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废待兴，国共议和
中国的普通民众，饱尝抵抗外国入侵的艰辛，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欢喜若狂。然而，经历了长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之后，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位重庆的人力车夫，对着贴在墙上潮湿的报纸，喃喃地说：“日本投降了，我们能回家了吗？”在大街上，在市场里，在茶馆里，在政府办公楼走廊里，到处都回荡着这句话：“日本投降了，我们能回家了吗？”
在内地后方，从重庆到昆明，远离家乡的中国人变卖自己简单的家具，准备重返家园的长途旅行，准备继续那既痛苦又幸福的人生故事。一些人聚集在长江岸边，寻找船只顺流而下。另外的人用手推车或步行沿着公路行进。约有2500万之众的人潮，他们曾经穿过相当于半个美国大的国土面积从沿海来到内地，现在开始重返家园。
如同中国有众多的省份一样，和平的前景也各不相同。喜爱吃面条的北方人，黄河流域高大剽悍的人们返回他们凉爽的故乡。在北平，人们吃大蒜、手掌里玩弄核桃、逛天坛、游古代宫殿、下午带鸣鸟遛大街。
喜爱大米的南方人，精明世故的浙江人和福建人或重新开始吟诗读书，或种荷耕作。广州的市场和夜市又将兴旺发达起来。杭州人又可以去观西湖美景。苏州姑娘又可以低吟家乡民歌了。
南京人又可以品尝鸭席，中山陵前又有野餐聚会了。上海著名的外滩将开始新的生活。工业和商贸中心不久将重新开张。城市之外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他们又可以精心耕作水稻田、各类谷物田地和菜地。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
到目前为止，日本对中国城市和广大农村所造成的破坏究竟有多大，仍缺少全面的数字。广州几乎成为一座死城。上海的市民处于严重的饥荒中，150万工人失业，3万妓女流浪街头谋生。但上海的一些工厂仍完好，一旦机器转起来，全市的工业生产即可恢复。上海很有可能成为国家建设复苏的一面镜子。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计划给中国价值9亿美元的食品、药品和纺织品（ 抑制通货膨胀 ）的紧急援助。如果实现国内和平，即使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便可能承受比许多人所预料的少得多的损失。在沿海城市福州，解放刚两个月，中国人的勤奋和坚强已经把城市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平。街道重新修饰，舢舨轮渡重新开航，商业贸易重新开张。
国民党政府也准备离开充当临时首都8年的重庆，搬迁回南京。南京距离重庆750英里，是中华民国选定的首都和象征。
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整理好文件准备上路。行政领导们一直研究到深夜，商讨解决运输和救济问题，还有更大的国家新时期的建设问题。
8年抗战胜利后，和平带来更多更严酷的挑战。中国既不强大，也还没有统一。1945年8月底，共产党还没有占领一座重要城市，而国民党军队正在占领南京、广州、汉口和上海。
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开进一些铁路沿线的内陆城市，如洛阳、太原，都位于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占领区。蒋介石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一旦日军正式投降，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空军的帮助下，迅速占领中国北部。在苏联撤回援助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收敛了进攻态势。
中共军队有坚强的领导机构，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是国内战争久经考验的战役指挥家、军事家。毛泽东在1939年指出：“武装斗争也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部分……”
共产党的游击战对“二战”的盟国战争行动做出了贡献。共产党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他们要求重庆方面组成“联合”政府，要求分享国家的执政权，但仍保留自己的军队和政权。
蒋介石决心要建立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社会和人民民主，而不依靠武力寻求统一。他在1941年宣布：“可以相信，将来再不可能发生镇压共产党的任何作战行动。”今年3月，他再次重申，他将寻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
经过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莫斯科的外交斡旋，中苏双方签订“中苏条约”。蒋介石手中有了“中苏条约”，就接近于实现“政治解决”方案。条约中明确规定苏联对中央政府的支持。
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
蒋介石在电报中，对以朱德名义发来的那份长电，做出了答复：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毛泽东回电，他请中国共产党的二号领袖和著名谈判专家周恩来参加会谈。
蒋介石发出第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 按照中国的习惯，三顾茅庐才能表示真诚的邀请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的意思是“我必须亲自与你会谈。……我已经准备了一架飞机去接你。请从速起程”。
毛泽东终于同意来重庆。电报遵从严格的汉语礼节：“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毛泽东敬。”重庆方面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将飞赴延安护送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飞往重庆。
国共重庆谈判
毛泽东乘飞机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护送。这是毛泽东52年来第一次乘坐飞机，也是内战20来年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当毛泽东在重庆走下飞机时，蒋介石显然措手不及。不过，欢迎仪式也挺隆重，受蒋总司令委托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的包括他的长子蒋经国。蒋经国思维敏捷，曾在莫斯科留过学。有人问毛泽东：“乘飞机有什么感受？”毛泽东不屑地说：“效率蛮高的。”赫尔利不愿让毛泽东乘坐蒋总司令提供的轿车，他把毛泽东推进自己那辆黑色的凯迪拉克轿车。汽车启动后，这位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外交官情绪激动地对愣在机场的人群喊道：“再见！再见！”
当晚，蒋总司令即宴请毛泽东。陪同者有美国人赫尔利大使、艾尔伯特·C.魏德迈中将，以及周恩来将军。蒋介石和毛泽东用黄酒相互举杯祝酒，毛泽东一饮而尽，而蒋总司令向来滴酒不沾，只是点到为止。蒋介石说：“我希望我们能再有1924年时那样亲密诚恳的气氛。”
这番话唤起了人们对现代中国开端时的记忆。1924年时，共产党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一部分。那时，刚从莫斯科受训回国的蒋介石，负责黄埔军官学校的筹建工作。这所学校是中国新型民族军队的摇篮和核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是蒋介石的同志，周恩来还担任军队中的政治领导工作。那是中华民国时代国共两党的第一次亲密合作。当蒋介石背弃了共产党，并断绝与俄国的关系后，两党从此分裂了。
10月10日是中国的“双十节”，中华民国成立34周年。上海全市上下一片狂欢。市政府出资500万元（ 约7000美元 ）用于街道装饰。在重庆，欢庆的人群高唱含有国家统一歌词内容的新国歌。10年来，歌词第一次不是空话。和平带来美好的前景：一个统一的中国。
掌握中国1/5人口命运的共产党人这时不那么高兴，国庆日前夕，他们坐在宴会桌前。宴会的贵宾是毛泽东，他坚强的脸上显现出未来的命运。坐在对面的是精明的张治中将军，他是蒋介石的主要谈判代表。在43天拉锯式的谈判中，张治中和周恩来在他们各自的助手的协助下，对方案进行逐个讨论修正，以弥合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分歧。现在，终于到了给中国和世界一个圆满结果的时候。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国家分裂的危险也从未如此迫在眉睫。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的兴衰，但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中国的未来作出如此多的承诺。
双方最后达成了一个宣言。在许多次要问题的见解上，蒋总司令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是令人振奋地接近，但是在一些最基本的、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双方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距离。
蒋介石和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强调他们在下列问题上原则上达成共识：
（ 1 ）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在蒋总司令的领导下尽最大努力以避免内战，共同建设一个自由、繁荣的中国。
（ 2 ）将建立一个由各政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讨论结束国民党一党执政问题。政府将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3 ）中国人将享有人身、言论、信仰、出版和集会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法律将被废除。为了扩大国民议会的组成人员，推迟原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起草新宪法一事。这作为对共产党的让步。
（ 4 ）将废除特务组织（ 如秘密警察 ），只允许司法机关有逮捕、审判和执行的权力。
（ 5 ）政治犯除了被判定叛国罪的，都将被政府释放。共产党将列出他们要求释放人员的名单。
（ 6 ）鼓励成立地方自治政府。
但冠冕堂皇的话并不能掩盖双方业已存在的根本分歧：
（ 1 ）共产党坚持要控制大部分位于中国北部的重要地区，担任那些地区的省长或市长。蒋介石断然否决这个要求。
（ 2 ）共产党曾坚持保持实际控制48个师的兵力，政府方面成功地说服共产党把军队压缩为20个师。双方原则上同意所有军队都应该“国军化”，但最为关键的军队控制权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解决。
在达成的信任方面，有共产党不打内战的含糊的保证，承认蒋总统的领导地位，答应帮助起草宪法和重建政府等。未达成信任方面，共产党坚持他们的目标，即在中国北方4个关键的省（ 热河、河北、察哈尔、山东 ）实行军事和政治的自治，并要求在共产党及军队已经楔入的其他6个省保持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这6个省都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位置。
毛的最低要求是，共产党解放区仍然保留黄河以北的中国北方，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一次官方宴会上，谈判者们努力使气氛轻松愉快。突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进了宴会厅：共产党第18集团军秘书李少石在重庆街头遭国民党军队士兵枪杀。官方的解释是，李秘书的汽车闯入了禁区，国军士兵一怒之下向李开枪，他还以为在射杀一个普通平民。该士兵已被拘捕，将被迅速审讯。至于李秘书长得酷似毛泽东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将军，则实在纯属巧合。
这一突发事件显然激怒了周恩来，他离开宴会厅，前去看望李秘书。周恩来说，这个同志是为他而死的。毛泽东待到宴会结束，第二天，张治中将军护送毛泽东回到延安。
日本的战败投降给共产党占领华北和华东的广大地区展示出了诱人的前景。而此时蒋介石的军队正忙于在南方受降。
在解放区的中心，古老的清政府的首都北平已被国军第92军和第95军迅速占领，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把他们从汉口和上海空运到北平。气愤的共产党新四军将上海团团包围，而美军飞机空运蒋介石的第94军到上海。随后，美军的中国战区司令部也进驻上海。南京被空运来的蒋介石的新6军牢牢控制，广东则由蒋介石的美式训练的机械化新一军所占领。
在中国沿海，共产党军队只控制了一个孤立的港口烟台，但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战略要地天津和青岛登陆。不久，美军将会把这些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海军陆战队还占领了北平和秦皇岛。
蒋介石一面空运军队大举夺取地盘，一面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恼火。当中国共产党受到强硬压制时，莫斯科已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一揽子协议，至少在目前，毛泽东不能指望得到外界的支持。
蒋介石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像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毛泽东或者同意和谈，或者与蒋介石打到底。他是否会再到重庆试一试呢？10月中旬，华盛顿出人意料地宣布，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不久将返回中国。
20年来，蒋介石经历过希望与绝望，他领导了中国革命。对他个人和对整个中国来说，这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革命，也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革命。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有必要，蒋介石要千方百计倾全力继续打下去。
争夺满洲里
美联社的消息表明，俄国人正从中国内战的焦点地区满洲撤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紧随其后对满洲里实施接管。而国民党的军队也在向满洲这一遥远、富饶的地区行进。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中国的第13军、第52军沿着通向沈阳的公路，进入满洲西南部。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大体上是一场使用轻武器的战争，战线在迅速向前推进。地面上看不见炮弹坑，没有弹痕累累的残垣断壁和废墟，没有损毁的车辆，没有医院和烧焦的尸体，甚至伤兵都难得见到。
身着浅绿色军装的国民党军人在绥中的街道上采购肉和蔬菜。绥中距离著名的山海关长城大约30英里。一个广东兵腋下夹着一捆芹菜，看得出来，在满洲11月的寒冷天气里，他可真冻得够受的了。还有一个士兵手中摇摇晃晃提着几只猪腿，正穿过一块庄稼地，白色的羊群正在庄稼地里啃那稀疏的麦茬。
前方的某个地方就是前线。杜聿明中将是满洲地区远征军的总司令，他是个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有神、精明机灵的军人。山海关一战，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队突破长城的防线。他说：“这仅是双方初次交战。”杜将军预期自己的军队于两星期内占领沈阳，沈阳距离绥中190英里。到1945年12月初，他的军队向前推进60英里，到达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共产党的军队曾试图占领该地。杜将军几乎是过于自信，他预计在圣诞节前占领整个满洲。
在国民党军队到达沈阳之前，俄国人早就撤离，将满洲交给了共产党军队。从共产党军队手中重新夺回满洲，很大程度上似乎取决于国民党军队到达沈阳之前的交通和后勤问题。
从上海运出的大米和面粉已经由秦皇岛运到杜将军手中，而通过通往长城外的北平至沈阳的铁路，后勤供应已开始向前方延伸。到目前为止，这条铁路只受到轻微的破坏。而军队一旦到了沈阳，将有更多的大米和面粉，除非俄国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将其洗劫一空。如果发生激烈的战斗，弹药供应也将是一个问题：弹药仍然必须源源不断地由南方运来。
不过，一旦登上杜将军乘坐的火车，车厢内充满自信的气氛。你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支组织优良的军队，各级参谋和指挥工作有序，正向前线行进。
杜聿明将军的士兵尽管都是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严寒，人地生疏，但看起来士气很高。
俄国人也许正在拆卸满洲里的工厂，但在绥中似乎还没有这种情况。这个位于满洲西南部的城市，曾是侵华日军和俄国占领区的前线。这里只有一个工厂，是几年前日本建造的水银提炼厂。
俄国人在绥中曾缴获过一些日本人的汽油和食品，并通过铁路将其装运到北方。除此之外，不算个人的行为，俄国人不曾带走什么东西。作为个人，他们对手表和皮鞋十分喜欢。一个中国朋友曾对我说：
“俄国人购买手表和皮鞋时曾用伪满洲国货币来付款，不久，他们使用在Chinhsien印刷的俄国占领区的货币。他们偶尔也会拿了东西不给钱。中国人害怕俄国人，当他们想买某样东西而中国人又听不懂他们的话时，就会不要钱把东西送给他们。”
美联社报道说，1946年1月25日是中国18年来第一次没有发生战斗的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分不开身，所以让宋美龄代表他去满洲进行慰问。三年来这是她第一次单独担任这样的巨大任务。在满洲国首都长春，遍地都是积雪，气温降到零下14度。中国漂亮的第一夫人穿戴着皮大衣、皮帽、高筒皮靴含笑走下私人专用的C-47型运输机，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宋美龄连续三天和苏中官员进行交谈、宴会、检阅部队、参观福利设施。她还为苏联红军勇士授勋，赠送糖果慰问。苏联红军为欢迎蒋夫人举行宴会，以满洲产的白酒为蒋夫人祝酒。蒋夫人则以葡萄酒回敬并以诚恳的、巧妙的语句表达中国人的愿望：
“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有家庭和亲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彼此离散，天各一方，现在都渴望团聚，因此我在这里祝各位早日实现团圆的愿望。”
在谈到未来的长期中苏关系时，她说，“没有任何两国的边界有中苏边界之长……中苏未来必须都有实行这样一种政策的愿望，即‘我不活也让别人活’，这样不独对我们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利。”
总司令蒋介石在一次重要的新闻采访中承认：俄罗斯人在“非正式”会谈中要求中国政府在满洲给予其特别的经济优惠。
在1945年8月蒋同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中，俄国获得了满洲铁路主干线30年的合法经营权，它还将在旅顺建立联合的海军基地，同时将大连开放为自由港。据说在1946年，俄国人又要求分享满洲矿产、重工业和电话业的经营权。
褒贬不同的两个传奇人物
过去十年中最受赞扬的政治犯就是人称为“少帅”的张学良。他是传奇人物“老帅”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是个凶狠的军阀，在1928年被暗杀以前一直是满洲王。张学良于1936年西安事变中绑架了蒋介石委员长，最后他释放了委员长，向蒋请罪，愿受惩罚。对少帅的惩罚是软禁。听说他是在某地乡间一所别墅中受到严密监视。
最近政界谣传蒋介石要派张学良去满洲以抵消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的影响。共产党任命张学思为有战略意义的辽宁省主席。中国人认为张学思会成为未来的满洲领袖，谣言具体到蒋介石已经派了一个中间人为了国家利益劝说张学良。
这位中间人是64岁的满洲老资格律师莫德惠，他是去年8月参加中苏谈判者之一。莫在贵州桐梓的“美丽的湖边”和少帅一起待了6天。他回来时报告说：
“我和少帅已有长长的8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他发现我的胡子已经变白，我觉得他胖多了。
“少帅每天6点钟起床，然后钓鱼、打猎，在花园中种菜。以后是读书、睡午觉等。晚上九点钟睡觉。一位美丽而甜蜜的赵小姐分担他的孤独与寂寞。她和张都作诗。其中一首被偷运出来交给一个共产党的出版社。这首诗又被银行家孔祥熙办的保守的《 时事新报 》转载出来。”诗的大意是：
我随时都在想，
像贼一样如何偷偷地把粪便弄到地里上肥，
这样我就可在人前夸口说：
我种的菜是最好的，
第一流的！
莫的报告又说：“每当少帅站在湖边，面对广阔的静静湖面，他就会陷入沉思。无穷无尽的监禁生活使他怀念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许多可喜可爱的事情。”
十年软禁期间，原来粗野的少帅看完了将近200本书。这就使他能“以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发展”，并从研究历史中寻求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
当莫把张学良对历史有兴趣的消息报告给蒋时，蒋大为高兴。蒋让莫德惠为张学良请一位有名的学者教导张学习历史，并向他推荐更多的书。莫遵命办了。现在张正阅读《 中国现代史 》、《 印度支那史 》、《 满洲史 》以及《 明末遗恨 》。
1946年3月，南京附近的群山中，一架运输机的残骸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那里还有一件毛衣的残片，一名保镖的手枪。一位满面悲伤的副官辨认出这个被火烧残的躯体就是戴笠将军，他是中国最神秘也是最可怕的人物之一。他的死没有公开宣布，但是47岁的郑介民中将被任命为接任戴笠职务的中国秘密警察的首脑。郑曾在莫斯科受训，主持情报工作。
戴笠不论生前或死后都与秘密工作和暴力有关，他是一个传奇人物，神秘到甚至年纪多大也不清楚，“大约”50岁左右。从很少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的鼻子扁平而发黑，两只眼睛距离很宽，三角眉。他生于浙江，是蒋介石的同乡，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戴紧跟蒋介石这个新升起的明星，通过他为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所做的不懈努力，赢得了蒋的信任。1934年他组织了调查统计局（ 军统 ），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工作机构之一。他的特工人员分布于从巴厘岛到缅甸，从新加坡到新疆。这个机构从事谍报与反谍报工作，监视共产党员、外国人。在日军后方，他的眼线是卖花女、苦力、人力车夫等。这个机构用密写墨水向戴笠写报告，“消灭”戴笠黑名单上的人，建立效率高的游击队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寻求在日军后方建立气象台。他们与军统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机构，戴笠任主任，美国向戴提供经费和专家，讲授新技术，将游击队扩大到7万人。美国武装部队则获得极有价值的材料：华南沿海地图、被击落飞行员的安全通道和日军动向。
戴的名声褒贬不一，混乱又矛盾。他虽然避免参加公开的文娱活动，但他喜欢开奢侈的酒会，在重庆歌乐山他的司令部附近一个地方，他向客人敬酒，无数次地干杯。在和客人赌酒时可以一连喝下18杯白兰地酒。他既凶狠又很温和。他个人出钱救助受日本人残害的难民，成立孤儿院收养流浪儿童。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他用的是集中营。戴笠的朋友和敌人都说他“杀人不眨眼”。
马歇尔的使命
美国政府特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飞赴重庆，他身材高大，其貌不扬但饱经风霜，并流露出大人物的气质。三个月之后，他以轻快的步伐从飞机的舷梯上下来，结束了此次中国之旅，返回华盛顿。
《 纽约时报 》评价：他发现这个拥有4亿5000万饱受战争创伤人口的国家正处在内战的边缘；他离开后，留下的不是和平，而是停战和希望。
没有任何一个人（ 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 ）能够使中国的胜利得以维持下去。中国民众迫切希望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支持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团结和民主的国家，需要外部的帮助——指导、调停和一个值得信赖和强有力的朋友，而不能以牺牲中国的独立作为代价。3个月来，马歇尔就是扮演了这种“朋友”的角色。就在返回华盛顿次日的上午，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了其使命的完成情况，其中对他自己几乎只字未提：
“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同全世界展开愉快合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解决冲突的方案方面取得进展……冲突的背景十分复杂，其过程也很惨烈，持续了20多年……他们在结束敌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
乔治·马歇尔更加谨慎地继续说：“如果我们要拥有和平，如果世界要和平，那么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中国当前的努力一定要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行动的方式。如果中国对此置之不理，或如果有人千方百计阻挠其实现渴望已久的和平，那么努力将面临失败……今后几个月，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各持不同政见的派别，准确地将基本协定变成具体的合作，马歇尔直截了当地从具体的方面入手：中国内战各方必须停火，并计划为内战各方的武装装上保险。
为了进行民主实验，这位特使在重庆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建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上方的一个西式别墅中，别墅门前的石头上刻着“幸福花园”四个汉字。
开始时，这位特使听得多，说得少。他直言不讳、坦率正直，一直彬彬有礼。不久，他的客人们都把他称为“老教授”，中国人对别人的一种尊称。
一次，在会见一个民主联盟代表团（ 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学者 ）时，马歇尔要求他们就民主问题提出建议。一名代表反问道：“什么是民主？”
马歇尔特使没有犹豫。他说：“同一帮专家进行理论探讨是一种冒险，他们要我给民主下一个定义。我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关于民主的定义五花八门……俄国人有一种，英国人还有一种，我们也有自己的定义……我可以对你们讲的只是许多美国人对于民主的看法。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体系，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自己的事务中拥有发言权，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平集会的权利，独立地、不受干预地处理我们自己事务的权利，除非干预了他人的权利……”
关于军事停火的会议作为试验开始了，这位特使坐在了会议主席和调停者的位置上。在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右边是张群（ 四川成都人，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张与蒋介石私交甚深，颇得蒋的信赖 ）。在军事重组会议期间，这个机构出现了一个变化。马歇尔仅仅作为顾问而坐在那里。周恩来为共产党一方说话；张治中将军曾任蒋介石的副官，则为政府行事。
特使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喜欢提出问题，然后让各方阐述其观点，同时，他还经常将讨论引导到具体的事件，起草书面建议上。在最恰当的心理关口，他会加些民主的催化剂。
中国认识到了马歇尔的诚意。在他自己的国家和在巨大军事冒险面前，为了民主而做出了相类似的牺牲，他没有犹豫。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他所在的参谋部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新闻控制。马歇尔对他们说：“此时，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民族的命运就取决于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能力。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能力完成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他补充说：“我认为，媒介是我们最好的监督官之一。”
马歇尔抵达重庆之后的第19天，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签订了一项停火协议。6个星期之后，他们又签署了一项削减和合并军队的正式协定（ 18个月内，由300个师减至60个师 ）。他促使各方联合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由国民政府、共产党、美国派出实地监督小组，加强对停火实施的监督。
实地小组是马歇尔试验的一个关键的成分。他们不久便发现这项任务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之间仍然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干扰通信，使整个计划处于危险之中。3月1日，马歇尔特使由周恩来和张治中将军陪同，离开“幸福花园”，在恶劣的天气里，飞往3500英里之外的华北地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10个城镇，周旋于接连不断的视察、接待以及15道菜的宴会之间，听到手持旗子作为欢迎者对他的吹捧。
中国需要美国的信用贷款，数目庞大。它希望从世界银行得到15亿美元的长期项目贷款。除了金融帮助，它需要美国所拥有的大量剩余财产（ 特别是轮船、卡车、机车等 ）。马歇尔特使于是请求给予中国特别优先权。
美国陆军和海军人员帮助中国训练其新组建的军队，但中国还需要更多的美国技术援助，以便在机械化的时代向其人民普及技术知识。
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提出请求之后，马歇尔特使计划重返中国。在乔治·马歇尔的眼中，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几乎如同100年前，他的远房堂亲汉弗莱·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汉弗莱在1853年至1854年曾任美国驻天朝（ 译注：封建时代外国对中国的另一种称谓 ）的特派员。汉弗莱写道：“无论何时，俄国人或英国人的贪婪或野心都将会诱使他们去获取大量的不义之财，亚洲的命运将由他们决定。中国与美国的未来关系将长期地被认为是十分密切，除非‘现在’美国采取断然措施，以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依我看，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维持’中国……这将好于眼看着中国成为一个无政府的场所，而最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
脆弱的和谈
根据中国的历法，狗年很快就要过去，猪年就要开始。在中国各地，人们都以最高兴的心情庆祝这一年。新年是按古老的传统来庆祝的，孩子们收集各种怪样的石头，认为这些石头代表坏运气，他们把石头扔在厨房的灶里驱除邪气。
在重庆和全国各地，庆祝新年有双重理由。在这个山城首都，全国的主要政治组织刚刚开完历史性的会议。
“从现在开始……”1946年1月31日下午6点半（ 根据西方的推算 ），经过3星期的有失有得的协商，全体政协委员聚集在一起开最后一次会议。晚上8点，38位代表一致通过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一部民主宪法将递交在5月召开的有广泛基础的国民大会。
在联合政府中，国民党仍然是强有力的多数派，但它已经不是在政治上唯一负责的政党。在这个历史上关键时刻，蒋委员长的讲话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在政协闭幕会上致辞说：
“从现在起，社会上各个党派的领袖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肩负着建造中国未来的责任。从现在起，繁重的任务不光是单单落在国民党的身上更不是单单落在我个人身上……从现在起，不管我在职或不在职，我一定作为一个公民，忠实地、坚决地执行这次政协会上所做的各项决定，真诚地为国家走向统一与民主而奋斗。”
《 时代 》记者威廉·格雷电：“中国的春天显示出中国内战问题时好时坏的现象。现在局势严重地恶化了。国共双方都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前尽快加强自己的地位。”格雷的电报说：“尽管马歇尔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还没有出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共双方达成妥协的迹象。共产党明确认为妥协即使有时是有利的，也意味着失去所得或丧失机会。今年春天他们的机会是建立在政府方面的饥饿、通货膨胀和困难上。”
但是现在和平还没有到来，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宣称，在俄国人撤出时要全力斗争以求控制满洲。在开原，双方的激烈冲突稀奇古怪到了极点。国民党新一军突破了共产党设在铁路以北的封锁线。当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小组抵达时，新一军军长立刻把共方的谈判代表关押起来。
根据延安的报道，共产党把政府军的尸体用棺材装好送到政府军战线以“表示诚心诚意的和平与统一的愿望”。
在势不两立的国共两党之间，独立的、温和的《 大公报 》呼吁：“遍地饿殍，灾民吃草根树皮……部队欺压老百姓，喝他们的血……地方官员使老百姓生活困难。这些都使我们痛心疾首。认为：中国必须和平，否则就无法生存。如果野心家执意冒险，我们就会死亡……”
中央政府花了7个月的时间准备审判中国第一号战犯，但是只用了6小时开庭，一个星期后判定有罪。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百年老房子里，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最后一任主席、受过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的陈公博被宣判为：汉奸，死刑。
衣着蓝袍，温文尔雅的陈曾是个革命者，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工商部长。他听到判决后仍然不失风度，有礼貌地鞠躬，对庭长说：“不论阁下对我如何判决，我都不会上诉。”
政府控诉陈的罪行主要是：迫害爱国人士，和日本签订秘密条约，在教科书中进行亲日宣传。在他的6万字辩护书中否认这一切——包括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他说：“我没有私人房产了，银行中没有存款。如果我说我没有个人财产，人们不会相信。如果我承认我有，我就不会相信自己。”
陈的名字和他一生的经历形成讽刺的对比。他的名字公博，意思是“显示公众与伟大”。在他没有当汉奸以前，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高级官员，可是由于汪精卫死了，俄国人又把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抓走，他就成为一个大汉奸了。
即使在审判陈公博时，他也没有审讯比他更坏、更有吸引力的另一个汉奸引人注目。这个人就是狡猾、肥胖、患糖尿病、脾气暴躁的汪精卫遗孀陈璧君。她是汪精卫最亲近的政治顾问。汪精卫怕老婆，她生的已长大的4个儿子也怕她，其中3个儿子已被捕入狱了。陈璧君毫不悔悟，她给儿子写信说她已做好死的准备，而且希望早死。
苏联红军撤走
红军进入长春8个月后，现在准备撤走了。大约2000名空运来的政府军，加上5000名当地的辅助部队进入了这个城市。围城的共产党军队有6万到7万人。从南方开来的解围部队是国民党的精锐新一军。在115英里以外的开原火车站，政府的正规军突破了共产党的防线。这是国共双方为了争夺满洲的控制权的第一次凶猛的战斗。
由于国共双方都同意把不稳定的停战扩大到满洲，所以开原之战似乎是不祥之兆。重庆方面报道说，由于双方存在着“基本方面”的分歧，影响了国共加美方组成的军调小组及时前往出事地区。当美国的军调组军官到达沈阳时，见到的是乱七八糟的景象。
在现在仍然叫作“斯大林路”的拥挤的大街上，一个被俄国人抢劫过的商人说，他要等“美国领事要他重新开业”时他才重新开业。当告诉他美国领事没有这种权力时，他眨眨眼，表示理解，但是坚持说：“那么由美国领事告诉中国官员，由中国官员告诉我们重新开业好了。”有20个苏联商人被红军扔下不管。他们抱怨说，因为苏联政府不批准飞机在沈阳降落把他们接走。
满洲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是日本人建设的抚顺联合企业，它是以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为基础建设起来的铝、页岩油、钢铁等工厂和发电厂的联合企业。俄国人把重型机械尽量运走，使得煤产量从日产1万吨降低到日产1千吨。上个月苏军撤走，留下20来个苏联矿业与铁路官员，让他们和中国人协作，共同经管这个联合企业。
以战争期间在四川工作的煤矿专家严恩 为首的22位中国工程师在抚顺下了火车。他说：“我没有必要去见俄国人。如果他们来看我，我可以见他们。在我所受的指示中没有与俄国人合作一条。”
严解释说，去年8月宋子文院长在和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要求抚顺联合企业不在合管之列，斯大林同意了。问起准备怎样对待对于俄国人仍然住在大和旅馆并在联合企业的主要办公室工作的问题时，严说：“不理他们。抚顺市长应宁楼（ 音 ）已经训令22000名日本工人不得接受俄国人的命令，只能听我方的命令。今后俄国人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可是不能发号施令。”
严的挑战马上反映到俄国在联合企业中的代理总监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基祖克维奇（ 音 ）和他的助手——能通晓各种语言的乔治·钦德（ 音 ）那里。钦德反击道：“我们在这里不光得到了俄中两国政府的同意与批准，而且这是两国政府的命令。我还得到通知说，两国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正在哈尔滨讨论抚顺的未来。在委员会做出决定前，抚顺联合企业继续属于中苏长春铁路。我们当然不会在这里只是闲坐喝茶。也许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是中国人的习惯，不过苏联人没有这个习惯。”
抚顺市长设宴招待俄、中两国人。双方不断祝酒，但是在宴席上出现了阴影。俄国人抱怨说去年一月中国工程师张新夫（ 音 ）在抚顺附近被谋杀，中国人“明显地暗示”说应由俄国人负责，俄国人则认为是共产党干的。钦德的报告说，“中国人不断地对我们说，他们会保证我们安全抵达沈阳，然后又提醒说，我们红军是保证那个被谋杀的人的安全的。”
俄国人召开了一次会议，担心可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不知道和他们一起住在抚顺的家人如何是好。钦德耸着肩说：“中国人是用武力占领抚顺的，我们没有武力。”最后这些俄国人向驻沈阳的俄国司令部请示，高兴地接到让他们离开抚顺的命令。
不过抚顺的所有权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严恩 认为这个联合企业是中国人的，以后还是属于中国人。俄国人虽然已经撤离抚顺，恐怕还有不同的想法。
1946年的国民大会
1946年11月的这次国民大会像个难于控制的小学校。蒋介石要求大家保卫自己的权利，要自己教育自己。蒋甚至说自己退休的时候已经到来。而美国《 时代 》周刊记者弗雷德里克·格里森认为这是中国突然出现的民主：
蒋委员长走到台前，有点犹豫，有点像个小学生走进一个新的学校似的，坐到主席团轮流担任主席的座位上，在宣布大会开始前戴好了眼镜。虽然主席团要求不要对大会的规则与进程进行公开辩论，但是陕西代表王孔安坚持要求蒋委员长解释他最近写给少数党、民主社会党（ 民社党 ）领袖张君劢一封信的意思。王质问道，如果委员长允许张君劢起草宪法，为什么不让国民大会来起草呢？代表们立刻大喊大叫，会场一片混乱。
委员长解释道，他是以国民党总裁而不是以政府首脑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建议会议的议程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代表们不同意。他们按投票按钮使计票板上反映出他们的意见，把大会的规定交到一个特别委员会上审查。
中午休息时间，有些代表在走廊中、茶室里对外国观察员低声问道：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怎么看？美国国会……英国议会……是这样的吗？在红砖瓦房中吃午饭时，蒋对一些代表说，得人心的选举必须按照新宪法行事，否则“我就成了另一个袁世凯”。
午休之后穿着黑色长袍的胡适建议说，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应再另设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浪费时间讨论问题。蒋介石也准备发言，代表们大喊大叫迫使他坐下。胡适的建议最后获得通过，不过代表们的发言每个人限定5分钟。当一个好斗的代表发言超过5分钟时，蒋委员长就按他左边的电铃示警。如果他仍继续发言，蒋委员长就按他右面的电铃，可是这人还不肯停下来。蒋气得咬着牙站起来，直到这个代表把话说完。
3天之后，蒋委员长又在台上出现。这时他已不是以国民党总裁而是以政府领袖的身份在台上了。他不用讲稿讲了35分钟。回顾了革命的历史，孙中山的目的，他是孙中山的信徒等等。他说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慰问孙中山在天之灵。“孙总理说五权原则（ 按：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的根本精神是分散权利与权力……然而一千年来，中国人民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训练。坦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与习惯……他们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当我们达到人民能够保护自己的阶段时，总理的理想和五五宪法（ 5月5日公布的宪法草案，当时称为五五宪草 ）的精神就不会受到威胁了……自从总理逝世后，我一直尽力按照他的教导行事，虽然做得还很不够。现在我已年到60，我可以告诉诸位，我没有政治野心……我担心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像从前那样工作了。我必须把责任交还给人民，而人民必须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过目前的情况是，人民虽然在学习，可是我认为五五宪法并不合适……不要通过不完善或不合适的五五宪法，否则中国会受到伤害。大家要考虑人民的权利和福利。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总理和所有革命者的在天之灵。”
委员长向代表们鞠躬然后离去。外面正在下雪，中国人说这是上天给的吉兆。
发生在这次国民大会上的插曲还有，当国民大会的主席团提名工作结束时，或至少每个人都认为是结束时，忽然站起一位来自新疆的代表马清昂（ 音 ），他挥舞着两臂，不顾会场规则对着扩音器喊道：“主席团候选人中有党代表、职业代表、各省代表……为什么没有各民族的代表……我要求平等，不然我就退出……”
留着花白山羊胡子的马清昂立刻得到一个来自贵州西部的土司杨提春（ 音 ）的热烈支持。杨说他代表彝族和苗族人民，并祈求孙中山在天之灵主持公道。他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退出国民大会。
会场上各代表哗然，纷纷指责这两个人是 “破坏者”。此时蒋委员长递给大会临时主席孙科一张便条。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看到了便条内容，便请大家安静，宣布说，贵州省的代表张道藩自愿退出主席团，把这个名额让给贵州省的国大代表杨提春。
1947年5月中旬，有700个大学生冲进南京政府的办公室里。他们要求把每月的学生粮食补贴加倍发放以应付急剧加速的通货膨胀。遭到拒绝，他们喊道：“钱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吃饭不花钱吗？”他们冲进政府官员的饭厅，把为大官们准备的午饭吃光，还要更多的。还有更多的消息说，天津的生活费用已经是战前的16790倍。
……
魏德迈的报告引起了南京的强烈反应，许多中国人说他们早就估计到。社会学家和中国最尖锐的政治评论家费孝通教授说：“我们不必因为美国对我们漠不关心而愤怒，但是我们却为美国担心。”
……
随着冬天的到来，国民党已经丢掉了东北的9/10以上。林彪统率的中共军队在经过6星期的进攻之后已经后撤了几里，他们现在不想马上进攻沈阳和长春。而在华北，共军在军事上掌握无可争议的主动权，占领了大部分土地，正在向北平以南90英里的保定推进。
……
陈仪往事：二二八事件
虽然她小时候只不过是个台湾的农村姑娘，但是她20岁的时候既年轻又漂亮。她先在上海学习共产主义，然后和一些进步学生去莫斯科，在日本监狱里坐了9年牢。她患了肺病，现年46岁，不再漂亮了。不过肿眼睛、大耳朵的陈仪将军一回想起他担任台湾省主席时那最倒霉的日子，就忘不了这个叫谢雪红的女人。
陈仪把上个月台湾人的“叛乱”归罪于谢雪红，实际大部分问题都出在陈仪和他从大陆带来的一帮来接收的穷光蛋上。
谢雪红当时任台湾的妇女会主席，发表反对陈仪的演说。不过了解谢雪红的人说：“谢雪红不像是个共产党员。”陈仪最后也承认：“叛乱之前共产党还没有组织好，可是叛乱起来之后他们就抓住了机会。”
当中国人恢复对台湾的统治时（ 日本人自1895年占领台湾 ），陈仪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带领他的助手和“垄断经济警察”接收了日本人的国有工商企业并加以扩大，如食粮、樟脑、茶叶、造纸、化学、炼油、水泥等。他没收了500家日本人的工厂和矿山以及成千上万所房子。上海的《 文汇报 》说他什么都要管，“上自旅馆，下至粪便。”台湾人觉得他们成了殖民地的受欺侮的孩子而不是汉族长期丢失的孩子。
一个美好的夜晚，一卡车经济警察冲到台北市主要街道上捉拿垄断经济的破坏者。他们用棍子殴打卖香烟的妇女（ 陈仪颁布的法律是台湾人只能买陈仪一帮人生产的香烟，否则就是犯法 ）。有一群人聚集起来，警察就开了枪。群众追赶警察，焚毁了卡车。
第二天，一些群众拿着标语牌示威游行，陈仪下令宪兵开枪，打死4人，伤11人。叛乱扩大了。群众打死一些大陆来的人。他们成立了清查委员会。温和派的委员如茶商王天田（ 音 ）在马路当中广播，要求：选举市长；国有企业应由台湾人经营；取消垄断。王说，“我们并不要求独立。我们支持中央政府，我们热爱祖国。”
但是谢雪红和台中（ 台北以南约5小时的路程 ）的要求却不止于此。她掌握了台中叛乱组织的领导权，她的人夺取了警察的枪械，占据了该地达10天之久。清查委员会增加了32条新要求，例如：台湾自治；所有国营企业一律交给台湾人。有些人甚至谈到台湾应成为美国的保护国。有些人占领了屏东，唱起了美国国歌。
由于众寡悬殊，陈仪最初陷于困境，不得不有所让步。他答应禁止部队使用暴力，放松垄断控制。他派另一位小姐（ 谢月仙 ）到电台上广播，宣称头一天宪兵开枪没有打死人。谢月仙和谢雪红同样有名。她是台北市的一位女医生，她以救助可怜的妓女而出名。在竞选南京的国大代表时她击败了谢雪红。台湾人不喜欢谢月仙的广播讲话。他们把她的家具和财物拖到街上烧毁。
只是等到中国大陆的援军——正规军和宪兵抵达后，陈仪才脱离困境。到上星期为止，他已把所有能够认出或抓到的叛乱分子的头头们处决或监禁。他的部队肆无忌惮地大肆屠杀（ 台湾的国大代表在南京控诉 ）。估计在全岛杀死了3千至4千人。陈仪说，那个姓王的茶商已死，“当部队去捉拿他时，他拒捕，所以被打死了。”陈仪把台湾的最后一家报纸封闭了，因报上登载了一则南京来的消息，说陈仪要被撤职。
南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对人民进行慰问”。代表团团长白崇禧让陈仪放松控制，不可不依法律进行拘捕。
最后，坐在杜鹃花下一张日本扶手椅上、靠着桌上的绿色台布，花白胡子、肿眼泡的陈仪睁着又黑又小的锐利眼睛开始讲话：
“日本人统治了这个岛屿51年。我准备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人民进行再教育，使他们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下更加欢乐。”
到目前为止，谢雪红还是拒绝接受再教育。当大陆来的增援部队到达台中时，她和两卡车的人逃到日月山中。他们到土著居民中寻求保护。不论是统治台湾212年的满洲人还是统治了51年的日本人，土著人都没有接受再教育。
大陆来的政客陈仪将军不得不把他的“5年再教育台湾人计划”抛开，离开台湾。陈仪任台湾省主席19个月的成绩是台湾的动乱、反叛。他们痛恨他的垄断政策、警察高压和他个人，南京政府最终把他撤了职。
为了进一步保证台湾人不会像后妈对待的孩子，南京政府废止军管。今后台湾省将像大城市治理办法治理。这次接任的省主席是一位聪明、言语和善的外交家魏道明。他是律师，战争期间曾任驻美大使。
而在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上，陈仪说人们误解了他。他的垄断政策只是为保存政府财产。他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私营企业，我一直想把私营企业再度建立起来。”
1947年的人物志
张群
蒋委员长坐在他舒适的起居室里，室内放着许多盆花，墙上挂着条幅，桌上摆着宋代瓷器，另外还有一些皮椅子。国民党20年来一党专政的时代名义上就要结束了。委员长略看了一下手写的文件说道，“好，好！咱们在上面签字，并把这份文件作为纪念品保留起来。”在这份联合政府协议书上签字的还有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签字者同意新成立的国务院（ 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 ）的成员是通过民选的，应该包括国民党员17人，青年党员、民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各4人。此外还留给共产党一些名额，因为无人认为共产党会接受以下两条：1．承认在南京成立的扩大政府的领导；2．使华北各地的铁路全面贯通。
蒋委员长又提醒大家，联合政府的国务院总理应为所有党派所接受，“我认为可以由张群担任。”
无人反对，大家一致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蒋笑容满面，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张群将军现年58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些。他是物产丰富的四川省主席、温和的国民党元老之一。自从和蒋介石一起在日本学习军事以来，他一直是蒋的亲密朋友。
张群总是站在蒋的一边。1931年张群任上海市长时，根据蒋的命令逮捕激进学生的领袖，引起5000个学生冲进了市政府，把张抓起来，关了一天一夜，让他听指责他和蒋的发言。他被释放时，是坐着救护车走的。
1938年，由于被日本人逼得后退，蒋让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到偏远的四川省，使那里得到控制。这样就可以把政府迁移到那里，立重庆为首都。他指定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然而抱成一团的四川旧军人拒不接受。于是蒋介石自任四川省主席，让张为自己的特别助手。1940年蒋悄悄地脱身，让张实际上负责。
由于张群在南京政府中温和派所起的作用，西方人看到来自中国的报道感到满意。温和派和国民党中的开明人士似乎在国务院中占大多数，而蒋似乎也支持他们。
晏阳初
虽然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但是在晏阳初的群众教育运动展开之前，中国人中只有50%能够读和写。24年间，中国的教育发生了革命的变化。历史的动力和许多学者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晏阳初是其中之一。
现年53岁、品行勤俭、身材细长的晏阳初，其群众教育运动的想法是在他远离家乡时受到启发的。他出身官宦之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基督教中国男青年会派他去欧洲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派到有5000华工的地方工作。他的部分工作是替工人写信，因为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人能够掌握文言文。当时中国国内有些学者如胡适（ 后来曾任驻美大使 ）等人开始提倡比较简单的白话文或是称作口语的文字。晏阳初把最常用的中国字减少到1000个，于是产生了基础中国字。
他在北京聚集了一大批对此热心的学者，一村一村地建立起“人民学校”。晏说，“他们喜欢读书，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敢梦想读书。”
内阁的部长们到定县遍地尘土的村庄里参观晏的总部，发现那里的人不仅读书，而且把村庄打扫得干净，庄稼种得又大又好。晏的指导思想是，“当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新社会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是在旧社会里奋斗的。”
蒋委员长懂得文化的重要性。1940年就在被炸得疮痍满目的重庆附近成立了国立农村重建学院，蒋任命晏为院长。
晏的困难不光是教新学员的问题，还有教材的问题。他希望从出版商马歇尔·菲尔德资助的钱里能够成立一个“人民出版社”，以便向他的“学者们”（ 人民学校毕业生 ）提供便宜的基本字书。他的目标是10年里中国的文盲要降低到人口的10%。
陈立夫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国自然不能忽视中国，就和它不能忽视欧洲一样。不过美国对欧洲的看法由于从莫斯科来的寒风把美国的幻想一扫而光，迅速地明确了；而对中国，美国人的看法大致如下：“毫无疑问，中共是极端主义者，而且比其他国家中的共产党更具有挑衅性。蒋介石也许不错，但是被反动政客所包围。”
如果一个美国人看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是左翼报纸的报道，他一定很快就看到了陈立夫的名字，他是臭名远扬的C.C.系的头子。中国的坏事都和他有关；他是幕后操纵的恶棍，他破坏国共间的协商，阻碍一切进步。
陈立夫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急切但是更伟大的任务，就是掮客或是叫作婚姻介绍人——意思是把中国的孔子学说和西方技术相结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办法：他著写有关社会哲学方面的书；建立上自蒋介石，下到乡村的政治机构。
陈是把孔子的学说运用到政治领袖人物上，他不赞成宋子文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对中国害大于利，顶多也不过是利害相当。他说：“今天科学的进步……把我们长期以来的习惯打破了……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得不改革我们的社会习俗、克服头脑中的惯性，在我们能够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以前和做好防止科学带来的危害的准备以前，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我们的飞机……是超音速的，可是我们的身体并不是超音速的。在这个动力的、进步的、发展的但也是平衡的世界上，人类需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他认为既然孔子的学说能使世界上最稳定的社会延续下来，那么这个学说就该重新运用而不应放弃。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陈不愿中国社会继续淹没在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下面。
陈说，“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贪污腐化而在于长期内战造成的经济危机，就如美国的内战使美国有一段时间公共道德低下一样。孔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又说：“当一个人的自然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他就能够不会受爵士音乐、纵欲、钱财和物质的诱惑。”
陈立夫认为通向美德和有秩序的社会的道路是孝。孝就意味着家庭就是一切，它把中国社会凝聚在一起，不过也为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找了借口。西方人不知道孝是强加给一个人的责任，但也有助于改造一个人的罪恶思想，这也是西方的道德基础。和孝相关联的字是正——正确，这个字强调仪礼和行为的正确。
陈立夫和蒋介石都是浙江人。陈家八兄弟中只有陈立夫和大他8岁的陈果夫还活着。陈果夫患有结核病，是农业银行总裁。陈立夫幼年家境很穷，生活无保障，不过他有个叔叔是革命将军陈其美。陈其美是年轻的蒋介石的保护者。在他将死时把蒋叫到床前：
“在我临死前我托你一件事。我无子女，但我哥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我死后请你照顾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
因此陈立夫在蒋的保护下， 1919年至1923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他努力学习物理、数学和中国的古典作品。他和当时许多大学生一样，崇拜俄国革命，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然而作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他主要是对美国感兴趣。他先入匹兹堡大学矿学院读书。在他的硕士论文“机械与电器在中国煤矿的应用”通过后进而学习更高级的课程。他签约成为匹兹堡和斯克兰顿煤矿的矿工，持有约翰·刘易斯的联合矿业工人的身份卡。
陈立夫希望西方能按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问题。当去年马歇尔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建议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时，和陈有同样观点的人都大吃一惊。对马歇尔和其他的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还是很遥远的威胁。国共之间一直进行着较量，而且双方都承认。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俞大维就完全承认双方处于战争状态这个事实。
在双方都承认是在殊死斗争时，要想让他们都放下武器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谈论组织联合政府，中国人听起来这种看法有点像美国的巴顿将军把德国人的纳粹与反纳粹比做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斗争一样。
不过双方误解的程度现在不会有那么大了。陈说：“人生的真谛在于慈善。”虽然陈在反共斗争中行动上一点也不慈善，不过他说话是算话的。他是想把中国引向西方承认的民主中 国，而他又认为这个中国也是合乎孔子学说的中国。
物价飞涨的几个侧面
1947年5月，上海“天声”电台的广播通常不过是它的广播员筱快乐（ 小快乐 ）讲些无害的、受大众欢迎的故事。不过大约两星期前米价不断高涨，使得“小快乐”不快乐了。他在天声电台唱出了一首“吸血的米蛀虫”。歌词大意是：
穷人的脸像灰黄色的母老鼠，
他们吃草根树皮，
可是米商毫不在意——他们心黑——
他们囤积居奇。
他们是发财的米蛀虫，
吃饱了肚皮、装满了钱袋、建造了新房、买了5辆汽车还讨了小老婆。
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无数信件和电话要求他再唱。南京广播电台还录了音。不过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人骂他。
一个愤怒的米商写信给“小快乐”：“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混蛋，竟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如果物价高，为什么要骂我们米商？注意，也许你的祖宗里就有一个米商。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是骂你的老祖宗。冷静点，不然你会后悔的……”勇敢的“小快乐”仍然继续唱下去。
在上海，由于愤怒的群众不断地冲击米店（ 一天里有9次 ），吓坏了米店老板。他们大约有300人跑到市政府请求保护。市长吴国桢拒绝了他们。他们要求禁止“小快乐”唱这个歌，吴市长也拒绝了。有几个米商叫嚷道：“咱们自己到天声电台去找‘小快乐’算账！”其他人也喊道，“走，一起去！”
半路上，在九江路，一个看热闹的人喊道：“他们是米蛀虫！米蛀虫！”这些人立刻围着他们痛打。
在天声电台的播音室，他们把一个短头发女孩误认为是“小快乐”。他们把这女孩子追到一个戏院就找不着她了。他们又回到播音室，把设备和家具都砸烂，直到警察赶来抓住他们中的10个人。其余的人又走到云南路“小快乐”的家，爬上二层楼“小快乐”的住所，打他的妻子。不过他们发现这个女人不是“小快乐”。“小快乐”一定是藏在别处。
当晚9点钟“小快乐”出现了。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我要唱得比以前更多更起劲。我正在写遗嘱，如果我被打死，希望报纸能够把我的遗嘱登出来。”
到了周末，米价一月之内上长了100%。一担米（ 133.3磅 ）卖法币32万元。焦虑的当局设法用配给的办法以限制米价、警告囤积居奇的人，并保证充足供应。然而米店老板由于害怕那些抗议和买米的长长队伍，坚持不开门。不快乐的“小快乐”仍旧唱他那个挖苦米蛀虫的歌。
1947年5月中旬，有700个大学生冲进南京政府的办公室里。他们要求把每月的学生粮食补贴加倍发放以应付急剧加速的通货膨胀。遭到拒绝，他们喊道：“钱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吃饭不花钱吗？”他们冲进政府官员的饭厅，把为大官们准备的午饭吃光，还要更多的。还有更多的消息说，天津的生活费用已经是战前的16790倍。
满洲、华北争夺
1947年5月下旬，在参政会上，政府顾问团中的潘兆英（ 音 ）率先发表了一通反俄演说。他是天主教在中国办的《 社会福利日报 》社长。他说：“根据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中苏必须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俄国人并未遵守诺言……”
“我要求政府：1.采取行动迅速收回旅顺和大连；2.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要求俄国把从满洲掠夺的东西归还；3.宣布中苏条约无效。”
四川代表叶树堂（ 音 ）响应道，“我们必须强硬，不能软弱。如果有人对我们友好，我们就鼓掌欢迎。如果有人打我们，我们就要加倍还击。”
满洲的共军采取主动。他们从北部南下，先切断了长春与其南方各据点间的铁路，然后把矛头指向长春。长春城内的东北政府军司令长官杜聿明正在研究共军动向，是要占领长春，还是仅仅对长春进行骚扰？
在南京的东北代表说共军所以能在满洲取得进展是因为杜的手下正忙于做鸦片生意，在舞厅里寻欢作乐。然而杜将军18个月前成功地阻止了共军控制南满的企图，显示出他的巨大作战能力，现在他希望能够守住南满。
杜的父亲是位军事家。他为孙中山组织民兵，还写了一本书《 四千年来中国战术战略史 》。由于杜聿明是独生子，所以他父亲不想让他当兵，不过他从家出走，进了黄埔军校，于1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和平时期他是个运动爱好者，他喜欢骑马在沙漠里打野驴。他也是一名有造诣的伞兵。他在昆明受过美国战略勤务队专家们的突击队训练。
杜将军把中国古代的战术应用到推翻云南省军阀龙云身上。杜告诉龙云，政府军只是在云南省城昆明进行调动。然后把龙的部队包围、缴械。当龙被调到重庆被任命为一个保留面子的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后，要蒋惩办杜聿明。蒋有礼貌地同意，将杜“撤职”，然后把他调到东北指挥满洲的作战。
这一次，杜由于腿病，不能到前线视察，可是使他难过的却是前线逼近了他。南京正在急忙从陆地和空中派遣援军去到北方战区。
长春是个现代化的轮状城市，绿树成荫，楼房林立。它是日本人为伪满洲国建设的首都。市内的满洲市民尽量保持着镇静，过去当国共双方在长春周围进行争夺战时，市民还能挤上南下开往北平的火车，然而现在铁路断了，市民只好待着不走。
长春以前有许多漂亮房子，日本人投降后都被俄国人洗劫一空，有的房子连房顶都被拆了。宵禁从晚上8点到早晨5点，市民必须待在屋内。凡不遵守戒严令的就会被哨兵搜查，很可能被当场枪决。所有能干活的男人都被叫去挖战壕。
不过长春还没有绝望。有些供应还可从空中运来。有些市民还成立了长春动员委员会来提高杜将军部队的士气。这个委员会供应糖果和香烟、慰问伤兵、为部队开茶馆、为军马购买草料。
自从抗战胜利后长春共有过5种军队：最初是日军，然后是俄军把日军逐出，然后是国军，以后是短时间的共军，现在又是杜将军的国军。长春已对这种战争影响厌倦了。
国民党政府大丢其脸，没有完成它所答应要做的事。今年3月当国军占领共产党司令部所在地古城延安时，南京预计3个月内可以彻底消灭残余共军。南京还许诺恢复经济。不过现在，刚好在占领延安3个月之后，通货膨胀更加恶化，共军在黄河以北又取得了胜利。
国军保住了华北的重要城市和铁路，但是共产党统治着农村。他们可以征集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夏粮。国民政府甚至在白天控制的农村有些在夜间却无法保护。
以下是各战区的情况：
在山西。曾因为禁烟有功被誉为“模范省主席”的阎锡山还有足够的部队保卫他的破烂不堪的省会太原。但是他无力抗击已经占领山西几乎3/5土地的共军。在国军撤出晋南来进攻延安时，共军利用这个机会渗透到那个地区。太原有个人挖苦说：“我们是用一头肥牛换回来一副骨架子。”
在山东。国军曾使大部分共军消失。看起来共产党大概是被赶到山里去了。不过今年春天共军有力地反击了3次。
在满洲。自从杜聿明将军的部队从日本人那里收复满洲以来，现在是力量最弱的时候。杜将军目前还守着长春和沈阳，不过共军占有国军从长春向南的交通线两侧。满洲的巨大海港仍在俄国人手中。如果俄国人不撤走，杜很难占领大连。
对上述情况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俄国人的援助；一个是供应问题。在满洲，政府有美国训练与装备的两个精锐军。一个是新一军，一个是新六军，都是在缅甸和云南对日作战的有经验部队。他们的装备是1945年发的。从1946年年初以来他们没有从美国得到任何弹药。由于他们过去是受美国大量使用武器弹药的训练与作战方式的影响，所以和共军作战，非常依赖供应线。
在南京的许多中国人虽然认为共方的军事前景不会有多大的改善，但是他们相信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越来越少，俄国对共产党的援助会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通过外蒙古运送物资。
国民党政府的副主席孙科说：“我看不出美国怎么能够保持中立或袖手旁观。满洲会成为苏联的属地，5到10年之后苏联可以把它变成征服中国其他部分的基地。”他说中国需要的是美国给予大量援助和军用物资。
美国减少对国民党的支援
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有9个月停滞不前了。马歇尔在中国待了13个月后于今年1月在临别赠言中告诉中国政府必须首先进行重大改革才能得到美国进一步的援助。当今年夏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中将接替马歇尔时，国民党还以为美国准备行动了。不过美国的政策似乎仍无变化。
在南京，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魏德迈的临别忠告了。
“现在的中央政府如果能够撤换现在当权的无能或腐败的官员，就能重新取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中央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激烈的、有深远意义的措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应该承认，单纯用武力是消灭不了共产党的……”
中共听了当然高兴。上海共产党办的定期时事通信对魏德迈的严厉讲话作了一个板着面孔的解释：“魏德迈的名字读出的声音是‘我—的—妈—呀’，有些中国人认为如果按姓名的意思翻译，也很贴切。译名的意思是‘高傲得超出了美德’。”
许多中国官员认为魏德迈将军用了太多的时间来和批评政府的人谈话。行政院长张群说：“魏德迈将军有许多事不知道，也未能设法发现。”张说他身为行政院长就没有机会和魏德迈作真正的、彻底的交谈。
北京大学校长、中国前驻美大使胡适博士，是美国人公认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和清廉的人。1947年9月初，谈到美国时，他说：“他们没有看到这里在着火吗？不知道这火是他们帮助烧起来的吗？”
思想开明的立法院长孙科对魏德迈要求中共放下武器以表示对国家忠诚的建议加以嘲笑。他说：“这是对牛弹琴。”
蒋介石对美国既没有抱怨，也未讽刺挖苦。他对三民主义青年团讲话时说：“政府和国民党中都存在着腐败和精神堕落的情况。”
在南京，政府颁布“厉行节约”的法令以节省外汇并提高效率。中国的某些支出（ 据内阁发言人的估计大约有1800万靠工资和补贴为生的人，包括军人和学生 ），如工资和补贴将立刻缩减。食物、布匹、汽油、纸张将实行配给与限制。减少正式宴会。会议必须准时。
政府中自蒋介石以下到各级官员至少在试图依照马歇尔和魏德迈的意见去做。华盛顿的官员们继续按照比对希腊、土耳其和俄国更高的政治标准来判断是否对中国提供援助。对这几个国家，美国向他们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却不问他们的官员是否胜任和政治是否纯洁。
魏德迈中将在中国做完情况调查后飞到华盛顿，把所写报告和建议送到国务院，而国务院又马上把文件标上“绝密”。
9个月来美国对蒋介石政府除了给一些优柔寡断、含有敌意和右派的建议外根本没有一个对华政策。幕后传出一些谣言说美国准备撤出中国，亚洲的防御责任将依靠日本和菲律宾。
看来，魏德迈的报告是帮助马歇尔做出决定，如果情况不妙，在援助中国或抛弃中国4亿人口之间做出选择。
魏德迈的报告引起了南京的强烈反应，许多中国人说他们早就估计到。社会学家和中国最尖锐的政治评论家费孝通教授说：“我们不必因为美国对我们漠不关心而愤怒，但是我们却为美国担心。”《 时代 》驻南京记者的报道说：“中国人认为魏德迈的任务不过是为马歇尔早就制定的政策盖个橡皮图章罢了。魏德迈刚一离开中国，一些国民党元老就和蒋介石一起开会。他们拍着胸膛、声泪俱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而俄国对中共的援助又很可能与日俱增，国民党政府怎么办？”有个人提出万不得已的办法：“与俄国恢复旧好，派中国的老政治家陈立夫去莫斯科。”
还有些政界领袖认为美国人是逼中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在上星期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魏德迈报告的结果……将告诉中国，究竟中国是靠美国还是俄国对自己有利。”行政院长张群认为中国应与俄国联合，在对日和约方面提出强硬要求。
华盛顿官方认为，对中国方面的绝望反应不应责怪，也不能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威胁以便取得美国更多的援助。不过华盛顿官方仍然保持冷静。国务院一位重要人物不认为这些反应不重要，但只承认各地有一些愤怒的言论。然后他以极其傲慢的语调说：“也许中国最近以来有些更加独立的色彩以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橡皮图章罢了。”
《 大公报 》写道：“两年来美国对华的外交态度充满着傲慢、偏见与蔑视。”这种态度似乎至今尚未改变。
当国民党军队拼命进攻烟台海港时，刘伯承突然出现了。他率领4万游击队深入国民党统治区，3星期中横扫300英里。美国报纸的标题是上星期中国的首都受到了威胁。国民党的舰艇在长江上巡逻，察看刘伯承会不会渡江。守卫南京的士兵检查所有进城的车辆。不过南京城本身没有惊慌，城门仍然大开。
在满洲，蒋介石最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正在清除贪污腐化的政客和一些将军。他已经逮捕并枪毙了两名将军，还有30个左右被关进监牢。
在旋风般地视察完满洲后，他在沈阳开了一个茶话会，邀请了100个有名望的人喝茶，陈诚简单地说：“如果我说我从不贪污，不损公肥私，诸位尊敬的先生会相信我的。在这方面我开个玩笑作个比喻，我今年50岁了，就像一个老处女，一生艰苦奋斗以保住身子的清白无瑕。我知道我只要有一次和男人发生了关系，那么我一生的名誉就毁了。”客人们有礼貌地笑了。
陈接着说：“消除贪污必须从这里，东北的中心开始。凡是违法掠夺人民的房屋、土地的人，必须立刻将这些财物还给合法的主人。这是命令。我们希望治病救人，也可能杀人，或者没收不听命令的人的房屋和土地……其中有些犯法的人就坐在这里，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他们说得挺好听，不过我要警告他们，起诉书已经准备好了。”这100个客人再也笑不出了。
陈诚这一举措提高了士气，加强了防御，夏季里认为满洲一定会丢掉的阴暗气氛已经大大减轻。
来自新疆的麻烦
在新疆的西北部，本应悬挂中国国旗的伊犁山谷，3年来都一直飘扬着黄色新月带一个五角星的旗帜。这个地区有100万人（ 新疆的全部人口约400万 ），主要是穆斯林突厥族农民和哈萨克牧民。哈萨克人住在帐篷里，骑马、背枪，过游牧生活。他们的领袖受过俄国人的教育和训练。他们手下有一支穿着俄式军服、装备优良、自称为新疆民主军，超过25000人的军队。
还有一个出问题的地方是北塔山，从那里到新疆首府迪化（ 乌鲁木齐 ）只有两天的汽车路程。去年6月，外蒙古骑兵在5架俄国飞机掩护下进攻中国军队的阵地。中国人拼命抵抗，至今还坚守着北塔山各高地。从那里，中国人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山北的外蒙古巡逻兵。
这是中国人的悲剧。自1928到1944年，新疆一直在臭名远扬的盛世才的恐怖统治下。名义上他是中央政府驻新疆的督办，实际上完全是他个人独裁。16年间大约有5万人被害。
盛还帮助俄国人进入新疆。由于新疆距内地遥远，中国政府又在对日作战，盛世才竟然允许俄国进驻新疆，在那里修路、修机场、建工厂和飞机装配厂。于是俄国人就在新疆开发丰富的矿产、钻探油井并开采钨矿。
中国人本想通过允许成立伊犁自治政府，在新疆联合政府中任命一个伊犁方面的副主席来安抚伊犁的叛乱者。然而1947年9月，年轻的副主席阿合买提江突然带着家属乘一架俄国飞机向西北飞去。
南京政府的张治中将军写给阿合买提江一封公开信：“你突然离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废除了我们之间的和平协议？是不是要再来一次武装反叛？如果你没有破坏和平协议的意思，那么请来迪化和中央政府重新谈判。”
到现在为止阿合买提江尚无答复。新疆总督马苏德·萨布里（ 音 ）在迪化的街道上贴出了红字布告，公开警告说：“不准对官员进行谋杀，不准非法携带武器，不准秘密审讯或拷打煽动暴力。”巡逻的武装民兵随时都准备开枪射击。据报告，北塔山的雪山中外蒙古军队已经得到增援，正向中国阵地进行试探性攻击。
张治中将军呈报给蒋介石一个新疆五年重建计划。其中包括南京将派60至70名技术人员到新疆发展西北部农矿业，给新疆大量拨款。
张将军这样打算的目的是：一部分是为了纠正中国人过去所犯的错误；另一部分是给那些忠于中央的穆斯林突厥人的礼物，避免新疆成为“亚洲的波兰”。
与此同时，俄国人在迪化仍然忙忙碌碌。那里有俄国的总领事馆、外贸办事处、中苏航空公司、中苏文化协会、一个学校、一所医院。每个星期天在迪化的大多数俄国人（ 总数超过200人 ）都到乌鲁木齐河边野餐。在新疆的西北部和西部的喀什噶尔，俄国人还要多。新疆工人正在富文（ 音 ）为俄国人挖钨，另外还有人在乌苏为俄国人采油。
美国人的中国报道
1947年7月，美国报纸派威廉·C.布利特到中国，看看能否对令人迷惑不解的中国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这位前美国驻苏大使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他的解决办法。甚至在他的报告正在付印时，从满洲传来的灾难性失败消息，可悲地证实了布利特先生对情况的分析以及他向美国对满洲中国军队援助的请求：
为了防止任何国家将4亿5000万中国人用来反对我们，这对美国是极端重要的……中国能够逃脱斯大林的控制吗？当然能够——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我们在独立的中国获取的利益，那是很小的。用什么手段呢？
现在中国政府能够牢牢控制的地区最北到长江流域，共产党占据着长江以北的偏远地带；不过上海方面称江南为“和平与重建区”还是有道理的。从长江以北直到苏联边境，肯定属于战区。
共产党军队使用游击战术，行动迅速，夜间攻击，白天则躲藏在农村里休息……
满洲的情况完全不同。政府军占领着除苏军占领的旅顺和大连外还有南满的大部分城市。不过除沈阳至吉林一段手指形突出地带外，共军占领着满洲的其余所有部分。这个突出地带曾经是满洲的主要铁路沿线，通过四平与长春。现在这条铁路已经不能称其为铁路了。大部分枕木已被烧毁，铁轨则架在枕木上烧得弯弯曲曲……
长春由第一军防守（ 应是新一军 ）。它可能算是政府的最精锐的部队。它是由史迪威将军在缅甸训练与装备的……不过没有美国人的指挥，已经失去当年勇敢作战的力量了。他们现在只有美国的装备，他们过去使用这些装备在缅甸和美军并肩作战。现在这些装备已经严重磨损……步枪已经不能射成直线……他们有非常好的美国大炮，但缺乏炮弹，甚至连训练时也不能开炮射击。他们的卡车，大部分都已损坏，由于我们未能按合同运来零件，他们无法修理。因为我们没有履行给他们建立一个航空大队的承诺，他们现在连一架侦察机也没有。我们劝说中国政府使用美国装备又拒绝提供弹药，这是置中国士兵于死地……如果满洲落入共军之手或被外人所征服，随后就会发生对中国足以致命的事件。
杜鲁门总统可以合法地采取行动。他不需要等待国会重新召开批准。他可以及时挽救满洲不落入苏联之手。如果他不这样做，国会首先就要对对华政策进行调查。他们首先要调查哪些人应该负责，这样就要泄露政府部门和外交界哪些人未能很好地维护美国人的利益……
中国现在已陷入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恶性循环中。她自1937年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她的丰富资源落入日本人手中。她光靠发行公债不足以支付战争的需要。税收仅能提供一小部分。她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纸币……
这意味着政府是以牺牲中间阶级为代价来维持战争的。它降低了依靠固定工资为生者的生活水平，如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政府公务员和其他靠固定收入的人……物价是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3万倍。
为了减少战争期间的支出，政府降低了官兵的薪饷。一个士兵每月所得约合美金1元5角，一个少将每月薪金约合美金17元……为了提高士气，军人中的工资应该提高4倍。然而中国军队的官兵在400万人以上，要提高400万人的工资4倍，政府只好多印钞票，而多印钞票又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只有一个答案：结束战争。美国就是应从这里入手的。我们可以从几处来打碎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所花的代价会比为保卫美国的安全而冒险的代价小得多。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战争或政治，而在于财政。中国的财政支出如果按照美元换算的话，简直是微不足道。治理约大于美国国土1/3土地上的4亿5000万中国人民，加上军费，中国政府每年的开支只相当于美国纽约市一年的支出。
事实上中国政府1947年全年支出约相当于10亿美元。按现在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所发行的法币不过折合成2亿5000万美元……
这个数字的重要在于它说明了一个理由——它说明只要我们给中国以有效的经济援助，整个情况是可以掌握住的……
对中国的援助要从3个方面进行：1.经济和财政；2.军事；3.政治。既然把共产党武装力量全部逐出中国土地是核心问题，那么制订这个计划必须首先估计要取得战争胜利需要多长时间。美国军事专家估计需要3年，中国人要乐观些。我们先按美国专家的评估，看看3年计划需要多少钱……
今后3年中中国需要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棉花、烟草、小麦、食油、汽油和许多工业品。因此中国需要贷款。中美两国经济专家估计每年需要贷款约2亿5000万美元——比起欧洲所需要的贷款实在算不了什么。我们先把这个贷款数额削减到每年2亿美元，那么3年计划是从今年秋天到1950年秋天共用6亿美元来购买美国物资。
第一年计划使用的2亿元须先拨出7500万用于控制通货膨胀，其余部分可以留待国会决定从何处提供。不过第一年的2亿元拨款不论是由美国对外救济计划中还是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控制通货膨胀的7500万美元必须在30天内到位。
在3年计划期间，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还需要另一笔钱……在使用这笔钱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而且在消除某些腐败现象之前不得动用。我们可以预计中国政府将会迅速而有效地制止投机行为并以1亿5000万美元作为稳定3年计划中的外汇市场。
现在看看军事情况。我们必须记得，美国总统必须立刻将美国储存的弹药运交给满洲的政府军，这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明年春天满洲就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根据中美两国最有能力的专家估计，要将35万共军驱逐出满洲，需要按美国标准训练与装备10个新建师。此外，保证从基地至前线的有效供应极端重要……满洲的后勤工作应由美国军人掌握。
在华北，共军并未占领大城市，政府军的主要任务是围剿共军游击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军应建立轻装的快速部队，他们的装备应有轻武器、吉普车、半履带车、轻型卡车、机枪和七五火炮。中美军事专家估计，有这样装备的20个师足以把华北共军肃清。
空军，即使规模很小，对作战也起很大作用。我们有成千上万架飞机和充分的零件，这些飞机对美国来说，已经陈旧落后了，可是对中国空军来说，却是第一流的。把这些东西移交给中国，美国实际上一分钱也不花，只账面上转移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必需的武器弹药交给中国，一年所花的钱不会超过2亿美元——3年计划中共用6亿。
3年计划中除了贷款6亿美元外，加上其他援助，每年共需4亿5000万美元。这样3年中，美国共出13亿5000万元，以这个代价来防止苏联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资源来反对我们，是很值得的……
为了组织这种中美合作，在军事知识、政治经验和个人品德方面美国能提供什么呢？
我们在远东有一位超群的将领，他合乎上述的所有条件。如果杜鲁门总统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在现有的职务上再增加一些工作和权力，任命他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以大使身份飞往中国，与蒋介石共同制订防止苏联奴役中国的计划，那么整个远东都会有光明的希望。他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建议都会在本报告中体现出来。他将和蒋委员长迅速地建立起同一战壕中战友的关系。他们将在共同的事业中建立起兄弟般的友情。
他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如果中国落入斯大林之手，全亚洲，包括日本，迟早也会落入他的手中。整个亚洲的人力、物力都会用来反对我们。美国的独立时间不会比中国的独立时间长多少。
左翼民主派被监视
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同盟领袖之一罗隆基博士说，他觉得他是被监视了。他说这话是有理由的。最近有一天晚上，警察拼命敲打民主同盟总部的大门，他们说这是例行的查户口。警察一向对这所房子有兴趣。这所房子是共产党的财产，而且一度是共产党总部所在地。
“啊呀！——这个箱子！”警察走后，罗博士就和他的朋友焚烧机密文件。在扔到火里的一批文件中有一份相当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名单。有趣的是，这份特务名单却被一个打入民主同盟内部的另一个国民党特务从火中抢救出来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当然不在那个名单里 ）。他刚好也是烧文件小组的成员。
第二天早晨，民主同盟的一个人跳进一辆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撤走时送给民盟的绿色克莱斯勒牌小轿车开往苏联驻华大使馆。他进大使馆时手中提着一个箱子，出来时空手没有箱子。监视他的暗探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的上司痛苦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假装摔倒，把汽车挡住，抢过箱子呢？”
国民党政府于是以“与共产党同谋进行武装叛乱罪”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
“共产党的同路人”。民主同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甚至许多中国人都搞不清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一度认为它是走中间路线的。后来民盟的右翼青年党退出，中间的民主社会党被开除。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说，看起来民主同盟像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政府指出民主同盟的罪行有以下几点：
1.盟员骆宾基（ 音 ）直接帮助满洲的共产党。
2.在陕西、四川和海外的民盟盟员组织武装叛乱。
3.一年多以来，民盟在政治上一直紧跟共产党，例如：发起“反美日”和“美国军队滚出中国周”。
神经紧张的罗隆基并没有逃到苏联人那里，却住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家里（ 这次他的后面跟着一吉普车的便衣警察 ）。司徒雷登向罗保证，他已向中国政府建议不要对罗采取严厉措施。
政府决定不对民盟成员全部逮捕，只逮捕个别对共产党进行特别帮助的人。周末罗博士回家了，但是仍然觉得他在被监视。
国民党的普选
1947年11月初，中国有两个第一次：中国人第一次进行全国普选；中国法定币币值跌到新低（ 10元兑换1美元 ）。第一件事象征着中国的希望，第二件事象征着绝望，二者在中国人和美国人心目中以及世界政治上紧密相关。
美国卷入中国事务，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因为美国坚持中国必须首先进行改革才能得到美国进一步的援助。
随着冬天的到来，国民党已经丢掉了东北十分之九以上的地方。林彪统率的共军在经过6星期的进攻之后已经后撤了几里，他们现在不想马上进攻沈阳和长春。而在华北，共军在军事上掌握无可争议的主动权，占领了大部分土地，正在向北平以南90英里的保定推进。共军在陇海铁路沿线打响之后又南下进入华中，刘伯承率领10万大军进入了汉口东北的大别山，对国民党长江流域造成经常的威胁。
国民党的选举和它的军事形势一样，存在着许多问题。所有21岁以上的男女，不分识不识字，只要没有犯过叛国罪、贪污罪或抽鸦片烟，都有权投票选举。由于这种选举在中国是破天荒第一次，选区又不包括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所以选民很少。此外由于95%以上的中国人是文盲，就需在投票箱周围的人帮忙填选票。大约需要一星期或10天才能统计出计算结果。
上海的《 申报 》散发了一份通知说：“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最优秀的公民，所以我们向各位推荐我们的领袖潘公展先生。我们的口号是：在上海的每位《 申报 》读者都请投本报的编辑潘公展先生一票。”
在有些投票的地方发生孩子们代替父母投票，佣人们为主人投票。行政院长张群在投票时有些人围着他看他选谁。他骂那些好奇的围观者：“你们不对，选举应该是秘密投票。”但是他接着说了一句：“不过这是第一次选举。”青年党领袖、戴眼镜的学者曾琦（ 音 ）说：“也许6年以后下一次全国普选时，我们会懂得多一点。”
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