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尝君的“君”是一种封君，他的封国在山东薛城。封君可以在封国内征收赋税，但必须奉行国家统一法令，也要向国家上税，国家还专门派人（“相”）看着他。他可以筑城和建筑宫室，可以有守卫的保安团，但是封国与郡县一样，发兵之权都由中央直接掌握。

更多情况下，封君是在国都上班，担任什么官职，国家另派官员（即“相”）去治理他的封地，他只是遥领封地的赋税，等退休以后，才搬家到封地去生活。这种封君在后来的汉朝依旧有很多，不过当时不叫“封君”了，称为侯，比如绛侯周勃、淮阴侯韩信什么的。

总之，封君不同于从前春秋时代拥有封邑、封地的卿大夫，封君的权限小了很多，名额也只限于王室成员（比如齐威王的弟弟靖郭君田婴），或者个别功勋卓越人士（比如商君商鞅封得商於之地），以及国君宠幸的男伴侣。这体现了世袭贵族的力量还是在滑坡，平民的力量在崛起，而相应君主的中央集权在加强，这正是战国前中期的特点。

从前西周、春秋时代，担任国家高职的都是世卿大夫，有世袭封邑，属于分封制模式下的贵人世袭政治。但是到了战国，布衣崛起，贵族世袭阶层及其封邑被大量削弱或取缔，布衣士人开始担任各种官职。从前春秋时代，每次三军出征，将佐们都是世代为卿的大家族的头面人物，而战国官列卿相的都是吴起、邹忌、商鞅、张仪、庞涓、孙膑、苏秦这些平民布衣出身的人（当然贵族做卿相也有，比如秦魏冉、樗里疾，齐孟尝君，魏公子印，韩公仲，楚的昭、屈、景氏，楚最甚，因此也最败家）。适应布衣当官，郡县制相应也就取代了封邑制，这样官位才能多些，并且使大量布衣都能轮上。社会正在从家天下，变成官天下。

布衣的崛起，大约跟孔子有关。孔子开设私学，使学问不再垄断在贵族卿大夫阶层中间，而武装了士人。布衣士人从政，也改变了治国的特点。从前春秋时代贵人家族政治，用德来引导教化民众，不怎么用法，把法律颁布给小民看，在孔子、叔向这些老派的人看来，都是削弱了贵族的崇高感，并且认为以法治民，是一种相对于以德治民的堕落。但是战国士人卿相们，创造了法家，一切任以法。这不知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但人们来不及争吵，它已经流布开来。这是一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可以从古代一直争论到如今。

在战争技术上，从前春秋时代，斗争还不算残酷，并且打仗也讲究礼仪。如今战国士人从政，其打仗的特点也变了，空前惨烈，而且毫不忌惮地使用谋诈。贵人们有贵人的打法，士人们有士人的打法，前者讲求德义之兵，后者则只求利害和利益。这又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战争领域的碰撞。

本书写的就是战国的前中期，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具体地说，是从公元前453年到公元前296年，战国的前期和中期。这一时期的列国君主纷纷称王，我们知道鳄鱼凶猛，无坚不摧。赵简子、赵襄子（无恤）分割大晋，号称“简襄主之烈”，是鳄鱼的雏形。继起的魏文侯修政革新，吴起乐羊，西侵秦国，北吞中山，及至魏惠王称雄以战国首强，东搏强齐，西斗恶秦，北拔邯郸，岂不伟哉。但是，四战之地的中原形势耗尽它的领先优势。魏国大鳄鱼光芒万丈于历史长河之中又钻入泥底。

东方，齐威王战胜于朝廷，齐宣王扬名以稷下。南方，楚怀王则继先王之余烈，北取襄城，东亡吴越，俨然南国雄鳄，不过势败奴欺主，时衰鬼弄人，身死人手，为天下扼腕。

西方，秦国后来居上，自孝公以来，商鞅内立法度、耕战守具于前，张仪因利乘便，连横中原于后。秦惠文王、武王、昭王三代光复西河、吞巴蜀、残河东、拔宜阳，成为列国最凶恶的对手。

赵无恤、魏文侯、魏惠王、齐威王、齐宣王、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楚怀王，这九大鳄鱼，虽然叫作鳄鱼，但我们不要把他们想象成恶霸。虽然君主集权已经比从前春秋强了很多，但还没有到后代皇帝时代那么极端专制。因此，当时的君王其实蛮随和的，远没有后代皇帝那么凶巴巴的。魏惠王是个厚道人，楚怀王也是。至于扁鹊大夫，还把秦武王骂了一顿，后者力能扛鼎，却不敢把扁鹊怎样。这也体现了当时先秦人的与君王相对等的人格独立和尊严个性。实际上，当时的君主对布衣士人恭恭敬敬，每事请教，乃至还有嚷嚷要禅位给士人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扬眉吐气的时代。从前的春秋时代，世卿贵族政治，布衣、士人根本在史书中不见记录。但是战国时代，君主们为了发展和压倒别国，必须向士人、知识分子请教，不惜高官厚禄，生怕伺候不周。以孟子这样没有多大功绩的人，尚且一出门，就有一百辆车跟着，齐宣王对士人、知识分子的宠待，可谓无以复加了。就这样，孟子还不满意呢，对齐宣王嚷嚷“视君如寇仇”。这在后来的皇权专制社会，简直是扒皮的罪。

知识分子在战国得到了黄金时代，纷纷名登卿相高位，次一点儿的，也被高官以门客收拢，孟尝君待门客很好，门客私通他的老婆，他也无可奈何，因为，不尊宠布衣贤能，国家和卿相都无以在列国竞争中超越他国。可惜的是后代，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就不需要跟谁竞争了，后代的知识分子，也只沉沦于研究些诗词歌赋，消磨时光罢了。战国的知识分子也确实为国君积极效力——一百辆车也不是白得的。他们纷纷研究致国家于强大的办法，并且彼此争论。于是墨子“尚贤尚仁、兼爱非攻”，庄子自隐无名、天人和谐，孟子仁政民本，惠施名实同异，使得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和小说十家蜂出并作，各行一端。其中最光彩的一幕，是李悝、商鞅、申不害倡导刑名术势，富国强兵，刑过不避王子，赏善不遗匹夫，获得战国时代最广泛的实践和成功。

然而这些五彩纷呈的各派学说，通过不断实践，相互辩驳，到战国后期则开始各家互相融合，为未来秦汉的新生意识形态埋下伏笔。

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研究些好像没用的东西，比如这一时期的《甘石星经》，标识出了太阳系五大行星的出没、运行规律，是世界上第一部恒星表，比希腊领先两百年。不过，也许在甘先生和石先生看来，这些都不是没用的。星占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借天象可以把他很多的治国策略强加在人君的头上。某星跑到某宿了，说明你后宫有妇人干政了，赶紧赶出去，你看天都为此有意见了。

战国就是这样一个布衣、士人纷纷逞能的时代。它带来了喧嚣和活跃，与从前的春秋时代异趣。同时，它也带来了混战和惨烈伤亡。众多布衣，充分释放了他们人性中的美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