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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说宋 宋朝的巨奸——没有“六贼之首”蔡京,北宋会死得晚些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他画好,诗好,字好,文章好。当然,误国殃民,贪赃枉法,窃弄权柄,恣为奸利,也是“好”得不得了。好到极点,遂走向反面。北宋王朝的徽宗赵佶,在位25年,经他四上四下的辅佐,最后,亡国了事。

我们在《水浒传》,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应该在史籍中存在着,一旦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而且是三部书异口同声地以他为主角,那么,此人倘不是极好,便是极坏。这一点,只有明朝的严嵩,堪与比拟。明万历年间,好几出戏曲,如《丹心照》《鸣凤记》《一捧雪》《万花楼》,都以严氏父子为戏剧主角的形象出现,与蔡京所受到的待遇相似。一个,包括他的儿子蔡攸,成为平话丑类;一个,包括他的儿子严世蕃,成为舞台坏蛋,说明这班遭到万民痛恨的人物,口诛之,笔伐之,犹不足以泄愤,于是,搬上舞台,演出书场,当活靶子让众人唾弃。

中国历史上,凡权奸,无不巨贪,蔡如此,严亦如此,其实汉朝的梁冀,唐朝的元载,清朝的和珅,也是此等货色。不过,梁冀,纨绔恶少,元载,稍解文墨,和珅,略知诗文,这帮货色,权,唯恐揽得不大;钱,唯恐捞得不多;恶,唯恐做得不甚;罪,唯恐犯得不重。虽然在祸国殃民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脉相通的,但是,应该承认,蔡、严这两位,一有文学才华,一具艺术禀赋。严嵩的诗,一部《钤山堂集》,写得相当出色,而蔡京的诗、书、画,则尤为精绝,远高严嵩一头。尤其他的字,无论古今,无不以“冠绝一时”“鲜有俦匹”“无人出其右者”对其评价。宋代书法,习惯称“苏、黄、米、蔡”,因为蔡太臭了,这个蔡,遂改为蔡襄。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文人,能够像蔡京,像严嵩,把皇帝玩得团团转,不是皇帝把他们耍了,而是他们把皇帝耍了,当数这两位大师了。严嵩耍嘉靖二十多年后,嘉靖终于还是将他抛弃了,蔡京耍徽宗一辈子,徽宗始终未觉悟,这又显出蔡太师的非凡高明。一般来讲,当文人遭遇帝王,不幸者多,幸者少。而蔡和严,则是幸中之幸,绝无仅有的幸运儿,这是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所以,名列顶级害虫的排行榜,成为绑在耻辱柱上的罪人的这两位,千古以来,受到谴责和批判的同时,都少不了拉出他们的主子陪绑。

蔡京的故事尤其多一点,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饿死掉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靡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择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腐败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无论梁冀、元载、蔡京、严嵩,还是和珅,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断不了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两只蜢蚱,难拆难分,谁也蹦不了。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他是中国封建王朝中任期最长的宰辅,四起四落,一直做到他七十七岁,最后一次致仕,其头脑处于失灵状态,其两眼处于失明状态,其双耳处于失聪状态,其腿脚处于失控状态,基本上接近于植物人,他的皇上,那个可以说是比蔡京更严重的,是全方位处于失心状态的赵佶,还百分之一千地倚重他,信赖他。哪怕您让您儿子做具体事,您把握大局,朕就能绝对放心了。所以,这个揽权误国的“粉面奸臣”,得以成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得以将北宋王朝塞进棺材里,不能不说这也是赵佶的“功劳”。一个完蛋的皇帝,找了一个坏蛋的首相,这就是北宋王朝落幕之前的最简单的概括。

蔡京是王安石的铁杆,他的绍述就是绍王安石之述,兼以挟私报复,无所不用其极。他惩治***的“党籍碑”做法,可以视作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政治运动最早的示范样板。但他又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投机分子。“元祐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惇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从他登基的崇宁元年(1102),任蔡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近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大观元年(1107),他的老乡、官居太庙斋郎的莆田人方轸,上书劾他的《论蔡京疏》,当时,可谓轰动朝野,他虽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在岭南受罪近二十年,但对蔡京罪恶之声讨,最为揭底。虽然方轸行文稍有言过其实之处,作者的感情介入,也就不可能字斟句酌,后人也没有权利要求其严谨准确。然而,你要是一个宋朝人,在铁蹄压境、国亡家破之际,在贪渎秽乱不可救药之时,你会对这篇讨伐王八蛋的文字,说声不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毛病和缺点,但痛恨败家子,痛恨卖国贼,是千古一致的。

臣轸谨言,蔡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神灵为无物,玩陛下不啻如婴儿,专以绍述熙丰之说为自谋之计。上以不孝挟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天下。交通阉寺,纳结宫禁,蠹国用则若粪土,轻名器以市私恩,内而执政侍从,外而师臣监司,无非京之亲戚门人。政事不便于天心,举动必敛于民怨。尚书省元丰所造,京恶其地不利宰相,尽命毁之,是欲利陛下乎?是谓之绍述乎?京建四辅群,屯兵数十万,遣门人为四辅总管,又以宋乔年为京畿转运,密讽兖州父老诣阙请登封,意在为京留守,乘舆一动,投闲窍发,呼吸群助,不知宗庙何所依倚乎?又建方田法欲扰百姓,而盐法朝行夕改,钞为故纸,盐为弃物,号泣吁天,赴自缢者不知几千万人!元符末年,陛下嗣服,忠义之士投匦自见者无日无之。京分四等,黥配编置,不齿仕籍,则谁肯为陛下言哉?又遣子攸日与陛下游戏,惟以花木禽鸟为献,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乱也。大臣保家族不敢议,小臣护寸禄不敢言。颠倒纪纲,恣意妄作,自古人臣之奸者,未有如京今日之甚者。陛下安可爱一国贼,而忘社稷生灵之重乎?

大观三年(1110),太学生陈朝老疏京恶十四事,“曰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谀,箝台谏,炽亲党,长奔竞,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疏一出,士人争相传写,以为实录。而御史张克公论“蔡京辅政,权震海内,轻锡予以蠹国用,托爵禄以市私恩,役将作以茸居第,用漕船以运花石。名曰祝圣而修塔,以壮之山;托言灌水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法名退送,门号朝京。方田扰安业之民,圜土聚徒群之恶。”列其不轨不忠之事,凡数十宗。

赵佶为什么免了他,又召还,贬了他,又复职,就是这个引导消费新潮流的蔡京,对这个轻浮、轻薄、轻佻、轻骨头皇帝,有着宠媚入心、麻痹入骨的诱惑力。在故宫博物院的珍藏品中,有一幅《听琴图》,是赵佶的自画像,他坐在树下弹琴,有点诸葛亮唱《空城计》的架势。听众有两位,一位灰衣人,带个小童,一个红衣人,正襟危坐。据说,这就是蔡京,在那儿装孙子,表示被音乐陶醉,魂梦不知所依的样子。画的上方,还有“臣蔡京谨题”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雅得那么俗,可又俗得那么雅,真他妈的会吹捧。帝将相入画,相为帝题诗,这文人丞相,这文人皇帝,真如暹罗双胞胎那样珠联璧合,臭味相投。

蔡京倡丰亨豫大之说,说白了,就是有钱该花,不花白不花,贵为天子,不花就是傻瓜。有一次,赵佶宴请,说不敢用玉器餐具,怕担奢华的议论。蔡京说:“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礼无嫌。”帝曰:“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京曰:“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就在这样一呼一应的狼狈为奸下,北宋的一点家底,就统统被折腾光了。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役,无虑四十万,两河之民,民不聊生,而蔡京却以稷、契、周、召自居,接下来,花无数的银子,用无数的人工,动手人间绝无、世上仅有的艮岳园林工程。如今在北京北海公园、颐和园中的太湖石,很多都是北宋首都开封艮岳园林遗物,系金军攻陷汴京后而掳至北方的。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作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把野心家当接班者,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得很。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当太上皇,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章奏,如雪片般飞来。其中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幸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遍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宋徽宗作为文人,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作为皇帝,却是末流,而且是末流中的末流。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做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到他个人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十八岁那年,他的兄长,宋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即帝位。这虽然是天上掉馅儿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不适合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应有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比赛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好的极少,坏的极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个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作长夜之欢娱,耽安宴乐,极铺张之能事,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是,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波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徽宗一直倚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之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记。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冠,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透出老百姓看透世象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水浒传》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己。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也不可能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作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作奸犯科,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军事上、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徽钦二帝,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我想他在地窖里死到临头那刻,大概也不会想到蔡京,以及那些“群小相聚”的人等,导致他这样悲惨的结局,有些什么觉悟和清醒认识的。

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是有规律可循的。有赵佶,才有蔡京,而有了蔡京,就必然会有赵佶。这些年来,凡被双规,凡被法办,甚至最后处以极刑的党政要员,从来没有一个是独行侠,单打独干,只他一个人干坏事。只要提溜出一个,必然像挖土豆似的,总是一窝或一串给端出来,总是一群趋利忘义者的自然组合。

我一直也在笨想,这些经受不住诱惑,决定以身试法,走上犯罪道路的各级干部、大小官员,总是要碰到第一次遭遇,也许与老婆、秘书、子女、情人,不难沟通,可同事、僚属、上下级、左右手,或者供货老板、公司经理、银行领导、合作伙伴,拉他们一同下水,所为不法时,这堕落的第一句话,从嘴里讲出来,与卖淫女突破廉耻瓶颈,第一次脱掉裤子,应该是相当不好启齿的,怎么张嘴说出来,又如何说,着实难以悬拟。

后来,我明白了,“群小相聚”,有时无声胜似有声,是不需要台词的。凡腐败、贪污、不法、堕落等等分子,其间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互相感应的磁场,无须认知,无须交流,无须中间人,无须语言交流,只要身处磁场之中,立刻就能产生出动物觅食趋饵的本能,很快走到了一起。据科学家实验,某间房子里存有一块蛋糕,500米方圆街区里的老鼠,在第一时间内,就会得到这个食物信息,而且,相互策应的鼠眼,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协同动作的四肢,在地沟中蠢蠢欲动,一齐向这块香喷喷的蛋糕游走接近。

所以,当蔡京等“六贼”猖獗之时,也是正人君子销声匿迹之日。整个朝廷,形成了小人得势、奸佞当道、正不压邪、劣胜优汰的局面,结果,当时中国所有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都不请自到,甚至你下请帖也未必请得这么周全,统统蚁附蛆聚于这位混账帝王的身边。

北宋完了!

一个政权内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局部到整体,逐渐腐败起来,那么就只有等着丧钟敲响的那一刻。北宋未亡于辽,因为那时的宋王朝还没有全部烂掉,而到了岳飞所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帝被俘之时,如此不堪一击,如此兵败汴梁城下,说到根底上,是这个政权的肌体已千疮百孔,病入膏肓,即使没有金兵入侵,不存在外患,内部的农民起义,也已是不可阻挡之势。

所以,对统治者而言,腐败堕落之可怕,不在于吏治松弛,法纪懈怠,而是一旦成为社会风气,无法遏制,就像加速度下降的物体,最后会完全失控,直到这个政权的毁灭。同样,贪污渎职之可怕,并不在于官员道德沦丧,纲纪不张,而是国家经济命脉上那血流不止的创口,是会要了这个政权的命的。北宋王朝的覆灭,就覆灭在窃居要位的官员,无一不是贪污腐败分子,无一不是只谋私利的小人。试想,大宋江山这块蛋糕落到这群觊觎的小人手下,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这些捞取名位、盗窃国家、疯狂搜括、贪得无厌的“官”,这些作威作福、道德败坏、胡作非为、祸国殃民的“僚”,这些狐假虎威、上蹿下跳、欺压百姓、中饱私囊的“吏”,这些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寻衅找碴儿、敲诈勒索的“役”,在得意风光时,有后台支撑时,老百姓也许无可奈何,只能看着这些人跳。可是,凡作恶,必自毙,凡害人,必害己,凡跳得高,必跌得重,凡逃过初一,必逃不脱十五,这种生活的辩证法,虽然有时并不百分之百兑现,但大体上八九不离十地,也还是有一份天地间的公平在的。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遣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煞一煞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用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饿得两眼翻白的前蔡太师的。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之心、惩罚之意,是绝对一致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坚定坚决,也是从不动摇的。因此,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尘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一个贪官的奇特死法。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