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的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从玉兰花的绽放开始的。这一天，光绪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戊戌变法”正式出笼。康有为显然考虑过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教训，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于是，他对光绪建议：“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急于改革的光绪皇帝，第一个行动就是废科举八股。当时，维新派第二号人物梁启超，对此举动兴奋得不能自已，说：“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问题在于清光绪犯了与宋神宗同一个错误，从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发出一道道诏书，下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短短三个月，其颁发的新政谕旨，比神宗还要神宗，达二百八十多件。结果，颐和园内那棵开得稍晚一点的辛荑，也就是紫色的玉兰花，还未落尽，在满地花瓣的颐和园的漪澜堂里，老佛爷像捏死一个臭虫似的，使这场百日维新胎死腹中。虽然她是主刀者，但她身后却是绝对不许触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组成的铜墙铁壁。
改革派有时想得十分单纯，以为天下人都如同自己一样，大旱之望虹霓一样期盼着他们举起义旗，来挽救这只已成破木桶似的政权。殊不知朝廷内外，举国上下，拥护者甚少，反对者甚众。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光绪只有一位太后，而神宗却有好几位太后，只是这位理想主义者，列宁誉之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批林批孔”之际尊为法家的杰出代表，绝对没有任何高招可以应对女流之辈。老太太们一流眼泪，王安石只好卷铺盖走人。
变法之初，得到神宗绝对信任的王安石，意气风发，确实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估计到可能的反扑。所以，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疏人，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可以想见他那气不可遏的样子。有一个叫作吕陶的官员，“其初应制科，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对策言，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场之事。安石读卷，神色顿沮，神宗使冯京竟读，称其有理。而卒为安石所抑，仅得通判蜀州”。可以想象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接着，他又犯了一连串策略性的错误，树敌过多，全面出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不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也不放下身段去说服那些不同意见者，甚至下手打击其实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听不得任何相反的声音。“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结果，如刘述、程颐、刘挚、刘琦等御史，如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谏官，如欧阳修、富弼、文彦博、曾公亮等名臣，也都被王安石排挤出朝。这样一个人皆为敌的刺猬型的人物，要能混得下去，岂非咄咄怪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保守派也非铁板一块，当司马光复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时候，苏轼并不认同这种绝对的做法，曾与之争辩，新法该去者去之，可不去者留之，可去可不去者也不必一笔勾销，择其善而去其恶，为此与司马光争辩，而获罪于当局。现在，回过头去看苏轼在熙宁二年《上神宗皇帝书》：“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法，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重点放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皆不与治同道”，过于与民争利，层层盘剥，法令峻急，求速伤民，从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个角度，而持有异议罢了。
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而蛊惑之。”本来，春季借给农户的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农民国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譬如保甲法，老百姓为了逃避摊派的军费和被抓壮丁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多起自残事件，再譬如保马法，分户领养军马，平时自用，战时军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为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殊不知当时大半江山都在长江流域一带，根本不适合马的生存，而把马养瘦了，养病了，或者养死了，饲马户便要受到责罚。诸多事实证明，苏轼才三次上书神宗，亟论此法之弊。
据《长鉴拾补》：“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先是上欲光置两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看他在神宗面前嚼的这顿舌头，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绝对容不得反对派；第三，把所有可能争取的同盟者，都推向对立面，势必要成为孤家寡人。我想，“拗相公”的“拗”，显然是从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维易走极端而来。我始终相信，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完全因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脱。从这里看到，他尤其在意苏轼，一举一动，全在眼中。因为苏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间，惺惺相惜者少，相轻相嫉者多。如果仅仅是文友的话，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现在这两个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敌，那就如同荒野里两条狼相遇，必有一场较量发生。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荡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但冲他起劲反对的那些政敌，如司马光，如欧阳修，如苏轼，都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大手笔。因为文人，通常不能宽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无疑义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还是存在某些素质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读王安石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这几句话，颇有写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气，就像嗑瓜子嗑出一个臭虫似的，大不以为然了。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青云直上的他，连曾经鼓吹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断情绝义。这就颇令时人为之不齿了，这其间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安石曰：‘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把欧阳老逐出开封，回安徽滁县去筑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学家；苏相反，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才是政治家。政治家允许自己无耻，而文学家至多允许自己风流。能够做到彻底无耻的政治家，往往一往无前，永操胜券。王安石最后终于恓恓惶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顾他为相八年，权势达到顶点，也只是把所有他的政敌，统统逐出开封而已，说到底，他还是个文学家的缘故。而作为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确实风流倜傥一辈子，作为二流政治家的苏东坡，也“为小人忌恶挤排”了一辈子。还是那部《邵氏闻见录》，说到他们两人在金陵相见的情景。“子瞻曰：‘某欲有言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他以为苏还放不下元丰二年（1079）被关进大狱，他的那些党羽李定、舒亶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但苏子瞻并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说“‘某所言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兴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耳。介甫又曰：‘人须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后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败的苏对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虽空间有限，但时间无穷，政治总是短期性的，而文学则长在不败，表面上的苏败了，精神上的苏并不败。显赫过的王对苏就看不大透，虽然眼前这个手下败将，曾经将他扳倒过，时过境迁，竟连一点赢的感觉也找不到，显得拘谨而戚戚，惶惶而不安，看来，清人王夫之著《宋论》一书，在神宗的这一章，将王安石定位在“小人”这一格上，也许不是诛心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