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青春期的我哥刁北,日日埋头闲滥杂书,夜夜笔记纷纭思绪,唯一的消遣是下街边象棋,而无暇——主要是没那意识,像其他男同学那样,与女同学眉来眼去。他身体还是一潭死水。恰在这时,在明星电影院门前,他注意到了那个矮胖的毫无姿色可言的女红卫兵,并在她介绍“清平乐”体罚手段时,于大庭广众之下,昂然勃起了青涩的阴茎。“……明白了吧?那些地富反坏右的老妖婆们,奶子越大的,越是我们红色政权的敌人,是***的敌人,对她们的大奶子,我们要用钢板和铁丝……”我哥刁北听得毛骨悚然,看得心惊肉跳,他庆幸他裤子肥大上衣襟长。是这之后,他追随着遇罗克去王府井的。
这一阵子,看书之余,我哥刁北也像高年级学生和大人那样,热衷于到处看大字报。他看大字报没有动机,没有目的,与龟缩家中读《蒙田随笔》,读《鲁迅杂文》,读《托尔斯泰日记》没有区别。文字本身就能给他快乐。他不愿意拉帮结伙,也没人找他入宗入派——他已小学毕业,还未去初中报到,中学停课闹革命呢。形单影只,独羊孤雁,对别人来说,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都不是滋味,可我哥刁北却很坦然,很少产生失落之感。他一生如此。这一生里,间或地,他也会对某人发生兴趣,但那兴趣,主要是他单方面的事情,与兴趣对象仿佛无关。兴趣对象是面镜子,他反复打量,看的是自己。比如,这时的我哥刁北,对遇罗克已经有好感了,换个人,大概会上前表达出来——遇罗克若不理睬,只当他是可笑的孩子,那是另一回事。可我哥刁北不去表达。与遇罗克身边跟个女学生有点关系,但关系不大。语言怎能说得清感觉呢?他只默默尾随,跟着遇罗克,以及遇罗克身边的女学生,来到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简单地扫一眼他们贴出去的大字报,然后就冷静地、专注地、审慎地、赏析般地,看遇罗克这个人。
工艺美术服务部毗邻东长安街,是王府井这个繁华之地繁华的开端,每天有成千上万北京人和外地人穿梭在这里。这段时间,外地红卫兵正蝗虫般地扑向北京,把北京看成一片茂盛的庄稼。此前,***已六登天安门,一边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一边利用新闻报道,整合他身边那些陪同接见者的排名顺序。***的名字已跃居三甲,***的名字则连连后移。多数红卫兵不是政客,不关注排名顺序,只关注***周而复始的挥手致意。几十年后,有个笑话,多少能说明当时的气氛。一个农民目睹了接见场景,回去对村里人说,城里人呀,也不咋的了,见啥买啥,连顶帽子都要抢购。***在天安门城楼上举着帽子问:谁买帽子?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想要:我——买——我——买——我——买——好多人有帽子戴了还要买,结果把自己头上戴的帽子都挤丢了……其实丢的不光是帽子。每次接见完,清洁工打扫天安门广场时,收罗到的鞋、袜子、衣服、皮带、书包、书、水壶、眼镜、馒头、面包、药瓶药盒、比较小巧便于藏匿的管制刀具,等等吧,都能装满几辆货车。眼下,马上要进行第七次接见了,王府井多热闹可想而知。这时的遇罗克和女伙伴往墙上刷大字报,等于在王府井热闹的大潮中又添朵浪花。
大字报的标题是《出身论》,文后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对这样的题目和署名,十三岁的我哥刁北兴趣不大。他乐于看的,是那种有点历史史实的东西:彭**为何要对***之子毛岸英的死负责,王光美陪***出国访问时佩戴项链说明了什么,都有哪些证据能证明朱德是军阀贺龙是土匪而陈毅一打仗就开小差……两个月后,《出身论》被印到一张自办小报上,那报纸立刻成了流行读物,到处有人高价买它。我哥刁北忽略了贴在墙上的《出身论》与印在报上的《出身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三年半后,在工人体育场,听着政府对遇罗克的公审,我哥刁北才恍然大悟。他开始找它,却遍觅不得。好多年后,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那本书中,他首次看到《出身论》全文。但看到了,却心静如水,感觉麻木,觉得它与他当初在大字报上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遇罗克贴完大字报,退开几步,打量那面墙。这时,他一定也看到了我哥刁北。我哥刁北已开始浏览大字报了,还下意识地,凑过去,把一张大字报没粘牢的一角往墙上拍拍。从遇罗克的眼神中,我哥刁北知道,遇罗克看他不是因为认出了他。他略感失望。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挤开遇罗克,也挤开了我哥刁北。我哥刁北没坚守阵地,他在人堆外沿瞄着遇罗克移动脚步,直到看着他早有准备地站到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的台阶上,他才也在原地站稳。我哥刁北站在台阶下,与遇罗克的距离远了一些。在“赏析”遇罗克的过程中,我哥刁北注意到,他与一个多月前不一样了,可不一样在哪,又说不好。他还是那么瘦削、微黑、精干、戴着眼镜、微驼着背、支棱着一对特别显眼的煽风耳朵。可能是,穿的衣服不一样吧?我哥刁北这样对自己解释。一个多月前,他穿的是件半袖汗衫,而此时,他敞怀穿件蓝色工装。他两条胳膊上的袖子绾得不一边高。
“谁和我辩论?”忽然,遇罗克开口了。他左手叉腰,右手扶了扶白眼镜框,有点傲慢地环顾左右,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我哥刁北热血沸腾。哈,这煽风耳朵,不光贴大字报,还要与人辩论!我哥刁北游走京城,对辩论的阵势见识多了,但单枪匹马设擂叫板的,还第一次遇到。陪同遇罗克的女学生没走上台阶,她拿出笔和本,好像要记录过一会的舌战。我哥刁北耳听遇罗克说话,眼扫周围,看有没有人前来应战。
“你想辩论什么?”有人跃跃欲试。
“就是这《出身论》呀。第一问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还是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
“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还用辩?”
“这副从封建社会山大王窦尔墩那借了半句话的对联,的确不值一辩!我想说的是,我为什么认为它是错误的,是反动的。***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我哥刁北听得津津有味看得津津有味。遇罗克的手势有点夸张,但充分,有力,气度不凡,他那双滑稽的煽风耳朵本来只随脑袋摇晃,但此时,好像也配合他的手势。我哥刁北有点溜号,他在心里设计着,一会遇罗克结束辩论,他该怎样上前表达敬意,甚至互通姓名。可就在这时,他觉得他那并不煽风的耳朵被人揪住了,顺着那股揪他的力量,他斜着身子退出了人圈。是倪可强。
“操,你丫在这呀?你丫在这正好。替我把可心带家去。”
“干吗你可强!我这有事儿呢!”
“你妈逼你有啥事,他们辩论你不听能死呀!没看我哥们找我来了。”
“你们不两辆车嘛,一辆驮你一辆驮可心呗。”
“你妈逼你傻呀?有人欺负我姐,我打架去,我带可心打架去呀?”
“可我这——”
“刁北我可给了你那么多书,你丫这操性把书还我!”
我哥刁北不吱声了,乖乖把倪可心揽进怀里。
前些天,倪可强领几个小哥们钻朝阳区一所学校的仓库。他们打算偷彩旗,打算回来装扮明星胡同。仓库里没彩旗,只有许多书堆成小山。有个小哥们说,这些封资修书里,准有黄的。倪可强说,那就带点回去。带回家后,近百本书里,没挑出一本黄书,这让他们感到扫兴,他们就把书堆院子里,想点火烧了。正好我哥刁北从倪家住的二十一号院门口走,就凑上去,翻那些书。“别烧可强!给我吧可强!”虽然是同学,又是邻居,平常俩人没什么来往,可这时,我哥刁北有点低三下四。倪可强推开我哥刁北,他想过一回革命的烈火在他手下熊熊燃烧的瘾。赶巧的是,恰好刚刚下班的他妈走进院子,包没放下就开口骂他:“小鳖犊子,我看你敢把院里弄得冒烟咕咚!”他只好借坡下驴。“对了我忘了你丫爱看书。”倪可强不理他妈,对我哥刁北说,“我给你书,你给老子什么回报?”我哥刁北连说谢谢,问倪可强要什么回报。“给哥几个弄盒烟吧。”倪可强小声说,然后大声说,“你丫要够意思,以后我划拉着书都给你。”后来,他还真又给过我哥刁北好几回书,其中有不少都被我哥刁北视为至宝,多少年里借人都不肯。
这会,见倪可强一行扬长而去了,我哥刁北想拉倪可心再挤回人堆。倪可心没兴趣听大人辩论,她咧开小嘴,现出哭相。我哥刁北很是为难。情急之中,他一挪倪可心,让她正面朝向自己,然后,他先一手叉腰,一手扶扶耳边并不存在的眼镜腿,停片刻,再把扶眼镜腿那只手很有风度地往外一挥,往下一劈,以一个典型的遇罗克式造型,哄住了脚下这个未上小学的七岁女孩。
未上小学的七岁女孩倪可心羸弱瘦小,可十多年后,摇身一变,成了个玲珑婀娜的妩媚姑娘,还和她妈一样,勤快麻利会做家务,又和我姥一样,心灵手巧擅长刺绣。二十一岁这年,她嫁给了我哥刁北。
当时,已是沈阳人的我哥刁北,留恋北京排斥沈阳;可倪可心这个北京人,好像嫁丈夫是为嫁出北京,蜜月没度完,就急三火四地去了沈阳,且只身一人。没多久,她又厌倦了沈阳,带着八个月的身孕回到北京。再过不久,我姥死了。我姥的死解脱了我哥刁北。为份工作,他离京赴沈,可作为妻子的倪可心,却从此不在沈阳露面。这对夫妻,好像在北京沈阳间轮流换防。结婚二十多年里,他们至今拴在一条绳上,可在一顶屋檐下生活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足两年,性生活的次数都未必过百。但促成他们婚事的倪家父母与我姥没管这些,他们也没能力预见这些,他们把两个年轻人绑到一起时,都觉得他俩天造地设——大体天造地设吧。在我哥刁北那里,他的婚姻大事不必考虑爸妈意见。他对倪可心说,“我的意见都不重要,我姥愿意就行。”不知倪可心对这话有没有意见。倪可心是个寡言的人,对什么都不发表意见。后来,我哥刁北意识到,他的话,其实也是倪可心要说的话:我的意见都不重要,我爸我妈愿意就行——如果倪可心开口,肯定会这么表态。意识到这点,我哥刁北又不无失落。最初,我哥刁北不想找爸妈参加婚礼,是我姥和倪家父母做过工作,他才发邀请。婚礼很草率,我爸我妈仓促赴京,好像只为吃顿便饭。我妹刁星在北京读书,有机会用那顿便饭填个半饱。我在沈阳不方便请假,连块喜糖都没吃到。我爸我妈回沈阳时,唉声叹气,绝口不提北京之行,我就没敢问,我哥刁北都没想着给我捎盒喜烟?我首次见到嫂子倪可心,是他们婚礼结束的两周半后。
一见倪可心,我就觉得她和我哥刁北不天造地设。我不指外表,也不比学问,我的意思是,他们并非同一类人。从倪可心的角度说,我哥刁北有二进宫的历史,没北京户口不说,还与大学断了缘分,又长她六岁。年龄这东西,显现在不同年龄段的效果大不一样。把四十一岁和四十七岁放一起比较,差距就像只有六天;可让二十一岁面对二十七岁,却有着孩子与成人的差距。从我哥刁北的角度说呢,依我看,倪可心外表的无可挑剔只是小优点,勤劳能干善于持家也只是中优点,我哥刁北心目中的大优点,应该是思想世界广阔,精神生活丰富。倪可心缺少的恰恰是这个。她是标准的小市民,对知识性学习没半点热情,一摸书本脑袋就痛,一张嘴全是柴米油盐。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没工作。
“可心在北京不没工作吗,怎么总不过来?”
“哦,也有,她给外贸干计件刺绣的活。”
我哥刁北来沈阳后,总有人这么问他,他也总这么回答,倪可心去日本后,他也这么回答。问他的是沈阳人,不会去北京搞倪可心外调。在沈阳,与我哥刁北交往稍多的人,渐渐发现他有不少优点,稳重、和气、正派、聪明、爱学习。那时这些品质还算优点。发现了他优点的人的询问有种种动机,他们想知道,他那个并没正式工作的妻子,为什么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来沈阳生活。他们隐隐希望我哥刁北的夫妻关系能出现问题。这些人里,除了一些未婚的姑娘及她们父母,连胡晓娜,都为她已婚的女儿佳佳关注我哥刁北的婚姻生活。佳佳丈夫是齿轮厂车工,有暴力倾向。所幸的是,那车工陪伴车床的时间远远多于陪伴佳佳。车工是市级劳模,一九八二年,已经车一九九七年的齿轮了。
倪可心不随我哥刁北来沈阳,不光外人不理解,我爸我妈也有意见。但从我哥刁北那,他们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答案只能想象答案,他们想象的结果是,当初我妈纵容了倪可心的离沈返京,才使得她选择了眼下这种生活方式。对此我妈深感自责,我爸则有点幸灾乐祸。有一点点吧,他认为这是我哥刁北草率结婚的报应。
倪可心蜜月未完即来沈阳时,与我爸我妈同处不出三天,他们就开始喜欢她了。当时我家的情况,和一年后我哥刁北来沈阳时情况一样,我和我妹刁星都不在家,能让倪可心住得宽绰。而倪可心在沈阳生活的那六七个月,是我爸我妈近三十年的婚姻生活里,最有家庭味的一段时间。倪可心有孕在身,却一点不娇惯自己,还基本没什么孕期反应。她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可毫不影响她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整理内务,最主要的是,她干活时无声无息,有条不紊,全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但质量又有绝对保证,好像这个把什么事都做得十分到位的人,是个并不存在的隐身幽灵。我妈一辈子都不大会做家务。
但没过多久,她后悔了,后悔离开北京来沈阳生活。不是因为我爸我妈对她不好,也不是因为想我哥刁北或者爸妈,更不是因为沈阳与北京的生活质量有多大差距。她没理由。一定要找理由,只能是故土与他乡京城与外省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含糊理由。倪可心倒没说什么,但我爸我妈看得出来,尤其我妈,儿媳妇与她经历大体相近,她理解她。我妈更理解的是,她后悔了还可以埋怨我爸,可儿媳妇后悔,却说不出口。我哥刁北都不愿意来沈阳她却愿意,脚上泡是自己走的。这对婆媳,在一起常说的话题是北京,是王府井,是明星胡同。他们用北京话谈论北京、王府井、明星胡同。
倪可心说:“妈呀,我觉得咱俩挺像的,咱都是北京女人,可一嫁给老刁家男人,就都成东北人了。”
我妈说:“你比我强,你户口还在北京呢,你还是北京人。”
倪可心摸不准我妈什么意思,就说:“我倒也想把户口迁来,姥姥不让。”大概就在她们婆媳这么对话时,倪可心的户口正离开明星胡同二十一号院她自己家,往明星胡同四十三号院我姥家的户口本上进行迁移。这可能是户籍史上距离最近的迁移之一。
我妈说:“你姥不让迁对,这对孩子的未来有好处。”这么说时,她挺眼馋地瞟着倪可心的肚子。“大人在哪都无所谓,可孩子,有可能的话,得尽量属于一个好点的地方。你像前两年吃肉,在沈阳,每人每月发半斤票,可在北京,排一回队就能买半斤。现在吃肉倒不限制了,可谁能保证以后总不限制?还有北京的电影院戏园子,商店学校名胜古迹,玩的地方学习的地方,多多呀,也都比沈阳好。刁星上大学后,写回来的第一封信就发了个感慨:北京人仗着是北京人,占大便宜了。她班上的三十多个同学里,外地的一般一个省一两个,可北京的,八九个,分数还普遍比外省的低。”
我妈这么一说,倪可心就觉得她们婆媳像姐妹了。“那,妈呀,那当初您怎么离开我姥来沈阳了呢?嘻,不放心我爸一个人在这边呀?”
我妈没介意儿媳的玩笑,仍严肃着表情。“我和你爸五三年结婚,五七年才过来,不得已呀。我不来,他们就要打我右派——其实,宁可当右派也不该来,右派也是北京人呀。后来我就接受教训了,后来下乡那会儿,他们让我跟你爸去西丰,我挨多少批都死活没去,保住了刁斗刁星的沈阳人资格,没让他们耽误学习。”我妈最后总结道,“我的三个孩子,都没受过下乡的罪。”可话一出口,她又有点不大自然。她那三个没受过下乡罪的孩子里,有一个却受过劳动教养和监狱服刑的罪。“唉,就是刁北命不好,没一直在我身边生活,摊上了……”说到这,她又说不下去了,难道我姥没带好我哥刁北,才让他摊上了牢狱之灾?我妈没这个意思。她不知怎么表达好了。她求援似地看倪可心。这婆媳俩,都没能力解释别人的命运,连自己的命运都解释不好。
倪可心说:“您后悔当初来沈阳时没带刁北?”
我妈说:“嗯……可能更后悔的是,我自己没留在刁北身边。”
这回轮到倪可心不知说什么好了,她飞速地在花绷子上绣香山红叶。
我妈是受胡风牵连来沈阳的。准确地说,是我妈来沈阳的决定,与胡风事件有关。
年轻时的我妈,不是文艺青年,中老年后更不是了。她这辈子,读过的小说不超过二十本,读过的诗不超过五十首,好多还是被动读的。她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为完成团支部写读后感的任务;她读《水浒》,是为参与批宋江反投降的政治运动。她读过的诗,基本是古体诗,李白杜甫白居易。不是出于喜欢。除了学语文的少年时代不得不读,再后来,就是陪小时候的我和我妹刁星以及再下一辈的阿斗小璐玩时,“工作”需要了。她能为一首诗给胡风写信,匪夷所思,倒很像几十年后,一个歌星与“饭厮”的对话:
“你能说说为什么喜欢我吗?比如我的声音,有什么特点?”
“我喜欢你是因为你太让我着迷了啦,你演唱吧,好吸引我哦,好打动我哦……”
“能具体点吗?”
“具体的——说台上风格好吗?”
“好的好的,你说吧。”
“你演唱时吧,那么一跑一跳,胸前这对假乳特自然特真实哦,半隐半现,波波颤动,好诱惑好性感好酷的啦……”
世间任何大的事变,与化学药物都有同等功效,如改朝换代。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操着湖南口音的***,以他拖长的声音在天安门城楼向世人通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是注入二十世纪绝大部分中国人静脉里的强效兴奋剂。对这针兴奋剂,每个具体的人反应不同,但共性的东西,也是有的,高估自己与行事冲动,可说是两项最突出的特点。比如,胡风这个文艺批评高手,竟摆弄起了政治抒情诗这样一种陌生的文体,把洋洋洒洒的《时间开始了》发表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上;而我妈作为一个乳臭未干的中学女生,还未把诗中生字念对读准呢,就提笔给大作家写信,写完还真扔进了明星电影院南侧的绿铁皮邮筒里。
海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他右手握紧着拳头
放在前面
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
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
读完《时间开始了》,我妈的热血也开始沸腾,比对我爸有了好感,但没受到强奸时沸腾得还厉害。她彻夜不眠,给胡风写信,以班门弄斧式与井底之蛙式的荒唐表达心情。荒唐这东西也能传染。我妈的荒唐,传染了胡风。不是说他给我妈这个毛孩子回信荒唐。那是礼貌,不是荒唐。他的荒唐在于,针对我妈的满纸天真话,他耐心的回复更为天真:他给我妈讲***何以英明伟大正确,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人民怎样当家做主,文艺如何启人心智……那之后,我妈继续荒唐,其荒唐,就比胡风过分多了——于此可见,小人物与大人物确有差距。我妈不光当即复信胡风,对他的复信表示感谢,还把胡风“很愿意经常看到你的来信”的客套话当真,此后又两度给胡风写信。参加工作后,她说她正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并略带歉意地汇报说,她已结婚——她没好意思说孩子都生了;后来她从新闻中知道,她眼中的大人物胡风,像她这个他脚下的小人物给他写信一样,作为一个更大人物脚下的小人物,也给***写了封信,还长得吓人,***是真正的大人物,没像他对我妈那样当孩子哄,而是翻脸批评了他,我妈就又给胡风写信,劝他不要萎靡,鼓励他听从***的批评教导,努力改造世界观。后来我爸常说我妈是政治白痴,看不出眼色;我妈则反击我爸同样白痴,说他受我妈给胡风写信启发,还想上书中央,建议把***生日设为中国的感恩节呢。我妈说,那信寄出去,保不准也会惹出灾祸。我妈这样一说,我爸就没话了。我妈以为我爸理屈,为终于在有一个问题上能说上句洋洋得意。其实,我爸这擅辩之人不再吭声,是怕再说下去,引出他强奸我妈那个话头。严格说,我妈不算特别白痴,她给胡风写最后那封信时,报纸上只说胡风文艺观点有错,是人民内部矛盾。等后来,曾发表过《时间开始了》的《人民日报》把***那个著名的编者按一发出来,“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被定性,我妈就站稳立场,不理胡风这个“大朋友”了。她转而热衷于用刚学会的“波浪针”给我爸织毛衣。
一天值夜班,我妈正向另一个护士传授我姥教她的“波浪针”的细部技法,本已回家休息的医院院长和党委书记,一同出现了,他们亲自叫上她,把她带到以前她从未进过的医院保卫部。保卫部办公室里,会见她的两个陌生人横眉立目,他们让她交代与胡风的关系。此后,在那间办公室,她又反复地、多角度多侧面地、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向另两个或再另两个陌生人交代问题。很快她就知道了,那些陌生人,是胡风专案组的办案人员,抄胡风家时,他们看到了我妈的信。我妈的信里,没反动言论,但他们怀疑我妈使用了密码,比如:表面上说“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实际意思是“光复大陆,分裂中国”。后来我妈没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没入监坐牢,只是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成员,留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这样的结局,得感谢中央一个大领导的讲话。有一次,大领导针对一个给胡风写过多封信的人说:他给胡风的信都超过五封了,能不是反革命集团成员吗?“五封信”就成了杠杠。我妈写过四封信,在杠杠以下。多年以后,我妈又知道,她人在北京,占大便宜了,就像遇罗克因人在北京,能受到文明镇压一样。北京执法者的政策水平就是高于外地同行。在外地,比如在她后来生活的辽宁,有个鞍山的青年工人,只给胡风写过一封信,就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投进了监狱。
胡风对我妈的牵连没到此为止。如果止了,我妈也不会丢掉北京户口当沈阳市民。两年后,我妈所在医院抓右派,抓完许多专家权威,还不够数,为使胜利成果更为丰富,想再抓几个普通医护人员。我妈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成员的身份被重新提及。我妈倒没觉得当右派是多大的事。她这个已有两年资历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成员,除了不再作为党外积极分子受到重视,别的并无太大影响。是我爸敏感,他特意来北京对我妈分析,虽然眼下对右派还算客气,只触及灵魂没伤及皮肉,但下一步,很有可能会收监一批,流放一批,枪毙一批。我妈在我爸的恫吓下,又在我爸的具体操作下,稀里糊涂地离开北京,来了沈阳。倒还当护士。可以前的她据守京城中心,是东城中心医院的高贵公主,后来的她,则只能出入外省郊区,成了三六二兵工厂医院的落魄村姑。有天晚上,睡觉之前,为点芝麻绿豆大的事,我爸一个劲指责我妈。以前他当教师爷时,我妈只以沉默抗议,可这回,她忽然借题发挥,在我爸面前,首次以耍赖撒泼的方式骂起街来:
“你这人,太阴险毒辣诡计多端了你!你利用给中央上书强奸我身体,又利用反右斗争强奸我户籍。你,你才是真正的大右派呢……”
后来的事实,打了我爸一记耳光。大部分右派都没入狱,更没挨杀,送往工厂农村劳动改造的算是流放,也没想象的那么恐怖。恐怖的西伯利亚属于修正主义苏联,不属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工厂农村。“嘿嘿,我是故意把形势估计严酷的。”为开脱自己,后来的我爸常这么说。他意思是,他不做出过头判断,我妈就不能调沈阳来,我妈不来沈阳,两地生活就是架在文火上的一口大锅,能再度煎熬出他强奸的邪念。他敢想不敢干。七十岁时,他每月的性生活为两至三次。
“他的解释你们信吗?”我哥刁北与我和我妹刁星议论这事时,有些刻薄。“我不信,他是给自己找台阶呢。他一贯过分估计形势。”我哥刁北客观地分析说,“他心中有种恶的东西,总唯恐天下不乱。”
也许我哥刁北的分析没错,我爸性格里,的确有种恶的东西——至少可以称作异化的东西。比如他对反右形势预测失当后,不是从体制特点或决策者身上查找原因,而是将一肚子怨气撒向右派。“***太软弱了,”几年以后,他那股劲还没过去,与人议论摘帽右派时,居然连***都敢埋怨,“对这帮坏蛋,不杀就够便宜了,怎么能摘帽!”而再过几年,他那股劲仍梗在喉中,见右派与地富反坏列在一起成“黑五类”了,其中有人上吊跳楼抹脖子了,比刚当右派时境遇更糟,他那个高兴呀:“看看看看,我怎么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待又过些年,健忘的人早就“向前看”了,可他不,某些事情从外部一刺激,他当年那股劲还会被再度激活。“虽然曾经的右派***可以当总理了,但中央并没从根儿上否定反右。”他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解说,好像负有某种义务。“反右只是扩大化了,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人,像抱怨中国是‘***’的储安平那样的人,永远都是历史耻辱柱上的跳梁小丑!”
我爸一直对右派不依不饶,就像我妈一直不依不饶国民党。我爸不认识多少右派,也不特殊仇恨哪个右派,更没因反右斗争还不够惨烈而降职丢官吃什么亏。
在有些问题上,他一根筋,现在把那种固执的心念称作“情结”。
好多年里,他盼望战争,与台湾摩擦时,与印度摩擦时,与苏联摩擦时,与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摩擦时,他都主张用枪杆子说话。他的理由是,和平让人柔软、懒散、离心离德、私欲膨胀,战争能使人强硬、纯洁、富有活力、万众一心。可惜中国总不打仗,偶一为之的局部战事,像老夫老妻间的抚摸一样不疼不痒。他退而求其次地盼望政治运动。“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是战场嘛。”近些年,政治运动少了,有的话,也不像以前那么激烈,那么诡谲,那么翻云覆雨变化莫测,这让我爸无精打采,如同演员没有舞台,或也有舞台,但找不到配戏对手,找不到观众,找不到伴奏的报幕的化妆置景打灯光的。我爸憎恨这个时代的平庸。任何与政治无关的事物,他都视为平庸。有句名言从国外传来: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我爸听过但不以为然。这种话,是持续软化政治这根血管的阿司匹林。所幸的是,他最有活力的生命时光,赶上了一场场既触及皮肉又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没有什么能软化他,他坚韧的血管里,源源流淌的全是由国营血库高质量供给的骄傲与光荣。他有回忆滋养晚年生活。还不仅仅是回忆。他能骑着“向后看”这匹回忆的骏马,驶向“向前看”的未知世界。离休后,与那些颐养天年的同龄人们,他玩不到一块,平均每天,在翻书看报跑图书馆之余,他伏案写作不少于三个小时。他重新梳理中共党史,他具体的研究内容,是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他也知道,“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早废弃了,但他认为,党内从来都有路线斗争,不能因为过去的提法不科学,有漏洞,就泼洗澡水也倒掉孩子。我爸希望在有生之年,在过去那个不科学有漏洞的“十次路线斗争”的基础上,经过对大量最新资料的研究整理,为未来,撰写一部全新的党内路线斗争史:也许十次,也许十四次,也许以陈**、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隆、王明、张国涛、高岗饶漱石、彭**、刘少奇、***这些人为主角,也许主角不再是他们。但不管怎样,我爸坚信,一个社会,一个政党,暂时放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许可以,但长此下去,就会像人久处暗室,缺钙必然导致骨质疏松,而骨质疏松,必然导致粉碎直至湮灭。我爸认为,要保持社会和政党的活力,唯有让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如火如荼。近些年,吃喝嫖赌甚嚣尘上,贪污腐败蔚成风气,这强烈激发了他将“十次路线斗争”扩展为“十四次路线斗争”的热情。他多次打算上书中央痛陈心曲:如果大搞阶级斗争,哪里还有吃喝嫖赌!如果大搞路线斗争,哪个还敢贪污腐败!他敢想不敢干,始终没给中央写信,就像与我妈两地生活那会,他只能一任强奸的邪念煎熬着他。
我爸对他研究内容的形象比喻是,中共党史是一根竹子,十或十四次路线斗争是一个个竹节,他的工作,是通过那些竹节把握整根竹子,以使整根竹子永远茁壮。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预见到,他不可能打理好他的竹子了,在心里,他不免常常念叨我哥刁北,希望他帮他完成使命。这是我感觉到的。他的嘴像成年的竹子那么顽硬,心口不一已是长在他身上的一块骨头或一片皮肉。他很清楚,三儿女中,唯有我哥刁北具备成为他衣钵传人的素质与能力。
“你们俩呀,太不像我。”他这么说我和我妹刁星时,是变相肯定我哥刁北。“你们思想上不开展,政治上太麻木,缺少忧国忧民之心,没有改天换地之志,只满足于动物性的衣食温饱,找不到精神性的目标方向……”
我和我妹刁星悄悄问过我哥刁北,是否有意把我爸的接力棒攥到手里。他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作为一家之言,立此存照,与公与私,也算个交待。我们说我们同情我爸的未竞事业。“他弄那玩艺,跟别的老头玩麻将打门球一样,是个由头,一个他自以为高雅高尚又有高度的由头,但毫无价值。他那么个思想干瘪的小官僚,精神荒芜的小市民,根本没资格研究一个政治团体的复杂历史。”我哥刁北对我爸毫不客气。我们看得出,他对他的评价不是怨毒,只是单纯的判断。但再单纯,他这意思我们也不能转述给我爸。
我爸慨叹完对我和我妹刁星的失望,又会把话往回找找,不让我们感到,我们对他那么好,他心里却没有我们,我哥刁北看不起他,他却对他青眼有加。“不过呀,也有一点你们像我。我这当老子的,一生对党问心无愧,不贪不占身直影正。你们俩呢,在如今这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也干净清白,对我也算是个安慰……”
但我爸这样发感慨时,我听出的却是悲凉,至少是酸涩。他的两个孩子——姑且不算我哥刁北——不光不呆不傻,还都鬼精鬼灵,在如今这社会上也算有头有脸。可混世多年,也老油条了,却没一个有资格吃喝嫖赌贪污腐败——我妹刁星偶尔接受采访对象的红包礼品,不仅难算受贿,倒迹近乞讨。我爸是真心憎恨吃喝嫖赌和贪污腐败,他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吃喝嫖赌和贪污腐败所象征的权力。他希望的,是我们既有扎根在吃喝嫖赌和贪污腐败肥沃土壤里的种种权力,又能清廉正直,洁身自好。他也知道那不可能。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腐败分子如雨后春笋般钻出地表——据说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争相接受上级领导的正义审判。但以前,不知根本没腐败分子,还是腐败分子都如过冬的蚂蚁,在泥土下洞穴中藏匿起来,反正在上级领导的审判面前,小打小闹的角色居多,基本找不着巨鲸大鳄。腐败分子的说法不无暧昧,有中国特色。同样,中国特色这一说法,也暧昧得如同遮面的琵琶。比如,腐败之事人人可为,数学家,推销员,工人农民,军人警察,都可以贪污受赌,或性生活糜烂;但“腐败”一加上“分子”的后缀,一般人就没了染指资格,它成了身份与身价的象征标志。像我妹刁星,也有腐败行为,除了经常接受红包馈赠,还在李宇之外,有过两个情人;但说到底,她只是普通记者,业务干部,即使她也是共产党员,部门领导,她的腐败也够不上分子。够分子的,得掌握实权。二十世纪不是这样。二十世纪不养我妹刁星这种幼鱼小虾,即使巨鲸大鳄,也往往不是实权掌握者本人,而是他们的妻妾子女。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散发传单批评国家领导人腐败,历数赵**罪状时,连他打高尔夫球浪费国家钱财都赫然算数。那时腐败程度过于低级。那年头,外国人的腐败也都低级:美国总统***让非妻子的女人口交就算腐败,而英国更惨,首相布莱尔的妻子因有孕在身行动麻烦,挤地铁时没买车票,虽然说了上车再补,可仍被媒体指斥为腐败。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可能陈**腐败案影响最大,可过后想想,他也只比我妹刁星那种档次的幼鱼小虾腐败些而已。陈**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书记,三年多时间里,在对外交往中,把接受的一些贵重礼物据为己有,包括八件金银制品,六只贵重手表,四只名贵水笔,三架照相机,一台摄像机,总价值折合人民币五十五万余元。为这么点在二十一世纪完全属于蝇头小利的东西,他就被判刑十三年,加上四年的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执行了十六年的有期徒刑。
当然了,二十世纪,也有许多官员本人即是巨鲸大鳄,但他们运气比陈**好,获取的不论小利大利,都没摆在办公桌上,而藏在了家中的夹壁墙里。不搞文革了,没人敢抄领导的家。据周铁燕说,她家三次装修新房,每次完工前,许明都会赶走工人亲自上阵,在仓库间或保姆间,自己砌夹壁墙,将他的会议笔记往来通信秘密文书以及金银手饰和钱,工资之外的钱,密封其中。许明自幼心灵手巧,周铁燕说,刚结婚时布置新房,那张小舞台一样结实而又美观的床,就是许明自己打的。
有一天,在我哥刁北那张吱嘎乱响的陈年破床上,周铁燕忽然坐起来,给仰躺着的我哥刁北讲关于陈**的小道消息。她目光惊恐,语速极快,像个给同伴讲鬼故事的孩子,又害怕说又忍不住说。这种时候她笑不出来。她的小道消息是,上边大领导刚刚决定,欲将陈**以腐败论处,拟让他获罪十五年左右。陈**一九三〇年生人,十五年后八十出头。
“刁北,我太害怕了,我有个秘密没法对人说又想对人说,可说的话我只能对你说,不说我就会憋死吓死,可说了,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呀!”
“怎么了铁燕儿?不管啥事儿,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我都理解,也都会保密。关键是你别这样,你这脸色,难看得跟鬼似的——我喜欢你笑。”
“陈**,陈**……”
“陈**那么骄横傲慢,是找死。怎么了?你家许明和他有牵连?”
“那倒不是。陈**那些事儿,就算腐败,就那么严重,我跟你说吧刁北,许明比陈**腐败。我怕他出了事儿,还不得判二十五年呀……”
潘秋菊扔给我哥刁北的书封面血红。“你看看不?黎鹏程刚出的,”她的语气,是故意的漫不经心,“你说他能吹不,他说这书的草稿是他服刑期间写脑子里的。”
那书不薄,我哥刁北往脸前一戳,像被“黎鹏程”这个作者署名烫了一下。他忙转身,只让潘秋菊看他脊梁。《政治谋杀》,书名的四个黑体大字伸胳膊蹬腿,像个活人刚被肢解。我哥刁北心跳加快,摩挲着它,像偶遇一件让他触景生情的陈年信物。它是新书,版权页标明,它出版于两个月前。我哥刁北翻过血红的封面,看屝页,看“送秋瑾式之巾帼女丈夫秋菊”那串钢笔字,再翻过扉页,看目录页,沿着后边缀有页码数字的那些题目,看一个个名字。那些当年黎鹏程多次对他叨念过的名字,此时仿佛还滴着血:庞培、恺撒、卡里古拉、亚伯拉罕·林肯、弗兰茨·费迪南德、列昂·托洛茨基、吴庭艳、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还有些名字,黎鹏程没叨念过,当初他与我哥刁北交往时,那些人的血,还在血管中正常流淌。是后来,他们的血才冲破血管,四溅开来,染红了政敌的双手,也染红了自己的声誉,还染红了黎鹏程这本书里的目录题目以及内文的若干页码:朴正熙、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依扎克·拉宾……
我哥刁北转回身,脸色已经平静下来。“他没吹牛,这的确是他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结晶的心血,他有韧劲。”
“哦。”从我哥刁北脸上,潘秋菊看不出他是赞赏还是讽刺。她不知该怎么接茬。“对这种事儿,他可,太有兴趣了。”潘秋菊尽量不做判断。
“其实他更看重的,可能是他也写完了的另一部书。”
“可他说,这是他出的第一本书——唯一一本。”
“那本书写得再好,恐怕也出不了——至少在大陆没人会出,那本书叫,《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
“噢——哎刁北,你知道吗?当初他进去,是成立了什么反革命组织?”
“他自己说他成立反革命组织了?那年头,有不少松散的青年组织,可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反革命的——倒一个个的比着革命。现在大家都说当年太左了吧,可那会,有许多黎鹏程这样的人,都认为中共太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步子迈得太慢。他们恨不得把革命当成空气和粮食,怎么能反呢。顶多是在革命的方式方法上有点分歧。就像现在,人人想的都是攥钱,只不过有的认为应该办工厂,有的认为应该开酒店。黎鹏程惹麻烦,是因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格瓦拉红色支那纵队’。这个组织,倒有点特殊,它纲领完备,计划严密,目标明确,但也还是纸上的东西,落实在实际里,则是人员不整,没有武器,光用嘴巴建功立业。按他的打算,是先筹款,再买枪,再训练,再去国外,先去东南亚吧,暗杀政府高官,支持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然后按照中国模式建立共产党政权。他被抓的罪名是,借援助第三世界伙伴之名,行训练地下武装图谋政变之实。”
“他真异想天开!这年头,他一个陈胜吴广级别的人……”
“他是个怪物。他从小就有暴虐倾向,嗜血嗜杀,没赶上战争年代是他最大的遗憾。如果不受身体限制,他肯定早当间谍杀手了——他不会当流氓。他喜欢黑社会那一套,但不会真混黑社会,他的暴虐必须与政治有关。他是政治狂热主义黑社会。”
“政治狂热主义黑社会?哈,这定义好。那——刁北,我知道你和他不一样。可你们,你当年的‘乱翻书’读书小组,也都热血青年胸怀天下呀,就光想用理论完善制度,没想过用恐怖和暴力手段创造制度?”对于往事,我哥刁北很少提及。此时我哥刁北难得话多,潘秋菊不愿错过这个了解我哥刁北过去的机会。
“跟组织游击队比,闭门读书有什么说的。这个黎鹏程,他比我强。杀几个资产阶级政府高官的理想没实现,著书立说传播思想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他关注的问题有长远价值。即使另一本,红卫兵那本,我相信他肯定也写出来了,没人出,那不怪他,那是这世界没有眼光。红卫兵问题,关系的不是文革一个特殊历史时段的问题,那是永远存在的青年与社会的问题,是青年与时代使命,与政治理想的问题。我惰性大,没出息,我那本书,即使也写出来,也有人出,也没啥意思了。我没远见,抓不住社会中的根本性东西,在当时,我思考的问题滞后一百多年……”
我哥刁北没正面回答潘秋菊的问题,还把话绕糊涂了。潘秋菊没再追问,没试图明白。她知道我哥刁北一绕圈子,就是改变谈话路径的意思。她觉得够了。她感谢手头这本《政治谋杀》。她没问我哥刁北曾打算写什么书,也没为我哥刁北曾有过写书的打算感到惊讶。我哥刁北这样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想过写本自己的书,才让人惊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