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鲁国的大半股份，不是持在国君手里，而是季孙、孟孙、叔孙三家。此三家都是两百年前鲁桓公的直系后人，所以号称“三桓”。
当初，鲁桓公一共生了四个成气候的儿子，按年龄顺序排：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这四个活宝经过血腥斗争，鲁庄公自然死亡，庆父、叔牙被赐死，季友掌权。随后接班的鲁僖公封季友做了执政卿，赐给封邑费城。同时把庆父的儿子封为“孟孙氏”，叔牙的儿子封为“叔孙氏”。而季友的儿子，就是“季孙氏”了。所谓“孙”，因为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孙子。按当时的习惯，就称呼这三家为“三桓”。（鲁国是个讲礼仪的国度，推崇“亲亲”“仁”，对坏蛋家属不为已甚，照样袭承贵族身份，这在诸侯之中是绝无仅有的——晋国的“三郤”和栾氏其实祖上也是某届晋国国君，但还是被灭了，主要人物一个不剩，次要的也是废成平民，降为皂隶，没有再当官的可能。大约鲁国觉得，亲戚再坏，也比外姓人好，更能让自己安全。另外可能是想着，对亲戚好，叫大臣们都学着这样，都变得和善。）
“孟孙、叔孙、季孙”，如果你觉得不好记，只需记住“伯、仲、叔、季”四个字就行了，它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二庆父的儿子这一支成为“仲孙”，也叫“孟孙”，老三叔牙的儿子这一支成为“叔孙”，老四季友的儿子的一支成为“季孙”。
季友死后，到了鲁宣公年间，季友的儿子季文子也做了执政卿。这个季文子生活作风特别好，家里的小妾都不穿帛，不涂雪花膏，厩马都不吃粟，更不藏着金玉。于是人心归附季孙家。季文子历事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执政三十三年，一直当执政卿，时间很长，因此使得季孙家的势力与另外两家拉开了差距。
不过，这季文子虽然俭朴，但不等于没钱，他家的封邑数量不少，另外他喜欢“三思而后行”，后来孔子说，其实“两思”就可以了。想太多了，就可能是过于处心积虑为本家族利益考虑了。
季文子长期执政，为执政卿，其他孟孙、叔孙两家，其嫡子也是世代为卿。
到了鲁襄公五年，季文子死去了，儿子季武子接班。因为季文子当了这么多年的执政卿，季孙家势力已经超过了另两家很多，所以季武子接着当执政卿。
到了鲁襄公十一年（晋悼公十三年，公元前562年，萧鱼大会那年），季孙氏（季武子）和孟孙氏、叔孙氏，给鲁襄公来了个“三分公室”。他们（“三桓”）趁着鲁襄公年少，把鲁国公室所属的三军给分了，三家各取一军，以及相应的军赋（即养军的赋税）。
手里失去军队，公室更加卑弱，鲁襄公招待晋国使者吃饭，行射礼，想找几对善射的人都没有，只好去大夫家里借。
到了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晋平公的栾盈之难时期），孔子在鲁国出生了。孔子出生前的鲁国，就是这么个局面。这也就影响和决定了孔子终身的政治思想学说——简单说，跟“三桓”对着干。
孔子的父亲，前面介绍过，就是从前“逼阳大战”力举悬门的鲁国勇士——战斗英雄大夫叔梁纥。叔梁纥虽然力大无穷，但死活娶不到老婆，直到六十六岁高龄时才找了一个女生，很年轻，姓颜，也就是孔子的妈。据司马迁说，叔梁纥和颜氏在尼山祈祷山神后，生下孔子。那就是叔梁纥先生在孔子的孕育方面没有贡献力量。孔子是从天上下载的。
孔子生下来以后，据说长相奇丑，白眼仁多于黑眼仁，翻鼻露齿，脑袋上都是山丘。他妈妈一看，怎么下载了这么个丑小孩啊。于是叫他孔丘。孔丘三岁那年，爸爸叔梁纥去世，孔子是被妈妈拉扯长大的。
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南北弭兵后第四年），孔子九岁了，这时鲁襄公死去了，儿子鲁昭公接班。不久，季武子也死去了，季武子的孙子季平子接班又做了执政卿（儿子早死，故孙子来）。
等孔子到了十五岁时，就开始“志于学”。这时候，我国西南尼泊尔境内有一个城邦小国，它的太子则到了娶亲的年龄。这位太子娶到了两三个媳妇，整天在花天酒地的后宫里享乐，突然他发现媳妇们、婢女们的睡姿很不雅，嘴巴歪着还直咕囔，于是被气得愤然出走。从此离家流浪，开始了锻炼成佛的悟道生涯。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伟大的佛祖。佛祖出走的这一年正好三十岁，也算是三十而立了。
孔子立得却很慢，长大以后，就做过季孙氏家里的“乘田、委吏”，就是仓库管理员和牛羊管理倌，仅此而已。但孔子这期间一直“志于学”。怎么学呢？就是找这个老师那个老师私下学一下。到了二十几岁，他学得不少了，觉得自己当官的戏不大，做吏又无聊，于是就开始自谋出路，自己教书，教别人。
孔子当了self-employeed（自由职业者）的老师之后，不久又跑到洛阳进修，学礼和乐，在学乐的时候，特别喜欢，三个月忘了肉味儿，天天跟着周老师咿咿呀呀地唱那些《大韶》什么的样板音乐。等他回来以后，因为镀金了，能收到的弟子就稍稍多了几个。
当时也有官办学校，周王室的大学称为辟雍，诸侯的大学叫作泮官，这都是官办的，专教贵族和卿大夫的子弟，学学《尚书》、练练御射、唱唱《诗经》、认认数什么的。这些贵族子弟未来也会当官，所以还要学“礼”，就是当官的各种礼仪，互相递名片什么的。礼、乐、御、射、书、数，六门基础课程都学会了，就叫“身通六艺”。
贵族们上的这些学校，一般平民是没机会去的。孔子办的属于私人学校，招收市民阶层的人，比如子路、颜回、子贡这些人都来了，每人还要带着干肉条交给孔子当学费。这些人来学的目的，就是去当官。但是世卿世大夫相承垄断了官位，平民子弟当不上什么官。国家的各个城邑，不是归国君，就是归季孙、孟孙、叔孙这“三桓”家族，他们毕业后只能去卿大夫家族里当家臣。卿的众多的封邑，每个城邑都需要一个邑宰，是城邑的行政长官，这邑宰就也属于家臣。子路、冉有等人，后来也确实做了季孙氏的“宰”，具体是什么城的“宰”不知道。家臣并非“国家干部”，而是卿家族里的私家干部，他们相对于国君来讲叫“陪臣”。一个人念念书就想当国君的直接臣子，这是几乎做不到的，所以孔子的学生们，目标不过是做做陪臣罢了，帮着卿大夫家里搞搞礼，办办家政。这需要专业人员做，不得不从外面聘，而不怎么用卿家族的子弟。来了以后，当家臣，也不会有封地，而是拿工资，具体就是给谷子。《论语》中的徒弟们整天“谷”啊“谷”地说，等着当这个陪臣的职业。
孔子的教学，除了带着学生们在堂上演习各种礼（将来当家臣以后该怎么磕头啊），文化课方面主要是讲《尚书》《诗经》之类。严格来讲，这些书的版权都属于周天子，从前周天子的学校里就教这个。孔子本来是没有资格讲这些课的，但是如今周天子式微，根本也管不了诸侯了，孔子就开始能讲盗版课了。讲的时候要说官话——当时叫作雅言。
孔子把“盗版课”讲得颇好，连孟孙氏的孟僖子（掌门人）都把俩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送来了。孔子有了这俩贵族学生，名气当然更大了。
孟懿子岁数还小，十岁左右，什么都不懂，有一次在课堂上问孔子：“老师，什么是孝？”
孔子说：“不违背老爹，就是孝。”
这是不是有点儿太教条了？如果爹是个杀人犯，是个叛君分子，你不违背老爹，也是孝吗？
孟懿子也没有再继续问怎么个“无违”法，而孔子还想就这个问题具体解释一下，于是他随后下课上了马车，就对自己的驾驶员樊迟说：“刚才孟孙家的人问我怎样是孝。我对他说，孝就是不违背。”
樊迟是个粗人——他曾经向孔子请教怎么种地，把孔子气了个半死。樊迟果然不懂，开口说：“您说的啥意思啊？”
孔子于是把“无违”详细阐述了一下，说：“就是，老爹活着的时候，遵照着礼来侍奉他；老爹死了以后，遵照着礼来安葬他，然后再遵照着礼来祭祀他。”
也就是说，孝还没有礼的级别高，礼更重要，就是历来积累的各种体现等级的规定和制度，各种事该怎么干。不违背不是最主要的，一切合着礼地对待老爹，是对的。如果老爹所要求的东西不合于“礼”——比如老爹非要跟儿媳妇一起看电影去，那儿子应该也是可以违背的。
不违背不是绝对的，礼是绝对的。
在孔子的教导下，孟懿子就比较懂事。
到了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楚平王死前一年，晋顷公十年），孔子三十五岁了，还在当老师。这年九月，鲁昭公被下面的“三桓”（季孙掌门人季平子、孟孙、叔孙三家卿），给驱逐出境了。实际上，这是鲁昭公自找的，他在几个“左派”的怂恿下，居然攻打“三桓”中最厉害的季孙氏。鲁昭公带着自己的徒众，冲进了季孙家大院，在门口杀了季平子的弟弟。季平子（季孙掌门人，执政卿）仓猝无措，又是国君来打自己，不知怎么办好，被逼得跑到了台子上，向下面作揖，请求鲁昭公饶了自己，流放自己。鲁昭公不肯，非杀了季平子不可。
鲁昭公又派人去叫孟孙家的（孟懿子）带着家兵来帮自己打季平子。鲁昭公去叫孟懿子（孟懿子此年才十五岁），而没有去叫叔孙家的掌门人叔孙昭子，可见孟懿子比较尊重国君，为国君所信任。这大约就是孔子教育得好，教他整天背“无违”和“守礼”的学习成效。
结果叔孙家的人却先来了，举着家兵，从季孙家大院西北角逾墙而入，就帮着季平子进攻鲁昭公的徒众。
孟孙家的听见国君来叫，就派人登上自己家台子，望见叔孙家的人打着旗子，已经把鲁昭公的人快打出季孙家大院了。于是，孟孙家的决定也帮助季孙，带着家兵，冲去季平子家，把鲁昭公打得满城乱跑。
孟懿子才十五岁，这个打鲁昭公的决定，可能不全是他独立做出的，家臣们可能更起决策作用。
总之，季平子得到另外“两桓”（孟孙、叔孙）的支援，使鲁昭公败下阵来。
鲁昭公在城里乱跑，被败兵裹着，逃出了城，向西跑去了霸主晋国那里。
按理说，这么大的事，霸主应该干预，可是鲁昭公在晋国待了六年，晋顷公也不管他。到了六年的末尾，晋顷公死了，儿子晋定公即位。晋定公想把鲁昭公送回鲁国归位，于是把季平子叫到晋国来，由卿智跞出面，责问道：“寡君叫我问问你，为什么把自己国君打跑了？有国君却不侍奉，周朝素来是有刑罚伺候的，你说该怎么办？”
季平子这时头戴练冠，身穿素色麻衣（算是丧服，表示伏罪），光着脚前行几步，伏地说道：“我也想侍奉国君啊，但是他不让我侍奉啊。我不敢逃避刑罚，现在是囚禁我，赐我死，或者流放，全听您的啊。如果能不杀也不流放我，则全是您的惠赐，我死也不朽了。如果能接我们国君回去，当然是我的本愿，我敢不听吗？”
说了一番讨饶的话，但也都是做戏。既然季平子口头答应了，于是晋国人叫他去鲁昭公的驻邑，把鲁昭公请送回国去。季平子到了鲁昭公的所在地，派人找国君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是鲁昭公的跟班们，因为当初进攻了季孙家，觉得已经得罪了季孙，再回去必然受罪，于是都不愿回国。他们就胁迫了鲁昭公，不肯叫鲁昭公回去。
季平子心想，这回好了，怪不得我了。
于是鲁昭公就依旧没有回国。次年，他就客死在晋国了。
这位可怜的鲁昭公长着一副大胡子，十九岁时接的爸爸鲁襄公的班，但那时他仍然还是孩子气。当时在坟场给老爸鲁襄公下葬，他不一会儿就换了三次衣裳。这倒不是他爱干净，而是因为像孩子一样在坟场里玩儿，不一会儿就把孝服弄脏了，旁人只好再给他换。虽然智商似乎有问题，但身体发育得倒快，到了二十七岁时就长出了一副大胡子。同年，他去楚国的楚灵王那里参加章华台的落成典礼。楚灵王演小品的时候，安排了个大胡子b角，给鲁昭公配戏，站在鲁昭公旁边像克隆人似的跟着鲁昭公。细腰老楚在演出结束后，还送鲁昭公一把宝弓，旋即舍不得了，又要回去了（这帮大孩子）。
鲁昭公也是太天真，贪心不足，非要打破君臣间世代沿袭已久的权力格局，要通吃三家，鸡蛋碰石头，结果自取其辱。
“三桓”专擅政权，但我们也不宜把他们想象成三个魔王。即使他们在和鲁昭公动手的时候，季平子也是登台告饶，请求流亡，而没有主动对鲁昭公动手。随后季平子在晋国的要求下，光着脚伏地请罪，叫鲁昭公回来，虽然只是作秀，但毕竟还是尊重国君那一席之地。
“三桓”不管多么势大，但始终不敢篡夺国君的位置，这也是鲁国重视“礼”使然。（齐国和晋国的国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最后齐国是被陈氏篡了权，晋也被三家卿分了。）
从经济角度看，“三桓”的剥削形式比国君进步。鲁昭公进攻三桓时，他的跟班子家子劝说不要打，子家子说：“三桓掌握国政已经很久了，隐民多取食于他们那里，做他们的徒众的人很多啊。他既然讨饶，就饶了他吧。不要进攻他了。”
也就是说，很多鲁国的民户都跑去三桓家族的封邑和田地上生活和种地了。这说明三桓的农业和税收政策好，在本家族封邑的田地上，对民众征税少，所以吸引国家的民户偷着跑去了他那里。也就是说，可能鲁昭公以及前面的几任国君，为了维持自己奢华的生活和祭祀、战争等各种开支，就恶劣地向直属城邑农民多征税，于是人都跑了，去三桓那里当了“隐民”。
而从前季文子家里小妾都不涂雪花膏、马不喂精饲料，生活俭朴，所以对其封邑民户的征敛就少吧。
不管怎么样，由于三桓收拢人心，人们前来依附，三桓的盘子越坐越大。他们“爱民如侄”，即便驱逐了鲁昭公，人们也并无意见，这一点在《左传》中有印证。
鲁昭公被驱逐这一年，孔子三十五岁，还在教书，他觉得国内很乱，“乱邦不居”，没法儿待了，于是就去了齐国。
孔子想向齐景公求一个官做，于是在得到齐景公面试时，就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练成了八个字，对齐景公讲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话该怎么理解呢？
如今，春秋后期，分封制的本质导致卿族强大，比如鲁的“三桓”、晋国六卿，专秉国命，君权旁落，政出私门，各家图私误国，这样的政坛机制不算是好的。
没有证据表明孔子是个简单绝对的“保皇派”或者“集权派”。孔子认为一个合理的贵族政治模式是：国君力量与卿大夫力量比例合适，国君领导卿大夫和衷共事，也就是从前西周和春秋前中期的样子。孔子希望整个贵族集团内的秩序回到西周时的样子，上边势力略大于下边，上下秩序和谐，这就是他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非是要绝对的崇君、专制。
目前的形势则是国君成了窗边族，政在大夫私门，所以孔子讲这种贵族等级秩序（君卿大夫之间）和谐，着眼点就是适度提高君主地位，所以孔子在一些表象上，往往给人感觉他是单纯崇君，其实非也。
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他说：“是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即便有小米，我能吃得长久吗？”
齐景公的意思也是如此，君要像个君的样儿，臣要像个臣的样儿，如果上下等级秩序不和谐，比如说臣子太霸道，那我这个当国君的能一辈子香喷喷地吃小米吗？
齐景公很满意，打算封给孔子一块田地和官职。不料他的相国晏子反对，说：“儒者又滑稽又傲气，不肯好好当下属，而且孔子要搞礼仪，这又麻烦又费钱，人们几年都学不会，不适合齐国的当下。”
齐景公就婉言拒绝了孔子：“我老了，用不了你了！”
孔子只好又回了鲁国，接着讲课。又过了八年，到了公元前510年，鲁昭公如期客死在晋国了。
执政卿季平子等“三桓”，就扶立鲁昭公的弟弟即位，是为鲁定公。
到了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晋定公七年，吴王阖庐十年，楚昭王十一年），这一年冬天，吴王阖庐催动大军攻楚，“五战及郢”，攻破郢都。
下一年，九月份时，架不住秦、楚联军的反攻，灰溜溜从楚国撤兵。同月九月，季孙家的季平子死去了，随即季孙家就闹出了一场惊变，并且迅速影响了鲁国的政坛。这就是所谓“祸起萧墙之内”（孔子语）。
阳虎先生，就是“三桓”的季孙家的家臣长，是“三桓”的大克星、大祸害。
二
阳虎作为季孙氏的一介家臣，出身不高，只相当于《红楼梦》里的赖大、王善保，是个能人，上下张罗，却不过是贾府里的总管家而已，不是什么贵公子。可是你不要小看管家，当一个家族开始老朽坏败，子孙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混在脂粉堆里吟诗作赋、吸食鸦片，那么管家就足以强到一手遮天了。
能人阳虎发动鸠占鹊巢活动是在鲁定公五年九月（公元前505年，阖庐从郢都撤兵那年）。当时，老东家“季平子”死了，阳虎给办完丧事，就把少东家“季桓子”给抓了起来，自己掌了季孙家的大权。随即，次月十月，阳虎和季桓子盟誓，后者发誓听阳虎的，方才得到释放。阳虎凭着季孙家的势力，凭借季孙氏的庞大封邑和武装，又和孟孙氏（孟懿子）、叔孙氏，以及国君鲁定公盟誓，诸人都发誓听他的，于是阳虎就成为了整个鲁国的主宰，相当于执政官。
下一年，公元前504年，中原中部的郑国开始惹是非。这年的春天，周天子周敬王下面的大夫儋翩作乱，并从外面找外援，联系郑国一起来打周天子。郑献公居然挥着大兵去了，趁机夺了洛阳附近六个周大王的城邑。郑国自南北弭兵以来（乃至更早的萧鱼大会以后）一直是晋盟主下面的诸侯。晋国听说郑国现在竟做了殴打周天子这样“无道”的事情，眼里是根本没有我们这个霸主了，于是晋定公命令鲁国就近讨伐郑国，算是替霸主讨伐他。
阳虎作为鲁国新任执政官，当即带着季桓子、孟懿子等人，统率着鲁国兵，替霸主完成任务，向西去抢了郑国的匡邑。郑国不但不惧，干脆决定叛离晋霸主。
其实，自从召陵大会召集十六家诸侯，讨论帮助蔡昭侯伐楚，但是最终没有去之后，诸侯们都开始小看晋国。召陵大会是在两年前，现在郑国就开始疏离晋国了。
同样对晋国抱着疏离态度的，就是东方的齐国。齐景公这时候已经在位四十三年了，是各国诸侯中在位最久，岁数最大的了，他觉得该轮到自己了，何况从前的齐顷公、齐灵公、齐庄公这爷孙三代，都有过叛晋的光荣历史，作为齐庄公的弟弟，他对晋国一直蛰伏了这么久，现在该是取代晋国当霸主的时候了！此时，齐景公听说（今年）郑国挨了晋国的打（派鲁国打的），这还是二十几年来没有的事情——期间晋国从来不曾出兵打自己下面的诸侯，说明晋国已经黔驴技穷，威势已经不能压服诸侯，而不得不诉诸武力了。齐景公就胆子也大了，准备叛出晋联盟。
下一年，公元前503年，郑国挨（鲁国）打的次年，齐景公就派出使者去郑国，联络郑献公共同反晋。俩人一拍即合，齐景公和郑献公出到濮阳地区会盟，宣布从此不认识晋国，郑国改受齐国领导。
散会之后，齐景公又想拉卫国入伙。卫国在中原北部，是齐国的东邻，夹在齐、晋之间，是齐、晋都要争夺的对象。卫国南边的郑国已叛卫服于齐了，齐在东，郑在南，夹住丁它。齐景公的使者随即跑到齐国，喊卫灵公也去跟齐景公会盟。卫灵公打算响应，但是下面的大夫们不同意。卫灵公虽然是国君，但列国普遍出现了世卿权大的现象，不得不尊重下属的意见。卫灵公就想了个主意，私下叫齐军进攻自己。看见齐军压境，大夫只得赞同卫灵公了。卫灵公于是跑去琐地，和齐景公盟会，也宣布叛离晋霸主，改奉齐景公为老大。齐景公基本成了东方霸主。
齐景公感觉自己蒸蒸日上，到了秋天，就又派出上卿国夏带兵南下，进攻鲁国，想通过打一顿的方式，叫鲁国也从晋国驾下叛出，改奉自己为尊。
鲁国的执政官阳虎（已执政第三年）当即领兵北上，迎击齐军。阳虎打算在夜里偷袭齐军，齐军得到消息，暗做埋伏，孟孙家家臣公敛处父和季孙家家臣都极反对再进攻，于是阳虎领军退回。不败。
鲁国一向是个窝囊的国家，但阳虎执政，令鲁国抖擞起来，鲁国在阻退了齐军进犯的基础上，甚至进攻齐国（虽然结局相当于猫去进攻狗）。具体来讲，下一年，公元前502年一月，鲁定公亲自出征，和阳虎等人一起，北上进攻齐国，攻打阳州、廪丘两城，虽未获大胜但抢了东西。在战斗的危急关头，鲁军看看不行了，阳虎想出个办法，他假装没看见冉猛，故意说：“要是冉猛在，必败齐人。”冉猛听了，哇哇暴叫，猛扑敌阵（呵呵，阳虎此举有曹阿瞒之风啊）。
虽然没攻下齐国的阳州、廪丘，但战利品颇多。齐景公挨了打，到了夏天，就又发兵报复鲁国，兵进鲁国西境。阳虎忙向霸主晋定公求救。晋国已经失去郑、卫两个小弟，不能再失去鲁国，于是，晋定公派执政官范鞅、卿赵简子、中行寅带兵攻齐救鲁。齐军退去。
晋、鲁军又转攻郑、卫这两个叛国，围攻郑国虫牢，北上侵入卫境。但是并没有把郑、卫从齐国那里打回来，随后晋鲁军各自收兵回国。这时已是九月。
阳虎这人也很有野心，他趁着对外作战，有战功于国家，就在回国后，谋划除掉“三桓”的三个掌门（卿），改以季孙、叔孙家族中跟自己相好的子弟做这二家的掌门人和卿，以自己取代孟孙氏。虽然取代了这三家之后，仍然还是三家卿，但客观来讲，还是可以削弱三桓的积久势力。过渡需要逐渐的嘛。如果以血统不同的人逐渐重新做卿，把政治架构从世卿（世代把持传檄的卿族）政治朝着士人职业官僚政治转型，这客观上是有利于鲁定公重新获得权柄的。阳虎做的事，实际上和孔子客观目的相同，都能加强君的集权，只不过阳虎从瓦解卿族着手，孔子则是教化他们而已。
阳虎计划在十月三日这天动手，计划是将季孙家掌门人（卿）季桓子诳到东门外，于蒲囿宴饮，趁机于夜里将之杀死，然后次日以兵车进攻相对弱一些的孟孙氏和叔孙氏。为了准备其次日进攻的兵车，阳虎下令：“附近几个都邑的兵车，四日开进曲阜，有任务。”
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听说了阳虎的命令，就来问掌门人孟懿子：“阳虎叫四日兵车进城，干什么啊？”
“不知道啊。”孟懿子说。
“您是卿，调兵这么大的事却没跟您商量，恐怕阳虎是要作乱啊。”
孟懿子吓坏了：“那怎么办？真的吗？”
公敛处父说：“不如我把成邑的兵车提前一天，在三日就调来，以为防备。”
成邑是孟孙家众多封邑中的首邑，邑宰（类似“县长”）就是公敛处父，所以公敛处父算是孟孙的家臣。孟懿子允诺。
到了三日这一天，阳虎坐着兵车开路，把他一直控制着的季孙氏掌门人季桓子带去东门外蒲囿宴饮，以便在那里把他执行枪决。季桓子坐在第二辆车上，行至半路，感觉不对劲儿（像是去乱坟岗）。季桓子心中有了感应，就对本车驾驶员说：“你的先人都忠于我们季氏，奈何你帮助阳虎做事。”
驾驶员的回答侧面反映了阳虎的成功，他说：“阳虎为政，鲁国都服他。我们怎么也是斗不过他的。对不起，我帮不了您了。”
季桓子好说歹说，终于使驾驶员反水，拉着他就跑，后面“阳虎帮”追击，射箭不中，季桓子逃到孟孙氏大院。孟懿子原本就担心阳虎明日会动手，这时就叫了三百精壮家丁，借口给自己的儿子盖房子，正聚众在院门口施工呢。实际是帮着戍卫大门。这时候看见季桓子落荒跑来，当即护着进了院门。然后赶紧闭门，和外面的“阳虎帮”展开激战，阳虎之弟被射死。
阳虎临乱不苟，掉过头，劫持了鲁定公（有头脑，当年范小宣也是如此），然后又劫持了叔孙氏，这才再次攻打孟孙氏。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按事先和孟懿子的约定，此时带着孟孙家的成邑兵，从曲阜东大门开进来了，赶来孟孙家门口和阳虎帮混战。阳虎调的季孙家城邑军队是约好明日（四日）才到，阳虎在城内的车卒不多，于是以寡敌众，但是奋战之后，还是打退了孟孙氏的成邑兵。
双方又转战到内城的棘下，公敛处父的成邑兵终于打散了“阳虎帮”。阳虎往城门口跑，结果大门已闭，追兵把他围了三匝。混战之中，阳虎几乎要举剑自裁，守大门的搭救了他，护他出去。阳虎出城，反身就给了守门人一戈，撩经其披膊，伤其腋下。守门人气得哇哇大叫。可是，当三桓随即盘查是谁放走了阳虎的时候，守门人因为受伤而被免予怀疑，甚至还受了奖赏，心中分外感谢阳虎。
阳虎之智慧，常如此。
阳虎出了曲阜城，到了东边五里远的“五父大街”（邑名），找了个屋子进去，不慌不忙地脱下皮甲和衣服，上床睡觉，又叫人做饭，醒了就吃。跟班们说：“我的妈呀！您还睡啊，他们就要追来了！”
阳虎说：“他们听说我出去了，都欢喜于自己能缓死，何暇再想什么追我。”
跟班说：“可是，公敛处父在啊，他会追啊。”
阳虎摇摇头，自去睡觉。
果然，公敛处父见到主子孟懿子，请求出城追击阳虎，孟懿子说算了吧。
阳虎在五父大街的小屋子里睡醒了，吃了饭，结束了他主宰鲁国政治的三年生涯，向北进入泰山脚下属于他自己的城邑阳关和讙，据此两城自守，同时被季桓子和孟懿子等三桓宣布为叛乱分子。
阳虎很有黑社会老大混迹鲁国政坛的派头啊！
其实，阳虎原本的身份是家臣，属于布衣，并非世卿大夫家族的子弟，作为布衣他却执掌了鲁国之政三年多，这在春秋时代是极其少见了，体现了如今春秋后期布衣、普通士人力量的稍稍发展，也体现了要求参政的强烈愿望。然而，在那个以血统论高低的世族社会，岂能承认阳虎地位的合法性。
然而，透过阳虎，我们不难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士人、布衣，崛起低微，虎视眈眈，渴望登上政坛展示自己的才华。一种政治模式的大变动，正在潜滋暗长，只是“布衣从政”这一“理想国”的来临，还要等到战国时代。（春秋时期，一贯都是世卿子弟垄断和承包了政府一切肥缺。比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郑国的七穆、齐国的国、高、鲍、陈等。但是到了未来的战国时代，纵横朝野，运动诸侯的，多是个人（indivadual）而非family（家庭），像吴起、商鞅、范雎、张仪、吕不韦之类的人，都没有任何世贵的家族背景却能担任相国，这在春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春秋是世卿家族的舞台，战国是布衣能人的舞台。春秋是一种宗族社会，战国是士人社会。两者差别极其巨大，战国可谓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其社会面貌其实和未来的秦、汉、明、清没有太实质的区别，都是士人社会。而春秋末期的阳虎，一介布衣士人，并非世卿大夫家族背景，一跃抢登到鲁国政坛制高点，执政三年，可谓是战国布衣士人崛起的先遣兵。
当然，这样的先遣兵，肯定被宗族社会的世卿家族视为无道的异类。
阳虎，一个单枪匹马的人和一整个庞大沉重的世卿集团对抗，他的羊肠小道到底能走出多远呢？答案是，没多远。下一年，公元前501年的夏天六月，世卿家族三桓的部队进攻阳关，围城猛攻。阳虎引军火烧莱门，趁着鲁军惊乱，冲了出去。
阳虎向北逃跑，亡奔至齐，请求齐景公帮他发兵击鲁。齐景公一向很佩服阳虎，又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准备答应，下属鲍文子却说：“阳虎抢了季孙的家政，也会抢您的啊。您比季孙还富啊。不是吗？我看，他是想让我们这些当官的都死在攻鲁战场上，然后好抢您的国家。”
结果，齐景公反把阳虎当作颠覆分子给抓了起来，罪名大约是“有可能颠覆我这个比季孙还富的人”。结果，阳虎两次被抓，又两次逃脱。具体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次，阳虎被齐景公流放到齐国西境一个小邑，既然是流放，就不是蹲监狱，他就住在一个小院，还有一定人身自由（定期到派出所报到下）。这一天，阳虎叫自己的跟班把小邑里所有人家的马车都借来，然后用刀子把马车车轴刻深，拿麻绳从外面捆好，说车用完了，又都还回去了。然后阳虎藏在一辆装衣服杂物的葱灵车（四面车厢），说是从家里往出运些衣物，一路开出了城，往西而逃。等派出所发现阳虎很久没来报到了，赶紧敲鼓叫全城人追，人们刚要撒丫子追，车轴全部折断。阳虎简直成了一个多智的“飞贼”。
可是派出所的人还是太能干了，最终在一个“加油站”（或者别的地方）追上了阳虎。把阳虎抓了回来。（派出所的车轴没有被刻坏。）
齐景公闻讯，说：“这回不能流放了，逃跑是要加刑的，改蹲监狱吧，到临淄来蹲监狱。”
于是阳虎又去了临淄。但是监狱里也有衣服要送出去啊，没过十几天，阳虎又成功越狱了，这次还是藏在葱灵车里，从监狱跑了出去。
阳虎向西，跑到了“霸主”晋国这里，时间是同年（公元前501年）的秋天。就在这年，晋国执政官范鞅（范宣子的儿子）死去了，晋定公叫智跞（智盈的儿子，“三驾之战”时元帅智莹的重孙子）继任执政官。
晋国的执政官一直在换。春秋时代三百余年中，晋国一共有七十二名执政官竞争上岗，平均任期三至五年。而干部终身制的鲁国不过十几人而已。齐国也好不到哪儿去，出现了晏子执政四十年的怪现象。
阳虎到了晋国，没有投奔执政官智跞，而是投在了晋卿赵简子门下。赵简子，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名叫赵鞅，简子是谥号，是个牛人。他爸爸赵成做卿时默默无闻，他做卿后，则铸了刑鼎，当然导致孔子的反对。
这赵简子是个有魄力的人，他收容了阳虎，叫阳虎做自己的家臣长。别的家臣们都紧张了，劝赵简子驱逐阳虎，说道：“阳虎最善于窃人国家之政了，大家都躲着他，您怎么叫他做自己的大管家啊！这样咱家族还不危险了！”赵简子说：“阳虎极力想偷，我就极力来守，他能怎么样啊？”于是，阳虎终究不敢为非，反倒效命于赵家。是啊，一匹千里马，役之不以其道，尚且乱踢乱咬，何况一匹千里烈性骡子呢？不能等人都是忠臣或者仁人再用，而是怎么使对方变成效忠且有力。
阳虎是个生不逢时、生不逢地的大能人，坏心眼不多，但思路和目标总与人不同，路径也别出心裁，他如果在现代，混个亿万大款不成问题。只是春秋时代，他不是世卿大夫子弟，最终又是沦落为给人当家臣，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有一次赵简子问阳虎：“听说你善于树人。”
这个“树人”不是现在培养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意思，这个“树人”带有一点图私的色彩。就是培植势力，安插人的意思。比如，某卿把自己喜欢的家臣，通报给国君，叫国君封他个公职，去做了中军司马什么的，这人就替旧的主子在政府里张目，这就是成功地“树”了“人”了，有点“树党”的意思。
阳虎说：“我在鲁国时，树了三人，都做到了大官。可当我犯事从鲁国逃跑时，他们仨都使劲追捕我。我在齐国也推荐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得到齐侯的近幸，一人当了县令，一人做了侯吏。但是我在齐国得了罪时，那个能接近齐侯的，不肯见我，更不肯为我通融，县令则假装迎接而偷着捆我，侯吏则干脆追我直到边境。我这是不善树人啊。”
显然，阳虎说的这些“树人”，也是该人能为我帮忙效力的意思。阳虎意思是，自己不善于安插培植人。
赵简子听了，笑得弯了腰：“如果树的是梨、橘子啊，到结果时吃着甜、闻着香。如果树的是枳棘木，那长成了就会刺人。所以君子树人岂能不慎重啊？”
这番对话，说明阳虎确实有“善树人”的名声，连赵简子都知道了。阳虎原本是家臣，要造三桓的反，秉持国政，能否成功很大取决于他自己的才干，以及能否得到人才。但是，阳虎未必喜欢用三桓家族的人为官，因为三桓是他攻击的对象，所以他的人才只能从布衣里挑。
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吧，阳虎在鲁国执政期间，就邀请孔子来他的政府里做官。
阳虎两次跑到孔子的家里，拜访我们的大圣人孔子。第二次时遇上了，阳虎没有直说，而是说了句满优美的话：“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意思是你出来当官吧，你看你都快到退休的年龄了，再不当官，就日落西山了。
孔子这时候是四十八至五十岁，还是在教书，当即说：“诺，我将仕矣。”
好，我去当官。
但是孔子最终没有去阳虎的政府里当官。
这时，孔子已经四十八至五十岁，就快“知天命”了，但仍然不过是一个平头老百姓而已，从三十岁以来一直当“孔老师”。最忠于国君的孔子，国君却没有能力赏给他一官半职，到现在他还只是个白身。倒是这位整天被孔子口诛笔伐（曾说“陪臣执国命，不过三代，就得丢了权柄”）的阳虎小人，发掘出了孔子的当官才能。唉！可叹啊。
孔子没有去给阳虎当官，原因不明。可能是因为政治思路不同。孔子虽然骂着三桓犯上，但是对于贵族政治又情有独钟，他是希望贵人世卿政治维持下去，只不过别像现在这样冠履颠倒，卿大于君就可以了，孔子的办法，就是找个手段来修复当前世卿贵人政治出现的上下颠倒的危机，而阳虎的路子是干脆摧毁这样的政治，改成布衣人才群体官僚的模式，一个是改良派，一个是革命派，思路不合。
“小人”阳虎败逃以后，“三桓”对孔子拒绝跟阳虎合作这点印象很深，鉴于此，阳虎败逃同年，就任命五十岁的老孔子担任了司寇（国家警察局局长），从而开始了孔子可怜的仕途生涯。
三
齐国的齐景公还在琢磨着拉鲁国入伙呢，从而扩充自己的齐、郑、卫联盟。阳虎执政时，齐国曾经三次与鲁国开战，试图以武力迫使鲁国叛晋而盟齐，但是阳虎极力抵抗，齐国未能如愿。于是，阳虎出逃的下一年，公元前500年，齐景公就改成文的，约鲁定公到夹谷会盟，谈谈能否合作。
鲁定公同意，并且叫司寇孔子随同前往，做自己的“相”。
“相”就是仪式助理。在仪式国君该怎么说话，怎么施礼，需要“相”在旁边指导。但相不是相国，只是仪式助理。
即便在今天，每有祭礼、葬礼或者婚礼，就会有懂行的人在一旁指挥，喊号子，嗓门很大，里外张罗，像个导演。这在古代，就是“儒”。依照《周礼》去管理下葬仪式，像乌鸦一样肃穆地站在坑上，指挥喊号，这就是专业的“儒”。他们还有专业的工作服，“儒服”。
既然主持仪式是“儒”的拿手戏，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举行猫和狗的会盟，孔子作为司寇虽然级别不是卿，论资格不够当相，但他懂礼仪，于是就让孔子上台主持了，孔子非常骄傲，跟着鲁定公来到夹谷（山东莱芜地区）。
齐景公的大夫犁弥献策说：“听说孔丘做鲁君的相。孔丘虽然知礼但是无勇，如果我们派莱人劫持鲁君，就能得志了。”
齐景公点头，就把附近的莱人叫来。莱国本是东夷之国，从前被齐灵公灭了，莱人非常凶猛。齐景公叫他们到时候在会坛上表演一段乐舞。
舞属于“乐”的范畴，乐主要是演奏和歌唱《诗经》中的某篇章，用在不同礼仪场合。而且“乐”还不光是吹拉弹唱，还要结合跳舞，比如《大武》就是编排用于礼敬先王周武王的，跳这个舞的时候还需要拿真的兵器，是把武王克商的战争场面用舞蹈形式表达，挥着武器，有情节，有讴歌，生动热闹，叫人看了，可以提高政治觉悟。当时人跳舞时兴拿兵器，跟春秋时代一贯重视勇武有关，演的时候，拎着个青铜大戟，沉甸甸的，一边跳，一边舞。把大戟往空中一抛，又一把接住，像芭蕾舞演员把女演员托举起来，转个圈儿又放下。大约这样吧。
齐景公叫这帮莱人，因为被齐国灭了，算是俘虏，都赶紧学一下古典舞蹈，到时候拎着兵器上去舞，趁机劫持鲁定公。
到了盟誓这天，两君登台，落座之后，齐景公提议：“两君相见，无以为乐，先来段乐舞！”鲁定公同意。
于是齐景公一挥手，一群印第安人（莱人）头戴羽冠，身披兽皮，手执羽祓、矛、戟、剑这些真兵器的舞蹈道具，嗷嗷呼啸着像旋风一样就往三层土台上跑。场面非常混乱，就像球迷闹事。
孔子立刻护着鲁定公后撤，举起袖子朝齐景公嚷嚷：“两君和好，夷人的俘虏带着兵器捣乱，怎么能行？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夷不乱华，俘不干盟！”
脑顶上有很多包的孔子模样很凶，这么狰狞地一叫唤，真把齐景公给吓着了，齐景公肝儿颤，赶紧挥散这些东夷莱人（有时候，猫的尖叫是可以吓走狗的）。
等场面平息以后，双方开始盟誓。齐景公拿着盟书说：“还需要加上一句：以后齐师出境，鲁国必须派三百乘兵车相随，否则，有如此盟！”
意思是，鲁国要当齐国的小弟。等于是鲁国要叛出晋联邦。
孔子答说：“加这句可以啊，那我们也要求再加一句：齐国必须返给鲁国汶阳之田，否则有如此盟！”
于是，双方点头，都歃了血，照着这个稿子念着发了誓。
虽然孔子在誓词上加了这么一句，但等于鲁国还是答应给齐国当小弟了，只不过是有条件的。
盟誓完毕，齐景公要请鲁定公吃饭，孔子怕他是酒没好酒，宴没好宴，就借口没带乐器来，而吃饭不奏乐是不合礼的，于是牵了鲁定公袖子，饭也不吃，急急地撤退了。
这件事是孔子仕途中最光彩的一页。会盟回去后，齐景公当年还真的把汶阳之田划回给了鲁国。这倒不是因为怕孔子，而是为拉拢鲁国。
于是，到了下一年，公元前499年冬天，鲁国终于正式宣布背叛晋国，改跟着齐国走了，并再次与齐景公会盟。这是鲁国百多年来首次叛晋。
至此，“霸主”晋国驾下的郑、卫、鲁三个重要国家，都相继跟齐国跑了。晋国至此已经算不上是霸主了。它的霸业自城濮之战后重耳为霸迄今基本结束，总计持续一百三十多年。
晋国的威风也就到此为止了。
到了下一年，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五十三岁的孔子已经做司寇到第三年了，又在夹谷之盟上立了功，得意起来的孔子，就向三桓提议“堕三都”。
堕就是堕胎的意思，意思是要把“三桓”自行武装起来的三个首邑（众多私家封邑中的旗舰邑），全都堕去城墙，从而使他们无法对抗国君。（孔子真是个处心积虑的保皇派呀。）
“三桓”鉴于从前的“阳虎之乱”，害怕自己的首邑再次被家臣据以反叛，所以同意孔子给他们“堕胎”。但是，三桓很快悟出了孔子的真实用意以后，鼻子气歪了，立刻举起小指头，一弹，把孔子弹下了野。而这个时候，三个城池已经被堕去了两个。
于是，孔子就这么下岗了，他的三年从政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孔子政治活动的宗旨就是维护君卿大夫的等级秩序，这与“三桓”上侵君权的现实格格不入，三桓又有势力，终究导致了孔子下岗。
孔子和阳虎一样，在与三桓的斗争中，落得失败。真正要想斗败三桓，需要君主提拔布衣，以布衣担任职业官僚（即非世袭的），这样，君主和布衣对贵族（世卿大夫家族）进行两下夹击，把贵族阶层粉碎掉。未来的战国就是这么做的（法家也就是这么回事，商鞅因此也受到贵族们的痛恨）。如今阳虎执政，其实已经带有这种色彩。但孔子不会同意这种模式的。孔子是希望修复贵族集团政治——它目前正发生危机，即集团中的君不如卿层的权力大，导致整个集团营养状态不佳——而不是要取缔它。
从西周初年以来，都是国君在上，各级臣以“序”在下，上下和谐，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下凌驾上的情况，甚至臣子（卿）把国君都打跑到国外去了。孔子希望这个体系恢复到西周早期的美好状态，希望君、卿、大夫各级之间秩序和谐，所以孔子一切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维护和恢复周初以来既有的贵族等级秩序的和谐”。如今这个等级秩序不和谐了，卿正在凌压君，于是他也就侧重强调“崇君”。
孔子强调的崇君，和后代王朝的绝对化的君权专制，还是不一样的。
孔子的目的是“维护和恢复周初以来既有贵族等级秩序的和谐”，围绕着他的这“一个中心”，他还给出了“两个基本点”，作为实现这“一个中心”的手段。两个基本点，一是礼，一是仁。
礼，就是“三桓”以及其他臣子用的音乐、舞蹈、祭祀不能超过国君的规格，车马服饰丧葬也要按照国君定给的标准，这就是礼。坐着的时候不许翘腿，见长辈不许咳嗽，国君招呼你，你不能等着备车就得赶紧跑去觐见，见国君必须衣冠整齐，不许磨蹭，凡此种种，就是礼了。礼，包括冠礼、婚礼、葬礼、朝聘礼等等，都是为了定贵贱、长幼、君臣、父子、夫妇的秩序的。它其实等于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来无形中维护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的特权地位，把下对上的服从固化在礼仪和习惯中。各级贵人们都守了礼，那么，孔子维护和恢复周初以来既有等级秩序的和谐（其时代重点是崇君）的“中心”，也就实现了。
比如说，有一次鲁哀公请孔子吃饭。席上，孔子抓起一把黍子就塞进嘴里。鲁哀公掩口而笑：“哈哈，这黍子是擦桃子毛的，不能吃。您弄错了。”鲁哀公好心好意地手把手教孔子怎么用黍子擦桃毛。孔子大怒：“黍子，是五谷之长，桃子，是水果之末。怎么能用五谷之长去擦水果之末！”这就体现了孔子的礼，连水果都分出等级，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更得维护。可怜的鲁哀公自己被三桓逼得非常之“哀”，君臣颠倒，还一不注意把水果顺序也弄错了。
孔子用以维护他“一个中心”的第二个“基本点”，就是仁。仁是什么意思？仁的意思就是，我有自己的欲望，我希望自己的欲望实现，我就也想到别人也有别人的欲望，我也愿意别人实现他的欲望。推展起来，客观地看，也就等于是照顾和维护他人的权益。孔子希望国君和卿都学着仁，特别是卿要学着仁，这样，一个仁的卿，知道照顾别人的权益，愿意国君也实现他的欲望，那么，他就不会向上犯君，总想着占国君和国家的便宜，欺凌国君了。这样，孔子的“一个中心”（维护既有等级秩序和谐和崇君）也就实现了。
礼和仁是互通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礼是维护等级秩序，尽量约束着自己，按照等级秩序所厘定的权利义务来看，也就维护了其他等级和人的权益，也就是“促成他人权益”，也就是“仁”了。
孔子还是给大家竖立了一个仁的榜样，那就是他的学生颜回。孔子说颜回特别仁，能做到三个月连续保持“仁”的状态，于是他成了孔子最喜爱的学生。遗憾的是，这位“仁”的代言人具体是怎么个仁的事迹，孔子其他的徒弟们一条也没记下来。大约颜回早死，没来得及收自己的徒弟，所以没人替他传讲老师的事迹吧。但孔子说从前的伯夷、叔齐、吴泰伯都是仁的人。那就是，考虑到自己有欲望当国君，就想到别人（自己的弟弟）也想当，于是愿意别人能实现自己的欲望，所以让位给弟弟。伯夷、叔齐、吴泰伯都是这样。而仁的概念，反着来表达，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过，事实上，分封制的模式，本身就蕴含着现今这样的窘境，被分封的卿大夫随着自我发展，必然打破最初的君臣等级和谐秩序，而凭着实力上侵君权，不单鲁国，列国都是如此，齐晋就是代表。试图硬去恢复到从前，靠着“仁”的精神约束和“礼”的外在约束，应该是行不通的。
孔子用以维护他的“一个中心”的两个“基本点”，就是这样。
孔子这个中心思想——“维护周初以来既有等级秩序的和谐”，实在是逆潮流而动。这就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了。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接受孔子的学说，把权力交还国君呢？孔子气得七窍生烟，但没有办法。孔子从司寇的位子上下来，正是他维护君卿贵族等级秩序和谐的根本主张，和三桓上侵君权、专擅国是（出去打哪家诸侯，救哪家诸侯，都是卿说了算）的现实格格不入，结局就以孔子失败、下岗而告终。
孔子从短暂的司寇位子上下岗以后，觉得自己的才能不能浪费，不妨到国外试试。于是，下岗次年，他就带着几十个徒弟去周游列国了。
孔子带着自己的“中心”和“基本点”，去其他国家继续碰壁。他坐着自己的私家车，由徒弟子路驾驶，顺着诸侯间的国道，长途奔波，走遍大半个中国，惶惶如丧家之犬。然而，除了疲劳，没捞到一点儿好处。诸侯国的实权派（卿大夫家族们）都不喜欢留下他来帮国君一族打气撑腰。孔子希望君臣等级秩序和谐，把现在君轻臣重的局面颠倒过来，但这在野心勃勃的卿大夫家族那里，即便吼破了嗓子，也寻不到听从者——谁愿意明明自己有能力，却偏偏给君王留面子啊。于是孔子在列国到处碰壁，毫不奇怪。
这些诸卿大夫都是在分封制的制度下，拥有了封邑和封邑上的民人，而且封邑数量一家往往大小城邑百十个，加起来的总量比国君拥有的直辖城邑还多，像季平子的爸爸季武子还直接抢国君的城邑。这种分封制的社会架构，注定时间久了，会发生君权旁落，卿族作为臣子却势大，等级秩序破坏，不和谐，孔子所谓“礼崩乐坏”，等级体系败坏。这也意味着贵族集体政治自身不和谐，它必然政出多门、政在私门，皆不顾国家，不利于国家治理和对外争霸。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在孔子死后，那时候是战国时代了，因为卿族抢了国君的很大权力，所以国君固然仇视卿族，同时战国时代布衣通过教育的一定普及，以及很多卿大夫家族的非嫡生长子因为得不到继承权、拿不到袭承的城邑土地也就沦落为士人（比如商鞅、张仪都是这类贵家的孽枝子弟），但是他们因为家族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原因，是有一定才华、知识和能量的，总之，一般的庶民和士人不断崛起，他们也希望涌人政坛，对卿大夫世家垄断了政坛固然也不满。于是，世卿大夫家族们就遭到了上下夹击。国君和庶民士人联起手来，将卿族给瓦解下去了，换成了布衣士人担任职业官僚，所谓职业官僚，就是非世袭性的，也几乎不给封邑了，相当于流官——这样君主易于控制他们。这时候，就讲“法家”了，以法来约束臣吏，而不是对于卿族以“礼”来教化约束。君主与职业官僚的模式，因为君主易于控制这些非家族世袭性的官僚们，就加强了君权。君权从战国就开始加强，这有利于列国争强。随后秦、汉、明、清也就是这种政治模式。战国的政治模式和秦、汉、明、清没有实质的区别，只是战国不是大一统罢了。
所以，孔子痛心疾首的问题，到战国就这样解决了。
随后，产生了新的儒家，强调君臣大义，绝对的君权。这是迎合君主权势加强后的社会架构而形成的，与孔子的儒家已经不同了。
孔子毕竟是在专制力度弱的分封模式下的人，他研究的是贵族集团内部的问题，这些人，不管君卿颠倒不颠倒，都是一家子的，祖上都是亲戚，即便异姓，也是它国的贵族迁徙来的，孔子研究他们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讲的道理就还不错，合乎人情，也不过分，把他们都以有尊严的个体来看待，上下以礼和仁相接。但是，在战国和秦汉之后，臣子是国君从民众中选出来的国君的代言人，君和臣的关系，不是春秋时代贵族集团内部的事了，而类似春秋时代的贵人与庶民之间的关系，不是自家人了，这时候演化、创造的新的儒家，就凶巴巴的了，强调君臣大义，弄了许多神秘离奇的东西来渲染国君地位的绝对性，乃至成为宇宙间的“天理”，不像孔子那样还讲道理，也合乎人情了，而带有很大的专制污辱性，这就是后代的儒家。
且说孔子下岗后，在国外周游了十四年，在公元前484年回到故国曲阜，已经六十八岁了。这个年纪再想当官也太老了，于是孔子只能发挥余光余热，开始专心教书，扩大招生规模。
但是，两年之后，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才三十多岁，头发雪白，穷困死了。孔子悲痛连连：“老天爷啊，你简直要了我的命啊。老天爷啊，你简直要了我的命啊！”他的仁义代言人颜回死了啊。
又到下一年，孔子七十一岁，他可恨又可爱的弟子子路同志，也在一次大家族的内斗中当了炮灰，死了。当时子路在卫国正卿孔悝家里当家臣，他的主子孔悝被卫国流亡公子蒯聩俘虏了去，后者要挟他现有的国君。子路遵守“君君、臣臣”的等级意识，效命于主子，也不管谁是谁非，赶紧追救主子。蒯聩不放，子路便在台子底下放火。蒯聩派出两个大侠跟他格斗，子路武功还不错，是个莽撞的文人，可是不小心帽子的绳儿被打断了。子路想：“君子的帽子是不能歪戴的，这是老师说的礼。”（哈哈！）于是子路放下兵器扶冠，结果被人家乘机剁成了肉泥。唉，他就这样活活被他老师给“害”死了。
而孔悝终究被挟持着帮助蒯聩登上君位，而把现任国君卫出公打跑了。
听到子路死的消息，孔子就病了。在接下来的几天，为子路的死而伤痛欲绝的孔子，天天做噩梦。孔子整夜噩梦做得没完没了，不等天明，他就挣扎着爬了起来，拄着手杖在门口站着。他培养出来的高级博士但是已经下海经商发了大财的子贡，听说老师病了，就来看望，正遇见孔子在门口站着。
孔子说：“你来的可真够晚的。”然后长叹一声，唱起歌来，“泰山要崩倒了乎？梁柱要折断了吗？哲人要枯萎了吗？斗衰迷……”然后哭了起来。
哭罢孔子又说：“天下无道太久了，没有人听我的。夏代人棺材是停在堂的东台阶上的，周人的棺材停在西阶上，商人的棺材停在堂两个柱子中间。我昨夜就梦见我坐在一口棺材上，那棺材是停在两柱之间。我是商人之后（祖籍是商的遗民国宋国），大概我是活不多久了。”
孔子的病势日重一日，他的孙子和子贡等弟子们侍奉了七天之后，孔子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如今，孔子的第七十六代孙还活着，是个小年轻，出生于美国，几乎不会说中国话，他放弃了做孔子七十六代孙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而宁愿回到台湾勇闯歌坛，被包装成“滚石新人”，大唱“should i stay should i go”“hey girl，lookingover here”。他就是rap说唱歌星孔令奇。
四
公元前498年，孔子在鲁国下岗了，准备出去周游列国。这时候要说一下列国局势。此时，西边晋国的霸业已经算是结束了。晋国下面的郑、卫、鲁三个重要诸侯都在五六年前陆续背叛晋国，改奉东方的齐景公当老大了（其中鲁国是三年前通过“夹谷之盟”——孔丘主持的那次，以及退还汶阳之田，被齐国拉拢入伙的）。算下来一看，齐景公已经使得巴尔干地区全都是齐国的势力圈了（除了晋国的铁杆朋友宋国）。
不过，实际上，试图取代晋国成为诸侯霸主的齐景公国内，已经走下坡路，他所结成的中原联盟，也没有什么作为。据齐景公的宝贝相国晏子三十几年前出使晋国时对晋国叔向透露政府消息说：
“我们齐国已经到了季世了。在我们齐国，老百姓把2/3的收成上缴国税（很高的税。齐景公这个坏蛋，横征暴敛）。国君自己聚的粮食都朽烂长虫子了，而百姓冻馁，刑罚也滥，搞得各个农贸市场里边‘踊贵履贱’（到处是被砍脚急于抢购踊的人）。”
“趁这个悲哀局面，陈氏拼命争取民心。陈氏平时大斗出，小斗进，让借贷的百姓白占便宜，从而收买人心。陈家卖的木材，市场价跟山里价一个样。陈氏赔本赚吆喝，老百姓归之如流水。国君（齐景公）把自己的民众都丢了，人都跑去了陈氏那里。陈氏迟早要得了齐国的君权。陈氏的鬼，已经附在我们的宗庙里了。”（陈氏是从前齐桓公时代从陈国流亡到齐国的贵族，被齐桓公命为工正，百多年下来，在齐国做了卿，目前大得民心，挖空了齐景公的墙角。一百年后，陈氏代齐。）
已经自顾不暇的齐景公，居然在自身统治危机重重的时候，现在还跑到国外去抢滩、争霸，也真有他的。他这一番几年之中力图瓦解晋国，虽然是瓦解了，晋国实质不再是霸主，下面几乎没有什么有分量的诸侯了，但是郑、卫、鲁、宋这几家诸侯跑到齐国这里来之后，没出几年也就瓦解了——因为吴国力量随即挺进中原。此后，可谓无霸主，列国都是自己独存。虽然争当霸主没有成功，但齐景公当政时间极长，总计长达五十八年，创下了世界纪录，我们无论如何，为了鼓励他，还是封他为春秋第八大蜥蜴——“老不死蜥蜴”吧。
齐景公、晏子同志二三事：
齐景公想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但是他又爱享受，大造宫殿，广聚狗马，厚敛重刑，穷奢极欲，残酷盘剥贫下中农。野有饿殍的季节，齐景公后宫的马儿却吃着香喷喷的小米，住在文绣绫罗披挂的台阁。
齐国滥刑到了戏剧化地步，被刖了脚的老百姓太多了，只好买假脚装上。市场上的真鞋很少有人问津，假脚倒是非常走俏。走在临淄的穷人区里，鬼影比人影多，鬼们衣衫破烂，面黄肌瘦。鬼孩子们瘦骨嶙嶙，瞪着大眼；老年的鬼佝偻着身子在地铁口乞讨，晚上就睡在建筑物的排气孔旁边（这是纽约）。
晏子于是对齐景公说，咱们收的税太重了，政府必须厉行节俭。齐景公当即表态，以后少砍些人脚，多砍些政府预算。可是没过两年，齐景公又要大修宫殿了。晏子没办法，就请愿负责监工。
于是，晏子以修建宫殿为名，增加工钱，放慢工程进度，定期交换民工，让穷人都来打工，以便有饭吃。这样，整整修了三年，老百姓免予饿死（跟罗斯福的新政差不多）。
齐景公越老越喜欢饮酒，有时候招人聚饮，连饮七天七夜，饮一阵，乐一阵，睡一阵，房事一阵，朝廷政事全部荒废。（不干政事也好，干政事也不过就是琢磨着怎么收税、刮地皮。）
陪酒的官员和宫女都累坏了，齐景公醉得摇摇晃晃，还毫无收场之意。大夫弘章以死相谏，齐景公不以为然，哈哈大笑，说：“弘大夫，来，跟寡人一口闷。”
晏子拱手对弘大夫说：“恭贺大夫！你有幸遇上了我们的贤明国君，善于听从臣下劝谏。如果你遇上桀纣那样的暴君，你早就身首异地了。”
齐景公一看晏子都把桀纣抬出来了，酒吓醒了一半儿，晏子趁机规劝。
齐景公改正，不喝酒了，改出行了。阳春三月，风和日丽，齐景公带着小老婆和宦官们前呼后拥，笙歌乐舞，到鸟语花香的世界游玩，不料遇上一堆白骨精。齐景公大喊晦气，晏子说：“国君您每次出游，方圆几十里内的老百姓，都得献出财物供您消费，交出车马供您驱使，而他们自己却在饥寒交困中化为白骨。如果老百姓造反闹事，外敌乘机侵入，国家就完蛋啦。”
齐景公赶紧谢罪，收敛白骨，赈济百姓，还给自己下禁令，三个月内不出游（等秋天树叶红了再玩！）。
齐景公喜欢哄自己小儿子嬉戏。齐景公口衔着绳子，学做牛，让小儿子牵着走。儿子跌倒，齐景公的门牙全部拉折（这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出处）。这个老顽童还找人做了一双腐败的鞋，鞋带是黄金做的，上边嵌银，联缀以珠宝，鞋孔是上乘的玉石，鞋长一尺，美不胜收。他穿着这双大鞋上朝，因为太重，能抬起脚却迈不开步。
齐景公的后半生过的，大体如此。他死后，子孙们成了陈氏板子上的肉，被宰了好几个。
晏子真能让齐景公这么听话吗？反正上边都是《晏子春秋》写的，是不是给自己贴金，谁知道。
如果说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同时期的晏子就是个“识实务者为俊杰”的明哲保身派。
晏子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身高不足一米五，性格刻板，寒酸悭吝。作为相国，乘坐彩车，身穿美服，显示国君的恩宠，大国的威严；跟随狡童美姬，围拢丫鬟奴仆，烘托相国的权势，其实是少不得的。当官就要有当官的样子嘛。（名相管仲就是这样的，排场很大。）
可是晏子反其道而行之，天天穿旧衣服，一件皮袄穿了八百年。（当然，后代更穷的士大夫，还羡慕晏子呢，毕竟还有件皮裘呀。）晏子祭祖，猪肘子块头微小，连祭器底儿都盖不过来。晏子出门，坐二手车，驾一匹瘦马，让人感觉好像国君从来不给他发俸禄似的。
去晏子家里一看，更寒碜，地势卑下潮湿，而且喧嚣聒噪，就住在农贸市场边上。（在古代，做小买卖的不是像现在这样散落在街道两旁商店里，而是有固定区域，跟居民住宅区分开，叫作市。有围墙，有市门，有专门胳膊带红箍的官员，负责收税。日出开门，日落关门。除了做买卖，这里还兼做杀人的法场，是娱乐群众的表演项目，伍奢啊，后来的商鞅啊，都是在这种地方被杀的。现在你去逛商场，是看不到这样的表演了，更没有五马分尸可看。齐国临淄有不止一个市。）
齐景公趁晏子那次出使晋国期间，就把他的家给搬了，离开农贸市场，换到干燥寂静的富人区。晏子回来，气得要命，硬把新房子毁了，就剩一间破屋子住。
齐景公又派人把农贸市场一部分税收送到晏子家里，增发给晏子相当于两个采邑赋税的工资，看到晏子的老婆又老又丑，齐景公就把自己的女儿赐给他。所有这些，都被晏子一次次婉言谢绝了。（该要的不要，则是乱法。应该批判。）
最惨的是晏子的老婆，她一天只有一顿饭里边有肉，且只是一盘，还不穿丝织品，不知道是买不起还是老公不让买。晏子的老婆，处境真是活地狱。
其实晏子很有钱，他自己有封邑。据他自己骄傲地讲，钱都给了亲戚们，让亲戚们享受富贵。亲戚长辈们拿了好处，自己却装作清廉自守，真是一举两得。晏子这么干，不表明他清廉，只说明他世故，是个老油条。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晏子却违逆人性，猥琐小器，喜欢过原始社会穴居生活，“开历史的倒车”。也许，晏子可能是被当年崔杼、庆封家败人亡的故事吓出恐惧病来了，所以物质生活上，格外装孬种。正是如此，他才历事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君主，从政长达五十余年，执政将近四十年。
如此长期的“不倒翁”当政，也不知道这算是齐国人的幸事，还是不幸。（晏子老霸占着茅坑，别人怎么拉屎？贤人怎么发展。晋国就很好，执政官平均任期五年。）
晏子曾经赶跑来齐国求职的孔子，当时孔子还年富力强，才三十多岁。如果说晏子不喜欢文的，那喜欢武的也行啊。可是，关于晏子扑杀人才，最著名的就是“二桃杀三士”。
据晏子自己在《晏子春秋》中交代，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个人是齐国的勇士，都能赤手空拳打死山东老虎，名冠一时（现在，全国的野生老虎合计起来，也就剩几十只了。熊还有一些，但正在吃毒药和洗硫酸澡）。
有一天，晏子从这三人身边经过，用了趋（小步快走）的步法，以示对三人的尊重。这哥仨可能一贯看不起晏子，或者干脆是没看见矮晏子，就没站起身以示回敬。于是晏子恼羞成怒，找齐景公告状，说这哥仨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序，是危害国家的东西，不如除掉。
于是他教齐景公派人送了俩桃子去，说：“你们哥仨按功劳大小，吃桃子吧！”
公孙接仰天长叹：“晏子是个聪明人啊。他让国君叫我们按功劳大小吃桃子，我们不接受桃子，就是无勇。那我就先说我的功吧。我第一次打死过一只野猪，第二次打死一只乳虎。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吃桃，而不用跟人分。”于是，拿了个桃子，捏在手中，听后面两位说。
田开疆说：“我曾经带兵，两次打退敌人的三军，我够资格吃桃，也不用跟人分。”于是，拿起另一个桃子。
古冶子说：“我那次保着国君横渡黄河，一只大鼋咬住了我们的马，拖到河中间。我虽然不会游泳，但我跳下黄河，逆流潜行百步，又顺流潜行九里，终于抓住那大鼋，把它杀死。我左手握着马尾巴，右手提着大鼋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旁边渡口的人都惊呼‘河伯出来了！’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吃桃而不用与人分。你们俩人何不把桃子放回去？”
前面那俩人说：“我俩的勇敢赶不上你，能耐赶不上你，拿桃子却不谦让，这是贪啊。自知有贪的错误而不敢死，这是无勇。”于是，那俩人放回桃子，刎颈自杀了。
古冶子拿起桃子，说：“你俩都死了，唯独我活着，这是不仁；用话羞耻别人，而夸自己的能耐，这是不义；憎恨自己不仁不义，却不能去死，这是无勇。其实你俩合吃一个桃子，我独吃一个，就可以了。”于是把桃子也放回盘子，拔剑抹脖子了。
晏子真不是东西啊，真毒啊。这三个勇士深明大义，从容蹈死，气度宏远，飘逸绝尘，令人仰慕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可恶的晏子却硬说他们仨危害国家，真缺德啊。这三人都尊重君命，听国君的话吃桃子，怎么是晏子说的无君臣之义、长率之序呢？晏子“二桃杀三士”的损招，对君子有用，于小人无效。这哥仨中招，就是因为他们是君子。好人都活不长啊。
后人把对三士的哀怜和对晏子的鞭挞，写在古诗《梁甫吟》之中：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这里把晏子和“谗言”结合在一起了。所谓“梁甫”，就是泰山旁边的一个小山。古人以泰山比喻君主，以梁甫比喻君主身边的小人。“梁甫”就是对晏子的类比。
在晏子执政的这一漫长时期，齐国没有像管仲齐桓公时代那样建立霸业，反倒民生悲惨，政治腐败，家族哄斗，君权旁落。当然，在《晏子春秋》中这些责任都被推给了齐景公，说他昏庸腐败，而晏子作为相国则一点儿责任都没有，反倒是被打扮成不断提意见的“忠良”！据《左传》载，齐景公越老越怕死，曾经向晏子慨叹道：“生活啊，多么美好！要是古来都没有死，该多好啊。”晏子宽慰他：“要是都没有死，一代代的老国君都健在，怎么轮到您享福啊。”再次证明了晏子的本事不过就是个侍卫性的弄臣罢了，此外就是不断给国君提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鸡毛蒜皮意见罢了。陈氏专权，晏子身为相国，除了跑出去向晋国人叔向抱怨，难道对陈氏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鲁国那边也发生了三桓专权的状况，鲁国的阳虎、孔子与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失业的代价。而晏子对于陈氏只有哀叹罢了。随后，陈氏与乐、高两氏拉着队伍火并，晏子则保持中立，对两边谁也不帮，导致乐、高（属于公族，与国君有血缘关系的）两家被打跑，逃亡出国，陈氏势力随之更大。晏子不敢碰陈氏，只求官位稳当。唉！选他当相国，真是齐景公的悲哀啊。
虽然曾经幻想再活五百年，“老不死蜥蜴”齐景公后来还是死了。死后，用六百匹活马做了陪殉，非常阔气和浪费。现在都挖出来了，在山东临淄附近的高速公路下边。可以去参观，场面宏伟得紧，都是马的白骨和石化了的车轮。让人联想起当年让人感喟的奢靡庸陋的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