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进士，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点，嘉祐三年（1058）入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要求“改易更革”。任职集贤院，知制诰。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力主“变风俗，立法度”，为年轻而极想有为的神宗所接受。于是实行变法。设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熙宁三年（1070），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先后推行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用王韶发动熙河之役，取得对西夏作战胜利，熙宁五年（1072），永乐之役复大败于西夏。又改革科举，整顿学校，训释《诗》《书》《周礼》为《三经新义》，遭到司马光、文彦博、吕诲、吕公著和二程等人反对。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进行反驳。由于新法在推广应用过程中，粗糙行事，强迫命令，与民争利，引发骚动，遂出现市场凋敝、商业萎缩、百姓出走、农田抛荒等现象发生。加之无良官吏，苛税牟利，无耻小人，从中渔利，以致民众不堪新法之扰，有逃亡者，有自伤者，有背井离乡者，形成强大的反对声浪。曹太后（宋仁宗皇后，即慈圣太后）、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即宣仁太后，神宗生母）出面干预，神宗动摇，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5）二月，复相。熙宁九年（1076）十月，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死后，先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所以又称王荆公。

在中国历史上，再无比他更能引发争议而褒贬不一的人物了。对其评价，从南宋以后，至元代编《宋史》，评价一路直下；而从民国以后，至“文革”批林批孔，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于神，丑化者差不多将他描画为鬼，如此各走极端，强烈反差到天渊之别，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传统史书的影响，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导至北宋败亡，而他死硬不改为“拗相公”形象，一直是民间相当主流的观点。

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也是历来为王安石辩诬正名的专家、权威、名流、教授最深恶痛绝的书籍。其中某些名列廊庙的扛鼎人物，对于邵伯温这本小册子，那不可容忍的切齿之恨，那口出不逊的骂詈之声，简直到了好笑的程度，实在有失学者风度。

邵伯温活了七十八岁，这一辈子可未得安生。早年赶上王安石变法，中年经历元祐党争，晚年又遭到靖康之祸，南渡以后，衰迈年暮，回顾以往，不胜唏嘘，遂有写作此书之志。他说：“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看来，这不过是他个人的一部回忆录，自然也是他自己所经所历、所感所想的人生总结。因此，后人没有理由要求他必须写成一部准确无讹的正史，而他也没有义务扮演毫无个人色彩的史官角色。他说得很清楚，由于他父亲邵雍的缘故，他得以与司马光、韩维、吕公著、富弼相过从，那时，他才十二三岁，“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因此，前辈身影，先贤言行，时事世故，宦海浮沉，便是他这部回忆录的主要内容。由于他“闻见日博，而尤熟于当世之务”，不可能不涉及熙宁变法、元祐党争，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其父，以及诸位前辈的影响，而持反对变法的立场，随后又因入党籍（相当于戴上右派帽子），遭到迫害。据说，凡入党人碑者，连开封的城门都不准进，他遂成为一个王安石的铁杆反对派，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本来，知其人，读其书，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是读书人应有之义。但邵伯温这部书，端的厉害，因为在他笔下，悉为难能可贵的第一手材料，便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竟能起到左右历史的作用，以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脱脱的《元史》，涉及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也多沿用此书的说法和见解，一字千钧，遂为定论，这也是那些为王安石辩诬正名者最为恼火的事。说到底，邵伯温只是尽后死者之责，记录下他所知道的事实，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你信即是，你不信即不是，与邵伯温无关。

但值得人们玩味的是，为什么他的这本小册子，竟成为一段信史？因为与当时对这场大失败进行寻根究底的大趋势合拍。北宋灭亡以后，痛定思痛的中国人（自然也包括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从河洛中原的世居故土，来到长江以南的水乡泽国，或走投无路，流离失所，或依人篱下，羁旅江湖？于是，从亡国之恨推溯上去，必然就是靖康之耻；而靖康之耻，又是赵佶、蔡京贻祸中外的结果；而蔡京和童贯之流得以肆虐天下，又是与元祐党争正人被斥、好人被逐，坏人当道、小人得势分不开的；接着继续上推，元祐党争正反两面贴烧饼式的恶斗，又是熙宁变法中支持与反对双方较量的延续；再往上，还有什么好找的，我相信南宋当时大部分臣民，会一致结论，国难家祸之源，皆因王安石的强推新法而起。谁的心里都明摆着一本账，从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澶渊之盟起，至宋仁宗，至宋英宗，至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宋神宗实施变法止，66年间过太平日子，而新法行，世乱便随之而来，不唯王安石是问，还有其他发泄怨恨的渠道吗？

宋钦宗时的国子祭酒杨时的奏章，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了。他说：“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这对王安石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变法，宋乱，而后亡，不变法，宋也乱，而后同样会亡。邵伯温此书当著于杨时的奏章以后，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宋亡之过在于安石，但他话里话外，却是有这层意思的，否则他就觉得有负后死者之责的内咎了。在这本书里，固然他说了王安石的长处，如好学不倦，廉洁勤政，不近女色，兄弟友谊，但也认为他“偏执”“奸诈”，是一个“外示朴野，中怀狡诈”的人物，对其“变乱祖宗法度”“祸害国家”“劝人主用兵”“推行新法者皆新进险薄之士”的批判，与杨时持相同看法，是毋庸讳言的。但这部书能留存下来，成为解读那一段历史的重要资料，一是它第一手的史料价值，二是它符合了人心民意。我想这也是簇拥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追随者，以及他退出历史舞台后的那些精神上的党羽，没有什么史料记载得以存世的缘故。从至今尚能读到的蔡绦之《铁围山丛谈》来看，证明这类书不是没有，而是曾经有过，不过，统统湮没无闻。

老百姓虽然永远是无声的一群，然而他们的唾弃，却是最可怕的惩罚。

在这部书里，邵伯温说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其精彩的论断，通常不大为人提及而忽略，或以为是老生常谈而一笔带过。其实，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凡着意变法改革者，都是必须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事的大问题。“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写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资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之法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

行之一邑则可，行之天下不可，这就是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道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