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上海京剧团演出不久，香港票界朋友宴请京剧团，我也被朋友邀去了。除去在这里见到香港票界几位著名的热心京剧艺术、并颇有成就的大家金如新、包幼蝶、李和声、陈廷骅诸先生外，还见到了巴黎票界的朋友。我发现票友先生们，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原有个印象，以为海外票界以天津人为主，如今不得不承认，我们天津人（我出生在天津），看戏的多唱戏的少。我在北角看戏那天，听到剧场大厅里有几个角落传来我熟悉而亲切的天津话时，我激动不已，装作看海报站在近处偷听了好久。谈话的内容，无关紧要，只是那乡音，口气，神情，以至穿装使我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童年，我太太问我：“你呆呆的看什么？”我说我对这话音，场景那么熟悉。尽管我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位，可我马上可以猜出或编出他们的经历故事来，因为他们那么像我的舅舅、邻居、亲戚，和父辈的朋友们。假如我要写小说，选这些人作模特有把握的多。而对地道香港人，即便认识了一段时间，也很难把握住他的心理，性格特征，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常说写小说要“熟悉生活”，就是指这种“熟悉”，我的童年是在天津的英法租界度过的，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生的天津人，则不知租界为何物，他们如果在香港听到那几位同乡谈天，就未必产生我那样的亲切联想。就像我和现在天津人相处并不引起我对童年的回忆一样。

我对海外票界天津人占很大比重的错觉，是赵伯溪先生引起的。

伯溪先生在旧金山经营商业，很有成就。太太是位程派票友。伯溪先生夫妇都成了旧金山票界的重要人物。他所收藏的京剧录相、录音，不是最完全的，也是极丰富的。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大概不亚于他的经济上的成就。赵先生之到美国定居，也和京戏有点关系。三十年代末期，他还上学，就成了戏迷。这年夏天他从学校夹着书包出来，溜到“中国大戏院”去听戏。当晚是马连良唱《群英会》，那是马连良的“扶风社”全盛时期，小生叶盛兰、小花脸富禄，花脸则是袁世海。马先生讲究四框严谨，不仅行头、旗包、守旧、桌围处讲究，连龙套、武行也一律要求头剃的光亮，大领洁白，可这天有点异样，台上四个龙套唱着唱着剩下两个了。马先生在台上也有点神色慌张。再看前台，少观众在抽烟。伯溪先生奇怪。拉进茶房来问：“伙计，怎么啦，怎么马连良的龙套越唱越少啦？”茶房说：“少爷，出门看看去吧，外边发大水了！”伯溪先生想去看看，却又舍不得扔下马连良的借风不听。等诸葛亮的风借到，戏院外的水也没了半个洋车轱辘。英租界地势低，水更大，伯溪先生回不去家了，便沿着马路去到火车站，买了张票登上火车。从此一别天津五十年，在美国落了户。我在旧金山见到他时，已经是位功成业就的美国实业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