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青春期的我哥刁北，日日埋头闲滥杂书，夜夜笔记纷纭思绪，唯一的消遣是下街边象棋，而无暇——主要是没那意识，像其他男同学那样，与女同学眉来眼去。他身体还是一潭死水。恰在这时，在明星电影院门前，他注意到了那个矮胖的毫无姿色可言的女红卫兵，并在她介绍“清平乐”体罚手段时，于大庭广众之下，昂然勃起了青涩的阴茎。“……明白了吧？那些地富反坏右的老妖婆们，奶子越大的，越是我们红色政权的敌人，是***的敌人，对她们的大奶子，我们要用钢板和铁丝……”我哥刁北听得毛骨悚然，看得心惊肉跳，他庆幸他裤子肥大上衣襟长。是这之后，他追随着遇罗克去王府井的。
这一阵子，看书之余，我哥刁北也像高年级学生和大人那样，热衷于到处看大字报。他看大字报没有动机，没有目的，与龟缩家中读《蒙田随笔》，读《鲁迅杂文》，读《托尔斯泰日记》没有区别。文字本身就能给他快乐。他不愿意拉帮结伙，也没人找他入宗入派——他已小学毕业，还未去初中报到，中学停课闹革命呢。形单影只，独羊孤雁，对别人来说，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都不是滋味，可我哥刁北却很坦然，很少产生失落之感。他一生如此。这一生里，间或地，他也会对某人发生兴趣，但那兴趣，主要是他单方面的事情，与兴趣对象仿佛无关。兴趣对象是面镜子，他反复打量，看的是自己。比如，这时的我哥刁北，对遇罗克已经有好感了，换个人，大概会上前表达出来——遇罗克若不理睬，只当他是可笑的孩子，那是另一回事。可我哥刁北不去表达。与遇罗克身边跟个女学生有点关系，但关系不大。语言怎能说得清感觉呢？他只默默尾随，跟着遇罗克，以及遇罗克身边的女学生，来到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简单地扫一眼他们贴出去的大字报，然后就冷静地、专注地、审慎地、赏析般地，看遇罗克这个人。
工艺美术服务部毗邻东长安街，是王府井这个繁华之地繁华的开端，每天有成千上万北京人和外地人穿梭在这里。这段时间，外地红卫兵正蝗虫般地扑向北京，把北京看成一片茂盛的庄稼。此前，***已六登天安门，一边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一边利用新闻报道，整合他身边那些陪同接见者的排名顺序。***的名字已跃居三甲，***的名字则连连后移。多数红卫兵不是政客，不关注排名顺序，只关注***周而复始的挥手致意。几十年后，有个笑话，多少能说明当时的气氛。一个农民目睹了接见场景，回去对村里人说，城里人呀，也不咋的了，见啥买啥，连顶帽子都要抢购。***在天安门城楼上举着帽子问：谁买帽子？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想要：我——买——我——买——我——买——好多人有帽子戴了还要买，结果把自己头上戴的帽子都挤丢了……其实丢的不光是帽子。每次接见完，清洁工打扫天安门广场时，收罗到的鞋、袜子、衣服、皮带、书包、书、水壶、眼镜、馒头、面包、药瓶药盒、比较小巧便于藏匿的管制刀具，等等吧，都能装满几辆货车。眼下，马上要进行第七次接见了，王府井多热闹可想而知。这时的遇罗克和女伙伴往墙上刷大字报，等于在王府井热闹的大潮中又添朵浪花。
大字报的标题是《出身论》，文后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对这样的题目和署名，十三岁的我哥刁北兴趣不大。他乐于看的，是那种有点历史史实的东西：彭**为何要对***之子毛岸英的死负责，王光美陪***出国访问时佩戴项链说明了什么，都有哪些证据能证明朱德是军阀贺龙是土匪而陈毅一打仗就开小差……两个月后，《出身论》被印到一张自办小报上，那报纸立刻成了流行读物，到处有人高价买它。我哥刁北忽略了贴在墙上的《出身论》与印在报上的《出身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三年半后，在工人体育场，听着政府对遇罗克的公审，我哥刁北才恍然大悟。他开始找它，却遍觅不得。好多年后，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那本书中，他首次看到《出身论》全文。但看到了，却心静如水，感觉麻木，觉得它与他当初在大字报上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遇罗克贴完大字报，退开几步，打量那面墙。这时，他一定也看到了我哥刁北。我哥刁北已开始浏览大字报了，还下意识地，凑过去，把一张大字报没粘牢的一角往墙上拍拍。从遇罗克的眼神中，我哥刁北知道，遇罗克看他不是因为认出了他。他略感失望。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挤开遇罗克，也挤开了我哥刁北。我哥刁北没坚守阵地，他在人堆外沿瞄着遇罗克移动脚步，直到看着他早有准备地站到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的台阶上，他才也在原地站稳。我哥刁北站在台阶下，与遇罗克的距离远了一些。在“赏析”遇罗克的过程中，我哥刁北注意到，他与一个多月前不一样了，可不一样在哪，又说不好。他还是那么瘦削、微黑、精干、戴着眼镜、微驼着背、支棱着一对特别显眼的煽风耳朵。可能是，穿的衣服不一样吧？我哥刁北这样对自己解释。一个多月前，他穿的是件半袖汗衫，而此时，他敞怀穿件蓝色工装。他两条胳膊上的袖子绾得不一边高。
“谁和我辩论？”忽然，遇罗克开口了。他左手叉腰，右手扶了扶白眼镜框，有点傲慢地环顾左右，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我哥刁北热血沸腾。哈，这煽风耳朵，不光贴大字报，还要与人辩论！我哥刁北游走京城，对辩论的阵势见识多了，但单枪匹马设擂叫板的，还第一次遇到。陪同遇罗克的女学生没走上台阶，她拿出笔和本，好像要记录过一会的舌战。我哥刁北耳听遇罗克说话，眼扫周围，看有没有人前来应战。
“你想辩论什么？”有人跃跃欲试。
“就是这《出身论》呀。第一问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还是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
“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还用辩？”
“这副从封建社会山大王窦尔墩那借了半句话的对联，的确不值一辩！我想说的是，我为什么认为它是错误的，是反动的。***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我哥刁北听得津津有味看得津津有味。遇罗克的手势有点夸张，但充分，有力，气度不凡，他那双滑稽的煽风耳朵本来只随脑袋摇晃，但此时，好像也配合他的手势。我哥刁北有点溜号，他在心里设计着，一会遇罗克结束辩论，他该怎样上前表达敬意，甚至互通姓名。可就在这时，他觉得他那并不煽风的耳朵被人揪住了，顺着那股揪他的力量，他斜着身子退出了人圈。是倪可强。
“操，你丫在这呀？你丫在这正好。替我把可心带家去。”
“干吗你可强！我这有事儿呢！”
“你妈逼你有啥事，他们辩论你不听能死呀！没看我哥们找我来了。”
“你们不两辆车嘛，一辆驮你一辆驮可心呗。”
“你妈逼你傻呀？有人欺负我姐，我打架去，我带可心打架去呀？”
“可我这——”
“刁北我可给了你那么多书，你丫这操性把书还我！”
我哥刁北不吱声了，乖乖把倪可心揽进怀里。
前些天，倪可强领几个小哥们钻朝阳区一所学校的仓库。他们打算偷彩旗，打算回来装扮明星胡同。仓库里没彩旗，只有许多书堆成小山。有个小哥们说，这些封资修书里，准有黄的。倪可强说，那就带点回去。带回家后，近百本书里，没挑出一本黄书，这让他们感到扫兴，他们就把书堆院子里，想点火烧了。正好我哥刁北从倪家住的二十一号院门口走，就凑上去，翻那些书。“别烧可强！给我吧可强！”虽然是同学，又是邻居，平常俩人没什么来往，可这时，我哥刁北有点低三下四。倪可强推开我哥刁北，他想过一回革命的烈火在他手下熊熊燃烧的瘾。赶巧的是，恰好刚刚下班的他妈走进院子，包没放下就开口骂他：“小鳖犊子，我看你敢把院里弄得冒烟咕咚！”他只好借坡下驴。“对了我忘了你丫爱看书。”倪可强不理他妈，对我哥刁北说，“我给你书，你给老子什么回报？”我哥刁北连说谢谢，问倪可强要什么回报。“给哥几个弄盒烟吧。”倪可强小声说，然后大声说，“你丫要够意思，以后我划拉着书都给你。”后来，他还真又给过我哥刁北好几回书，其中有不少都被我哥刁北视为至宝，多少年里借人都不肯。
这会，见倪可强一行扬长而去了，我哥刁北想拉倪可心再挤回人堆。倪可心没兴趣听大人辩论，她咧开小嘴，现出哭相。我哥刁北很是为难。情急之中，他一挪倪可心，让她正面朝向自己，然后，他先一手叉腰，一手扶扶耳边并不存在的眼镜腿，停片刻，再把扶眼镜腿那只手很有风度地往外一挥，往下一劈，以一个典型的遇罗克式造型，哄住了脚下这个未上小学的七岁女孩。
未上小学的七岁女孩倪可心羸弱瘦小，可十多年后，摇身一变，成了个玲珑婀娜的妩媚姑娘，还和她妈一样，勤快麻利会做家务，又和我姥一样，心灵手巧擅长刺绣。二十一岁这年，她嫁给了我哥刁北。
当时，已是沈阳人的我哥刁北，留恋北京排斥沈阳；可倪可心这个北京人，好像嫁丈夫是为嫁出北京，蜜月没度完，就急三火四地去了沈阳，且只身一人。没多久，她又厌倦了沈阳，带着八个月的身孕回到北京。再过不久，我姥死了。我姥的死解脱了我哥刁北。为份工作，他离京赴沈，可作为妻子的倪可心，却从此不在沈阳露面。这对夫妻，好像在北京沈阳间轮流换防。结婚二十多年里，他们至今拴在一条绳上，可在一顶屋檐下生活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足两年，性生活的次数都未必过百。但促成他们婚事的倪家父母与我姥没管这些，他们也没能力预见这些，他们把两个年轻人绑到一起时，都觉得他俩天造地设——大体天造地设吧。在我哥刁北那里，他的婚姻大事不必考虑爸妈意见。他对倪可心说，“我的意见都不重要，我姥愿意就行。”不知倪可心对这话有没有意见。倪可心是个寡言的人，对什么都不发表意见。后来，我哥刁北意识到，他的话，其实也是倪可心要说的话：我的意见都不重要，我爸我妈愿意就行——如果倪可心开口，肯定会这么表态。意识到这点，我哥刁北又不无失落。最初，我哥刁北不想找爸妈参加婚礼，是我姥和倪家父母做过工作，他才发邀请。婚礼很草率，我爸我妈仓促赴京，好像只为吃顿便饭。我妹刁星在北京读书，有机会用那顿便饭填个半饱。我在沈阳不方便请假，连块喜糖都没吃到。我爸我妈回沈阳时，唉声叹气，绝口不提北京之行，我就没敢问，我哥刁北都没想着给我捎盒喜烟？我首次见到嫂子倪可心，是他们婚礼结束的两周半后。
一见倪可心，我就觉得她和我哥刁北不天造地设。我不指外表，也不比学问，我的意思是，他们并非同一类人。从倪可心的角度说，我哥刁北有二进宫的历史，没北京户口不说，还与大学断了缘分，又长她六岁。年龄这东西，显现在不同年龄段的效果大不一样。把四十一岁和四十七岁放一起比较，差距就像只有六天；可让二十一岁面对二十七岁，却有着孩子与成人的差距。从我哥刁北的角度说呢，依我看，倪可心外表的无可挑剔只是小优点，勤劳能干善于持家也只是中优点，我哥刁北心目中的大优点，应该是思想世界广阔，精神生活丰富。倪可心缺少的恰恰是这个。她是标准的小市民，对知识性学习没半点热情，一摸书本脑袋就痛，一张嘴全是柴米油盐。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没工作。
“可心在北京不没工作吗，怎么总不过来？”
“哦，也有，她给外贸干计件刺绣的活。”
我哥刁北来沈阳后，总有人这么问他，他也总这么回答，倪可心去日本后，他也这么回答。问他的是沈阳人，不会去北京搞倪可心外调。在沈阳，与我哥刁北交往稍多的人，渐渐发现他有不少优点，稳重、和气、正派、聪明、爱学习。那时这些品质还算优点。发现了他优点的人的询问有种种动机，他们想知道，他那个并没正式工作的妻子，为什么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来沈阳生活。他们隐隐希望我哥刁北的夫妻关系能出现问题。这些人里，除了一些未婚的姑娘及她们父母，连胡晓娜，都为她已婚的女儿佳佳关注我哥刁北的婚姻生活。佳佳丈夫是齿轮厂车工，有暴力倾向。所幸的是，那车工陪伴车床的时间远远多于陪伴佳佳。车工是市级劳模，一九八二年，已经车一九九七年的齿轮了。
倪可心不随我哥刁北来沈阳，不光外人不理解，我爸我妈也有意见。但从我哥刁北那，他们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答案只能想象答案，他们想象的结果是，当初我妈纵容了倪可心的离沈返京，才使得她选择了眼下这种生活方式。对此我妈深感自责，我爸则有点幸灾乐祸。有一点点吧，他认为这是我哥刁北草率结婚的报应。
倪可心蜜月未完即来沈阳时，与我爸我妈同处不出三天，他们就开始喜欢她了。当时我家的情况，和一年后我哥刁北来沈阳时情况一样，我和我妹刁星都不在家，能让倪可心住得宽绰。而倪可心在沈阳生活的那六七个月，是我爸我妈近三十年的婚姻生活里，最有家庭味的一段时间。倪可心有孕在身，却一点不娇惯自己，还基本没什么孕期反应。她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可毫不影响她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整理内务，最主要的是，她干活时无声无息，有条不紊，全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但质量又有绝对保证，好像这个把什么事都做得十分到位的人，是个并不存在的隐身幽灵。我妈一辈子都不大会做家务。
但没过多久，她后悔了，后悔离开北京来沈阳生活。不是因为我爸我妈对她不好，也不是因为想我哥刁北或者爸妈，更不是因为沈阳与北京的生活质量有多大差距。她没理由。一定要找理由，只能是故土与他乡京城与外省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含糊理由。倪可心倒没说什么，但我爸我妈看得出来，尤其我妈，儿媳妇与她经历大体相近，她理解她。我妈更理解的是，她后悔了还可以埋怨我爸，可儿媳妇后悔，却说不出口。我哥刁北都不愿意来沈阳她却愿意，脚上泡是自己走的。这对婆媳，在一起常说的话题是北京，是王府井，是明星胡同。他们用北京话谈论北京、王府井、明星胡同。
倪可心说：“妈呀，我觉得咱俩挺像的，咱都是北京女人，可一嫁给老刁家男人，就都成东北人了。”
我妈说：“你比我强，你户口还在北京呢，你还是北京人。”
倪可心摸不准我妈什么意思，就说：“我倒也想把户口迁来，姥姥不让。”大概就在她们婆媳这么对话时，倪可心的户口正离开明星胡同二十一号院她自己家，往明星胡同四十三号院我姥家的户口本上进行迁移。这可能是户籍史上距离最近的迁移之一。
我妈说：“你姥不让迁对，这对孩子的未来有好处。”这么说时，她挺眼馋地瞟着倪可心的肚子。“大人在哪都无所谓，可孩子，有可能的话，得尽量属于一个好点的地方。你像前两年吃肉，在沈阳，每人每月发半斤票，可在北京，排一回队就能买半斤。现在吃肉倒不限制了，可谁能保证以后总不限制？还有北京的电影院戏园子，商店学校名胜古迹，玩的地方学习的地方，多多呀，也都比沈阳好。刁星上大学后，写回来的第一封信就发了个感慨：北京人仗着是北京人，占大便宜了。她班上的三十多个同学里，外地的一般一个省一两个，可北京的，八九个，分数还普遍比外省的低。”
我妈这么一说，倪可心就觉得她们婆媳像姐妹了。“那，妈呀，那当初您怎么离开我姥来沈阳了呢？嘻，不放心我爸一个人在这边呀？”
我妈没介意儿媳的玩笑，仍严肃着表情。“我和你爸五三年结婚，五七年才过来，不得已呀。我不来，他们就要打我右派——其实，宁可当右派也不该来，右派也是北京人呀。后来我就接受教训了，后来下乡那会儿，他们让我跟你爸去西丰，我挨多少批都死活没去，保住了刁斗刁星的沈阳人资格，没让他们耽误学习。”我妈最后总结道，“我的三个孩子，都没受过下乡的罪。”可话一出口，她又有点不大自然。她那三个没受过下乡罪的孩子里，有一个却受过劳动教养和监狱服刑的罪。“唉，就是刁北命不好，没一直在我身边生活，摊上了……”说到这，她又说不下去了，难道我姥没带好我哥刁北，才让他摊上了牢狱之灾？我妈没这个意思。她不知怎么表达好了。她求援似地看倪可心。这婆媳俩，都没能力解释别人的命运，连自己的命运都解释不好。
倪可心说：“您后悔当初来沈阳时没带刁北？”
我妈说：“嗯……可能更后悔的是，我自己没留在刁北身边。”
这回轮到倪可心不知说什么好了，她飞速地在花绷子上绣香山红叶。
我妈是受胡风牵连来沈阳的。准确地说，是我妈来沈阳的决定，与胡风事件有关。
年轻时的我妈，不是文艺青年，中老年后更不是了。她这辈子，读过的小说不超过二十本，读过的诗不超过五十首，好多还是被动读的。她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为完成团支部写读后感的任务；她读《水浒》，是为参与批宋江反投降的政治运动。她读过的诗，基本是古体诗，李白杜甫白居易。不是出于喜欢。除了学语文的少年时代不得不读，再后来，就是陪小时候的我和我妹刁星以及再下一辈的阿斗小璐玩时，“工作”需要了。她能为一首诗给胡风写信，匪夷所思，倒很像几十年后，一个歌星与“饭厮”的对话：
“你能说说为什么喜欢我吗？比如我的声音，有什么特点？”
“我喜欢你是因为你太让我着迷了啦，你演唱吧，好吸引我哦，好打动我哦……”
“能具体点吗？”
“具体的——说台上风格好吗？”
“好的好的，你说吧。”
“你演唱时吧，那么一跑一跳，胸前这对假乳特自然特真实哦，半隐半现，波波颤动，好诱惑好性感好酷的啦……”
世间任何大的事变，与化学药物都有同等功效，如改朝换代。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操着湖南口音的***，以他拖长的声音在天安门城楼向世人通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是注入二十世纪绝大部分中国人静脉里的强效兴奋剂。对这针兴奋剂，每个具体的人反应不同，但共性的东西，也是有的，高估自己与行事冲动，可说是两项最突出的特点。比如，胡风这个文艺批评高手，竟摆弄起了政治抒情诗这样一种陌生的文体，把洋洋洒洒的《时间开始了》发表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上；而我妈作为一个乳臭未干的中学女生，还未把诗中生字念对读准呢，就提笔给大作家写信，写完还真扔进了明星电影院南侧的绿铁皮邮筒里。
海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他右手握紧着拳头
放在前面
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
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
读完《时间开始了》，我妈的热血也开始沸腾，比对我爸有了好感，但没受到强奸时沸腾得还厉害。她彻夜不眠，给胡风写信，以班门弄斧式与井底之蛙式的荒唐表达心情。荒唐这东西也能传染。我妈的荒唐，传染了胡风。不是说他给我妈这个毛孩子回信荒唐。那是礼貌，不是荒唐。他的荒唐在于，针对我妈的满纸天真话，他耐心的回复更为天真：他给我妈讲***何以英明伟大正确，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人民怎样当家做主，文艺如何启人心智……那之后，我妈继续荒唐，其荒唐，就比胡风过分多了——于此可见，小人物与大人物确有差距。我妈不光当即复信胡风，对他的复信表示感谢，还把胡风“很愿意经常看到你的来信”的客套话当真，此后又两度给胡风写信。参加工作后，她说她正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并略带歉意地汇报说，她已结婚——她没好意思说孩子都生了；后来她从新闻中知道，她眼中的大人物胡风，像她这个他脚下的小人物给他写信一样，作为一个更大人物脚下的小人物，也给***写了封信，还长得吓人，***是真正的大人物，没像他对我妈那样当孩子哄，而是翻脸批评了他，我妈就又给胡风写信，劝他不要萎靡，鼓励他听从***的批评教导，努力改造世界观。后来我爸常说我妈是政治白痴，看不出眼色；我妈则反击我爸同样白痴，说他受我妈给胡风写信启发，还想上书中央，建议把***生日设为中国的感恩节呢。我妈说，那信寄出去，保不准也会惹出灾祸。我妈这样一说，我爸就没话了。我妈以为我爸理屈，为终于在有一个问题上能说上句洋洋得意。其实，我爸这擅辩之人不再吭声，是怕再说下去，引出他强奸我妈那个话头。严格说，我妈不算特别白痴，她给胡风写最后那封信时，报纸上只说胡风文艺观点有错，是人民内部矛盾。等后来，曾发表过《时间开始了》的《人民日报》把***那个著名的编者按一发出来，“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被定性，我妈就站稳立场，不理胡风这个“大朋友”了。她转而热衷于用刚学会的“波浪针”给我爸织毛衣。
一天值夜班，我妈正向另一个护士传授我姥教她的“波浪针”的细部技法，本已回家休息的医院院长和党委书记，一同出现了，他们亲自叫上她，把她带到以前她从未进过的医院保卫部。保卫部办公室里，会见她的两个陌生人横眉立目，他们让她交代与胡风的关系。此后，在那间办公室，她又反复地、多角度多侧面地、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向另两个或再另两个陌生人交代问题。很快她就知道了，那些陌生人，是胡风专案组的办案人员，抄胡风家时，他们看到了我妈的信。我妈的信里，没反动言论，但他们怀疑我妈使用了密码，比如：表面上说“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实际意思是“光复大陆，分裂中国”。后来我妈没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没入监坐牢，只是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成员，留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这样的结局，得感谢中央一个大领导的讲话。有一次，大领导针对一个给胡风写过多封信的人说：他给胡风的信都超过五封了，能不是反革命集团成员吗？“五封信”就成了杠杠。我妈写过四封信，在杠杠以下。多年以后，我妈又知道，她人在北京，占大便宜了，就像遇罗克因人在北京，能受到文明镇压一样。北京执法者的政策水平就是高于外地同行。在外地，比如在她后来生活的辽宁，有个鞍山的青年工人，只给胡风写过一封信，就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投进了监狱。
胡风对我妈的牵连没到此为止。如果止了，我妈也不会丢掉北京户口当沈阳市民。两年后，我妈所在医院抓右派，抓完许多专家权威，还不够数，为使胜利成果更为丰富，想再抓几个普通医护人员。我妈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成员的身份被重新提及。我妈倒没觉得当右派是多大的事。她这个已有两年资历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成员，除了不再作为党外积极分子受到重视，别的并无太大影响。是我爸敏感，他特意来北京对我妈分析，虽然眼下对右派还算客气，只触及灵魂没伤及皮肉，但下一步，很有可能会收监一批，流放一批，枪毙一批。我妈在我爸的恫吓下，又在我爸的具体操作下，稀里糊涂地离开北京，来了沈阳。倒还当护士。可以前的她据守京城中心，是东城中心医院的高贵公主，后来的她，则只能出入外省郊区，成了三六二兵工厂医院的落魄村姑。有天晚上，睡觉之前，为点芝麻绿豆大的事，我爸一个劲指责我妈。以前他当教师爷时，我妈只以沉默抗议，可这回，她忽然借题发挥，在我爸面前，首次以耍赖撒泼的方式骂起街来：
“你这人，太阴险毒辣诡计多端了你！你利用给中央上书强奸我身体，又利用反右斗争强奸我户籍。你，你才是真正的大右派呢……”
后来的事实，打了我爸一记耳光。大部分右派都没入狱，更没挨杀，送往工厂农村劳动改造的算是流放，也没想象的那么恐怖。恐怖的西伯利亚属于修正主义苏联，不属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工厂农村。“嘿嘿，我是故意把形势估计严酷的。”为开脱自己，后来的我爸常这么说。他意思是，他不做出过头判断，我妈就不能调沈阳来，我妈不来沈阳，两地生活就是架在文火上的一口大锅，能再度煎熬出他强奸的邪念。他敢想不敢干。七十岁时，他每月的性生活为两至三次。
“他的解释你们信吗？”我哥刁北与我和我妹刁星议论这事时，有些刻薄。“我不信，他是给自己找台阶呢。他一贯过分估计形势。”我哥刁北客观地分析说，“他心中有种恶的东西，总唯恐天下不乱。”
也许我哥刁北的分析没错，我爸性格里，的确有种恶的东西——至少可以称作异化的东西。比如他对反右形势预测失当后，不是从体制特点或决策者身上查找原因，而是将一肚子怨气撒向右派。“***太软弱了，”几年以后，他那股劲还没过去，与人议论摘帽右派时，居然连***都敢埋怨，“对这帮坏蛋，不杀就够便宜了，怎么能摘帽！”而再过几年，他那股劲仍梗在喉中，见右派与地富反坏列在一起成“黑五类”了，其中有人上吊跳楼抹脖子了，比刚当右派时境遇更糟，他那个高兴呀：“看看看看，我怎么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待又过些年，健忘的人早就“向前看”了，可他不，某些事情从外部一刺激，他当年那股劲还会被再度激活。“虽然曾经的右派***可以当总理了，但中央并没从根儿上否定反右。”他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解说，好像负有某种义务。“反右只是扩大化了，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人，像抱怨中国是‘***’的储安平那样的人，永远都是历史耻辱柱上的跳梁小丑！”
我爸一直对右派不依不饶，就像我妈一直不依不饶国民党。我爸不认识多少右派，也不特殊仇恨哪个右派，更没因反右斗争还不够惨烈而降职丢官吃什么亏。
在有些问题上，他一根筋，现在把那种固执的心念称作“情结”。
好多年里，他盼望战争，与台湾摩擦时，与印度摩擦时，与苏联摩擦时，与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摩擦时，他都主张用枪杆子说话。他的理由是，和平让人柔软、懒散、离心离德、私欲膨胀，战争能使人强硬、纯洁、富有活力、万众一心。可惜中国总不打仗，偶一为之的局部战事，像老夫老妻间的抚摸一样不疼不痒。他退而求其次地盼望政治运动。“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是战场嘛。”近些年，政治运动少了，有的话，也不像以前那么激烈，那么诡谲，那么翻云覆雨变化莫测，这让我爸无精打采，如同演员没有舞台，或也有舞台，但找不到配戏对手，找不到观众，找不到伴奏的报幕的化妆置景打灯光的。我爸憎恨这个时代的平庸。任何与政治无关的事物，他都视为平庸。有句名言从国外传来：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我爸听过但不以为然。这种话，是持续软化政治这根血管的阿司匹林。所幸的是，他最有活力的生命时光，赶上了一场场既触及皮肉又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没有什么能软化他，他坚韧的血管里，源源流淌的全是由国营血库高质量供给的骄傲与光荣。他有回忆滋养晚年生活。还不仅仅是回忆。他能骑着“向后看”这匹回忆的骏马，驶向“向前看”的未知世界。离休后，与那些颐养天年的同龄人们，他玩不到一块，平均每天，在翻书看报跑图书馆之余，他伏案写作不少于三个小时。他重新梳理中共党史，他具体的研究内容，是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他也知道，“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早废弃了，但他认为，党内从来都有路线斗争，不能因为过去的提法不科学，有漏洞，就泼洗澡水也倒掉孩子。我爸希望在有生之年，在过去那个不科学有漏洞的“十次路线斗争”的基础上，经过对大量最新资料的研究整理，为未来，撰写一部全新的党内路线斗争史：也许十次，也许十四次，也许以陈**、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隆、王明、张国涛、高岗饶漱石、彭**、刘少奇、***这些人为主角，也许主角不再是他们。但不管怎样，我爸坚信，一个社会，一个政党，暂时放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许可以，但长此下去，就会像人久处暗室，缺钙必然导致骨质疏松，而骨质疏松，必然导致粉碎直至湮灭。我爸认为，要保持社会和政党的活力，唯有让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如火如荼。近些年，吃喝嫖赌甚嚣尘上，贪污腐败蔚成风气，这强烈激发了他将“十次路线斗争”扩展为“十四次路线斗争”的热情。他多次打算上书中央痛陈心曲：如果大搞阶级斗争，哪里还有吃喝嫖赌！如果大搞路线斗争，哪个还敢贪污腐败！他敢想不敢干，始终没给中央写信，就像与我妈两地生活那会，他只能一任强奸的邪念煎熬着他。
我爸对他研究内容的形象比喻是，中共党史是一根竹子，十或十四次路线斗争是一个个竹节，他的工作，是通过那些竹节把握整根竹子，以使整根竹子永远茁壮。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预见到，他不可能打理好他的竹子了，在心里，他不免常常念叨我哥刁北，希望他帮他完成使命。这是我感觉到的。他的嘴像成年的竹子那么顽硬，心口不一已是长在他身上的一块骨头或一片皮肉。他很清楚，三儿女中，唯有我哥刁北具备成为他衣钵传人的素质与能力。
“你们俩呀，太不像我。”他这么说我和我妹刁星时，是变相肯定我哥刁北。“你们思想上不开展，政治上太麻木，缺少忧国忧民之心，没有改天换地之志，只满足于动物性的衣食温饱，找不到精神性的目标方向……”
我和我妹刁星悄悄问过我哥刁北，是否有意把我爸的接力棒攥到手里。他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作为一家之言，立此存照，与公与私，也算个交待。我们说我们同情我爸的未竞事业。“他弄那玩艺，跟别的老头玩麻将打门球一样，是个由头，一个他自以为高雅高尚又有高度的由头，但毫无价值。他那么个思想干瘪的小官僚，精神荒芜的小市民，根本没资格研究一个政治团体的复杂历史。”我哥刁北对我爸毫不客气。我们看得出，他对他的评价不是怨毒，只是单纯的判断。但再单纯，他这意思我们也不能转述给我爸。
我爸慨叹完对我和我妹刁星的失望，又会把话往回找找，不让我们感到，我们对他那么好，他心里却没有我们，我哥刁北看不起他，他却对他青眼有加。“不过呀，也有一点你们像我。我这当老子的，一生对党问心无愧，不贪不占身直影正。你们俩呢，在如今这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也干净清白，对我也算是个安慰……”
但我爸这样发感慨时，我听出的却是悲凉，至少是酸涩。他的两个孩子——姑且不算我哥刁北——不光不呆不傻，还都鬼精鬼灵，在如今这社会上也算有头有脸。可混世多年，也老油条了，却没一个有资格吃喝嫖赌贪污腐败——我妹刁星偶尔接受采访对象的红包礼品，不仅难算受贿，倒迹近乞讨。我爸是真心憎恨吃喝嫖赌和贪污腐败，他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吃喝嫖赌和贪污腐败所象征的权力。他希望的，是我们既有扎根在吃喝嫖赌和贪污腐败肥沃土壤里的种种权力，又能清廉正直，洁身自好。他也知道那不可能。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腐败分子如雨后春笋般钻出地表——据说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争相接受上级领导的正义审判。但以前，不知根本没腐败分子，还是腐败分子都如过冬的蚂蚁，在泥土下洞穴中藏匿起来，反正在上级领导的审判面前，小打小闹的角色居多，基本找不着巨鲸大鳄。腐败分子的说法不无暧昧，有中国特色。同样，中国特色这一说法，也暧昧得如同遮面的琵琶。比如，腐败之事人人可为，数学家，推销员，工人农民，军人警察，都可以贪污受赌，或性生活糜烂；但“腐败”一加上“分子”的后缀，一般人就没了染指资格，它成了身份与身价的象征标志。像我妹刁星，也有腐败行为，除了经常接受红包馈赠，还在李宇之外，有过两个情人；但说到底，她只是普通记者，业务干部，即使她也是共产党员，部门领导，她的腐败也够不上分子。够分子的，得掌握实权。二十世纪不是这样。二十世纪不养我妹刁星这种幼鱼小虾，即使巨鲸大鳄，也往往不是实权掌握者本人，而是他们的妻妾子女。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散发传单批评国家领导人腐败，历数赵**罪状时，连他打高尔夫球浪费国家钱财都赫然算数。那时腐败程度过于低级。那年头，外国人的腐败也都低级：美国总统***让非妻子的女人口交就算腐败，而英国更惨，首相布莱尔的妻子因有孕在身行动麻烦，挤地铁时没买车票，虽然说了上车再补，可仍被媒体指斥为腐败。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可能陈**腐败案影响最大，可过后想想，他也只比我妹刁星那种档次的幼鱼小虾腐败些而已。陈**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书记，三年多时间里，在对外交往中，把接受的一些贵重礼物据为己有，包括八件金银制品，六只贵重手表，四只名贵水笔，三架照相机，一台摄像机，总价值折合人民币五十五万余元。为这么点在二十一世纪完全属于蝇头小利的东西，他就被判刑十三年，加上四年的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执行了十六年的有期徒刑。
当然了，二十世纪，也有许多官员本人即是巨鲸大鳄，但他们运气比陈**好，获取的不论小利大利，都没摆在办公桌上，而藏在了家中的夹壁墙里。不搞文革了，没人敢抄领导的家。据周铁燕说，她家三次装修新房，每次完工前，许明都会赶走工人亲自上阵，在仓库间或保姆间，自己砌夹壁墙，将他的会议笔记往来通信秘密文书以及金银手饰和钱，工资之外的钱，密封其中。许明自幼心灵手巧，周铁燕说，刚结婚时布置新房，那张小舞台一样结实而又美观的床，就是许明自己打的。
有一天，在我哥刁北那张吱嘎乱响的陈年破床上，周铁燕忽然坐起来，给仰躺着的我哥刁北讲关于陈**的小道消息。她目光惊恐，语速极快，像个给同伴讲鬼故事的孩子，又害怕说又忍不住说。这种时候她笑不出来。她的小道消息是，上边大领导刚刚决定，欲将陈**以腐败论处，拟让他获罪十五年左右。陈**一九三〇年生人，十五年后八十出头。
“刁北，我太害怕了，我有个秘密没法对人说又想对人说，可说的话我只能对你说，不说我就会憋死吓死，可说了，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呀！”
“怎么了铁燕儿？不管啥事儿，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我都理解，也都会保密。关键是你别这样，你这脸色，难看得跟鬼似的——我喜欢你笑。”
“陈**，陈**……”
“陈**那么骄横傲慢，是找死。怎么了？你家许明和他有牵连？”
“那倒不是。陈**那些事儿，就算腐败，就那么严重，我跟你说吧刁北，许明比陈**腐败。我怕他出了事儿，还不得判二十五年呀……”
潘秋菊扔给我哥刁北的书封面血红。“你看看不？黎鹏程刚出的，”她的语气，是故意的漫不经心，“你说他能吹不，他说这书的草稿是他服刑期间写脑子里的。”
那书不薄，我哥刁北往脸前一戳，像被“黎鹏程”这个作者署名烫了一下。他忙转身，只让潘秋菊看他脊梁。《政治谋杀》，书名的四个黑体大字伸胳膊蹬腿，像个活人刚被肢解。我哥刁北心跳加快，摩挲着它，像偶遇一件让他触景生情的陈年信物。它是新书，版权页标明，它出版于两个月前。我哥刁北翻过血红的封面，看屝页，看“送秋瑾式之巾帼女丈夫秋菊”那串钢笔字，再翻过扉页，看目录页，沿着后边缀有页码数字的那些题目，看一个个名字。那些当年黎鹏程多次对他叨念过的名字，此时仿佛还滴着血：庞培、恺撒、卡里古拉、亚伯拉罕·林肯、弗兰茨·费迪南德、列昂·托洛茨基、吴庭艳、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还有些名字，黎鹏程没叨念过，当初他与我哥刁北交往时，那些人的血，还在血管中正常流淌。是后来，他们的血才冲破血管，四溅开来，染红了政敌的双手，也染红了自己的声誉，还染红了黎鹏程这本书里的目录题目以及内文的若干页码：朴正熙、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依扎克·拉宾……
我哥刁北转回身，脸色已经平静下来。“他没吹牛，这的确是他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结晶的心血，他有韧劲。”
“哦。”从我哥刁北脸上，潘秋菊看不出他是赞赏还是讽刺。她不知该怎么接茬。“对这种事儿，他可，太有兴趣了。”潘秋菊尽量不做判断。
“其实他更看重的，可能是他也写完了的另一部书。”
“可他说，这是他出的第一本书——唯一一本。”
“那本书写得再好，恐怕也出不了——至少在大陆没人会出，那本书叫，《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
“噢——哎刁北，你知道吗？当初他进去，是成立了什么反革命组织？”
“他自己说他成立反革命组织了？那年头，有不少松散的青年组织，可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反革命的——倒一个个的比着革命。现在大家都说当年太左了吧，可那会，有许多黎鹏程这样的人，都认为中共太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步子迈得太慢。他们恨不得把革命当成空气和粮食，怎么能反呢。顶多是在革命的方式方法上有点分歧。就像现在，人人想的都是攥钱，只不过有的认为应该办工厂，有的认为应该开酒店。黎鹏程惹麻烦，是因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格瓦拉红色支那纵队’。这个组织，倒有点特殊，它纲领完备，计划严密，目标明确，但也还是纸上的东西，落实在实际里，则是人员不整，没有武器，光用嘴巴建功立业。按他的打算，是先筹款，再买枪，再训练，再去国外，先去东南亚吧，暗杀政府高官，支持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然后按照中国模式建立共产党政权。他被抓的罪名是，借援助第三世界伙伴之名，行训练地下武装图谋政变之实。”
“他真异想天开！这年头，他一个陈胜吴广级别的人……”
“他是个怪物。他从小就有暴虐倾向，嗜血嗜杀，没赶上战争年代是他最大的遗憾。如果不受身体限制，他肯定早当间谍杀手了——他不会当流氓。他喜欢黑社会那一套，但不会真混黑社会，他的暴虐必须与政治有关。他是政治狂热主义黑社会。”
“政治狂热主义黑社会？哈，这定义好。那——刁北，我知道你和他不一样。可你们，你当年的‘乱翻书’读书小组，也都热血青年胸怀天下呀，就光想用理论完善制度，没想过用恐怖和暴力手段创造制度？”对于往事，我哥刁北很少提及。此时我哥刁北难得话多，潘秋菊不愿错过这个了解我哥刁北过去的机会。
“跟组织游击队比，闭门读书有什么说的。这个黎鹏程，他比我强。杀几个资产阶级政府高官的理想没实现，著书立说传播思想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他关注的问题有长远价值。即使另一本，红卫兵那本，我相信他肯定也写出来了，没人出，那不怪他，那是这世界没有眼光。红卫兵问题，关系的不是文革一个特殊历史时段的问题，那是永远存在的青年与社会的问题，是青年与时代使命，与政治理想的问题。我惰性大，没出息，我那本书，即使也写出来，也有人出，也没啥意思了。我没远见，抓不住社会中的根本性东西，在当时，我思考的问题滞后一百多年……”
我哥刁北没正面回答潘秋菊的问题，还把话绕糊涂了。潘秋菊没再追问，没试图明白。她知道我哥刁北一绕圈子，就是改变谈话路径的意思。她觉得够了。她感谢手头这本《政治谋杀》。她没问我哥刁北曾打算写什么书，也没为我哥刁北曾有过写书的打算感到惊讶。我哥刁北这样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想过写本自己的书，才让人惊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