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338年，商鞅死去，这时楚国的楚威王也上岗了。楚威王的爸爸楚宣王曾经灭掉许国、蔡国，楚威王也是颇为贤明能干。
楚威王还积极引进人才，求贤若渴。有一个在濮水钓鱼的无政府主义者——庄子，很有些歪才，楚威王也来请他人仕。庄子是中原人物，家在河南南部，具体地点颇有争议，可见从小不为人知。这个穷人家的孩子一辈子没翻过身，最大当过一个植物漆生产园的业务员。在公元前4世纪下叶，胆小鬼庄子不敢直视列强纷争的现实，“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于是他只以养生为使命，逃避现实。他幻想自己游刃有余，不招谁不惹谁地过日子，所以描写了庖丁解牛的故事，想养生保身。
庄子说，有两个牧羊的小孩，一个因为读书而丢了羊，一个因为赌博而丢了羊，人们会对看书的那个，评价更高，但其实在丢羊这一点上是一样的。有的人，为了仁义而牺牲，人们觉得他是君子，有的人为了财货而牺牲，大家觉得他是小人，实际在损伤自己生命和性这个结果上看，俩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由偏见和约定的信条组成的社会共识所形成的评价，在庄子看来，这种社会共识评价体系，犹如柏拉图的山洞内的人对所看到的物体影像所发表的意见，都是虚妄的、主观的、不真实的、非真理的。人固然不该受它约束。
于是庄子寻找自己的本真，拒绝一些社会的人为尺度，当士人们都去有前途的鳄鱼国家碰运气、找官做的时候，庄子却流窜到了最末流的卫国，在濮阳城外濮水河上，踌躇满志地钓鱼。
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前来找他了：“我们大王想把境内国土全部委托您掌管，劳驾！劳驾！”
庄子端着鱼竿，并不回顾：“从前啊，你们楚国有一只老神龟，死了三千年了，乌龟盖儿敬奉在您的庙堂之上（算是国家吉祥物吧）。请问，老乌龟是愿意死掉当个吉祥物呢？还是曳尾于泥中，活在大自然呢？”
两大夫说：“还是曳尾于泥中，图个欢快自由啊。”
庄子说：“你们说得有道理耶，我将曳尾于泥中，你们快走吧，不要来，不要侮辱我的美！byebye吧。”（子亟去！无污我。）
楚威王没有请到庄子，但经济一样繁荣昌盛。楚地多产黄金，所以有黄金货币，而列国没有。楚国农贸市场上普遍使用天平[注释1]、砝码，量金子用的，可见楚国商品经济之发达。手工业方面，楚威王时期，楚人开始大量养蚕抽丝，丝绸技艺和产量，堪与齐鲁相伯仲。至于对外战争，则很快跟齐国打了一仗。
楚威王给楚国撑起了新一次的光荣与梦想，但所有这一切都坏在他的笨蛋儿子楚怀王手里，我们以后再说。
楚威王第三年，即商鞅死后第三年，公元前335年，四十岁出头的惠施，从老家宋国，坐上驿站的公共汽车，颠簸着来到魏国求发展。
惠施是庄子的好朋友，以“地球物理学家”“诡辩家”和“逻辑家”名满天下。这位“名家”最大的带头人，解构风雨雷霆和宇宙万物，发明了好多可爱的谬论，多数却像《时间简史》那么让人摸不着头脑。
比如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最大的东西的外边，没有更外了，我们管它叫“大一”。而最小的东西，小到不可再分割，就不再有内部，我们管它叫“小一”。这和墨家以及希腊部分哲学家的认识一样，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的粒子构成。
接着他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人们常规的认识是，厚的东西，才有可能是大（“厚，有所大”——墨家语），但是惠施说，没有厚度的东西，不能累积成厚度，但却可以大到一千里（也许就譬如几何学中理想的“面”）。于是惠施把小和大，混同为一样了。
既然大小一样，那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高低之间也就没有区别了（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接近的，山和湖泊是相平的）。
惠施接着篡改时间上的差异，“日方中方睨（侧斜），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天空正中，就同时西斜；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就同时死亡。这简直是时间相对论。
接着惠施提出结论：“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话怎么理解呢？如果从前面提到的“大一”的角度来看，万物都是一类的，毕同，如果从“小一”的角度（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粒子构成，当然惠施说的“小一”未必指最小的粒子，只是定性地说应该有这种东西）来看，万物都不是一类的，都相异。这就是“万物毕同毕异”，惠施称之为“大同异”。这就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从“大一”的归类视角，可忽视事物的差异性和相对性，可以说万物相同，但若从“小一”的归类视角，则万物又全是差异，没有任何相同性。从“大一”的毕同的角度说，山和湖是相同的，也就可以说是相平的。日正中和日斜也是相同的，生和死也是相同的。惠施虽然也说了毕异，但他重点想说的是毕同，因为他举的例子都是同的。这种毕同，又可以理解为宇宙的本体无差别相。
惠施紧接着又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这就又取消了空间差异。南方是无穷的，但也是有穷的（离开地球，已经无所谓南北了）。但空间又是无边无际的，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所以他认为天下的中心在燕国北面，越国南面（那是哪里？大约是俄罗斯或者地球背面的夏威夷吧）。
接着，惠施赌咒发誓说：“今天我去了越国，然后昨天我从越国回来了。”晕倒！惠施大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例通过“时空隧道”往返穿梭的人，是第一个体会到地球时差的人。
既然山川、天地、时间、空间都可以说毕同，那么惠施接下来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这就带有政治学说的意味和国家治理的功效了，反映了他的“去尊”的政治概念。天地一体和去尊，也体现了战国时代布衣要求冒到政坛上层的心愿，或者说开始有了要求大一统的主张。并且“泛爱”一词，似乎说明他又认同墨子的兼爱学说。
惠施这人好辩，善谈，除了上述这些，当他疯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时，终于开始和天下人辩论“卵有毛、犬可以为羊、郢有天下、马有卵、白狗黑、火不热、目不见、龟长于蛇、蛤蟆有尾巴、老太婆有胡须、孤儿的马驹不曾有过娘、鸡有三只脚、轮子并不碾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高难度设论。以及更多的：规不能画出圆，矩不能画出方，圆的凿眼不能和圆的枘头配套，飞鸟的影子未曾动，箭镞虽然在飞，却是既不走也不停。
最后这句使人想起希腊早一时期的悖论家芝诺“飞矢不动”的理论。飞着的箭在每一瞬间都占着空间的特定位置，因而静止在这一位置上。而静止和运动是矛盾的，所以飞箭不飞。芝诺进一步宣布一切事物都是静止的，飞毛腿“阿基列斯”永远不能从后面追过乌龟。假设“阿基列斯”落后于龟一百步而比龟快十倍，当阿基列斯走十步，龟也前进一步，阿基列斯每走一步，龟也走十分之一步。如此永远追不上。
惠施上述这些高难度的设论，他自己必也对它们进行了论说，但可惜都没有留下——虽然惠施写了很多书（“其书五车”），但一页也没有保留至今。
历代的高智商人士，纷纷揪着头发想把这些高难度的设论解释通，连近代的胡适都为之努力呢。胡适校长从“卵有毛，马有卵”出发，发现了惠施的生物进化论观点，鸡蛋中有鸡的形状和毛，否则怎么变出鸡。马虽然不是卵生的，但曾经过卵生的物种阶段嘛。“蛤蟆有尾”，蛤蟆虽然没有尾巴，但却曾经有过一条小细尾巴。那条尾巴自然也是蛤蟆的，所以蛤蟆有尾。“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本来影子就是不动的，你看见它动，那是视觉暂留现象在欺骗你。
胡校长多从科学和生物进化论角度来解释惠施的话，其实没有必要。难道惠施真的已经探索到了进化论，所以才提出这些观点的？
其实还应该从他的“万物毕同毕异”的角度来认识。惠施从大一的角度得出了万物的全相同的结论，从小一角度得出万物全相异的结论，因此就可以说：从小一的万物毕异角度来讲，乌龟和蛇完全不同，完全不同类的东西，能比长短吗？他说“乌龟比蛇还长”，只是为了破常规的“长短可以比较”这个日常概念的，在小一的视角下，这个概念就破了，为了破此，他就极端一点，干脆说龟长于蛇。把小一的概念从空间转为时间角度，则每一个小一的极小的时间，鸟都投下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在这个无穷小的时间里，当然是静止不动的，所以飞鸟的影子未曾动。这并不是惠施想讲“视觉暂留”现象。同理，飞箭不动，轮不碾地也就出来了。而从小一的角度，一尺长的木棍，一次次地一分为二，永远分不完。
当然，惠施也可能用“名”（概念）和“实”（实物）的模式来辩说，这虽然有可能像是诡辩，但也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比如他说“犬可以为羊”，就或许可以这样论说：如果定义一种生物，特点是有四条腿，长着毛，依靠人类生活，都是放牧人的财产，那么狗和羊都属于这类生物，一个概念是唯一的、不相异的，那么该概念对应的实物，就是不相异的，狗就可以是羊。也就是墨子的门徒在《墨子》一书中说的：“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数牛马则牛马一。”按长犄角和能奔跑分类确定，则牛和马是不同的两类，若按牛马共同特性即四个细腿长个大肚子来分类确定，则牛马一，牛马自可以四足大肚子而属同类，牛马一也，也不是二也。如果站在大一的角度来看，则什么都是相同的，那么比犬可以为羊更强的结论也可以做出了。
但惠施本人到底是怎么论说这些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总之惠施强调万物毕同。也有跟惠施唱反调的，那就是晚于惠施五十年的公孙龙。公孙龙全用名和实来论说，但强调的都是异。公孙龙有所谓白马非马，强调异。
公孙龙在自己的著作里对“白马非马”进行了反复周章的论说。他的论说翻译成西方逻辑学术语是：“马”“白”“白马”这些概念各自的内涵、外延不同。
“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不管其颜色的区别。“白马”的外延只包括白马。由于“马”与“白马”的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简单说，如果认为“白马”“马”是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外延都不同，自然二者不同。有些概念则是相同的，比如手足和四肢，内涵外延都相同，所以不能说手足非四肢，但可以说白马的概念不等于马的概念，白马非马。实际上，公孙龙说的白马和马，都是概念（即名），而不是实物（实）。如果是一个实际站在地上的白马，当然你得承认这匹白马（实）属于马（名），这匹白马的实物，符合马这个概念（名）的内涵外延要求。但公孙龙的白马、马都是名（概念），所以并不相同。这就有实际意义，譬如勇士和士，就是两个概念（名），人君在择贤的时候，就必须分清这两个名，如果见一个人特别能斗，就把他提拔做了相国了，就混淆了勇士和士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区别。所以公孙龙醉心于研究名，就是为了争取把握名。毕竟名属于人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所组建成的意识世界不能乱了。
公孙龙说：“如果要找马，则黑马黄马都可以拿来，如果找白马，则黑马黄马不可以拿来。”显然更说明他的白马、马都是概念（名）。
公孙龙从名和实角度来研究，侧重的是名的异，比如白马和马这两个名（概念）的异，勇士和士这两个名的异。
公孙龙可能认为，名的异，不仅仅是由实物（实）的异导致的，而且是由人的意识导致的，因为人的意识比客观实物更真实和客观。这就要说“坚白石”了，一块白色的坚硬石头放在地上，这是一个实物（实）。首先，公孙龙认为名并不是和实物一一对应的，比如说白雪、白石头、白马、白狗这些都是具体实物，但白本身这个概念（名）是单独存在的，并不与这些东西完全等同。坚硬的铁、坚硬的石头、坚硬的桌子都是具体实物，但坚本身，是单独存在的概念。这类似柏拉图的美的理念并非等于每样美的事物。其次，公孙龙认为名是相离的，离就是忘的意思。当你用手去按这石头，判断它是坚的时候，你就忘了白，当你用眼睛看这石头，判断它是白的时候，你就忘了坚。这就称为“离坚白”。此外，石也是个名，是石本身，对照世界上的各种石头。常人的朴素自然的认识，坚固、白是和石头融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坚固的白石头，但公孙龙则认为是坚这个名和石这个名结合，所以有个坚石，白这个名和石这个名结合，有个白石，所以，坚白石则是两个东西。坚白石二。
“离坚白”就强调了名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名是相异的。可以理解为，公孙龙并不认为客观实物是存在的，存在的是名，名并不直接对实物产生反映和指称它，名指称的是人的意识，比如坚、白、美、丑，并且每样意识是相离（相忘），从而名也相离，这样人说出的各种名的组合，都是表达其各种意（意识），指称其各种意，而不是指称具体实物。所以人在定名的时候，必须非常精细和讲究，这样才能表对意，继而别人领会其意，在世界中行动正确。这就要正名而不要乱名。可以说，公孙龙基本认为实物不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的只有意，名是为了指称这个客观存在的意的。而意就是人的感知和意识，并且是相离的。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差异化，即便客观事物是唯一、一样的东西，但表意的名却可以有很大差异，甚至不可穷尽，如白马、马、坚石、白石等等都是名（表其意）。必须条分缕析地揪清各个名。
这样离了坚白以后，“鸡三足”也就出来了。鸡足的概念（名）是一个，鸡又有两个足（实物），合起来就是鸡三足。因为公孙龙认为意（概念）是客观存在的，如同手摸一下石头感知的坚和看一眼感知的白都是客观真实的（并且是相离的），所以鸡足的名也要算成一个。
此外，“黄马、骊牛三”。黄马、骊牛合计两个，四脚动物的名又算一个，所以是三个。
惠施从大一、小一的角度，侧重立论在于事物在某些视角下的同，于是引发泛爱万物和去尊概念。公孙龙从名和实出发，着重强调意识是相离的，指称意识的名也是相离的，也就是异，所以公孙龙的意识世界全是差异。而这带来的政治意义是君主王公必须研究好如何定义名，否则就在直觉判断的误导下变得浑浑噩噩了。比如说，同样对于一个贤人，他是勇还是仁还是智，这些名的认知必须细究，这样的一个人也就不是一个了。把握了他的名，才能委任他合适的事，你用白石去筑墙，用坚石去装饰，就惑矣。用仁的贤人领兵，用勇的贤人治国，就也惑矣，乱了名了。你认为会画画写毛笔字的人，也会治国，那就更乱名而惑了（后来的汉灵帝还真是这样）。认为能出使保住君王尊严的蔺相如也能治理好国家，也都是乱名而惑了。
惠施强调同，可能因为他比较早，社会还有春秋遗留的贵贱世家庶人的等级差异，所以侧重说同，以便他这样的布衣能够带着自己的才华冒出来，所以他也说“去尊”。公孙龙是战国晚期了，士人们全冒出来了，而且太多太滥了，到处浮说，都称说自己的办法能平治天下，这时候就要强调异，去伪存真，辨名定实。
总之，惠施大同异（事物没有差异）和公孙龙的“离坚白”（意识和名全是差异）走向两个极端，各自获得一粒真理，莫名其妙地启迪着人们的智慧，并且把“名实相符”的政治主张推向诸侯世界。诸侯各国内部，名实不符的东西太多了，人君往往糊里糊涂，张冠李戴。某种君主好什么虚名，比如好贤，好和平，好仁义，但其实又全不是那么回事，自己还不醒悟。这都需要名家来为他们剖析。
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人物谈论坚白同异，分析清楚事物的种种的名和本质，于是就引发出“综核名实、循名责实”的政治主张，包括要求君主对臣子进行绩效考核，等等。法家也称为“刑名”，带有“名”这个字，应该就是受了名家的影响吧。
二
公元前335年，商鞅死后第三年，惠施坐着车子，从老家宋国，来魏国求发展。这是因为魏国在马陵大败之后，魏惠王痛定思痛，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在列国打出广告，谁来投奔我，重金好礼等候着。惠施就从宋国西部北上不远来大梁碰运气了。
惠施来到大梁，运动王公，游说进身，凭着他名家掌门人的嘴皮子功夫，站在农贸市场门口，仰望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在群众的簇拥下侃侃而谈：天空的形式多么单纯，天空的线条不可比拟，时光与历史所终不能开垦的土地，即使星星也不夺目，像五月一闪而过，绿色与星光并不就是天空与土地……这是一种从天地之初，人们就开始进行的游戏，我试图阐述一些理念像太阳的光芒取之不尽同时神幻莫测，但这让发光体太沉重太耀眼，以致我难以触摸……
这个伟大的哲学家的呓语，终于博得了魏惠王的赏识，被安排进入智囊班子，甚至被魏惠王称为“仲父”，魏惠王一度要把国家禅让给他：“上古拥有国家的，都是贤人。现在我实在是不如你，我愿意退居二线，而把国家传给贤德的你。”
惠施推辞。魏惠王坚决要给，说：“寡人把国家不要了，而传给贤人，民众看了跟着学，他们的贪婪争夺之心就停歇了，希望先生为了这个而听我的吧。答应吧。”
惠施说：“像大王这么说，我就更不能答应了。大王本是万乘之主，把国家给别人，这榜样还不错。我是个布衣，可以有万乘之国却辞掉它，这样来教民众停止贪婪争夺之心，就更厉害了。”——可真会说啊！
惠施如此受宠，魏国现任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相国白圭，就对他产生了猛烈嫉妒。
白圭是个经济学家，格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专门倒腾粮食和生漆、丝绸，带着业务助理去攫取利润的时候，就像鸷鸟猛扑，野兽抢食，俩眼珠子冒血。白圭还兴修水利工程，把大梁北边的黄河与南边的淮河水系用运河连接起来，可以航运，可以灌溉，繁荣了两岸好些知名城市，叫作“鸿沟”，后来演变成汴河，最终被京杭大运河收编，千年流淌不息。
总之，相国白圭有一千个理由对哲学家惠施看不上眼。惠施这一天来拜访白圭，说了一大堆批评和建议，白圭都说不过他，无以回应。惠施走后，白圭就对旁人说：
有一个新媳妇刚过门儿，本来应该安稳持重，微视慢行。可是这位新娘子刚上了出嫁的花车，就说话打听：“两边拉套的马是谁家的啊？”[注释2]
车夫说：“借来的。”
“那可得照顾好了，不然还得赔，中间咱那匹马也不能乱抽啊！”
花车到了丈夫家门，新娘被搀扶下来，看见屋里灶火烧得通红，她抻着脖子就喊：“伴娘——，快去灭掉灶膛里的火，火太旺，会失火的。”
一只捣米脱壳用的石臼又挡在路上，她又赶紧吩咐：“快把它搬到窗下去，这儿真乱！别磕着别人。”
这个新上门的新娘子，屁股还没坐稳，就先变成了唠唠叨叨的管家婆！哈——！
这些话都是讽刺惠施的，惠施刚到魏国，就叽叽歪歪地瞎指挥，乱抨击，指手画脚，讨厌死啦！
惠施听人转述了这些话，面不改色心不跳，说：“不对。《诗经》有言：‘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是大的意思，悌是长的意思。君子的道德如果大而且长，就可以做民的父母。父母教育孩子，哪还要久等着再开始呢？白圭怎么能把我比作新媳妇呢。我真白把他当人了！”
白圭说：“用帝丘出产的大鼎来煮鸡，多加汤汁就会淡得没法吃，少加汤汁就会烧焦又不熟。这鼎虽然高大漂亮，不过却没有用。施惠的话，就跟这大鼎相似。”
施惠说：“不对。假使三军士兵饥饿难耐，看见这只鼎，弄到了蒸饭用的大甑，和这鼎配合在一起，用来蒸饭，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白圭说：“无用的东西！看来只能在他上面放上甑，蒸饭用啦！”（白圭骂得也够损的啦！）
甑类似现在蒸包子的屉，屉片带有网眼，屉上边放米。把甑坐在鼎上，鼎里煮水，水蒸气上去，就可以蒸小米干饭了。
白圭只顾骂街，自己爽了，魏惠王却不高兴了。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白圭不给惠施面子，就是不给魏惠王面子。骂惠施只会说漂亮话，等于骂魏惠王认惠施做仲父是瞎眼。
于是魏惠王让白圭办退休手续：白先生年纪大了，就别再当相国了，由惠施接任吧。
白圭被迫退休，一身轻松地去游历列国了。
从此，惠施谱也大了，他一出行，多的时候后边跟着几百辆车子、几百人步行侍奉，这些人都是他的幕僚和门客，全靠出主意谈天论道混饭吃。有人就到魏惠王那里告他，说惠施这帮人都不耕而食，都是吃白饭的，好比损害庄稼的害虫。
魏惠王说：“这个意见提的很尖锐嘛，太难为惠施了。不过我们还是听听惠施自己怎么说。”
惠施说：“比如筑城墙吧。有的人拿着石杵在城上捣土，有的人背着簸箕往城下运土，都是大汗直流，两腿哆嗦。但也有轻松的，比如有个人，拿着勘察仪观望方位的斜正，似乎很轻松，其实不轻松。这是分工的不同啊。我就是拿着勘察仪观察方位的。让善于织丝的女子变成丝，就不能织丝了；让巧匠变成木材，就不能处置木材了；让圣人变成农夫，就不能管理农夫了。我就是管理农夫的人，怎么把我比作害虫呢？”一席话，不管理歪理正，把人说得没脾气。
相国惠施志得意满，他还制定了新法令，下达之前，先给国人看，国人都觉得很好。又给魏惠王看，魏惠王也觉得好。可是翟翦看了却说：“这法令是好，但是不能下达。”
魏惠王奇怪了：“怎么好却不能下达？”
翟翦说：“譬如抬木头吧，前面人喊‘呀喝’，后面人应‘呀喝’。不是也有郑卫之音吗？而且更好听，但抬木头为什么不唱郑卫之音呢？因为不如‘呀喝’更适合抬木头。”
看来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就是这法令虽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
这时候，惠施从前的好朋友，无政府主义者庄子，曾经做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的一位醉生梦死之徒，流窜到魏国来了。
下边吃白饭的人赶紧告诉惠施说：“庄子来了，他是想取代您的高位啊！”
于是惠施很恐惧，在大梁搜查了三天三夜，想把庄子揪出来，踢出大梁去。
庄子却主动跑来投案自首，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你听说过它吗？这种鹓，是一种高尚的凤鸟，它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可是有一只可恶的老鹰，嘴里叼到了个臭耗子，鹪鹪打头上经过，老鹰立刻仰面而视，嗷嗷大叫——嚇！哇！滚开——别抢我的臭耗子（相位）！今天，你也是想这么对我嚇哇吗？”
于是惠施醒悟了，把庄子留下，整天聊天，谈论人间第一等的大道理。
到了星期天，魏国的天气很好，城里的人都出去植树造林，惠施也带着庄子，经过护城河，走上河上的长桥。俩人趴在桥栏杆上，无聊地低头看水。
庄子说：“快看，小鱼们出游从容，真快乐啊。”
惠施终于得了机会，诘难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我不知道你；子也不是鱼，当然也不知道鱼之乐。证明完毕！”
庄子急了，把英语都冒出来了：“let us go back to your original question.you asked me how i knew the happiness ofthe fish.your very question s that you knew that i knew.i knew it from my own feelings on this bridge.”
俩人面红耳赤讨论的话题涉及了移情作用的心理学范畴和认识论的思辨，总之都是我们现代小青年很少关心的晦涩学科。
就这样争论着消受着桥上的波影，不知不觉天就晚了。这个小故事一直被哲学界传为美谈，是当时人们精神生活高尚的写照。现代人一起见面吃饭，大约只谈哪里买房子便宜的事情。
后来惠施又对庄子说：“魏王最近给我了一个大葫芦籽，我把它种下来，结果葫芦长成了精，大得像个游泳池，能装五石东西。可是装什么好呢，装水的话，它又撑不住，怕压碎了。把它切成瓢的话，这么大的瓢，往哪儿舀东西都伸不进去啊。”
庄子说：“看来你是拙于用大啊。你为什么不把它做成一个救生艇，拴在身上，而浮于江湖，多么畅快！看来你的心性还没有修炼到澄空啊！”
葫芦是古代流行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发大水的时候，还可用作救生工具。河南民间至今还用葫芦船。住在黄河南岸的农民，要到北岸种地，就是抱着葫芦渡过去。当地的旅馆多以葫芦为幌子，认为葫芦是救生的象征。
惠施又说自己有一棵大树，大樗树，大得要命，却东扭西曲，不能当房梁，实在也是没用。
庄子说，你有一棵大树，却怕它没用！你何不彷徨乎无为于其侧，逍遥乎寝卧于其下。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谁也欺负不了你，你什么痛苦也没有，多过瘾啊！
惠施气坏了，说：“庄子，你所有的话，都没有用——不光大树没用，大葫芦也没有用。”
庄子离开惠施以后，过了很多年，惠施死了，庄子在惠施的墓前感慨万千：“从前，郢都有个卖把式的人，把白粉涂在鼻尖，薄若蝇翼。让一个木匠大哥，运斤成风，从上往下劈，一下子就削去了那层薄粉，而鼻子毫发无伤，面不改色。后来，这鼻子的主人死了，木匠大哥却再也无法表演他那绝活——因为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搭档了，不敢劈了。如今我的老搭档惠施死了，我再也谈不出任何高妙的道理了！”
随后，庄子继续在中原游荡，不名一文，朝不保夕。困难的时候，他就去某植物漆生产园当业务员，因为开的工资不够买肉，业余时间他就下河钓鱼，添补点儿生计，不过他媳妇还是被他连饿再气地弄死了。
庄子不以为意，敲着破盆给他媳妇送葬，边敲边唱，唱个不停，非常开心，别人还以为他家有喜事了呢。
庄子就是这样，他属于道家，最喜欢像他自己这样不成材的人。他认为大树一旦成材，就会有人来砍，不能终其天年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赋闲在家，做一个“无用”的人，这样才能全生保真。同时认为智慧也是要不得的，人最好就“混沌”，一旦凿出五官，能听能想，就要死了。
庄子的美，只在顺乎自然，他财产不多，但情感却不少，他对水草山川宇宙万物以及他自己，都很满意，反对一切人为，反对把仙鹤的长腿嫁接给麻雀。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他只求内心更明媚，更浓绿，更热烈，他不关心城市生活，不关心诸侯经济，不关心开发民智和缩短贸易逆差。他也不关心这一季人民的温饱。当然，人民也不关心他。
三
不提庄子放任自流，惠施待在大梁城里当相国，积极用事。商鞅死后第三年，公元前335年，惠施来到大梁不久就当了相国，魏惠王六年前东败于马陵，次年西丧公子印大兵于西河，但是此时他还是改不掉向中原胡乱用兵的鲁莽，对相国惠施说：“齐国是寡人的仇国，死也不能忘，我总想着发兵报复他，相国觉得如何？”
惠施说：“现在国家缺乏守战之备，想攻齐，不现实啊。人常说王者、霸者，但不论何者都要能度量自己。您从前就是不能正确估量自己和敌人，所以和赵、齐一个打俩，吃了大亏，现在又不知度量，又要打了。”
魏惠王说：“那怎么办？”
惠施说：“我有个办法，是根据我的万物毕同，天跟地一样低，山跟湖一样平，太阳升到天空正中又同时西斜，天下中央在越国之南和燕国之北，马有卵，卵有毛，犬就是羊，总之万物都一样，贵人和庶人也一样，所以泛爱万物，同时应该去尊——去掉差异。既然天下万物希望相同和去尊，那如果叫齐国尊起来，比如您作为王，却做齐国的臣子，叫齐君也当王，那它就被尊得太厉害了，他一定会被万物打下去的，因为万物的规律在于去尊。这样，您就向齐国报仇了。”
魏惠王说：“我有点儿不懂，谁会去打他呢？”
惠施说：“楚国啊。楚威王这人，即位四年了，他脾气大，爱打仗，又爱虚名，听说大王以臣子身份奉齐国为王，齐王就大大高出了他一截，他必发兵击齐，把他这个尊给弄下去，您的仇就报了。”
于是，魏惠王在惠施陪同下，去了东方齐国，找田因齐。但是魏惠王一行并没有受到当地官员和人民的友好接待。魏惠王干脆改戴上布帽子，穿上丧国之服，在鄄城把自己拘禁起来，请求以战败者身份朝拜齐国。田因齐还是不肯接见，不肯“求同存异，使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魏惠王急了，使出最后一招，一口接一口地喊田因齐是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啊！
终于田因齐听得痒痒难耐，索性答应也称王。于是田因齐来到鄄城，接见穿着丧服戴着布帽子身上还捆着几根绳子的魏惠王，接受他的下拜。下一年，魏惠王又拉着韩国领导人韩昭侯一起跑来齐国，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南四十里）搞了个仪式，这回他穿着好点了，穿戴正经的冠服，但是怀里抱着“质”（档案），手上捧着玉璧，以臣子礼朝拜齐威王，与韩昭侯一起拥戴田因齐为王，是为齐威王。本来只有周天子是王，现在齐也是王了，跟天子平级。
齐威王也乐了，态度也和蔼了，也承认魏惠王的王者身份。这就是所谓的“齐魏相王”。两国关系恢复到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以前的友好水平。
这时候的天下，已经有魏、齐、楚、越、周五个王了！
对此，老周天子没什么意见。但是楚威王不乐意了。他一看天下又多了个王，而且中原的这个魏惠王还以臣子的身份顶着头上这个山东的齐威王，这是鄙视我这个大王啊。为了表示对“齐魏相王”的愤怒，次年楚威王就举兵讨伐齐威王（田因齐）。他亲率大兵远征齐国，在徐州击溃齐军，俘虏齐主将申缚。魏国却躲在一边看热闹，算是出了当年马陵之战，太子死在齐国的恶气。
齐威王看魏惠王只向自己磕头，楚人来伐时却不给我帮忙，心中怨恨，他的相国田婴连忙揪来魏惠王派在这里的人质董庆，一通叱责。董庆说：“楚王战败贵国之后，之所以没有深入，是怕魏军断他的后路。如果贵国杀了我，这就表示齐魏决裂，魏国也只能走投楚国，则齐国危矣！”
田婴是齐威王的少弟（孟尝君的老爸），叫唤了一通，只得罢休。
接下来，魏惠王的“王道”日子并不舒服，西边商鞅死后，秦国继续它那艰苦卓绝的“战时法西斯主义”和“富国强兵改革”。秦兵骁勇，咄咄逼人，要再次向东进攻魏国。
四年后，公元前330年，秦国大良造公孙衍出兵践踏西河之地，俘虏魏国西河前线总指挥大将龙贾，斩首八万。魏国西线主力全军覆没。龙贾所修筑的千里西线长城，成为秦人的国内旅游景点。上世纪末吴起所开拓的黄河以西军事要地，如今丢失殆尽。
同年，秦惠文君（原太子驷）的弟弟“右更”樗里疾又出兵陕西东部函谷关（黄河大拐弯处），夺取关外的魏国要塞曲沃和焦两城（都在今河南西北角的三门峡地区）。
下一年，秦人又越过秦*大峡谷之中南北流动的滔滔黄河，侵伐河东地区，夺取魏国在这里的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和皮氏（今山西河津市）二邑，这里靠近晋国从前的都城绛城，都是当年晋国的“龙兴之地”，从而印证了吴起六十多年前的预言：“河山之险，不足以保社稷也！”
魏国四面遭受削割，就像阳光下的冰块日渐消融。
这主要归咎于魏惠王的战略失误，不该向中原胡乱用兵，人才战略也是失误，重用宗族高干，而流失了像吴起、孙膑、商鞅、公孙衍、张仪这样的布衣人才，变为敌国效力。
指挥这一时期战役的秦国大良造公孙衍先生，刚刚把西线魏军斩首八万的，就也是魏国人，为了开发大西北而跑到秦国，当上了大良造（和他的前任商鞅走得近似的路子）。
魏国的关键人才流失率，真高啊。
公孙衍是个缺乏炒作的真正牛人，“合纵连横”就是指他与张仪之间的火热较量，却被后来的媒体全部安在了苏秦头上了。然而，在当时的媒体眼中，公孙衍是个牛人，孟子的徒弟万章曾羡慕地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真要气死人了，张仪也是魏国的布衣，祖上跟国君一族还有一点儿亲戚（但到他那辈儿已经全不顶用，基本是个穷光蛋，不得不自谋出路）。长大以后，他做了鬼谷子的高材生，比孙膑、庞涓那一届学生晚了二十年。不过据说他行为不好，可能爱偷同学的铅笔刀和晾在外面的衣裳。导致大家只好互相偷衣裳穿。毕业以后，他到楚国鬼混。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张仪在楚国吃不起饭，就靠着外出赴宴，才摆脱了在家里被饿死的危险。
“上柱国”昭阳这次举办宴会（上柱国就是从前的司马），张仪也厕身其中。当大家吃到贼饱的时候，昭阳先生突然发现他的一块高级玉璧不见了。
下边的帮闲都说：“没错，准是张仪。又穷又缺乏自律，以前就爱偷别人铅笔刀，一定是他盗了相君的玉璧。”
于是大家一起起哄，去抓张仪。张仪这次肚子吃得胀极了（照着一个礼拜的量吃的），还以为大家要做游戏呢，被带到堂子中央，按在地上以后，才知道是要挨打。张仪很后悔，说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吃这么多了。
“我不想肚子朝下躺，”张仪在被痛打之前提出要求，“那样我会爆炸的！可是，翻着肚子朝上挨打，我也受不了啊！”
最后大约是选择了跪着手扶砧板，被竹板或荆条抽打了几百下，基本体无完肤，像一条被全身切割成小菱形块块的松鼠桂鱼，嘴也大张着，叫不出声来。
奄奄一息的张仪被抬回租住的房子里，他媳妇看见门口抬进来一个胖大海（泡过了的），惊问：“哟，怎么今天喝这么多，也比以往吃得格外胀啊？”
“什么胀啊！胡说，你看这是胀起来的吗？我，我基本已经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啦——唉呦呀呀，快来扶——”
“怎么被打了？你这么斯文的人，谁打的呀——？”
“哎，别说啦。君子之身，能屈能伸，丈夫之志，可大可小，这算什么啊。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呀？”
媳妇像牙科医生那样扒开看了看：“还在呀，软软的还在。上边还有味蕾。”
张仪把宝贝舌头收回去放好，偷偷坏笑着说：“舌头在就足矣了。以后全靠着它呢。”
“你还想出去蹭饭啊？”
张仪嘿嘿一笑，不作回答，然后一头栽倒在席子上。
四
尽管已经普遍进行了一轮法家改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改革家没得好死，而诸侯国仍然是任人唯亲，亲属、裙带、宠幸，还是干部选拔的标准。齐、楚尤为突出。齐国的执政和将领大都出于田氏，比如现在相国是田婴，武将曾是田忌、田盼，楚的重要官位更被前两代君主时冒出来的屈、景、昭三大王族分支包揽。这些都是贵族，即王族亲戚们。机会自然轮不到张仪这样血统低微的人。
张仪身上的鳞伤好了以后，怅惘地卷了行李，带着老婆离开楚国，准备到秦国去，因为那里是外来打工者的天堂，政治体制改革也最彻底，任人唯贤。
半路上拉了一笔赞助，东周洛阳城里一个封君昭文君，觉得张仪气度不凡，给他了一笔车马费。
凭着这些钱，张仪进入了秦国，时间是秦国夺取魏国河东二邑（汾阴、皮氏）这年，公元前329年，商鞅死后第九年。张仪到了秦国，就置办了像样的衣裳和名策（竹简上写的简历），求人推荐，接受了秦惠文君的面试（秦孝公的儿子，犯法导致老师被商鞅割鼻子的那位爷——太子驷是也）。
秦惠文君问：“你从楚国来，知道楚国事。楚威王此人如何？”
“楚威王虽然威，可惜英雄命短，在位才十一年，今年却死了。他儿子楚怀王即位，以我所知，此人全不足虑。魏王前几年向东合于齐，与楚为敌，此时魏王趁着楚国新丧，想教训一下新即位的楚怀王，攻打楚国设在中原腹地的前沿要塞陉山。”
“那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去年，贵国大良造公孙衍刚刚歼灭魏军西线主力，夺得西河诸多要塞。魏人被迫宣布放弃河西之地，但是一直拖着不肯交割。今年，贵国又兵跃黄河，取得河东二邑。我们不如以河东二邑中的皮氏邑本地兵力，士卒万人、战车百乘，资助魏人对楚作战。魏人信心激增，必然与楚国死战，如果他能得胜，出于对您的感谢，必献上西河尚在他们手中的那些地方。而如果他们战败，兵力疲顿，也更守不住西河，大王也必尽得西河之地。”
秦惠文君拊掌称善：“先生初到鄙国，一番高论，真是顿启懵愦啊！”于是任命张仪为客卿，相当于外籍顾问教练。
于是按照张仪的上述计划进行实施，魏惠王在秦国控制皮氏邑兵力襄助下，战败了楚怀王，但是自己也兵员疲惫，不得不按许诺的，把西河之地尚未被秦攻占的，都给了秦国。
下一年，张仪又和公子华越过黄河天堑，围攻山西蒲阳，夺取之后，又还给了魏国人，并送公子繇人魏为质。
张仪亲自跑去见魏惠王，说：“鄙国国君好心好意，把刚刚攻下的蒲阳城又还给你们。鄙国国君还把一个弟弟送来了，留到您这儿当人质。鄙国议和诚意，昭示于天，顽石死木也会动心。你们要怎么办？不得无礼于秦国啊。”
魏惠王从前强悍的时候，为了与山东诸侯争霸，把国都从山西夏县（安邑）迁到中原的开封（大梁），在河南的腹心，虽然是个进取的举动，却落到了从前郑国的地位。身处四战之地的河南，使得他东与齐，南与楚，北与赵，西与秦，四面受敌。这个战略上的大败笔，导致魏国四面受到侵削。东、南、北三个方向，魏惠王一贯与列邻对战，围力大伤，武卒尽死。西边这个方向，则最惨，不但西河主力尽丧，还失去黄河以西之地（陕西省东缘），如今山西也受到侵伐。
此时，受张仪诱吓，魏惠王只好破罐子破摔，为了保住山两诸地，魏惠王同意，把陕西东缘的“两河之地”以北的地区（叫作上郡），即从陕西延安到陕西榆次一线，合计十五个县，全部献给秦国，作为秦归还蒲阳的回报。从此，魏国势力完全退出陕西。
它那马蹄形的版图，失去了西边的左半蹄，只剩了右边的鸡爪子。
张仪高高兴兴从中原西行一千里，回到秦国咸阳，秦惠文君大喜，立刻加封张仪。但是大良造这个最高头衔已经有人坐了（公孙衍），于是就模仿中原的样子，创造了一个“相邦”，作为文官最高职位，赏给了张仪。
张仪入秦直到为相，前后不到两年，简直是坐着火箭上升。旁边的大良造公孙衍看看自己官运好像不再亨通了，就准备卷行李离开秦国。他等了等，发现也没有人来挽留他，就挥一挥手，不带走大西北一块土坷垃，渡过黄河，回到祖国魏国。
魏惠王没有计较公孙衍从前俘虏其大将龙贾，斩首八万的西河噩梦，让他和惠施一起辅佐自己，位置在惠施之下。
接着，张仪又挤兑走了秦惠文君驾下另一名外交部长级官员——陈轸。张仪对秦惠文君揭发陈轸说：“陈轸这个人我知道，他出使的时候，经常向楚国提供情报。现在，他甚至想投奔楚国，您快管管他吧。最好杀了他。”
秦惠文君赶紧叫来问：“陈轸，你想跳槽到楚国去吗？”
陈轸也是个纵横大家，知名辩士，说：“是啊，我是要去啊。这事不但张仪知道，路人皆知。”
秦惠文君一愣：“怎么回事咯？”
“请问，有这么一个人，他有俩媳妇。大媳妇被人调戏的时候，破口大骂，二媳妇被人勾引，一勾就上钩。结果，这个人死了。那个调戏者，想娶这媳妇俩中的一个。请问，他会娶谁，大的还是小的？”
“应该是大的。”
“大的虽然骂过他，但大的忠贞，嫁给他，他也放心。我现在就是您的臣子，却经常把您的情报泄露到楚国。楚大王不傻，他的上国柱昭阳也很贤明，他们一定不会接受我去当臣子的，昭阳也不会愿意跟我共事的。您说是不是？他怎么会接受我跑到楚国去呢？我更怎么能指望着打算去那里呢？”
秦惠文君恍然大悟，从此善待陈轸而不信张仪。
不过，过了段时间，陈轸看见张仪为相，日益腾达，自己与张仪交恶，再混下去也没什么戏了。干脆也卷铺盖走人！并且，陈轸果真去了楚国，给楚怀王效力。
张仪确实“无行”啊，挤跑了公孙衍，又挤跑了陈轸（这哥俩后来都成为张仪外交斗争中的死对头）。张仪虽然从此得到秦惠文君重用，但秦大哥对他并无情谊，也许骨子里还很讨厌他的为人。君臣之间的关系，成了赤裸裸的互相利用。
张仪挺尴尬，觉得主子对自己有别扭，为了改善紧张气氛，就主动献殷勤，在下一年，公元前327年，入秦第三年，策划了一个“秦、魏、韩称王大会”。秦惠文君一听张仪想让自己当王，精神头确实好了很多，问：“那寡人应该怎么办呢？”
“您应该先跟魏国结好，毕竟他还一直挺牛气。你让他出面捧你的香脚，拥护您称王。你再召开大会，魏、韩都随声附和。您不就是王了吗？”
于是，秦国前来拉拢魏国。陕西东缘的西河、上郡，不能再给魏国了，就把四年前右更樗里疾从魏国抢来的函谷关外要塞曲沃、焦城（黄河大拐弯外，河南西北角），还有三年前抢到的河东二邑汾阴、皮氏邑中的皮氏邑（黄河未到大拐弯处的龙门附近，黄河东岸，今山西河津市，是重要渡口）都还给魏惠王。魏惠王哭笑不得地举手赞同。韩国一直是魏国的跟屁虫，也没有二话可说。本来还想叫上赵国来捧场。但是赵国的新国君赵雍今年刚即位，还是个小孩儿（即未来英雄的赵武灵王，“邯郸之难”的赵成侯的儿子赵肃侯的儿子），所以干脆先算了。
有了外界支持，接着又在国内搞预演，制造舆论导向。下一年，公元前326年初，张仪和秦惠文君跟广大人民群众，搞了一个庆祝腊祭活动。“腊祭”就是过年，中原诸侯早就有这传统了，其热闹程度据子贡目击报告是“一国之人皆若狂”。但秦国以前落后，现在才有。
秦国人民为了庆祝丰收，庆祝西河、上地回归（在秦国人眼里，这些地方历来就是我秦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秦穆公时代就是我们的地盘了），全国人民热烈参与，男女齐集，来到陕西韩城东北的龙门（两岸峭壁对峙，鲤鱼跳动的地方）。国家领导人秦惠文君和张仪一起出席，慰问劳动人民，走到群众之间，和群众亲切握手，但当时没有鞭炮，大家就把好多竹片堆成小山去烧，噼里啪啦，非常热闹。这个大联欢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甚至北方的戎狄部落也赶来敬献哈达。有人带头，大家一起山呼：“称王！称王！称王！称王！称王！称王！——”
次年，公元前325年四月初四，秦惠文君举行称王仪式，这是商鞅死后第十四年，也是秦惠文君登基第十四年。
按照上次“齐魏相王”的先例，魏惠王和韩国领导人接受邀请，一齐赶到秦都咸阳，推尊秦君为王，是为“秦惠文王”。同时秦惠文王也承认魏、韩二国国君的王号，并有许多小国参加朝见。
如今，天下就有秦、魏、韩、齐、楚、周，六个大王了！
张仪上述的这一举措，很好地起到了巩固秦国与魏国、韩国连横的作用，为秦国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和积聚力量创造了有利的外部和平空间。如果不是张仪，刚刚起步腾飞的秦国，有可能就像从前的魏国那样，在混战中把改革刚刚取得的优势消耗殆尽。
五
张仪把泰国领导人包装称王，与魏惠王、韩宣惠王“三王连横”。两年后，张仪的政敌，被张仪排挤到魏国去的“前秦国大良造”公孙衍，就准备对着干。你连横，我就合纵；你包装出三个王，我就包五个！
公孙衍掰了掰手指头，现在还没称王的大诸侯国就剩三个了：赵国、燕国和中山国。
燕国，国都在北京的西南角（广安门到房山区之间），由于地处偏北，所以没有兵患，老百姓不穿战甲，但是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技术进步、政治改革和经济竞争、强迫发展等等有益的方面，也就不光临燕国，所以当地经济作物都不发达，老百姓不怎么开荒种地，主要吃大枣和栗子，也蛮顶饱的。人也憨厚，大男子的心眼，跟小孩差不多，对于来家的客人，就让自己的媳妇陪他睡觉。
燕地的别称“幽州”就是荒远、冥暗的意思，幽的古代字形，上边是“丝”，下边“山”表示火。火焰细弱如丝，可见晦暗不明，少许寒意，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燕地的一般看法：朔风吹撼，白沙平野，人气寡淡。
燕国的国君禁不住公孙衍一路诱惑，答应称王了，是为燕易王。
然后公孙衍又联络了赵国和中山国（分别在河北省中段和南段，燕国在河北省北段），说服他们称王，以及现在已称王的魏惠王和韩宣惠王，五个王找了一个离大伙都近的地方，发起“五国相王”大会，意图抵制秦国。这五个国家，位置从北向南，纵向排列，所以称为“合纵”。
五国大王在会盟上振臂高呼：“打倒帝国！”
“打倒哪些帝国？”公孙衍问。
“打倒齐帝国，打倒楚帝国，打倒秦帝国！”大家拣最牛气也是民愤最大的大牌国家喊。
“不对！我们只打倒秦帝国。齐楚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公孙衍纠正。
“好，打倒秦帝国！打倒秦帝国！”
事与愿违的是，齐国人听说了“五国相王”以后，齐威王大骂：“我是万乘之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进如锋矢，战如雷霆。中山国不过千乘之国，一度还被魏人灭掉，现在勉强复国，怎么敢跟我齐国齐名，他也敢叫中山王！我命令，不许中山使者进出我国关隘。派人割地贿赂燕赵两国，遣两国给我出兵攻打中山。”
中山国虽然早期是狄人建立的国家，但汉化得很厉害，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在那里很有市场，一个叫张登的跑到齐国去游说，忽悠齐威王说：“我有一个更省事的办法可以叫中山君去掉王号，就是诳他来齐国，说只要来齐国通报一下，您就承认他为王。等他来了，您就扣押他，迫使他去掉王号。这不比请燕赵打他更方便吗？”
齐威王傻乎乎地同意了。张登又走告燕赵两国，说齐王邀请我国国君出访，说到了就承认他的王号。燕赵大怒，你叫我们替你打中山，你却偷着跟他讲和，承认他的王号！于是不肯伐中山。齐威王气得直拿头撞案子，但也没办法了。
齐威王刚刚被迫息怒了，南边的老楚，听说“五国相王”，觉得对自己没好处，即便这五国不是针对我的，但客观上也抵制了我，特别是魏惠王还在自己即位初年，发兵袭击我边境要塞陉山。楚怀王立刻派出争面子部队，由上柱国昭阳率领，向北进攻魏国，围攻东南要塞襄陵（今河南睢县），击败赶到襄陵附近的承匡来援救的魏将公孙衍，夺得襄陵等八个城邑。
昭阳先生觉得还不过瘾，移动胜利之师，攻打东边的齐国。
齐威王遇上这么个没来头的冤家，非要来打自己，很不爽。正好“秦国外交部长”——辩士陈轸，显灵了，他这时候还没有跳槽去楚国，而替秦出使齐呢，于是替齐国去游说昭阳先生，阻止昭阳攻齐：“上国柱先生，我问您，以您现在的官爵（相当于从前的司马，武将之首），如果再立了新功，大王应该如何赏赐您。”
“按道理应该做令尹了。”
“可是现在已经有令尹了，还是贵昭姓的长辈。您这么做，恐怕不好吧？我给您打个比喻。从前，一帮门客从主人那里分到一壶酒，大伙觉得群饮不过瘾（酒精度数低啊），最好一个人喝，才醉得透彻。那就在地上比赛画蛇吧，谁先画完归谁喝。”
“一个家伙手快，蛇立刻画出来了，扬着尾巴。他拎着酒壶，说我还能再加俩爪。蛇爪子还没画完，酒壶就被下一个人抢过去了，您没有病吧？蛇哪有带脚的，这壶酒归我了！以我的愚见，上柱国先生您刚刚攻破魏军，杀死魏将，夺得八邑，如今再去攻齐，就有如画蛇添足。战胜而不知中止者，性命将死。您做的太多，被令尹嫉妒，酒壶就要被令尹抢去了！”
昭阳一听，大出其汗，赶紧拜谢，引军回国罢事。这就是有名的“画蛇添足”，从中也可以看出楚国的宗亲官僚，如昭阳先生之流，是多么的自私愚蠢和腐朽，对国家利益概不负责，辩士陈轸随便指画他几句，他就像老龟那样明哲保身地退缩了。
赵武灵王，这时候刚即位三年，也在“五国相王”之列，却是个半熟少年，看见齐楚纷纷作出发狠的样子，就后悔称王起哄了。于是对国人说：“我们没有大王之实，却称大王之名，不乖啊。改日，你们还是管我叫‘主君’吧。”
张仪看见合纵抗秦的“五国”，没等抗秦，先跟齐楚两国狗咬狗闹开了，立刻把握住这个机会，亲自跑到三千里外的山东沛县，去盟会齐相国田婴和楚令尹昭献，以孤立合纵的五国。
下一年（五国相王的下一年），公元前322年，张仪又开始瓦解五国之中最核心的魏惠王，想让魏国与秦国恢复连横。张仪说：“我要辞去秦国相邦的印玺，到魏惠王那里去做统战工作，长年扎根在他魏国，攥住他的领导班子大印，让他天天侍奉我们秦国呀。”
于是，张仪向东越过黄河去到魏国。魏惠王人生的最后四年，是“不受欢迎的人”张仪陪他度过的。张仪对他说：“大王，最近您的健康可不怎么好啊！”
“是啊，还不都是你们这帮人给害的。”魏惠王心说。
魏惠王如今真老了，当了近五十年的节节日下的国家带路人，他必须赶在入土为安之前，解决围困他的异姓诸侯，但他除了有病胡乱投医，再没有一种安全的后路了。
张仪说：“我研究了贵魏国的版图，就像一个马蹄子，东边是齐国，西边是秦国，北边是赵国，南边是楚国。四方诸侯不断侵销，贵国武卒尽死于外，如今处境十分堪忧，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们马蹄形的版图，下面半包着韩国（接触部是山西、河南交界），被韩国生生割开了，只在马蹄子上缘，通过上党一条崎岖山地作为走廊连接东西，这可不利于你们整个国土的管理和防守。贵国应该扩宽这条走廊，把东西两块国土连贯起来，可以加强内线防御深度。”
“怎么扩宽？”
“容易！假如大王聘任我张仪做相国，我可以向西说服秦国人帮忙。秦国人出兵函谷关，直奔韩国西境，攻打三川郡，你们从北境攻打其南阳郡，得到南阳，就等于扩宽了上党走廊。最终秦魏合力，灭掉韩国。这样，贵国的国土，就整个连成一片了。”
张仪想拉拢魏国回来连横，又不舍得以给出秦国的土地作为诱饵，就拿韩国的土地作诱饵，秦在韩国西，魏都城大梁在韩国都城新郑东，向下夹击分割韩国，以诱惑魏国回归与秦的联盟。张仪又派自己的门客史厌去楚国，对令尹昭献说：“您何不以楚国的力量支持张仪入魏国为相。张仪入魏国为相，并像他主张的那样，秦、魏东西联手瓜分韩国，韩国必然大恐，向南投奔楚国，这样您就兼做楚国的令尹和韩的相国。张仪兼相秦魏，您并相楚韩，对您岂不是美事？”
一个人给两个国家当执政官，才有面子呢。
东方的齐威王听说张仪在拉拢魏国，于是他也亲自约了魏惠王，在山东鄄城再次相见（几年前在这儿魏惠王给他磕过一次头了）。齐威王重申，希望魏国追随自己。
于此同时，楚国也来争取魏国。
张仪也急了，见与秦国连横以瓜分韩，魏惠王兴趣不大，就改对魏惠王讲：“如果我来给您当相国，秦魏恢复连横，保证您四邻平安，不受欺负，眼前的危险处境冰释瓦解，因为我可以借助秦人的军事，同时使夹在其间的韩国也追随，然后和您一起去殴打齐国和楚国这两个坏蛋。从而使您四邻安宁，再不担心诸侯削割，还可以从齐楚抢到土地。”
相国惠施是亲齐派，赶紧过来反驳：“谬论！大谬论！全是侃侃而谈的谬论，简直是卵有毛，马有卵。我惠施一贯主张，我们要结好齐国和楚国，凭着合纵齐楚的力量，保家安国。这一点上，我非常支持公孙衍。只不过他去年的五国相王，把齐楚排斥在外，我认为这不牢靠，要联盟于齐楚。”
“哈哈，可是齐国、楚国是怎么对你们的？去年，楚国上柱国夺得你们东南要塞襄陵八个城邑，你们大将公孙衍去和楚人交战，大败而返。凭你们自己的力量，能够保家卫国吗？齐国会帮你们把那八个城池夺回来吗？不可能！”
“大王，”其他魏国大臣发言：“张仪所说真乃千古不灭之言，结好秦国，齐楚就惧怕我们三分，从而西边、东边和南边，全都安定了。楚国见状，必然害怕，归还我们襄陵八城。”
众人七嘴八舌，都支持张仪为相，与秦连横。
魏惠王狐疑了半天，举起手又放下，最后说：“寡人，那么，就按张仪说的。”
魏惠王退朝下来，惠施赶紧跑进内宫求见。魏惠王说：“先生不要再讲了。我已经决定了，结好秦国，去攻打齐楚。我相信，张仪留下以后，秦国就会给我们面子，不再打我们——张仪可以担保这一点。而且，张仪还可以拉来秦国和韩国的支持，我们从此对齐楚方面，都变得主动。这是好处嘛。而且一朝之臣，尽以为然。”
按照张仪给秦国制定的战略，秦国目前只想有个安定的外围，着重发展国内经济，真还没有继续侵蚀魏国的计划，所以惠施也无法攻讦张仪人魏所带来的双赢利益，而且也无法保证结好于齐楚肯定利益大于结好于秦。于是惠施只好展开“小逻辑”：
“朝士尽以为然反倒有问题了。按照客观世界的物质规律，小的事情，说可以和不可以的人应该各占一半，何况是大事呢？魏秦相合而攻齐或楚，是大事，但群臣都认为可，不知是因为这种可，是如此明显，还是群臣的智术，是如此的一样。其实这件事的可，并非如此的明显，群臣的智术，也应该是不尽相同。那就是有一半人的真实意见被堵塞住了。所谓‘被劫持了的君主’，就是失去那一半人的真实意见的君主啊。”
魏惠王对哲学转不过弯来，糊里糊涂地让惠施带着他的“小逻辑”先走了。
注：连横秦国也好，合纵齐楚也好，实际就是国家的结盟。秦在中国版图的西极，魏、韩在中原，秦与魏或韩的结盟，画起来是横线，故叫“连横”。南北诸侯结盟，是纵的，就叫“合纵”。不过，齐与魏、韩的联盟，按理说也应该叫“连横”，但后来也叫“合纵”，所以叫的也不是很严谨。
合纵或连横，是适应一个国家比较强大但是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打天下的情况而出现的，比如现在美国很强大，但还没强大到能统一地球的地步，远方的俄罗斯等大国也一定程度上挑战着它的权威，所以美国搞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于是美与日本、韩国的连横，以此对抗俄罗斯或者中国。又比如马其顿王国很强大，但越过希腊远征亚洲的波斯帝国，还是比较困难，所以马其顿是组成了“马其顿——希腊联军”，去向波斯进讨。这也算是连横了。
美国与韩、日的连横，对美国的国土安全和对外影响力的延伸，都很有意义。比如近日有消息称：“日本与美国在夏威夷达成军事协议：日本政府答应美国的要求，一旦朝鲜或中国台湾发生危机，将优先开放海港和机场供美军使用。”不通过美日联盟，美国就无法把军事力量布置在远东地区，无法遏制远东强国的崛起，从而保持美国的全球独霸地位。
秦国也是一样，如果能和中原的韩、魏连横，就可以向北一起打击赵国，向东一起打击齐国，向南打击楚国，相反，如果齐或楚与韩魏合纵（实际就是联盟），则秦必然大窘，秦的任何扩张，都会受到这四国的扼制，甚至自身都不安全。
从前，张仪不惜还地于魏，从而搞了“秦、魏、韩相王”，形成连横，但仅仅两年后，被魏国公孙衍的南北五国相王破坏，张仪此时又极力要复建秦、魏、韩连横，并且终于实现，自己也当了魏相国，以督促落实这一连横。
六
当了十二年相国的哲学家惠施，离开魏国并不体面。也许是遭到从前政敌的恐吓，在家几乎遇难的他被迫乔装打扮，换掉衣冠，按照白狗就是黑狗，犬就是羊的“事物无差异”理论，狼狈脱逃，在边境上又差点被憋死。
惠施逃到楚国，楚怀王收留了他。但是，楚国的本地户对楚怀王说：“惠施是被张仪驱逐的，您结交他，张仪一定大怒，而张仪现在是贵人了，为惠施而惹恼张仪，是不值当的。我们不如对张仪说，我帮您把惠施赶走吧。张仪一定感谢您。惠施走投无路，您把他送回宋国，宋国是惠施的老家，宋君一直很想慕他。惠施因此一定对您感恩戴德。这岂不是里外都当了好人！”
楚怀王说：“善。”于是给惠施买了张船票，去宋国，作政治避难，整天和别人讨论为什么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下去的问题，以及风雨雷电的形成的道理去了。
张仪走马上任，担任魏国相国以后，还真对得起这份工资，务使魏惠王满意，让四邻无患，百姓安息，否则就担心老魏辞了他。
张仪这个曾在秦国为相邦的人，辞了相邦职务，在魏做相国，标志着魏秦形成连横。齐、楚见状，当即不安，立刻互相通气，要联手进攻魏国，迫使魏国把张仪赶走，令魏国断掉与秦的结盟合作。
张仪赶紧派门客雍沮对齐、楚说：“如果魏国人把你们打坏了，则张仪有功，地位更加牢固。如果你们把魏国人打坏了，魏国更加投奔秦国，这时候你们再打魏，以战过一次的疲劳士兵，必然不足以应对秦国的新兵之援魏，则张仪地位就更稳啦。你们想想吧。”
齐、楚一看，只好罢手，好嘛，这还打不得了。
魏惠王确实感觉到了和秦的好处，舒了口气。执政五十多年来，他五十战而二十败，战国首强的地位成为明日黄花，被迫与秦国连横，实出不得已。好在自己没吃亏。
秦国也没吃亏，至少保证了魏国不会跟着齐或楚来打自己，秦惠文王还生怕张仪在魏国工作以后，就忘了寡人，于是偷着给张仪送礼，黄金丝帛，他老婆也拿到了夜里可以当蜡烛用的珠子。
张仪无以回报，于是，到了当魏相国的第三年，公元前320年，张仪进一步对魏惠王说：“我们连横秦国，目的就是抵御齐楚，最好的办法，是让秦国人借道我们这里，向东去打齐国，给他们好好看看我们的颜色，您也从中分利。”
魏惠王觉得这样最好，谁打胜了我就跟着谁，魏国和韩国于是放开关隘，请秦国大兵东行，去远征齐国。
秦国人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三千里，出了函谷关，顺着黄河拐弯后的南岸直奔黄河下游，穿越韩国、魏国，掠过泰山，接近齐国西北长城。
齐威王派出齐国名将匡章应战。
匡章到了前线，就与秦军驻扎对峙，不打仗，光开联欢会，互相派使团参观交流。当时的士兵军服差不多，但在胸前佩戴不同的徽章，匡章把自己的部分敢死队员，改换成佩戴秦人徽章，跟着使团混进秦营就不回来。一批又一批的，好像往炮眼里添火药。
齐威王得到报告：“报告！匡章正在唆使军士哗变，纷纷奔赴秦营投降。”
其他侦察兵也回来屡次汇报匡章卖军投降，如是者三。齐威王如今为政三十七年，不相信侦察兵的推论。大臣们进言，大王最好兴兵去打匡章，不然他就引狼入室了！
齐威王不许。朝廷上还没讨论完呢，前方捷报通过驿站的快车一路传来，匡将军大胜，里应外合，狂杀秦军，秦军溃散而逃。
齐威王仰天大笑，下臣跟进请教：“大王何以知道匡章不降？”
“从前，匡章的老爸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被自己的老伴儿得罪了，就把老伴儿杀了。杀了还不解气，埋在马棚下边，天天闻马粪。寡人曾劝说匡章，把你妈妈另行埋葬吧，别老闻马粪了。匡章说他‘不敢’，是老爸要这么埋她的，他不敢改。寡人说：‘你老爸不是都死了吗？’他说：‘虽然老爸已死，但也不敢违背死去的老爸于地下。’他能不欺骗死去的老爸，我因此知道他也不会欺骗寡人。”
齐威王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把孝道和忠臣的一脉关系论述得又圆又好，不过由于年长病多，竟然在同年死去了。这位齐国第一位大鳄鱼，自从听了当年小妾虞姬的申诉和邹忌的生活故事，就客观考察干部，一改从前齐国积弱丧兵的长期被动，战胜桂陵、马陵，崛起为东西南三极中的东极强国，不过到了后期，任用无能的弟弟田婴为相国，对于魏国倒向秦国，竟然无所作为。齐威王枕山栖谷，闭上老眼，功烈施于千秋。儿子齐宣王同年即位。
时间就到了下一年，公元前319年。这时候，魏国大将公孙衍四年来一直在隐忍，自从张仪跑来连横，公孙衍就阳奉阴违，哄着张仪，甚至劝魏惠王把王位禅让给张仪。张仪大喜。
如今，张仪主持的“伐齐行动”受到挫折，大丧其兵，根本没起到保护伞的作用，看来秦国也不像他们吹嘘得那么强悍。魏人因为借道给秦人而触怒齐国，东方形势严峻，张仪从前许诺的通过连横秦国而促成四邻拱服的大好远景，成为泡影。而且齐楚天天喊着驱逐张仪。公孙衍大喜：“该我合纵派出头了。”于是四处寻求国际声援。
公孙衍对韩国领导人说：“张仪赖在我们这里，天天想着灭掉你们韩国，好把魏国的东西领土连贯起来，这话你们以前是听到过的。现在，为你们考虑，最好给我支持，送我些特权，哪怕什么名誉顾问也行。这样我就能赶走张仪，我当了相国以后，你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于是，韩宣惠王大拍公孙衍的马屁，赠官赠爵，很多工程剪彩仪式都请他来拿剪子。公孙衍又抢着北上燕赵，南下楚国，一翻游说，大讲合纵。魏惠王一看公孙衍有这么高威望，跟四邻关系铁，不逊于张仪，如果主政的话，可保安宁。于是，魏惠王下令，免去张仪现任职位，提拔大将公孙衍，接任相国一职。
在魏国为相长达四年的张仪，于公元前319年，圆满结束了其访问工作，交回相印，乘专车回国。秦国领导人秦惠文王在首府咸阳，迎接张仪及夫人一行。张仪得到秦国政府和各界的亲切慰问，继续担任秦国相邦一职。
张仪挂上秦国相印。
（所谓相印就是一个信物，类似结婚证，质地有玉的、金的、铜的，跟级别有关系，大到诸侯，小到郡守、县令，都有印玺，上任时发给，免职时收回。下达书面命令或批示来往公文的时候，必须在公文上用官印蘸着墨汁，盖上去，然后再在公文简册的外包装上封泥，再把官印盖上去，其作用跟后来的火漆印差不多。这是印刷术的雏形。）
魏国“别了，张仪·雷登”，准备合纵诸侯，保国抗秦。正在这时候，另一位诸子百家的大贤，拿着他的药方，也跑到魏国来推销了，这就是我们儒家的“亚圣”孟子。
孟子名轲，邹国人，活了八十多岁，跟希腊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年纪相仿（大五岁）。这位逍遥学派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曾经在雅典的林荫道上散步，对自己老师柏拉图的“理想世界”批判多于赞同，他更重视现实世界的逻辑，在政治学说方面，不像老师那样从纯理性进行直硬的推论和设计，而是结合现实分析思考，比如认为贫富悬殊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所以鼓励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最大，从而调和贫富的极端对立，以稳定社会。
孟子也自称孔子的信徒，据说在孔子的孙子子思那里读书，但是他和孔子的思想侧重点有很大不同，体现的也是时代差别，孔子主要研究世袭社会里的贵族集体内部的层级关系，而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体现了战国时代庶民力量提升的现实。
孟子后来把他这个观念向齐宣王（齐威王的儿子）讲了一通：“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把后者听得直翻白眼儿，赶紧“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在明代更惹了大祸。把皇权主义推向极至的朱元璋，哪里容得下孟子的这种思想，下令把老孟的牌位撤出孔庙，又叫人删节《孟子》，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一千五百年后的人，要杀一千五百年前的人。
但是“民贵君轻”并不是民主思想，只是说要善待税源罢了。孔子对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给出的办法就是礼和仁，从而改善贵族阶层内的等级秩序，孟子既然只关注小民，所以他说“仁政”。仁政和仁其实关系不大，内容也很简单，就是君主要对民众好些，少收税，少用刑罚，少打仗（因为打仗影响老百姓的生产和收获），仅此而已。孟子的政治学说可谓挺简单，就是个仁政。这等于是泛泛地强调君主对富人、穷人、中产阶级一律地施行仁政。从这个角度来讲，孟子的政治思路比起亚里士多德要单一，因为仁政并不能解决贫富对立（反而可能使贫富差距拉大）。
张仪离开魏国的时候，孟子也前后脚地跑到魏惠王这里，宣传他的仁政。
魏惠王因为二十年前桂陵、马陵大败，元气大伤，随后又被秦人商鞅等相继出兵，失了西河领土，如今被迫和秦国连横了几年，但又想改弦更张，又不知能不能更好，此时正在观望，每天心灰意懒、枯藤老树昏鸦地过日子。
魏惠王就跪在案子后面，气恼地问孟子：“魏国，本来是天下最强国，可是到了寡人手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太子申）；接着，西边又丧失给秦人七百里土地（西河之地）；在南边受楚人侮辱（失去襄陵八城）。寡人耻之，愿一洒此辱，如之何则可？”
看得出来，魏惠王对国家前途很有责任感，可是一筹莫展。
“您啊，”孟子说，“哪怕只剩一百里土地了也可以王天下（可见当时的战国士人确实浮游乱说，难怪商鞅讨厌他们）。您应该听我的主张，施仁政于民，就是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然后让壮年人有闲暇时学习尊重亲爹和大哥，以及忠信的道理，在家知道侍奉老爹和大哥，出来就知道侍奉领导。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挥着梃（木棒子）去挞伐秦、楚的坚甲利兵了。为什么拿木棒子就行呢？因为它们秦、楚总是夺其民时，老百姓没时间耕耨以养活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离子散。他们陷溺自己的百姓，而您相反——照我说的那么做，则您出去攻打他们，即便只有大木棒子，他们也根本抵挡不了。所以说：‘仁者无敌。’您不必怀疑了。”
孟子说的都是些理想的道理，只是“轻刑薄税”，比起法家商鞅那一套，显得苍白。孟子一急，还把“深耕”都给搬出来了。商鞅搞耕战的奖励诸政策，刺激生产，你这里只要求“深耕”，但制度上怎么保证农民愿意深耕呢？
孟子说，秦楚两国总是“夺其民时”，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如果国君动用民力打仗或者修军事项目（比如筑城），就会使农民暂时脱离农业生产。须知，种庄稼也是要讲时候的，冬末的冰一化，十几天之内就必须播下种，否则地面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这时候政府打仗或者修军事项目或者享乐的工程，把民夫调走了，那么就算回来以后再有时间，也干不了什么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古人要求“不夺农时”，孔子就说过：“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又跟齐景公说：“政在节财。”赵盾也劝晋灵公不要厚敛，晋悼公也有“薄赋敛，时用民，欲无犯时”的政令，晏子也没少说轻刑薄税的话。孟子这里也跟着说，可见他的仁政思想的原创性并不强，只是前人思想的重复而已。
孟子认为，你魏国按我说的搞上面这三条仁政，你老百姓就富足，地种得也好。而秦楚两国总是夺其民时，使老百姓不能安心种地（也就不能深耕易耨），导致老百姓父母冻饿、兄弟离散，您则对百姓税敛少，刑罚轻，百姓们爹妈不饿，您于是吊民伐罪，去打秦楚这样的百姓怨恨自己政府的国家，自然哪怕拿着大棒子也能打败他们了（等于说“兵不血刃”）。这样，就是“仁者无敌”了，即搞仁政的国家必王天下。
孟子说的仁政，就是省刑罚，薄税敛，不打仗（不夺民时），从而能深耕易耨。也就这三条，其中内容也挺简单的。
他的“仁政”和孔子的“仁”还不一样，“仁”是不侵犯他人权益，孔子主要强调“仁”，把“仁”作为贵族卿大夫个人价值观操守的基本要求，从而实现贵族及君主间的等级秩序和谐，扭转当时已经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卿大夫专了国君的权的贵族集团秩序混乱乃至要统治崩溃的局面。如今，战国各国君主都抑制了分封，纷纷任用布衣为官，君臣秩序颠倒的局面已经不再了，君主权威也加强了，孔子的“仁”的政治意义，也就似乎不用再多强调了。于是孟子在孔子的“仁”的基础上，推而广之，引发到具体的政治学说，就是政府不要侵犯民时，减少刑罚，少收税，政府执行这种带有“仁”的色彩的政策，就是孟子主张的“仁政”。
“仁政”一词算是孟子的发明，不过概念上是“仁”的狭义化，而且内容上也不是孟子的创新，都是春秋时代人说过的善待民众的几个条目。这基本就是孟子全部政治学说的内容。
孟子把“仁政”的作用拔得很高，认为政府搞这种仁政，老百姓就舒坦富裕，别的“不仁政”的国家的民众则父母冻饿，妻离子散，您去打他们，就可以“王天下”了，并且是“仁者无敌”。
搞仁政确实是对的，总不能厚敛重刑地搞暴*吧。但是，孟子把仁政的功效似乎看得过大。列国这时候都需要防御，即便你不去打别人，别人打你时，你也得征兵、征税地去应战，也会影响民时，增加税敛，似乎不是政府一厢情愿地少税敛、省刑罚、不夺民时（从而叫百姓得以深耕易耨）就能办到的。春秋时代列国的战争还比较有节制，搞仁政的环境也还有，如今要想富强，单靠仁政这种“省着钱过日子”的路子，似乎就行不通了。
还有，你行仁政，百姓乐富了，于是你吊民伐罪去打那些不行仁政（夺民时、多税敛）的国家，但如果这国家还不是坏得烂透，你打它就总得花一段时间，这期间你因为打仗不也夺了自己百姓的“民时”，支持战争费用也需要增加税敛，并且要加重刑罚以保证民众交税和服兵役吗？这不等于又削弱了民众的福利。于是，你的民众也开始流于“父母冻饿、妻离子散”，那么你赶紧停下不打。不打，民富暖饱一点，又赶紧出去再打，一打不行了，再停下来搞仁政。如此循环，何时才能“王天下”啊？
除非对方是真的坏透了，不仁政的很，百姓冻饿得要死，于是你一仗就灭了对方，这倒真是仁者无敌了。但是如今列国争强，并无桀纣那样的昏君恶主，把国家搞得这么差，并没有。周文王、周武王搞仁政从而把不仁政的纣王给灭了，常是孟子推销仁政的大样本，但实际情况周国真是单单如此吗？
法家奖励耕种，对于种地交粮多的，就给予爵位的奖励，对于有战功的，给予物质赏赐，这并不会陷民众于饥寒交迫，反倒使民众好耕乐战。而只用少税敛的办法，民众依旧不会爱种地，因为种地的利润是低于经商和手工业的。法家此外还有抑制商业的做法（但孟子在别处则强调“关市讥而不征”，不抑制商人）。凭借法家的种种措施，秦国并没有因为打仗和夺民时而搞得“民众冻馁饥寒”，弄得自己要亡国。
有趣的是，商鞅的《商君书》里有一篇非商鞅所写但也属于该学派的人的文章，提到了孟子谈论的类似话题。文中说：如果兴兵打仗，国家就会贫穷（即孟子说的老百姓冻馁），但是如果整天歇着务农不打仗，则敌国得到休息，敌国趁机发展强大，就成为我们未来子孙的遗患。所以去打仗还是不去打仗，这是件两难的事情。
我们给出的办法是，招徕赵、魏、韩的农民，谁愿意搬到秦国来，赐给土地和家宅，并且三代不收他们的租税，也不用他们打仗。这样必然大批移民愿意过来。于是，我们就以秦国的原住民去打仗，而使新移民安心种地。这样，虽然军队在外面打一百次仗，我国境内也不失须臾之时（他这里也用到了“不失其时”，意思是有新移民安心种地，不会夺民时），这就是国富兵强的两成之道。所以打仗的时候，计量国家军资粮食能支撑的程度，依此发出相应数量的原秦国住民去打仗，而新移民负责种地和供给军粮。对于我们的敌国，大王您就违背它的农时春天去打他（使他不能春播），夏天去抢他的谷子（使他不能收割），秋天去抢他的小米，冬天去抢他的草料，这样摇动他的国本，又用恩德招徕他的民众，如此不出十年，诸侯之民，就没有人还会和您异心了。
这里说的方法，就是分民为二，一部分奖励耕，一部分奖励战，量耕而战。首先用奖励耕的政策获得更多的农夫（比如三代不收其税），并且不侵其民时（对其也是仁政了）。对于战，则是量耕而进行战，使用原秦民，战则毁坏对方的国家，使对方更多的民众破产从而移民来我们这里，加入我们的耕。不出十年，可得天下。
这样是对专门的耕者行仁政（不夺其民时），对战者则专注于战。兼相解决了仁政的弊端（不打仗，令敌国休息发展）和打仗的弊端（不量耕而战就会伤害农民），把行仁政和国家扩张，综合付诸行动。比起孟子一味强调仁政不打仗，要现实可行。孟子一味笃信不打仗（不夺民时），叫百姓富裕，但这里说了，如此则敌国安然发展，成为子孙后患。（因为敌国的人不至于坏或傻的，在不用防御和打仗的时候还使劲虐待百姓，令其饥寒。）
这篇法家文章提的办法，秦国有没有这么执行，史料没有说，姑且作为一种纸上谈兵，但也比孟子只谈耕而不知道用战来扼制敌国的耕从而促进自己的发展的单一思路，要有可行性。
其实这篇文章的办法，在古书《逸周书》中也提到了（该书是记录商末周初的历史的），也就是说，当年周文王、周武王很可能就是靠着这种办法，取得了对商王朝的作战胜利，而不是孟子说的单给民众行仁政、搞福利什么的。
不过，《商君书》上的这种路子，孟子根本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孟子在别处的发言非常令人震惊，他明确地反对这种为了领土扩张而硬去打仗。孟子指责这种硬去打仗是“争野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是为了土地而吃人。他责骂替君主外出打仗扩大土地的军官是民贼，替君主邀结盟国的说客（比如张仪）也是民贼。
孟子也是希望天下统一的，某国能够王天下，但它不是通过硬去打仗来实现，而是通过纯粹的“行仁政”，即君主不这样硬出去争城打仗，也不使劲享乐，从而民时无侵，税敛因此也就少，于是百姓幸福了，然后再出去，把那些不这么干——因打仗或享乐而导致夺了民时、百姓冻饥的国家，都吊民伐罪地给征服了。并且该征服过程肯定是以仁打不仁，所以兵不血刃，并不残酷。以此王有天下。
这种吊民伐罪地打，他同意，而硬去扩张争城，他不同意。他把周文王的那种路子，也就是他说的仁政从而吊民伐罪、兵不血刃地占有天下，称之为“王天下”，又称之为“王道”，其他的路子则斥为“霸道”。所以，商君书上这种靠智和力的路子，种地和对外硬打仗两不误的路子，孟子根本不会同意。
孟子迷信古道，而实际上《逸周书》记录的古道，就是秦人建议的这种方式，他却不这么干，而杜撰些周人纯行仁政，从而兵不血刃、吊民伐罪灭了商的故事。他其实是假创造了一个古，把自己的学说绝对化，而对其他配套办法，极端排斥和否定，颇有学说专制的意思。他特别喜欢大禹，因为大禹把洪水猛兽都给治理了，他认为别的学说都是洪水猛兽，应该像大禹一样把他们扫灭。孟子说的仁政本身，不为错，是一个为政的要点，但他可恶的是非得单一只允许这一种思路，其他都是邪恶，这一点，最让人受不了。而且在客观实践上（比如后来在齐国），因为思虑国事只按这一条原则办，就做出了对外政策上的巨大失误，考虑不周，导致齐国受了颇大损失。
可谓是教条主义了。
况且，但说行仁政这一条，也未必像听上去那样尽善尽美。后来，西汉东汉王朝是行仁政了，好几代皇帝的税敛水平都很低，只有三十分之一，甚至有时不收税，但是这未必能惠及民众。比如豪强地主，拥有很多土地和依附者，国家按政策向他的田亩收税很低，但是他向自己的佃户（雇农）收税却依旧极高，最后好处既没归国家，也没给小民，都是肥了豪强。豪强越发强大，成了汉朝极大的问题，西汉、东汉之灭亡，三国的分裂动荡，根本原因就是豪强势大，民众受气，而政府却无力管控。征兵制的破坏，也是因为豪强隐蔽了很多依附民，国家没法征兵，于是郡县搞募兵制，郡县长官跟募来的兵有长期的接触，使得后者成为其依附者（征兵就没有这问题，因为都是短期就换人的），最终导致三国的州郡拥兵割据。同时东汉也轻刑罚，导致纲纪松弛，对豪强奸邪无动予衷，于是政教日乱。
总之，行仁政虽然听上去正确，但也只是相对行暴*、横征暴敛、滥用刑法来讲，是正确的，却失之于单一化，对于求治和富强，并不足够。在一个太平时代，行仁政可以缓解上下矛盾，把国祚拖得长些，但最终仁政引发的贫富矛盾和法律松弛，会把社会拉向动荡和分裂，犹如东汉王朝分裂为三国。
行仁政不过是种宽容政策罢了，但不足矣。综合的、积极主动的求强求治的办法才是正确选择。
过了几天，魏惠王又向孟子请教，俩人交谈，魏惠王接着发牢骚：“我治国，也算尽心啦！我河内饥荒（黄河横流部分以南叫河内，即魏国在中原北部的地盘），就把灾民移于河东（l形黄河竖部分以东，山西南部），把小米调配给河内。河东饥荒，我也是如此。我看邻国的政治，还不如我尽心呢。可是邻国的人口也不见减少，我的也不见增加。”意思是，我也有“仁政”啊，但是不管用啊，人口并不增加啊。
孟子又说大话了：“您这就叫作五十步笑百步。你们两国，都不怎么样。”
魏惠王来精神了：“请先生教诲。”
“你应该这么办！不要违农时，老百姓庄稼就吃不了了。不要用细网捕鱼，进山砍树要选时候，这样鱼和木材就多得用不完啦。庄稼、鱼和木材都很多，老百姓活着死了都够用了，这就是王道的始点。然后呢，五亩的宅基地，旁边种上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帛了。鸡豚狗彘这些东西，不要失其时，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一百亩的自耕地，也不要夺其时（还是不夺民时），全家几口就不会挨饿了。然后让大家聚起来，讲孝悌的道理，这样老头就不会扛着东西在马路上走了（意思是有活雷锋帮他扛）。你这么一弄，然而还不王天下，我绝对不信。”
说来说去还是重复省刑罚、少税敛、不夺民时的那一套“仁政”，只是技术上多了个打鱼砍木头、种树和养猪的事。就这还笑话别人“五十步不如百步”呢。这恐怕也没多出几步。他所谓“鸡豚狗彘不失其时”，就是对于鸡豚狗彘这些东西，要注意它们的发情期，在发情期内莫打扰人家，以免影响优生优育。此外，打鱼、砍树也都要选择正确的时候。
而一百亩的自耕地，也不要“夺其时”，还是前面“秦楚夺其民时”那意思。
以这样的大才，做个村长还可以。难道社会上和国际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矛盾需要解决吗？而且，不要细网打鱼，不要非时砍树，这个不是政府说句“不要”就能不要的。中国人对于公用的东西，比如池塘、山林，向来是毫不知惜留的。如果某一家去塘里打小鱼，别家就会效仿，争先恐后，很快就会弄干。这虽然是个小事，但这问题，即便到今天的社会，都不知如何解决。孟子也并没有说怎么做到这一点，只是提要求罢了。其实列国，准不是希望这样要求。要想做到这一点，也许法家的刑罚办法，倒更有效。
汉代博士叔孙通一语道破：“法家长于治国，儒家长于守成。”在治国和发展国家方面，战国的儒者孟子，给不出除了传统的“节用爱民，不夺民时”这种春秋早就有了的政治观念之外的东西，并且可恶的是一味强调这样做就无敌天下，不这么做，用别的办法的人都是“民贼”。而实际上，战国争强，政治、军事、官场、农业的改革和创新，需要提出更加成系统的综合措施，这都超出了孟子的能力和兴趣。
孟子后来在滕国时又提出了恢复井田制的开历史倒车的号召。第一，把耕地划为井字形的方块，中间的百亩为“公田”，周围的八百亩分给八家农户作为私用。第二，八家农户共同耕作公田，在完成公田的耕作任务后，才能干自己私田上的农活（落后的力役地租制，你想，谁会好好给公田干活啊？）第三，各农户永不离开家乡，乡田同井，互相友爱，互相帮助，一有盗贼，共同防御；一有疾病，互相照顾，形成一个亲爱的小农经济社区（只是这样的小区，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政府不易控制其中的人民）。
其实，井田制，各国在春秋中期就开始废除了，乃至孟子这时候也都拿不准到底怎么搞了。首先是，公田劳作，必然出工不出力，国家得不到多少粮食，人们都先顾自己那八百亩私田。而这所谓私田上，是大宗族集体劳动，难以发展出新的科学耕种技术，而会沉在靠人数密集而运作的低水平循环上。废除井田，以家庭小的单位进行生产，使得人们必须强调对技术的发展作为人手欠缺的补充。比如在大井田上，人们就两两耦耕，但是家庭分了田私有耕种时，不易找到那么多配对耦耕的人，必须发展牛耕。家庭要扩大其小块田地，必须开荒，也要牛耕。而大井田上，人有的是，牛总也不需要来帮忙。并且大宗族集体，也使得国家没法把民众组织起来，用于对外征战和内部建设。对于小家庭，国家就好控制和组织得多了。
孟子主张的这些东西，没什么创意，都是几百年前春秋时代既有的，拾人牙慧的东西。他还拿来教别人呢，并且说非此不可，其他皆妄。他一点儿推动历史的创新都想不出吗？
这还要归功于他妈妈对他的“优秀”的童年教育，塑造了他循规蹈矩的本能。
孟子小时候有着“优秀”的童年教育。孟子的妈妈深深体会到“胎教”的重要性，她说：“我怀着孟子这孩子的时候哇，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孟子生下来，可以满地跑的时候，有一天邻居磨刀霍霍，准备杀一只小猪。孟子非常好奇：“妈妈，隔壁干什么呢？…‘在杀猪。”“杀猪干什么？”孟妈妈笑了：“给你吃啊。”说完就后悔了，这不撒谎吗？于是，孟妈妈真的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
孟妈妈家住的本是一个小村，旁边都是坟地，村中野孩子追逐嬉戏，孟子也拿个小火铲东挖西挖，模拟表演筑墓埋棺，很有才艺，天性可爱。他妈妈不高兴了，带着这个活泼好动的孩子，搬到农贸市场围墙外边，租房子住。
于是孟子学习商人的样，讨价还价。孟母怕孩子染上钻营计较的市侩习性，赶紧搬家，到政府公立学校旁边去住。
这儿天天有一帮傻乎乎的人学习揖让进退，摆弄俎豆祭器。孟妈妈忐忑不安的心总算踏实下来了。儿子终于可以浸染高雅的气质格调和循规蹈矩的本领了。
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不过，父母太以自己的意愿为中心，就剥夺了孩子的创新和发明天赋。孟妈妈教育出来的儿子难免缺乏反抗精神和阳刚之气。这位恪守本分、端庄温静的孩子长大以后，总也跳不出常规的生活思想模式，并且也要求未来的人也像他这样绵羊得如绵羊。
当然，孟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一度反抗过，但被妈妈镇压了。孟子逃学，孟妈妈气坏了，乱摔乱砸，把“缝纫机”都打坏了，吓得孟子缩脖抱颈。孟妈妈斥责了他半天，也不知道孟子听明白了没有。孟子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地答应了，从此再无主见，终于成为优秀的两脚书橱。
等孟子到了二十出头，翅膀硬了，跑到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门下念了几年书，学问道德，突飞猛进，终于有了用场：有一次，孟子进卧室，突然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妻子想试穿一件袒胸露背的蝉翼纱，上身裸着，正在对镜描容。孟子媳妇的思想比较新潮，以为穿上短、透、露的时装，定能平添几分美丽，博得丈夫的赞美。哪知孟子无比陈旧、保守。他说：“我以儒家门徒的名誉起誓，绝不能容忍女人半裸着上身。”说完，愤然调头离去，到户外吸他的“浩然之气”去了。
他的妻子着急了，要打离婚，说：“今天我在家里没事儿，穿了一件休闲装在房里，想不到丈夫见了很不高兴，今后可怎么相处呀！我还是回娘家去吧！”
孟母也觉得孟子走火入魔了，骂孟子说：“按礼的规定，快进门的时候，问一问谁在里面，以提醒别人；推开内室门的时候，眼要往下看，以免侵犯别人的隐私权。这你都不懂，还赖别人？”
孟子哼哼着，假装认了错。
孟妈妈一定很后悔，孩子怎么被教育成了脑子僵化、六亲不认的书呆子，而且性意识全部丧失！！（其实是她自己种下的苦果。）
也有一种说法，是孟子一进屋，看见老婆因为累了，在休息，直伸着腿坐在地上——而不是按照礼法要求，跪坐着。孟子于是气急了，出屋就闹哄着要休妻。当圣人老婆，真是动辄得咎啊。我们中国人，后来就是被这样的圣人教育着的。其实圣人真不应该有老婆。
由于孟子很有本事，年轻时就找不到事做。到了如今五十来岁，还没有一官半职，于是跑到魏国，在魏惠王这里大谈了几次，但是最终，魏惠王觉得他说的都不可用，“迂远而阔于事情”，魏惠王就觉得没有必要聘请孟子当官。孟子讨不到好处，气得没法。又混了几个月，到了年底，魏惠王就死了。新的魏襄王跟孟子见面聊了一次，也没有用他的意思。孟子出来，对着自己的徒弟们，把魏襄王骂了一顿：“这家伙远看就不像个人君！”然后，孟子这才踏踏实实地离开了魏国。
孟子比起孔子，倒是有一个长处，就是善辩，当时人也这么说他，但是过分地辩，恰恰说明人们不服他的观念，有只有靠着辩才能勉强周全的嫌疑。在这种乱辩的时候，孟子没少扭曲古史，特别是商汤、周文王那段，来给自己的学说作例子，于是弄得古史也搞不清事实了。当然，乱说古史的做法，不光孟子，战国诸子多如此，来回搬弄古史，为自己的政治学说观点服务。比如，孟子把《诗经》中的“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说成是有攸国的君子把玄黄（丝帛）装在筐里来迎接前来“吊民伐罪”的周人中的君子，该国的小人则箪食壶浆迎接周国的小人，是救民于水火之中，所以大家来迎。（君子小人是地位高低的概念。）
这是用于说明他那仁政无敌的理论。你是行仁政之国，不用打，对方都箪食壶浆来迎（并且他还发明了他这“箪食壶浆”的著名成语）。
但实际上这句诗恰恰相反，是周人灭了有攸国（因为它不肯臣服），然后把该国的士女都给抓了，把玄黄的宝贝装筐里，周军押着这些战利品，回去高高兴兴要献给周王，路上快活高兴的样子。您细看一下这诗句就知道。真是无语了！
仁者无敌，竟然是这样歪读古书，而弄出来的所谓“先王之道”。其实，战国人愿意谈王道、霸道可以，干吗非得从古史中找例子。这大约就是理论不行，所以全靠举八百年前谁也没见过的例子。法家则从不举古例子，就用自己的做法，有效于国，傻子都能看出来，不需要去辩。法家举的例子，都是春秋战国君臣成败的教训，直接借鉴。
法家人对于儒家，退了一步，即承认他举的古例是成功过的，但说这是“守株待兔”，八百年前成功过，现在还想用这办法以求成功，就是守株待兔。法家更是基于现实，想新的办法，新的路子。而实际上，那八百年前，也不曾这样成功过。兔子在树上兀自撞死的成功得兔之事，第一次时本就没有。如今还等着这样，可笑至极了。这就是魏惠王不肯用孟子的原因。（孟子说，哪怕只有一百里土地也能王天下，暗含着就是说周文王只有百里之地，但是行仁政，却王有了天下。其实，客观地讲，周文王的土地根本不止百里。）
最后再说一下，孟子主要政治学说是民本和行仁政，此外就要心中的勇和气等道德原则，其思想和汉朝儒家最主要的君臣大义，并不怎么重叠，汉朝儒家倒可以勉强和孔子学说挂上些钩。换句话说，孟子思想对孔子继承的并不多，倒是荀子继承孔子更全面（当然也有发展）。所以孟子一直并没有被汉唐人重视，汉朝人基本没提到过他。是很晚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发现了孟子，才把他突然提拔，尊为了孔子之后的老二。这大约是因为理学家的学说，跟孟子讲心，讲诚，讲养昼夜之气，是受其启发，所以理学家讲求“心法”“元气”“正心诚意”什么的，并且在捍卫理的教条性上，跟孟子的倔脾气相投，转而相引，孟子也突然火了起来。孟子说：“小猪丢了，都知道找回来，我的心丢了，却不知道找回来。”大约把理学家们兴奋得够呛，遂引为知己。
这是孟子在其政治学说（仁政）之外谈自己的修身、道德、心和气的这一大部分（主要就是这两部分），被后代牵扯发展出了一大堆东西。但基本上是人看不懂、摸不着的东西，儒家更由此走向了不务实际的象牙塔。专心琢磨自己的心，而对实务基本五谷不分，中国近代之衰落，跟儒者的这个样子有关。
七
合纵英雄公孙衍，在公元前319年，秦魏韩联合远征东方齐国失败后，就撵跑了张仪，自己挂上了魏国大印，然后，他又赶紧把另一位合纵派人物，被驱逐的前相国惠施同志（正忙着跟人辩论风雨雷电）从宋国接回来帮忙。
可是，到了年底，老魏惠王同志，却告别了他那风雪飘摇的祖国和五十年的国君生涯，寿终正寝了。
这位见证了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中国的时代老人，死神收留了矛盾焦虑的他，酣睡降落在他的睫毛之上，他永远沉于地下（比齐威王晚一年）。
魏惠王是个仁慈的领导，曾有一个卖卦的人给他算卦，说他“慈惠”，魏惠王大喜，说：“那我将来功业能有多大？”
“功业吗，只能亡国。”
魏惠王大惊，问：“为什么？”
“人一旦慈，就不忍诛杀，饶恕那些有过错的人。而慷慨大方，又导致您赏赐那些没有功劳的人。所以，能不亡吗？”
魏惠王可以容忍卖卦的这么咒他，更看出了他的仁厚，以及身为贵族的涵养。
魏惠王的失败，在于他即位第九年时迁都到大梁。这里地处四战之地，容易遭到各方邻居的殴打，而魏惠王又自负首强，南辕北辙，邯郸之难与北方赵国打，在马陵之战与东边齐国打，又跟南边西边也没少打，最终打得没力气了。这就像“二战”时的德国，虽然在战争初期占尽上风，但地处欧洲中部，终于在东边的苏联和西边的英美联合夹击下，完蛋了。
如果当时不急于迁都中原，而是继续定都安西安邑，执行从前吴起的思路，趁着当时秦国尚未改革，借助西河为前进基地，伐秦取得陕西关中之地，以此“四塞之地”为根据地，再东进中原，进可攻，退易守，形势就有利得多了。后来西汉刘邦的成功模式就是这样。可惜，自从吴起下岗后，这个计划就在吴起的泪眼中随风而逝了。
魏惠王待在中原，一年比一年烦，总挣扎着在内线打个没完，终于是五十战而二十败，把国家领导得节节日下。这位曾经观看庖丁解牛，北拔邯郸，东却田齐，西威秦孝公，一时天下莫强焉，无可争议地成为战国首位称王者的魏惠王，战国第五大鳄鱼，在辉煌的巅峰，竟先被田忌、孙膑搞得桂陵、马陵丧师二十万，又西丧河西于秦。最后一筹莫展，只好借助外交，不管西边的人找他连横也好，南北的人找他合纵也好，他都沦为了附属性的配角。
安葬的日期快到了，大梁却下起经世罕见的大雪，深得埋到了牛的眼睛（一米多深啊）。
继任的太子魏襄王是个愣头青，还特矫情，用孟子（对着徒弟们）骂他的话描述是：“望之不似人君，不见有所畏焉。”君主应该通情达理，雅致悠缓，这位新爷却好像土豹子（孟子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敢骂国君，这也是战国士人势力大的写照，当时是士人的黄金时期。国君为了争霸也只好听由他们，忍辱负重）。
这魏襄王一个劲儿地闹混说：“我要给我爹送葬，我要给我爹送葬，谁也别拦着我！”
谁劝都不给面子，不听。
“雪下得这样大还要去送葬，只能在路上修栈道，民众必然累得要命，官家的费用也怕不够，不如缓些日子雪化了再出葬吧。”（其实不用孟子劝，魏臣也知道节省民力的仁政，可是魏国为什么还败北呢？）
“不行不行不行，作为儿子，因为怕百姓累着和公费不足，就不按时举办先王的葬礼，这是不义的。不义的！”
国君撒酒疯，臣子们面面相觑，不敢再劝了。公孙衍也不敢说话，就请惠施出马。惠施“小逻辑”厉害啊。
惠施说：“从前周君季历被葬在涡山脚下，山的渗水把他的坟浸坍了一块，连棺材的前堵头都露出来了。季历的儿子周文王就说：‘我爹一定是想再看一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使山水把他的棺材都给弄露出来了。’于是把棺材挖出来，把爹又搬出来，上罩帷幕，让百姓都来瞻仰遗容，三天后才另择个地方葬了下去。这是文王的义呀！现在葬期定下来了，大雪却下得几乎到了牛眼睛那么高，难以出行，一定是先王想稍稍再停一下，而抚一下社稷，安一下百姓，所以才使让雪下得这么厉害啊。难道您不想学习文王，推迟安葬吗？”
魏襄王说：“您说得太好了！我敬请缓个日子，再去出丧安葬。”
惠施真是能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死到半路的人又拖回来。
当我们人约黄昏，约在历史的黄昏里，不被历史看穿。站在黄昏掀起的风里，一遍一遍把那些哀而不伤的故事看来看去，我们会知道，魏惠王死去的下一年，魏襄王元年，公元前318年，公孙衍这个一贯的合纵派，又获得了列国支持，作为新的相国，当即组织了战国时代第一次“五国伐秦之战”。
魏、赵、韩、燕、楚五国兵马，声势显赫，威震群雄，合纵攻秦，在中原集结。谁来当联军领袖呢？魏襄王刚即位，赵武灵王岁数也小，刚结婚，娶了中原韩国的妞，唯独楚怀王已经执政十一年了，干练稳达，公举楚怀王为联合军的“纵约长”。
楚带着魏、赵、韩、燕，好像一枚火箭捆绑着四枚助推火箭，冒着烈火，就向秦国发射过去了，直冲到秦国的东方要塞函谷关（黄河大拐弯外）。秦军凭借关城地利，据关力战。联军军锋受挫，一枚枚火箭，撞在城墙上，自我爆炸。联军不能胜秦。
魏军冲在最前面，首当秦人兵锋，变成炮灰扑在战场上，兵力损失一半，魏襄王受不了了，派惠施到楚国去，找“纵约长”楚怀王，说不能胜秦，不如宣布战役结束，赶快罢战。
楚国原上柱国、现任令尹昭阳批准请和，叫人直接送惠施去秦国讲和。
昭阳下面的门客杜赫赶紧劝阻：“这次伐秦是我们楚国当的纵约长，惠施来到咱这儿，然后您送他入秦讲和，秦国人就会明白，是楚国挑头伐秦，而魏国想讲和。这不就招致了秦国人对我们的憎恨了吗？”
“那怎么办？”
“叫惠施回去，您自己派人去秦国请和啊！”
可恶的、可耻的、昏聩的昭阳先生于是对惠施说：“伐秦，是为了你们魏国，你跟我去秦国请和，就叫我国得了好处，而你们魏国被秦埋怨。不如你先回去，我派人到你那儿，跟着你们魏国去找秦人讲和，这样秦国人感谢你们。”
惠施心想，我带着你们的人去请和，不等于明示挑头打秦国的是我们魏国了吗？但是没办法，惠施只好撅着嘴，憋了一肚子气跑了七百里路又回到大梁，向魏襄王报告：“报告，楚国说可以讲和，但让咱们带头去，他们派人跟着。等于我们是领头攻秦，跟秦过不去的！”
魏襄王很不高兴，心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干脆独自去投奔秦国或者齐国去算啦。
这边杜赫又对令尹昭阳说：“魏国人替咱们打头阵，折兵一半，找咱去请和，咱又没答应。如果魏王气坏了，投奔秦国或者齐国去，我们就失去魏国这个盟友，跟齐、秦又对立，我们就孤立了，不如赶紧请和。”
于是昭阳派人去魏国，跟着魏国人，一起跑去秦国请和。杜赫虽然脑子弯弯绕多，想让楚国独自去请和，但是架不住魏襄王是个愣头青，只好妥协，变成跟着魏国人去请和，这样虽然显得魏国是这次攻秦的挑头者，但也是率先要请和者，对魏国来讲还算不错，比起楚国单独抢先请和强。不管怎么样，一场五国攻秦的高尚运动，变成了研究怎么投降才好的可耻比赛。
王宫里的领袖们这么一闹，战场上的五国联军没人管了，纷纷退兵，相邀东退，顺着黄河南岸，退到成皋固守，就是后代的虎牢关、汜水关一带，在河南省中部郑州、洛阳之间，适合防御。
这里是韩国境内，马蹄子芯上，在洛阳东北部，豫西走廊的东口（该走廊向西即到秦国函谷关，成皋城是走廊东口，南依嵩山，北临黄河，可谓中原门户），五国残兵败将退守于此，背靠南边嵩山山地，面对北面黄河荒滩，无饭可吃。军汉们眼睛发蓝——不打仗的话，一个人一天也要消耗几百万焦耳的热量，何况打仗期间，成皋本城的粮很快就没了，军人们嚷嚷着要到西边洛阳旁的市丘邑打劫，抢粮食去。
市丘县长赶紧去找“纵约长”楚怀王告状。但是明告又怕无效，就对楚怀王说：“大王，此次五国攻秦，不能伤秦，疲敝而退，您威风扫地，五国是否还服气您，就打个问号了！”
“寡人应该如何？”
“您可以做个小测试。禁止联军去市丘抢粮，五国如果听从，说明您威风依旧，否则，您就得早做准备了。”
楚怀王因此从郢都发出命令，不许五国骚扰市丘。还好，大家还真听，于是市丘人躲过一劫。
随即，因为跟秦国讲和了，楚、燕两国也就撤离成皋，各自回国，而三晋士兵（赵魏韩）则无路可退，因为他们老家就在这儿，一退，秦人就追进来了。
随即到了次年初，成皋的三晋联军正在神不守舍，忽然来报，秦国庶长樗里疾，引军出函谷关，向东疾行五百多里，掠过成皋，屯兵在成皋东北的修鱼（今河南原阳），该处南下可直接袭击一百公里处的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向东南不到五十公里，则袭击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
成皋要塞，被甩到了西南边，虽险而无用。三晋之兵为了保卫国都，被迫从成皋出动，北渡黄河，前往北岸偏东的修鱼，与樗里疾会战，被杀了个惨败，两名韩将被俘，赵韩公子逃窜，三晋士兵被斩首合计八万两千人（这是自战国以来，秦人第_二次对三晋实施超过五万人的歼灭战），诸侯闻之，无不震恐，亡魄丧胆，谈虎色变！五国攻秦之役，以大败而告终。
（斩首八万两千是什么概念？如果此会战是在一天内完成的，那么平均每一分钟杀一百七十人，相当于有一架半737飞机的载客量。每一分钟撞地报销一架这样的飞机及其乘客，连续报销七百架，就是了！——八万两千人。）
魏国兵力折损极大。魏襄王忍不住抱怨公孙衍：“你这家伙是怎么策划的？”公孙衍遂被罢免相国，起末不到三年时间。唉！想想看，比较一下，还是张仪在魏国连横的那三年好，毕竟得到三年和平。
魏国“愣头青”魏襄王，刚刚在屠杀中，看到了秦国的颜色，几年后，被迫在张仪的拉拢下，又转而连横于秦国，这是后话不说。
公孙衍下岗，因为韩国人经常请他剪彩什么的，跟韩国关系不错，于是又去韩国做了相国，照旧力主以韩抗秦。
不管怎么样，“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是当时媒体对他们的赞叹，俩人一纵一横，要想一折腾，全天下都跟着受罪遭殃，父子离散，家园废焚；俩人要想踏实过日子，地球就免于爆炸，天下人跟着沾光。伟哉，一介布衣而运动王侯到这个地步。这话被记录在《孟子》一书中。
公孙衍在这次“五国伐秦”的正面战场鏖战中，没有出色表现，但他却策划了秦国后院的一把火。
秦国以西，都是西戎游牧部落，其中义渠国最强大，在陕、甘、宁一带，逐步定居下来，筑有几十个城邑。
公孙衍曾经在会见“义渠君”的时候说：“咱们两国关山相隔，路途遥远，今后恐怕很难有再见的机会，我想给你提供一点意见，作为参考。”
义渠君说：“好，我愿意恭听。”
“如果东方诸国和秦国和睦相处，秦国必定对贵国烧杀抢劫；一旦东方各国和秦国交战，秦国就会准备重礼讨好贵国。这时候，您趁机从西边攻劫秦国，必有大获。”
果然，五国合纵攻秦的时候，秦惠文王给义渠君送去了锦缎千匹，美女百人。义渠君开会研究，说：“这不正是前些日子公孙衍所说的那回事吗？”于是起兵从西边偷袭秦国，大败秦军，对秦军追压五国后撤至成皋的军兵，有一定的牵制作用。
至此，楚国为纵长的五国合纵攻秦，丧师而返，而前两年的秦国假道韩魏伐齐，也大败而归。山东诸侯中的大国齐或者楚，与关中秦国，至此基本力量持平，互相都不足以侵吞对方，即便各自裹挟了魏、韩做助手，也未能压败对方。
齐、秦、楚三极的对峙格局，于是也趋于形成。三晋夹在三极中间，不论合纵还是连横，都苦恼而无所适从。
[注释1]埃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天平了。不过，天平比杆秤落后，杆秤的一个秤砣替代了很多砝码。
[注释2]当时结婚北方坐车，南方坐船，都不坐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