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人，无不具有一点浪漫气质。

浪漫，成就文人，越浪漫，越有可能造就真正的文人。所以，不浪漫，当不成文人，至少当不成真文人，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一点也不浪漫的文人，最好去当锱铢必较、涓滴归公的会计员；或者，去当颗粒归仓、一尘不染的管库员。中国文学史上常常发生的误会，就是将会计员和管库员，弄来当作家和诗人；而把作家和诗人，送去做会计员和管库员。凡各得其所的朝代，文人相对活跃，文学遂有可能繁荣；反之，各不得其所的朝代，文人活得很没趣，文学也就发达不起来，于是，只有凋敝。

如果当初给一个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的人一把刨坑的铁镐，一副担水的铁桶，去植树造林。有六十年工夫，至少可以绿化好几座荒山秃岭。但是，非要塞给这个不会浪漫，不懂浪漫，也不敢浪漫的人，一支蘸水的钢笔，一沓厚厚的稿纸，去进行创作。写了一辈子书，可谓绞尽脑汁，码了一辈子字，堪称搜索枯肠。结果，在纪念他从事创作六十周年之际，除了他自己外，鬼也说不上来他的成名作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可是，六十年来，造纸厂却不得不砍伐森林，制造纸张，用来印刷他所写出来的，由于不浪漫因而也就不文学的小说和诗歌。

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其实这是一种很不低碳的浪费行为。

所以，文学史证明了这一点，浪漫，乃文人的天性。唯其浪漫，才有文学。浪漫和文学，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一面有多大面值，那一面也会有多大面值。这就是说，浪漫有多少，文学也该有多少。什么叫浪漫？浪漫就是感情的全部释放，就是个性的充分张扬，就是天资的完全展现，就是内分泌饱和到临界程度，就是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处于活跃兴奋的状态之中。那些循规蹈矩，只知道等因奉此的，那些按部就班，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那些点头哈腰，唯信奉本本主义的，那些头脑冬烘，连放屁也没味道的……基本上进入木乃伊境界的文人，既别指望他们浪漫，也就更别指望他们文学。

所以，中国的大文人，必先有大浪漫，才有大文学，如唐之顶尖文人之一李白，如宋之顶尖文人之一苏轼，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范。

中国的小文人，并不因为其小，便收缩规模，只能小浪小漫。事实并非如此，成就有高低，名声有大小，但在浪漫面前，人人有份，一律平等。大文人可以大大落落、大张声势地浪漫，小文人照样也可以大锣大鼓、大显身手地浪漫。

南宋诗人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为唐诗人张籍之后裔。据宋人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张于湖“幼敏悟，书再阅成诵，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绍兴甲戌，廷试擢第一，时年二十有三。”在脱脱主撰的《宋史》中，也称他“读书一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年十六，领乡书，再举冠里选，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高宗谕宰相曰：‘张孝祥词翰俱美。’”

张孝祥参加的这年科举，没想到竟与秦桧之孙秦埙同科，秦桧为了能让他的孙子稳居榜首，做足功夫，所有考官都由他点名安排，悉由其党羽充任。据说考官董德元，从“誊录所取号得之，喜曰：‘吾曹可以富贵矣！’遂定为第一，榜未揭，（另一考官沈）虚中遣吏逾墙而白秦（熺，桧之子）。”这班马屁分子内外勾结，共同作弊之下作，“喜曰”的嘴脸，“逾墙”的丑态，简直到了乌烟瘴气、令人发指的地步。

接下来便是廷试，也就是宋高宗的亲自面试。策问题为“师友渊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无伪，心何冶而克诚”，秦埙显然早知试题，对曰：“自三代以下，俗儒皆以人为胜天理，而专门为甚，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者曾不经意，顽顿忘节……顾欲士行之无伪，譬犹立曲木而求直影也。”张孝祥的策论，与秦埙正身守节、修德养性的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着眼大局，以家国为怀，表达出一个中国文人在此国亡家破时期，应该有的挽危救艰、奋起图存的精神诉求。“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废俱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臣辈委质事君，愿以是为标准，志念所欣慕者，此也。”虽然甲乙分明，高下立见，但大主考汤思退仍内定秦埙夺魁。宋高宗看罢秦埙的策对，通篇“皆桧、熺语”，有点烦。而史载，这个浪漫的张孝祥“廷对之顷，宿酲犹未解，濡笔答圣问，立就万言，未尝加点”。高宗将秦埙的答卷放在一边，看到御案旁尚有他卷，遂择而观之。“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奖。”“而又字画遒劲，卓然颜、鲁，上疑为谪仙，亲擢首选。”“复自裁择，乃首擢公，亲洒宸翰：‘议论坚正，词翰俱美。’”

“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公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下。”在权奸秦桧气焰不可一世之际，在主和派投降主义猖獗一时之际，在汉奸卖国贼里应外合嚣张之际，也是这个根本就不想打也不敢打早被金人吓破了胆的赵构主政之际，张孝祥说出了中国人不能不为岳飞伸张正义的话，确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因此，他不光文章过人，而且，非常非常之爱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总要为他大书特书的一笔。“伏枥壮心犹未已，须君为我请长缨”，主张收复失土，反对苟且偷安，报国之心，出自肺腑，从戎之念，时在胸臆。为南宋初期著名主战派代表人物，与李纲、岳飞、赵鼎、胡铨、张元幹等人齐名。他的一首《六州歌头》，是他在建康留守任上写的，最为脍炙人口。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据说，读罢了这首新作之后，在主座上倾听的张浚，为之动容，激动万分，心潮澎湃，实在无法再平静下来，只好罢席而去。

对文人而言，哀莫大焉生错了时代，哀莫大焉在这个时代里被彻底阉割，你不但不能浪漫，而且也不能文学，若你托生到这个时代，你不想完蛋也不行，那些既不浪漫，也不文学的同行，会第一个伸出手来掐死你，中外古今，无不如此。张孝祥的全部不幸，就是生在中国历史上最没起子的王朝。第一，这个王朝的全部皇帝（包括北宋和南宋），基本上都是无大作为，无大起色，更无大气度，无大胆略，从来也站不直的窝囊废。第二，由于这些令人泄气的统治者，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宁可以岁币，以绢匹，花大笔的钱，向辽、向党项购买太平；南宋一百五十三年，宁可称臣称侄装孙子，向金、向元求得偏安一隅。于是：

中国历史上最大卖国贼，得以售其奸；

中国历史上最多投降派，得以张其势；

中国历史上最嚣张的隐性汉奸，得以肆行妄为。

这三者，上下交征恶，大宋王朝便像残焰枯烬的一盏油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直到最后一滴油耗尽，赵氏王朝便在珠江口的崖山上，跳海终结。这其间，推波助澜的隐性汉奸，在中国败亡史上，一直扮演着一个可耻的角色。

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隐性汉奸，是一股极其可恶的离心力量。当中国处于绝对强大的时期，他们只是说些冷话，泼些凉水，起着腐蚀的作用；当中国处于相对弱势的时期，他们就会兴风作浪，煽风点火，起到破坏的作用；当中国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他们就是一支第五纵队，他们就会进行颜色革命，起到推翻政权的作用。

隐性汉奸，尽管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尽管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一、中国的一切一切都错。即使对的，也错。二、外国的一切一切都对。即使错的，也对。他们这种永恒不变的看法，也是所有中国人用来判断过去的隐性汉奸，和现在的隐性汉奸，一把百试不爽的尺子。

在这个由最大卖国贼、最多投降派，和最嚣张的隐性汉奸猖獗的组合体里，虽然公元1154年（绍兴二十四年），张孝祥举进士第一。据说，如果不是高宗赵构在殿试时，第一眼看到张的考卷，书法竟是如此优美，再看一眼，张的策论文章，行文竟然如此漂亮，张孝祥即无法立刻擢为第一。主考官提醒道，名次排列已定，第一名已内定为秦桧的孙子秦埙，高宗调卷一看，改为第三。发榜以后，秦桧无奈，可随后就设名目，将张罗织入狱。幸秦桧不久死，孝宗朝履迁中书舍人，直学士院，领建康留守。张浚渡江与金人作战不利，上自为太上皇的赵构，下至满朝满野的隐性汉奸，一齐发难，张浚罢，张孝祥受牵连，这位爱国诗人到底被乌龟王八蛋们联手排挤出局，寻以荆南湖北路安抚使请祠，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

有什么办法呢？卖国贼手中有权力，投降派人多有声势，而隐性汉奸可以造舆论，可以搅浑水，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混淆是非，这也是当下那班笔杆子唱衰中国，帮腔美国的老手段。于是，张孝祥活不过四十岁，便悒悒而亡，这大概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一个最浪漫，也最文学的天才，最不能容忍的，便是卑鄙。而那一张张看不胜看的、隐性汉奸的无耻嘴脸，如跌入蛆虫泛滥的粪缸里，不死何待？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特别强调其“举进士第一”，对张孝祥的文学成就评价极高。“皆称其词寓诗人句法，观其所作，气概亦几几近之。《朝野遗记》称其‘在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一词，感奋淋漓，主人为之罢席。’则其忠愤慷慨，有足动人者。”又曰：“其门人谢尧仁序称，孝祥每作诗文，辄问门人，视东坡何如？今观集中诸作，大抵规摹苏诗，颇具一体。纵横兀傲，亦自不凡。故《桯史》载王阮之语，称其平日气吞虹霓，陈振孙亦称其天才超逸云。”

张孝祥就是这样一位在文学史上说不上是顶尖的，但在同时代的侪辈中，却是铮铮佼佼的一流文人。他不但有非凡的文学成就，而且更有绮丽的浪漫故事。

你无论如何想不到，就这位极文学、极浪漫的张孝祥，元曲大家关汉卿《萱草堂玉簪记》，与他有关；明代戏曲家高濂《玉簪记》，也与他有关；而明代无名氏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和明人《燕居笔记》中的《张于湖宿女贞观》，都更是明明白白地以他的浪漫形象为作品题材。如此多的作品，聚焦在他身上，仅此一点，便可想知，在张孝祥那个时代，此人不但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文章高手，更是一个风流蕴藉的多情才子。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元、明、清三代戏曲、杂剧、话本的舞台上，一个屡被演绎的浪漫人物呢？

甚至到了21世纪，白先勇先生还将这出《玉簪记》，改编成现代版昆曲，将要继青春版《牡丹亭》之后，在北京南新仓的皇家粮仓小剧场里献演呢！

从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中一则记闻，可以充分领教这位文人的浪漫，中外古今，大概还找不到别的文人，能够浪漫得出这样一次以他为中心的嘉年华式欢宴聚会。当时，张孝祥受主持北伐的将领张浚邀请，到他司令部所在地，为建康留守。随后，又知京口，即今之镇江，可能距离淮蚌前线更近些，这样，张浚就派王宣子接他，要他从南京移镇于此。这就是“张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的来历。斯时，“多景楼落成，于湖为大书楼匾”。张于湖书法出色，自是他当仁不让之事。他的字，现在还能看到，如《泾川帖》，当得上潇洒飘逸、神韵悠然的美誉。据说，宋高宗、宋孝宗对其字都赞叹不已。据《宋史》本传：“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札，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陆游说过，“紫微张舍人书帖，为时所贵重，锦囊玉轴，无家无之”。连最刻薄、爱挑剔的朱熹，也认为“安国天资敏妙，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笔意，使其老寿更加学力，当益奇伟”。

据宋人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载：“今南山慈云岭下，地名方家峪，有刘婕妤寺。泉自凤山而下注为方池，味甚甘美，上揭‘凤凰泉’三字，乃于湖张紫微孝祥所书。夏执中为后兄，俗呼夏国舅，偶至寺中，谓于湖所书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书三字易之。孝宗已尝幸寺中，识孝祥所书矣，心实敬之，及驾再幸，见于湖之匾已去，所易者乃执中所书。上不复他语，但诏左右以斧劈为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诏仍用孝祥书。”

所以，这次楼匾题字，非张于湖手书莫属。“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大宴合乐，酒酣，于湖赋词，命伎合唱甚欢，遂以红罗百匹犒之。”看来，他之谢绝银两，而讨红罗百匹，是要馈赠给那些佳丽的。估计那天盛会，至少有上百位丽服盛妆、奢华曳冶、花枝招展、灿若桃李的红粉佳人凑趣，才能营造出来云鬟玉臂、满室生香、袅袅婷婷、莺歌燕舞的浪漫气氛。

也许只有风流到顶点的张孝祥，才有此等大手笔。当代文坛上那些既无浪漫，也无文学的俗不可耐之辈，或者，即使那些稍有一点浪漫，稍有一点文学的半瓶醋之流，可敢这样非分地浪漫一下？怕是连放肆地想一想，也是不敢的。当代那些下流作家，最大的本领，就是来不及地让笔下的男女人物脱裤子，然后，一边流着哈喇子，一边描写他们交合的性行为，这才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浪漫”。

现在，让我们回到南新仓的皇家粮仓的小剧场里，等待新版《玉簪记》的上演吧！早些年，我曾经在四川成都郊区一家小戏院里，看过一个来自外县的剧团，所演出的高腔折子戏《秋江》。初冬的成都，那一份飕飕的冷意，不多的观众，那一副瑟缩的神色，我对主人说，早知如此，不若找个地方喝茶。固执的主人，一定要我“等哈，等哈”，即等一下的意思。终于在好几次“等哈”以后，陈妙嫦出场。我敢说，那简直是奇迹，本来叽叽喳喳、乱哄哄的剧场，一下子鸦雀无声，连兜售瓜子花生的小贩，也呆住了。显然，这位看上去极其美艳，细打量极其娟秀，称得上光彩照人的女演员，将大家吸引住了。虽然她那身行头很破旧，她那副头面也很寒酸，但是眼波流情，顾盼生春，表现出一位急切想得到爱情，所谓思春女尼的大胆和追求。从来也不曾见过如此唱、念、作俱佳的演员，一台戏，全被她一个人驾驭住了。

尤其她唱得那么甜美，那么温柔，由不得你不凝神聆听。

你看那鸳鸯鸟儿成双成对，好一似那和美的夫妻。白日里并翅而飞，到晚来交颈而眠。奴与潘郎虽则是相亲相爱，怎比得鸳鸯鸟儿，一双双，一对对，飞入在波浪里……永不离。

最后的这三个字，是由后台的帮腔唱出来的，其音高亢，其声绵长，令人回味无穷。

秋江之上，道姑陈妙嫦追赶书生潘必正这段船上的戏，是改编自明代传奇《玉簪记》中《追别》一折。看起来，不但文学史留住了张孝祥，连戏曲舞台也留住了这位于湖居士，而当时那些蛆虫似的隐性汉奸，早已灰飞烟灭，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里，这大概就是天道好还、正义不衰的公理了。

最为浪漫的一个插曲，莫过于张孝祥授临江令，到该地的女贞观去探望他的姑母的时候，曾经向这位在庵修行的陈妙嫦示爱过。

这就是浪漫透顶的张孝祥的行止了，他没想到在尼观里，竟有这等堪称绝色的美人，遂留宿寺观。《玉簪记》的故事，高濂依据的是前辈关汉卿的《萱草堂玉簪记》，绝非凭空虚构。而从清人雷琳的笔记《渔矶漫钞》所述，宋女贞观陈妙嫦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正，工音律。也可证实确有其事，确有其人。本来，这位才子拜见了姑妈以后，就打算告辞的，但他却执意要留下不走，这就是张孝祥毫无顾忌的浪漫了。

他还写了一首《杨柳枝》，挑逗这位美丽的女尼。

碧玉簪冠金缕衣，雪如肌；从今休去说西施，怎如伊。杏脸桃腮不傅粉，貌相宜；好对眉儿共眼儿，觑人迟。

陈妙嫦显然不为所动，也写了一首《杨柳枝》，拒绝了他。

清净堂前不卷帘，景悠然；湖花野草漫连天，莫胡言。独坐洞房谁是伴，一炉烟；闲来窗下理琴弦，小神仙。

据清人冯金伯的《古今女史》，更有惊人的戏剧性结局。

宋女贞观陈妙嫦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真观，见妙嫦，以词调之，妙嫦亦以词拒于湖。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即俗传《玉簪记》是也。

我又回想起高腔折子戏《秋江》中的那位惊鸿一瞥的女演员，如此出神入化地演出了陈妙嫦之急切，之担忧，之惶惧，之憧憬。那双会说话的眸子，告诉观众，她所以情不自禁地去追赶潘必正，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让我们一起为她担心的，更不知道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在等待着她。现在看起来，张孝祥抛开自己，法外施仁，玉成这桩婚姻。你会不由得赞叹，在这个世界上，成人之美，也许是一种最高尚的品行了。

张孝祥有一首《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

我查不出溧阳三塔寺与临江的女贞观距离有多么远，更找不到诗中的“三年”从何年到何年。但是，这首《西江月》，却使我们看到诗人的博大胸怀。也许，文人的浪漫，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也算是臻于极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