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发的誓，而且是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应该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约束力的。

一千多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赵匡胤要结束中国军人对中国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真理，但这句话只是半句，另外半句，早在一千多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做到了，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出了“不杀”二字，也就给了实行这种文官制度的最起码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也就是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衙役”，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是被当官的、有钱的、拿刀动枪的视为可以骑在头上拉屎撒尿的发泄对象，当然更是以秦始皇为首的暴君们视为大逆不道的整肃对象。在此之后，至少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有一行字，士人不可杀。大宋王朝，第一，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第二，也确实有士人杀得较他朝为少的纪录，因此，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因为其国力强大，不是因为其人口众多，不是因为其地大物博，也不是因为其历史悠久，而是因为其拥有的这种文化渊源。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险几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衰而不败，败而不灭，灭而重生，生而不息，得以筚路蓝缕，走出困境，含苦茹辛，摆脱绝地，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钳制得万马俱喑；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

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内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同样，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这位遗民甚至要躲到湘西石峒，才能摆脱大清王朝文网的压迫，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道理很简单，人只有一个脑袋，可不是韭菜，割掉一茬，仍可再长一茬。因此，赵匡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后来的执政者，给文人一点安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舍他，无人敢做这样的承诺，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这一点，赵匡胤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历史上少有人注意宋太祖此举，即或有，也一笔带过，或者存疑，只有王夫之，以“盛德”二字表示他衷心的赞美。

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还发扬光大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与这块在建隆三年（962）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德国汉学家库恩（dieter kuhn）在《宋代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中国11世纪至13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发，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出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富人阶层，促进了饮食文化、茶文化、建筑和居住文化的发展。因此，库恩甚至认为，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

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个黄金时代有精彩的论述。

——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在宋朝，作为中华帝国主要光荣之一的科举制度达到了它的顶峰。得到选拔的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来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以上摘录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关心文学史，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胜于前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甚至不过地市一级。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了。

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他的御像，也是粗黑肥硕，与读书人之文雅清秀毫不搭界。其实从他的祖辈起，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不仅拥有殷厚的根底，还渐渐拥有门阀的褒望。从他的高祖开始，为县令者，为藩镇从事者，为刺史者，为检校司徒者，不一而足，在涿州时即为名门望户，在太原时更为世家豪族，当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时，家道不幸中落，然而，大户人家的出身，贵族后裔的履历，诗书礼教的素养，传统精神的渊源，在气质上、在教养上，已非前辈那一派赳赳武夫的形象。

凡读过孔孟之书，受过学塾教育，稍知斯文修养，略懂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亲和，对于文人的认同，对于方块字的敬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稔知熟悉的亲近感、亲切感。而那些识字不多，读书不多，思想狭隘，意识愚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就是那些以大老粗为荣的，而且还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才会抵制文明和文化，才会忌畏文人和士子。因此，与文化素质有缺陷的领导人，或文明修养有差池的掌权者，是根本找不到共同语言的，这就是庄子在《秋水》里所讲：“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这就是与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无法交谈万里无云的广阔天空一样，局限于视野，偏颇于眼界，拘束于心胸，窒碍于头脑，一个正常人不可能与一窍不通的榆木疙瘩，彼此沟通，相互呼应的。

巴尔扎克有言，不经过三代的陶冶，成不了贵族。《千里送京娘》中的那个善良护送弱女子的男主角，就是赵匡胤。其正直，其正派，其正经，其正大光明，成为话本演义、弹词杂曲的正面形象。赵家虽属武将，世代从军，但宋太祖却是个异数，酷爱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公元958年，“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据《宋史》：“既长，容貌宏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甚至为周世宗柴荣视为隐敌，而心怀戒意。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做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从公元875年黄巢之乱起，或许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的二百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这块誓碑，不得杀士大夫，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上、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于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的方针。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第一是赵匡胤对于历史的经验总结；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养、精神渊源的影响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对于武将夺权篡位的巨大威胁，始终不敢掉以轻心，耿耿于怀的警惧。因为他自己搞过这样一次突然袭击，也就是“陈桥兵变”，侥幸成功，他不能不戒之惧之，不能不防患于未然，不能让别人再捡这个便宜。其实“黄袍加身”的发明权，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蹈袭他的上司郭威，他的老长官起事就更仓促了，甚至连黄袍这样重要的道具也未准备好，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黄旗，裹在身上，就剑不出鞘，刀不血刃，把江山夺了，这种投入极低，产出极高，堪称价廉物美的兵变模式，对那些野心不小，胃口很大，头脑简单，手握虎符的将帅，肯定极具诱惑力。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自然不能让别的将领，如法炮制来对付他。说白了，这种兵变模式，太容易被复制了。更何况他亲眼目睹唐代拥兵的藩镇，是如何不停制造内乱，五代跋扈的武将，是如何夺权篡国称帝的，而要让将领们死掉篡夺之心的最佳之计，莫如剥夺他们统兵之权，变成一个光杆司令。因此，这才有赎买政策的“杯酒释兵权”，这才有“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军事建制，这才有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举制度，这固然是后来败亡的“极贫”“极弱”和“三冗”（“冗官”“冗兵”“冗事”）后遗症的由来，但也是因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文化鼎盛、科技昌明，造成大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原因。

关于这块不杀士大夫的誓碑，首见于宋代叶梦得的《避暑漫抄》：“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据《宋史·曹勋传》，已经被俘虏到金国为降人的宋徽宗，对即将南归的曹勋交代：“（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钳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诅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做出誓言承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王夫之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

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赵匡胤誓碑的真实性表示存疑，理由有三，一是靖康之变发生时，《避暑漫抄》的作者叶梦得不在京城；二是未见宋人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元人脱脱所著的《宋史·太祖本纪》中，有过类似记载；三是如此盛德之举，正应借以广树恩信，延揽人心，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讳莫如深。这就是读书人读多了书以后的“知多识少”了，唯奉本本主义，而昧于事理常识。其实，非作者亲眼目睹的事实，不能断言其不存在；未见于信史所载，也不能说明传闻便是杜撰；至于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项德政，大肆宣传，制造舆论，只不过以今人发红头文件，开群众大会，学报纸社论，谈学习心得的行事方式，加诸前人而已，这就是书呆子的好笑了。试想一下，赵匡胤不是傻瓜，这种皇室内部的密约，具有相当程度的底牌性质，怎能公之于众，成为束缚接班人手脚的羁绊呢？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五代以来，武人嚣张成性，能够忍受如此二等公民的安排吗？而小媳妇做惯了的知识分子，得此尚方宝剑，那还了得，岂不要骑在皇帝的脖根子上拉屎吗？

宋代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一以贯之地重用并优待文臣，轻易不杀臣下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所遵奉，并认真执行的。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三年》的范、富争论，范多次提及“祖宗以来”，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这块誓碑，有一条可以约束皇帝的戒律。“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知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范仲淹认为：“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从《退斋笔录》所载元丰年间，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蔡确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来”四字逼皇帝让步。当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挺没面子，要杀这个失职的转运使，一以卸责，二以泄火，三以树威。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拒绝执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来，神宗说，不杀可以，“使刺配远恶州郡”。时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的章惇，坚称不可，“如此，即不若杀之”。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黥面对士人来说，胜于刑戮。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枪药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汉、唐听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听不到。

蔡确敢顶着不办，章惇敢力阻刺配，都是有这个“祖宗以来”在撑腰，神宗无可奈何地收回成命，只好作罢，也是不得不顾忌这个“祖宗以来”。其实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明白，首先，大宋王朝舍太祖外，无人配称祖宗。说“祖宗以来”，就是指赵匡胤的这块誓碑。其次，这块誓碑，除了皇帝外，再无他人亲眼目睹，所以无人敢公开直接地说出口，于是，约定俗成，用“祖宗以来”而讳说誓碑。第三，只要一说“祖宗以来”，誓碑上一、三两条，都非重点，要害就在“不杀士人和言事者”这一条。也许正是这一则自古以来对文人士大夫从未有过的保护条款，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焕发，能动性大增，创造性蓬勃，从而推动了宋朝的发展和变化，成就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

宰相吕大防对宋哲宗说得再明白不过。“自三代以来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他所以如此宣讲，也是要宋哲宗记信誓碑的祖训。而这个得以接神宗大位的年轻人，在他真正掌握帝权后，马上就报复当年谏诤过他“好色”的刘安世和范祖禹，绝无“宽仁”可言。初初，他虽为帝，但垂帘问政者宣仁高太后，这“好色”二字，要是惹老太太不高兴，很可能废了他，所以他特别恨这两个人多嘴。于是，御笔一批，说这两位台谏，“辄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以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从他所用“诛殛”一词来看，大有不杀不足以泄旧愤之意。其心胸歹毒褊狭，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太祖誓碑，如果没有“天必殛之”的诅咒，早砍下他俩的脑袋了。因为誓碑的约束，因为谶语的威吓，他住手不予“诛殛”，所以，他也就敢宣称自己，“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了。可他不得不说这番话，说明他“跪瞻默诵”过这块誓碑，大概不敢太不当回事。

再从北宋时期著名的“乌台诗案”和“车盖亭诗案”看，对这两起文字狱事主，苏轼对神宗的大不敬，对时局的大不满，蔡确以唐代的武则天，影射当朝主政的皇太后，那矛头直指最高领袖，是明显不过的“恶攻”罪，要是放在明朝，或者清朝，肯定是活不成的了；可在宋朝，止于流放而已。虽然流放，得以保全性命，但缓慢的死亡，无穷的折磨，更是一种苦不堪言的惩罚。《宋稗类钞》说过：“章惇恨安世，必欲杀之。人言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八州恶地，安世历遍七州，所以当时有‘铁汉’之称。”像刘安世居然能够存活下来，像苏轼最后赦回至中原常州，是极少的幸运者。凡流放于荒州野县的两宋政治人物，最后无不瘐毙于蛮烟瘴雾的毒域。然而，比之明朝的“腰斩”，清朝的“凌迟”，相对而言，就算是“仁政”了。若无赵匡胤的誓碑，恐怕连这点“仁政”也不会有的。

两起文字狱事件，很大程度因党争而起：神宗支持变法，变法派便借苏轼一案，打击反变法派。同样，哲宗继位后，宣仁高太后主事，她反对变法，反变法派便拿蔡确一案，搞倒变法派。但是，当案件进入实质阶段，到底要怎样处置时，是杀是关，是释放还是流放，便出现与他朝迥然不同的众说纷纭现象，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文字狱的第一目的，消灭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文人；第二目的，亮出屠刀，人头落地，杀鸡给猴子看，诫示文人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按照主流意志行事。元、明、清的知识分子，恨不能把头缩进裤裆里去，吓得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就是没有大宋王朝不杀士人和言事者的保证。所以，在宋朝，无论变法的，反变法的，对于蔡确的惩罚，齐感不妥。遂不分畛域，不计前嫌，联合起来，要求皇帝按祖宗之法，也就是按赵匡胤誓碑处理。

北宋这两起文字狱案件，雷声大，雨点小，都以流放了结。苏轼流得近一点，蔡确流得远一点，这就是赵匡胤那块誓碑的作用了。

“乌台诗案”来势汹汹，大有就地正法的态势。苏轼被押到开封，关进大牢，大家都替他捏把汗，他自己也吓得魂不附体。慢慢地有人为他缓颊，都拿誓碑的精神说事。据《长编》：“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王安石之弟）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章惇也规谏过神宗：“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于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关了苏轼三个月后，不想、不愿、也不敢杀文人的神宗，终于将他释放了。处分还算手下留情，发配湖北黄州，不算太偏远的边陲县份，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相当于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回来，不一棍子打死，给出路的政策。有饭可吃，无公可办，那时大概不用写检讨，作交代，这样，他倒有足够的时间吟诗作赋，著名的《赤壁赋》，就是在黄州写出来的。

“车盖亭诗案”的处理，比之复杂得多。元人脱脱编《宋史》，将蔡确列入奸党传，未必合适，但自宋而元而明，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一直负面，也是客观存在。第一，神宗死了，哲宗继位，宣仁高太后主政，重用旧党，推翻新法，形势对蔡不利。第二，继王安石为相后，蔡又极其卖力气，贯彻新法，很得罪了那些反变法派。第三，蔡确生性歹毒，作风恶劣，害人甚多，结怨不少。此案一出，很令他的对立面欢欣鼓舞，想不到你小子终于有这一天。但谪令一出，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绝对是要他性命的处置，令朝中支持他的一派，反对他的一派，以及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一派，都傻眼了。他是当朝宰相，即使有错，也应得到尊重，应该体面下台，更不能远放新州，到那“与死为邻”的州县。于是，大宋王朝的变法一派、反变法一派，竟一致认为处分过于严重，而且不符祖宗家法。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有一则关于“车盖亭诗案”的感想，此公以十分讶异的笔调写道：这是怎么回事呀？“若论（蔡）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后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谓恐启罗织之祸，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奉还除目者，彭汝砺也。谓薄确之罪，则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问新州之命，又自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为谪确为过当。”

赵翼为清朝大学士，自然是以大清王朝对待文字狱的观点，来看待蔡确这几首牢骚满腹的诗。他认为统治者屠灭自由表达意志的文人，是天经地义的，而文人只能跪着活而不能站着生，也是应该应分的，而对大宋王朝的文人，不但敢于提出异议，而且对范纯仁等一干人，平素与蔡确形同水火，泾渭分明，观点对立，互不相能，都是对熙宁变法持反对观点，因而程度不同地受到王安石及其党羽的打击、排挤、压制、远谪。一到了有背祖宗之训，有违誓碑之旨，就都跳出来为一个罪犯求情。正因如此，他指摘这都是“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正常，视为不正常；不正常，反而被视为正常，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间不谈赵匡胤这块誓碑的原因。做帝王者，不谈，可以理解，他们绝不允许文人犯上作乱，他们最害怕的是文人以自己的头脑思考。做文人者，不谈，就不可理解了。但你读了赵翼的这段妙文以后，就会知道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怎样将一个正常人变为不正常的，而这个不正常的人，竟会成为迫害他的人的同党、帮凶，并视其所作所为，无不正常，这就是我们从赵翼文章中所读到的弦外之音。中国知识分子之可怜可悲，就在于这种自觉和不自觉地甘为统治阶级的鹰犬，反噬同类，还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这也是赵匡胤誓碑之所以成为鲁殿灵光的绝唱，你文人不自重，不自好，不自强，不自立，那别人还重你个屁？

不过，赵翼所说的“宋之不竞”，的确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后人眼里，宋乃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不振作、最不提气、最为窝囊、最为扫兴，仅有半壁江山的一个朝代。赵宋王朝为什么造成这样的败象，主要由于“冗官”“冗兵”“冗费”，而尤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这是一个竟然向邻邦纳贡称臣，才得以苟安一隅的王朝；这是一个竟然有两个皇帝，被人家抓走当俘虏的王朝；这是一个竟然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不得不被迫漂荡在海上当皇帝的王朝。然而，就这样一个先输于辽，后败于金，最后亡于元的“极贫”“极弱”的王朝，由于赵匡胤的誓碑，文人得大自由，文化得大发展，文明得大进步，文学与文艺得大繁荣，让我们看到这个王朝辉煌灿烂的另一面。军人和军事活动为时代主体的战争年代，毁灭，死亡，破坏，灭绝，压倒一切；文人和文化活动为时代主旋律的和平年代，建设，发展，腾起，富裕，成为基调。于是，两宋王朝积三百年的努力，其高度发达的经济，突飞猛进的科技，高产丰收的农业，富庶活跃的市场；其规模宏大的城市，大量增加的人口，生活安定的社会，诗书礼乐的环境，成为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所以，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造到极致境界，与这块誓碑所营造出来的大环境，有着莫大关系。

钱穆则说得更仔细些：“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称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将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也是强调唐宋大转变中的文化含量。“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

仅就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来说，除造纸外，其余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这些宋朝人智慧的结晶，一直到今天，仍为当代社会所需要。而我们时时刻刻须臾不离的书本、报纸、文件、宣传品，乃至于网络上所使用的印刷体方块字而言，它之所以被称为“宋体”，这个“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宋朝人的社会生活模式，为后世中国人所承袭。或者还可以说，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秦，与汉，与唐，都不搭界，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宋，却是最为接近的。严复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赵匡胤的誓碑，也许真的是子虚乌有，然而，有一点不可抹杀，两宋王朝对于文人的优容，对于文化的扶掖，对于文明的提倡，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宽纵，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值得肯定的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