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完我妈，我爸懵了。他犯罪了，这他清楚，至少犯了错误，生活作风错误。那两天，他倾其所有，又借些钱，买一旅行包衣服和日用品，打算利用元旦假期去安抚我妈，求我妈原谅。可这时，校方通知他去校办一趟。他去了。一进门，看到坐在长椅上嗞嗞哈哈喝茶水的那两个人，他都认识。认识的程度，没到拍拍打打嘻嘻哈哈那个份上，但每回见面，也点头笑笑。他们是他所在部队的保卫干部。他很惊讶，愣一下，想让自己挤出笑来。他们则像从未与我爸点头笑过，并不给我爸笑的机会，他们严肃的表情，一如校办墙上裱在镜框里的“校纪校规二十二条”。我爸把头垂到胸前，都想主动伸出双手，请两个保卫干部给他戴手铐了。看来我妈把他告了。他想不明白的是，这两个级别不高的保卫干部，何以这么快就到了北京。那时候，飞机不是一般人出行概念里的交通工具，能否坐它与钱无关，它是特权的标志。当时我爸的猜测是，这两个保卫干部，此前恰好在北京公出，是临时接到部队命令，来捉拿他的。搂草打兔子。这时是十二月三十号下午三点。
呼呼呲呲的蒸汽机车又蠢又笨，缓慢北行。车厢里暖气烧得好过分了，闷热诱发出多种气味：酸、臭、腐、骚……熏得我爸几近休克。他恐惧、茫然、紧张、绝望，像一头先期预见到肉联厂里恐怖情形的猪。火车次日到沈阳时，快十点了。来接站的，是辆破旧的北京吉普，那个以前与我爸挺熟的司机，也带搭不理。我爸随两个保卫干部一个司机上了破吉普，颠颠簸簸望北而去。吉普车开到沈阳北郊三台子法场时，被组织过来看杀人的数千群众正在散去。我爸被人扯着进了法场警戒线，一眼就看到一长溜死尸，躺在雪地上，像距离相等的人碑地标。那溜死尸有三十多具，还很新鲜，每具周围，血痕面积都不很大，让人乍一看去，误以为那只是负伤的活人。我爸是行家，他知道他们死得彻底。他们白花花的脑浆全喷了出来，尽管脑浆与雪白成了一体，毕竟也是两样东西。他们脑袋上中的是开花子弹。我爸的脸色，与脑浆和雪同样惨白，他想不到，强奸我妈竟该当死罪，而且还要立即执行。他脚下一滑，坐到雪地上，手杵地时，左手被我妈抠破的地方，那层刚结薄痂的细嫩皮肉，又震裂了，有一丝血流了出来。两个保卫干部架起他，拖向一个摆出蛙泳姿势的男尸跟前，指点他辨认。他看到半张熟悉的脸。那半张脸上的一只眼睛，半睁半闭，不友好地看他，像活人在表达某种情绪。
“认识他吗？”
“他是，我，我妻子的哥哥……”
我爸稍稍想明白了，他被带回沈阳，与强奸我妈无关，有关的是他妻子的哥哥。
我爸前妻的哥哥，与我爸念国高时即是好友，两人一起离开学校从戎抗日，我爸跟上共产党，那妻兄跟的是国民党。我爸一路春风得意，好消息不断传回家中，那未来的妻兄，则无声无臭好像已蒸发。多年以后，我爸与追随着他也成了军人的妻子回沈阳郊区老家完婚，他还不知道，他当年的好友如今的妻兄，既没死掉也没去台湾，而是在黑龙江一个林场安上家了。什么都不知道好，不知道省心。我爸和他妻子就一直省心。可那妻兄多愁善感，不肯彻底从人间蒸发。他除了琢磨怎么锯树，还遥遥关注故乡的消息。后来，他知道了当年的好友已成了妹夫，就乡情愈浓乡思愈重，秘密回了趟沈阳郊区娘娘屯老家，与父母兄姐聊了一天，与妹妹妹夫聊了一宿。这是他找死的一天一宿。他以为，这样短暂的一天一宿，神鬼都不会有什么知觉。他错了。有些警惕性高的邻居，眼睛和耳朵是给别人长的。他被发现并告发了。此时的全国，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正轰轰烈烈。我爸老家娘娘屯的领导，立刻与黑龙江林场方面取得联系，说我爸妻兄参加过国民党，是历史反革命。林场领导政治敏感度差，他们说，此人的历史问题早有结论，他没血债，表现也好，可以光监督改造不做处理。娘娘屯领导不满意林场领导的消极态度。他们要争镇反先进单位的荣誉，年终之际，市里将掀起新一轮镇反高潮，他们应该有献礼成果。他们专程去黑龙江林场，把我爸的妻兄押解回来，将他的指标，算在了沈阳的镇反名额里。这之后，沈阳这边就把我爸的妻兄和另外三十多个反革命一起毙了，毙前召开了有反属参加的公判大会。我爸作为反属，应该到场接受教育。是地方与军方的沟通环节出了问题，等部队派人带回我爸，他看到的只是残局。当然了，只要我爸看到死人，残局也行，灵魂也算受到了触及，下一步的事，是他怎么与前好友现妻兄划清界限了。
我爸反复说清楚后，有的领导认为他划清界限了，有的认为没划清。而只要他还存在没划清界限的可能，就没人敢做主放他离开沈阳去北京读书。一个多月后，领导们终于统一了意见，认为他基本划清了界限。但界限划清了，他也是历史反革命的妹夫，是反属，不让他离开部队就不错了，怎么还能让他作为调干生留在北京读大学呢。他的学习资格被取消了。他获准去北京取回行李。
又过几年，一九五九年，我爸还是离开了部队，转业去新成立的舆论监督局任期刊科科长。我爸我妈都很困惑，不清楚期刊科是怎么回事，只能认为，这是组织上继取消他的调干学习资格后，对他这个前反革命家属的又一次惩罚。组织上没这么说。与我爸谈话时，组织上说这是重用。“……是的，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被***来个引蛇出洞之计，一举打退了，我们已经对那些控制着无产阶级舆论阵地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清洗。”组织上这样说了，我爸仍想不好组织上是不是要算计他，是不是也要对他“引蛇出洞”。几年来目睹的风风雨雨，早把他吓成惊弓之鸟，凡事只敢往坏处想。“但谁能保证，”组织说，“新右派不会再跳出来，不会利用他们窃取的舆论阵地，再说些让党反感的话呢。所以，为了使党的喉舌和号角不再落入异己之手，加强监督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舆论只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欢呼和鼓劲，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欢呼和鼓劲，哈，恰如彭总的诗句所云呀：‘我为人民鼓与呼’……”听组织上说到这，我爸才基本把心放平。看来，让他去新的工作岗位，说明组织上没把他当异己而是当亲信了。
“请组织放心，到地方的新单位任职，我一定要像彭总要求的那样：‘我为人民鼓与呼’……”
这时候，中央正开庐山会议，彭**倒台的消息，几天以后就传开了，有人说，彭**特别猖狂，公然和***对骂粗话。我爸不免又一阵心惊。代表组织谈话的领导引诱着他以彭**的诗句表达心迹，是不是给他下的套呢？
这时候，我妈来沈阳不到一年，与我爸仍然客客气气，我爸对她也是一样。是又过段时间，客气让他们都很别扭，他们才不客气的，一不客气，就陆续有了我和我妹刁星。我妈见我爸只沮丧几天又梗起了脖子，以为他在哄她高兴，是打肿脸充胖子。
我妈说：“对不起，这回是我牵连你了，害得你把枪杆子丢了。”我妈说她牵连我爸，是指她来沈阳前，险些被分配到右派指标的事。
“嗨，哪里话，”我爸的脖子梗梗得更直了，“跟你无关，组织上眼睛是雪亮的，重在的是个人表现。我现在呀，责任重大权力巨大。”彭**的诗句没给我爸带来麻烦，组织上没对他搞“引蛇出洞”。
我爸负有多大责任，我妈一直没看出来，但很快，她看到了他权力多大。环卫局有本内部杂志，每期都有篇“编者寄语”，短小精练，印在扉页上，花花草草写得抒情，审刊时我爸挺爱看的。可有一天，我爸对那些花花草草有了意见，忽然意识到，写这种贴近自然远离人群的东西，其效果是取消阶级斗争。我爸就对环卫局一把手说：你们办杂志的人，是资产阶级吧？环卫局一把手比我爸级别高，人也傲慢，但在这件事上，他不敢与我爸辩白，不出两周，环卫局就给杂志社来个大换血，四个人里调走三个，主编副主编和一个骨干编辑，都被下放环卫所了，去身体力行地亲近花草。
“环卫局的同志负责环境的清洁，我负责他们这里的清洁。”我爸这样告诉我妈，将手指点上我妈左胸。那里除了乳房，还有心脏。
环卫局杂志社那三个倒霉者中的副主编，叫胡晓娜，是女的，与我爸同龄，下基层的第一周，就遇了车祸。扫大街时被车撞了。倒不重，但也住院近一个月，巧的是，她正好住在我妈任护士的病房里。那一个月，她与我妈成了朋友。主要是我妈先知道了她是我爸权力的牺牲品，感到内疚，对她特别好，才使她们成朋友的。我妈回家对我爸说，你真冤枉人哪，人家晓娜，可革命呢，没准比你政治觉悟都高。后来胡晓娜和我爸也认识了。他们果然有共同语言，成了无话不谈的异性朋友。其间倒也闹掰过一回。那是几年以后，环卫局一把手挨批判时，就他当年给杂志社大换血的问题做了交待：舆论监督局期刊科的刁科长说你们是资产阶级，我怎么敢用你们呢？
胡晓娜来找我爸时，握把剪子，扎不着我爸，就把搭在椅背上的一件旧军衣铰成一挂串珠式门帘。旧军衣是我爸看书时披背上保暖的。我妈横在两人中间，胡晓娜够不着我爸，气得直跺脚。估计能够着，她也不至于真下剪子。我爸提醒胡晓娜，铰军衣有毁我长城之嫌。胡晓娜不管那个，骂我爸是算命先生，是反革命一贯道，用相面的方式寻找敌人。我妈一个劲替我爸讲情，说老刁知罪了，这几年，我们一直在通过与你友好相处的方式弥补过失。我爸当时春风得意，已把“红太阳展览”办成沈阳的政治品牌，虽然心里有愧，但嘴上不软。他说晓娜呀，你不要歪曲一个革命者的政治嗅觉和判断能力，我是通过看你们文章得出结论的，这不是相面，这叫推理；但在寻找敌人这件事上，即使如你所说，我采取了相面方式，也不是就站不住脚，只是，我还没练就那样一双革命的火眼金睛。
“你还记得你给我讲的云南那个赵健民叛徒案吧？”我爸镇定地望着胡晓娜。
“你打什么岔——你想说什么？”这时胡晓娜早不是披星戴月的清洁工了，在环卫系统“铁扫帚”造反兵团里，她任主要领导。
“我刚听到一些上边的消息，关于这个案子的后续消息——唔，应该是前续消息。”
“我没闲心听你扯没用的。”
“等我说完你再判断它有没有用。”
“那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你把剪子放下。”
胡晓娜犹豫一下，借坡下驴，把剪子交到我妈手里。了解政治信息比报仇杀人重要。
前段时间，胡晓娜去云南外调，给我爸带回一个消息，说中央在云南定性个“赵健民叛徒案”，极为轰动，这一叛徒案的主角赵健民原来是云南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是叛徒没什么新鲜，不值得轰动，“赵健民叛徒案”的不同之处在于，赵健民领导的叛徒组织特别庞大，光云南，就牵扯进去两三万人，大部分还是县团以上级别的干部。当时我爸和胡晓娜连连感慨，认为云南的造反派好运气，能在一个地区集中挖出这样一大批高级别坏人，太过瘾了。他们没明说什么过瘾，但一批坏干部倒下去，就得有一批好干部顶上来，对这一点他们心照不宣。我爸和胡晓娜，都是根红苗正心红志坚的好干部。
“赵健民叛徒案是康老发现的。”我爸说。
“康老？康生？”胡晓娜顺着我爸的思路走了。
我爸说，几个月前，在京西宾馆一个会上，康生见到赵健民时，觉得他不顺眼，便指着他鼻子说：“你肯定是特务，要不就是叛徒。”赵健民与康生没共过事，不怎么熟，他赔着笑脸请康生同志别拿这么大的事开他玩笑。康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进一步认定，赵健民把他的指控歪曲成开玩笑是心里有鬼。对着惊愕的众人，康生高声说：“凭着四十年的革命经验，凭着共产党人的政治直觉，我有这敏感。”接下来，一调查，果然就找到了赵健民先当叛徒再做特务的如山铁证，并顺着这根藤，摸出两三万小叛徒小特务的瓜。
“再后来，才是你讲给我的那些情况。”
胡晓娜没词了，憋半天，忽然喊：“好你个姓刁的，你自比康生同志！”
对此我爸已有准备。“与康生同志比，我做个小学生都不合格，所以我的判断不十分准确。你不是资产阶级，在你身上我有失误。但你们那个主编，还有那个编辑，你能打保票他们也不是资产阶级？”
我爸等于间接承认了错误。已经好几年前的事了，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胡晓娜只好不再追究。最主要的是，她无法证明与她一起倒霉的另两个人不是资产阶级，而证明不了，就说明我爸的判断至少有三分之二正确的可能性。
这是后话，前话是，我妈生我时，是胡晓娜一并给我哥刁北和我取了名字，还等于给我妹刁星预留了名字：北斗星。
“多好呀！”胡晓娜眼望北斗星，嘴上夸自己。“我这就叫神来之笔。”
但我爸觉得不好，觉得我哥刁北的名字不好。北是什么，是败北，是找不着北，是背时背运走背字儿那个“背”的谐音，是倒霉落魄没指望的意思。他这样说。我哥刁北倒喜欢这名字。“我叫刁北”，“我是刁北”，“我刁北”，多少年里，对生人介绍自己，或给人打电话，头一句话他总这么说，简洁、干脆、明晰，从不拖泥带水地用“我姓刁”或“是我”过渡。这名字刚属于他时他喜欢它，只因为它怪异，更可以用它替换我爸我妈给他的名字；长大后他仍然喜欢，则恰恰因为它隐喻着我爸分析的那些含义。“名正言顺呀。”他这样表达他的意见。我想象得出，他的“正”与“顺”都指什么。
在此之前，我妈给他取名大宝，除宝贝之意，还有命大之意。我爸不同意我妈的名字，他明里不好说，暗里的想法估计是，一说起这孩子命大，就会联想到他致我妈怀孕的非正常手段，这让人尴尬。我爸坚持称我哥刁北小翔。他名字里有个“祥”字，叫我哥刁北小翔，既有血脉传承的意思，又是对我哥刁北将来有出息能发达的良好祝愿：飞翔！我哥刁北登记在户口本上的名字，最初就是刁小翔。但日常生活里，我妈我姥坚持管我哥刁北叫大宝。我妈叫时强调“大”，我姥叫时强调“宝”，“宝宝”，我姥一般这么叫，尤其当我爸面，更这么叫。这是我姥的明理之处，她以行动声援我妈，又给我爸留足面子。几乎所有大人，都管孩子叫过宝宝。
我哥刁北表面随和，内里倔强，对我爸我妈起的名字都没好感，更让他反感的是，为怎么称呼他，我爸我妈总争来辩去。以前争辩，他小，不理解那分歧起源于对他的称呼。可来沈阳“寻根”，他八岁了，作为八岁的大孩子，他分析得出他名字是爸妈分歧的引线。他觉得委屈，但又无奈。他不喜欢“刁小翔”，是觉得我爸对他不好，这次沈阳之行，不仅没挽回他对我爸的不良印象，反倒坚定了我爸只是他养父的看法，他不想承袭一个对他不好的养父的名字。他也不喜欢“刁大宝”及其派生的“宝宝”，是觉得这名字太俗，太滥，太土。他已开始看闲书了，从书本里，他知道，他对别一风格的名字更感兴趣：柔石、巴金、黄胄、舒同，丰子恺、艾思奇、于是之、闻一多……简洁利落、出其不意、甚至有点莫名其妙。他的这一兴趣指向，对他为什么一生喜欢格言警句也解释得通。但当时，他脑子里没有改名的意识，只能在爸妈的争辩中忍气吞声。我爸我妈知道我哥刁北敏感，争辩时，一般避免在他面前。可一个假期一起生活，这种事是避不开的。这天，胡晓娜拎一篮鸡蛋来给我妈下奶，发现我家又气氛不对。刚生下我的我妈正埋怨我，意思是她生我是我的错。扎她头上的一条手巾歪歪扭扭，本意是要挡住额头，可这时，它盖住的只是头顶，脑门则露着。我在睡觉。我哥刁北在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我爸站在窗前看外面的星星，手里捏本从中间翻开的杂志，那被攥皱巴了的杂志，像根没炸透的泛白的油条。除了我，屋里的人都暗自怄气，包括我哥刁北。胡晓娜按躺下我妈批评我爸，紧接着就弄清楚了，我爸我妈又为怎么称呼我哥刁北发生了分歧。
“他有正经八百的名字，他叫小翔。”我爸说。
“可我更喜欢叫他乳名，叫他大宝。”我妈说。
我妈不干涉我爸叫儿子小翔，我爸坚决反对我妈称儿子大宝。
“多大个事儿呀，”胡晓娜对我爸我妈的分歧不以为然，也是她不清楚什么是他们分歧的核心原因。“名字不过是个代号，叫什么不一辈子。”
我爸去厨房给我妈煮红枣粥，胡晓娜顺手把我爸手里的杂志接了过来。揉平纸页，她看到那杂志叫《文艺红旗》，我爸正读的那篇文章上，画了不少杠杠和问号，都红笔画的。不知是否受到那篇文章中哪条杠杠或哪个问号的影响启发，胡晓娜很快放下杂志，巧妙出手，化解了矛盾，至少表面上，平息了我爸我妈在我哥刁北名字问题上的持久战争。那之后，我爸总说我哥刁北的新名不叫个玩艺，但他的不满说不出口，他必须接受“刁北”的叫法。
当时，胡晓娜这个天天起早扫大街的知识妇女，两手平压《文艺红旗》，微微扭头看向窗外。窗外的夜空里，有我爸刚才凝望过的闪烁星斗。“我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不正好老二也没名吗，我给这小哥俩一块起了，保证是好名。”我爸我妈都在气头上，没反对，都说好好。“可有一条，我起完了就得算数，以后你们都得按我的名叫，别再‘小翔’‘大宝’地分庭抗礼——啥事儿呀，弄得我叫他都左右为难。”我爸我妈也被这无聊的名字之争搞疲沓了，就没拒绝，都说行行。“来，”胡晓娜先不急着对我爸我妈公布创意，她把一旁含泪默诵“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的我哥刁北叫到身边，“你是大孩子了，胡阿姨帮你起名得你自己同意。我想了三个，觉得都挺有意义也挺有意思，我叨咕叨咕，你琢磨琢磨，看喜欢哪个，只要你喜欢，你爸你妈就会喜欢，你姥也会喜欢，以后所有人，包括你的同学老师，都得叫你新名。你明白胡阿姨意思不？”我哥刁北当然明白，他点点头。胡晓娜低声嘀嘀咕咕，像个玩小把戏的孩子；我哥刁北凝神倾听，如同审慎持重的大人。胡晓娜说完，我哥刁北继续沉吟，同时用手在李商隐的诗集上写写画画。不知写了几遍画了几回，他怯怯地抬头瞄我爸我妈，见爸妈都是默认的表情，再看胡晓娜，并在胡晓娜手心描了起来：“它行吗？”胡晓娜说，“有眼光，我重点推荐的就是它嘛！”这之后，我哥刁北笑脸灿烂，以他不大喜欢展示给爸妈的孩子气口吻叫：“嘿，回北京我就让我姥改户口本去！”他还冲胡晓娜鞠了一躬：“谢谢胡阿姨！”胡晓娜夸张地亲他一下，一本正经地问：“怎么谢？”这倒让我哥刁北没话接了。
多年以后，胡晓娜又给我哥刁北一份工作，让他连续几年有固定饭碗。我哥刁北是大人了，胡晓娜却延续着她老套的玩笑一本正经地问：怎么还？她意思是：你想怎么还我的情？我哥刁北心中有数，取名字，给工作，的确都应该感谢并且还情，可被问的当时，他又的确回答不了怎么谢与怎么还。幸好有天意。又过些年，胡晓娜试图自杀，我哥刁北猛扑上去，救下了他。只是，这种回报增加了他的矛盾心理：他不愿意违背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人的意志，又必须违背。
在当时，我爸我妈有着与后来的我哥刁北相近的心态。从本心讲，他们不愿意接受胡晓娜的命名，但冲动之中，他们赋予了胡晓娜权利。覆水难收，他们只能信守承诺。他们在无条件接受胡晓娜对他们两个儿子的名字之后，又按胡晓娜要求，郑重地、严肃地、由衷地，把我哥刁北和我的新名字叫了出来。爸妈叫时，别别扭扭，生硬拗口，不像呼唤倒像谩骂；但他们毕竟叫了出来，完成了对我哥刁北和我的命名：
“刁……北！刁斗！”
“刁斗！刁……北！”
刁北刁斗同时诞生了。
我哥刁北知道“刁北”诞生了，喜悦而羞涩地分别应答了我爸我妈；我对“刁斗”的诞生毫无知觉，只在睡梦中，用一泡尿在我身下的小褥子上画了幅地图；至于我妹刁星，还没影呢，她是一个被预定的名字勾出来的人。
我妹刁星二十岁出头时，比十八岁出头的我妈漂亮。这个新闻系二年级女学生，遇到了与我妈当年同样的问题：怀孕了；怀的是个有妇之夫的孩子；那有妇之夫也是军人；我妹刁星也一度绝望——有一点这娘俩不同，我妹刁星是在知道那男人有配偶的情况下，志愿多次与其性交的。那八十年代初叶的军人没经过战争洗礼，远不如我爸这个从铁与血中杀出来的五十年代军人敢作敢当。我妹刁星上他床前，他承诺将弃旧迎新，可我妹刁星怀上孕后，他却成了缩头乌龟。我妹刁星没缺铁性贫血症，绝望之时，也没昏厥。那个让我妹刁星怀了孕的，有睡觉前做四节二十四式哑铃操习惯的，方正大脸上凶悍之气掩饰不住无助苦相的营职军人，他爸是个名气很大的国民党战俘，许多共产党人饱受磨难时，他和他家人照样吃香喝辣。我妈不顾女儿反对，要告他，有人说了他爸是谁，说你告不倒的。无计可施的我妈，只能偷偷画个纸人，日日展示她当护士的拿手好戏，以针扎之：“老国民党，怎么不镇压你！老反动派，怎么不枪毙你！”
我妹刁星近四十岁时，去了趟台湾，与那里的新闻同行交流十天。她隐瞒了她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组织上让隐瞒的。“隐瞒”是个危险信号，我妈为此担心惦记，她怕我妹刁星被某个甫志高出卖，被关进台湾的渣滓洞白公馆。她先阻止，未果，只能多看电视报纸上关于台湾的消息。以前她反感台湾的消息。她看到一个叫***的国民党头目，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也长了一张凶悍之气掩饰不住无助苦相的方正大脸。有一次，他接见什么人或受什么人接见，不知恐慌还是急迫，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竟脚下拌蒜地快走了一步，像急于从地上捡只钱包。他那个始终微笑的妻子拉他一下。明显的，他意识到了妻子的意思，可他没理妻子，只对面前的什么人谄笑媚笑。作为台湾人，这有失风度，对他人尤其是女士的示意做出呼应，本是他们的礼仪习惯。一两天后，行事仓皇的***，不论睡觉前是否也有做四节二十四式哑铃操的习惯，反正他代表国民党，混丢了在台湾执政的权柄，一个喜欢眯眼睛假笑的叫陈水扁的男人，代表***受到了更多百姓的拥戴，实现了台湾的改朝换代。我妈这个讨厌政治也不明白政治的退休护士，那些天里，直至我妹刁星从台湾回来，一直把喜气洋洋的目光投向陈水扁，夸这个只大我哥刁北两岁的政治明星眯眼假笑的样子有魅力。“***打垮国民党，也是替共产党出了气呀！”那些天的早上，与我妈一同在公园跳健身操的老姐妹们，几乎都听到过她解恨似的介绍。“哼，没辣气的国民党，当年丢了大陆，现在丢了台湾。该！”
那个叫王子玉的小伙子表情严肃，选位置站好后，用日语对刁婵说句什么。刁婵表情茫然，但很顺从，点了点头。他们分别从身上取下挎包，脱下羽绒衣，堆在雪地上。那片雪地也颜色灰暗，像块洗不出本色的浅色桌布，但平缓舒展，没受到踩踏。我哥刁北上前几步，想替他们抱过衣物。来不及了。两个年轻人已并排站好，背北朝南，跪下，三叩头。本来周围没什么人，可一瞬间，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至少围来十个男女老少。日本人？人们议论纷纷。有个妇女贼眉鼠眼，想从雪地上顺走刁婵的女式皮包，我哥刁北制止了她。他们日本人，那妇女说。哪国人的包也不能随便偷呀，我哥刁北说。那妇女剜我哥刁北一眼，日本鬼子侵略过咱呀，她批评道，真不爱国！
面前背南朝北的，是一排新修葺过的破败平房，土黄色，孤零零的一溜三间，勾连在一起，中间的高些两边的低些，从所处位置和架构形状看，像三座并置的公共厕所。没人那么并置三座公厕，它们每间的大小再局促逼仄，也超过一般公厕两至三倍。它们组成的是个小小火车站，火车站的名字叫皇姑屯。在车站正面，也就是北面，王子玉和刁婵叩头的地方，也是我哥刁北和围观者站着的地方，看不到铁轨。这三间大于公厕的土黄色平房和它们周边的铁红色栅栏，以及与它们拉开一点距离的、那一趟趟在大小和架构形状上更近似公厕的民居平房，共同挡住了人们视线。只有火车通过时，人们才会意识到那里有冷硬的铁轨，若偶尔再有列火车停一分半分，从车上再下来几个扛行李背包的乘客，人们才会进一步意识到，这车站还不是废弃的古迹。
他们在沈阳只待两天，刁婵和王子玉。他们是对行事严谨的年轻情侣，他们的日程，一个月前就定好了，二十天前，我哥刁北就知道了：东京至高雄七天；高雄至台北一天；台北至香港一天；香港至北京五天；北京至沈阳两天；最后由沈阳飞回东京。不是他们通知我哥刁北的，也不是倪可心通知我哥刁北的，是倪可心通过我妹刁星通知我哥刁北的。尽量避免与我哥刁北直接对话，是倪可心恪守的原则。刁婵是三年级大学生，读东京一所大学的服装设计系，她的理想像她的相貌一样平庸具体，开一间自己的裁缝铺。她已经是活脱脱的日本姑娘，皮肤白晰，个子不高，谦卑，略胖，走起路来步子细碎。从她身上，看不出一点我哥刁北的影子，也看不出倪可心的影子，不知为什么，我哥刁北觉得，刁婵更应该是曾与他打过一回照面的枝子的女儿。枝子没女儿。儿子也没有。她没结过婚。“你——好——”刁婵和枝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哥刁北面前的时间，相差了二十年，但恍如同一幅画面的两度浮现。她们同样深弯下腰，满脸堆笑，带些羞涩，中国话说得怪腔怪调。“刁先生”，这是跟在枝子的“你好”之后的称呼；“爸”，这是跟在刁婵的“你好”之后的称呼。她们的区别，似乎只存在于对我哥刁北的称呼上。王子玉是刁婵的未婚夫，是个大刁婵五岁的男科医生，台湾高雄人。他现在在东京一家男科医院工作，与刁婵同居。刁婵大学毕业后，他们将结婚，他还将把刁婵带回高雄，他开自己的男科诊所，她开自己的裁缝铺。这是他们严谨而务实的未来计划。“子玉也是东北人呢，”倪可心告诉我妹刁星，“他祖上先人中，有好几位分别在张作霖***父子身边效过力，曾与张氏父子非常亲近。这回去沈阳，他希望能看到两个地方，张氏父子生活过的帅府，和张作霖被炸死的皇姑屯火车站。”倪可心没提刁婵想见爸爸那类话。我哥刁北知道倪可心喜欢有一说一。
见到刁婵，我哥刁北肯定高兴。刁婵再不像他，再不想他，也由他的精血凝成。生命是种简单的现象，但也是复杂的奇迹。如果刁婵在他身边长大，一切也就习以为常了，可刁婵不光成长在他视野之外，都成长在他想象力之外。忽然之间，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叫他爸爸，这让我哥刁北无所适从，他既觉得庄严又觉得滑稽。好在刁婵只会说些日常汉语，与他交流很少。英语倒能帮他们有点交流，可我哥刁北英语口语能力太差，而刁婵的英语，同样只局限在日常用语和服装专业上。也没法交流。这又让我哥刁北若有所失。很难说他的失落不比高兴强烈。他的女儿，与他客客气气，一天要鞠躬点头“你好”“谢谢”无数次，但他在她眼里只是导游，要说点感情方面的，思想意识方面的话，还需要王子玉居间翻译。父女俩无法单独对谈。王子玉会讲一口好听的“国语”，有点像某个我哥刁北叫不上名字的台湾歌手，有“磁性”的嗓音。长得也有点像，下巴稍稍向外翘出，似乎象征了他牙齿的根基多么坚牢。但有几句话，我哥刁北却必须绕开这个能说会道的下巴直接说给刁婵，他就时不时看一眼刁婵，然后叹气。
两个年轻人离开沈阳前那个下午，去了张氏帅府，除了我哥刁北陪他们，我也去了。好多年里，我供职的作家协会，一直以帅府为办公地点，我知道哪个房间枪毙过杨宇庭，哪个窗口是赵四小姐深情凝望***的地方，我玩遍了那里的角角落落。从张氏帅府出来，吃奉天街的小天鹅食府，由我做东。前一天晚上吃勺园，我妹刁星做东。这也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两个白天我哥刁北陪两个年轻人东走西转，吃东北小吃，算他们一家人的自由行动，晚饭则要刁门全体十多口人聚到一起。刁门全体济济一堂，需要我爸与我哥刁北共处一室，这是二十年里，两人为数极少的相聚时刻。他们像路人一样互不理睬，但都得体，能确保他们中间的壁垒形影无迹，让刁婵和王子玉看不出破绽。我爸与刁婵很亲，他会几句日语。我妈稍显冷漠，除了不会日语，也与王子玉是台湾人，是国民党的后代有关。可能有关吧，她没说过。虽然国民党无权统治台湾了，却没彻底垮掉，那个年老的连战，年少的马英久，不时对陈水扁叫阵挑战。我妈替陈水扁和他的***捏了把汗。共产党把国民党赶上了孤岛，***就应该把国民党推进大海。宜将剩勇追穷寇嘛。等菜时，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我哥刁北缩到包房一角，坐在沙发背上，与人说电话，说几句后，叫过刁婵，把电话塞到她的手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这两天里，我哥刁北与女儿唯一一次正式交流。仍然没在他们之间单独进行，也通过了翻译。这回的翻译，不是王子玉。
“你好刁婵，我是你爸的朋友，叫霍长和。”霍长和是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能说流利的日语。他用日语与刁婵说话。
“你好霍先生——霍叔叔。”用日语说话，刁婵自如多了。
“你爸说，你这回回来，给他带来一枚非常漂亮的戒指，是你送他的礼物。他觉得它非常珍贵，也非常喜欢它。同样，你这回回来带来了你的男朋友，未婚夫，你爸对这小伙子印象很好，他为你找到这样一个意中人感到高兴，他想送他一样礼物，以表达他对他的满意，也是借此祝福你们两个生活幸福。我的话你能听明白吗？”
“明白霍叔叔。”
“太好了。是这样刁婵，如果你爸把你送他的戒指转送你男朋友，你觉得是不是合适，从你们的礼仪上讲，有无不妥之处，另外，你妈妈有没有可能不高兴？”
“为什么呀——倒也没什么不妥，妈妈也不会不高兴，戒指已经是爸爸的，他怎么处理是他的权利。可是，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留下它……”
“你爸说了三点理由。第一，那戒指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你和你男朋友对他来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人，他愿意把特殊的礼物送给特殊的人；第二，送你男朋友一样礼物，这是你爸必须做的，可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个比较麻木和茫然的人，除了买烟和买书，他对其他商品的价值与意义都缺少认识——这点你妈更了解他，除了这枚戒指，他不知再把什么作为礼物送给你男朋友更合适些；第三，尽管戒指也有保值功用，但主要是用于佩戴的，可你爸永远不可能在手上戴一枚戒指，而保值，对他来说也没兴趣。你爸说，即使那戒指不再属于他了，但它的纪念意义，会永远在他心里……”
在我妈保存的那包“有纪念意义”的旧物里，和她的破裤衩烂被心以及写给中央的信放一起的，本来还有离婚报告。是离婚报告副本，是我爸与前妻离婚时写给组织上那份离婚报告的副本。有一次，夫妻亲密时，我爸说这些旧物影响感情，让我妈烧掉，痴醉之间，我妈也就动手烧了。可刚烧完离婚报告，又想烧别的时，她忽然觉得这是我爸的阴谋，是我爸要割断历史。她熄灭火炉，并立刻为烧了离婚报告后悔起来。
当时，领导取消了我爸的调干学习资格，但没剥夺他自由，更没打碎他脑袋，他们允许他去北京取回行李。领导没把我爸与他当过国民党兵的反革命妻兄看成同伙。我爸感到了某种安慰。政治身份上的与良心情感上的双重安慰。他可以顺便看我妈了。这一个多月近两个月里，他给我妈写十一封信，平均四五天就发一封。这固然有他急于安抚我妈的意思，怕她告他，但也能证明，他发自内心地感到懊悔。他第三封信发走以后，曾换回一封我妈的信，我妈说，她再也不想见到他这个人和他的信了，他在她那里已是死人。死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会成被告了，我妈在暗示，她不会告他。我爸心里踏实不少，可他继续写信安抚我妈。显然，在男女问题上，我爸肯于负起男人的责任。他不是无赖。
我爸出现在我妈家时，我妈不理他，他在她眼里已是死人。可他在我妈的妈妈他未来的丈母娘眼里却是靶盘。我姥阻止我妈赶走我爸。
“阿姨——”
“就是你作的孽呀，你让她——”
“妈你别说！”
“对不起阿姨。”
“我能不说吗？她怀孕了！”
我爸一下被惊呆了。一次那么匆忙的性交，没有合作，缺少美感，甚至都不快乐，可我妈居然就怀孕了。我爸和他妻子，在两年的婚姻生活里，性交不会少于四百次的，有时一夜就两次三次，可他妻子的月经，准时得如同军营里黎明的号声。
我爸与他妻子感情很好，唯一的不满是她总不怀孕。一九八四年，我大学毕业时，我爸觉得我彻底算大人了，对我提出两项要求，希望我三十岁前能完成任务：第一，生个儿子，生不出儿子女儿也凑合；第二，入党。他这个老共产党员，把入党排在了生殖后边。我如期完成了他的两项任务，向他交卷时，他都隆重设宴举家同贺。生儿子的家宴比入党的家宴更为隆重。在我爸眼里，我们刁家只有我能承传香火。我妹刁星是个女的，而我哥刁北，已相当于零。
“你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一九五三年冬天吧？”一九八三年我哥刁北与我爸决裂时，暗藏杀机地这么问道。
“你什么意思？”我爸上当了。
“如果当时你就和我妈肚子里的我的胚胎划清界限，后来，也就不用反复划了。”
我哥刁北这么说话是气我爸，其实，他也承认，一九五三年的我爸足够仗义。如果他当时即与我妈“划清界限”，那这世界上，不光不会有我哥刁北，连我妈，甚至我姥，都会早早就消失的，我和我妹刁星就更没有了。那个时候，普通百姓的私人生活正开始结束，任何道德瑕疵，都有可能被置放于政治祭坛，未婚先孕及婚外恋情，足以将我妈妖魔化为新社会的敌人。刮宫手术没多复杂，可我妈不可能开到人工流产证明，而开不到证明，就没医生敢为她冒险。别无选择，她唯一的解脱办法是一死了之。否则，被社会这张大嘴啮咬咀嚼，作为一个没有尊严的人屈辱地活着，比死痛苦。
我爸的及时出现，把我妈留在了活的此岸，又没让她遭受活的痛苦。
我爸许诺对我妈负责到底，我妈我姥都不相信。但两个女人也知道，与我爸吵闹毫无意义，那也不是她们的风格。我妈继续蹦跳、勒腰、击打肚子、吃腐烂食物以通过呕吐拉稀引发流产；我姥则走乡窜镇，四处寻找尚未被政府镇压干净的民间游医，希望他们手里的锈钳子钝剪子能清除我妈肚子里的孽障。都没用。我哥刁北命大，什么人什么办法都剥夺不了他出生的权利。我妈没再昏厥，她默默选择着自杀的方法。后来我爸问她，你为什么没选择告我？告了我组织上就能允许你流产。我妈说，流产我不照样丢人？要是告完你流完产我就不丢人了，你以为我不会告你！三天后，我爸回沈阳前，再次来到明星胡同。他说他把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没人能帮他，谁也救不了我妈。我妈说你走吧，你心意到了，也就行了，剩下的问题我自己解决。我爸拿出一封信给我妈看。我知道你想死，我爸说，可你能等等吗，等到我——等到肚子鼓起来吧。如果我不能离婚娶你，我来找你，咱俩一块死。我妈看着那封我爸写给组织的离婚申请，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爸的离婚理由，是与反革命的妹妹划清界限。
“你这是雪上加霜，往人家伤口撒盐。”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我更需要对你负责！”
“你——你就不能说是因为更爱我才要离婚？”
我爸的嘴唇巴嗒两下，没发出声。
我妈知道，即使我爸能巴嗒出声，他也更爱妻子。我妈这一生，自卑感较强，与她嫁的男人不最爱她大有干系。至于他们的感情一直还好，多半是婚姻中的理性使然。
我爸的离婚还算顺利，组织上很欣赏他的觉悟，反对他继续在北京学习的那些领导，都略有愧意了。我爸的结婚小有波折，在我爸这边，是有领导觉得他刚离婚就结婚，不大好，倒也说不清哪里不好；在我妈那边，是她还在读书，而学校要求学生就读期间最好不结婚，尤其不能生孩子，可这两条她都绕不过去。竟是我姥神通广大，他求到一个在大领导家当保姆的姐妹，夸大了我妈的缺铁性贫血问题，大领导给我妈就读的护校拨个电话，我妈休学一年的申请就获得了批准。我爸我妈结婚两个月后，我哥刁北没作为私生子，而是作为正常的婚生孩子来到了人世。
顺便提一句，在我哥刁北诞生的同时，我爸的前妻，那个因喜欢我爸，也于十七岁时投笔从戎、为人妻两年未怀过孕的女军官，用子弹击碎了自己脑袋。这是夸张之辞。她那把手枪，那把一九一〇年的老式七点六五口径勃郎宁自动小手枪，能将枪膛内的七分之一发子弹射进她太阳穴就不错了。她将枪口顶上脑袋时，肯定想过，也许这装饰性胜于实用性的轻巧玩艺已射不出子弹，能射的话，没准也得多勾几回扳机。她担心七发子弹是否够用。够用。她只勾一下扳机，它就击发了，子弹钻进她右太阳穴，再由她左太阳穴出来，击碎了她那个映在墙上镜子里的脑袋。这把勃郎宁，是当初我爸与她定情的信物。我爸说你打一发试试，看好用不。女军人亲吻着冰凉的枪身说，我不打，好不好用没有关系；我不许它不完整，我要让它永远装满七发子弹——“妻”。这一次，她用了它。它不完整了，枪膛里少了一发子弹。破碎的镜子下有张桌子，桌上有她写的遗书。遗书有三又三分之二页，三页讲她对党的忠诚，对军队的热爱，大半页讲她对组织上指派她当镇反运动反面典型感到委屈，结尾时，以一行半的文字提到我爸，说她赞赏他弃她而去的革命行动，不责怪他，仍然爱他。
顺便再提一句，我说在男女问题上，我爸肯于负起男人的责任，这落实到他对前妻的态度上好像矛盾。其实不然。我爸离开前妻，表面看是两难相权，对两份责任，他只能负担一份放弃一份。但生活中，任何责任，还都有个负得起负不起的问题。对负不起的责任硬负，那不叫负责任，那叫蚍蜉撼树以卵击石直至同归于尽。我爸前妻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妹妹，有可能在灾难的泥潭里挣扎一生，我爸再爱她，又怎能负得起把她拖出泥潭的那种责任呢？负不起就不负，这叫灵活性。我爸做选择的主要动力，应该是环境，我妈怀孕只是借口，是个比较特殊的借口。我爸一向志存高远，他很清楚，只有离开反革命的妹妹，他前程才可能一片光明，至少不会一团漆黑；否则，他的未来就定型了。一个首先对自己负责任的人，才谈得上对别人负责。据我哥刁北推断，没我妈出现，我爸也会选择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