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5世纪下叶（公元前425年），赵无恤死去了，传位给大哥伯鲁的孙子赵浣——大号赵献子。赵献子自作聪明，干了这世纪下叶一件大蠢事，把首邑从山西中部的晋阳，向东南四百里，南迁到河北省南部的中牟，离河南很近了。这种不怀好意的迁徙，意图一眼就可洞穿。南迁中牟是为了便于去中原争夺人口和城市（就像钓鱼的人坐得离池塘更近点儿）。事实证明，坐在中原北门外的赵家人，马上就要过苦恼的日子了。南迁中牟的举措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错误，赵家南向中原（进击河南）的军事行动，屡次遭到南边魏家的猛烈抵制，赵人屡次败北。
魏家甚至派了一个牛人，在赵家中牟南边三十里，一个叫邺城的地方，盯着赵家人的一举一动。这个牛人就是——西门豹！哈哈。他一路踏着公元前409年的夕阳，来到荒凉萧瑟的东部边境小城——邺城办公。邺城这个地方，算是河南、河北交境地区，原来是卫国的地盘。卫国被狄人逼得东移以后，原来的地盘，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就遭到了晋国历代君主从西面的侵蚀，一半儿归了赵家，一半儿归了魏家。准确地说，是漳河（东西流动）以北，归赵家；而漳河以南，归魏家。
漳河可不是条简单的河，它横贯而行，把河北、河南划开，成为两省分界，北面是河北省的赵地（中牟、邯郸地区），赵国挺进中原（河南），必须先过漳河。所以漳河也是历代驻军要地，袁绍、曹操、曹丕相继苦心经营的邺城，就在这个地方。曹操的铜雀台至今还在，是五米高的台基残迹，当初建安文人歌咏的地方。
但是，铜雀台的风情，如今早就全部烟消云散了，而今只能看见临漳县的政府大楼而已，和芸芸众县没有什么区别。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战火，还有漳河水的暴虐。漳河水时时泛滥，冲刷走了历史的繁华。漳河水暴躁，是古来有名的，因为这里的河伯，性生活得不到满足，所以要泛滥。他要求，必须送一个精心打扮的漂亮姑娘，嫁到水里来——可能人在水里老得快，所以他还要求姑娘必须一年一换。如果没有新姑娘，漳河就要发大水，把田地、村庄全部淹灭。
西门豹作为邺城的新一任地方官（县令，春秋中后期晋国也开始设县，有县令了，但是名称叫县大夫），刚一上任，遇上的就是这个麻烦。
西门县长看见的邺县人烟稀少，百姓贫困，就开始皱眉头。于是，他按照魏文侯临行前的教导，去找当地“年高有德者”召开恳谈会。
“年高有德者”吐露了很多基层群众的苦楚，揭发了当地“三老”的劣行。“三老”不是老头子，人数也只是一个。它是县的下一级官员，是乡的长官，管着好多邑（当时是县乡邑三级编制）。作为有头脸的地方干部，三老的主要工作是收税，当然遇上民事纠纷，也少不了去查证调停，算是负责教化治民。当时的老百姓对自己的田地有所有权（井田制早已瓦解），但是打的粮食十分之一要上缴国家。
三老除了征收粮食，还要征收户税，以钱币的形式，每家交一个数，合起来上缴国库，主要用于养兵。
邺城的三老富于想象力，除了给国家征粮收税，还给另外一个虚拟的主子收税，那就是河伯先生。河伯先生每年娶媳妇，各家都要交份子钱，三老说，这是县里的政策。
于是，廷掾也被揭发出来了。廷掾不是官，而是吏，他们在县政府干活，是县令的属吏，大约就相当于阎王爷的牛头马面，负责保存印章、制作文书之类，因此也有了权。这些人爱吃请受贿，弄出个文书，让三老拿着，下去乱摊派，说是办河伯婚礼的钱。摊派的钱收上来了，立刻坐在地上，和三老一起分赃。
这些赃钱，应该是铲币，类似铲地的铁锨，而且顶上还有个套，套在木柄上的——这是早期的，叫“空首布”。现在已经进化成“平首布”，没有空套了。平首布上刻着铸造地名称，除了国都，很多二级城市也可以制造，所以什么规格都有，尺寸不一，五厘米到十厘米不等，总之一只手可以拿得下（现在它们都是文物喽，一枚动辄几千元）。
这一天，又是漳河的河伯娶亲的大喜日子。地方上的巧取豪夺者，在两三千的围观群众簇拥下，道貌岸然地来到漳河岸边。时间还早，河伯先生多半还没起床，漳河水面上茫茫杳杳，没有迎亲的虾兵蟹将。
但是送亲的彩队已经到了，领头的是个老处女，据司马迁说，已经七十岁了，神色倨傲，身后还跟着穿戴华丽的十个女弟子——邺县地方上，净出这样的人。that is a shame。这位老处女受河伯之托，经常在民家行走，遇上模样打眼的，就恨得不行。立刻用公款把这漂亮美眉聘了去，闲居斋戒，天天洗澡，吃牛肉，喝酒（当然是公款支付了，而且有乡干部、县工作人员作陪）。连吃十几天，吃饱喝足，一抹嘴，再搞个“文化娱乐活动”，让美少女坐在床帐枕席上，说：“走喽——”吹吹打打的，开始“漳河第一漂”。
一开始床还能漂着，漂出好几里，就被涡流掀翻了，伸手不见五指，四周一片死寂，女孩儿哭叫的声音，才被迎亲的鱼儿，用水的网，一网一网地打尽，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气泡和美丽轻微的波纹。
老百姓受不了这种选美的折磨，凡是觉得闺女还可看的，都赶紧携着她远远逃窜，很多人家的女孩到了十岁以上，就不让她洗脸了。大家纷纷逃亡外地，乡邑为之一空，废弃的一架架屋子成了野猫和蛛网的乐园，乌烟瘴气，鬼影憧憧，好像妖魔霸占之下的乌鸡国。
西门豹是个急脾气，但他懂得克制，搞过励志训练，就是用柔软的熟牛皮做腰带，以便提醒自己要松弛一下（从前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则性格和缓，于是用弓弦做腰带，提醒自己紧绷起来）。西门豹克制着自己，在送亲大会上表现出了冷静的幽默。
西门豹说：“把河伯的娘子唤出来吧，看看是美是丑，快耶。”
大伙赶紧撩开河边红红绿绿的帷帐，把那个穷人家的小妹妹掏出来了，正是破瓜年纪（十六岁，“瓜”字剖开是两个“八”，二八十六），清纯幼稚。小姑娘已经梳起了花样别致的盘发，别上了装点着绿色小石头的钗笄。她纤瘦未成熟的身材裹在宽大的礼服里，略不自然。于是，不时地摆动自己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以及左左右右和里里外外，看着大家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自己，她的脸色开始发羞。她的大衣服肘上，还停着一只河边的蚱蜢，瞪着疑惑的复眼。
西门豹说：“窈窕淑女，河伯好逑，可是这个女孩儿不佳，怕是惹河伯不高兴。麻烦您老（老处女）下去一趟，报告给河伯，卖我一个面子，等两天找到更好的再给他。好不好，来呀，把大巫妪扔到水里去。”
走卒赶紧上来，抱起大巫妪（老处女），往水里走。“扔远点儿啊——，省些路走。”西门豹操心地嘱咐。
老处女一时醒悟不过来，忘了挣扎，七十多岁，老糊涂了，再加上被男人一抱，完全蒙了。当她看见波光粼粼的水面像一条大醉不醒的巨鱼，滚动着无数的鳞片吸纳了她的脑袋，她来不及总结自己罪恶的一生，就一头淹死河中了。
西门豹在岸上抓耳挠腮地等待了有好一会儿，看看手表，没有耐心了，焦急地对左右官吏说：“大巫妪好慢呀，走太慢。还不回来呀。咦，叫她弟子下去迎迎喽。”
如狼似虎的当差听命，立即抓起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弟子，像青蛙捕到了一只蝴蝶，把挣扎的她拖下了水。
“唉呀，真慢啊。还需要人去——”过了一会儿，西门说。
于是，又有两个女弟子被发射到水里去了。（河伯这回算高兴了！）
旁边的三老不敢抬头，哆嗦着像枯树叶，可又想歪了脸看西门大官人的神色。西门豹说：“我明白了，大巫妪是女子，弟子也都是女子，女子不能白事（汇报工作的意思）。请三老下去为我白事吧，麻烦你——三老！”
三老缩在地上，双手抓泥：“不要呀，不要呀，不要白事的呀！”他伸手去抓一根草棍儿，草棍儿灵巧地躲开了。草棍儿一躲开，轮到挨抓的就是他了。当差的左牵右拽，把他拖入水里——由于身子比较肥，所以费了很大劲儿。
水里的人都在想他啊，他也就随波逐流去了。
旁边的廷掾和地方上的头面，无不惊恐，面如死灰，汗流浃背。西门豹回头询问：“大巫妪和三老，都不回来了，奈之何？”
这帮人赶紧跪下，叩头哀求，流血满地，脸色因为失血而白得像水桶里的月亮。
西门豹倒背双手，弯腰瞅着河面许久，说：“再等等看。”
大伙继续发着抖等，等到快尿裙子的时候，西门豹才说：“今天等不到了，我们只好先回去吧。河伯留客人的时间也太长了点儿。”
这场漳水河边的滑稽戏，才算收场。从此，邺城人再没有敢说为河伯娶妻的了。
西门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总体来讲，是个强势的领导，心硬手快，不怒自威。为了能让邺地风调雨顺，河神是指望不上了，西门豹就修了水渠十二条，引漳河水灌溉农田。使得邺地粮食产量，每亩增加到一钟（约合现在一百二十斤），大约和现在一个应届大学生的分量差不多。
邺地老百姓并不太争气——所以才养出这许多刁吏，听凭刁吏肆虐——腐败滋生于不争气的土壤。老百姓不争气的另一个表现是，当西门豹号召要修渠的时候，大家都嫌麻烦，嫌累，惜力，怕吃亏，捏着铲子，纷纷不肯出门。西门豹大怒，不准，拍案子怒斥：“都他妈给我出来挖渠。你们现在是恨死我了，一百年后，你们的子孙会记得我的。”
果然，这些水利工程，从魏文侯时一直到西汉，一千多年，一直在发挥作用。汉朝修筑驰道（当时的高速公路），跟这十二渠撞在一起了。上边来了人，要求水渠改道。邺地老百姓纷纷不让，说这是西门大官人留下的（不是西门庆大官人），不许动。老百姓纷纷卧在水渠上，脱光了抗议。最后，政府只好放弃，不管他们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西门豹治邺，名闻天下，泽被后世，堪称模范官僚，古之贤大夫也。至今当地还有西门豹祠堂，以供瞻仰。两千四百年过去，西门豹盛名如新。
二
公元前5世纪下叶，我国的疆土趋于安宁，赵、魏、韩三家垄断了晋国五十个县以上的土地。其中赵居北，魏居中，韩居南。
当赵家把战略重心南移，迁都中牟，压到了南边魏人的家门口，魏人除了派西门豹驻守家门口的邺城，还准备去往赵人的后腰里放一只刺猬——那就是抢占中牟背后的中山国，以牵制赵人的南下，最终实现通过邺城与中山的南北夹击，钳制中牟。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魏文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乐羊先生。
乐羊是布衣出身，这样的人独自出来领兵作战，在从前春秋时代很难想象（那时的三军将佐都是世卿子弟）。作为一介布衣而能够有出息，在没有科举制度的当时，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接受某贵人大夫的推荐。而想让贵人推荐你，你只好先去这人家里干活，当家臣，做门客。但是，当门客，投资时间比较长，风险比较大，退路比较少，一旦当上了，必须绝对效忠主子。主子犯错误，自己也得陪法场。
所以，如果你目空一切，觉得没谁配做你的主子，那你完全可以直接往国君身边凑，但一定要凑得与众不同，否则国君也看不见你。从前，那个一边放牛一边唱讽刺歌曲的宁戚，那个专门骂“肉食者鄙”的曹刿，都属于悟通了的，得道者也。
不管怎么样，乐羊或者当了门客，或者怎样结识了魏文侯的要臣翟璜，他得到了翟璜的推荐，被魏文侯任命为讨伐中山国的主将。
中山国在中牟以北三百里，去那里必须路过赵家地盘。赵家掌门人这时是赵献子的儿子赵籍，他下面的人说：“让他们去打好了，中山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如果打不下来，魏人就会疲惫，则我们赵人地位加重。如果打下中山来，它也拿不走这个地方——中间还隔着我们呢，到时候得到中山的却是我们。所以，借道给他们，让他们去打吧。”
于是，乐羊在公元前408年，带着一支数目不详的军队，以及领导对他的信任和考验，从自以为聪明的赵家地盘上借道而过，来打中牟、邯郸的后背——河北省中部，保定、定州、石家庄一带的中山国了。
中山国不属于诸夏之国，它是白狄的一支——叫鲜虞——在春秋后期建立的，面积不算小，好些个城邑接连在一起，位于河北中部，西临山西省中部的赵人，南临中牟和邯郸的赵人。
虽然中山国是狄人的国度，但是农牧兼行，而且把铁冶得很有造诣。中山国还有华丽考究的战车，说明他们“汉化”得很厉害。面对这样一支血统生猛而又掌握了高科技的武装，远道而来的，不占天时地利的，布衣出身缺乏权威却统率一帮心猿意马的士兵的乐羊，真是希望渺茫。
乐羊充分发挥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拔下中山国一座座坚城深池，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不料钝精挫锐于中山国都城之下，无论怎样实施强攻，都伤亡代价极大。只好改做围城敝敌，想消耗死中山人。
“围城战”在战国越来越时髦了，这是因为列国长途运输给养的能力在提升。并且乐羊这次打破了智伯“水淹晋阳”围城两年的纪录——乐羊围了三年之久。当魏家士兵坐在帐篷里吃着后方送来的军粮时，城里的中山人则开始吃人了。
中山人心里很来气，因为他们想起了乐羊的儿子，现在正在中山国发展。干脆，把他儿子揪出来吃了。
乐羊的儿子，被绑在城头示众，中山人比比划划地指点他身上的肉。大厨师开始给他洗澡。
“乐羊，看见了吗？认识吧！长得挺像你的哎，快撤兵吧，儿子重要还是打仗重要啊——”
乐羊感到眩晕，松软，像一块被军士们扔掉的擦车布。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没有多少生气的中山国，异乡人的鲜血浇灌着中山国的野花。乐羊知道，作为一介布衣被推荐到魏文侯驾下，花费了魏家三年的物力，丢下战场上将士的骸骨，如果打不下中山国来，徇私而返，不但前途没了，连他的推荐人翟璜，也要负“随坐”责任（推荐别人要负连带责任）。
乐羊儿子的肉，终于像没有人认领的失物那样，被中山人自行处理了，放进大鼎沸煮（也许是活着时候就放进去），去了骨头，再投入盐巴和辣酱，以及酸梅、生姜、醋汁、鸡蛋清、干菜、桂粉、醴酒，加糖揉匀，文火闷炖，最后收汁儿捞出。一罐子嫩爽滑颤、赏心悦目的人肉羹就出来了。它肥润适口，咸鲜满鼻，极度富于美感。当然，如果是做成“大羹”的话，就不需加任何调料，叫作“大羹不和”，这也是治理国家和写作文章的最高境界。看似没有味道却饱含万种味道，体现着无为和无所不为的绝顶功夫。
当然，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制作成“醢”。醢就更好吃了，醢是把肉晒干，切碎，加盐、加酒，加酒曲，装入瓮中密封百日发酵，拿出来跟黄米饭一起吃，颇有酒趣。羹和醢，都是宫廷的上乘佳肴。
中山人盛了一盃“乐羊的儿子羹”，用厚皮子裹着，下城送到乐羊的营垒里，献给乐羊趁热吃。
乐羊举起这歪肉（“盃”这个字，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日语里还有，就是“世界杯”的“杯”，样子却像一个没有点燃的火炬，是一只碗，下面加上个细柱状的长腿，可以握在手里。当时吃饭的案子低，所以碗要有腿），外面正下着连绵阴悒的雪，乐羊多么怀念当初在乡下的日子啊，跟老婆孩子一起，一家人吃上节庆的猪肉，喝上年底的薄酒。唉，往事已矣，世事变迁，老婆不知在哪里，孩子却在罐子里。（唉，如果老婆知道了，一定要“悔叫夫君觅功名”了。）
乐羊坐在幕前，伸着脖子，攥着歪子腿举起来，把乖孩子的肉汤，啜饮一空。空盃子还给中山使者，拿回中山国交差。
这个胆气十足的举动，征服了魏营之中所有疲敝已极的军士，人们信任了主帅的同时，又燃起了对敌人的仇视。大家鼓足余勇，哀兵求胜，犯冒锋镝而不顾，一举夺下中山国，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中山国遂被魏人所灭，时间是公元前406年。乐羊功大，被魏文侯赐爵赏地，实现了一介布衣的革命英雄主义价值。
三
如果说，赵无恤是进入战国时代的第一位鳄鱼，那第二位就应该是魏文侯。
魏氏的祖先是晋献公的保镖，叫毕万，因功被封在魏邑（陕州芮城县北，是他帮晋国抢来的），由封邑得氏为“魏”。他的儿子魏仇，跟随重耳流浪江湖，是五人最贤者之一，却因为烧了僖负羁全家，被废掉。魏仇的孙子魏绛，再次在晋悼公时代复出，担任司马，“和戎”有功，被晋悼公赏他了一套音响，实现了一个家庭梦想。魏绛的儿子是魏舒，再往下四代是魏桓子，跟赵无恤一起参加了“水淹晋阳”，灭掉智伯。八年后，公元前445年，魏桓子死去，儿子魏文侯接班。
魏文侯喜欢儒者，尊礼贤士。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就是他），他跑到山西当教授，收了魏文侯当徒弟。子夏治学，强调形式主义。在他门下当徒弟，只要练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就可以混到毕业了。
所以，魏文侯被训练得特别在意人生小节。有一次，他和大家喝酒，喝着喝着就迷糊了，站不起来了，天不凑巧，又下起了雨，古世纪的雨。
魏文侯突然想起农林局长（虞人）来了：“坏了，我跟他约定下午打猎去，他正拿着钥匙在园门口等我呐！”
于是，不顾大家劝阻，冒着雨去找虞人，一直打猎到天黑，把自己累得要死。而且雨天小动物都不出来，就这两个傻瓜在野地里跑。（魏文侯就是那种仔细的领导，报上来的文件，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改。）
由于他遵细节，守信用，魏家遂趋于强盛。
魏文侯的另一个佳宾，叫田子方，此人是子贡的徒弟，也相当机灵，跟他老师一样会来事儿，伶牙俐齿。有一次魏文侯饮酒，欣赏着音乐。魏文侯说：“钟声不谐调啊，左边的音高。”
田子方故意掩嘴而笑。魏文侯诧异而问：“笑啥？”
“臣听说，君主只要管理好乐官就行了，不贤明的君主才直接管理音乐。我怕您是审于声，而聋于官哦。”（这是君臣分权的思路，布衣们最强调这个了，想把我们伟大的魏文侯架空，天天就听你们几个人胡咧咧，因此这些布衣当了官还有极大权力空间。）
魏文侯对地方上的名流也毕恭毕敬。每次经过大仙段干木所居住的胡同，一定要凭轼而立，尽管如此礼敬，段大仙还经常从家里跳墙逃跑，不肯见他这俗人呢。因为如此礼遇段贤人，魏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人才都来投奔他。
被魏文侯擢用的人才，有治邺的西门豹（大官人），以及攻打中山国的乐羊。乐羊前后三年时间，拥兵在外，魏文侯不疑，鼎力支持，使乐羊全功而返。当时，三年期间，魏文侯的左右和臣子写了三筐报告，要求把乐羊撤回来，但是魏文侯不为所动。（当然，这个事可能也是战国布衣学者们编的，或者夸大的，意图要君主信用布衣，用之能持一，总之是劝教君主放手权力给我们布衣的——战国就是个布衣时代。）
乐羊在战场上吃了自己儿子的肉，魏文侯听说了，很感动，对大夫堵师赞说：“乐羊为了我，吃了自己儿子的肉啊。”
堵师赞说：“他敢吃自己的儿子，那他谁不敢吃？”意思是，也敢吃大王您啊。
据说魏文侯虽然封赏了乐羊，但心中也开始怀疑他了。
堵师赞认为，如果一个人为了立功，连亲情道德都不顾了，一个社会变得如此功利化，那是脆弱和短命的。
魏文侯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治国的新模式，他任用李悝为相，首开战国时代变法的先河。
李悝以前是学儒的，学通了以后，就想创一门独门功夫。他汇集了各国法律条文，编著成一部《法经》，内容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是最早最具规模和系统性的法律文典。其中盗法和贼法针对盗窃、杀人及犯上作乱者，囚法和捕法是关于断狱和追捕脱离户籍逃亡者的法律，包括惩罚盗与贼的具体规定；杂法用于惩罚轻狂放荡、翻越城墙、赌博、欺诈、贪污受贿、荒淫奢侈、谮越等级制度等违法行为，具法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
李悝这本《法经》是个好东西，商鞅从魏入秦，就是带着《法经》去的，给秦国人带去了福音。后代的《秦律》和《汉律》，也都是以《法经》为蓝本。就这样，李悝成为了我国法家人物的始祖，著有《李子》三十二篇，可惜已经失传。
众所周知，从前春秋时代，君主的权力颇为有限，因受封得到封邑（而且数量颇多）的世卿大夫侵夺了君权，政出私门，国君如鲁昭公什么的被打出国，晋国后几代君主也都被下面六卿架空，国家内部没有统一首领，诸卿各自为政，国家对外没有战斗力。如今，魏文侯和赵、韩这三个即将成为新的诸侯的晋卿，未来在建设新的国家时，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又逐渐沦落到从前晋国君主无权的悲哀地位，怎么才能加强君权，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瓦解那些世卿贵族，因为他们凭借越来越多的封邑，势必会凌驾在国君之上。于是他希望采取招募官僚的方法治理自己的地盘，遏制本宗族成员对该卿氏土地和官爵的世袭。招谁呢，就招布衣、平民中的贤能之人，他们被授予官职之后，都拿工资（食禄）。“禄”以粮食的形式支付，而不是从前的授予封地，世代传承。这就是以“属官制”代替了“分封制”，以官僚体系代替世袭体系，不再有干部终身制和世袭制了。官僚们只是来打工，不能拥有封地，也不能世袭官爵。这显然是一种进步，可以多得人才，并且君主管理这些没有封邑不能世袭的官员，比管理有封邑的世卿大夫贵人们，要容易得多，这样就有利于加强君主集权。而君主集权，才能对外打好仗——像晋国后几十年霸业衰落，跟政出私门、六卿专权、国君无权，是很有关系的。
李悝的变法适应了这种变化，去革那些“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的世袭卿大夫贵族们的命。这些被他骂为“淫民”的老贵族全部停发工资（禄），省出的钱用以招徕四方之士。职业官僚制度取代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这一点是魏文侯最喜欢的。
简单说，君主是和布衣、平民合作，上下夹击世卿贵族，从而瓦解世卿政治，给君主的权限解缚，加强了君权。而平民愿意在这方面给君主帮忙，是因为他们也渴望从世卿贵族（准确地说世卿贵家族，因为有的是异姓的，不算标准定义的“贵族”）盘踞的政坛上抢到官位，叫自己上去。而孔子以来的办私学之风，也教育和武装了布衣、平民，使得他们力量崛起，有能力进入政坛——从前出兵打仗或者治国，领头的都是些赵盾啊、赵武啊、栾书啊、栾盈啊、三郤啊这些世代为卿的子弟，现在不同了。
这种布衣出身者去担任高级和各级职业官僚的体系的出现，是一种进步，它使得布衣可以通过才干和军功进入官僚队伍，从而打破了过去贵族团体的宗族成员垄断政坛的局面。
布衣从政的大门打开了，杰出的平民布衣，如吴起、孙膑、庞涓、邹忌、商鞅、张仪、苏秦，就将涌上政坛高处，他们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爸爸名不见经传，这在从前春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其实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分水岭。
李悝的这种变革，被冠以法家的名号，因为从前世袭社会依靠礼的约束规范来治理，布衣职业官僚政治则用法令来监控官员。法家比儒家晚出，其平民性不同于孔子儒家的贵族性。
李悝具体在治国方略上，还提出“尽地力之教”，就是强调农业技术的发展，强调亩产产量的提升。他还懂得市场经济，知道那个看不见的手，所以他采取“平籴法”，就是政府干预粮食价格和总量，在丰年由政府收购粮食储备起来，以控制粮价下跌，到荒年再出售储备的粮食，以控制粮价暴涨。后来历代王朝的均输、常平仓的措施也源于此，这可以打击不法商人投机倒把。
李悝堪称影响未来中国两千年政治、农业、经济、律法体系的第一人，由于魏文侯笼络住了这么个大贤，魏氏很快通过改革富强起来，成为战国最初一百年的第一强。（秦国这时候还不强，它依旧是远在西陲的抱残守缺的土包子国家，连货币都没有呢，保持着人殉的陋习。）
李悝的法变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留着一撇轻胡子，从远东来到了魏氏的首邑安邑。他骨骼肃穆，神色超远，目光扫视着这个新兴的城市。如今城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宫殿区还是壁垒森严，但手工业作坊区和市场交易区（市）却熙熙攘攘。鬻金者、沽酒者、卖履者、卖骏马者、贩茅者，卖卜、屠狗者，都在这里谋生活。市场的喧嚣取代了从前城堡那种肃杀的景象。
这个生逢其时的年轻人拿着自己的名策，径直投向魏文侯的府邸。他不是别人，他就是那个被尉缭子设问为——“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
四
吴起，卫国人。
卫国这种三流小国，夹缝中求生存，受狄人打击，被迫东迁，向齐国看齐，东迁到楚丘，在城濮之战后又东迁到濮阳（河南省东北部）。濮阳可是人杰地灵之处，商鞅、张仪、吕不韦都是这儿的人，后来还有僧一行、南霁云（南八）等等。
但吴起没有这么杰出，年轻的吴起是个游士求索，出头无路的家伙。他的老家也不在濮阳，而要从濮阳东南行两百里，进入山东定陶（据说是宇宙的中心，天下的中点，既然是中点，那就是倒爷的聚集地，范蠡就在这里）。
吴起的爹爹也是个倒爷，家里存款达到“千金”，有钱。当商人当牛了，就要琢磨着当官了。吴起就是在这样的家教中长大的，他按照父母意愿，把爹的存款拿出来，到处托关系，想当官。可是家财散尽，依旧找不到“人上人”的工作。想换掉身上这件布衣，真是不容易啊。
虽然衣服没有换成带绣花的，吴起却娶到一个老婆。这个可怜的妹妹在家给吴起织组带，就是用于系冠或者系印的多股细丝织成的带子，织完了一量，比标准要求的窄。于是吴起要求她拆了重织，妻子答应说好。
织完吴起再一量，还是不达标。吴起大怒。妻子赶紧解释：“经线固定好了，你叫改的时候已经没法改了。”
吴起说：“没法改，你答应干吗？”吴起不能原谅妻子的欺骗行为，拿出结婚证，还给妻子，说，咱们离婚吧。
妻子回娘家后，赶紧请自己的兄长去求情，她兄长说：“吴起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搞法的，法无私情。他搞法，想用法为万乘之国建立功业，一定要先在最亲近的妻妾身上实行，然后再推广。所以，你不要再想着给他当老婆了。”
法家就是这样，不分贵贱亲疏，一律断之以法。
没有了老婆以后，这个年轻人陷入了苦闷、踌躇和轻微的落魄，不过他也不需要老婆，只想干一番事业。一般想干一番事业的人的特点，就是不叠被，早上爬起来就出去奔走，一整天在外边求师结友，半夜才空着手回来。有一天，吴起遇上一个朋友，吴起说：“朋友，我家里没有老婆吵，你晚上来吃饭，一起谈事业吧。”
结果这天晚上哥们儿爽约了，没来谈事业。吴起竟坚持等了一夜，不动饭菜，直到第二天天亮，专门去把朋友请来，才一起进餐谈事业。（韩非子说：“小信成则大信立，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法家要强调“信”。）
吴起谈论很多事业后，终于悟出来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空有满腹才华，但是没有文凭，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吴起想读书，首选就是去礼仪之邦的鲁国（鲁国一直是教育出口，很多人到国外去招生讲学，比如子夏，就去了山西当教授，教了魏文侯、李悝）。
临行，吴起发了狠，用牙齿咬破自己的臂膀，向其母发誓：“我——吴起，如果不能成就事业，身居卿相，绝不回卫国来。”
于是二十六岁的吴起先生东行三百里，跋涉到鲁国的曲阜。他听说著名教育家孔子——的徒孙——曾申先生，正在招收新一届学员，根据广告上说：“火车站向西一百米，车站有人接，包吃包住，学不会，免交下一学期学费，循环教学，中间不清场。”吴起觉得比较合算，就花钱投到曾申门下读书。
这个老师曾申，也不是个俗人，他小的时候，他爸爸有一次带他上街玩。曾申小啊，不懂事，非要哭闹。他爸爸说：“孩子不闹，回家杀猪给你吃猪肉。”
回到家，曾爸爸就卷起袖子，磨匕首杀猪。曾妈妈说：“开玩笑！开玩笑啊你。你跟孩子开玩笑也当真啊。我这可爱的猪，还没发育成熟呢，你就要杀啊！”
曾爸爸说：“小孩儿是不可以跟开玩笑的。”说完就一棍子撂倒，把猪捅了。小孩儿曾申在旁边拍着手叫。（又是一个从身边实行自己主张的人——曾爸爸。这曾爸爸名叫曾参，就是“日三省吾身”的那个曾子。）
如今曾申长大了，受爸爸影响，也是非常教条，驴脾气，跟自己的学生吴起针尖对麦芒，合不来。吴起学习了一段时间儒学，突然听说老妈在老家死了。一有人死，儒家的人就立刻兴奋了，因为这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刻。要求丧主的儿子：守丧三年，三年不改父志，三年不许做官，三年不许穿花衣裳，三年不许吃肉，三年去坟头搭草棚住着，三年这个，三年那个，一定要把自己搞死，至少搞到又贫又瘠，浑身瘦成一把骨头才好。
吴起因为当初跟妈妈发过誓，不当卿相，不回卫国。吴起也是说话算话的人，不光小孩子是不可以跟开玩笑的，妈妈也是不可以跟开玩笑的啊！而且回去三年，也太浪费时间了。
于是吴起不听老师的话，不回家。曾申大怒，从此对吴起待搭不理。
不过吴起学儒，还是孜孜苦读，很有收获的。因为他勤奋，脑子快，所以曾申把《国语》《左传》这些记录春秋时代的独门秘笈，都传给了吴起。
因为老师不喜欢他了，说是循环不清场，现在也要清场了。于是，很有志气的吴起不跟你学儒了，开始自己钻研兵法。
后代有人认为，《左传》里边很多内容，都是吴起写的。桐城派（是个文学流派，不是武林派系）的姚鼐就是持这种观点，因为吴起是兵学高手，所以才把《左传》中的军事斗争描述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成为《左传》中最大的亮点；《左传》里边对楚国历任大王，不论好坏，都褒扬得虎虎有声，对楚国的大臣，却恨之入骨，这跟吴起后来的遭遇很能对得上号（吴起爱楚王，憎楚臣）。《左传》对三晋褒扬胜过齐鲁，这也是跟吴起的恩遇立场相匹配的。钱钟书大师，干脆就宣言：《左传》是吴起写的，不是左丘明写的。
不管怎么样，通常的理解是，吴起是《左传》的讲师，并且往里边塞进去很多他写的东西。
吴起二十八岁，齐国人来打鲁国人了（这是齐国人的家常便饭，国内一闹意见，有矛盾，就出去打鲁国，给自己捞资本，扬威，就像夫妻俩吵架，拿孩子出气）。
正在揣摩兵法的吴起，被鲁穆公（鲁哀公后第三任）看中了，想任命他为将，抗齐。吴起终于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但是鲁国的大贤，非常不习惯让外来户（还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去飞黄腾达。于是大贤们就去谮害吴起，说吴起新娶的第二个老婆，是齐国人，吴起这小子肯定会跟老婆走的，对鲁国有二心，必坏鲁国大事。（唉，儒教门下，败类也如此之多啊。）
吴起为了心中燃烧着的、炽热的树功立业的志向，毅然决然地杀死了妻子，求得鲁君信任。这就是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鲁穆公看见吴起已经跟齐国人划清界限了，马上拜吴起为将军，率兵迎击齐国。
公元前410年的月光，被淹死在吴起新娘子那皎白的皮肤上，吴起落了个“名利狂人”的恶谥。不过，欲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吴起作为一介布衣，当命运向他招手，机会的大门向他展开，这样的事情，一生能有几次呢？除了为个人的前途计虑，吴起也担负着整个家族的期望，父亲经商积累，就是为了下一代更上一个台阶。在当时，个人行为是受家族意志规范的，在吴起看来，娘子的死，是对家族发展的一种献身，是对摆脱“布衣”这顶烂帽子的有力推动。乐羊吃掉自己儿子的肉，再早的时候，人们祭祀，习惯把长子杀掉献给天帝，这都是一种个人命运对家族意志的贡献和服从，不宜简单以道德尺度衡量——何况当时儒教的伦理观还没有渗透进人们的骨髓。
吴起掌了将军大印以后，先派一个孬种去向骄傲的齐国人求和，摆出怯战的样子，与此同时，抓紧部署兵力。吴起一反中军首先冲击的惯常战法，而是把老弱残兵放在中军，精锐隐藏在两翼，乘齐军未摸清情况、松懈不备之时，突然从两翼发起猛攻。齐军始料不及，仓促应战，其前部兵力强，后部兵力弱。吴起两翼全力逼迫齐军后部撤退，一俟成功，便乘势追击，以扩大战果。终于鲁军以寡击众，大获全胜。
鲁国的大贤们开始对吴起同志刮目相看，同时又不遗余力地中伤吴起：“主公，吴起净干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在他老家，他杀过三十个笑话他的人，在我们这儿，他又杀了自己的媳妇，老妈死了也不奔丧。我们的军队以弱***，这是不吉利。诸侯看见我们能打，一定会联手来侵伐我们的，到时候灭国都不止了。鲁、卫本就是兄弟，我们如果用卫国的吴起，卫国人能不骂我们挖墙脚吗？何况这家伙思想意识不过关，本来行为就不端。”
鲁穆公听完，觉得宁要行为端正的草，也不要气质超群的花。于是宣布把吴起同志开除。（鲁国靠着这些品质极“端”的大贤人保着，一定是可以发达的！在鲁国，你要学会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做人。）
我们奇怪，鲁国这么一个兔子一样怯懦、爬虫一样卑污的国家，它所萌发出的儒教，会是多么进步的东西吗？然而儒教在西汉，特别是经过宋儒、明儒的升级版，变成了中国人的国教，结果是越升级越败家。自从儒教大行其道以后，春秋战国时代人们那种瑰丽、壮烈的风格气度，一去不返了。这是巧合吗？
的确，用儒家的那一套标准来衡量，死一百次也有了。
死有余辜的大能人吴起，卷起铺盖卷，用尽了浑身上下的黑暗，也理解不了这个没有性格和前途的国家。他结束了这一场黄粱美梦，又变成了从前一样的布衣，四周都是旧空气，大印也被收回去了。他就像《堂吉诃德》里边被人捉弄的桑丘，当了没两天的海岛总督，打退入犯的海盗，却只不过是别人安排的闹剧一场。
离开你就是报复你了。吴起冒着小雨，夹着行李卷儿，站在两千四百年前曲阜城的火车站旁，思量着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站点。
五
吴起以少胜多，率老猫的军队打败了凶猛的大狗，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当他顺着列国之间的驰道往太行山以西的山西去，他的声名已经先他而至，传到了魏家掌门人魏文侯的耳朵里。
魏文侯问：“吴起何如人也？”
变法家、大红人儿李悝说：“吴起贪而好色。（因为他娶过两个老婆？）然而，用兵方面的话，司马穰苴（著名兵法《司马法》的作者之一）倒也不是他的对手。”
吴起不爱财，他一有钱，就散给自己的军卒手下。说他贪，是贪图名禄，想当官的意思，有着我行我素的上进心。
魏文侯见了吴起，头一句就是责难性的问话：“听说你很能打仗，但是我不爱好军事。”
翻译官把魏文侯的话翻给了吴起，吴起急了，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吴起知道，秋天将遗弃所有重重顾虑的人，我如果缺乏志气，在秋天的景致里不敢露出一只眼睛，这性格上的软弱，秋天也要遗弃我。
吴起摇摇头：“我用看得见的推测看不见的，主君您真是说的和心中相违啊。如今您一年四季都在派人杀兽剥皮，把皮子涂上朱漆，画以丹青，再烙上犀牛、大象吓唬人的图像。这种皮子，冬天人穿着不保暖，夏天穿着更不凉快。您又制作二丈四尺的长戟，一丈二尺的短戟。您的车子也用皮革包起来，车轮加缦，车轴加笼，这东西看在眼里也不漂亮，坐它打猎也不轻便。不知道主君弄这些东西干什么？您这些大规模的备战，还说是不爱打仗啊？”（现在知道，为什么森林里的动物都绝种了。）
翻译官对文侯说完，魏文侯暗暗惊奇。
吴起说：“如果您这些备战的东西是为了打仗用，但是却不去找能运用它的兵家名将，就好像抱窝的母鸡跟狸搏打，吃奶的小狗进犯老虎，就是有战斗之决心，相随的结局也是死亡。从前承桑氏，修德废武，因此亡国；有扈氏仗着人多好勇，丧掉社稷。有鉴于此，应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所以，遇到敌人不敢进战，这够不上义，士兵都白白打死了，对着尸体只会哀哭，这也算不上是仁。”
几句话深深打动了魏文侯。魏文侯忽地站起身来，长长一揖：“请问先生，能够襄助我兴利称霸吗？”
吴起不等翻译，也明白了，咱做的就是帝王师，当的就是经理人啊（职业经理人），赶紧和魏文侯四拳相抱。
于是魏文侯在祖庙设宴，亲自为吴起铺席，夫人为吴起捧酒，用隆重的仪式任命吴起为大将，负责征西。
魏文侯不是从品质角度看人，而是从气质层面选才。他不以“小恶掩其大美”，决心重用吴起。
吴起崭露头角，公元前409年，吴起西出黄河，越过秦*大峡谷，击秦。他料敌制胜，用兵如神，连战皆捷，一举夺取了秦国的韩城、大荔、澄城、合阳、华县等五座城池，魏文侯将其地置为西河郡。这也是最早比较明确的郡，充分显示了吴起作为军事家的杰出才能。这也是魏文侯第一次取得疆土上的实质扩张，吴起立下了赫赫战功，被任命为西河郡守。这是布衣担任了地方高级官职，而从前晋国的县大夫，都是卿家族的子弟担任。（家长为卿，家里子弟为某县大夫。从前赵简子说打仗立功就封县大夫，算是首创。）
吴起把魏家的疆域，西推到陕西境内，具体是在黄河（秦*大峡谷）以西，陕西洛河以东，一条南北狭长，东西纵深一百五十华里的战略要地，称为“西河之地”，基本也就是从前晋惠公与秦穆公反复争夺的“河西五城”，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为秦国所有。终于吴起使晋人一舒百年之积怨，尽占西河之地，把战略防御前沿，推进到秦人腹地，使秦人丧失了函谷关等东部要塞的防御优势，也使黄河天堑成为魏人的内陆河，令秦人东向无山川之险可守。
秦军退过洛水以后，沿河布防，伺机反攻。吴起感觉自己背阻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后方援助，于是他担任西河郡守时，利用自己的文韬武略，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这里变成了“陕东的好江南”，表现出卓越的军政才干，“治四境之内，成驯教，变习俗”，移风易俗，把西戎盘踞的落后的河西引入文明世界。终于把西河之地变成了可以自我依托，独立拒秦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吴起在西河征发士兵，频频与试图复夺西河的秦军展开大小交战。吴起对于自己从西河郡征发的士兵，像眼睛一样爱护。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睡觉不设席子，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骑马，不乘车，而是背负干粮，坚持与士卒一道步行，从不搞特殊化。他关怀体恤普通士卒疾苦，最典型的就是“为卒吮脓”一事了。
在攻战西河的次年，乐羊正带兵北攻中山国，吴起也带着西河兵前去助战。结果，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脓血满身，辗转呻吟，痛苦不堪。吴起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子，把这位士兵身上毒疮中的脓血一口一口吸吮出来，解除了这位士兵的痛苦。吴起这种率先垂范、爱兵如子的行为，极大地感动了全军上下，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魏军士气大振，斗志高昂，听从吴起的号令，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不料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号啕大哭，说：“去年，将军曾经为孩子的父亲吮过疮上的脓，他父亲在泾水（属河西）作战时一往无前，决不后退，所以就战死了。现在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我不知道儿子又将死到哪里，哇——”
吴起配合乐羊鏖战三年，攻灭中山国后，又回来继续屯守西河。吴起在治军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严法”。一次对秦作战中，两军列阵，一个士卒还没得到命令就奋勇冲向敌阵，斩获敌人两颗首级提回来，吴起不但不给赏，反而命令将他立即斩首。掌管军法的官吏劝说道：“这个人是难得的材士，杀了太可惜，不能斩。”吴起回答说：“他是材士没错，但是不遵守我的命令任意行动，就必须处死。”吴起用这种爱卒与严法并施的思想带兵，大家无不感恩服威，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吴起是兵家大师，但他也推崇法家，在治兵西河时还采用示信给赏的手段，强化军令的信用。他把一个柱子放在东门外，下令：“有谁能把它搬到西门之外的，行赏。”有个老百姓搬了以后，吴起当场兑现赏赐，于是大家都相信了他的赏罚法令。吴起认为军令已信，于是下令：“明天将攻打某个哨亭，能首先登上去的，授官国大夫，赏赐上等的田宅。”
到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哨亭一朝而拔之。
吴起善用兵，廉平，尽得士心。驻守西河期间，吴起统率魏军与秦军多次交锋，不断给对手以重创，使秦军不能东进一步，保卫着魏家的西部领土。
又两年后，公元前404年，东方的齐国发生内乱，由于叛乱者投奔晋国赵氏而把内乱变成了国际战争。赵、魏、韩三家联合起兵，与齐国田布所率齐军激战于龙泽，田布战死，联军大败齐军，“得车二千，得尸三万”。
这次胜仗，使赵、魏、韩声威大震。乘胜利之威，次年，赵、魏、韩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阳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是为魏文侯、赵烈侯、韩景侯。这就是三家分晋，时间是公元前403年。山西，也就因此被称为“三晋”。（同年，公元前403年，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结束，雅典战败，失去霸主地位。）
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变，根本原因是从前春秋时代的分封制所致，受分封的世卿家族，通过战功获得封邑，再加上铁器的发明，牛类学会种地，人们开垦更多的荒地。森林树嶂被剃光，肥沃的土地打出黄澄澄的粮食。这些新开土地都归卿大夫家私有，只要上缴国家十分之一的税收即可。卿大夫土地城邑越来越多，终于叫国君下课。但是新的魏、赵、韩国君们，不肯再搞这样的分封了，以免自己也落得晋国国君的悲惨地位。这三个充满活力的新诸侯中，魏国率先进行了变法改革，任用布衣贤能担任官职——比如西门豹、吴起，分别做了县长和郡守，但是没有世袭封邑，而只是国家的流官，随时可被罢免，从而加强了君权，使魏文侯不至于再像春秋后期的晋、齐、鲁国君那样被卿族挟制。公元前403年，赵烈侯也进行了政治改革，“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就是选聘布衣人才为官，还创设和选聘了“中尉”“内史”两个新官职，被秦和后代沿用上千年。韩国也随后进行变法改革，“因能而授官”，殴打老贵族。
流动职业官僚，取代世卿大夫，不但加强了君权，彻底解决了当初孔子君权不张（受“三桓”欺负）的苦恼，而且选才面更广，不仅仅在贵族小圈子内选子弟，这使得列国可以获得更多人才。更多人才，更强的君权，这导致的“负面”效果，就是列国的交战就要残酷和规模巨大起来，公元前5世纪下叶的平静，也就即将变成不平静，真正的“战国”开始了。
遥想晋国的第一流贵族中，先氏、狐氏、郤氏、栾氏、胥氏、祁氏、羊舌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等等，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相继陨落，家族宗庙被夷平，子孙被废为平民。如今survlve（存活）下来的，就剩赵、魏、韩三家。世袭贵族政治留下了这些家族英才的美名和德行的逸事，但随着赵、魏、韩三家新贵族任用布衣流官，一些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无名庶民，开始走上卿相的舞台，不再以春秋知名家族的模式，而是以个人事功卓越的亮点，留名于青史。其中，吴起是布衣而为卿相的第一人，只不过遗憾的是，他不是在魏国做了卿相，而是去楚国做了卿相——这马上我们就讲。
而这时代表着分封时代的晋国的国君晋烈公，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衰人，虽然他还是国君，但他这个晋国，只剩下都城绛城和祖庙所在地曲沃两个城，成了超级小国，反倒要依附于赵、魏、韩三个新国。
这种尴尬的局面又维持了二十七年，到了公元前376年，大家都解脱了。韩、赵、魏三国废晋静公为庶人（也就是跟咱们一样的人了），晋国灭亡了。
煊赫两百年的北方霸主——晋国，它的宗庙不再有人祭祀了。晋献公、重耳、晋景公等老一辈革命家，恐龙和蜥蜴，从此可以安静地躺在地下，慢慢变成化石了。而我们鳄鱼时代的厮杀，则刚刚开始。时光翻过公元前5世纪下叶，进入“战国七雄”新的一个世纪。
六
魏文侯在新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开头，公元前396年死去了。他的儿子魏武侯、孙子魏惠王相继出场，一直到这新世纪的下叶，如果你问谁是列国中的最强悍者，答案是魏国。（秦人这时候还不强，依旧跟从前春秋时代一样默默无闻，对于吴起夺占了他们西河，束手无措。）
公元前396年，魏武侯新立，和诸大夫视察老爹留下来的不动产。他们在秦*大峡谷里，泛流于黄河之上，欣赏着巍峨雄浑的高原地貌。船到中流，魏武侯不禁高兴地赞道：“多美、多险固的河山啊！”
拍马屁专家——大夫王错赶紧推波助澜：“这就是魏国强悍的原因啊，是您成就霸业的凭据啊！”
一直镇守西河（已经有十五年）的吴起，一看新主子嘴里，没一句感谢我们先君之臣流大汗、出大力的意思，遂挺身而出，说：“河山之险，实在不足以保社稷也！”（一句话振聋发聩。）
魏武侯岁数不大，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谁这么大嗓门啊。
吴起说：“主君的话，是危国之道也。你又附和主君的话，是危而又危啊。”
魏武侯忿然回嘴：“你别光是批评，先给我说出些道理来！”
“王霸之业，从来没有寄托于河山之险的。从前三苗氏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湖，北有汶山，南有衡山，仗恃天险，不修德义，而大禹攻逐之。夏桀之国，左天门，右天溪，伊阙在南，羊肠在北，施政不仁，而商汤攻逐之。商纣之国，东有孟门，西有太行，前以黄河为带，后以常山背负在北，施政不德，周武王把他杀了。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也。人君亲信侍臣，胜过奖励夺城野战之功臣，徒有高墙广众，也迟早被人灭国并地。人君不讲德行，就是这船上的人，也会尽成敌国之士。”
魏武侯当场被说得气沮，为了保存面子，当即称善，说：“我今天算是听到圣人之言了。西河之军政，专委于先生您了。”
明眼的人都知道，吴起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吴起镇守西河，与秦人接战，以及与其他诸侯交战，大仗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其余的不分胜负。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吴起之功”，吴起是中流砥柱，声名显赫，威震天下。不久，相国李悝死掉，吴起觉得继任者非自己莫属。但是魏武侯一改老爹“任人唯贤”的原则，回到“任人唯亲”的老路，让政治上久经考验的老好人田文为相。
鉴于当初晋国国君被三家架空，赵、魏、韩三家的领导人，最经常做的噩梦，就是自己的位子被新的野心家夺取，所以他们要求集权和安定的呼声，更是变本加厉。田文比起吴起，连他自己也承认，在带领三军，鼓阵成列，士卒乐死，使敌国不敢图谋方面，在治理四境，教训万民，充实府库，变易习俗方面，都不如吴起。但是田文说：“如今国君年少，群臣心疑，百姓不信，谁更适合当二把手呢？”
吴起默然良久，最后说：“还是您老当相国合适。”自己毕竟是外人啊，功绩越大，能力越强，越让人怀疑他会欺负国君，乃至图谋不轨，他当相国，更令民心不安。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果然，不久到了公元前390年，魏武侯驾下的拍马屁专家王错，在西河游艇上受了吴起的气，怀恨在心，一有机会就在魏武侯面前说吴起的“好话”。田文之后，新的相国公叔先生也加入了使坏行列，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大能人啊，您让他当区区一个西河之守，二十年了，没升官儿，估计他早憋着跳槽啦。”
于是，公叔先生要求魏武侯把公主嫁给吴起。魏武侯点头答应。这回，倒不是吴起又要杀媳妇了，反是吃了女人的苦头。魏公主是个女权主义者，她脾气大极了，在贵族的沙龙聚会上遇见吴起，拼命挖鼻孔，扒眼睛，头发染得像个鹦鹉，大呼小叫，喝醉酒，砸杯子，撩裙子，还露出肚脐上两个金晃晃的金镏子，一伸舌头，吐出舌头上的两个金环儿。吴起怕了这个骄横的后现代主义新新人类了，赶紧拒绝掉这门婚事。
公叔于是笑嘻嘻地对魏武侯说：“您看，吴起太不给面子了。果然不想常住咱魏国，生怕娶了公主，拖累他跳槽。”
魏文侯于是派使者拿着“金牌”，调吴起回国都安邑。吴起比岳飞聪明，知道回去没好事，收拾了一下书本，逃离西河，奔楚国避祸去了。
在哪里打工都没落了好的吴起，随着两个仆人，走到河南许昌附近，看看离楚境很近了，回过头，无限眷恋地朝魏国西河方向投去深情一瞥，止不住热泪横流。西河真是他建功立名的地方，二十年苦心经营，最后竟怅然离去！
仆人见他流泪了，问道：“我私下看您的志向，视丢掉天下就像扔一个破鞋子。可是您离开西河却伤心流泪，这是为什么呢？”
吴起回答说：“你不知道啊，国君如果真的知道我，使我能尽其力，那我可以帮助他灭掉秦国。然后国君凭借西河和秦国，可以随后王天下。现在他听信谗人之言，我走了，西河要被秦人夺取的日子也不远了，魏国将从此削弱了！”
按照马斯洛需求曲线，人对成就感（self-achievement）的需求是最高级的一个层次，谁都不愿意看见自己经营的事业化为一场流水的泡影。果然，次年，秦军即占去了陕西华阴县。后来，秦人经过商鞅变法而渐强，秦国终于尽占西河之地，并且越过黄河天险，在山西西部建立挺进中原的前进基地。山东列国失去了御秦的黄河天险，随时都可以被秦人攻击。
反过来，如果魏国能任用吴起并吞此时尚很落后的秦国，以富饶的陕西关中基地作为战略依托，就可以随时攻打中原。攻打不利，随时又可以退守关中（因为陕西关中号称四塞之固，表里河山，易守难攻）。后来刘邦争天下，就使的是这个战略，以萧何守关中，作为军粮和给养的大本营，自己则带着众将逐鹿中原。西部可以用于争天下的大本营啊。可是魏国在这件事情上半途而废。
吴起陷入秋天的腹地，在郊野上乘坐马车南下，车窗外是连天碧野、伤心秋色。秋天提前进驻吴起心中，吴起为秋风所包围。
吴起来到楚国是同年公元前390年，新世纪的黎明把幽弱的清光泼洒在停滞于鳄鱼时代的老大的楚国江山。楚国自从一百八十年前在鄢陵之战、三驾之战与北方霸主晋国打成平手以后，随后南北弭兵，但是在一百二十年前，楚昭王在位初期，楚国遭到新崛起的吴国累年攻击，一度被吴国攻破郢都，楚昭王流亡了一年方才回国。
这一重创是坏事也是好事，好就好在，楚国盘根错节的老贵族们（王族分支形成的世卿大夫家族）被外力干掉了一批。楚国就像脱了皮的蛇，又有了再兴的新机。果然，在接下来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在位的五十多年中，楚国先后灭掉了陈国、蔡国、杞国（杞人再也不用忧天了）。这三个国家从前依赖于吴国，随着吴国的破灭，吴在河南东南部，以及苏北地区的殖民地，就都被楚国接收了。（而此时越王无力经营中原，基本是回保吴越原有老窝。）
接下来的五十年一直到现在，当赵、魏、韩三个朝气蓬勃的国家开始积极革新的时候，楚国却墨守成规，失掉深度复兴的惯性，没有太大作为，国君换了两三个，真正有权有魄力的却没有，还被赵、魏、韩的大兵压着打过来两次，楚兵大败于大梁、榆关。
楚悼王混到第十二年的时候，听说吴起奔到楚国来了，十分高兴。他也想改变楚国上百年积弱的局面，也想广求贤才，变法图强。
楚悼王先封吴起为“弼马温”，到宛城试用锻炼。宛城就是从前的申国，被楚国吞灭后成为北部重镇（今河南南部的南阳）。
春秋以来的斗争，明线是诸侯间的竞争，暗线是君臣的较量。吴起明白楚国国贫兵弱的症结，就是那些国君的七竿子八竿子的亲戚（贵族），占了朝中很大的发言权，封地也遍布全国，俨然是国中的小国，所以政局总是动荡。而有才能的士人和低级官吏，都没有出头之日，纷纷跳槽去晋国（“虽楚有才，晋实用之”）。楚国没有被异姓大夫分掉江山的顾虑，却有被同姓卿家拖垮累疯的趋势。
吴起在宛城做了三年弼马温，业绩斐然，当地的老百姓膘肥体壮。于是楚悼王提拔他当“齐天大圣”，支持他以令尹身份，开始殴打楚国老贵族。
吴起说：“楚国的大臣权力太重，封君人数太多，如此，上逼主而下虐民，这是国家贫乏而战士软弱的原因啊。”
封君，是战国时代的新名词，就是被封给食邑的人，与从前春秋时代拥有封邑的卿大夫性质相同，就是换了个名字。战国时代不搞赐给卿大夫封邑的事了，但是封君却不同数量地在各国存在（楚国的封君甚多）。封君一般多是君族的亲戚，同时也往往在朝廷做大官。吴起说的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重，基本是一码事。
楚悼王深以为然。
吴起颁布新法，老贵族（封君）的封地，世袭到第三代，就必须收回，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楚国早就有县制，但都是在边境新夺取地区。）老爷们的土地没有了，但官位还有，这帮人的子子孙孙，还霸占在朝堂上，净拿工资不干活儿，世代世袭，吴起也全部把他们裁掉，改“世官制”为“职业官僚制”。吴起还把一些不急的枝枝蔓蔓的官职裁减掉（都是贵人们为了多领俸禄而设的），节省出的开支用于招募和训练士兵。吴起还让那些被解雇的贵人们搬家，去人少地多的地方（比如湖南的原始森林）从事农业开发。吴起是怕他们留在富庶地区干预朝政，聚敛财富，赶他们走，可以彻底地收回他们的土地。
这样做的结果，充实了国库和人才库，废除了旧贵族的寄生特权，加强了军事实力，整合了国家土地，但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举国上下（老贵族）的仇人。
老贵族们每天睡觉前都要祷告：“我祝愿令尹吴起，今天晚上脱下鞋来，夜里暴死，明天早上再也不用穿上了。这个弼马温，你给大王卖命，我祝你卖得不得好死，扒皮抽筋，挫骨扬灰。”
吴起也明白，楚悼王是拿他当枪使，去打这些老贵族。等子弹打光了，闹不好还得跟老贵族展开白刃搏斗。但是咱这是来打工的，可不就得给人当枪使嘛。同时，吴起本是布衣出身，愿意打击世卿老贵族从而给布衣人才和低级官吏开辟走上政坛高处的道路，以及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这是战国时代士人的集体诉求，吴起和贵族的对立，不单是个人好恶的事情。
至于战国时代为什么士人开始崛起（比如吴起做到了大国令尹的位置，这在春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大约是因为在春秋后期，贵族政治集团内部君卿权位颠倒，所谓“礼崩乐坏”，贵族集体政治开始走向紊乱和颓败，就给士人上升提供了契机。孔子等人又大办私学，招收学员（吴起也是孔门子弟啊），以知识和能力武装了非世袭背景的士人。列国争霸战，也促使君主要求加强君权，并且得到人才，于是君主与人才合作，与世卿贵族斗争，成为战国前期的内部政体主旋律。
随即，吴起又整顿官场腐败风气，严禁私门请托，禁止贵族招引食客，结党营私，严禁策士游说。
楚国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出现蓬勃新兴的势头，很快强盛起来，在吴起领导下，“南收百越，北并陈蔡，遂有洞庭、苍梧”，开发了南方湖南到广西的广大地区，建设洞庭、苍梧两郡。“兵震天下，威服诸侯。”
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次战绩就是吴起人楚后的第十年，公元前381年，楚国救赵攻魏之战。先是，赵国南下攻击卫国，魏军救卫，赵被魏、卫联军打得大败，失掉了刚平、河东两城，赵国的都城中牟遭到围攻。次年，赵国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求救于楚。吴起奉命率军攻魏，与自己从前的同僚们激战于州西（河南沁阳），大破魏军，并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黄河边上，饮马于黄河，为楚国立下煌赫战绩。
后来三国时期同样善于打仗的曹操对吴起的军事才能推崇备至，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吴起指挥高明，出奇制胜，战果累累，为世瞩目。
也就在同一年，吴起当令尹第七年，楚悼王突然很不争气地死了，嘴里含着宝玉，停尸在祖宗庙堂里，脸上带着惊慌不安。
治丧委员会的人拥在庙堂里，阴霾的空气咔咔作响。以“阳城君”（封君）为首的老贵族对吴起怒目而视，咬牙切齿，一分钟也等不了了，呼啦一下子，弓箭手蜂拥而入，朝着吴起飞蝗乱射。吴起登时中箭数枚，身受重伤，保卫他的，只有手里一块象牙笏板。他转身往棺材板旁边跑，后边兵丁追杀，箭戟交加。
吴起抱住“总经理”楚悼王的尸体做掩护，无数乱箭射向吴起，也射满楚悼王尸体。吴起大喊道：“我死不足为惜，你们仇视大王，箭戮尸身，大逆不道，谁能免死！”众人闻言，恐惧退逃。吴起满身流血，倒地而死，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吴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出身的职业官僚，具有鲜明的个性，超凡的毅力。他出身平民，但事业心强，追求功业、施展抱负，凭着自己在鲁国的留学文凭和工作经验，历仕魏楚，四海打工，勇登高位，革旧布新，给后者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却死在了遥远异乡的工作岗位上，眼中充满着对传统世卿政治模式和传统道德规范的蔑视。
吴起死后，老贵族袭击得手，仍不解恨，把吴起的尸体车裂肢解。吴起死时还不到六十岁。
楚肃王即位，按照楚国严格繁细的法律，以兵器触及王身者，夷三族。楚肃王挨个追杀当时射箭挥戟者，得七十余家贵族，全部满门抄斩，阳城君出逃国外。吴起之智，真是高妙，身后依然能伏尸杀贵，报仇雪恨，也是千古一奇。（楚国的法律，几百年中，一直是列国中最严酷的，执行最一丝不苟的，跟中原的“刑不上大夫”异调殊类。）
但是楚肃王不理解老爹的用心，他和贵族亲戚们同流合污，废除了吴起的内外军政制度，使楚国重新陷入腐败黑暗的泥沼，一直到灭亡都再没有改变。楚国的政治权力随后仍集中在昭、景、屈三大贵族手中，这种分权，在和平时代也许不全是坏事，但军事战争时期，一个拳头握不紧的话，就不会给敌军以重大打击，也不能高效地组织全国人力物力，保家卫国。
不过，由于吴起的努力，毕竟打击了旧家族，楚国的大家族被瓦解一空，新兴大家族昭、景、屈三家浮出水面，虽然都是贵族（王族的分支），以世家的形式垄断随后的历任楚王政府的令尹司马高位，世代传檄，都是这三姓。不过，这三家毕竟属于相对新的家族，有一定的朝气，在楚肃王（在位十一年）之后，创造了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的所谓“宣威盛世”，但是到了楚怀王手里，三家也开始腐朽，终于不敌于秦国而夕阳西下。
吴起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布衣执国政者（仅仅晚于阳虎），和后代皇权时代常有的布衣宰相相比，个性差别很大。吴起不是靠着科举制当上大官的，而是凭着真能力赢得官位，他有一种勇于任事的精神，笃信什么就厉行什么，担任职务就履行其职责，不曲从人意，出卖主张。像吴起这样的官僚，后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后代的达官显贵们，更多的是处世圆滑，意见暧昧，气质黯淡，奉行着“无可无不可，不可太什么什么，也不可不太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耻格言，追求着“事理通达、人情干练、心气和平”的做人境界，絮叨着“难得糊涂”之类的疯话，虑己保身则可，于社会与公务，只是行尸走肉。只有在拉帮结派、相与利用以谋私的时候，才来了精神，如狼如虎如同饿鹰了。这些人与吴起最大的区别在于，吴起有不可妥协的原则，宁可刚猛孤进，这些人则没有，为了保身谋私，他们出卖信条，无所不可。
也许这是因为战国列国竞争，促成了执政官必须要进取有为，而皇权时代的江山稳定，官员因此苟且。又或许是从前春秋时代贵族价值观中的某些优秀精神，经过孔子等人的总结，用于教导士人，又结合了战国士人功业心和创新力的特质，遂有了战国吴起、商鞅、张仪、苏秦、范雎、吕不韦、李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出色的布衣执政官。
最后要说的是，吴起在军政繁忙之余，还苦研兵法，总结自己的带兵经验，写成了《吴起兵法》，是和《孙子十三篇》一起，被当时海内官宦家藏必备的首选兵书。
《吴起兵法》现仅存六篇，基本是吴起原著的集粹，较《孙子兵法》有明显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提出了激励士兵心理精神的作用，他认为对于战争来讲，赏罚、军令、战术、谋诈，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使士兵乐死，愿意效死。一群敢于奋战牺牲的效死的士兵，胜过了靠着呆板的赏罚约束或调动的士兵。这确实是高明见解，一味只知道赏罚的诸葛亮（杀了马谡，以明军规）应该好好反省下。在技术层面上，它也比《孙子兵法》更多实操性，列举了十三种可击的战机，六种应该暂时退避的情况，一看就能记住学会。又有所谓“审敌虚实”“因形用权”“料敌选将”，有机会可以找来看看。
七
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399年）的徒弟。吴起和柏拉图算是同一时期的人，在吴起死去这一年，柏拉图正值四十六岁，他刚刚在在雅典西北郊外的陶器区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并在门口大书：“不懂几何学者勿入此门。”
作为希腊第一位著名的大哲学家，柏拉图的政治学名作就是《理想国》了，在这部书里，他对官员们的设计和要求比吴起还要积极和纯粹。
这个理想的城邦中分成三个层级性的组成部分，其中第二个层级是官员和军人，合称为城邦的护卫者，为了避免这些人营私舞弊或者贪生怕死，柏拉图叫他们干脆都没有私人财产，没有房子、金钱和土地，他们住在公家配给制提供的住房里，所拿的俸禄和兵饷则是刚刚够一年花销，绝不允许有富余，他们从年轻时就接受全面、系统、严格的教育和军事训练，从而使他们具备治理和打仗的能力，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拥有无数女人，他们可以和非亲属之外的任何女人发生关系——也就是“共妻”，目的是生出优秀的小孩（岁数老了以后不许再生，但可以继续发生关系，不小心怀孕了要处理掉），而生出的孩子也全不归个人私有，而是公家集体养着。所以他们共妻共子，但是他们都没有独立的家庭了。这样的人也就无从贪污腐败了，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又给了他们专业的能力，这样的护卫者（官员加军人）简直就像优秀的机器人一样可以治理和捍卫好城邦了。
在这一层下面，是大量的农夫、手工艺者、做小买卖的等一般民众，这些人是照旧保持私产模式不变，但强调秩序和严格的分工，绝不能乱兼职，从而保证其专业性。
最要命的是最上面的层级，即谁来做这个城邦的统治者，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信不过民主制，所以这个统治者被柏拉图称王者，不是民选出来的。这个王者是极其重要的，它可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构成。虽然中层的官员和军人都是无私和专业的称职人员，但如果上面的王者是个愚蠢或者自私或者狂纵的人，那么利用这个机器人团队，当然绝对要把城邦带人黑暗和毁灭。所以王者的人选至关重要，最终柏拉图毫不犹豫地请哲学家来做这个城邦的王者。
为什么哲学家合适呢？简单地说，原因有两个，一是哲学家层次特别高，已经洞察了理性世界，所以对现实世界中的荣誉、权力都看不上眼，所以他当了统治者，不会争权夺利导致统治阶层分裂和祸害；二是哲学家的智慧对现实世界有更本质的认识，在幻影之外看到了实质，所以他会比任何人都能制定更高超的体系和命令。这两个方面，都是民选的领导人所做不到的。
柏拉图特别用洞穴比喻来阐述这一点。这个说起来比较麻烦。比如说美吧，现实世界中看到的是这样的美、那样的美，高的矮的细的白的，这些美的实物为常人所见，而美本身（被柏拉图称为理念）是绝大多数人都根本认知不了的。他把这种对理念的认知称为“知识”，而对实物的认知称为“意见”，凡夫俗子们只有意见而没有知识。照亮这些理念从而获得了知识的光线源泉，他称之为“善”或者“美德”（virtue）。
于是，可以说洞穴比喻了。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里面有一群人被捆着，面对着地下室尽头的墙壁坐着。一个火光从洞口外照进来，在火光和洞穴隧道之间的地面上，有人们举着的人啊、兽啊、各类物品的模型，来回走，火光把这些东西的投影（但不含举着他们的人）当然就都投射到洞里去了。这些背对着洞口的人（被捆着的）当然就看见了投射到尽头墙壁上的这些东西的影子，它们来回游动、跳动，他们争论着、分析治者被柏拉图称王者，不是民选出来的。这个王者是极其重要的，它可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构成。虽然中层的官员和军人都是无私和专业的称职人员，但如果上面的王者是个愚蠢或者自私或者狂纵的人，那么利用这个机器人团队，当然绝对要把城邦带入黑暗和毁灭。所以王者的人选至关重要，最终柏拉图毫不犹豫地请哲学家来做这个城邦的王者。
为什么哲学家合适呢？简单地说，原因有两个，一是哲学家层次特别高，已经洞察了理性世界，所以对现实世界中的荣誉、权力都看不上眼，所以他当了统治者，不会争权夺利导致统治阶层分裂和祸害；二是哲学家的智慧对现实世界有更本质的认识，在幻影之外看到了实质，所以他会比任何人都能制定更高超的体系和命令。这两个方面，都是民选的领导人所做不到的。
柏拉图特别用洞穴比喻来阐述这一点。这个说起来比较麻烦。比如说美吧，现实世界中看到的是这样的美、那样的美，高的矮的细的白的，这些美的实物为常人所见，而美本身（被柏拉图称为理念）是绝大多数人都根本认知不了的。他把这种对理念的认知称为“知识”，而对实物的认知称为“意见”，凡夫俗子们只有意见而没有知识。照亮这些理念从而获得了知识的光线源泉，他称之为“善”或者“美德”（virtue）。
于是，可以说洞穴比喻了。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里面有一群人被捆着，面对着地下室尽头的墙壁坐着。一个火光从洞口外照进来，在火光和洞穴隧道之间的地面上，有人们举着的人啊、兽啊、各类物品的模型，来回走，火光把这些东西的投影（但不含举着他们的人）当然就都投射到洞里去了。这些背对着洞口的人（被捆着的）当然就看见了投射到尽头墙壁上的这些东西的影子，它们来回游动、跳动，他们争论着、分析着，把那个自认为分析得最透彻的人推举为领导者（比喻民选的执政官，“最善于辨别和记住影像的惯常次序，因此最能预言后面会有什么影像跟上来的人”被选举为执政官），而他们实际看到的都只是虚幻的影像。但他们把这认为是实物和现实世界。这些影子，就类比于实物，对这些东西的把握就是“意见”，而洞外的真的实物，是柏拉图说的实物的本质或理念，对这些东西的认知，就是他所说的“知识”。洞里的人自然只有对“实物”的“意见”，而没有对理念的“知识”了。而火光再远处是太阳，它就是“善”（美德），以其光亮照亮了这些“理念”（即洞外实物所代表的）。
现在，柏拉图从洞里解放一个人，拉出去，他看了这些真实的、永恒的理念和善，方才恍然大悟什么是“知识”和“善”，认知了真正的世界，从凡夫俗子也就一下子变成了哲学家。
认知了这样的伟大的善和理念（有时候也叫理性）的哲学家，当然再也不愿意下去跟人家争论那些“意见”去了。而是希望留在地面和柏拉图等人一起过哲学家的快乐、深刻、真实的生活。但是不行，柏拉图说了，因为你不是自发靠着本人揣摩当上哲学家的，而是我把你培养成哲学家的，所以你需要尽义务。什么义务呢？就是下到洞里，给那些人当统治者——王去。
这个人只好不情愿地去了——但是也不要沮丧，过一段时间，柏拉图会拉他上来换岗，来过哲学家的生活，换别的被“培养”出来的新哲学家再下去当王。因为哲学家已经领略了地面上的理念和善，具备了这样的“知识”（即智慧），看到了伟大的理念世界，他对于洞里那些影像（也就是理性对应的现实中的纷杂的实物）当然是看穿的了，对于那里边牵扯的争权夺利和虚幻的荣誉，当然早就没有痴迷之心了——简单地说，他其实根本不想在洞里过现实（或者说俗世）生活——所以他在下面当王，当然不会争权夺利，而是会本着善、美、正义来指导那些面对影像的人们，而这些人们，当然就是官员们和军人们（护卫者，第二层级），并且因为他把握了理念世界，所以他对影像（即实物）的规律和实质当然把握得超越洞内任何一人，所以他的领导当然也是超群绝伦的。基于此，哲学家就做了这个城邦的王了。
基于这些，柏拉图当然还发出了一句名言：“真理永远在少数人一边。”
这个美好的王一护卫者一民众的社会，就是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
雅典这时候依旧还是民主制，但从前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民主制的雅典败给了贵族寡头政治的斯巴达，随即柏拉图的伟大老师苏格拉底也被民主制的雅典判处死刑，这使得柏拉图越发感受到公民投票未必把握到的是真理，反倒是虚幻世界的谬误为多，人们依靠说服能力而不是理性认知来决定国家大事。所以他的哲学思想主张在物质世界这一虚幻的东西之外，存在永恒的理念。于是他的政治学说就不把民主制作为最高典范模式，而是强调君主制，但是这个君主跟中国战国时期的世袭君主制并不一样，但他也不是民选的君主，而是“上届领导人”（已经成为哲学家的）培养出来的新的哲学家，经上届人的指定而成为的君主。
也就是说，这个君主是有着理性认知、崇高道德和智慧的完人——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摆脱洞穴（虚幻物质世界）而认知永恒理念世界的真理，从而无私和正确地治国（当然他的无私是因为他不屑在这虚幻的实物世界里争抢什么，而只求着去当优游于理念、理性世界的哲学家——并且只要有了接班人，他可以回去当专职的哲学家）。
能认知真实、本质、永恒的理念（真理）的哲学家做君主，虽然属于君主制，但也好于虚妄民众通过民主制选出的执政者（很多时候还是抽签选的）。
但是柏拉图设计的这种王者政体（这是他给的名称）仍然是一种贤人君主制，因为那个哲学家不是要把所有的民众变成哲学家，而是公正无私和深刻地指导这些凡夫俗子在影像世界里的生活（即治理）。
以上是柏拉图认为最好的政体模式。
现代的民主思想者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哲学家王者（君主）的严重置疑就是：人自然的（即智力的）不平等就有权要求得出政治上的不平等吗？
虽然这是一个有着完美道德和完美智慧的哲学家做的非世袭的君主，但他还是君主制，不是古代雅典和现代社会两种模式上的民主制。这种哲学家君主，其实，仍然是一个理想化的贤人君主而已。
柏拉图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开辟者，把理性、善定为了人类应该去认识的真实对象，这样提高了理性和美德（善）的地位，但却压低了人的地位。在现代性的思潮下，人们往往从功利主义（遵守道德对大家都好）或者基于人的天性，来推动道德，这就降低了美德的崇高伟大的绝对地位，但抬高了人的地位。
在公元前5世纪下叶到公元前4世纪上叶，与吴起、柏拉图同一时期，中国还生活着墨子先生。
墨子固然不会研究民主制好还是君主制好，他的政治学说都是基于君主制的。种种迹象表明，墨子出身可能不怎么高贵，所以他创建了自己“尚贤”的下层人民哲学，意思就是我们庶人虽然出身不高，但一样也有贤人，应该让这样的贤人主宰天下。或者退而求其次，让贤人担任官职，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大家族的亲戚不能老垄断着政府，要让出一些肥缺和名额给普通阶层出身的人。
墨子是“尚贤”，否定了从前春秋时代世卿大夫当政的尚贵的政治观念，并且体现了战国初期布衣开始崛起的现实（比如吴起就做上了大官），布衣们纷纷参政，诸侯任人唯贤，而逐渐不同程度改变任人唯亲的传统。墨子为了能让布衣贤人参政和执政，甚至不惜伪造古史，编造出尧舜禅让的故事，以兜售自己的“尚贤”主义。墨子在《尚贤》篇中说：“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一个种地的匹夫被拔为了天子。墨子是提出尧舜禅让的第一人。随后的孟子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但是墨子的说法已经很有影响了，孟子就从细节上进行修正，使它尽量避免破坏尊卑秩序，说尧没有禅让给舜（他也没权去禅让天下），是天给了舜的，并且解释说是在尧死后，天下诸侯和民众都主动追随舜，于是舜才做了天子的，所以尧不曾禅让舜，是“天”命舜接班的。随后的荀子则根本否定有禅让的事，说这是浅陋之人的说法。
墨子之所以讲尚贤，乃至谈禅让，是为了打破血统论，并且给出了朴实的理由，那就是他认为好的治理模式应该是上智治理下愚（可能跟柏拉图要求有智的哲学家治理山洞里的傻子一样吧）。对于君主制来讲，这也是客观必要的重点。如果墨子不打破血统论，还是世袭的卿大夫一代代治国（乃至世袭君主），那么其中傻子必然居多，是“下愚统治上智”。墨子说：“贵且智者为政于愚且贱者则治。”智人统治傻人，则国家大治。
墨子的“尚贤”，当然并不反对君主制，只是贤人做君主或者大官。从前春秋末期孔子的一个“中心”是“维护等级秩序和谐，君主要在上面”，并不主张有智慧的人统治傻子，而是有身份的人统治没身份的人，君子统治小人（皆身份地位概念），尊者统治卑者，而且这个秩序不能乱，所以要有礼。这是基于孔子所处的世袭世家政治时代的特点的。它的长处和关注点，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包括贵人阶层内的等级秩序和谐，所以要有礼，礼有节制作用。
墨子此时关注的是社会如何发展，看重的是物质创造方面，所以他尚贤，他对于孔子以礼来维护等级秩序和谐，并没有什么切身感受，因此他就狠狠地批判了孔子的礼，说礼乐奢侈无用。礼的建设确实要花费很多金钱。孔子重视葬礼，还要求守丧三年，其间什么都不能干，墨子骂这种礼是对社会财富和官员时间的白白浪费，而要求薄葬并且只守丧三天。
春秋人尚贵、亲亲、崇礼，而战国初期的这个墨子尚贤、上智、崇节俭。墨子与孔子之间的争议，实际是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的争议。春秋人看重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于是重视礼、亲亲（自然也就尚贵了）、败兵不追，以及不惜花费大搞葬礼、丧礼等各种礼，以及配合礼的乐。而战国人看重的是物质福利的创造。于是春秋人看重的东西，在务实的战国人眼中（在墨子眼中）都是虚妄的事情，都要兴利除害时作为“害”除掉。
下面就说墨子是怎么务实了。墨子研究了天下没搞太好的原因，就是国君和贵人们的官室、车马、衣服、饮食、喜好、奇怪（奇异的东西，玩儿着看的）太多，这样势必征敛于民的太多，于是民穷国匮，不足守备国家，不能叫民众人口繁殖。国君贵人们搞奢侈，势必引得左右的贵人和官员们跟着学。这样国内财富更不够了。所以墨子就希望人君的生活标准尽量低点，像他推崇的大禹那样穿的够防冷、住的能防寒、吃的能顶饱（而现在国君们的生活则是一顿饭面前摆了一百盘，餐桌一丈见方，都不知道吃哪个了）、车子能动弹，就行了，不要太过铺张。这种意思当然要对国君讲了（至于国君听不听没说），但是墨子既然主张国君贵人们要俭朴了，国君做不到他得做到，于是墨子自己就带头俭朴，从而带动时风乃至争取影响国君和贵人们效法他。于是墨子及其门人，就自己搞艰苦朴素，杜绝七情六欲，减少手足口鼻耳目娱乐，不许听音乐，要求国君们禁止音乐，因为这浪费了材料（铸造钟鼓）也浪费了人（还得找有力气的撞钟的人），并且耽误了上班的时间（官员和农夫听钟鼓丝竹音乐就占了上班时间，他们没想到音乐对于春秋人的礼仪等级和道德熏陶的作用）。总之，墨子反对听音乐，反对葬礼等各种花钱的礼，反对种种奢侈，反对艺术（因为艺术往往也是奢侈的，比如芭蕾舞、青铜器、玉器、雕刻、煎炙烹调、高台华榭，这都是奢侈的奇技淫巧），墨子讨厌这些东西，他带头苦行自虐，住茅草房，吃破菜破饭，穿破衣破裳，背着行李光脚走路，拒绝打出租车。
光是省也省不了几个子儿，还得多创造，但是在创造时，墨子不喜欢劳心者治人那种创造价值的模式，而是强调亲力亲为，亲自劳作。他最崇尚的就是大禹，大禹在他的描述中不但生活节俭，宫殿朴实，而且大禹亲自拿着耒耜，从事治水工作，把腿上的毛都给磨光了。墨子也要求自己的徒弟们亲自劳作，他最知名的徒弟禽滑厘干起活来，手脚弄得都是茧子，面目黧黑，像杂役一样的形状。其他门徒和信奉者也都是如此，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觉得不如此就不是大禹之道，不配称为墨家分子。“墨”这个字，与墨刑、奴役可能有关，就是杂役、奴役层面的人的特性，它未必是墨子本人的姓（儒家的孔子并不姓儒，后来法家的商鞅也并不姓法，墨家的墨子未必姓墨），墨这种劳作杂役者的工作生活方式，使得这个学派称为墨家。总之，像大禹一样，又节俭，又辛苦劳作。后来的墨者甚至亲自带着弟子弄块地种，自产自食，觉得不如此，就不是墨者。然后用生产的粮食，换来自己的衣服器物，总之强调亲自劳作。
墨子又分析了天下没有搞好的原因，除了贵人们浪费以外，还有就是人们只爱自己不爱别人，于是强的就欺负弱的，家里人多的就欺负家里人少的（寡夫），聪明的就骗傻子，父亲就亏待儿子，儿子就亏待父亲，臣子就蒙蔽国君，国君就只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的国家，于是侵伐别的国家，盗贼也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于是钻进去使劲偷，天下就这样乱了。那怎么办呢？墨子就又要求“兼爱”，爱自己也爱一切的别人，爱尽宇宙中的每一个人，并且力度相等，没有差别。把别人的国当作自己的国，把别人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把别人的身体当作自己的身体，这样自然不会侵害别人的国、家、身体了，于是社会就太好了。所以，要“兼爱”。
这种兼爱恐怕大家都不愿意，怎么实现呢？墨子说，只要国君提倡和带头，下面就都兼爱了，就像楚王好细腰，于是一国都饿死一样，都会跟着领导学着兼爱的。况且，墨子说，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对你也有好处。
墨子的“兼爱”还要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叫所有人互相帮助，让别人获利，墨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之”，意思是为了帮别人，即使脑袋上的头发都截掉好多（类似髡法的奴役），脚上也穿得寒碜，像个奴役似的为人做事，也是要做的。而且，帮了别人，也是爱了自己——因为别人也会帮助自己。
于是“非攻”也出来了，那就没有战争，没有侵害，不许恃强凌弱，国与国之间也要相爱，至少要相安无事。为了对进攻别的国家的人表示反对，他专门研究了防御的技术，帮着受进攻的国家抵御。楚惠王（吴起侍奉的楚悼王的爷爷）曾经要进攻宋国，墨子就带着几百个门徒，一方面去宋国帮着守城，一方面去楚国说理。
墨子还给自己的兼爱思想找了一点儿理论依据。墨子说，楚王食四境之内（意思是楚国的民众交税奉养楚王），所以楚王爱所有的楚国人。而天下的人都祭祀天，天也都吃了（类似楚王吃楚国四境之内），所以天也就爱所有的人，兼爱之。并且天叫不兼爱的桀纣灭亡了，叫兼爱的商汤、周武王成功了，也都说明天希望人们兼爱，彼此相爱。既然这是天的意思，所以人们要兼爱。
但这样诉诸于天的意思和要求，要想让人尽服，需要抬高天的权威地位，也就是说，把“天”作为宗教性的信仰之物（说“天”是世界的本源，天创造了世界，但是墨子又没有谈及这个，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至少“地”不是天创造的，人也未必是，人们给天祭祀，不等于说天是创造者——人们还给各地的山川鬼神祭祀呢），若能把“天”打造成“上帝”，这样人们出于宗教情怀，才能按天的意思办，而如果从社会现实和人性角度来论说，恐怕很难叫人接受，所以墨子也试图建立一种宗教性的天，但是在这方面他又投入不够，大约他很节省，祭祀都不愿意花钱，难以把“天”这个神打扮得很有权威性。所以，他的兼爱，就是介于社会学说和宗教情怀之间的一个东西，因而成效也是相对有限。
墨子的兼爱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的仁，但更应该说成是对孔子的仁的破坏和庸俗化处理。孔子强调仁的同时也强调礼（等级秩序），他的仁不可避免就要带有差等性质（虽然孔子并没有这么阐述过），但他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的表述，可能不言而喻是在同一地位层级内，它是为了配合礼，而求得等级秩序的上下和谐。墨子则把所有人当作天的“臣”，无差别（无差等）地兼爱和施利，也就不同于孔子。孔子虽然没有明说，但孔子对父母、君主的爱，和对远亲的爱，对小民的爱，肯定是有差等的（所以后来儒家抨击墨子无父无君）。
所以，与其说墨子是要继承孔子，不如说墨子是要跟孔子唱反调，摧毁孔子。
可能是专为了和孔子唱反调，墨子的理论之间就缺乏协调统一性。比如，“兼爱”和“尚贤”之间就有冲突。贤人们都提拔起来了，当了大官了，又有能力，又有才华，他们在治理好了国家，繁衍了人口，盛修了守备之后，为了继续让国君满意和提拔他，就必须立功——国君没让他立功，他也要创造机会立功，怎么立功呢，不外乎就是把那贤人不多，国家不大，外交不强，守备不胜的国家，给出兵灭了，从而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荣誉和地位。于是，吴起在魏国，就攻战夺得秦国西河（当时秦正乱弱），吴起在楚国，就南部开疆，又北上战魏，饮马黄河。于是，“尚贤”导致的后果，就是与墨子提出的“非攻、兼爱”正好相悖。贤人越多，互相越不爱，战争也明显频繁和规模加大。战国政要都是布衣贱人提拔上来的，急于改变地位，所以贪功，同时他们又有智慧，于是战争规模和力度就上去了。
当然，墨子说的贤人，肯定不是指爱打仗的人，而是能爱民的人，但是学说付诸实践，贤人们都到岗之后，就不受墨子控制了。这些贤人们到岗后，恐怕没有一个劝国君“兼爱、非攻”的。
柏拉图理想国中也有类似“兼爱”的东西。在护卫者（官员群和军士们）内部，要搞妻子公有制、子女公有制、教育公有制，并且互相如兄弟手足一样普遍关爱，一个人哪儿疼，大家都疼，在这一团体内部是带有兼爱色彩的，但柏拉图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避免护卫者团体内部的分裂，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并且其兼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墨子的兼爱并不是公有制（因而也不是“共产主义”），他只是说自己钱多，就要分给别人，但依旧不是公有制。这样在私有制基础上搞兼爱，就有点空中楼阁了。
与柏拉图只是坐而论道不同，墨子还把他的尚贤等一系列社会理念付诸实践，他组织了一个子弟团体（数百人），分到诸侯各地去活动，身体力行地施行墨子主义：生活俭朴，亲自劳作，兼爱、非攻。于是，成员们刻苦自砺，吃藜藿之羹（是当时流行的蔬菜，大约是蒿子秆），不吃肉，食求无饱，吃饭用最难看的陶碗，穿短褐之衣，粗衣草鞋，不穿丝绸，住三尺高的黑乎乎的茅草房，日夜劳作不休，总之，向丐帮的“污衣派”看齐就是了。
这个组织开始行动，团体成员们开始闯荡江湖，通过自己履行墨子学说，带动人人都兼爱、非攻、克己朴素、艰苦劳作，从而把墨子思想发扬光大。不管怎么样，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这个团体，是最早的活雷锋。
墨子学说特别是“尚贤”的口号，符合战国土人有所作为的愿望，非攻、尚俭、刻苦劳作也符合小民的利益，再加上其组织巨子团体的大力宣传，于是墨家在战国中后期甚嚣地流行起来，与儒家并为“显学”。墨子的尚贤学说出来之后，立刻激发出对立面，就是杨朱。杨朱的学说很“简单”，因为流传下来的就剩一句话了：“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话表述得不准确，更准确的表述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
怎么理解呢？要从杨朱学派的人与魏昭侯的一番对话中把握。该人说：“您目前跟韩国打仗，怎么这么面有忧色啊。如果给你个东西，左手拿它，左手就会废掉，右手拿它，右手就会废掉，但是拿了这东西，就会得到天下。您拿吗？”魏昭侯说：“不拿。”该人说：“是啊，这说明，两只胳膊比天下重要，身体又比两个胳膊重要。韩国比天下要轻，您跟韩国所争的，又更轻小了。您却愁身伤生以忧之，这就不对了。”
杨朱的学说就是“贵生”，自己的身体、生命、精神健康是最重要的，如果损掉一只胳膊而给他天下（这样的大利），他是不要的，这种情况极端一点儿说就是，“如果拔走他一根汗毛但是回报给他天下（这样的大利）”，他当然也是不干的。
墨子尚贤等等，都是看重外物，积极有为，杨朱是看重身和生，什么都不要干，不要任事害生，嘲笑天下之尚贤。但是杨朱的这种消极主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果人都知道重生（身体生命），那么就会轻视利，也就不争。像魏昭侯似的，觉得为了抢韩国地盘（利）而弄坏自己的身体精神，不值得。于是也就天下泰美了。就像现在开小饭馆，但是太累了，人就自我安慰说，挣钱差不多就行了，累坏了不值得。这就是杨朱主义。跟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累得面目黧黑，正好相反。
杨朱学派影响力极大，天下不归于墨，则归于杨。战国人一半积极有为去开饭馆，当贤人建大功，另一半则不开饭馆，全生保真，重生贵己，成为“享清福”保身生的逍遥派。
也好在有这样的一派，如果大家都积极务求起来，地球非爆炸不可。
杨朱之后，遂有宋钘、詹何、关尹、列子、庄子，推波助澜，或清心寡欲，或贵虚去智，终于外生死、无始终，成为道家一派。这正是对儒墨有为的反动，对贤人们把社会闹坏了的反思和调和。也体现了一批人，当处在历史转折时期，从分封制的平静到郡县制的有为模式的转折点上，拒绝向前走的心态。
道家的优美在于达观，顺应自然，同时相辅相成，它又惰怠，不思进取。
墨家学说在战国时代成为显学，可谓春风甚劲。但是，墨子的兼爱、非攻、尚朴素，总的来讲接近宗教情怀，他的“理想国”违逆社会现实和基本正常人性，又没有成功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宗教平台，于是终于在流行一时后，在后代很快销湮。墨家的学说和他的“热腹”游侠团体，归于沉寂了，他的尚朴素、兼爱非攻，某种程度上则被后来的佛教吸收。
墨子的言语文字和他的生活一样朴素，楚王（不知哪个楚王）曾对墨家门徒田鸠说：“你们墨子老师，学说很知名。他亲自力行还可以，但说的那些，言多而不够辩。为什么呢？”
意思是墨子说的挺多，自己愿意那么做也可以，但论说得不够精彩有说服力。
田鸠回答说：“从前有个楚国人（开始编排楚国），把一个珠子卖给郑国人。用木兰做了个珠子的匣子，用桂花花椒把匣子熏香，上面镶嵌上珠玉，又装饰以玫瑰，贴上翡翠。郑国人很喜欢，就买了这匣子（椟），而把那珠子还给了楚国人。这可谓是善于卖椟，不能说善于卖珠。如今世上谈论道理的人，都把文辞搞得特能辩，特精彩，人主看了这文字，而忘了它的真实用处。墨子如果把自己的文辞搞得特辩，也怕人光欣赏他的文字而忘了它的价值，因文字而害了它的用处。这跟楚人卖珠，是一样的了。所以他讲的东西，不辩（精彩、逻辑层次）。”
这就是买椟还珠的故事，但我看田鸠只是给墨子找辙，在楚王看来，墨子的主张还是说服力不够，这主要因为“兼爱”“非攻”，和人们常识的观念差距太大，有“理想国”的色彩。如果照着柏拉图那样弄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叫人们看见：互相攻杀，互相欺负、只爱自己、奢侈，这都是洞穴内人们看到的影子，是虚幻的。真正真实的，是洞外的理念，那是永恒的、客观真实的，什么理念呢？就是“善”，基于此的相爱、不攻、节俭，才是真实的实物，而洞穴里看到和争夺的权力、利益，都是虚幻的，既然这些是虚幻的，你们为什么还要为它争呢？如此，可能也就辩了，把这楚王欢喜得不得了。
这么说来，墨子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只是政治学说。
不过，中国人不是永远这么笨，到了宋朝，朱熹搞的理学，就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所以成就就比墨子大，人们对那“理”还真信了几百年。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天地”——理是客观存在，先于实物和世界存在的，“理”是什么呢，也就是道德和三纲五常，所以这些东西，就伟大起来了，其说服力巨大，人们不得不接受了。从地位上讲，朱熹的“理”和柏拉图的“理念（理性）”一样。
总之，人是不容易有道德的，不用客观唯心主义和宗教骗他，他不容易瞄准道德。现代社会的做法，不再认为道德是客观唯心存在的先于世界的本源，而把人视为在道德方面可完善的动物，基于功利主义考虑（讲道德对大家都好，都有利）或基于人的天性，从而视道德为社会关系的必要环节或人的自然性中的良好部分而已。从某种角度来讲，现代社会这种推行道德的路子，可行性也挺强，但是道德本身失去了客观唯心主义或宗教所为它打造出的绝对崇高性。这是古典和现代的区别，反映了人类从形而上学走向务实的道路演变。实际上，这可能也受了科学的影响，从前古典时代人心大于宇宙，于是自己进行形而上学的设想，现在知道人不过是宇宙物种之一，开始务实地考虑问题了。至于未来还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与墨子同时期的还有一个鲁国人叫鲁班。鲁班是高级木匠，也善于制造兵器。他曾经削竹子木头，制作了一只鸟，做成了之后放飞，在天上飞了三天三夜。鲁班认为自己巧到了极限。墨子就对他说：“你做的这个鸟，不如一般匠人做的车辖（车轴上的一个键），工人一会儿就能用三寸的木头做出一个辖，装上去之后车子可以载五十石的重量。所以人做的东西，对人有利，就叫作巧；不能对人有利，就叫作拙。所以你这是拙，全没一般的工人巧。”
鲁班从此也就放弃了对古代飞机的深入研究。后来鲁班据说倒是按照“对劳动人民有用”这一思想去创造了，发明了傻大黑粗的石碾子。这给战国人带来的好处是，可以把麦子磨成面吃，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吃粒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