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刁北久侍死神，也算久病成医，对自己的来日不乏预见，或者说，他具备了为自己的来日排序的能力。这天，他写信给我，邀我当晚去他家吃饭。这甚为奇怪。早年电话不方便时，他常常通过写信找我，可自从家家有了电话，尤其人人有手机后——我忙给他打去电话。他未做解释，只说你有空就过来，也没事儿，想说说闲话。其实，还有一点我也不解。以前，他不论写信还是打电话，都直来直去，干脆利落，像领导对下属发布命令；可这回，他的文风不同以往：文字抒情，措辞客气，态度谦逊——有些地方，像他为人代写的临终遗言那么酸，那么假，那么矫情，那么做作。我心里不得劲，像海蜇水母黏到了身上。顺便说一句，直来直去，干脆利落，不羞羞答答，不吞吞吐吐，这并非我哥刁北独有的风格，我们“老刁家人”，都程度不同地有这特点。
比如，八个月前，癸未春节，全家人正在南市小区的爸妈家热热闹闹地看电视晚会包年夜饺子，我哥刁北忽然打来电话：“我想过去陪爸妈过年。”对接电话的晚晴，他都没客套一句，开门见山就这么说。晚晴喜出望外，都结巴了：“那就，那哥，你就，快过来吧！”是我哥刁北更了解我家人的脾气秉性。“你先问问爸妈，”他说，“他们同意，我再过去。”果然，晚晴爆出我哥刁北的求和信号，我爸竟一点没受感动，态度强硬一如往昔。他挥一下手，对已接过晚晴电话的我妹刁星说：“告诉他，这个家里没他位置。”他这么绝情，并不管我妈已泪流满面。“让他回来，”我妈喊，“让刁北回来……”而我妹刁星，也就如实转达了爸妈的分歧。后来我哥刁北之所以赶来，是在我妈强烈要求下，全家人就此做了公决，搞了民调。多年里，我家一直有着混乱的政体结构，既极权特色鲜明，又民主空气浓郁——其中极权是本质，民主是我和我妹刁星渐成大人后，偶尔带回家里的调料。此时我妈的理由是：这家不是你老头子一个人的。投票的结果可想而知：七比一。我家三口我妹刁星家三口再加我妈，是七，孤家寡人的我爸只有一票。但他坚持光荣孤立。我哥刁北都进门了，都向他问好了，他也不妥协，只威严地点点头，俨然面对投降的敌手。
这的确是我哥刁北投降的时刻。二十年了，父子俩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度除夕，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春节是二月初，二月初的广州已有sars。sars如同时髦的词汇，或流行歌曲，在得港台风气之先的广州普及一番后，在消耗掉美丽花城的成百上千吨食用醋后，开始北伐，抢占北京的滩头阵地。北京的sars，出现在三月。这么一说，sars又成了报春的燕子，牵着北回归线朝太阳飞翔。其实上一年年底，sars已经偷袭广州，只是那时，大部分广州人都没介意。四月中旬，我哥刁北去北京时，人们把这场灾难称作“非典”。没有sars的说法，自然也没有“杀死”的称谓，“杀死”一说，是我哥刁北后来的发明，是他躺在北京火车头医院发热病区的隔离病室里，耳听人们“sars”“sars”的恐怖议论，对这名词进行的汉语音译。官方未认可这一翻译成果。我哥刁北“疑似”期间，给我妹刁星写封长信，据说风格颇近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因我妹刁星把它当成中央机密，只偶尔传播只言片语，从不向我和爸妈呈示全貌，我们就没确切知道那信中还有哪些内容——这也像《多余的话》。好多年里，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瞿秋白，一直是挨批判的反派代表，他罪状之一，就是掉脑袋前写了《多余的话》，算临终遗言。但大部分人，那些声讨批判《多余的话》的人，并不知道它写了什么。我对我哥刁北的信，知道的只是，他在其中，首次使用了“杀死”一词。这与我对《多余的话》的了解也颇相似：“中国豆腐是好东西。”我只听说，瞿秋白这么给《多余的话》做的结尾。读过我哥刁北那封“多余的话”，我妹刁星利用职务之便，这篇文章里，将“杀死”一词用上了报纸。“杀死”两字比较刺眼，我妹刁星这么用它，较情绪化。上边领导不傻，看出了这一译法有悖“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央精神，对《北方都市报》两个相关领导和我妹刁星做了批评，分别扣发了当月奖金。我哥刁北是五月中旬出院的，他出院的理由，自然是他“杀死”病人的疑似身份被排除了。我哥刁北不同意专家结论。他认为，不论“杀死”病源出之衣原体样颗粒还是冠状病毒，肯定都存在于他的体内，医生找不着，是医生医术不精，而他暂时没死，还退了烧止了咳，那只是“杀死”在休憩歇息，此后的日子，他仍然随时会被杀死。他说他不怕死，之所以希望被继续隔离，只是不想殃及别人。但他必须出院。医院不是福利院或养老院。出院后，与人接触时，我哥刁北坚持自我隔离，好长时间里，不再与人同桌进餐，很少参加社交活动，知道我爸被查出了肝癌，炎炎暑热中，也只戴着双层口罩在人民医院我爸那间特护病房里出现一次。那一天的沈阳市民，除了医生清洁工等特殊工作的从业人员，恐怕再没戴口罩的。当时“杀死”已告别人类，据说，跑果子狸身上去了。
我哥刁北甘当果子狸，为拒绝社交找到了理由。对他的状况我感到忧虑，跟我妹刁星议论时，我说他是不患上抑郁症了。我妹刁星诡秘地一笑，没有，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泡病号对他有好处吗？哈，好处是他不必面对他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了，只要他强迫自己相信他有可能传染sars，他的良心就能让他心安理得地待在沈阳，不去北京。你什么意思，北京是哥最爱去的地方，他怎么又不愿意去了？大哥他吧，可能同时有两个情人，都在北京，我妹刁星神秘兮兮地说，上回在北京，穿帮了，他躲她们。在沈阳不就躲了吗，何必装病？嗨，大哥又不是无赖，他躲她们，得有理由呀；不去北京解决问题他会自责，可为了不传染sars不去见人，他就心理平衡了。我妹刁星的理由如海外奇谈，说不服我，况且，我也很难把“两个情人”，“穿帮”，“躲她们”这种事与我哥刁北画上等号。
“还猫着哪哥，‘杀死’这回真过去了，你想当毒王都没资格了。”六月份时，电视里天天开战胜“杀死”的庆功会，我也就经常给我哥刁北打电话劝他出笼放风。
“那可未必，这是谁难受谁知道的事儿，我要真没失掉毒王的资格呢？那可就祸国殃民了。再说了，老‘杀死’可能过去了，或快过去了，可新‘杀死’呢，没准这会儿正准备来犯。‘杀死’无所不在，你躲在真空箱里它也找得到你。”
“哈，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只要战争没成遗迹，就一切皆兵，包括草木。”
直到七月中上旬，具体地说是十二号早上，不到六点，他忽然活了，用电话分别惊醒还在熟睡的我和我妹刁星，气急败坏地让我俩马上来北陵小区。有个叫许明的，你们听说过这名字吧？被双规了，很可能被判刑。你们帮我找找关系，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他。你们别管我跟他什么关系，对外边也不要说我关注他。这件事儿，你们一定往心里去……我哥刁北满面倦容，眼圈微黑，显然一夜没睡好觉。他没戴口罩，没往地上洒醋，抓着我们胳膊，唾沫星子四处飞溅，完全没了以往的风度。我和我妹刁星什么都没问，只点头应承。从这天开始，我哥刁北才算比别人晚一两个月“战胜”“杀死”，许明成了救他命的呼吸机。但后来，我们向他通报许明信息时，他又听得三心二意。不用打听了，不提这事儿了，他说，我那天也是太冲动了，人家那样的人物，我们连汗毛大的忙也帮不上的。这是实话，许明是沈阳地面上有名分的高官。
我哥刁北家，是北陵小区二十三号楼六楼中间那个一室一厅的六〇二房——它产权早期归我爸单位，房主一直是我爸名字，房改后，房主换成了我哥刁北。更换房证的繁琐手续，是我妹刁星跑的，表面看，是我妹刁星为我哥刁北跑出了一份小小的财产。可我们心里都明镜似的，这出之于我爸的暗示。我哥刁北没对我爸说过谢字，我爸也从未以此要挟过我哥刁北。我应邀来我哥刁北家这天，是九月三十号。按计划，这天下午我要带妻儿去庄河海边，过几天黄金周，吃几天水产品。可接到我哥刁北的信，我立即给晚晴打去电话，把行期往后推了一天。正在家中与晚晴一起整装待发的阿斗不满意了，指责我朝令夕改，没准主意。我笑笑，没理他。从哪个意义上说，接受我哥刁北的召见都比讨阿斗欢心重要。
我五点半准时来到北陵小区，我妹刁星开的门。我哥刁北没光找我。我倒不嫉妒我妹刁星也在，可此前我哥刁北以信相邀造成的那种神秘的气氛庄重的感觉，还是有了折扣。我哥刁北独自生活，我妹刁星是个女的，对他照顾多些。在我俩间，她与我哥刁北过从更多，这不是秘密。
我妹刁星已来一会了，她系着围裙，正把酒菜杯筷往桌上摆。挺像那么回事。我知道，她除了炒鸡蛋别的不行，那几个菜，应该是我哥刁北一下午的作品。我哥刁北平常不正经开伙，只煮面条，可关键时刻，他有一些下厨的本领。今天的时刻很关键吗？在厨房，我和我妹刁星嘀嘀咕咕，她说她也不知道我哥刁北为何邀约，主要的，是她也不理解他的邀约方式何以那么郑重。但我俩兜里，都带足钱了。我哥刁北已经很久不借钱了，现在他不缺钱。以前他朝不保夕时，偶尔从我和我妹刁星手里借钱，才郑重。
我们兄妹最早相见，是我刚有记忆时：我四岁，我妹刁星三岁。那之前，我哥刁北八岁时，曾只身离京来过沈阳，与我有过兄弟相见。那年，我哥刁北年龄不大，青春期反叛提前来临，发疯似地和我姥吵架，其原因，是他常听到风言风语，说他没爸，是私生子。我哥刁北敏感早熟，明白点私生子什么意思。他知道他有爸，虽然他感觉到爸爸和他不太亲近，但骑在去北京探亲的爸爸脖子上招摇过市的印象也还深刻。他只是无法对人解释，他爸爸为什么不在北京，他家户口上，为什么只有他和姥姥妈妈，后来妈妈也没有了。你和你爸你妈，这叫两地生活，我姥这么给他解释，两地生活，是革命需要，是为了，锻炼你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哥刁北不那么好唬，他认为我姥也欺骗他，就和我姥吵、闹、赌气，要来沈阳寻找答案。在车站商店当营业员的我姥不算正式的铁路职工，没有定期得到免费车票的待遇，但有机会认识铁路职工。有个常在北京沈阳间替我姥我妈捎东西的列车员朋友，答应捎一趟我哥刁北，这就有了我哥刁北的首度沈阳之行。可惜的是，在沈阳生活近一个假期，他并没为自己的疑问找到答案，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答案。他不懂dna检测，那时也没有。这趟沈阳之行，他获得的是两项意外收益：一是拥有了“刁北”的名字，二是建立了一种意识，对他来说，姥姥远比爸妈重要。
那时我小，躺在襁褓中，对任何事都没有印象。那时我妹刁星更小，还是虚有，实有的话，顶多是枚受精的卵子，正在我妈子宫里试图立足。
后来我大了，有记忆了，我妹刁星可能仍无记忆。一九六五年，我姥患青光眼，要做虹膜嵌顿手术，我妈打算回京尽孝。我爸对此很不情愿，百般阻挠。后来，我想，我哥刁北对我爸的敌视，就始于这时，而我爸敌视我哥刁北，也许更早，恐怕得追溯到我哥刁北的孕育之初。但作为大人，作为父亲，我爸不好太明确地表达他的敌视，他需要理由。他的理由，是我哥刁北的知识。他不反对我哥刁北汲取知识，恰恰相反，我哥刁北的学识让他自豪；他反对的，是我哥刁北甘愿接受知识的异化——他认为，我哥刁北是个被知识异化的典型，他又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的话，用在我哥刁北身上名副其实。
“他他妈疯啦？反对***！***有多少毛病犯多少错误也是***老婆呀！他他妈白读那么多书了，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比如，一九七六年九月之前，他这样骂我哥刁北。
“他他妈疯啦？拥护***！***是第一夫人就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啦！他他妈白读那么多书了，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再比如，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他又这样骂我哥刁北。
我爸这么马后炮地骂我哥刁北，刚好能证明他自己判断力低下，也是自打嘴巴。他不允许别人指出这点，若有人指出，比如我妈指出了，他就用“你不懂”或“你懂什么”呵斥我妈，一脸不耐烦。我妈没与他探讨过“你不懂”或“你懂什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懂”或“懂什么”了就可以出尔反尔。
一九八三年秋天以前，我哥刁北没公开地骂过我爸，他对我爸只是不屑。我爸受不了这个，在他看来，儿子的轻蔑比谩骂还恶毒。他试着以各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问题没解决，还出现了他们间的最终决裂。决裂之后，我爸和我哥刁北基本没有过正面交锋，如果需要提及我哥刁北，我爸只以外号称他：那个博览群书的笨蛋。
“博览群书的笨蛋”，这是我爸给我哥刁北下的定义——非常不幸，这定义的专利归我所有。有一次，看过我的一篇小说，我爸兴奋得大喊大叫，好像突然捡到了便宜：“哈，博览群书的笨蛋，博览群书的笨蛋，你给这人物的概括太准确了，这家伙和刁北完全一样，我看你写的就是刁北……”
天地良心，写小说里那个博览群书的笨蛋时，我没想到过我哥刁北。
我哥刁北五岁以前，和我妈我姥一起生活，五岁以后，只和我姥相依为命。自从有了首次沈阳之行，谁伤害我姥，比伤害他还让他忌恨。我姥被青光眼搞得视力模糊时，正逢我爸仕途光明，为歌颂***的丰功伟绩，上级领导特意从乡下四清工作队把他调回沈阳，让他筹办“红太阳展览”。十多年后，那个凝结了我爸聪明才智的“红太阳展览”不复存在时，那幢庞大的、被一片广场衬得孤零零的、称得上富丽堂皇的俄式建筑，变成了一处喧闹的商场。可当时，上级领导给我爸布置任务时雄心勃勃，说“红太阳展览”将千秋万代地存在下去，它将成为中国的卢浮宫与大都会——卢浮宫与大都会，都驰名世界，分别是法国与美国的艺术博物馆。我爸为我妈转述领导勾勒的美妙远景时，激动得很想以头撞墙。他没撞，只用拳头砸了砸墙，惹来邻居几声不满的回砸。他的激动可以理解，一件千秋万代的伟业，要由他当开山鼻祖，虽系“临时负责”，他的生命，也足以与“不朽”这种字眼眉来眼去。他忙。他不忙也基本不管我和我妹刁星，忙，就更没空闲照顾我们。他说咱们出钱，让你妈雇个陪护。
我妈只得带上我和我妹刁星回明星胡同。
我哥刁北排斥我和我妹刁星我看得出来。他和我妈也不亲。他只对我姥心心念念。他像个明察秋毫的秘密警察，不知疲倦地监视我和我妹刁星以及我妈，仿佛我们是来谋害我姥的杀手嫌犯。他的言行，也没什么不得体的，后来想想，他给我的最深印象，倒是通情达理、少年老成、沉默寡言、嗜书如命。我略有薄名后，常有记者问我，是怎样的童年经验让我想到当作家的，我的回答是：奶奶给我讲民间传说，姥姥给我读诗歌小说。这是胡说八道。我奶啥样我没见过，而我姥，我与她相处的时间极少，除了自己名字，大小多少天地人，她是否还认得别的字我都说不太好。如果一定让我为自己找个文学的源头，我想说，是我哥刁北看书时的样子，打动了我，让我只有四岁时，就萌动了当个写书人的念头——那念头当时是否真出现过，已无法考证，一个四岁的非莫扎特的孩子，能有梦想吗？倒是我上大学后，立志从此献身文学后，我哥刁北有过表示，他主动把多年攒下的两三百本文学书送给了我。在我早期的私人藏书中，它们占有相当大比重。
但有一点，四岁的孩子是有记忆的，明星胡同那一个月里，我哥刁北看书时的样子，如同那年我首次吃到的北京烤鸭，令我一生难以忘怀：萎在一隅，佝偻着腰，手中是书本，身旁有纸笔，前伸的脖子比胳膊还长。
“我这辈子，活到头了，需要来个，自我了断。”我哥刁北，开门见山，干下杯啤酒，有备而来地这么扔出一句。我和我妹刁星互望一眼，无以应对。他的说法加上语气，很像为发布临终遗言做的铺垫。他不会吧？“哦，你俩别那么紧张。”他也意识到他的开场易生歧义。“我吧，是想说，今天，嘿嘿，我五十了，今天我生日，我找你俩，是想说说，和你俩说说，我这阵子的想法……”
我和我妹刁星松了口气，尽管仍觉得他这天少有地别扭。
是的，九月三十号，是我哥刁北生日。本来，他生日也能算在十月一号，他既出生于九月三十号的二十四点，也出生于十月一号零点。最初上户口时，我爸给他登记的出生日就是十一。十一，国庆之日，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多好的巧合呀。可不足二十岁那年，走出劳教所的我哥刁北，自作主张地改了户口。他出示给派出所的理由是：一，我确实是九月三十号生的，不是十月一号，我爸报个十月一号，是为附会国庆节，意思是好意思，却不够诚实；二，我现在是有污点的人，没资格与国家诞生在同一天，恢复生日，也可以少给国家抹黑。他对家人没有解释，他也从来不过生日，如果别人要给他过，他都拒绝，他说，等我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再张罗吧。我爸说，他这是仇恨社会的具体表现，我则认为，改生日，是我哥刁北最早起意与历史事件拉开距离，由社会生活退回个人世界的一个标志。至于他总拉不开距离，退不回去，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一直像牛氓一样专门叮他，那是另一回事。“也许我不是当亚瑟的料，只能向约翰·克利斯朵夫看齐。”我哥刁北来沈阳后，在我质疑他生活态度时，曾经这样为自己定位。那年代，许多小说人物都是青年楷模，伏尼契笔下的革命者亚瑟通向人类，罗曼·罗兰笔下的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指向自我。但不论从解放人类的角度讲还是从个人奋斗的角度讲，我哥刁北都不成功，一直没混个人模狗样，也就从来没过过生日。可现在，他竟主动提到了生日。我和我妹刁星觉得意外，但也没表现出什么，是他自己撑了一会，不好意思起来。他一个劲地自斟自饮，以酒盖脸。
“我的意思，也不是生不生日。但五十了，知天命的岁数了，这是事实，有些事儿，想在这时候做个了断。这很可笑，我也知道，去年我还觉得五十啥也不算呢，可现在一五十，就觉得，嘿，其实区区五十，***七十多还改天换地呢……没办法没办法，你们没到五十不知道，五十跟四十九都不一样……不多说它，反正五十了我才知道，我这辈子，到此为止了……你们别多心，我没说自杀，活完了的人不一定都得死，死也不仅仅是肉身的特权。人吧，活久了，也就只有游戏的意思了，跟孩子一样。真正的生命，就一般人来讲，结束在五十岁比较合适。五十以前，大体健康，身体心态都过得去；可五十了，就不一样了，就是没什么病，机能也会渐渐衰竭，费劲拔力地活着其实没劲。你看鲁迅胡适他们那代人，四十岁就开始总结一生。人活得越久，越容易荒唐。人心不足呀。当然自杀不一定是太好的办法，但应该有制度，人届五十可以不死，但那只是肉体，心态上，必须认定自己死了，以保证年轻人有做事的空间和机会。有了这前提，五十以后的活，其实也挺好，玩呀游戏呀，让人看到人有死期，物理角色存在社会角色取消，多好，社会问题会减少不少。照说这些东西，我自己想想也就是了，没必要假模假式地说给你们。可人呢，都有个传承的理由，他的存亡，他的生死，又与别人有关，最直接的关系对象就是生你者或者你生者。这关系也是外部强加的，但你就是无法摆脱。摆脱它肯定是在摆脱痛苦，但必然又会遁入新痛苦中，甚至更大的痛苦。人失去自我，常常不是因为敌手，而是因为亲人，亲情是种可怕的病毒。我不主张有亲情。但这不可能，既然不可能，就得尊重它的存在，所以才需要，有所交待。事实上，人之所以要写临终遗言，也是把世界当亲人呢，向世界交待自己。我这辈子一直与爸妈为敌，尤其我爸，以前没太想为什么，现在看，潜意识是在摆脱亲情，以满足独立。可这反人性，太难做到，我最恨我爸时，心里也惦记他。以前我总坚持不与亲情和解，包括你俩。为什么我一直说你们是我朋友，不强调兄妹这个亲情的东西，也是这道理。朋友可以分手，亲情没法斩断。但现在我觉得，人与亲情，得有和解，和这世界得有和解，关键是，得有合适的和解方式……我现在吧，给自己找到一种方式，它能成为我光精神死去而肉身活着的理由。我觉得，有件事，我必须做完……”我哥刁北的表达，没以往简洁，没以往精确，但也渐渐恢复成了我喜欢的方式。
“什么事儿？”
“唔，其实说出来更让人脸红，比我给自己过生日还荒唐。这是件可办可不办的事儿，我就把权力下放给了你俩，让你俩决定办不办它。你俩要是都不阻止，我只能办了。”
“我俩决定？什么事儿呀？”
“而且这事儿，也得麻烦你俩，尤其麻烦刁斗……”
这又不是我哥刁北的惯常方式了，他一般说话不卖关子。
“这回找你们，我是写的信，前天下午扔邮筒的，我没想到你们今天都能收到。看来这邮路，也有畅通无阻的时候。刁星经常出去采访，不在报社，刁斗更是不正经上班，你们今天要是看不到信，倒比看到了正常。刁斗一般晚上没事儿，有也无非喝酒玩牌，去不去的无所谓；可刁星晚上就没准了，即使不考虑黄金周的前一天忙，单是人家书记市长宴请外宾庆国庆啥的，你也得侍奉左右发新闻呀。所以，即使你们今天收到信了，刁斗能准时过来，刁星过不来或不能准时过来的面也比较大。我认为，这中间，肯定有哪个环节会出差头，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仨不能都坐在这儿。按我的想法，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只要你俩有一个现在还没坐我面前，我的那件可办可不办的事儿，就算否决了，我也就不会再提它了。说心里话，我也是对那事儿是否值得办总想不好，才把这决定权，交给你俩——交给冥冥中的天意吧……”
我哥刁北装神弄鬼，反常的过分。但那种认真诚恳，让我和我妹刁星没法笑他。他细长的眼睛藏在眼镜片后边，不看我们，看手里的酒杯。他手里的酒杯是厚玻璃的，原来装咖啡的那种，虽然杯壁上茶垢重重，但仍然透明，此时有一粒花生沉浮在里边。我和我妹刁星的酒杯没那么大，是带把的白瓷茶碗，不透明，里边有花生也看不出来。
“今天是想让刁星作证，我郑重委托刁斗，写我的传记……”
从南汀劳教所回到北京，我哥刁北听到的第一则大传闻是：***委托一位美国女记者写她传记，名为《红都女皇》。当时那消息传得很盛，多数传播者，都面有愠色语含鄙夷，好像那尚未出版的“***传”是把大号镐头，能把全中国人所有家的祖坟都给刨开。
我哥刁北没那么沮丧，他不觉得***渴望青史留名有何不对，委托别人树碑立传有甚不妥——不对不妥的话，那也只是暂时在上层人物的政治日程上，有些时序上的不对不妥，而与平民百姓是否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没什么关系。
“出***传碍你事儿了？”他问那些对***此举表示不满的小道消息传播者。
“你——”那些人对我哥刁北的反应先感到惊讶，然后是痛心，“你呀，进趟局子就意志消沉了。”他们不允许我哥刁北使用“碍你事儿了”这种个人主义化的说法。“党和国家的利益呀，”他们说，“她碍党和国家事儿了。”
我哥刁北有点成心地，问他们何以得出个这样的结论。他们基本说不出理由。有人认为会泄露机密，有人认为她没资格，有人认为不应该让外国人写，有人认为应该先出***传周恩来传。后两个问题不值一驳，那等于没说***不可以出传，只是在作者选择和出版时间上，议论者与***有些分歧；至于泄密和资格问题，我哥刁北是这样看的：一，这个国家这个党是谁的？毛主席的吧，***是毛主席老婆，国家和党，自然也是她的，她又不傻，她怎么能泄自家的密呢？另外，如果怀疑***无知，不清楚什么是密，该怎么保，那他接受采访时，有懂行的人在旁边把关也就行了，而不是不许出她传记。二，在我哥刁北读过的人物传记里，许多传主是普通人，只要稍微有点这样那样的特殊之处，就配被人做传或自己写传，难道***的立传资格还不及普通人？
有人说：“那些普通人，都是外国普通人呀。”
我哥刁北说：“那好。可我读过一本写杨开慧的书，也是传。杨开慧给***当十年老婆就有资格被写，***从一九三八年嫁给***，都三十多年的老夫妻了，难道资格比杨开慧差？”
有人说：“***怎么能和杨开慧比，***为杨开慧写过《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哥刁北说：“那你以为，《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和《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不是毛主席给***写的？”
与我哥刁北辩论的人哑口无言。好一会后，又有人说：“刁北，我觉得，平常你对***的许多表现也有意见。”
我哥刁北笑了，说：“没错，但这是两回事；我还不喜欢溥仪这个人呢，可他出版《我的前半生》，我坚决拥护。”
几年以后，丙辰清明，许多北京市民自发地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前总理死于三个月前。那些天，天安门广场是花圈的山峦诗词的海洋，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聚在一起，说什么的都有。北京市民好像个个都有上层内线，传递中央领导的斗争信息时，能不断爆出鲜活猛料。我哥刁北也天天去观风望景。人们好像气都不顺，张嘴闭嘴以骂人为主，并且除了***周恩来，对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敢不敬不恭，其中或公开或隐晦地骂***的为数不少：有的说她蒙蔽***，有的说她迫害***，有的说她早就与刘少奇***是一伙的，有的说她当演员时性关系混乱……光骂不行，又举具体事例，有人就重提几年前她让美国女记者写《红都女皇》的事。这么一来，又是说到***有无资格被人立传时，我哥刁北多了句嘴，情不自禁地参与了议论。那天是四月五号。前一天夜里，工人民兵和警察还有解放军已清过广场，花圈条幅对联诗词，都搜走了，一些广场活跃分子被秘密逮捕的消息也时有耳闻。我哥刁北吃过专政之苦，不想再惹腥骚。但他没管住自己，写了首《七律》。本来，一把那首《七律》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廊柱上，他就打算打道回府了，他已感到，这天的气氛比前几天严峻。可人太多了，每个人都是席卷他人的龙卷风，每个人又都置身于龙卷风的风口中心。我哥刁北只能随波逐流。也是他流连忘返，去意不坚。狂欢的气氛是味迷药，容易让人欲罢不能。所幸的是，他还心中有数：人们往人民英雄纪念碑送新花圈时，他没充当义务布展的工人；人们往人民大会堂挤往历史博物馆拥时，他也只跟在人堆后边喊两声“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人们几度冲开解放军用臂膀挽起的肉栅栏时，他缩在人圈中间避免与解放军肉肉相抵……后来，也是被人流裹挟着，他来到广场东南角那栋小红楼前。广场东南角的小红楼，是工人民兵警察解放军的联合指挥部，人们冲向那里，是要进去与联合指挥部的头头谈判。谈判得有谈判代表，在小红楼前，人们闹哄哄地推荐起来。有个家伙，不知何故，带几个人缠定了我哥刁北：他，他他，他他他……非说戴眼镜的我哥刁北学问大口才好。我哥刁北急得红头涨脸，他手一划拉说，戴眼镜的多了，我哪够代表的格，边说边挣出人圈，任凭身后的指责谩骂追他撵他也不回头。后来我哥刁北认为，害他的除了他自己的去意不坚，更是推荐他当谈判代表的那几个人。他们不逼他，他就不会转身回跑，而不往回跑，也许再过片刻，他就能绕过小红楼离开广场；可他们一逼，忙乱之际，他不敢绕行只能回跑，就又跑回了广场中央，跑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廊柱旁。一小时前，他已贴出《七律》公开示众，现在既然又回到这里，他自恋之情油然而生，很想再欣赏一眼自己首次发表的作品——李白杜甫那会，发表作品的主要途径就是壁上题诗。“……长天有星皆拱北，大地无水不朝东……”纪念碑的东廊柱前，他作品还在，不仅没被撕掉，没被覆盖，还有人议论它写得好呢，也有人抄它，有个女的，正用朗诵腔一遍遍高声读它。我哥刁北小有得意，尤其听那女的读出“皆拱北”的“北”字时，就好像他这作者实名制了。他有点冲动。他不好意思声明他是这首《七律》的作者，但又想说点什么，就顺势接过别人话茬，还身子一跃，跳到纪念碑台阶上，占据了个演讲者的显赫位置。他说，***的确和张春桥姚**一起迫害了许多老干部，违背了***的革命路线，犯有严重错误；可作为***妻子，作为一个演员出身而投身革命的小知识分子，作为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性人物，她身份特殊，经历传奇，自己有让人写写的愿望，没什么不对。
“我是个没任何与众不同之处的普通人，但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觉得我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记录，值得书写，我并不认为我的想法就得受批评，挨嘲笑，就是罪过。我敢说，各位肯定都想多了解***，了解她给我们提供的一切！所以，我坚决支持出版《红都女皇》！”
一小时后，我哥刁北往家走时，都快到王府井了，一辆普通的绿吉普车，超前几米，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停了下来。他超过吉普时，两个身着便装的人跳下来，一边一个，反扣住他胳膊压住他脑袋，麻利地将他塞进车里。
“眼镜，眼镜！”他提醒绑架他的人。他眼镜掉到了马路牙子上，没碎。
“除了刁北，我们家人没近视眼，他双眼裸视，一个三百度一个三百五十度，很小就这样。这一细节可以从遗传学的角度证明，他不是我儿子……”
时隔五年，我爸先后两次给组织写信，都为撇开我哥刁北与他的关系。他对我们家人眼睛情况的描述不是假话，除了我哥刁北，我家的确没人近视。后来我哥刁北挖苦我爸，说他是基因组先驱，dna之父。
“刁北你别恨你爸，那两回，正好，都赶上他要迈沟跨坎。”
“妈我没那么小心眼。大义灭亲丢卒保车，对谁都是无奈的选择。咱不说这个。”
“唉，他也不是要灭你丢你，他那是策略，不得已。他心思细，想得多，有时候可能就小题大做了，自作聪明了，搬起石头打自己脚了。他应该主动向你检讨，可他这人，除了在组织面前，从来嘴硬，心里明知错了，嘴上也不承认，对单位的人更是这德行……”
“妈我懂，这种事儿，说到底是我牵连了你们，我哪能……”
我哥刁北一般不翻旧账，不扒小肠，除了一九八三年秋天。
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六年，我哥刁北两度倒霉时，都恰逢我爸的命运出现转机。第一次赶上他将由农村调回沈阳，第二次，是毛远新相中了他，打算把他由市里调到省里，调到自己身边工作。我爸太清楚由农村回沈阳意味什么了，更清楚去毛远新身边意味什么。“远新同志去给主席汇报工作，很可能带我，”我爸俯在我妈耳畔憧憬未来时，声音发颤，“那，我就能见到***了，能直接聆听他老人家教诲了，没准，他老人家还能握我手呢。”他双手紧攥我妈脖子，好像我妈脖子是***的大手。“你松开松开掐死我了！”我妈拼命挣扎，险些又抠破我爸手背。当年我爸强奸她时，没掐她脖子。这样一来，我妈虽然鼓足了勇气，也没给组织写信，说明我爸写给组织的信上，她的签名系我爸伪造，而她作为母亲，并不想与儿子划清界限。她向我哥刁北坦率承认，第一次我爸伪造她签名给组织写信时，虽然她也反对，但她没想过应该向组织澄清事实说明真相。第二回她想到了，没那么做。
就我哥刁北两度成为政府敌人的问题，我爸两度给组织写信，并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无奈的、表态式的自我摘清，而是气急败坏的批判声讨加上落井下石的揭发检举。第一次，他说我哥刁北因仇视他这个前军人养父，因而从小仇视军人，进而仇视人民军队的直接指挥者***副统帅；第二次，他说我哥刁北因为对他这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养父经常性的批评教育心怀不满，便寻衅滋事，报复社会，煽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这两次，我爸都不惜自曝家丑，暴露隐私，向外人昭告我哥刁北出生在他结婚的两个月后，主动把自己降格为长子的“养父”。这两次，我爸还都伪造我妈签名，表明我妈和他一样，对我哥刁北同仇敌忾，因此他不必与我妈离婚。他这样做，倒保住了家庭，也的确与我哥刁北拉开了距离，可另一个后果是，我妈因为生过野种，成了道德败坏典型，人们为她编造出无数早年的风流韵事，说她当初由北京来沈阳，是因为红色首都曾搞过一场清除黄色女人活动，在被清除的三万名黄色女人中，她名列第一万位。我爸对此听之任之。在政治立场与爱情尊严的天平上，他先负责政治生命。我妈也放弃了申辩权利，没反驳我爸的胡说八道，她甘被丑化，没把我爸的强奸历史张扬出去。
第一封信产生了效果，我爸被顺利抽回沈阳，与大部分机关干部比，他下乡晚回城早，在五七道路上，走得没有别人辛苦。第二封信没起作用，毛远新放弃了重用我爸的打算，这倒让我爸幸运地躲过了政治劫难，没成***余孽。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爸一直感谢你呢。”
“是吗？那——要是毛远新运气好，从他大爷手里接过了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