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我哥刁北应朋友之邀——应潘秋菊的朋友之邀，去康乐大厦参加聚会。他俩没一同前往。这天晚上，潘秋菊有采访任务，与***一位副主任搞年终对话。康乐大厦的聚会开始时间定在二十三点四十五分，名曰“随中国跨世纪酒会”。乍听这名目，谁都会以为它的主办方是国务院或中宣部。不是，它是民间行为。国务院或中宣部开会，找一亿代表，也轮不上我哥刁北。

我哥刁北在复兴路与西四环中路交叉口的东北角下车后，东张西望地辨别方向。他先看到的是马路南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暨三〇一医院的大牌子，再仰仰头，就看到稍远处康乐大厦顶楼的霓虹灯标志了。“康”字缺个“广”，“大”字没有“人”。就那意思吧，也能看懂。我哥刁北在心里测算一下大致距离，觉得时间还早，不必太赶。这夜的北京朔风如刀，星寒月冷。我哥刁北不在乎。他身上的灰羽绒服长及膝盖，桶似的，沈阳的冷风都打不透，抵御北京的夜寒绰绰有余。我哥刁北跨过复兴路来到三〇一医院附近，没继续南行，而是向医院门口凑过去。此时的街上，车少人稀，可医院门前的开阔地上，却聚群姑娘——也有骑士般环护左右的个别小伙，一望而知，他们是某些她们的男友。这群结构松散的年轻人约五十余名，穿着鲜艳，打扮时尚，像准备参加新年联欢的中学生大学生。但走近看，却发现他们——主要是他们中的她们，神色凝重忧心忡忡，在昏黄街灯下，有些人还泪眼婆娑。我哥刁北不是冲她们的年轻貌美凑过去的，是她们怪异的表现吸引了他。还不到十一点半，他有空闲关注点什么打发时间。观察一会那些姑娘，我哥刁北得出结论，她们没有请愿示威或冲击公共设施的意图。她们有的溜边独处，以手抚胸，仰首望天念念有词；有的三五成群，搂肩抱膀，焦灼地往医院院内探头探脑；有的则不断找寻交流目标，由此处快步走向彼处，以简洁具体的对话，进一步确认彼此的志同道合：

“放屁了吗？”

“还没放呢！”

这样的对话一本正经，问者声调低沉，答者表情严肃，不像搞笑，倒像地下工作者的暗号联络。我哥刁北肃然且悚然。在他看来，秘密接头这种事，只能发生在电影里，而最著名的接头语，也只能属于他这辈人的青春记忆，而不应点缀在她们的青春之中：

“消灭法西斯！”

“自由属于人民！”

或者：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啦？”

“防冷涂的蜡！”

再或者：

“刀出鞘。”

“鞘离刀。”

“对故人。”

“正可交。”

在此之前，我哥刁北对“屁”及“放屁”的引申义已多有了解，对几十年前的那一天也记忆犹新：倪可竞倪可强式的激烈的骂人话，倪叔叔式的轻慢的否定词，倪婶式的撒娇的嗔怪语……但此时的“屁”，“放”自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学生之嘴，还那么郑重，这逸出了我哥刁北的经验范畴。他忍不住，靠上前，问一个看上去冷静些的、悲伤度不那么高的、似乎年龄大些受教育程度高些的丰壮女孩，是这么多人的亲人同时在这元旦前夜生命垂危了接受抢救呢，还是一会的午夜零点，这里将诞生世纪婴儿？他估计，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世界上，有许多人愿意给时间赋予意义，或把意义与时间扯在一起。那些邀他跨世纪的朋友便有此嗜好。潘秋菊转达那些朋友的邀请时，他没好意思说，其实一年前，一九九九年的此时此刻，他已应邀跨一回世纪了。当时在沈阳。沈阳的朋友认为二〇〇〇年是新世纪起点，这一点，与北京的潘秋菊们有点分歧；潘秋菊们把新世纪的起点派给了二〇〇一年。当时在沈阳，在各大医院，冬日夜晚的十一点多钟，也有一批产妇正按压肚子或夹紧阴门，巴望子宫里的孩子能按自己愿望定时出生，成为世纪婴儿。可抢救病人与零点分娩，跟放屁有关吗？

“嘁，哪跟哪呀！”

那个看上去冷静些的、悲伤度不那么高的、似乎年龄大些受教育程度高些的丰壮女孩，不屑地翻楞一下眼睛。但接下来，她还是对我哥刁北做了解释，她们说的“放屁”，没“法西斯”或“自由”与“精神焕发”或“防冷涂的蜡”以及“刀”和“鞘”那么复杂，不是暗号，不是隐语，其意思就是放屁的本义。

事情是这样的，这天晚上，香港著名影视歌三栖明星——哦，名字我就不说了吧，只叫他×××，我得尊重他人隐私。人家特意从香港赶来北京治病，为的就是保守密秘——在三〇一医院做疝气手术，肚子至腹股沟一带将挨一刀。得知消息的数百名×××迷，如同玩具跳蛙被上满了弦，在这岁尾时刻，分别从东单西单高碑店石景山甚至天津石家庄赶来，为×××祈祷手术成功。现在，手术结束了，大部分×××迷也已散去。可这时，有学医的大学生说，做过腹部手术的人，肠蠕动会出现反射性抑制，胃肠内的气体和液体会产生积滞，只有等一段时间，排气放屁了，即身体机能运转正常了，手术的隐患才算最后消除，手术也才算最后成功。于是，一些铁杆×××迷，就是剩下的这五十余人，大部分女孩及个别女孩的男友，便瑟缩在将裹挟着人类跨进新世纪的刺骨寒风里，耐心等待×××放屁。

我哥刁北惊愕不已。此前对×××他一无所知，可这时候，他也像个忠诚的×××迷那样，东一头西一头地听那些吐气如兰的女孩子讨论×××的腹股沟、疝气、屁。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宣布：×××放屁啦！我哥刁北如梦方醒，在那五十余名姑娘小伙的欢呼叫喊声和喜极而泣声中，离开三〇一往康乐大厦跑。跑了几步，他又停下，模仿着一部早年的苏联电影，回头冲那些姑娘小伙高声宣布：

“列宁同志也不咳嗽啦！”

这天晚上，与潘秋菊们比，我哥刁北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间晚了一会，晚十三分钟吧。此后的几天，他虚心请教潘秋菊，学习使用互联网，搜索到不少屁的资讯。他四号夜车离开北京，五号早上回到沈阳。

天堂墓园是中国殡葬协会会员单位，是天朗集团的下属公司。天朗集团以给活人造房子起家，也干其他营生，从一九九二年起，新增了给死人建居所的项目。集团老总是女的，姓郎，叫郎甜，“天朗”是“郎甜”倒过来的谐音。郎甜和我哥刁北吃过一回饭，认准了我哥刁北不是凡人。“刁兄异才，相见恨晚哪。”郎甜说话瓮声瓮气，表达好感也不甜腻。她身胚比我哥刁北还显壮大。我哥刁北和我爸一样，一米七八，但瘦，竹竿型。郎甜的“恨晚”主要是客套，他们认识一年多了，没再交往。但郎甜的客套又不虚伪，她“甜”人的地方不在嘴上。“刁兄呀，我这有点寒碜人的活，不知你肯不肯出手帮忙。”这就是郎甜“甜”人的地方：一，她始终记挂着我哥刁北生计无着需要工作；二，她知道如何给我哥刁北留足面子，把给我哥刁北找活干反说成是求他帮忙。电话里，我哥刁北再三说我自己过去，可郎甜的紫红别克，还是抢先开进北陵小区，恭迎他下楼。“抱歉刁老师，郎总那边临时需要接待个客人，没亲自来接您。”看郎甜司机那种客气的样子，我哥刁北恍惚觉得，“刁老师”是土地局局长或银行行长。郎甜的司机也是女的，小巧玲珑，妩媚婀娜。

“是这样刁兄，为了让天堂墓园特色更鲜明，我想了个主意。”这时候，紫红别克已经回公司又接上郎甜，开到了棋盘山南麓。眼前是一块号称按园林化设计的缓坡荒地，郎甜兴致勃勃，仿佛能从八千亩山地上看出几万盔穴位，看出那穴位里生长的钱。我哥刁北不行，只能看到萧条和寒冷。这时是冬天。“从墓园开始营业起，一年内，下葬天堂墓园的死者将得到公司馈赠的代拟临终遗言，一年后，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费及怎样收费。这么干，我基于两个考虑。一个是，我知道有领导倡议过，搞殡葬现代化，应该在死者墓碑上记录死者的临终遗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人死时说的肯定是好话，这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提这建议的领导很有实权，我估计，以后上边会要求所有公墓都设这项目。我希望先下手。再一个，我认识你，如果你肯做这个临终遗言的专职代拟人，我这买卖就做得过。”

“代拟，临终遗言？这怎么讲？”

“替死人说话呀，说些精彩的，漂亮的，打动人的，有哲理的……不瞒你说，产生这想法，除了是我揣摩领导意图的结果，也是上回听你聊天，我受启发的结果。”

“噢，我好像，明白了……替死人，说些让活人，舒服的话。”我哥刁北努力回想他赴郎甜饭局那回都说了什么。他记不住了。

“我和许多人商量过，有人说这活挺卑鄙，往死人脸上贴金其实相当于抹屎；还有人觉得这活不吉利，给多少钱都不会有人干；更多的人认为，死者家属不能容忍别人替自己的亲人编造语录，这活注定了毫无效益毫无市场不说，还得挨骂……我就想，再让你帮我拿拿主意……”

“主意你拿。你要立这个项，我就接这个活。”我哥刁北不等郎甜把话说完，就做出了答复。“这事儿好玩！”山风很硬，他有点冷。“咱可以回去了吧？”

我哥刁北失去固定收入，都两年多了——他不把倪可心的“施舍”当成收入。倒也能零星挣点小钱，但数量太少，时间也没准。出版社的有些编辑，那些自主权较大的编辑，处理有难度的书稿时，仍然找我哥刁北校对把关。我哥刁北是好校对员，他的同行，都不讳言他是高手，且不嫉妒。这与他有工作时也是临时工有关。

本来，有八年校对史的我哥刁北，已列入出版社行将实施的临时工转正计划，都有了被破格任命为编辑的可能。如果他有学历，肯定早转正了，早当上正式校对或编辑了。可恰在这时，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各行各业都清理整顿，出版社清理整顿的成果表现在解雇临时工上。没了工作的我哥刁北，没有了早年游手好闲时的洒脱，他慌了手脚，放下了清高。他不认为自己清高，但他的性格，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给人清高感。对别人的感觉他毫无办法。他放下清高的标志是，以前不肯挣的钱现在肯挣了，还主动请朋友替他广而告之，说他以后创收不再挑剔。他不再挑剔的意思，也不是像二十年前那样，装卸工的钱也挣，而是不再拒绝一些他以前拒绝过的收入——比如，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收费的提案议案，替大学生研究生写有偿的作业论文。他的职业底线是靠脑子和笔支撑生活。

我哥刁北认识郎甜，就是这时候。郎甜当好几年区政协委员了，很想混个市级资格，那阵子，其他门路她都疏通好了，但提交一点有价值的议案让她为难。她也知道，当哪一级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与你交了什么档次的提案议案没必然联系。可她尚有诚朴的一面，她觉得既然想当市政协委员，就得对得起“市政协委员”这顶帽子，就应该弄几条见水平的议案证明自己。这样，我哥刁北的准经纪人朋友，替我哥刁北揽这个活时，就特殊强调，对这个活得多下工夫。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求我哥刁北写提案议案都没要求，他们写它，一如小学生写生活日记。之所以写，不是真的有话要说，是为了向老师或者家长交差。日记不算作业，没人打挑画叉，写成啥样都无所谓。所以，以往我哥刁北代写提案议案，只按自己心思，好像他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写的东西，就不可避免地，常常与那提案议案署名者的眼光和心念相差太远。有个卖烧鸡卖成人大代表的下岗妇女，对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知，在电视上答记者问时，说李白的代表作是《唐诗》，杜甫的代表作是《宋词》，可我哥刁北替她写的提案，却是如何保护沈阳郊外的辽代陵墓。这一回，天朗集团老总有特殊要求，报酬还翻番，我哥刁北不能率性了，得好好核计核计，他/她的议案，怎样才能与上级领导的意愿合拍。我哥刁北先研究市里主要领导的近期活动及各种讲话，再换位思考，把自己想象成市长或市委书记，经过几番主题变动和文字修改，他交给准经纪人三个信封：一个装的是环保，一个装的是公交，再一个装的是私企与国企如何在管理方面取长补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议案，一般都是一人撰文，多人署名，好像群众集体写上访信，并非所有落名群众都参与过信的写作，甚至有人连信的内容都没细看。以前，郎甜总在其他人的议案上凑数，很不好意思；这一回，她不仅可以让别人在她的议案上不劳而获，她的三条议案，还有两条得到上边重视，这让跟着她凑数的人都很荣耀。当上市政协委员后，郎甜大宴友朋，也通过我哥刁北的朋友约了我哥刁北。

“你穷疯啦，这活也干。”有朋友反对我哥刁北为死人服务。

“这种创意，应该是我的。”我哥刁北摇头叹息，除了遗憾还有点自责。“你知道毕加索临终时说的什么话吗？‘我不再喝了，我必须工作。’可另一个画家，英国人透纳，他说的是，‘再喝一杯吧！’”

我哥刁北已进入情况，谁再说他也没用了。人们还发现，他接这活，似乎与收入关系不大，肥硕的郎甜在付酬时，有点薄瘦。朋友们多半了解我哥刁北，没认为他是看上了郎甜，他们认为，他是从这个古怪的工作里找到了乐趣。成了专职的临终遗言代拟人，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哥刁北立刻推掉了那类害人的活，比如，替大学生研究生写作业论文。他认为替别人长知识做学问是变相害人。

一年下来，代写临终遗言的经营项目大受欢迎，其程度超过郎甜和我哥刁北的想象，特别是有几个大领导大名人的亲属死后，被郎甜收罗到天堂墓园，又被我哥刁北代拟了别出心裁的临终遗言，这在没什么主见只喜欢看别人眼色行事的老百姓那里，收到了极好的广告效果。当然了，这项服务让人接受，主要是它有心理学依据。一般来讲，虽然活人都能理解自己有些偷鸡摸狗的大小毛病，却又都愿意死去的亲人能成为圣者，即使明知那死者生前是个魔鬼，死后没可能进化成天使，还是不惜对其大肆粉饰。死者为尊嘛。在规格不一大小不等的追悼会上，什么样的死者都能把天花乱坠的唁文悼词当锦旗盖，就是这道理。理想的人性境界，只存在于死者身上。一年之后，天堂墓园不再免费赠送临终遗言，他们出台了收费标准。死者家属没有怨言，讨价还价的都没有，甚至他们更渴望花点小钱，让他们亡故的亲人能唱出不同凡响的天鹅之歌。我哥刁北是谱写这曲天鹅之歌的功臣，他的收入相应提高了。从这时起，那类也许有益，但让人感到屈辱的活他也不接了，比如，替开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写提案议案。他认为替别人参政议政既是屈己也是辱政。

一年前，他不代写作业论文后，许多大学生研究生骂他有病；一年后，他不代写提案议案了，许多两会代表又骂他有病。

“放着那么好挣的钱不挣，这姓刁的，是不有病呀？”

这是一种罕见的病，其症状是持续放屁，名曰“屁超多症”。

遇毓十九岁时，患上了此病。

屁的产生有三个途径：一，吞咽食物时，空气会随之进入消化道；二，肠道中食物经细菌发酵会产生气体；三，血液中的气体会渗入肠道。这些体内废气，需要排出，排放它们，就形成了屁。显然，放屁与咳嗽、打嗝、打哈欠、阴茎勃起、月经来潮、笑时眯眼睛哭时淌眼泪一样，是自然之事。除了×××那种情况，腹部手术后，需要屁来传递福音，可以把屁视为好事，其他时候，放屁并不振奋人心。也不至于让人垂头丧气。在科学看来，倒是那些不放屁的人，可能存在身体隐患，他们更容易腹痛、腹胀、便秘、肠梗阻、肠鸣音亢进或者消失。

但凡事有度，如果放屁次数过多，就是病了，一般名为“屁多症”。

一个人每天放屁五七八次，十几二十次，都算正常，排出的气体约五百毫升。若有人每天放屁过多，三五十次了，七八十次了，还连续多日不绝如缕，那就是患上屁多症了。屁多症是小毛病，一般情况下，注意点饮食也就行了，无需治疗。屁的多少，与饮食的关系最为密切，只要别过多进食豆类、薯类与蛋白质类食物，就能大大减少排气。当然，屁多，也可能是生理机能产生障碍的警示信号，它指向的，是消化不良、胃炎、消化性溃疡及肝、胆、胰等脏器存在的疾病。

单纯的屁多并不罕见，也不可怕，罕见又可怕的，是“屁超多症”。顾名思义，此类患者每天放屁数和持续放屁时间，要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地超过屁多症患者。

屁超多现象，国外的医学文献资料记载稍多，有十例，距今最近的一例，时间为一九五七年，地点在肯尼亚南部港口城市蒙巴萨，患者是位少妇，她在连续放屁五年之后，死于直肠癌。在中国的医学文献记录中，只有三例，前两例在清朝康熙年间，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语焉不详，后一例发现于六十多年前。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支医疗小分队在深入小兴安岭地区访贫问苦时，发现了一对姐妹患者，她们年龄都二十出头，姐姐已婚，连续每天放屁不止的时间已超过一年。擅长外伤的军人医生对此病一无所知，或者，并不认为这也算病，他们开给两姐妹的治疗方案，是禁食加上服用水调酵母粉。很快，医疗小分队又转赴他方了，禁食和服用水调酵母粉是否有效不得而知。估计没效。在中外全部十三例病案中，无治愈记载。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罹患此病者均为女性，年龄都在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真是匪夷所思呀，难道此病的患者，二十五岁之后即可自愈吗？病例太少，又缺乏系统研究和跟踪观察，无法断定是否真的如此。

遇毓的发病毫无预兆。那天下午，高考结束了，晚饭后，妈妈陪她去看电影。她喜欢看电影。她长得美，文静雅致，小家碧玉，这她自己相当清楚。美是当明星的先决条件，她的梦想就是走上银幕。她没为梦想做过努力。当演员，也需要胆量，可她，只想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做戏，就脸红心跳。她只肯看镜子里的自己脸红心跳。她性格内向，羞怯腼腆，说话沈阳味太重。她通过大量看电影支撑梦想。她专挑那种有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担任主角的电影看，尤其喜欢白种女人。有个暑假，爸妈出去旅游一周，家中没人监督她学习，她就租碟看一周电影，还给朱丽娅特·比诺什写了封信，长达十页。“亲爱的朱丽娅特·比诺什……”那个应该写“小姐”或者“女士”的地方，她空了下来。在信中，她谈她眼神中永远不会消失的恐惧感，谈她那种纯洁的风骚，问她为什么她快乐的时候好像也绝望，而绝望时也那么迷人。信没邮走。她拿不准该称她“小姐”还是“女士”。也没地址。可最近半年，由于高考临近，她不光没进过电影院，连影碟都不租了，连电视都没怎么看。她埋头背书，拼命演题，渴望一举过关以避免复读。她的动力非常实际，就是考上大学后，可以没有心理负担地疯看电影。她讨厌像奴隶一样背书演题。她从电影里知道，备考的生活是奴隶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没有休息娱乐。高考生强于奴隶的地方，是吃的好穿的好，不会作为商品被人买卖。她还知道，高考之后的生活也会很奴隶，但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奴隶。

那是个法国电影，上座率不高。年轻漂亮的女主角脱衣服时，准备与情人上床做爱时，本来就没多少观众的放映厅安静极了。银幕上，卧室地毯上趴着的狗，是安静的表率。银幕下，说话的人，嗑瓜子的人，走来走去的人，都主动把狗当成榜样。狗的视角是指向大床的最佳视角。暗红的光线中，法国女郎已赤身裸体，她的半瓣屁股像半只鲜橙，饱满、结实、精致、绚烂，虽然放肆，但没有淫猥，只有美。

面对迷人的屁股，面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半遮半掩的做爱场面，其他观众间——其他结伴而来的，情侣、同学、同事、朋友间，会有怎样的感受怎样的反应，这很难说。但他们间的关系构成，更容易使他们处理好自己的感受与反应：情侣、同学、同事、朋友，感受与反应应该相对一致。遇毓的结伴状况与别人不同，与她结伴的，不是理念接近的同龄人，而是妈妈。母女也能成为朋友。母女间，年龄不同经历有别，但思想意识情感方式，也有许多相同相近的。可遇毓知道，她与妈妈不是朋友，妈妈是个一见电视里有接吻镜头就要调台的女人，女儿不敢为实现演员梦做任何努力，也与妈妈的阻挠有关。妈妈四十三岁，却像三十四岁，只比女儿丰腴一些，也美，是美妇人。遇毓试图安抚妈妈。这电影是她主张看的，妈妈好心陪她，她不能让妈妈认为她做过选择——事实上，她真不知道影片中有裸体镜头。片刻之后，她想到的安抚妈妈情绪的方式，是利用银幕上那半个屁股展示的美，来抵抗妈妈有可能从中发现的淫猥。“真美呀……”她想这么感叹一句。只要感叹自然，银幕上的性内容就能被抹去。她的声音将会很轻，一如女演员落到地毯上的丝质睡衣，加之她的嘴将贴上妈妈耳朵，那三个字吐出来时，只会比呼吸声粗重一点。此时的放映厅里，粗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它们比她将说出的“真美呀”喧嚣多了。她的嘴唇，悄悄靠近了妈妈耳朵……

可是，她的“真”字刚刚出口，“美”字也才吐出一半，而“呀”字，尚深藏于喉咙之中，就有一个尖锐的、富于穿透力的、比粗重的呼吸声嘹亮干脆的、以她的下部身体为震源的突兀声音，势不可挡地炸响开来：

噗——

她放了个屁。

这屁放得不合时宜。放映厅里太安静了，由于没有了说话声走路声嗑瓜子声，它便成了锐利的针，能扎进所有人的意识深处。可以肯定，所有人都悸了一下，至少大部分人，在心里，悸了一下。好在银幕上的半瓣屁股特别迷人，比一个响屁引人入胜，另外，可能观众也都教养良好，知道放屁是正常生理现象，就没人以笑声，或注视，强化遇毓和妈妈的难堪。偌大的放映厅里，与两秒钟前一样安静，甚至更安静。可惜的是，安静没能持续下去。一方面，是银幕上半瓣屁股的主人与她情人和那条狗不安静了，两个人一叫喊着开始蠕动，狗就不干了，也上窜下跳地大喊大叫；另一方面，遇毓这个含蓄的姑娘，忽然丧失了自控能力，随着第一个响屁脱颖而出，几乎只停歇短短一瞬，就接二连三地响屁不断了：噗——扑、匍、普、瀑……放映厅里没法安静了，最渴望看银幕上做爱场面的人，最懂礼貌体谅他人的人，也都回过头，扭过头，侧过头，探过头，看屁的震源，看遇毓和妈妈。

“你忍着点。”妈妈像遇毓想说“真美呀”那样，贴在她耳边小声说。

“我忍不住……”遇毓哭了。

母女俩逃出了电影院。银幕上的一场好戏，被银幕下的一串响屁彻底毁了。银幕上的屁股很美，肯定也放屁；但此时它没放，她的魅力就少了成色，就没遇毓的屁那么耸动视听。银幕上的屁股败给了银幕下的屁。

“重放！重放！”

逃到门口时，遇毓听到有观众这么喊。她有点发懵。观众是要求她回到放映厅里重新放屁吗？还是要求放映员重新播放这一节电影？她没理睬观众的要求，不知放映员理睬了没有。

床对面的玻璃茶几上摆着电视。茶几是双层的，透过上层的玻璃能看到，下层的玻璃格里，摆着vcd。我哥刁北坐在地毯上，看一张纸上的手写vcd使用说明，同时打开vcd，把张碟片放了进去。碟片背面，有《职业：记者》这个电影名字。也是手写的，由黑色碳笔写就。播出正常。我哥刁北松了口气，他会看碟片了。他长长的身子退了两退，退到床边，边擦汗边看《职业：记者》。屋里不热。

vcd，碟片，地毯，包括vcd使用说明，都是我妹刁星家淘汰下来，送给他的——vcd使用说明不是，那是我妹刁星专为他写的。他家为数不多的奢侈品，都是我妹刁星家的淘汰货，他不拒绝捡她的剩。我和我妈给他东西他一般不要。以这种方式厚此薄彼，他没解释过为什么。这让我妈伤心，我就试着替他解释。我说，我妹刁星和李宇是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的消费样板，其特点是，舍得买也舍得扔，既不吝惜钱更不吝惜物，好像他们生活的乐趣只存在于买和扔中。市面上一有新玩艺他们就手痒，可常常搬回家后，还没用呢，就又发现了换代产品，他们只能淘汰旧的添置新的。这我们行吗？我们的消费观，刚从缝缝补补又三年里摆脱出来，还停留在新三年旧三年阶段呢。而我哥刁北，不过是以接受我妹刁星淘汰品的方式，对她的暴殄天物进行被动补救。我这样说，我妈能好受点，我们也都被动地补救过我妹刁星对天物的暴殄。我哥刁北接受我妹刁星的vcd，基本没用，他看书，不看电影，看电视只看新闻类节目，是故事片电视剧的门外汉，他眼里，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是同一个导演。可我妹刁星给他vcd，他不能说不要，他那么说的话，当天深夜，那vcd就会出现在我妹刁星家楼下的垃圾箱里。那让人心痛。许多东西，我妹刁星也不好意思白天扔，都是夜里，李宇受她指派，鬼鬼祟祟地捧个大包或拎个大兜，偷东西似的去扔东西。现在我哥刁北有vcd了，自然要顺手翻弄一下随机器而来的碟片，结果，就看到了《职业：记者》这电影名字。这两天，他正要替一个死去的记者写临终遗言。

呈现在他眼前的是部怪了巴叽的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名字，让他身体抖了一下。这么巧，是他吗，那个曾经与他有过间接关系的、当年被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的意大利导演？那时他从报纸广播里知道，安东尼奥尼特别反动，是肆无忌惮的反华先锋，拍个纪录片《中国》向中国挑衅。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意大利又冒出个当导演的安东尼奥尼来，且拍的电影还对他心思。我哥刁北看不出《职业：记者》拍于何时。看完片子，他赶紧跟懂电影的人打听，就知道了，此安东尼奥尼正是彼安东尼奥尼。乘着兴致，他又找来几部安东尼奥尼的片子看：《奇遇》、《红色沙漠》、《春光乍泄》、《扎布里斯基角》。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是我哥刁北电影概念中的异数，他越看越想探究下去，一个整体风格这么内在收敛的人，要以外在放纵的方式表达反动思想，实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侮辱丑化，会怎么做呢？他很想找《中国》看看，又打消了念头，他觉得，他无需看它也知道它。安东尼奥尼与他的间接关系也早不存在了。

在某些事上，我哥刁北没好奇心，在人尽好奇的事情上尤其如此。但不能就此认为，他好奇心匮乏。一个本性中缺少好奇的人，不能像他那么喜欢读书，尤其不能喜欢哲学。是他兴趣的指向与多数人不同。放在当初，批安东尼奥尼那会，为看《中国》，他没准都肯给让他看的人当几天奴仆。可那时候，人人骂《中国》，却没几个人有资格看，我哥刁北怀疑，给两报一刊写批判稿的，也不一定个个看过。是那之后，那种社会性的好奇，我哥刁北才逐渐没的，如果“《中国》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九七〇年代初，而是发生在一九九〇年代后，别人把《中国》塞他vcd里，他都不一定按“play”键。我这样说，有证据的。一九九〇年代以后，贾平凹的《废都》和卫慧的《上海宝贝》，都被有关领导宣布为禁书，出书的出版社挨整受罚。领导禁令是变相广告，那书立即风靡起来，读它们的人，比在证券市场被“熊”得两手空空的人还多。中国盗版事业特别发达。《废都》与《上海宝贝》的时代，比《中国》的时代有更多缝隙。那两次，有关领导封杀《废都》与《上海宝贝》那两次，我都主动给我哥刁北提供过正版的那两本书，可他不动心，根本不看。“你拿走吧，我对当代文学没什么兴趣。”他这么解释。他没为彰显个性，强调对人人好奇的东西他没兴趣。他一般不作茧自缚。他知道，如果他强调自己超凡脱俗，也是俗，是又一种俗。

但终于有一天，他克制不住对《中国》的好奇了。

“那你手头，有《中国》吗？”我哥刁北不无忸怩，对面前六十八元一杯的咖啡不大敢下口。“我想看看。”

那是在北京，在国贸大厦咖啡厅里，他与纪学青/纪安妮阔别三十年后又见面了，是连续三天里的第二次见面。面对略显瘦削的我哥刁北，丰腴的纪学青/纪安妮有些激动，但更多是冷静。我哥刁北从天而降，一时之间，让她拿不准主意：是该理解他不忘旧情呢，还是要批评他贸然相约？好在多年的外交生涯，训练出了她的涵养与镇定，即使回溯往昔，也能语调安详，词句温和。她的表现十分成功，抑制住了我哥刁北欲燃的热情。我哥刁北没办法迅速切入正题。他以最俗常的好奇心作为过渡，以推进他们涩滞的谈话。不过，我倒愿意认为，此时此刻，我哥刁北的好奇并非出自俗常心理，他的好奇与热闹时髦没有关系——此时的《中国》，早成冷饭了。他的好奇，指向的不是公共事件，而是具体，具体为一个和自己切肤相关的人，以及一件与和自己切肤相关的人相关的事。在此之前，他已先问过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那时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片，真是被中国政府作为左派导演邀来的吗？纪学青/纪安妮做过肯定的回答。

“你擦一下嘴角。”

可这回，纪学青/纪安妮避开我哥刁北的请求，把一张餐巾纸往对面推去。她以为我哥刁北是个手段传统的中学生吗？把《中国》的碟片作为图书，通过借和还，来增进与女同学的交情友谊。两人相对而坐的桌子很小，如果纪学青/纪安妮伸手，够我哥刁北的耳朵都不成问题。他们身边几乎没人。

与同学比，纪学青不算最幸运的，但算少数几个幸运者之一。她的同学，一帮学了好几年外语的大学生，一毕业，都被打发到边疆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去了，有的干脆下放农村。而纪学青，根红苗正，中共党员，既不是最偏激的造反派，也不是最落后的保皇派，能让各方面领导都感到放心，恰好有基层单位向大学要人，她就被直接分配了工作。内蒙古中部的德耳布尔前旗贫穷落后，但她能到这里的外贸局挣国家工资，还做着牛羊制品出口朝鲜这种外事工作，足以让她高人一头。有一天，她去丹东出差回来，在北京转车时，没立刻踏上回程火车。就咸牛肉出口事宜，她出色地独自完成了与朝鲜人的谈判，她想留在北京游逛一番，以此奖赏自己。是离开车站一小时后，她碰到那几个外国人的。

在大栅栏的扬威胡同，纪学青为要不要回学校看看犹豫不决。不回去吧，挺想的，为搞文化革命，她这届学生晚毕业一年，在魏公村那个古雅清幽的大院落里，她生活了五年；可回去，看谁呢？昔日的老师同学，多半去了农场农村，萧条的空院子值得看吗？纪学青想不好怎样合适，就走得慢，而那几个晃着摄影机四处乱拍的老外和围观的中国人，便很快从后边靠近了她，包围了她，淹没了她。胡同窄，人多，陷入人圈的纪学青没处闪躲，与那几个老外挨在了一起，好像她和他们是一伙的。她陷入一个尴尬的处境。也不特别尴尬，她的外院学生背景，让她有别于一般面对外国人的中国人。这时，有个没扛摄影机的女老外正抬头看一幢四合院房顶，没留意，险些撞在纪学青身上。她表情夸张地冲纪学青连道对不起，使用的是英语和另一种纪学青不熟悉的语言。纪学青学英语专业，二外是法语。纪学青忽然技痒起来。她礼貌地对那女老外回了一笑，用英语和法语分别说没关系，然后问人家哪国人，分别又用了一回这两种语言。

“你好！你们是哪国人？”

“你好，意大利人。哈，你会说英语和法语！”

“可惜不会意大利语。”

“已经很了不起了。去过意大利吗？”

“没有，但我知道意大利，亚平宁半岛，地中海风光。”

“啊，你熟悉意大利？欧洲都熟悉吗？”

“当然了，我们中国人胸怀五洲放眼世界，哪都熟悉哪都关心。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你们欧洲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很快都会被我们消灭。”

“对不起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我没太听懂，可能我英语水平太低了。”

“你放心，你们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会生活太久的，我们很快会去解放你们……”

女老外的英文水平的确一般，纪学青的话让她发懵，她耸肩摊手挤眉弄眼，表示她的惊愕和困惑。但她不想放弃纪学青，听不懂也不放弃。为留住纪学青，在纪学青的演讲告一段落时，她巧妙地改变话题，带点炫耀地，介绍他们一行的情况。纪学青能猜到，在这之前，女老外一定多次尝试过与中国人说话，可那些本来与她挨得挺近的围观者，一听她问话，就笑嘻嘻或急慌慌地闪到一旁，缄口不言，不知是听不懂她的话还是不想搭茬。这时出现个中国姑娘，居然会两种欧洲语言，女老外像见了故交。而纪学青，受到外国人重视的荣誉感，在中国人里出了风头的满足感，让她不觉飘飘然起来，也就真与这几个老外成一伙的了。女老外说，他们这个摄制组，是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北京并准备去河南和南方的一两个城市拍纪录片的，片名可能就叫《中国》；她又用崇敬的口吻说，他们导演，是大名鼎鼎的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朋友。说着，她指指一个壮年男老外。这时候，那在女老外嘴里大名鼎鼎，在纪学青印象中毫无概念的安东尼奥尼，正站在一个肩扛摄影机的小伙子身后，往取景器里看。他瘦削高挑，穿咖啡色夹克，身子微微向前探去，一只胳膊翅膀般伸开，胳膊前端的手指间夹支黑粗雪茄。那支雪茄，已久受冷落，缕缕孤烟又柔又淡。纪学青觉得这安东尼奥尼的姿势很潇洒，她目光就没离开他。而女老外，可能以为纪学青对安东尼奥尼的大名有所耳闻，甚至崇拜他，就在安东尼奥尼离开小伙子后，冲他打招呼，指着纪学青说句什么。安东尼奥尼匆匆过来，与纪学青握手，然后道声抱歉，又去和另一个摄制组成员交谈什么。他们的交谈，肯定与纪学青无关。可纪学青好像受了安东尼奥尼启发，也与女老外打声招呼，就朝人圈外挤。纪学青告辞的招呼有点突兀，令女老外一愣，她忙凑近她伸出双手，试图来个分别的拥抱。纪学青生硬地甩开了她。

也许女老外认为，是安东尼奥尼的匆匆一握冷淡了纪学青，她才突兀离去，还拒绝她拥抱。可纪学青知道，正是安东尼奥尼的匆匆一握，吓出了她的一身冷汗，她意识到，她得离开这几个意大利人。可能他们真是国家的客人，但他们毕竟不来自阿尔巴尼亚呀，除了阿尔巴尼亚，整个欧洲，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与哪国人聊天握手都很危险。

纪学青能这样想问题已经很不错了，但仍有漏洞。基层生活是瞎子和聋子的生活，只需要上级领导的具体指示：该批林批孔了；该退耕还草了；该学大寨修梯田了——德耳布尔前旗没山，修不成梯田，这让旗领导非常苦恼……《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表面上也覆盖德耳布尔前旗，可不与具体的人和事发生关系时，德耳布尔前旗的蓝天和草原则会把它们稀释得不存半点形迹，就像成吉思汗的坐骑留下的烟尘。纪学青是德耳布尔前旗人，而德耳布尔前旗人，对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这对铁哥们刚刚反目成仇的新闻，可以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