士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共匪就一定会被剿灭。”他们的眼泪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仅仅依靠牺牲精神远远不能遏止共产党在中国的步伐。
1948年4月，中国国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选举蒋介石总司令为中华民国总统。然后，他们开始选举副总统。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在龙门饭店，代表们与在国民党内威望仅次于蒋总司令的候选人孙科一起喝茶。此人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就连其他四名候选人对孙也都同样礼貌恭敬。
但广西来的黑马、生性倔强的李宗仁将军没有这样。他大胆地打破了中国人从不表扬自己的传统，说道：“我的当选将意味着平民的胜利。”作为一个农家孩子，他放过牛，犁过田，劈过柴，因此他理解农民的艰辛。他断言：“不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一切军事行动都注定要失败。”他还呼吁实现耕者有其田，结束官僚资本，清除腐败，在政府中任用更有能力的人，以及与蒋总司令进行坦诚的对话。
与处于南京国民党内部圈子的孙科不同，李是一个局外人。尽管他声名显赫，是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两个师的中国方面的总指挥，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野战指挥权。显然，蒋总司令并没有选中他。不信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时李领导了广西将领的一次叛变。
经过四轮充满敌意的投票之后，李以明显优势胜出。这不是一场友善的争夺：李一度曾退出，指责说他的支持者受到了恐吓，于是要了一架飞机送他回北平。但国民党高层指挥反省之后，蒋总司令给李送去了他的保证：他支持公开竞选。当天主持国民大会的学者胡适提醒大家说：“秘密选票提供足够的保护……”
当选举结果宣布出来以后，议员们欣喜若狂。他们抓住满脸笑容的李夫人，把她抬了起来。大街小巷里，从街角的广播里听到了选举结果的人群，点燃鞭炮，噼噼啪啪地欢庆起来。欢呼的人群涌到了李的竞选总部，兴高采烈地把李高高举过头顶。一位代表欢呼道，“非常好！我们给政府投了反对票。”
新当选的副总统说：“公众的意见就像是涨水时的一股洪流。没有一堵墙能永远挡住它。”同时也有另一个新进步：蒋的中国允许了自由选举。
国共人物素描：胡宗南与陈毅
胡宗南
年仅46岁的胡宗南将军总是神色忧郁，喜欢独自一个人散步。走着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来，像人猿泰山那样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并且仰天长啸。胡将军解释说：“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从内部和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朋友们都劝他结婚，他却摇头说道：“我还有工作要做。”因为身材敦实的他是守卫中国大西北的坚强柱石。
去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首都延安后，胡宗南觉得他的工作完成了，于是就结了婚。但是今年3月后，他又有了新的事业。老谋深算的共产党将军彭德怀突然在宜川发动包围，消灭和俘虏了胡宗南的2万精锐部队。然后，彭德怀直插延安南部，急行军100英里，把他的6万部队调集到广阔的延河流域南端。下一步，彭意欲夺取产粮大省四川，这个省从来没有落入到共产党的统治下。
为了挽救北翼的部队，胡将军必须放弃延安。然后，他快速西行，占领通向四川的要道。行军途中，他给又矮又胖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发去急电，马给他增援了两个师，都是彪悍的穆斯林骑兵。这是国民党军队少有的几次成功的兵力调遣，在通向四川的一条河流要冲宝鸡，共产党军队遭到装备先进的国民党军队的猛烈打击。
共产党的电台则用寥寥数语描述了这场战斗：“在成功地驱散了敌军，并且消灭了他们的防守部队后，人民军队又主动撤离了宝鸡……”其实，对共产党而言，主动权是掌握在胡将军的手中的。在接下来的几场战斗中，彭德怀损失了2万人，共产党军队不得不撤退到地势崎岖不平的甘肃省东部。
但是，在其他战线上，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却节节失利。山东省几乎全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在从华北到东北一线的战略通道上，共产党军队似乎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所以，对于胡将军和所有国民党人士而言，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正在逐渐加大。
陈毅
具有学者风度的陈毅将军喜欢在沙场鏖战之余或是在被攻占城市的废墟间作诗。
14年前，陈毅就写下了一首古体诗。那是在福建深山的一个夜晚，陈已受伤，他的部队也处于饥饿状态，他们都被国民党包围。他在围困中写下了据称“充满浪漫的革命理想主义”的诗句：
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写下这首诗后，陈毅和为数不多的部队在夜色中安全突围。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陈将那些幸存者编入了共产党的新四军。他取道攻入山东，日军已将那里的国民党部队打得元气大伤。于是陈长驱直入进攻已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队，并写下了另外一首诗，以抒发胜利的心情：
又见同侪并马归，红旗十月满天飞……
去年，国民政府为了将陈赶出山东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但代价惨重的进攻，横跨整个山东，直到沿海城市芝罘。低空扫射的国民党飞机击中了陈毅的座车。他的部队又一次被逼进深山中隐藏起来。但是到了1948年6月下旬，陈又一次证明了他大难不死的能力。陈带领部队把握好时机，通过迅速的机动，转移到国民党的后方。这一战役使陈毅的部队几乎夺回了山东的全部土地。而国民党的山东省省长王耀武将军只好龟缩在省会济南。陈如潮水般的部队将有可能冲出山东省的范围，威胁到国民党华中地区整个脆弱的防御系统。陈毅将军甚至用一句诗概括了当时的局势：
新法攻坚敌垒残，
中原定后下江南。
蒋介石在庐山上的忧虑
20年来，蒋介石一直统治着中国，他现在有可能让位退出吗？现在，中国国民党党内的士气异常低落，蒋介石的一些忠实的支持者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的厄运似乎不可动摇，”一位高级官员说。“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可谓丧失殆尽，所有人都感到他被笼罩在即将到来灾难的阴影中。在一片悲观情绪中，人们相互斥骂指责，但却发现无路可走。他们到政府工作只是为了捞取个人的好处，根本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这就是我们的危险所在。如果我们不能重新振作士气，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获得信心，政府真的要完了。”
但是如何才能修补好中国已经支离破碎的士气呢？1948年8月，蒋总司令带领几位最为信任的谋士来到经常闭门思过、重省自我的庐山之巅，寻求答案。以下是中国可能面临的几个选择：
蒋总司令依然担任国家领袖，重整旗鼓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与共产党进行争夺。
蒋总司令下台，让位给新生的“改革”政府。（ 最有可能的首脑是：副总统李宗仁 ）
中国可能分裂成地方割据状况。
共产党可能征服全中国。
共产党表现出实现大范围和解的愿望，因此他们采取的是和谈的政治战略。但是随着今年夏季取得的胜利，共产党对和平的要价高了起来。一位国民党的官员引用了一句中肯的谚语：“能战能和。”蒋周围的那些人，即使是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副总统李宗仁，都站在坚定的反共立场上，不愿意让中国被共产党侵吞。
另外一个可能成为蒋介石接替者的人是国防部长何应钦，他领导着黄埔军校派系。如果，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蒋总司令自己挑选接班人的话，他更愿意选择何而不是李。
一个更不可能的人是傅作义，他是来自西北军中年富力强而相对成功的将领。傅虽然不是黄埔派系中的一员，但比起李来更有可能为他们所接受。傅和李都是杂牌军。
无论是李宗仁、何应钦还是傅作义（ 或者任何一个接替蒋介石的人 ）都很难团结他们身后的那些国民党人。仅仅在发生地方割据时，人们才可能提到他们的名字。现在，中国国内地方分权主义的趋势已经显现，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蒋介石听任边远地区的地方军阀自己装备和组织军队。在中国北部，地方政府一直在为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武装力量购买军火，银圆的流通在那也很普遍（ 中央政府在1935年就已禁止使用 ）。在满洲地区，卫立煌将军已经招募、装备并训练了4个新的师。如果没有蒋总司令，地方割据的过程更会加快。而如果彼此分裂开后，国民党的那些军事领导人们将会更加容易地成为共产党的战利品。
但是，无论蒋总司令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与否，无论地方割据的趋势加剧与否，共产党都认识到，征服整个中国是非常艰难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台最近广播说：“中国革命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进行几年的艰苦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某些地方出现暂时的曲折是可能的。”
在庐山会谈后，蒋总司令似乎决定继续留任。因为，没有其他一个反共领导人能够组建一个既能维持住中国的统一，又能抵抗住共产党压力的政府。但是，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响应了来自南京国民政府内要求进行国民党内改革的呼声。一位官员说：“国民党已经极其败落，它不再是镇压共产党的武器，而是一个障碍。”上海出版的《新闻报》在庐山会谈后却发表了悲观的看法：“多数大谈改革的党内官员自己就应该成为改革的目标。如果指望他们实施改革的话无异于与虎谋皮。”
如果想要获得士气低落的中国人的积极支持，蒋总司令的改革恐怕任重道远。到了最后，为了不得罪现在支持自己的那些人，他很可能会决定坚持到底。一些国民党人士认为，蒋的政府即使没有现在美国不断增加的援助，也能维持2年或更长的时间。他们的政策可能就是撤退，最终直到中国南部地区，可能将广东作为总部。在那2年的时间里，来自中国国外的决定性力量将可能拯救国民政府，就像中国与日本发生的那场漫长战争时的情景一样。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948年8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引用了这句成语。“在这样一个时刻，猖獗的共匪使整个国家面临着严峻危机，全体民众、政府和国家应该患难与共。”
8天来，蒋总司令一直待在清凉的庐山上，思考如何将中国拯救出越陷越深的灾难。而现在，他终于带着答案飞回了酷暑的南京——进行一场财政改革，与失控的通货膨胀做斗争。中国将发行名为金圆券的新纸币，由价值2亿美元的金银和美元作为后盾支持。已经天方夜谭般贬值的旧货币将以1200万:1的比例与新钞进行兑换。政府承诺将不会印制超过20亿元的新钞，并将严厉打击投机商、囤积者和黑市交易贩。
一位在中国的美国高级经济专家视这项计划为一次冒险而勇敢的努力，以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拖出绝望的泥潭。政府其他有益的财政改革得到忠实并有效的执行，是新货币发行必须具备的后盾，但是这些改革将会使许多特权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
政府要求中国的富人捐献出100万美元以救济战争难民。但是“特别救济募捐”遭到了富人们冷淡的反应。其中一人就是杜月笙——上海最富有且权势最大的人，他拥有44家商行、8家慈善机构。以当黑社会老大起家的杜月笙原本连一分钱都不愿出，但当上海市长威胁要将不捐款的富人的名字登报时，他才答应捐出2000美元。而其他大部分捐款者更加吝啬。经过5个半月的软缠硬磨，政府只收到不及原定目标一半的募捐。
政府难道真的会强迫那些有特权的大人物交出藏匿的黄金和美元吗？难道中国会出台并实施有效的税收制度吗？难道政府能够抵抗住诱惑，不去用印钞机机械地印出越来越多的纸钞偿还债务吗？难道政府会冻结物价和工资吗？
在新钞发行的第一天，上海的商人们就将物价提高了20%。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的话，那么其他地区的物价将紧随其后。到了那时，新钞将会和旧钞一样变得毫无价值。那种情况不会发生的最可喜的迹象就是，那些囤积者放弃金条转而兑换新钞，这样大批的金条将涌入政府的金库中。
陈毅的诗
到了1948年9月底，共产党军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攻进了山东省的省会济南。这座城市使共产党同时控制了连接中国南北和东西的铁路和公路交通。最近，共产党宣称要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计划也成了现实。
山东省省长王耀武将军苦战一年多，却功亏一篑。他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部队一直与不断匮乏的供给、蜂拥而至的难民和支离破碎的士气做斗争。黄河的那一边，在离王将军司令部10英里的地方，老谋深算的共产党将领陈毅——不仅是位战略家，还是位诗人——已经建立起“收容所”，并向四处传播消息：欢迎饥饿的国民党逃亡者。
今年夏天，陈毅的部队如潮水般越过了山东南部的铁路线。于是处于孤立和包围状态下的王耀武加紧了防御。他派人在济南的城市外围修筑了四道碉堡，并用带刺铁丝绕城一圈，同时挖掘了深达10英尺的护城壕。在看到内城四周旧砖墙已用沙包层层地加固后，王将军才放心地乘飞机前往南京。在那，他要求再增援一个师的兵力——有了这个师，他说，济南城才能保住。当他还在恳求时，陈毅却进攻了。
在匆匆赶回济南时，王将军将其最精锐的部队——由他信任的吴化文将军指挥——放至在济南防线上至关重要的部位，即机场、火车站和商业区，它们全部处于老城墙的外围地区。突然，在战斗进行的第四天，吴叛变了，他率领8000名部下投入了共产党的阵营。济南的外围防线彻底崩溃。
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了一个拥有60万人口的城市。在攻占济南之前，共产党的战术是固守农村。但是现在，他们准备承担起管理中国最富裕的一个省的重任。
共产党未来实行的政策将与以前大不相同，其中的区别可以用诗人陈毅的几行诗句概括。陈毅将军在游击战争时代曾满怀渴望地写道：
故人相见问消息，
敌后荆榛仔细看。
但是陈毅还有更大胆的梦想，可能现在已经成了现实。他曾写道：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陈毅的20万人马将向西——挥师南下直指长江。
自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以来，中国的前景还从未如此痛苦过。在满洲，共产党的秋季攻势已经击溃了国民党；生死攸关的华北走廊正遭受猛烈攻击。在一代之内，国民党正在做第二次大撤退。为了省出人力物力打一场长期消耗战，孤立的据点正被撤空，战线正被缩短。
国民党这种撤离行动的一个例外是沈阳，全中国最好的武器库所在地。过去两周内，蒋介石总司令两次北飞到这里与卫立煌司令进行商议，并敦促他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长春正在闹饥荒，当地驻军向南挺进，加入了沈阳部队。卫的纵队驱车南下，收取营口港，以重新打开沈阳的海运门户。卫军大部则向西猛攻，以解救锦州。
卫军没有成功。锦州上个星期也失守了，这里原本是国民党通往沈阳和长春的生命线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当初，国民党架设了一条通往沈阳的天桥：铁路上经锦州可从华北接受补给，海上又占有葫芦岛这一港口。锦州的失守使得沈阳的补给依赖于营口（ 11月为冰冻期 ），除此之外，则要靠从北平和天津飞来的漫长而危险的空运。
尽管这已经够糟的了，但锦州的失守还带来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威胁：有了锦州之后，通往华北的东北门户就向共产党洞开了。
这一新的威胁使得华北司令傅作义处境危急，腹背受敌。两周以前，共产党的部队经长城以北、大同以西向北推进。当傅的部队急奔向西去击退他们时，共产党的另一支部队又在它们后面从北面直袭北平以西的铁路线，企图彻底截断铁路，并把傅部分割成两半。如果共产党军队的计划成功，那么北平、天津以及整个华北都会失守。
南面，共军完成了对山西省会、富裕的太原的合围，准备作最后一击。像沈阳一样，太原也有一个很好的武器库。几个月前，在共军对太原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国民党的空降部队赶来挽回了败局。这次，人数处于劣势的4万守军看起来得独自应付了。
太原东面，攻下济南的陈毅将军，已经完成了对山东的清剿，并已向南对山东以南的主要据点苏州造成压力。
在陈将军南面，共军的进攻掌握在刘伯承将军手中。刘一面沿铁路线向南机动，一面从他的主力中抽派了一支纵队拼命南下至信阳一带，以摸清该城以南铁路沿线的防务情况。如果刘能够切断铁路的话，那刘就会将信阳置于包围之中，并使十多万国军受困。此外，通过切断铁路，刘也能与其南面的共军连成一片，对汉口至宜昌段的三峡构成威胁。
正当汉口守军打起精神准备迎战刘的进攻时，跟天津、上海以及中国所有的商业城市一样，汉口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前线崩溃这一更为急迫的威胁。
1948年10月中旬，成队的苦力正在码头上往浅底的渡船上装货。突然来了一个相反的命令，叫把已经装上船的货再卸下来。汉口的禁运令是为了挽救日益萎缩的股票所做的最后努力。
汉口正受到经济封锁，在遭受各种限制、通货膨胀以及贸易的普遍枯竭之后，这个曾经被自豪地称为“中国的芝加哥”的城市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除了汉口的麻烦以外，曾经被誉为中国经济救星的金圆券也呈现颓势。在黑市上，金圆券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官方的4比1跳到了15比1。农民们根本不要金圆券——他们卖东西收的是银圆。商人们也在黑市上抢购大洋。当被问及这些非法买卖时，一个老板回答说：“没有法子，没有别的法子。”
这位老板对政府很不满。问他怕不怕共产党，他耸耸肩膀说：“我们生意人要的是和平跟稳定。至于谁来，我们现在差不多不太关心了。”
阎锡山丢失太原，国民党大撤退
沈阳失守，国民党军队的撤退已变成了溃退。1948年11初，当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大本营时，南京方面接到了以下电文：“无须报告，无法走出办公室，再见。”此后，国民党的飞机开始对该城进行轰炸。
撤出沈阳的决定是蒋介石在北平与其他高级将领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做出的。这次会议召集之前，政府重新占领了营口，从而在沈阳的包围圈中打开了一个出海口和长达100英里狭窄的通道。
但是不幸的是，要想从营口进行整个满洲的大规模撤退行动不再可能了。这次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廖耀湘将军的12个师能否保持逃亡通道的开放，以使剩下的7个国民党师得以逃脱。但就在此时，共产党的电台宣布，廖士气低落的部队已经被歼灭。意义重大的是，共产党的广播还补充说，这场大劫发生在“美国选举前夕”。
共产党已经攻克了满洲，物价在疯狂飞涨，杜威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败北。两星期内，金圆券对美元的汇率急速降至40∶1，是原来价值的1/10。国民党内到处蔓延着失败情绪。一些派往中国的美国官员也感染了普遍存在的绝望情绪。大使馆劝告美国公民不仅要搬出华北，甚至还要远离南京至上海一带。美国军队开始把军事人员的妻子儿女护送回国。
刘浦廷是立法院中对政府批评最激烈的人，在他的鼓动下，南京的120名教授起草了给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公开信。“全国人民，”教授们写道，“都在祈求和平能够早日来临……现在是拯救国家于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应该恢复和谈，组建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府。”
蒋总司令是能够维系国民政府，使其不致崩溃的唯一力量。他对自己在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中的地位不抱幻想。11月上旬，他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协商抗击共军的计策。到会的有全权负责北方战区的傅作义将军，从大西北赶来的陈诚将军和从华中汉口而来的白崇禧将军。
将军们最关注的是苏州地区。这是关系南京和长江流域安全的重要门户，如今受到陈毅将军指挥的18万5000人共产党军队的威胁。正如一个部长所说的那样：“满洲这一肢被截去了。尽管截了肢，身体还能存活。华北是另一肢，万不得已时也可以牺牲。但华中是国民政府的心脏——如果心脏被刺穿了，身体就死了。”
为了保卫中国的心脏，国民党调集40万重兵，驻守在苏州周围遍布河流湖泊的富饶平原上。本周末，蒋总司令的军队和陈毅的军队第一次开火交战。此外，蒋还努力把人民团结在他的阵营中。在南京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他高喊：“打击共匪是一场国民战争，是抗日战争的延续……我们必须准备和共产党打8年或者更长时间……政府决心战斗到最后的胜利！”
沈阳攻克后，太原成为共产党在华北的主要目标。山西省省会太原四面受敌，是保卫傅作义将军华北走廊南翼、抵抗共产党的最后一座孤岛。3年来，太原总司令、老牌军阀阎锡山将军打退了共产党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美国记者罗伯特·多伊尔乘飞机到山西采访了他。多伊尔写道：
飞临山西省西部边界时，我们低头看见陡峭的山峰连绵不绝，山坡上是一层层梯田，干涸的河谷成为一片焦土。太原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座正方形的城市四周筑有围墙，与一面山坡相对，山上遍布共产党军队的碉堡。阎将军的军队占领了西侧一线的几座山，那里有太原丰富的煤铁矿。在距离城墙2英里近的地方，红军可以炮轰太原城，火力范围在南部可以覆盖两个大飞机场的区域，北部可以覆盖一个大飞机场的区域。
阎锡山将军在他宽敞官邸的一间小会客室接见了我们。房间里摆着加了厚厚软垫的椅子，雕刻精美的桌子上放着景泰蓝烟盒，里面是菲利普·莫里斯香烟。墙上的一幅标语显示这是阎锡山将军战后复兴山西5年计划的第二年。65岁的他患有糖尿病，显得很疲惫。他长着一张长脸，面颊松弛，花白的胡子有点凌乱，身穿一件松垮的不加装饰的灰绿色军装。（ 医生说入夏以来，他的体重减轻了25磅。 ）此刻，这只疲惫的老鹰即将失去掌握了多年的权力。阎锡山谈起了他应付局势的对策。
他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短缺，目前的储备只够士兵吃40天，因此必须每个月给他空投5000吨粮食才能支持下去。他向蒋介石请求6个师来支援他现有的12万人，蒋答应给他3个师，而现在只调来了一个师。阎锡山可以在自己的军工厂里制造重机关枪、步枪和子弹，但是每个月还需要空投1000吨炮弹。
阎描述了他挽救华北的最后处方：由200名美国飞行员及飞机组成的志愿团在克莱尔·切诺特将军的指挥下驻守在北平，还有10万日本雇佣军（ 阎现有400名日本人在战事吃紧的东北防线 ）一同驻守。这些军队的开支需要美国的援助，“尽管这个策略违反了国际法则，”他慢慢地说，“这却是唯一有希望阻止共产党军队的办法。”
“国民政府的空军，”他接着说，“也能发挥些作用，但他们距离目标很高就投弹，而且随便乱投。一个美国人告诉我，5名美国飞行员在3 天内，用凝固汽油弹可以把太原周围的共产党军队消灭干净，我相信这是真的。”
神色忧郁的阎锡山坐在一张普通书桌旁，书桌上有一张切诺特将军的大幅彩照和一张较小的马歇尔将军的照片。他会战斗到最后吗？阎晃晃他头发剪得很短的头，笑着说：“一定，一定。”“但是如果共产党攻进城呢？”他叫来一个勤务兵，不一会儿，勤务兵拿来一个小纸盒。他打开盒子，里面有500小瓶的氰化钾，这是一个德国医生给他的。他拿出3瓶，说：“这是给我和我的家人准备的。”其余的是给他的随从和家丁。阎将军不仅不想被共产党活捉，还不想被人们发现他的尸体。壁橱里储存了很多汽油，一旦他自杀了，就把房间点燃。
当我们乘飞机返回北平时，阎锡山依然坐在书桌旁摆弄着毒药瓶。他的头顶上是一幅红底金字的浅浮雕座右铭：“我是有耐心的。”
大多数美国军事观察员都一度认为共产党军队将在苏州击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首都南京只是时间的问题。
蒋介石没有在苏州战场上退却。他把兵力集中在苏州城东面、北面。西北面则倚仗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来阻止共产党军队。他猜对了。共产党主要在东面发起进攻，蒋介石的军队正好在那里迎战40万共产党军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斗之一。
蒋介石的空军以前没有取得什么辉煌的战果，这一次却阻止了共产党的进攻。几天来，白天和夜里天空都没有云彩，晚上月亮又很明亮，蒋的飞机在老天的配合下截断了共产党的供给线。
经过12天的激烈战斗，双方都损失惨重，处境危险。蒋的一支军队被共产党包围，另外两支前去救援的部队已经深入敌方防线。共产党将领陈毅和刘伯承试图增援他们伤亡惨重的部队，但是他们的供给线从北方延绵至此，在无遮无掩的平原上完全暴露在飞机的轰炸下。
如果说蒋介石在苏州一战中赢得了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个喘息之机罢了。国民党军队在苏州和北方前线的处境依然十分危急。然而，蒋介石还是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证明了他的军队仍旧可以支持下去，还能够打许多仗。不过这股精神能否阻止共产党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要完全取决于美国能够提供多少援助。
共产党非常清楚美国给予蒋介石越来越多的援助对他们是个危机，于是他们就威胁说：“如果美国政府胆敢派遣军队，不管是全力保护国民党政府，还是片面保护，都将对中国构成武装入侵……因此，一切后果将由美国政府自己承担。”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在华盛顿研究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出的建议正是共产党最担心发生的事实。前参议员D·沃斯·克拉克受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委派，到中国调查情况。他马不停蹄地走了许多地方，同各个级别的中国人交谈，回国后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立刻向中国提供广泛的直接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提供经济援助以维持军队开支和稳定货币，还要派人严格监督美国下拨的资金和物资援助是如何使用的。克拉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点点滴滴的援助将不能挽救中国坠入共产主义的深渊。对于中国问题，我们要么全力以赴，要么什么都别做。 要么钓到一条大鱼，要么就干脆收起鱼饵。”
共产党人正在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蔓延。沈阳及整个满洲都已经丢掉了——和它们一起丢掉的还有中国60%最好的部队。在广阔的南京至苏州的铁锈红色的平原上，在中国中部的最后一支政府军正遭遇一支以前曾击败过他们的敌人。美国军事专家说，南京也只剩下“十天到三周”的时间就可能不保。
在大城市，蒋介石总司令的威望已一落千丈，跌到扬子江水面以下了。一位在上海的美国旅行者在写给国内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名字在所有的阶级中都是一文不值——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美国人在1933年对赫尔伯特·胡佛的感觉一样。美国使馆在以最快的速度撤回自己的侨民。而美国自己的新闻标题也醒目地报道了糟糕透顶的消息。在头版上是中国——连同该对它怎么办；尽管美国对在中国战争中下多大本钱仍然未有完整的想法，但现在，在堪萨斯城可以听见亚洲的榴弹炮声了。”
虽然面临重重灾难，蒋介石的外表看起来依然轻松。他出入于他私人的地图室，通过长途电话向他的野战指挥官们发布命令。1948年11月底的一天，他驱车来到国家会议大厦，20分钟后他笑容满面地出来了。他成功地说服了孙科出任新的战时内阁的行政院长。在被问及政府是否计划撤离南京时，蒋说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计划。他要求中国人牢记孙逸仙的临终遗言：“你永远不要向敌人屈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周末，总司令的信心发挥了作用——至少是在短时间内。“十天到三周”临近了，共产党没有攻克南京，而且他们还处在对苏州的前沿进攻的短暂休整之中，他们目前正在重新部署，明显想从南面进行合拢包围。
蒋介石曾经预言他会成功。这次他还能行吗？他派蒋夫人到美国，呼吁美国全力以赴援蒋。假如总司令能够将他的国家暂时凝聚在一起，假如蒋夫人能够改变美国的政策，那将会是一个双重奇迹。假如这个双重奇迹不会发生，那么一个时代无疑将宣告结束。
对中国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狂热的表面上取得进步的时代。“西方化”带来了铅工业，带来了立法政府和大众教育；也带来了机关枪、基督教，还有卡尔·马克思。蒋介石一直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
1943年开罗会议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向蒋承诺，打倒日本之后，将恢复半个世纪以来在与日本人的抗争中丧失的全部中国领土，中国正式成为“五大国”之一。当战争结束时，中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转向重建工作。蒋所计划重建中国的先锋就是满洲，连同它的煤、铁和工厂一起。在最后一刻，它从蒋的手中滑走了。
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向约瑟夫·斯大林做出妥协的部分代价就是支持俄国在满洲享有“特殊地位”的要求：控制南满铁路、大连和旅顺港。在几个月后被告知这场交易后，蒋不情愿地接受了。更有甚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3天之后，俄国人出兵满洲，解除了日本人的武装，然后把这些武器交给了中国的共产党人。蒋对此并不惊讶。即使当他与共产党共同对日作战时，蒋经常说：“日本人只是外伤，而共产党却是癌症。“
“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
近期美国报纸上的猜测表明，华盛顿对中国的前景做出了如下几个论断：
1.蒋介石可能会被共产党击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对他的援助被“贪污”了。
2.在他走入穷途末路之时，不要对他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来帮助他，美国也不要压服他下野并为其他人让路。
3.在由共产党绝对控制之下的一个由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可能会成立。有些认可此事的华盛顿的顾问们仍然认为美国应对联合政府进行援助，以期壮大非共产党的力量。但这项工作如何实现还不清楚。
4.华盛顿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下一步是什么？它还没有防止“中国悲剧”在亚洲其他地方重演的计划。它还没有对一旦共产党全面掌权，“解放中国”的艰苦性做出估计。
英、法两国的领导人抱着同样的希望，即美国“无效之后不要再把有效的钱投给”中国。荷兰驻联合国代表团的J.H. 冯·荣仁先生希望不再做拯救中国的另外的努力。稍后，他表示了假如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那么其他亚洲国家也会早晚跟随其后的担心。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反弹将会是灾难性的。”
假如中国的陷落意味着一个共产主义的远东（ 正如欧洲的政治家们设想的最终的结局 ），那么马歇尔计划的美元对欧洲也没多大的帮助。比如荷兰，直到它恢复了以前与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贸易，马歇尔计划所做的一切才能帮助它克服难题。一个共产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将会关闭这种可能性。目前在马来西亚，英国正在与共产主义进行一场不顾一切，但有胜算的战斗。在他们的支持者当中，马来西亚有近百万的人是在中国出生的华侨，他们目前是反共产主义的。假如中国走向红色，那些中国人会趋向于转变；共产主义可能会接着关上马来西亚的大门，它目前的贸易是每年2亿美元。
克里姆林宫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假如亚洲走向红色，欧洲就不可能复苏的基础之上。欧洲明显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些大讲欧洲是比亚洲“好的投资地”的华盛顿领袖们也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是同样的投资。
西方对亚洲共产党力量低估的悲剧不是在蒋介石或乔治·马歇尔的错误中发现的。它并不仅仅是对某个个人或某个派别的责备。整整一代西方外交官、军人、新闻工作者、学者、传教士和商人都对亚洲出现的西方化和进步击掌相庆，但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事实同时具有毁灭性与建设性的双重效应。
对这场亚太危机最好的重新评估可能是最近发布的一个100页的小册子，它带有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第五附属小组的标记（ 由国会议员弗朗西斯·P.博尔顿领导 ），美国人可以指望他们的国会拥有几乎所有的东西。这个文件是以解析般的精确和道德激情写出的，它解释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可以作为一个类别，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进步主流之外的任何工业落后国家重演。博尔顿的报告说：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才出现工业能源的运用、生产与组织，大约比充满活力的复兴时期的欧洲晚了400年……中国不得不用15世纪的政治来面对19世纪的进步。即使在欧洲，进步所产生的力量也如那些伟大的宗教战争和法兰西革命一样具有爆炸性……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出现之前，法律是以古老的习俗为依据的……作为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的立法机构，政府是未知的，法律在制定之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法律是会在将来不断变化的法律。从习俗运行作为法律到由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意味着从思想、原则、传统的统治向指挥的权威、组织的权威和我们所称之官僚机构的权威的巨大转变。这是所有事物在本质上的变化，它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并将一个人类群体演进成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或民族国家……
“中世纪的西方人同意或赞成已知与不间断的法律的实质。现代西方人却永远不会完全了解它将来的法律，因为它始终处于被缔造之中。同意与赞成不是赋予了实质，而是赋予了有权缔造法律的权威。为了建立民主，不仅必须自由挑选代表，而且还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给代表行使职权的立法机构。在由习俗统治的国家播种民主，要求同时执行两个伟大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在西方是先后执行的……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仍然保留着这样一种状态，思想在每个人的意志里面起到较大的作用，而在有组织的政府中却起到较小的作用。这对共产主义是非常有利的条件，靠精心阐述与雄心勃勃的理论学说，共产主义准备以新学说代替老学说……
“在西方，我们对自己不用指南就可以向前，用研究来找出某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能力持有某种信心，因为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么做的。那不是一种轻易能够传承的信心；它也没有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包装起来。”
贪污被当作为什么美国不能“援助中国”对付共产党的理由，解释给许多中国的领导人听。针对博尔顿报告给定的背景，贪污具有不同的一面。它不只是旧中国的一个陋习，也不是一个坏运气。它是在占世界3/4的工业落后国家中，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正常现象。这3/4的工业落后国家，正如英国和其他国家得出的结论一样，不能置于西方思想的监护之下。它将融入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和进步潮流中。当它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挣扎而踯躅不前。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效。它几乎适用于所有14亿目前既没有彻底民主化也没有彻底公有化的人。假如它在中国没有被打败，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奢望它在世界3/4的其他任何地方会被打败，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的斗争都有赖于这些地方的支持。
按照杜鲁门主义，美国承担了在世界范围内与共产主义做斗争的责任。在相对容易取胜的欧洲战场，它正在缓慢地，但并不确定地赢得胜利。在更大范围的战场上，它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美国仅是依靠少数几个工业发达国家所组成的防御，它是今天的防御，但不属于明天。在10年之内，共产主义可能会在现今落后的大部分国家实现工业化，有可能使世界丧失斗志，并转而对付我们。
我们在中国的目标并不完全是那种对我们朋友的援助。它是为了挽救我们自己，击退共产主义。
在亚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正在上演。陷入困境的国民党继续向西方盟友伸手要求援助。1948年12月初，宋美龄在南京登上一架美国海军的飞机，起程前往华盛顿来请求援助。
政府官员对蒋夫人访美并不热心。1943年，当时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赢得西部战场胜利上，她曾来美国要求给予东部战场同样的援助。她深深地打动了国会，她的坚毅给各级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她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拒绝改变盟军的战略。现在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冷静默然地等待着这位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求援者，她是来为国民党政府的生存而奔走的。
美国向蒋介石表示出“更多的同情”。杜鲁门总统把国务卿马歇尔叫到办公室，用25分钟时间，讨论了紧急援蒋的可能性。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来到白宫请求提供紧急援助。走出杜鲁门的办公室后，顾维钧说杜鲁门总统给他以鼓舞，他说，按照东方观念，“他是极富同情心之人。”
令人震惊的历史性的一周
到了1949年，蒋介石几乎都要再次提出辞职和与共产党和谈的请求。但当西北军司令提议进行再一次和谈努力时，蒋介石却怎么又拒绝了呢？当蒋介石正在南京组织防御时，强硬的白崇禧却发电报要他靠边站。即使蒋的结拜兄弟、前总理陈诚也敦促他“退居归隐”，让另外一个共产党不那么反对的人去提出和平的建议。副总统李宗仁已经呼吁停火，立即进行和谈。
不久之后传来了共产党广播的“战犯名单”——包括了整个国民党的领导层。委员长大发雷霆：“毕竟我也为中国做过贡献，他们竟然把我称作战犯！我们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谈判？”尽管李副总统的名字也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但他对中国现在所处的危机没有夹杂那么多的个人感情。可是，其他国民党的领导人却站在蒋一边。《 大公报 》指责“那些主张和谈的政客为斯大林的传话筒”，将“有关和平的传言”说成是“意在破坏国民政府的糖衣毒药”。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5天。政府官员和将领纷纷从内地涌入以加入。在新年前夕，大约30名领导人聚集在蒋总司令红色的官邸里进行一场声泪俱下、兵戎相见的摊牌。主战派竭尽全力要删去蒋新年致辞中暗示将要辞职的词语。他们在两方面上取得了胜利：提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和平条件以及推迟蒋总司令的退位日期。
蒋介石阐述了他的和谈条件，以及共产党不可能会接受的他下台的条件。此后，他又回到了令人熟悉的立场上：“我坚信政府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全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只有进行这场自卫战争，真正的和平才能保证。“
尽管蒋发表了这一强硬的讲话，但上个星期，南京政府似乎有可能愿意与共产党达成某种交易。南京总统府澄清了一个谣言，即美国和苏联大使在国民政府的请求下将介入和谈成为调解人。除了在长江沿岸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外，军事行动已经停止。
如果某种形式的过渡政府能够组建起来的话，那么李副总统可能会接替总统的职位，而蒋总司令可能退居台湾。上个星期，似乎为了做准备，蒋的亲信前参谋长陈诚将军被任命为台湾省的省长。蒋的大儿子蒋经国则成为台湾省的国民党主席。
在上海冰冷混浊的苏州河里挤满了帆船或更小的舢板。面对共产浪潮的不断高涨，一部分民众正在准备逃亡，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正渐渐接受共产党统治的前途，共产党人改头换面，开始执行“温和”的路线。
正如列宁在192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采用了同样的技巧，他正努力通过谈论现代化来减小革命的损害。他希望平息资本家和技术专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恐惧。
在济南，一名解放军战士说：“在农村，我们要消灭死亡，增加粮食产量；而在城市，我们要保护工业和商业提高产品产量。”在共产党内部，高层领导人正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左倾倾向”。
石家庄是距北平175英里远的京汉铁路枢纽城市，一个美国人报道了那里6个月以来长足的经济发展。共产党建设了一些小型的工业设施，一切都欣欣向荣，他发现富有的商人仍然做着生意，许多妇女在重新开业的美容院里做烫发。
在河南省省会开封，共产党顺利完成和平接收。一个美国女传教士说：“他们冲进来鸣枪警告，命令国民党士兵举起双手。他们要求市民回到家里——慢慢走，不要跑！”政治委员们颁布了一项权利法案，其中的一条允许“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粮食运进来了，物价也降了下去。在公布新政策之前，许多中产阶级都很害怕人民法庭。共产党人不无遗憾地说：“有些地方毫无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和富农。”在占领开封之后的一个月里，人民法庭并没有进行“清算”。
北平附近，一位在清华大学教授英语的美国教授与一队骑着自行车的共产党士兵迎面相遇。他说：“我是美国人。”其中的一个士兵回答说：“我们并不介意您是美国人。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反对我们。”那个士兵还笑着说：“我们知道蒋夫人在美国并不成功。”
燕京大学附近地区被占领后，当地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政治委员出面组织了“大学管理委员会”。他们为停电的事情致以歉意，并许诺在3天之内从新近占领的北平发电站得到电力供应。他们做到了。
1949年4月底的一天，南京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到处活动，张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为共产党接管这座城市做着准备。在第二天的黎明到来前，陈毅将军指挥的2万名第三野战军士兵从南京的西北城门进入这座城市。大学生聚集在一起，唱着爱国歌曲表示欢迎。
至今为止，总的来说外国人没有被骚扰。但是值得一提的例外发生在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身上。3个共产党士兵冲过大使馆的门卫，闯进大使的卧室，粗鲁地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在他身边走动，然后离开了。
在南京的街巷和广场上，共产党都很遵守秩序。他们大声地做宣传，或是听他们军官的长篇大论。他们看起来和他们的国民党军兄弟们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们更有精神，更勇敢。南京市民聚集在他们边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
排水量1470吨的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缓慢地沿长江溯流而上，朝南京驶去。在它的船右舷，聚集着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准备着向对岸发动攻击。“紫石英”号在它的灰色钢铁船身的两边都画上17英尺大的米字旗，放心大胆地在黄色的江水上游弋，就像是西方势力在中国不断衰落的脆弱象征。“紫石英”号准备停靠在中国的首都，保护英国的侨民。但是，它再也做不到了。
在南京下游60英里的玫瑰岛附近，两发从红色军队控制的北岸发射的炮弹击中“紫石英”号，破坏了它的舰桥和舵手室。船舵失去控制。“紫石英”号无助地顺流漂移，在岛附近的一个沙洲上搁浅。它的4门前主炮因为朝向小岛，根本用不上。但是它的后炮开始组织起有序的射击，把4英寸的炮弹倾泻在共产党的阵地上。 来自岸上的炮击又一次变得猛烈起来。“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一个幸存者这样说道。
上海派出了更多的救援人员。“紫石英”号的姐妹舰“黑天鹅”号在被赶走前驶到 “罗斯岛”附近。1万吨级的巡洋舰“伦敦”号从香港赶来，溯江而上，但它未能到达离“紫石英”号更近的地方。在近距离内，中共的炮兵打坏了“伦敦”号脆弱的上部船体；当它返回上海时，炮弹在它的左舷击穿了22个洞眼，右舷也有一些破损；一发炮弹在弹药库内爆炸。为了在3英里或更远的区域作战，也为了适应开阔水面上的机动性要求，英国的战舰通常都建造得比较庞大，但这种大型巡洋舰一旦来到较狭窄的长江水道就不如小船灵活了。“伦敦”号的船员中15人死亡，23人受伤。
“紫石英”号仍然无助地暴露在岸防炮兵的炮火之下。第二天，船员们设法使军舰再度浮起，并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支干水流中。在命令伤员登陆后不久死去的船长的尸体也被运到陆地上。近乎一半的“紫石英”号的军官和士兵仍然坚守着他们的军舰。一艘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艇两次试图接近它以便空投医疗求助物资和一名牧师来埋葬死者，但两次被共产党的猛烈炮火赶走。最终，17名船员葬身江底。
总共有44名英国人死于这场战斗，大约100人受伤。中共电台自豪地宣称英国人“必须为他们的‘干预’做出赔偿并道歉”。
这是中国令人震惊的历史性的一个星期（ 1949年4月底 ）。将近100万的共产党军队从400英里长的战线上涌过国民党在中国的最后一道大型防线，他们像高涨的潮水横扫政府军阵地。中共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在4天之内，他们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目前他们正向中国其他还未被红色浪潮席卷过的地区推进。
在当天的一道联合命令里，共产党政治和军事领袖毛泽东与朱德指示说：“勇敢坚决地渡过长江去，彻底消灭所有负隅顽抗的敌人。”
那里几乎没什么抵抗。在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所规定期限的前7个小时，中共北岸的75毫米和105毫米大炮就开始了炮击。下午2点，最后期限之前1个小时，部队挤进渡江的小船，在南京两侧宽阔的水面发起攻击。陈赓将军指挥下的第二野战军占领了南京上游西南方80英里远的小镇。另一支由陈毅将军指挥的部队在南京下游东面35英里到65英里的地方渡过长江，并很快夺取长江渡口江阴，那里并没有大炮射击。
欢欣鼓舞的共产党电台描述了渡江的情景：“江面上枪炮隆隆，号声阵阵，数以千计的小船在北岸与南岸之间穿梭行进，当1000门大炮轰鸣着齐声发射时，耀眼的强光点燃了长江水。”
中共开始渡江时，南京下游两艘卷入战斗的英国军舰造成了中共计划（ 向后推迟24个小时执行 ）的改变。
为逃出中共步步紧逼的包围，国民党军队开始撤出南京。在中共发动攻势的4天之后，大批的国民党部队涌出首都，沿着栽满绿色蔬菜和黄色油菜的田地中的干硬道路，懒散而漫无目的地逃走，他们的目标是向东去往海滨城市上海和杭州或者向南面到达福建和江西的山区。
控制南京之后，中共开始向东西两面发起攻击。看来作为长江中游交通要地和中国钢铁中心的汉口马上就要步南京的后尘了。一支由满洲南下受林彪将军指挥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正由北侧向汉口进军。在中国北方，太原这一国民党手中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也在长期的围攻之下失守。
中共的主攻点是向大海沿岸迅速强行东进，以便切断上海到广州的铁路联系和对上海实行包围。北面稍远一点的地方，另一支共产党部队正在向距上海120英里的杭州强行推进。看来占领上海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上海的主要防御工事仅仅是“长35英里由10英尺木桩搭建的木障”。上海和杭州的35万的国民党兵被装进背靠大海的“大口袋”。
当长江地区的主力部队被包围消灭时，国民党领导人只好把分歧放到一边。已“退休”的总统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代理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和其他来自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地方长官们参加了会议。据报道，他们的决定是联合抵抗到底。
现在他们最大的期望是能够推迟南方城市的失陷，撤到台湾岛以图东山再起。但除非奇迹出现，他们不可能阻挡共产党的攻势。
中共发动总攻后的凌晨3点30分。在注定要失守的南京附近的阵地上，国民党军队的大炮仍然偶尔会炮击长江北岸共产党的阵地。撤退的国民党士兵乘坐拖轮和驳船潮水般地涌过来。在首都光秃秃的街灯所发出的昏黄灯光下，他们拖拖拉拉地向火车站走去，而能够把他们带到南方的火车还没有来。一个守卫渡船的士兵看着列队前进的人们说：“整个晚上都在向后撤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十分害怕。”
国民党的领导说：“我们将战斗到底……南京将坚守6个月。”但他们明白这一勇敢的承诺不可能得到兑现，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黎明时分，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何应钦及南京卫戍部队的指挥官们一起，迅速赶到南京机场。士兵保护着他们登上飞机，然后慌忙跳上去，用力关好舱门。他们的身后，南京正等待着新的征服者到来。
潜伏在南京的中共党员从地下现身，张贴标语欢迎中共军队进城，并准备接管南京，2万名由陈毅将军指挥的第3野战军士兵从西北门进入南京城，所有地方都在一声令下后被完全占领。大学里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唱着爱国主义歌曲欢迎他们。
列宁写道：“通向巴黎的道路经过北京。”从这条路向布尔什维克进发的人就是中国的红色领袖毛泽东。4年前，毛泽东还在中国西北延安的荒郊野地里，现在，他已经住进了北京的宫殿，并通过他的代言人站在成功湖边公然藐视并大声指责联合国。
……
政府号召更多的“志愿者”赴朝作战，与此同时，北京宣布开展长达6个月的全国募集资金的运动，以购买战需品。政府发言人称，在朝鲜的“志愿者”急需更多的坦克、枪炮、汽车、衣物和药品。
……
“不必在中国大陆上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或将俄国带入战争。”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麦克阿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可能接受的建议。首先，他将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其次，“我们要给中国内部的民主力量以尽可能的帮助……可能有成百上千的民主游击队员”；第三，“如果我们允许（ 蒋介石 ）凭自己的实力冒险突袭中国大陆，发动非正式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危害，相反还可能有着极大的收益”；第四，他将“发展和鼓励”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下反政府活动。
败退台湾，风雨飘摇的国民党
1950年2月，沿南中国海海岸，面对国民党的台湾岛与海南岛，共产党的将军们正在训练百万大军，为两栖进攻集结了几千条舢板小船。
在台湾修成梯田状的南部山岭的山脚下，年轻的士兵用刺刀刺向训练用的假人，他们口中大喊“杀！杀！”。凤山庞大的军事训练营里回荡着机关枪的点击声，步兵班在进行实战训练。凤山的战斗课程是美国在“二战”中所使用的训练系统，营地的军官们称其为“新的中国军队的摇篮”。
从训练营到火山灰黑色沙滩上的驻防部队并不太远。在那里，面对大陆，他们修建了许多碉堡，还构筑了铁丝网，无数次地进行击退海上来犯之敌的训练。
新的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似乎良好，军官们将这一进步归功于头发灰白的孙立人将军。现年49岁的孙立人将军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他在上海和后来的缅甸对日作战中表现英勇。在缅甸，他指挥着执行命令坚决、由美国人训练的38师。作为国民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满洲的高级指挥官，他曾经连续不断地打击共产党，但派系政治使他被调到了台湾凤山训练营。
岛上驻军很快知道孙立人不是那种利用不定局势来谋利的人。他为他的部队立下6个“不许”：不许骚扰平民；不许嫖娼；不许赌博；不许敲诈；不许撒谎；不许懒惰。他还让台湾人协助部队执行纪律。村里人至今还在谈论，曾经有个中尉手中拿着列举自己罪状的牌子走在凤山附近的街道上。
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孙立人所学远不止纪律。他对体育运动有种美国式的热爱。最近他参加了凤山举行的足球赛，并告诉其他选手：“在比赛场上，我不是将军。”一位士兵以一个完美的阻挡把他狼狈地撞倒在地，将军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说：“也许我已经不年轻了。”但他坚持打完了比赛。
1950年1月，国民党给4500名台湾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在岛屿防御中服役的机会，其他数千名志愿者则被拒之门外。孙将军感到振奋，已经训练完毕和正在训练的部队（ 远远超过10万人 ） 至少能够挡住共产党的第一波进攻。他已经让军官团感到吃惊，但是他需要更多的军用物资和汽车零配件。他坚持说他的“士兵们正在像海狸一样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
由和蔼可亲的周至柔将军指挥的拥有300架飞机的国民党空军，可能是台湾最有效的防御手段（ 迄今为止，共产党军队还没有运用飞机作战 ），但最近周至柔将军感觉到了他的飞行员的不满。在台北，周至柔将军召开一次冗长的“自我检讨”会，在会上，飞行员们可以谈论他们对高级军官的个人忧虑。他同时也正在为飞行员们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条件——士气问题正在解决之中。
不满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国民党的海军。在背叛的空军飞行员的带动下，水兵们至少已经带着12艘军舰投降（ 包括海军唯一的一艘巡洋舰“重庆”号，也就是从前的英国“黎明女神”号 ）共产党。为了与不忠的行为做斗争，圆胖的桂永清上将已经给几位高级舰长戴上了镣铐。他也相对提高了一些自由人士的薪水，希望保持海军的忠诚。
除了摇摇欲坠的防御之外，困扰台湾的还有崩溃的经济。假如国民党的军事开支不能控制在台湾的生产能力之内，共产党就会被人们毫无抵抗地邀请进来。正如孙立人将军所言：“假如物价翻番，我们只能采购我们所需食品的一半。假如我们不能养活我们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你可以想象得到会发生什么事。”
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官是不知疲倦的省长吴国桢，他是前上海市市长，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为了做个好榜样，嗜烟的吴国桢戒了烟，因为“烟是走私进入台湾的，对经济造成损害”。自从去年12月担任台湾省省长以来，吴国桢坚决杜绝浪费，汽车被列为奢侈品，拥有汽车的人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战争债券，申请护照的居民必须购买与其交通费用相当的债券，对饭店餐饮及电影的税赋从20%上升到60%。
真正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工业。在这个领域里，吴国桢有限地施加强硬的手段。台湾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已经达到日本人占领以来的最高水平，水泥生产已经超过了日本人的最高纪录。岛内贫乏的土地也因为灌溉工程而变得肥沃。但是，即使是最为忠诚的国民党人也承认，除非台湾从美国得到更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否则这些努力的最终结局都将为零。
像其他所有国民党的领导人一样，诚实的吴国桢认为美国政府最终会慷慨解囊，目前只是对国民党的缺点有些不耐烦而已。他说：“当你致力于改革时，在某些时候你必须耐住性子。”但假如红色政权像夺取其他地方一样夺取台湾，这个改革的代价是什么呢？
红色中国的毛泽东
列宁写道：“通向巴黎的道路经过北京。”从这条路向布尔什维克进发的人就是中国的红色领袖毛泽东。4年前，毛泽东还蹲在中国西北延安的荒郊野地里，现在，他已经住进了北京的宫殿，并通过他的代言人站在成功湖边公然藐视并大声指责联合国。毛泽东的军队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国军队——以最沉重的打击。傲慢与古老的欧洲使团因他的名字而颤抖，并在他的力量面前退缩，美国在他发动的攻击面前不知所措。
在成功湖畔长达两个小时的高声斥骂中，毛泽东的代言人，一位名叫伍修权的将军，粉碎了所有（ 或者是绝大部分 ）自由世界国家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幻想。这个脸上带着刀疤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毛泽东，绝非美国自由主义的温和派所描绘的那种人。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土地改革者”（ 如美国国务院所称 ），也不是一个“乡村集会民主者”（ 如德恩·拉丁摩尔所称 ），也不是对莫斯科不忠心的铁托（ 如伦敦和华盛顿所指望 ）。毛泽东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传统，他的合作者是斯大林。从莫斯科到巴黎的路途经北京，斯大林和毛泽东已经走了一多半了。
现代历史上没有比伍修权在成功湖的演讲更富戏剧性的场景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华伦·奥斯汀要求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中国要在联合国警察行动成功在望的时候进攻朝鲜。奥斯汀说：“亚洲将是和平还是战争，世界正焦急地等待答案。”
奥斯汀讲话时，伍修权如一个压缩的弹簧一样坐着，手握紧放在膝盖上。当他站起来时，奥斯汀马上就得出了答案：“要么战争，要么投降。”不只是他的膝盖，自由世界的大部分都在抖动。
伍修权说，美国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一直是狡诈的侵略者……从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一项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政策。”
他说，美国挑起朝鲜战争以掩盖它对台湾的侵略，并使其“狂热的控制亚洲和世界的图谋”更进一步。伍修权大声说：“谁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是中国的军队入侵了夏威夷，还是美国军队入侵了朝鲜和台湾？正如麦克阿瑟所承认的一样，美国的真正意图是控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新加坡的每一个港口。”
他说，美国诱使52个国家进入在朝鲜的行动，显然是要分化已经四分五裂的联合国。对这52个国家说：“不要上美国的当，不要为美国火中取栗——因为……你必须为你的行动承担后果。”
他说，美国正在步日本之后尘，并正在把日本当作其统治亚洲的傀儡。相比之下，苏联的行为是“正当的”。
他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胜利地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必定会在驱逐美国侵略者和收复台湾等所有属于中国的土地中胜利……作为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的结果，作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东方所有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都已经觉醒并将自己组织起来。”
“无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多么野蛮和残暴，艰苦斗争的日本人民，胜利向前的越南人民，英勇抵抗的朝鲜人民，从未放下过武器的菲律宾人民，以及所有东方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必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不会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诱惑，也不会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他们将会不屈不挠地继续战斗，直到为国家独立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伍修权演讲的时候，美国的奥斯汀穿着一套皱巴巴的棕色西装坐在那里，显得很不高兴，他的传译耳机像一个王冠一样戴在头上。英国的格莱德温·杰伯爵士温文尔雅地听着。联合国秘书长的手深深地插在外套里，像拿破仑一样斜着眼抗议。南斯拉夫的阿列斯·白勃勒，正在主持，却显得睡意绵绵，连眼睛也睁不开。国民党的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看起来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但却毫无兴趣。
毛泽东从未放弃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梦想。10年前，他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中写道：“当今的世界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资本主义道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不通，社会主义将是唯一选择……”
走向胜利的中国红军
猎人需要武器。毛泽东所具备的强大的武器就是中国红军，它已经在苏联的默许下，以一种西方人尚不能广泛理解的方式铸造了成功。
“中国共产党有别于苏联以外任何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对于清楚地理解过去的1/4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最杰出的学者、曾任美国大使的胡适写道：“中国共产党，部分是由于设计，部分是由于非同寻常的环境，几乎从它建立的最初岁月起，就拥有一支属于它自己的强大军队。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成为它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它一直由世界共产主义的主宰、战略家斯大林培植、支持……”
斯大林本人于1926年在通过共产国际发送的电报中命令中国共产党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一支红色的军队已经被毛泽东发动起来，当时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职务不高，经常被他的不太现实的同志们严厉指责，称他为梦想“在山区的荒野中建立浪漫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机会主义者。毛泽东创建军队的决定实际上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不宣而战。蒋介石则狠狠地还击，让他的苏联顾问卷铺盖走人，驱赶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将毛泽东赶进了“山区的荒野”。
当蒋介石与北方军阀进行战斗时，毛泽东很快地与一些“强盗”会合，并将其合并到自己的新红军中。新红军是一支游击力量，高度机动，并在广大的乡村征募兵员和筹集粮饷，他们不为普通军阀的战利品而战，而是为一场红色革命而战。
到1936年，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6万人。当时蒋介石以德国将军亚历山大·冯·福克豪森为顾问，以绝对优势兵力进行围剿。对共产党的5年黑暗而又血腥的国民党“围剿”运动，最终将毛泽东的余部逼到大撤退——这就是著名的长征。这次长征历经一年，跋涉了6000英里——这是史诗般的苦难，最后不到2万名红军幸存者抵达了他们选择的延安附近。
当蒋介石慢慢地逼近毛泽东的藏身地时，斯大林开始援助毛泽东——新的共产国际的口号是“团结阵线”，反抗日益增长的日本法西斯的威胁，此举获得了成功。在8年抗战中，红军一边作战一边从4.5万人发展到91万人，控制着5000万人口。
尽管领导有方并进行了很好的思想灌输，但红军依然是一支游击力量，没有能力在公开战役中与日本人或国民党对抗。要想转变成为一支具有决定性打击力量的正规军，他们还需要斯大林的援手。1945年8月到1948年4月在俄国占领满洲期间，这只援手出现了。
在9个月里，毛泽东的大部队沿长城跋涉进入苏联控制的东北，并用日本人的武器武装自己，重新训练后又一次开拔。在3年内，红军虽然损失惨重（ 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有160万人牺牲、受伤或失踪 ），但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更为惨重，毛泽东和他的红军赢得了胜利。
中国红军是毛泽东的特殊缔造物，也是他的自豪。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他研究出来的。他信任的朱德总司令和战功卓著的野战将军林彪、陈毅、刘伯承，都是他智慧的大脑指导下的骁勇之士。
对于游击战，毛泽东改造了由孙子创造的一些创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他写下的军事条令。《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42年发表于延安，它很可能是非正规战争的经典之作。它的规则大胆地指示，要歼灭“20倍于我们的敌人”。
1950年7月，美国已经离开朝鲜，并与台湾脱开干系。在台湾，蒋介石的一些死硬国民党分子正准备他们最后的抵抗。毛泽东的军队，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海军与空军的封锁而一筹莫展，进攻停滞。然后，北朝鲜越过了三八线。在政策的戏剧性转变中，美国终于从消极转为积极。
哈里·杜鲁门宣称，在朝鲜没有侵略才意味着太平洋的安全。他同时说：“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防止任何可能对台湾的进攻。”从毛泽东所处的位置来看，这可能意味着整个美国政策已经突然改变了。这意味着美国不仅要试图保卫朝鲜，而且也要保护台湾。毛泽东冷静地观察美国是否试图夺回在亚洲的主动权。
毛泽东不久就发现美国虽然已经振奋起来，但仍是糊里糊涂。美国对国民党的核心政策没有变化，还是拒绝与这个亚洲唯一持续抵抗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盟的力量合作。美国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去年1月发表的观点中明显有所保留：“没有人能够有正确的想法……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因为它与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相对抗的结果……蒋介石的部队消失了……苦难之中的中国人民……完全收回了他们对这个政府的支持……”
当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时，美国命令蒋介石停止已经对共产党海上运输造成严重灾难的海上与空中打击。后来，美国又唐突地拒绝了蒋介石向朝鲜提供33000名士兵的表示，上周他们本可以整装待发。美国的政策是因为一种恐惧，它害怕任何壮大蒋介石的行为都会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朝鲜战争，相信安抚毛泽东会使共产党留在朝鲜之外。
当8月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抵达台湾时，听到的对美国人来说全是沮丧之音。当麦克阿瑟决定对“那些过去在太平洋地区宣传……失败主义和绥靖政策的人”进行公开警告时，总统命令他闭嘴。到现在为止，美国在台湾得到的最终结果就是，延缓了国民党的海空封锁，红色中国打开了从西方进口铜、石油和武器的港口。
毛泽东也没有被安抚住。1950年12月26日，当联合国、美国和英国准备进一步妥协时，他进行了打击。
毛泽东的部队在数量上具有一时的优势。自从征服中国的那一年起，毛泽东就在不断地建设他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达到250万人，分成为4个巨大的野战部队。他们严格执行纪律，可称为中国的奇迹。他们由警惕的军官进行集中训练，由更为警惕的政治委员进行集中思想灌输。最好的部队是林彪的部队第四野战军，这支部队一直转战满洲和北部中国，现在正主导朝鲜战争。
斯大林对毛泽东进行武器援助的同时，也给他送去了数以千计的俄国顾问。中国红色空军大概有500架飞机，包括米格-15苏制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群众的背后，是苏联军事、外交和宣传的威力。1949年2月，红色苏联和红色中国通过斯大林和毛泽东签署的条约正式结盟。他们的实际关系更为紧密，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目标的认同。
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分析
在人员伤亡这一点上，驻韩美军的确在进行自美国内战及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四次大规模战争。而在对敌军的了解方面，美军又是在与最神秘的对手作战。举例来说，美军智囊团至今还不清楚谁在指挥中国军队与美军作战。《 芝加哥日报 》记者在朝鲜发回的报道指出了这一可怕的事实。
通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经历，美国对于中国军队的评价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中国人像是从他们的满洲腹地爆发出的无穷无尽力量的、不可抵御的游牧部落。渐渐地，他们慢了下来，由前进变为顽固的防御作战。他们的弱点越来越明显：空中力量薄弱，坦克及重装备缺乏，原始而脆弱的后勤补给线，甚至还要部分地依靠牛车、骆驼以及人拉肩扛，缺乏医药保障。
简而言之，中国红色军队的情况已逐渐为五角大楼的观察家所熟悉。总体上，共产党军队共有约500万人，200多万是正规军，其余是民兵及后勤部队。
第一野战军
驻守中国西北部，驻防范围从甘肃省直到遥远的新疆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边界。它的领导者是足智多谋的彭德怀，一位军人兼政治家。
第二野战军（ 约42万人 ）
控制西南部及南部地区，由独眼将军刘伯承指挥。其一部分已进入西藏，还有的正在协助越共抵御法军。刘伯承曾在莫斯科军事学院接受教育，并和苏联红军一起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打过仗，他也参与领导了1934年至1935年间史诗般的从中国中部到西北延安的长征。刘伯承被认为是中共军队中最富谋略的军事家。
第三野战军（ 约63万人 ）
现在似乎驻守在中国北部，尤其是山东半岛。它的司令是令人畏惧的陈毅——南京及上海的征服者。作为现在的上海市市长，他同时也是一位战争诗人。抗战胜利后，陈毅从他的山东根据地开始，将国民党政权从很多北方大城市赶了出去。
第四野战军（ 约80万人 ）
是参加朝鲜战争的最主要部队，林彪将军任司令。林彪是中共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也是狂热的政党理论家。林彪的大部分部下出身农民，而他却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林彪的家庭曾在湖北省经营一家小的织布厂。林彪是在黄埔军校接受军事教育的。这所国民党学校是由苏俄帮助于1920年代建立的，蒋介石曾是林彪的老师之一。而1947年至1949年间，林彪带领他的东北野战军南下，在北平及天津摧垮了蒋介石的军队。
大多数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以及驻守东北的军队来自于第三、第四野战军。
中共军队在朝鲜前线表现得出乎意料地“勇敢”，联合国军队不止一次地遭受了令人震撼的所谓“人海”攻击。一波接一波的共产党人冲向致命的火力网。
但过分地强调“共产党军队在人数上的无限优势”则是一种误导。军队的人力最终要受限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受制于受过良好训练的军事骨干的数量。可以确信，中共已经失去了它的一些精锐部队，也许就是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这样的损失将会减少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和军官人数，从而减弱前线士兵的士气。总而言之，中共军队是一支庞大的，难以战胜的军队。但同时，它又是一支装备原始而易受攻击的军队。
美国人的仇恨与停火传言
杜勒斯提醒他的听众们，毛泽东一直强调他们与斯大林的“关系”，1949年在莫斯科待了近3个月，然后回国号召东南亚各国作为 “以苏联为首的力量”的一部分通过“武装斗争”来寻求解放。杜勒斯还说：“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认为中国将其大量青年人及物质资源投入到朝鲜战争这一熔炉之中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中国所做的只是为了支持北朝鲜，一个对中国而言意义不大，但从沙皇时代起就因其在对抗日本的战略意义上被俄国觊觎的地区。”
“从诞生到发展再到成熟，毛泽东政权实际是由莫斯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扶持，不可避免的是，许多中国人也被所发生的事情蒙蔽，但是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不应该被蒙蔽。我们应该按毛泽东政权本来的样子来对待它。”
800位中国的朋友也听到了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的声音。道格拉斯是民主党人，曾经在海军服役，长期以来呼吁政府执行更为强硬的亚洲政策。现在他挺身而出寻找共同之处，结果找到了许多令人惊异的共同点。道格拉斯说：“我相信美国人已经很明白了”，那就是：美国应反对红色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必要时应该行使否决权，台湾千万不能落入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毛泽东在日本和平条约一事上不应有发言权。
“不必在中国大陆上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或将俄国带入战争。”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麦克阿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可能接受的建议。首先，他将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其次，“我们要给中国内部的民主力量以尽可能的帮助……可能有成百上千的民主游击队员”；第三，“如果我们允许（ 蒋介石 ）凭自己的实力冒险突袭中国大陆，发动非正式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危害，相反还可能有着极大的收益”；第四，他将“发展和鼓励”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下反政府活动。
“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能够削弱附属俄国的力量……如果有些附属国能推翻他们的共产主义领导……我们将进一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并开始击退俄国专制的浪潮。我们要使之成为一场限制战而非升级了的战争。”
北京的电台对战争的最后表述是：“可恶的美帝国主义必须被完全赶出朝鲜。”
然而，1951年5月20日，关于近期停火的传闻四起。科罗拉多的共和党议员埃德文·约翰逊建议：1.北朝鲜接受以38度纬度作为分界线；2.联合国号召在6月25日凌晨4点，即朝鲜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停战。约翰逊提到朝鲜战争时，说它是“摩擦与踌躇的无望的冲突……不必要的人类屠杀”，他暗示美国应该退出，“将亚洲留给亚洲人。”
在联合国大会上，印度的比耐格·劳先生高兴地提起约翰逊的想法，还回忆起马修·李奇微将军最近发表的一项声明：“如果战争在我们力量的控制下以38度纬度结束，那将是联合国伟大的胜利。”克里姆林宫看起来对此事也有兴趣。苏联媒体刊出了约翰逊提议的全文，纽约的《 工人日报 》也是如此，它高度评价道：“为什么要等到6月25日？现在就结束屠杀……停止战争……和中国及朝鲜展开对话。”
当同志们看来不能在战场上获胜时，他们显然打算在会议桌上有所收获。
改造反革命分子
美国《 生活 》杂志拍摄的图片表明，周恩来总理，一位以其微笑和动人的态度一度向许多美国外交家证明他是“纯粹”的共产党员的中国人，1951年6月初平静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总结了红色统治1949年10月以来的成就后，他报告说，共产党政府已经处决了许多个“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以及国民党的游击队。这些数字并不包括那些估计在目前的清洗或者被中国政府称为肃反的“反革命”活动中被处决的传说中的数万人。
但显然仍然有国际力量与美国对于中国现政府的认识不同。例如，种种迹象表明，印度首相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仍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政府。
印度食品农业部的特使丹梅尔已经离开北京返回印度。他刚刚完成了一项让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中国向饥饿肆虐的印度出售50万吨大米的交易。中国已经很难负担这样的举动了——洪水和干旱已经毁坏了中国两千万英亩的农作物。
中途在香港停留时，丹梅尔向记者微微一笑，耸了耸肩告诉记者，关于红色中国肃反运动的报道被夸大了。他说：“在北京及其邻近地区有几百人被枪毙，但大多是在旧政权时期犯下罪行的恶棍无赖，现在他们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而且，丹梅尔还以赞美的语气说道“共产党中国的火车都是准点运行的”。
武训是个目不识丁的山东农民，他常常挨打挨饿受冻，但他有远见卓识和毅力。他决定用乞讨来的钱建立一所免费的学校，让其他穷孩子不再像他那样长大。他曾在寒风中在富人的屋外站几个小时就为了一个铜板。他曾在一个官员的大宅外乞讨3天。到1896年，他的坚持使他筹得了够建3所学校的钱，并且也让他自己成为中国学龄儿童中的一个传奇。
去年秋天，上海昆仑电影制片厂推出他们最好的导演兼作家孙瑜撰写的一个关于武训的剧本。今年初，《 武训传 》一片在全国放映。电影获得极大成功。报纸杂志争相夸赞。共产党作家称赞武训是“一个伟大的新的革命英雄”。作家兼导演孙瑜表现得很出色，至少他被认为是这样。
俄国的塞格·爱森斯坦由于将伊凡大帝弄得太恐怖而惹了麻烦，这个经验可能会告诉孙瑜，政党路线不是那么容易被电影表现出来的。就在孙瑜所获的好评达到顶峰时，北京的《 人民日报 》谴责道：“他的《 武训传 》表现出了资产阶级融入了共产党的反动思想。” 武训从人民英雄变成一个危险的“不知道自己的苦难是来源于阶级压迫”的傻子，犯了向富人寻求帮助的严重错误。而且，电影里武训在一次农民起义中恳求道：“杀人——是正确的吗？”报刊上对于这部影片得出结论：“武训的行为方式是不切实际的，他的经历不是群众的经历。”
美国人眼中的周恩来
也许周恩来与他的同志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与莫斯科巧妙周旋的才能上。美国的《 纽约时报 》用了一版长篇文章，试图证明这一公认的观点。
周恩来15岁时进入一所西式高中求学，然后在日本上了一年大学，接着回到中国就读于天津的南开大学。在那里，如今天许多的年轻学生一样，他投入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他加入了一个叫作“觉悟社”的组织，热衷于争论和学生运动。1919年，他因领导学生进行反对《 凡尔赛和约 》的示威而被投入天津市监狱。在那里——故事总是这样发生的——周恩来遇见并爱上了另一个“同志”邓颖超，两人后来结婚了。
那时，身为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正忙于召集贫穷的学生加入北京一位教授构思的“工读”计划，让他们去法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方面给中国学生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法国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出狱后，年轻的周恩来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在莱茵河畔的煤矿苦度岁月时，他受到的教育很少，但却得到了很多思想。不到一年后，他离开了煤矿，立刻开始将法国和德国的中国人号召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到1924年，当共产党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结盟时，周恩来成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和蒋介石共事。一年后，周恩来成为蒋的第一任国民革命军的政委。
周恩来的特殊任务之一是：在上海工人中组织一次起义。他与其他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一起潜入上海，确保了武器和训练场地，成功地将60万工人组织为武装成员。蒋介石发现共产党试图削弱国民党的权力时，他毫无声息地进入了上海，解除了周恩来的工人武装并逮捕了工人头目。而周恩来成功地逃走了。国民党悬赏8万元买他的人头。周恩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以昂贵的旅馆为避难所，还蓄起了胡子，最后设法到达了莫斯科。
周恩来的一位校友曾经对他说过：“你给我的印象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人，你怎么会变成共产党员呢？”
周恩来回答说：“记得在学校里你曾经给过我一些建议。在寒冬的早上，当我不愿意起床时，你建议我猛地跳起来，由于少许寒冷的冲击我很快就觉得暖和了。我发现信仰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开始很冷，但现在由于寒冷而变得暖和多了。”
周恩来很快喜欢上了共产主义的气候。在莫斯科待了一年后，他于1929年返回中国并与中国新的红色领袖——他在巴黎的老朋友李立三会合。周恩来坚持从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开始革命的策略，但当莫斯科转向毛泽东组建农民军队的策略时，他也设法转变了过来。接着周恩来将他在黄埔军校时教给国民党员的那些军事技巧教给这支新的军队。
1936年，当共产党在中国的势力处于最低谷时，周恩来以其流畅的谈吐和极具说服力的风度从国民党编制下争取过来15万军队——这就是“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少帅绑架了蒋介石，希望能借此停止内战。作为延安特使的周恩来以其典型的机智使蒋介石最终获得释放，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对抗日本，并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宝贵的喘息时间。
在接下来的9年里，国共两党不断讲和、开战，开战、讲和，周恩来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向中国的美国同盟，特别是新闻机构的记者，讲述共产党的良好意愿。上周在华盛顿，韦德米尔将军回忆周恩来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周恩来住在城市中最贫穷的区域，所住的房间地板满是灰尘，家具也很简陋，而他一直是谦逊温和，平易近人。后来到南京，周恩来的诚恳态度说服了马歇尔将军，后者在提及周恩来的“友谊和个人尊重”时说，“在共产党员中确实有个自由主义的团体……他们为了建立起共产主义理念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服务。他们打破了中国的封建传统，代之以一个与乔治·奥威尔在《 1984 》中描绘的反乌托邦社会惊人相似的新结构。在全力以赴的红色攻击下，首当其冲的传统项目就是原来备受中国人尊敬的单位——家庭。婚姻，除了生儿育女这一纯功能性的原因外，只有在长期调查了双方的政治可靠度后才能获得结婚的批准。过去的结婚典礼是向家中的长辈鞠躬，现在通常是在毛泽东的画像前三鞠躬。只要听说配偶有“反动倾向”，年轻的中国人被教导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党。
许多人将他们的恋爱问题郑重地提交小组会议进行公开讨论，由小组来决定某一特定事例是否可行。
共产党在努力将他们的愿望加诸其他机构——学校、寺庙、农场。北京对基督教传教士展开持久战，使其备受困扰直至逐渐被赶出这个国家。
北京鼓励青年参军赴朝鲜战场
在共产党之前，中国的其他统治者曾试图打破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但是都失败了。从很重要的一方面来说，共产党的任务轻松一些，因为他们奋斗夺来的中国已经被几个世纪的激烈动荡以及连年战争动摇了根基。但共产党能否接着把他们的意愿实现在这片广阔而又饱经磨难的土地呢？
美联社在香港发出的消息称，此前早些时候，中共政府激励人们赴朝鲜参加“志愿军”。他们正努力让中国人民相信美国是他们的敌人。群众大会、游行、短剧、海报以及街头演说家将美国丑化到极致。在上海演出的一场滑稽剧描述了残暴的美帝国主义军队降落在毫无防御的朝鲜的情景，结尾一幕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同日本首相吉田密谋重整军备。在火车站，成群的士兵欢呼着赶赴朝鲜同帝国主义作战。
政府号召更多的志愿者赴朝作战，与此同时，北京宣布开展长达6个月的全国募集资金的运动，以购买战需品。政府发言人称，在朝鲜的志愿者急需更多的坦克、枪炮、汽车、衣物和药品。在一份详细的指令中，抗美援朝委员会大体勾勒出在未来6个月里全体中国人所能做出的贡献。黄金、珠宝、美元以及其他外币形式的捐赠都在要求之列。
所有这些迹象指出一项事实，就是朝鲜战争是中国一项昂贵的赌注与负担。当马歇尔将军突然前往朝鲜前线会见中国方面的人士，西方各国就开始流传停火的消息。还有消息是来自中国，最近中国重新出版了毛泽东1937年写的一篇文章，指出革命领袖必须能够根据变化的形势随时变换政策。智慧的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还没显示出任何想在朝鲜停战的征兆。而北京看起来一如既往，他们的收音机说：“那些为保卫我们国家免受疯狂敌人袭击而战的战士……是绝不会气馁的……”
如果红色中国的主人们选择继续留在朝鲜，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做到。
《 远东经济评论 》坚持认为，“中国必须独自经受这场考验，其他国家只能旁观。”不过，《 评论 》暗示，红色中国的“整个体制和基本政策将受到挑战”。
……
早前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政府经济财政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承认：“总体而言，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技术十分落后。”他说中国60%的工业是国有的，但很明显，目前这个国家很难找到他们工作的管理者。他宣布了一套新的工业目标，但并没有将其与早些时候宣布的更为堂皇的目标相比较。
……
据报道，1952年在东北三省的合作社和互助组实际上使生产下降了。1953年，共产党改变了立场，告诉干部们要降低“社会主义教育”的论调，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结果是：产量并没有比1952年提高。在台湾的国民党将农民的不满作为他们宣传的主要题材，他们的飞机每晚都飞越海峡到大陆发送传单。
被西方敌视的中国龙
西方偶尔从香港这个锁孔窥视共产党中国。在香港的英国商人早已感觉到共产党要在这里长期待下去，他们嘲笑持不同看法的美国人。英国在远东经商者的喉舌、受尊敬的周刊《 远东经济评论 》现在完全改变了态度。
在显著位置刊登的编者按中，《 远东经济评论 》指出，红色政府目前推行的国内政策是一连串的震颤，它会把经济机器震成碎片……它牺牲了自由世界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它堵死了重建国家的道路……它使整个国家退回到小农经济的状态。
《 远东经济评论 》坚持认为，“中国必须独自经受这场考验，其他国家只能旁观。”不过，《 评论 》暗示，红色中国的“整个体制和基本政策将受到挑战”。
红色中国内部的震颤几乎每天都能传到香港。他们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激烈的“五反”运动，致使商业和大部分工业陷于停顿。棉花不能满足需要。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现在却难得见到一艘远洋货轮；码头上空空荡荡——由于与西方的贸易已经中断，船舶修造厂无事可做。中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一向是外贸税收，然而现在征税的对象却没有了。在农业方面中国也有麻烦。北京呼吁成立“抗旱队”，地方官员奉命提前完成春播。据报道，南方已有6个地区出现了饥荒。由于肃整和开除了数百名拒绝服从党的指示的干部，共产党的机构本身也正在重建当中……
华盛顿和伦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现在谈论中共政权的“崩溃”为时尚早。不过他们相信，红色中国正处在一个艰难严峻的紧急关头。
艾森豪威尔的第七舰队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从台湾海峡撤回第七舰队。中国国民党于1949年12月穿越宽100英里的海峡完成了从大陆向台湾的撤退。这个岛屿对太平洋的防御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一直是亚洲最大、最好的反共基地，但国务院却保持着呆板的反对台湾的政策。
这一古怪的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它，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反对它，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也反对。1950年1月，约翰逊前往佛罗里达享受阳光去了。迪思·阿克逊将军撤回五角大楼。哈里·杜鲁门说：“美国政府不会为台湾的中国力量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或建议。”阿克逊将军将这一政策融合在他1950年1月2日做的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其中台湾（ 和朝鲜一起 ）被放置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外。
普遍认为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后，杜鲁门政府把政策转变为朝向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如此：命令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并派给蒋介石一组新的美国军事顾问。哈里·杜鲁门意识到一个台湾会成为联合国在朝鲜后方的一大军事威胁。
但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一点没变。第七舰队被命令去阻止国民党对共产主义的大陆发动空袭，并放弃了封锁中国大陆海岸线的努力。当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11月加入朝鲜战争时，这一旧命令显然失去曾有的借口，但它从来没有被改变。美国在战争中与共产党中国的军队奋战，但是却仍在保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线不受袭击。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1952年2月初说，这种情况是“军事史上所知的最为反常的事情……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保护允许了共产党军队从中国中心转移到朝鲜攻击我们”。
艾森豪威尔的新命令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蒋介石可以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运用他的力量。蒋介石已有12个准备好的师以及约30万很快就能进入战斗状态的士兵。他有一支约有300架飞机（ 包括运输机在内 ）的空军。他的海军有5万人，60艘舰艇（ 最大的是一艘驱逐舰 ）。国民党要与在大陆进行游击的小组取得联系。蒋介石曾经说过国民党的反击到1954年就可以准备好。“给我们武器，”他去年秋天说，“我们就能完成重新征服红色中国的工作。”
这也许只是充满希望的空头支票，远远超过蒋介石目前的能力。但就美国而言，不受任何束缚。美国通过给袭击者提供更多的武器以及海空掩护，可以使蒋的袭击更为有效。
不管蒋介石是否行动，艾森豪威尔的新命令迫使中国共产党加强它的海岸防御。接下来，这将立刻使朝鲜的联合国军队、所有的亚洲的反共军队以及自由世界本身的防御获得好处。
既然台湾的国民党可以自由行动了，他们希望得到何种帮助呢？在纽约，戴着眼镜的国民党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详细讲述了他的政府的态度：
如果要求的话，也只有在被要求的情况下，蒋介石愿意重新考虑他1950年提出的派出台湾3个师在朝鲜与联合国军队共同作战的提议。“那个提议……被拒绝了，” 蒋廷黻说，“我们理解这一拒绝的背景。我们还没有更新我们的提议……我们自己都不那么肯定地认为朝鲜是做出贡献的最佳地方。”
“任何人都不可以把中国军队认为是可由别人随意支配的消耗材料。”
“联合国对中国大陆的海军的封锁是‘很有道理的’。”
国民党的最大贡献将是对中国红色力量的“独立攻势”。“我自己有个新建议……我的建议并不是让美国的海空力量协助国民党的步兵去攻打大陆。我的计划是国民党应该取得足够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这样它就能独立进入和解放大陆。”早前在台湾，蒋介石总统强调，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要求地面力量的援助”。
“我们相信，”外交官蒋廷黻说，“我们政府的独立攻势将会受到大陆同胞的欢迎。这个攻势的性质不是台湾岛征服中国大陆，它实质是台湾800万中国人去大陆帮助4.5亿中国人推翻他们自己要推翻的共产党统治。”
大预算与大跃进
在当政的三年半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了他们国民预算的一些事实和数据。财政部长薄一波说，北京政府今年将实行它的第一个工业化5年计划——将花费2335兆人民币（ 按共产党官方汇率为98.6亿美元 ）。
薄一波说，这笔钱将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59.24%用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建设以及社会、文化和教育工程”——只有22.38%用于战争方面。但薄一波的解释起到了掩饰的作用。中国红色政权仅在有战略价值的地方修建公路和铁路，许多新工厂都用于重工业。国外专家估计至少有60%的预算是用于军事开支。
谦受益，满招损——孔子。在1953年工业大跃进后不到3个月，中国共产党发现毕竟还是孔子说对了。北京的《 人民日报 》指责许多人犯了“冒进的错误”，就是在没有经过适当规划的前提下就匆忙进行某项项目。项目有：
一个电厂因为缺少外国图纸而不能在今年建成。
安徽一个机器厂保证要建的一个扩展项目，却无视现存的工厂两度遭受洪水几乎无法使用这一事实。
“某些同志缺乏一种务实精神，在制订计划时不考虑他们的资源和力量，只凭主观意向前进。”
早前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政府经济财政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承认：“总体而言，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技术十分落后。”他说中国60%的工业是国有的，但很明显，目前这个国家很难找到他们工作的管理者。他宣布了一套新的工业目标，但并没有将其与早些时候宣布的更为堂皇的目标相比较。他说，今年机床的生产将增加4.6%（ 而非2月份宣布的34% ），石油29.1%（ 而非42% ）。北京早些时候曾许诺要在1953年建成或扩大21家轧钢厂和24个机床厂。据这位官员说，只有4个轧钢厂和10个机床厂将被建或被扩大。
除了粗糙的规划之外，《 人民日报 》还承认了粗劣的设计，有经验工人的严重匮乏，交货的全面耽搁以及所谓的“贫乏的地理资源“。矿产挖掘模式以及在“勘探和开发业务上”增长500%都意味着中国还要过很久才能进行机械化生产。轻工业甚至都没有宣布今年的目标。
《 人民日报 》宣布所有的工业设计将由苏联专家指导，并提及俄语翻译的重新分配。苏联交货的延迟可能意味着莫斯科正在慢慢控制供给，以保证中国不会太快就能自给自足。一种更为可能的解释是，苏联本身可能有更严重的问题，而由于朝鲜战争和联合国对中国的封锁，西伯利亚铁路负担过重。
两个反共人士：李承晚与蒋介石
1953年11月，李承晚一直坐在他汉城的宅邸里，不耐烦地听着美国外交官、国会议员和其他官方记者川流不息地来告诉他，千万不要破坏和平，并告诉他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将不会帮助他。这消息对他来说实在难以接受。
他抗争、躲避、生气，假装不理解，威胁说，如果必要的话将让全国走向自杀之途。5月初，李承晚对一位刚从美国来的客人宣称，即使美国不帮助他，他也将攻打北朝鲜。他的客人听他说完后平静地说：“总统先生，你知道的，那是胡扯。”对此李承晚总统未做回答。
然而出乎意料地，11月的某一天李承晚飞往台湾与蒋介石会谈。这两个“反共领袖”有着许多问题要讨论：1.如何处理应于明年1月在平壤释放的14600名中国俘虏？2，如果重新开始，是否将国民党军队派往朝鲜？但是，真正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恐惧，他们害怕他们的美国盟友从亚洲的前线撤回。
台湾报纸最近不断报道美国海军执行长官罗伯特·卡尼上将不会“在此时”向国民党的海军出售登陆设备的发言，以及他在视察美国太平洋海军时“正在考虑我们应从什么地方撤出”的声明。美国还特别通过国务卿杜勒斯放出一句话，如果红色中国放弃它的挑衅姿态，美国将不会反对对它的承认。
蒋介石和李承晚上演了一出共同“反共”的戏。蒋介石认为李承晚是“一个杰出的革命领袖”，李承晚则说蒋介石“比任何其他人与共产党斗争的时间都长”。
他们也声明了他们的另一选择：“我们肯定在亚洲对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此我们两国共同呼吁，在亚洲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中组织一个统一的反共前线，并热切希望我们能够团结起来……获得其他热爱自由的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美国。”
第二天，李承晚对1000名中国人呼吁亚洲人必须团结起来与共产主义作战，“就像你会与霍乱、天花或其他任何传染病作战一样。”
美国的忧虑
对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深切担忧正在东南亚的反共产主义者中蔓延，他们害怕在朝鲜的停战是美国撤退的第一个迹象。在香港，反共产主义的中文报纸，甚至那些对蒋介石颇为挑剔的报纸，现在也在谈论“美国的两面外交”。一家报纸说 “艾克和杜勒斯正踏进阿克逊的鞋子，重蹈他的覆辙。”尽管国务卿杜勒斯通过哄抬股价给印中地区的反共战斗提供了一笔3.87亿美元的支持，法国人仍不断抱怨：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共战斗到底，而你们在朝鲜不坚持到底？
而越南的红色领袖胡志明在回答来自斯德哥尔摩自由主义杂志《 速递 》的问题时，以迂回的方式轻蔑地说，如果法国 “吸取了这些年战争的教训希望停战，（ 我们 ）也将准备满足法国的提议”。那么停战的条件呢？胡志明说：“法国政府必须停止敌视。”在法国，一位内阁大臣说停战的条件应不予考虑，结果遭到了兰尼尔首相手下的严厉指责。国民大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说，这一建议应被认真研究。
在亚洲，共产主义者正忙着承诺修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北朝鲜。
去年9月，俄国给予北朝鲜2.5亿元帮助其 “恢复”。早些时候，红色中国同意送给他们价值17亿元的“煤、布、棉花、谷物、建筑材料、通信设备、金属产品、机器、农业工具、渔船以及其他人民生活必需品”。红色中国也同意取消北朝鲜明年1月1日到期的战争债务，并允许一条苏朝空中航线穿越它的领域 “使苏联和朝鲜之间的民用空运更为便利”。在北京签署这项协议时，在场的除毛泽东和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外，还有一个叫V. V. 瓦斯科夫的俄国人。据公报说，V. V. 瓦斯科夫“也参与了谈判”。
那些寻找毛与瓦斯科夫之间冲突的人认为，北朝鲜以及满洲里可能是引起摩擦的地方。国务院目前的见解是，两个共产党领导的大国团结起来的利益大大多于使他们分裂的因素，而且中国不是苏联的附庸国（ 像保亚利亚、罗马尼亚等 ），而是伙伴——绝对是伙伴。
建造新中国铁路网
“如果可以在新疆、内蒙古、西藏和东北三省修建铁路，如果能够把铁路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很久以前孙中山曾说，“那么，中国人民的食物将变得很便宜。”现在，红色中国和苏联正在修建孙中山所说的铁路，但是其目的却明显不同。他们打算到1957年可以将共产党的势力用铁路运往亚洲的心脏地段，在世界最大的洲建立新的钢铁纽带，从而加固他们的庞大联盟。
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铁路的国家。它的铁路最高里程数从来没有超过16700英里，而美国铁路的总里程为395800英里。中国的铁路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修建的，为产煤的省份和东北工业区服务，而其中的1/3在战争中已经被破坏了。
随着1950年的到来，共产党修复了原先的铁路网，然后再对广阔的被风沙吹扫的大西北进行了探究。照这样，他们的目标不是经济的而是战略的，也就是同俄国取得直接的新型的交流。为此目的，共产党将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他们的家乡迁到修建铁路的地点。苏联的专家给了他们一个口号：“工作第一，时间第一，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一切。”
在1952年夏天，共产党完成了第一条通往俄国的铁路新干线的一部分——重庆至成都区间长314公里的铁路。而那年秋天，他们又建造了216公里的云霄飞车道，从天水跨越了1000座桥梁和栈道，这条主干线的目的地是“新西北”的中心兰州。共产党现在正在建设至少12条战略性铁路，全长4000多公里，该工程将与俄国在亚洲的铁路网络在至少两个地方接轨。
兰州至新疆的铁路：红色中国已经铺了这个全长1200公里项目中的200公里，由兰州向西北到俄罗斯。俄国人则修建向东南的铁路与中国的接轨。这个工作在红色中国具有优先权。“工人们在海拔几千米的地方移山填河”，最近北京欢呼说，“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砸冰破浪。”兰州至新疆的铁路可以使俄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太平洋——现在莫斯科到北京要9天，通过老化的西伯利亚铁路和红色中国现有的铁路。新的铁路线同样为中国提供了到达苏联工业区的最佳路线。
绥远至蒙古的铁路：红色中国将修建从包头地区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再贯穿西伯利亚的全长600公里的铁路线。这将成为从俄国到北京的第二条铁路干线。
成都至宝鸡的铁路：这条全长500公里的铁路已经完成了1/5，它将使兰州与成都相连，使中国南部与延伸至昆明的缅甸公路及时连接在一起（ 成都至昆明的铁路正在勘测阶段 ）。然而，它到1957年才能完成，因为该铁路要穿过荒凉的海拔6000米的大巴山。从这个范围来说，最近一位共产党的记者说：“将近1000名的石匠腰系绳子悬在山崖上手拿锥子和凿子，向这些千年巨石发起了进攻。”据他报道，这些成群的吊在山间的劳动者们边工作边唱道：
我们决心碾碎所有的石头，困难在我们的面前屈服；
我们的决心比岩石还要硬，我们的热情比山还要高。
来宾至镇南关铁路：中国完成了从汉口到广东铁路，再到印度支那前沿的军队供应线路的最后连接。
共产党还修建了两条从西藏直通印度喜马拉雅前沿的公路，目前他们在维修缅甸公路的一段。他们还准备在汉口建两座大桥，分别跨越长江和汉江，其中一条长3300英尺，分上下两层：这两座桥将连接红色中国最基本的两条铁路——北京至汉口，汉口至广东，这样便消灭了目前的渡口狭窄的问题。25位苏联工程师负责该项目。
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锥子和凿子”表现的是无效率。用任何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铁路运转得都很差，过去中国的火车机车每行驶31000公里就要检修一次。而现在共产党启动了“责任制”，在这种制度下，火车机车的列车员们必须运转和维修自己的火车，而且有时为了满足需求，一列火车行驶了124000公里都没有检修过一回。成功的列车员可以得到“模范”的称号；而那些不能成功或是遇到事故的则将受到惩罚。然而，有了这些压力，共产党的报纸依然报道在天津火车站10列客车中有9列是晚点的。
不管有多么匆忙多么浪费，毫无疑问，红色中国和它的苏联老师下定决心在西北建立现代的坚强堡垒，就像俄国夷平乌拉尔山一样。中国人在兰州和西安修建发电厂、水泥厂、机械厂、化工厂、纺织厂以及汽车零件配件厂。
1947年兰州的人口为20万，而今天它的人口达到70万。而且当新铁路网竣工后，中苏这两个国家可以在南亚和东南亚部署俄国军队或设备，也可以在欧洲部署中国的军队或设备。
蒋介石提名“副总统”
就像密西西比被提名的民主党人一样，在台湾被提名的国民党员一定会当选。1954年2月，在慌张且备受打击的台湾，3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聚集到一起评选国民党在今后6年中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他们所选的提名人肯定会在下个月的大选中获胜。
年迈（ 66岁 ）但不屈服的蒋介石表现出一段时间的犹豫后，同意自己继续担任总统的职务。之后，所有的兴致都集中在蒋介石所要选的副总统提名上——实际上，副总统就是蒋介石所选的继承人，如果蒋介石死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么副总统理所当然地就会成为总统。蒋介石自己的选择是陈诚行政院长。
委员会的成员们愉快地答应了。在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之后，陈诚是台湾第一任司令官（ 1949年1—2月 ）。上台时，陈诚遇到了混乱，他便修订法令，严加管制，消灭了“纸上战士”，用评分的方式解雇军官。他将军队集中到台中和台南重新组织，重新训练——而且亲自看着他们得到收入。他的土地改革措施使台湾的一些小的农场主亲切地给他打电话。由于他身高只有5尺5，体重只有110磅，所以他又被人们不恭敬地称为“小个子行政院长”。
陈诚56年前出生在浙江的一个教师家庭。他到保定军校求学，在1920年代早期遇到了蒋介石，之后便成了他忠诚的陆军中尉，自那以后便一直为他效劳。在抗日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他掌握着重要的军权（ 包括1946-1948年蒋介石的参谋部部长 ），就连他的敌人都从来没有控告他有一点点的腐败行为。他有礼貌，考虑周到并且真诚，但是他的亲切并不是软弱。一次，在台北的商业区由于一位士兵鲁莽开车轧死了一位老百姓，他便将那名士兵司机就地处决。陈诚的母亲责备他的处决太过残忍，他回答道：“我必须严格遵守纪律。”
1931年，陈诚与谭祥结婚，谭祥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延闿的女儿，标致美丽。他们现在有6个孩子，都在台北读书。谭祥是基督教徒，也努力想使她的丈夫转信基督教，但陈诚依然忠信儒家。
去年，圣诞节，陈诚对一群议员说：“我的信仰是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幸灾乐祸或是阴谋诡计，是相互信任，而不是互相猜疑，是互相鼓励而不是相互责备。”
农村合作社的故事
北京于1954年3月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据《 纽约时报 》报道，60岁的毛泽东今年没有在公共场合出现。
中国共产党的现在与农民有了“麻烦”。看起来，那些必须种地以养活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农民们根本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他们大多数都遭遇了“向资本主义靠拢的自发趋势”。其他人不明白为什么增加的产量和财富必须交给政府充公，以及对于贫穷光荣的一种价值观的确定。
作为号称无阶级之分社会的序幕，共产党努力将农民分成不同阶级：地主——拥有土地但不劳动；富农——拥有自己的土地或向地主租用土地，他们自己种庄稼但有时也雇佣劳动力；中农——他们拥有或租用土地的数量大概与富农一样多，但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耕作；贫农——他们也许有土地，但没有用来耕作的工具和牲口；雇农——什么都没有，为别人工作。
根据香港提供的最确切的数据，在5年时间里，共产党在全国成功建立了14000个合作社，他们的目标是80万。据一位中国南方小地方的检查员向他领导的报告，其巨大差异的部分原因是：
中农和富农害怕会暴露他们的财富，也担心有人向他们借东西不还——“就像是老虎借猪”。报告引用了中农何耀祥的话：“何必要制造麻烦将生产搞成大胜利似的呢？如果你能自给自足那就足够了。一旦你将你的生产搞成功了，那么你的楼梯将被参观者踩平。”另一些人害怕被控告为剥削。因为贫农康耀金有一次将粮食借给康永林，群众希望在第二次调查中将前者升级为地主，他说：“我再也不敢借粮食了。”
中国内地的官方媒体说，一些贫农紧紧抓住社会主义以求从他人那里受益。举例：“中农康富春将他的耕牛租给廖富汗，但是廖拒绝付租金。正因为如此，康富春将他的牛卖了，买了一只小牛，从而防止别人再向他借。这样做就导致了耕牛的短缺。”
其他原因：中农和富农的担心无可避免地阻止了贫农和雇农发展生产的想法，因为他们也担心将自己的阶级成分升级。
太多的农民有这样的想法：当社会主义来临时，政府将会使每一个人吃饱住好。“……在修厕所的时候，中农康远崇没有铺石头作为地基，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当社会主义来临时，所有这些泥房子将弃之不用。”
“龙岗的中农分出的土地要比他们应该的还要多。结果是，他们总是在调侃，并对农民组织以及干部采取敌对态度。这使干部们极为沮丧，他们变得懒惰，甚至想不干了。”
龙岗是较好的村庄之一，报道最后怏怏不乐地总结：因此“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我们可以看出别的村庄情况并不会更好。”
魅力周恩来
美国的部长以极具挑衅的口吻在柏林发问：“周恩来是谁？”
对这个问题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回答，有的陈旧，有的新鲜，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带着遗憾。一位美籍老华人说：“中国的达里兰德。”一位在政治上与之同路的印度外交官说：“第二个尼赫鲁。”一位一时成为中国共产党运动的中心人物说：“一位中国的莫洛托夫。”据说蒋介石曾称他为“通情达理的共产党员”。乔治·马歇尔将军曾与他进行“友好、尊重”的对话，并认为他是讲信用的人。非常反对共产党的记者弗莱德·乌特利写道：“周恩来是很难被抗拒的……他智慧、富有魅力、极具技巧。”一位在东方的中国报业人士说：“我应该说他是我见过印象最深的公众人物。”……而周恩来自己则说：“千万不要忘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954年5月，周恩来文雅而自矜地坐在强国首脑之中，一件深蓝色的大衣裹住他宽大、好看而且笔直的身躯。他温文尔雅的风度，纤细但富有表现力的双手、浓黑的眉毛以及英俊的面部都掩饰了他的真实年龄（ 55岁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长期的老将、长征的老兵——作为拥有世界第七大领土、第四大人口国家的领导之一，他将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言。
他的声音充满力量——与他曾经的爽朗公正的声音大相径庭，他曾经用那样的声音使草率的西方人错误地认识了共产党，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但是这一次，周恩来指出，红色中国与各强大政权坐在了一起。
然而美国一直在尽力使中国看起来不那么显眼，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着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共产主义中国决心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它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毛泽东和他们的共产主义同伴找到了如何使世界强权的军事力量在朝鲜这片战场上僵死的手段。他们可以武装并指挥在印度支那的战争，那场战争很可能使整个东南亚陷入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他们恐吓曾一度强大的法国，使他们渴望不光荣的投降。他们赶走了曾经强大的英国的扩张之手，他们命令美国远离亚洲甚至太平洋。而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们又刺进了西方世界，希望在那里发现新慕尼黑会议的怯懦的心。
团结、虔诚的领导阶层：30多年的合作使毛泽东的团队团结在了一起。 “永远不要忘记，”10年前周恩来对一个美国人说，“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共产党也会有不一致，也会有苦恼甚至分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服自己，如果我们允许这些不统一使我们永远地分裂，那我们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对人民的领导：中国的集中政权从来没有这样地持续、彻底。从历史上来说，在中国，政府的控制极限是在“村落的边缘”。然而，红色政权严密地运用各种手段从而使它在军事、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扩张直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
庞大的经过战争考验的军队：据统计，中国的军人数量已经达到了600万人，其中常规军和空军有400万人，其余的则是后备军和警察。朝鲜战争是对他们最好的锻炼，使他们成为坚强且足智多谋的战士。
丰富的资源：中国拥有大量未被开发的煤矿、森林、锡矿以及生铁矿。第一个五年计划太过于野心勃勃，虽然他们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失败并没有掩饰显著的成果。红色政权宣称在12月中将工业产量提高65%。他们出口煤，提供轻工业产品，棉花达到自给自足，建立自己的工厂和造船厂，他们还修建了铁路网。
与苏联联盟：有数以千计苏联的军事、技术和政治顾问（ 据统计为2万到10万 ）聚集在中国的城市、军事基地以及工业中心。中国军队有了他们自己的卡车、大炮和战斗机——具备了所有东西，这一切都是苏联提供的。在苏联允许的范围内，中国可能会弥补他们的军事力量所能够承受的更大风险。中国的对手必须在每时每刻考虑到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与红色中国，而且是与苏联。
在曾经精心计划建立中国红色政权的这群睿智、强壮的领导人中，没有谁比周恩来的工作更为长久，更为有效。周恩来的家族——皇帝统治时期曾有权有势的文官阶层——周恩来成长的环境相对比较富裕，有文化气息。他在一所西式学校念书，他的同学回忆说，周恩来是最聪明的孩子之一。当23年后该同学再次看见周恩来时，他说：“他的眼神更加冷峻……”
不管周恩来的头衔是什么，现在他在世界面前发表演说，雄心勃勃地希望使自己的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不管代价如何。他曾经一度使别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弱小、温顺、与他人无害。现在，周恩来的大部分工作是使中国看起来更强大。
中国的共产党人现在需要“不可缺少的外界环境”。但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思路，外界和平不是靠良好的伙伴关系以及热情取得的。
在所有微妙的表现中，周恩来以他卓越的才能，在日内瓦，他面对整个西方世界，当这个西方世界突然混乱，团结突然被破坏，意志力突然被削弱，他可以轻轻地微笑了。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外交胜利
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周恩来从延安的窑洞走向西方外交场，这是对西方的胜利。不管美国如何试图不理会他，英国如何努力削弱他的胜利，周恩来现在将记下共产党的最大胜利。
在与法国首相喝橘子汁时，文雅有礼的周恩来冷静地思考着。他豪爽地承诺法国在印度支那能保有“文化利益”。法国几乎不能保留别的什么了。周恩来以外交辞令说：中国想成为所有3个独立的印度支那国家的保护者。
将细节问题留给下属后，周恩来开始了亚洲的凯旋之旅。印度看到这个征服英雄时向他鞠躬，他曾折服西方最好的外交家，表示了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让步的慷慨。印度人民在他走的路上撒满了玫瑰花瓣。
当周恩来与尼赫鲁宴饮时，西方正处在杂乱的不团结中。在华盛顿，英美两首脑会晤时并没有隐藏他们的猜疑和差异。当他们争论应该在现在，还是以后研究是否应考虑起草保护东南亚的协议时，周恩来已经忙于催促一些有可能的成员（ 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 ）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日内瓦已不能无视周恩来和中国的力量了。印度支那的损失对亚洲的反共产主义者来说不会是致命的，可能致命的是它失败进程的延续——软弱、优柔寡断和不团结。
法国新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连夜乘坐快车到达瑞士伯尔尼，显示了他任职后繁忙的日子的开始。在伯尔尼，弗朗斯从红色中国的周恩来那里寻求在印度支那的和平条款——实际上已从日内瓦会议撤出的美国在焦虑地关注这一个举动。弗朗斯开始想去日内瓦与周恩来会谈，但被英国的外长艾登以外交礼节的理由劝阻了，所以会见改在了伯尔尼。
弗朗斯在与时间竞赛，如果他到7月20日之前不能达成和平，他就要辞职。美国观察家认为，这个截止日期给弗朗斯带来不必要的压力，这样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个来要价。实际上这种压力可以从两方面起作用。红色力量应该知道，尽管弗朗斯拒绝了全面投降，他们还是得到了最好的和平条款。
周恩来及其同行者很高兴见到弗朗斯。双方在法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门口见面时都微笑握手。弗朗斯提议道，既然天气很好，就坐在外面石板阳台上，喝的是橙汁。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弗朗斯谈到他如何的对周恩来的人格和真挚印象深刻。周恩来对弗朗斯同样满意。离开大使馆，中国代表团中有的成员高兴地跳跃。
最新的和平条款包括：
1. 法国将给越盟所有越南16度纬度以北的地方——不仅有河内、海防和红河三角洲，还有硬竹湾沿岸安南海岸线地区。作为对法国尊严的让步，法国将有6个月的时间离开河内和海防。
2. 老挝和柬埔寨将“中立”和“独立”，法国和共产党军队都将撤退。实际上这意味着法国军队将撤退；没有人能对伪装成自愿的“自由”老挝人做什么。
3. 选举将在18个月后在越南举行。（ 共产党想赢，而弗朗斯承认他们会赢，这样他们就能获得西贡以及16度纬度以南的地区 ）。
4. 对法国尊严的进一步安慰，法国在越盟的“文化”利益将被保留，经济利益能够“磋商”。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些法国人可以留下来，如果共产党人愿意的话。周恩来还慷慨地说他不会反对法国在越南的教育活动，以满足弗朗斯坚持的“法国存在的永久性”。
弗朗斯与周恩来已同意再次见面，在日内瓦，时间定在7月12日左右，制定细节。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至少能够展露笑容。
来自北京的周恩来带着胜利者闲适的优雅畅游欧洲，他和弗朗斯在法国一起品尝了鹅肝酱和覆盆子，又和查理·卓别林共同饮酒。
在日内瓦最后的会议上，这位红色中国的总理赞扬了弗朗斯具有“高尚的融合精神”，以及莫洛托夫和安东尼·艾登“可嘉的努力”。“毫无疑问，”作为胜利者的周恩来说，“这一会议的成功是巨大的。”
在中国，用无线电广播的方式宣布了周恩来胜利的程度。“这一成就具有无限的历史意义”，北京欢呼“这是和平谈判的另一胜利，是美国力量政策的又一大挫折”。中国广播对日内瓦的意义有他们自己的解释：
停战给了红色越盟时间以及可能的机会完整接管南越南（ 以前一直没有效果 ）；
南越、老挝以及柬埔寨禁止加入任何可能延迟他们最终从服于共产主义的军事联盟；
红色波兰对停战的国际监管委员会有否决权——比共产党介入朝鲜停战时更好的安排——因此可以否决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一方的事情；
包括美国在内的日内瓦力量因名誉束缚，不能干涉共产党占领印度支那的其余部分；
一周结束后，周恩来经华沙、莫斯科和库伦回国，还带来了东柏林大学的法律博士学位——称赞他“对国际法的巧妙运用”。
中国的共产主义挑战
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存在于两个劣势中。
第一个劣势就是北京目前最大的优势——与苏联的关系。这是一个范围极广的劣势。联盟对双方都有着巨大的短期利益，其效果已非常明显，所以以现在的战略为根据——像英国已经做的那样或是寄希望于利用铁托主义分开北京与莫斯科都是徒劳。但也不会永远是这样。在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中有着有计划的限制。莫斯科的兴趣在于使中国永远依赖苏联，但是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们经常强调他们有关让中国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向全亚洲提供供给的计划。红色中国抱怨说，他们需要的比苏联提供的多得多（ 每年的现金贷款只有6000万到1亿美元 ）的援助，北京的《 人民日报 》最近警告说，莫斯科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援助了”。有许多中国所急需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原料，是苏联所不能供给的。
就算有慷慨的援助，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可以任它发展强大，它依旧需要1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从而能够用中国自己的坦克、炮弹以及飞机来满足它自己的军需。红色中国这样做是在苏联的计划范围之内吗？中国不会在大国都拥有战术核武的时代而不拥有核武，苏联会允许他们制造自己的核武吗？分歧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不会出现，因为两个世界大国合作所带给双方的利益远大于两国之间的摩擦，分裂的可能依旧存在。问题是那些利用摩擦的人们用什么方法去讨好中国。而更好的方法是对两国更大地施加压力。
第二个有可能出现的劣势是中国正在实践的共产主义、自然与人的结合。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匆匆忙忙、雄心勃勃地要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建立一个 “像苏联一样强大的工业大国”，他们会模仿苏联，如果可能或会避免苏联所犯下的错误。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举措。共产党的宣传号称在第一个五年里，其成功主要是将先辈留下的工厂以及日本在东北三省建立的工厂的能力完全发挥出来。现在冲突确实不是主要潮流。
必须有工人来建造工厂、来运转机器，但是在一个80%都是农民的国家里，农民就必须从农场里走出来。所以，在农田里必须要用更少的农民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工具、机器以及肥料，但是制造这些东西的人力还没有从农田里闲置出来，除非他们得到足够的工具和肥料。几年来，在一穷二白的生活条件下，生产出的每一件东西都被出口以换取建造更多工厂、机器、水渠、铁路所需的资金。
在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开始时，这样的恶性循环在1929年差一点使苏联崩溃。中国在开始做苏联1929年做的事情，而且它的资源要比苏联当时拥有的少得多（ 相当于俄国1890年的水平 ）。在俄国集体化的过程中，除了它的强权以外，实际上它的粮食生产量减少了。在俄国没有进行集体化以前，每年有约1000万吨谷物的盈余。其盈余已经被用光了；即使这样，依然有500万俄国人被饿死。而只是在去年，赫鲁晓夫承认共产党30年的信条导致了巨大的失败，农业产量甚至比1913年沙皇统治时期还要低。然而面对已经被承认的失败，北京依然选择了在中国启动这样的旧系统，它要“赌一赌”这条路在中国可以走多远。
据美国专家统计，195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要比1953年低10%，这导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闹饥荒。新的地盘，比如印度支那的稻谷产量可能会减轻灾难，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该地区在供给的同时还要消费。
红色中国的领导们已经在加强协调了，他们增加了配给粮的措施，为抵御饥饿做准备。共产党的报纸、广播以及演说家在不停地劝诫人们：“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农民，他们有直截了当的警告，他们坦白地承认饥荒所带来的危险，以及他们的计划。“如果农民不能大规模地生产，”《 人民日报 》说，“那么就不能够满足整个民族的需要……那么就会对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造成困难……那么就肯定会有许多贫困的农民。”总之，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农民将是第一个被饿死的。
英国工党的中国之旅
1954年8月，在北京紫禁城深处，在漆过的天花板下，毛泽东接见了来到红色中国的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他工党代表。自1949年以来，这是毛泽东与西方人第一次的重要会面。
从美联社记者的报道与《 生活 》杂志上的影像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微笑着与每个人握手，他礼貌地问候他们的健康，并问他们是否喜爱这次旅行，置身在故宫釉制品和绚丽的花瓶中，一杯杯香茶奉上。然后，在毛泽东侧面，党的首席理论家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进行了会谈。面对着中国皇帝用来接见臣子的大厅，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他的英国人向后靠在垫得又厚又软的椅子中。
在英国，根据最近的盖勒普投票，艾德礼之行是受欢迎的。支持：43%；反对：20%；不知道或不关心：37%。保守党不支持这次旅行，但工党为他们的领袖喝彩。
在3个小时里，谈话随意地就亚洲问题展开，例如台湾的“管理”，红色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朝鲜的未来。毛泽东精神旺盛地谈话，不时停下来让英国人记笔记，最后问：“英国的社会主义能为东方和平做些什么？”
毛泽东的要求是四重的，且是爆炸性的：1.美国必须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2.美国必须停止武装日本；3.美国不能武装西德；4.英国的工党必须按这样的路线安排一个更为合理的外交政策。
然后，在“为女王干杯”后，中国向工党众人亮了底牌：希望英国的社会主义——在1951年大选中比丘吉尔的保守党赢得更多的选票——加入中国“统一”亚洲的会战中。
在中国，工党的人参观了在鞍山的3座苏联装备的钢铁厂和满洲里、唐山的煤矿。年轻的矿场指挥告诉来访者，生产比战前提高了许多，因为工人们现在热情高昂。
旅行者们接着飞往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艾德礼认为这使他想起了伦敦。在一个大型的城市宴会上，克莱门特·艾德礼“为世界和平的稳定”而干杯后说：“像你们一样，我们也热切希望能促进和平……你对别人知道得越多，你就会发现越多人同意你的事情。”他衷心支持更多的东西方贸易。
两个随团英国记者将他们对红色中国的第一次全面印象电传回国。《 每日快递 》的雷恩·麦克柯尔写道：“我所经历过的最为严肃的场面是在参观北京监狱时，表面上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管理良好的工厂而不是监狱。但当你停下来观察工作中的囚犯时，你会意识到他们正以一种专注的目的与速度来进行工作……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在两年中表现良好则可能减刑为终身监禁。”
《 每日电讯 》的约翰·雷德利在共产党接管中国3年前的1946年到过上海，他写道：“……单调、沉闷出现在所有人身上，如今的秩序是相对独立的统一。”
苏联与中国签署友好条约
共产主义开始在亚洲行动，大规模地，而且非常成功。胡志明进入国内而非共产党力量在他面前撤退，争论的方式暗示着不久以后，胡将再进入西贡以及全印度支那。
但是最大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人与苏俄就领土和特权问题交涉并获得胜利了。究竟俄国人是屈服于中国人的力量，还是仅仅发现这样很合算？不动声色的事实是，在纸面上俄国做了所有的让步：它还同意从一个军事基地撤回军队，放弃经济特权，并且交出它在合作公司的份额——至少是现在，苏俄不能对中国新疆资源进行掠取了。
没有任何红色附属国从克里姆林宫取得过这样的胜利——即使在表面上。这些让步证明北京仅在5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与红色俄国合伙人的力量与地位。4年前，毛泽东自己谦恭地前往莫斯科，在斯大林眼皮底下签署了把战略港交给俄国人的条约，这次毛泽东没去莫斯科，3个俄国高级领导人，以第二号人物赫鲁晓夫为首，旅行7000英里到北京来谈判。
1954年10月，好像为了隆重庆祝中国的新地位，印度的尼赫鲁前往北京献殷勤，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家的领导人（ 3.5亿人口 ），尼赫鲁将拜访毛泽东——世界最大国（ 6亿人 ）的领导，加上俄国，第三大国家（ 2.1亿 ），他们组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阵营。尼赫鲁认为他的来访是“今年以及这10年来最大的事件之一”。他庄严地说：“所有其他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
西方人看着中国、俄国和印度在地图上组成的巨大版块，怀着敬畏思考着亚洲巨大的人力。在回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以一句中国谚语表达了这一理念：“人多力大，龙虎害怕。”
北京和莫斯科的共产党电台欢呼这是共产主义新旧巨人之间的“七条协议”，和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苏联与中国将不断……在严格遵守……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这些协议带着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深切合作的表象，许多是俄国的让步：
到明年5月底撤出他们在中国东北海参藏这个不冻港的满洲里海军基地的人（ 这个深水良港人口142000 ），从而结束了10年的军事占领；
给北京延长另一笔1.3亿美元的长期信贷；
撤回他们在中国四个联合公司的份额以便中国人“能自己管理企业的活动”。这在表面上是主要让步，联合公司是苏联控制附属国经济的标准工具，两个这样的公司使得苏联控制了新疆的石油和矿产；
帮助中国建立15个新的重工业项目，建设两条从中国中心到苏联边界的铁路。
在军事条款上，协议意义不大，在明年5月31日以后俄国人将仍与红色中国分享对东北这一不冻港基地的“联合使用”权，在任何情形下，俄国人可以使用在大连的第二个不冻港——但是协议给人的印象是，北京已能够让俄国人撤退了。
西方人只能猜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协定，一些人推测俄国被迫让步以使中国与之保持一致，其他人猜测俄国与红色中国靠得更紧了——世界革命的最佳机会就在亚洲，红色中国将领导它。
不管俄国人动机何在，这一协议极大地提高了红色中国的声望，今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伴可以站在自己的人民和它的亚洲邻国面前，证明自己可以作为亚洲人的代表与俄国老大哥谈判，另一方面，俄国共产党也聪明地提高了自己在亚洲的声望。
虽然遭到猛烈的攻击，周恩来仍不为所动，最后，他站起来答话：“中国代表来这里是准备寻求团结的，而非争吵，中国没有任何意图去颠覆哪个政府或者邻国，相反，正是中国自身正在受到来自美国的公然的颠覆。”
……
1955年8月，中共释放了11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放人的时间掐得很准，刚好是在日内瓦对话开始的前夕，这样仿佛给了这次对话一个好的开始。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因为日内瓦万国宫的日程上只有两个焦点：1.被红色中国俘虏的美国人的释放问题；2.其他正在讨论的实际问题。
……
红色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于1956年12月初抵达新德里拜访尼赫鲁。充满魅力而得体的周恩来似乎决心从尼赫鲁处赢得微笑，而后者刚让他的苏联朋友幻想破灭。当跨出飞机时，周恩来愉快地忍受了玫瑰花瓣的袭击以及印度女学生挂在他脖子上的金盏花花环。
被猜测中的蒋介石
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懂一件。
——西方古老寓言
银色的窗帘，灰绿色的摆设，凉爽的阳台，这是1955年3月的一个安静下午。轻微的拖鞋声从里屋传了出来，一个助手马上应道：“总统！”这人踱到阳台，一身黑色打扮：黑帽、黑袍、黑毛毡拖鞋。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
蒋介石礼貌地微笑着鞠躬，此时客人注意到，多年的逆境与由此而来的自律，使他消瘦而棱角分明的脸和额头如同雕塑一般。总统示意客人就座，然后在他旁边的椅子坐下。他说一口生硬的中国话，不时授意旁边的翻译。谈到印度支那的时候，他的眼神中流露出关注；谈到重返大陆的决心时，眼神又变得凝重。6点整，茶喝完了，这时，一种莫名的表情忽然出现在总统的脸上，客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识趣地告辞了。总统只是在原地弯了弯身子目送客人。在客人看来，总统那黑色的帽子和长袍里，似乎同时隐藏着脆弱和强大。
很多美国高级官员都到过这个凉爽的阳台，使这里的气氛变得焦虑、紧急。出入的人总是不会发表任何宣告，或者做出任何决定，但都会传授着总统的旨意——他们在关键问题上都会有一样的想法，并且，跟总统一样的想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遇到棘手的问题和犹豫的时候，总统都会使任何气氛变得平和。
蒋介石很久之前就坚持认为他最难缠的敌人是受莫斯科指挥的中国共产党。这种顽固终于使他在1936年12月12日激怒了他的同胞（ 他们希望他联共抗日 ），而后也使史迪威将军和杜鲁门总统恼怒——前者要他武装共军远征缅甸支援英美盟军对日作战，后者坚持要他与 “所谓的共产党”联合。当其他人都感觉到不能只顾着啃共产党这块硬骨头的时候，蒋介石却顽固地抱着他的念头不放。
除了这个简朴而漠然的蒋介石，世界上似乎没有谁的名字会如此地毁誉不断。在一些人看来，他是个毫无信用的独裁者，并且他的缺点让他失去了大陆；在另一些人看来，即使过去他是个“无赖、极权主义者” “该下台送去流放的人”，现在也已经是“英勇的盟军”了；有人则把他列入“反动主义者之流”；印度人说他是 “美国的傀儡”；美国的史迪威将军管他叫“小人物”；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说他是“爱国的、清廉的和睿智的领导者”。
美国国会最近例外地达成了一致，他们要保住蒋介石的台湾。世界上的其他人如果还没有改变对蒋介石个人的看法的话，至少对他的政权的看法有了改变。当然，仍会有人从蒋介石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只能说，这些出于个人的想法都已是落伍了的，甚至是可笑的，因为它们仍停留在战后的政府分裂和军队瓦解的灾难记忆中。新的看法已经形成：那就是台湾应该、也必须被保留成自由世界的一道防御工事。
在许多亚洲的反共者眼里，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政策将会套用在本国身上。一个英国人在曼谷说：“你们这里的政策已是够白痴的了，我们的也不例外。但毋庸置疑，迫使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就是这些白痴政策的一个结束。”另一个菲律宾的殖民者则说：“美国已经用台湾来展示它对亚洲小国家的价值观。”
台湾，在徘徊与叹息中的蒋介石
今年3月中旬，中共的炮兵从大陆向金门的稻田投掷了炸弹，并攻击马祖的渔船。面对中共大陆的是三个国民党的精锐师，分别驻扎在大小金门跟往北150里开外的马祖。它的同盟也对前景感到沮丧。但蒋介石不管盟军们的态度如何，他也要保住那几个外岛——即使是到最后一个士兵。
蒋介石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轻言放弃前线而自行撤退，不战而退会影响我们军队的士气和忠诚。我们的政府可能忍受某一次战斗的失败，然后再战，但绝不能不战而退。即使没有盟军我们也要打下去，我们的士气才能高涨，要不然谁也帮不了我们。”
在和谈和停火的问题上，蒋介石显得很平静，“这左右不了我，我知道中共是不会接受的。我们不会在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上纠缠。”无论世界的舆论如何猜测蒋介石的意图，他仍不改初衷。蒋介石的夫人说：“他把每个时刻都看成是最后的时刻，仿佛重返大陆是他的使命。”
蒋介石充分意识到他的台湾统治将是重返大陆的基础和关键。在大陆做了22年的国民党政府首脑，他没有一刻不在跟对手打仗——军阀、共产党或者日本人。在台湾的最近4年里，他终于有机会能在一种相对和平和稳定的局面里施政。
蒋介石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他的使命是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不能以追求个人自由为由推翻君主专政政体。孙逸仙认为中国不像欧洲，中国拥有了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无组织的自由，“我们必须成为一盘散沙中的领导，我们要的就是组织。”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尽力遵照孙逸仙的旨意。渐渐地，在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过程中蒋介石形成了自己的统治哲学，其中深深浸透了儒家思想。他的统治哲学是建立在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晚辈对长辈的忠诚，儿子对父亲的忠诚上的。孔子说：“君高尚者，民亦高尚也。”
台湾本地人并不愿接受这批于1949年底艰难逃到台湾的200万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第一批从日军手里接管的国民党军官就被认为是一批外来的政客及无能者。1947年举行的反抗游行持续了3天，最后被彭孟缉将军血腥镇压，彭孟缉当时是警备司令，现在担任全军首长，成千人被杀害。
蒋介石到各地鼓舞台湾人的士气。他任命了不起眼的同窗同学陈诚。陈诚一边抓紧警务建设，一边开始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蒋介石吸取了在大陆的教训：“全体一致认为最后4年的失败是由于我们没有加强民生管理。”
通过有关法律限制租税最高不得超过年收成的37.5%，原来是年收成的70%。政府把从日本人手里收复的大量土地卖出去，同时还收买地主手里的土地，再以更优惠的条件出租给佃户。在蒋介石统治的4年内，佃农的比例从40%降至20%，成千上万的台湾人盖房并娶上了媳妇。
蒋介石的这块新领地还算富裕。台湾从原有的800万居民基础上增加了200万国民党部队，不论是土地面积还是人口，都只有比利时或荷兰那么大。战前，台湾人民生活水平在东方仅次于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蔗糖出口地，总出口量（ 大米、茶叶、水果 ）超过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美国的经济援助及技术支持下，台湾的经济繁荣起来。发电量成倍增长，农用肥料增长6倍，纺织品增长2倍。直至1950年止，台币一直比日元稳定。
政治上，台湾人在政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年前，竞选只是在地方，去年，省议院也开始公开选举了。在许多选举中，许多“独立人”反对国民党候选人，最近也发生了一个重要例子，独立党人已在市长选举中获胜。
困难仍然继续存在。国民党在岛中聚集，对自身有优越感，他们觉察到自己很难听懂台湾的闽南口音，闽南人由于被迫学习日语后，也不愿意再学习普通话。因此国民党人和台湾人仍然喜欢拥有各自的俱乐部，住在不同的区（ 国民党人大批移入日本撤退地 ）寻求不同的群体。但是相互通婚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从去年开始，台湾本地青年被募集顶替国民党的退伍老兵。这不存在什么问题，现在国民党军队共有9万台湾当地人了。
蒋介石能在台湾赢得公民投票吗？——这是一个英国劳工党常常会问的问题，答案虽然不肯定，但还是有可能的。
蒋介石一直执行一党专政，大多情况下是一人政府。蒋介石是总统，国民党的总首领及全军总司令，但是，他的权力主要来自于站在他这一边的人的尊敬与畏惧。
蒋介石有时也不能随心所欲，必须欺骗或用金钱购买权力。有时他甚至屈服于压力。1950年，更年轻一代的国民党人要求他让许多只有闲差的老国民党人退休，迫于许多部长的强烈压力，他只好接受了。
在台湾省政府日益独立的同时，国民党政府权力相对缩减。直至现在，国家政府员工只有12000人，而省政府员工却有113万人。除了外交部和国防部中的大臣外，其他大臣的职责都和省政府官员相同，因此，国民党政府除了准备反攻大陆外，别无他事可做。
蒋介石把自己隔绝于大多数日常事务，他并不和所有部下直接接触，只是选择部分干部交谈。通常，蒋介石6点钟起床，这时候，台北北部这处草坡上的房子里很安静，常驻警卫静静地站在林子里守卫。蒋介石花一个小时时间祈祷和沉思。蒋夫人也经常和他坐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一小时时光。
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首要问题。在精力充沛的国防部长俞大维的率领下，20余支部队已全副武装起来，受到良好训练的士兵30万人。从真正意义上说，大部分是挑选出来的——他们是自己决定离开大陆而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虽然美国没有按照1951年的计划发送给蒋介石军事设备，但是现在的军事装备还是跟得上他们的训练需要。
台湾空军（ 双翼的F-84和单翼的F-86 ）的装备很差。新任命的绰号为“王老虎”的司令员王叔铭是中国最好的军人。蒋方军队一直被美方压制，美方不打算让国民党军队有攻击能力。这种压制甚至体现在燃料和武器上。国民党弱小的海军（ 巡洋舰、驱逐护卫舰 ）只有一些防御能力，几乎没有攻击力。
部队的领导能力一直遭到怀疑。回想起在大陆的那些糟糕的司令员，蒋介石对手下的司令员的第一要求就是对他忠诚。所以4年来虽然没有得到美军的援助，但却进行了两次重要的重组和无数次小的重组。司令员的最大要求就是在没有总司令直接命令的情况下，从不轻举妄动。
如果共产党想要夺取金门和马祖，他们具备了大量军队、武器和军事经验，而他们最缺少的就是空军力量。现在，大陆军队在卢桥（ 泰城对面 ）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并准备派遣40架米格机。在南部，国民党在沙头附近发现了另外一个基地，也许在6个月内它还不能完成。如果一旦完成，这就会成为共产党的空军基地，其覆盖面不只是金门和马祖，而是整个台湾海峡。到那时候，就不只是沿海的小岛要受到威胁，而是整个台湾将处在危险之中。
美国会帮助他们迎接如此的挑战吗？蒋介石认为美国是会来保护金门跟马祖的。但上周国务卿杜勒斯却重申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之类的表达、暗示以及承诺”。国民党一个高级官员也承认：“我们是有点神经过敏了。”
对于美国来讲，这个答案不仅对台湾而言是残酷的，而且对整个东南亚也是残酷的。从香港到西贡，从曼谷到雅加达再到新加坡，散布着1200万华人。他们都是蒋介石跟红色中国要争夺的外在力量。
明显地，共产党已经在靠近这些华人了。一个曼谷的老华侨说：“我们的下一代都为共产党感到骄傲，他们都在嘲笑蒋介石以及他在大陆垮台的政府。”如果中共真的成功地影响了部分海外华人，那这便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支“第五纵队”了。
在台湾，一些人已经对重返大陆失去信心，除非有美国的帮助。这些人现在想的是怎样在台湾安居，并要求政府改善生活条件。
但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是不甘于这种局面的。不管那些中间斡旋者向他提出多少折中的退路，他始终相信自己还有机会。在一点上，他跟他的“共产党敌人”却是相同的。
这是否意味着蒋介石已经接受了，或者打算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当今的世界恐怕不能接受这种选择，因为这不是人们的习惯思维方式。蒋介石说，他的“反攻”大陆不会带来全面战争。事实上，只要中国大陆还在共产党的手里，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永远存在可能性。
周恩来万隆之行
会场上各国的代表正在啜茶，他们聚集在这里准备开会。尼赫鲁，这个印度的总理威严地扫视了会场一眼，然后优雅地点起他的黑骨烟斗，仿佛在等待他人的朝拜。在这个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上，尼赫鲁似乎有一种无可争议的威慑力。红色中国的周恩来在他的伴随下被介绍给与会代表，周看起来像是个温和派。中共借此扩大了它自己的影响，尼赫鲁也因此成了有色人种的代言人、东西方的调停人，甚至成了和平的传播者、中立主义的领导者。
不同肤色和信仰的人在这里汇集，带着骄傲和兴奋。“我们的人民曾是世界的沉默者”，印尼总统苏加诺疾呼，“但亚非国家不会再做其他人的工具和玩偶。看，亚洲的人民要发言了，而且要让全世界都听见。”
让人惊讶的首先是万隆聚集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并且他们不需要什么领头人。尼赫鲁显然低估了他的伙伴们。
尼赫鲁的计划一个接一个地受挫。巴基斯坦的默德里反对尼赫鲁所谓避免争执和限制自由言论的计划；土耳其的代表冷冷地表态，说他不会接受没有自己参与而做出的决定；利比里亚的代表也说：“我们也要表达自己的声音。”尼赫鲁生气了，咆哮着步出场外，“这次会议的问题就是与会者把联合国那一套搬了过来！”
周恩来充分地发挥了他的作用。他谦逊、忍让，只在被提及的时候才发言，他用温和的回答化解愤怒，他让尼赫鲁替他表达，并在同意的时候点头表示。
在这个曾经是荷兰官员俱乐部的大会场里，一个个代表接连发言。法国在北非的殖民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以及英国在也门亚丁的殖民主义都受到谴责。但也有伊拉克的代表针对北京的言论：“共产主义想用一种更致命的殖民主义来统治世界，他们连让人哭泣的机会也扼杀掉。”会场以掌声附和，巴基斯坦代表的激动和尼赫鲁的怒目而视也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们难道只有向统治我们并让我们成为奴隶的殖民者投降才能拿回我们的自由和勇气吗？”菲律宾的代表说。巴基斯坦的代表也说：“我们不能被所谓自由的伪装误导，不能向这种更为险恶的帝国主义打开我们的大门。”
泰国的王子指出，共产党人正在忙于训练住在中国的泰国人，以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所谓的共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发问，“难道是意味着活着的和那些让他们活着的人共存吗？”
虽然遭到猛烈的攻击，周恩来仍不为所动，最后，他站起来答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扣住了全场的人心，人们感到会上的气氛马上变了。
然后，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代表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进会场的人越来越多了。最靠边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
尼赫鲁想把那些执拗的代表重新控制住，他安排了聚会和晚宴，邀请了代表来跟周恩来会面。
尼赫鲁碰到最大的钉子还是锡兰的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当尼赫鲁在讨论如何着手解决台湾问题时，爵士插手了，这个星期他早早地会晤了周恩来，并明确地表态：“为什么我们不试试解决台湾问题呢？”他三次设午宴邀请周恩来，并联同科伦坡的五个首脑人物以及菲律宾首脑罗慕洛、泰国王子一起出席。但周恩来每次都托词没有出席，甚至有一次转而参加尼赫鲁的晚宴（ 这个晚宴没有邀请约翰爵士 ）。爵士大为光火。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和马裤走进了会议室，宣读了自己起草的计划：要求美国第七舰队撤退；放弃金门和马祖；台湾作为联合国或者科伦坡之下的托管国。
尼赫鲁对他的计划嗤之以鼻。“为什么是联合国？”他讥讽地问，“我想锡兰就已经很足够了嘛。”
爵士很恼火，毫不避讳地咆哮。
尼赫鲁一直以来小心翼翼企图促成的共存幻想破灭了，他恼羞成怒。“白痴！”罗慕洛恼怒地骂了一句。尼赫鲁质问：“你做这样的计划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爵士反驳道：“那你提出任何动议之前有征求我的同意吗？”
那一晚，有关爵士的传言就在印度民众间散布开来。他并不是一个聪明的角色，其实只是太急于出风头而已。但是第二天，周恩来却对爵士作为一个中立者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大为赞赏，他走上去握住爵士的手，用英语对他说：“你的演讲中有某些部分还是十分有建设性的，我支持你。”爵士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我的态度应该谦和点。”周恩来向委员们解释道。
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利比亚、苏丹还有菲律宾都支持谴责“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 包括诉诸武力的国际教条、渗透和颠覆 ）”的议案。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提出一个动议，包括赋予成立联盟以自保的权力（ 这是“五项原则”里所不包含的 ）去代替尼赫鲁和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土耳其的代表支持他，并说，“如果不是因为北约的话，土耳其现在也不可能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
尼赫鲁生气地敲打桌子，北约其实是“殖民主义最强有力的拥护者”。“我们不应该支持冷战的任何一方，”尼赫鲁说，“那只能使亚非人民耻辱地沦落成为权力集团的应声虫……我们不能加入任何的权力集团，因为那就意味着失去自尊。”
他拒绝承认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就好像殖民主义一样。欧洲的附属国“是联合国的主权国，我们又怎能认为它们是殖民地呢？”“那危地马拉又如何呢？”那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吗？他说：“我可没有说它是，我们如何来断定一个国家是不是被奴役呢？”
缅甸的代表提出一个议案，融合了联合国人权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项议案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反对，”尼赫鲁赞同地说，但是巴基斯坦的阿里顽固地坚持说：“这个会议将不会有什么建树，如果它只是片面地批评殖民主义的不好的一面。”这时，局面陷入了僵持。最后，会议达成“殖民主义的各种行为表现”的谴责议案。
周恩来的精彩
尼赫鲁的计划节节挫败，他只得静下来嘟哝着，而这正是周恩来走出来发言的契机。
当其他人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周恩来巧妙安静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并办了不少实事。他用不断发展的商贸活动来揶揄日本，支持印度对果阿的权利要求，用投票支持谴责以色列的方式来拉拢埃及总理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是，他和印度尼西亚就250万中国海外侨民双重国籍的问题上签署了一个协议——使这些人有一年的时间去选择印度尼西亚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由此排除了他们选择中华民国作为国籍的可能。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周恩来用简短朴实的语言，做了一个至今仍被视为最精彩的演讲。他成功地给人一个坦诚、有原则的印象——他不会为任何对他的指责而道歉，但却能接受和听取其他不同的声音。如果一些代表认为“和平共处”这个词语代表共产主义的话，那“我们就换个说法嘛。”周恩来说。他建议用联合国宪章里的词语“在一起和平地生活”。中国反对“为军备竞赛而组成的阵营”，但是他指出其他国家可能非常支持。他说：“他曾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大臣谈过，他告诉我尽管巴基斯坦是军事联盟里的成员国，但巴基斯坦并不视中国为敌人。因此，尽管中国反对军事联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达成共识。”
一些代表曾经提到共产党。“事实上有很多派生的组织是中共不赞同的，”周恩来说， “我们并不愿意成为美国情报局网络监控之下的牺牲者。但是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不能达成一致的共识的话，这个会议将不会提出任何解决的方案。”“在我们的邻国里有很多是害怕中国的，”周恩来承认道，“比如泰国和菲律宾，因为我们之间缺乏共识，所以它们害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周恩来保证，“我们将不会对泰国或者菲律宾采取任何侵略或者直接威胁的行动，”并且，“邀请泰国的代表团到我们国家参观访问，看看到底我们国家有没有对任何国家存在侵略或者威胁。”
然后周恩来画龙点睛地说道：“中国人民并不想与美国开战。中国政府是很希望坐下来和美国政府磋商以舒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尤其是台湾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个提议他事后补充：“一点也不影响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初衷。”
如果对周恩来的成功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他的最后提议就足以释疑了。尽管美国立刻反驳道，将不会在中华民国缺席的情况下接受任何磋商，但是其中一些“极右”的人也对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个很伟大的动议。”巴基斯坦的阿里大喊道，其后他自己将这项议案提交到了华盛顿。
在这个有29个国家参与，但仅有7个国家承认中国政府的会议中，周恩来赢得了朋友并使其他的那些国家深受影响。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代表说道，那些所谓的反共产主义势力就像一群疯狂的宗教崇拜者一样。周恩来则像一个绅士，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北京生活
中国古人认为天坛是宇宙的中央，但它却坐落在北京城的一个偏僻角落，似乎是怕宇宙之大惊扰了壮观的京城。
当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皇帝忽必烈入侵并决定定都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是一个有着超过2000年历史的城市了。忽必烈下令用圣象远道送来长青植物点缀万寿山，山上铺一层青铜矿石，山顶再盖一个绿色的亭子。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道：“这位伟大的可汗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让他的精神得到安慰。”
在不过5个世纪之前，蒙古人已被赶走了很久，北京重建了起来。明朝皇帝永乐听从占星术士之说，把这个城市建成“哪吒”那样一个三头六臂的怪兽形象。它的“头”就是主要的出入口，“肠子”就是开放式的沟渠，“肚脐”是一口井。当工程完成后，北京变成了一个由一系列城墙组成的城市，就像一个中国式的迷宫游戏，一个匣子连着一个匣子。
在4平方英里的城里建起了亭子满布的皇城。皇城里面是紫禁城。永乐铲平了部分皇城来建“一系列像肥皂泡的湖泊”，把掘出的土堆成了“煤山”来保护宫殿，抵御北方恶势力入侵。从金水河到玉泉河，这像是由北海、中海、南海组成的一条项链。
北海绕着忽必烈的万寿山转入一个被白塔点缀的宁静的小岛，具有南方特色的亭子，巧夺天工。
从西华门到珍妃井，紫禁城里是一系列的礼堂、大厅，肃穆的庭院，花团锦簇的园子。在这里，帝王们穿着高跷似的鞋子昂首阔步地走过，皇后们在孔雀扇下晒太阳，妃子们梳理头发，而太监们则在密谋造反。
今天，中国的新统治者接管了紫禁城，他们住在附近的勤政殿里。
北京都市生活的脉搏在看似平静的匣子背后颤动着。忽必烈时期的宽阔大道中交叉着拥挤的胡同与铺满灰尘的小路，京城里满是没有窗户的城墙和四合院以及带有历史痕迹命名的千人渠、狗脖子胡同等。
商人们在胡同里找寻金鱼、蟋蟀、炸油脂球、长命草等。从小贩们的笛声、拨浪鼓声、铃铛声或是民谣小调里就可以听出商人们的行当。这种生活方式在各种社会制度下延续数个世纪。莫里森大街，一个欧式商业小区，已经被更名为王府井大街。商人用算盘在记他的账。
自从共产党1949年胜利以来，北京的人口增长了两倍，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15个城市之一。大部分北京男女，现在都穿着一种蓝色的粗棉布衣服，整个城市的街道都呈现出一片单调的颜色，只有小孩和三轮车夫例外。
似乎为了弥补自身衣着上的单调无趣，父母把孩子打扮得花枝招展。三轮车夫，粗壮的个体劳动者，穿着杂色的衣裳。他们对于旅游者而言，是重要的交通手段，但对于北京的雇主来说，他们是私有制的残余。一下子让所有三轮车夫在路上消失会导致失业问题，于是政府采取了逐步停止三轮车零配件流通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为了不让行人与自行车拦住去路，北京的机动车在路中央猛冲。每个司机都骂骂咧咧地想把别人赶出这条路。从永安路到天安门一路简直就是一场恐怖之旅。
街上的车晚上10点就不出来了，夜生活和娼妓业被废止，广播体操替代了这些，全城范围的广播每天3次督促人们在任何地方做下蹲、屈膝动作。
曾经是宗教文化中心的北京现在已成为喧闹场所，这个城市的办公场地加倍建设，并建成了4家一流的宾馆、20家医院。新城区、新剧院、新的摩天楼改变了城市的景象，向古老的那种认为建筑物必须与自然达成和谐的观念发起了挑战。
今天，北京的建筑物高耸入云，但治理者似乎还没能让北京重现它古时的辉煌。
北京的善意：释放美国飞行员
1955年8月，中共释放了11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放人的时间掐得很准，刚好是在日内瓦会议开始的前夕，这样仿佛给了这次对话一个好的开始。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因为日内瓦万国宫的日程上只有两个焦点：1.被红色中国俘虏的美国人的释放问题；2.其他正在讨论的实际问题。中方看起来没有意识到，阿诺德上校的苦难经历会受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关注。
紧接着杜勒斯和红色中国的周恩来之间的跨太平洋会谈，日内瓦对话开幕了，同样在两周前四大国商议的那栋建筑里进行。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一个原则，美国把它作为北京的和平宣言。这原则是“不诉诸武力”。
几个小时后，周恩来用一段对他而言算是温和的谈话说，他不认为谁是匪徒或战争制造者。联合国成员国和贸易禁运问题已经是老调重谈了，但一直以来他们都暗示着北京已准备好对台湾问题进行谈判了。周恩来强调：“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准备寻求和平手段解放台湾。”周恩来是在要求国民党政府不用武力就投降。但华盛顿方面决定对周恩来表现最友好的一面，杜勒斯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周恩来的话比他以前更强调了不诉诸武力。”
还没听说过阿诺德上校的故事的杜勒斯满心希望地补充说，有迹象表明中共已经“放下武器”，“我们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就可能明朗化了。”
被派往调查的人是堪萨斯出生的乌拉尔人，阿来克斯·约翰逊，46岁，一个远东问题老手，现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他是个强壮的人，曾在日本人的“满洲”的收容所待过半年。在日内瓦的印中和平会谈上，为美国战俘的回家问题进行过首轮谈判。早些时候，约翰逊在日内瓦遇到了一个老对手：红色中国的王炳南，47岁，中国驻波兰大使。
王炳南是个小个子、严肃的男人，头发像往上竖起的刷子。王炳南在日内瓦一直穿着他码头工人风格的服装。点头微笑，摆姿势拍照，拿着一把红色的天竺葵。他奉命高调地与约翰逊会谈，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让全世界听见中国对联合国的敲门声”。而相比之下约翰逊则是沉着地周旋，对记者强调美国官方的观点：“各位记住，这不是会议，只是大使间的谈话而已。”
约翰逊的意图是把对话限制在释放美国战俘上。在对话前一天11名飞行员被释放让约翰逊大吃一惊，但当会谈深入以后，王炳南先生发现这位堪萨斯人也是个棘手的对手。
在他们的第一场会议里，约翰逊坚持美国的所有平民犯人都必须释放，美方才会满意并进入“其他实际问题”。第二场会议里，他列出一张40个美国人的名单，要求红色中国释放他们。王炳南回应说，要美方“释放”一群被美国扣留的中国留学生，当时美方说这些学生在美国大学里获得的知识可能用在美国的敌人身上。王炳南表示中国学生事件在法律上和在道德上都和那些飞行员的性质是一样的。
新社会和新生活
美国的记者们被北京震惊了。《 生活 》杂志的图片上有北京新生活的景象。“五一”这天，50万人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几千面彩旗在大风中猎猎作响。裙子——这种最令人惋惜的革命的牺牲品，在这一天重新公开亮相。妇女们身着鲜艳的春装，步履轻快地走在队伍中间。她们没有穿着近年来时髦的上衣、长裤。
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红色领导人依然穿他们的“解放制服”——一种深色肥大的棉袄棉裤。出于谨慎和需要，中国的民众纷纷效仿。女装与男装几乎无法区别。拥有旗袍的女性把它们收藏起来。中国大陆的旗袍与香港、新加坡的旗袍样式差不多，贴身合体，下摆开衩。
去过中国的外国人都认为“解放制服”的样式僵硬、沉闷、单调，而且他们也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最后连苏联人也开始抱怨（ 有个苏联人说他无法分清学校里的男生和女生 ），中国这才下决心变革。一位中国官员沮丧地说：“在莫斯科的剧院里，只要你看见一片蓝色或灰色，那肯定是中国代表团。”几个月前，北京政府开始鼓励人民尝试新的服装样式，因为它能反映出“人民正在享受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
但是，人民已经学会在生活中保持低调的生存之道。他们不愿张扬个性或财富，唯恐别人利用这一点来对付自己。必须鞭策他们。北京的播音员说：“让几个带头人做出榜样，其他人就会效仿。”为了推动新面貌的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举办了时装表演会。尽管官方告诫妇女不要穿紧身服装，不要“浓妆艳抹”，但胸罩和贵妃香粉（ 牌子取自一位唐代的美人 ）的销量还是直线上升。一位政府官员甚至谈到“曲线美”。1956年5月开张的一家服装店有3000种春装供顾客挑选。
北京的播音员大声宣布：“树木长出新芽，花儿绽开笑颜。人人穿着鲜艳的春装，与这美丽的春天媲美。”而实际上所有男人仍穿着“解放装”，许多人在新衣服外面再罩上旧衣服。胆小的人把目光朝“五一”观礼台上扫去，希望找到鼓舞他们的迹象。但毛主席和他的同僚们都穿着旧式服装。他们更像是坚定的革命者方阵，而不是绽放的花朵。
德国的摄影师沙尔玛·培伯尔是几个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之一，他是慕尼黑图片杂志《 快速 》的职员。为了报道一支西德足球队的莫斯科之行，培伯尔申请了一个签证。当得到签证时他怀疑地发现只有一个限制条件，不得拍摄军事设备。在中国，他从广东到东北漫游了10个星期，采访中国人，拍摄下他看到的一切。在北京的5周里，他与16个朝鲜停战后选择留在红色中国的美国战俘中的10个见了面。在人民大学——他们在那里度过了3年学习中文的时间，他被允许拍摄照片。培伯尔发现这些人想家了，每个月他们将获得中国红十字会给的40元生活费。他们称赞红色中国的优点，看起来决心在这里一直待到“国内政治气氛变了”为止。
在微笑地骑脚踏车人中，3个美国人和1个同行的苏格兰人坐着一辆三轮车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逛。这些人在北京可以自由走动，但受到红色政府的监督。
一个儿童的香港假日
只有90英里长的海岸线隔开了广东和香港，但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共产党接管广东之前，肖陶凰夫妇与因怀孕而与丈夫一同留下的姐姐肖明告别。开始这两个家庭偶尔写信，但很快发现不写信更为明智。最近在广东，肖明利用政府放松了的出境政策，南下去香港探亲。她不得不留下一个家庭成员——她的丈夫在家。但她带上了她的孩子李波，他刚刚在国营幼儿园里上完第一学期，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脸上是对一个5岁孩子来说早熟的严肃表情。
小李波呆呆地看着肖陶凰桌上的食物，然后用他的筷子在每个人面前翻来翻去。肖明解释说在广东食物很缺乏，因为大陆“为建设未来而节俭”。小李波此时宣布道：“我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将是未来的主人。”肖陶凰一家人非常吃惊，接着大家都沉默了。
突然李波把他的小手拍在桌上，碗和筷子都跳到了空中。他骄傲地展示他手掌上的黑点。“哈！”他喊道，第一次露出笑容，“我又消灭了一只苍蝇。”他妈妈尴尬地提起中国内地消灭“四害”的运动。李波插话道：“我已经打死了20只老鼠和麻雀，消灭了300只蚊子和苍蝇。”肖明让儿子去洗手。李波本以为会受到夸奖，他受了伤害似的答道：“不要像美国走狗一样命令我。”
第二天早上，肖陶凰一家被他们小客人的歌声弄得比平时早醒了一个小时。“共产党像太阳，”李波唱道，“……四面八方传来喊声，起来，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
当天晚上，当肖陶凰的先生读报时，李波愤怒地关了灯。“另一间屋子里有灯。”他迅速地告诉房屋的主人，“你在浪费电，浪费人民的钱和人民的汗水与劳动。”想和外甥处好关系的肖陶凰的先生给他吃糖。李波急切地伸出手，当看见包装上的英文字母时，手缩了回去。“我不吃敌人的食物。”说完他调头就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波和任何少年一样好奇，但有所区别。为什么墙上没有毛泽东的肖像？肖陶凰阿姨和姨父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在香港为什么放映美国毒片？
急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肖陶凰一家让肖明把李波留在香港受教育。肖明回答说：“你们发现我儿子很奇怪，甚至暗示——不过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他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不能判断对与错。我只知道，如果你们处在今天的中国，你们不会对我儿子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像他一样。”
中国共产党喜欢用统计数字表明年轻一代在新中国是如何受到良好的教育的。他们说，“为避免母亲们因孩子之故不能参加生产的现象”，在工业和矿业企业已建立了约5000个国营幼儿园和1900多个育儿所，照顾着19.2万名儿童。结果：红色中国的妇女10个中有9个都合理就业。
消灭“四害”是中国儿童喜欢的活动，江西广播电台报道说双西村的儿童把“四害”称为 “小蒋介石，从而产生了极大的消灭它们的热情。”仅在最近一次为时两周的“战役”中，71万名儿童消灭了283.2万只麻雀、869525只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