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王安石辩诬者视为“恶意虚构”和“无耻谰言”的《邵氏闻见录》中，有一则关于苏东坡被王安石排挤出开封，继又遭遇诗狱的记载，大概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介甫与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
这里提到的吕惠卿、李定，还有曾布、章惇、舒亶、邓绾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持者，无论在当时或是后代，都被视作声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虽然近年来经过不断地漂白，不断地洗刷，诸如吕惠卿的出卖告密，诸如李定的匿丧不报，诸如邓绾“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当之”，都有了新的说法。看来，元人所编的《宋史》，囿于南宋士大夫对于熙宁变法的成见，受到反映民众心理的话本《拗相公》的影响，因而将其中部分人物纳入书末的《奸臣传》中，也许将来重新编写北宋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可能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其实，现在为王安石重新定位于历史伟人的时候，定位为大政治家、大改革家，连同他的这些雇佣军也一一扶上尊位，实在是一种徒劳。因为王安石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抱着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高瞻远瞩，纵横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律己甚严，廉洁奉公。王安石与他们只有工作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王安石未尝不希望司马光、韩琦共襄盛举，未尝不盼着苏轼、苏辙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剧了，那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于是，他不得不在干部的物色选择上，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连他两个亲弟弟都弃他而去，可以想见当他儿子王雱，唯一支持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了。
因此，他与他的助手和支持者的关系，说白了，就是老板和伙计。他们所以投奔王安石，因为他们在司马光、韩琦、富弼、吕诲、欧阳修那些资深政治家眼中，怎么能有苏氏兄弟那样的前景呢！所以，当这些王安石的雇佣军有条件实施反攻倒算时，拿苏轼祭刀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林语堂说过，元丰七年（1084），苏调任途经南京，与王安石见面时，是有过交锋的。“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借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成立用以侦察批评朝政者的特务机构。”
林语堂还写到了王安石对于苏东坡公开反对新政，而给予的报复，那是这位诗人平生第一次差点吃官司的细节：“苏东坡（因反对变法，三次给神宗）上书以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这是颇让王安石不开心的事情，不过，因为苏东坡职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间，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这触怒了王安石（这当然是一次对他权威的公开挑衅），苏东坡立遭罢黜。”随后，“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送其父灵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后来查无实据，此案遂告寝息。但谁都知道，谢的发难，与王的授意分不开。
在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载有此事。卷二百十四纪：“景温与王安石联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卷四百二十一纪：“谢景温天资奸佞，素多朋附。熙宁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为知杂御史。是时，苏轼方忤安石，景温迎合其意，辄具弹奏，谓轼丁忧返蜀，乘舟商贩，及朝廷下逐路监司体量，事皆无实。”在《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中“谓范镇举苏轼为谏官，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以谤语力排之，事不实，士论薄之”。卷二十五《苏轼立朝大㮣》：“轼有外弟，与之不叶，安石召之，问轼过失，其人言，向丁忧，贩私盐苏木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发也。会举谏官，范镇以轼应诏，谢景温恐轼为谏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政坛的事，官场的事，这种钩心斗角，机关算尽，都是属于司空见惯的正常活动。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绝对不蹚浑水，也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还是将这位官不算大，文章声名却比他响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师。看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边，没有少给这位政敌加油添醋，造谣生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四纪：“司马光奏对垂拱殿，上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盐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之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苏轼还是到杭州为太守去了。不过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乌台里坐着的御史，王安石提拔起来的爪牙，又将他拘押在大牢里。
在神宗强烈支持下，王安石变法诸多措施终于一一出台，他大概没料到舆论大哗，天下大乱。因为他作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这是当时和后来所公认的，但从来没有一位研究他的学者，认为他是具有行政能力，具有管理经验，具有灵活机智、应变圆通，能够从容进退、周旋回转的领袖人物。他连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谈其他？这样一位高智商而低能力的学者型干部，适合做领导者的智库，出谋划策可以，运筹帷幄则不行。不要说北宋时期的那种因循保守的政治体制，也不要说北宋时期那种懑顸臃肿的官僚架构，更不要说几乎不跟大宋王朝的老百姓打一声招呼，简直让人吓一个跟头的改革大计，像雷阵雨似的倾盆而来。
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是经不起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来，连小鲜那样还保持着一条鱼的形状都说不上，只能说是即将散架，还没有马上散架的，快要箍不住的一只漏水不止的木桶，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补的保守疗法，而是大卸八块，这只桶不完蛋，焉有它哉？王安石先生充满自信，伸出两只手，对神宗皇帝讲，你看，每个手有五根手指，从理论上讲，一下子按住十个跳蚤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笑话，然而也是熙宁二年的真事。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觉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赞成王安石这样的改革。
你是在进行改革，而不是在进行革命，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都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来实施改革，结果无不碰得头破血流。革命允许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对派敢龇牙，只要手里有枪杆子，二话不说，马上摆平。这只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这就叫革命。而这只桶再坏再破，也不能一脚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颜悦色，就得和风细雨，就得由点而面，由局部而全体，润物无声地细致工作。中国人，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求稳心态，怕乱心态，苟全心态，保守心态，没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切都做到家的扎实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这样的冒失行事，不失败才怪。
有论者说，他是一只叫得太早的公鸡，其实，说准确点，他是一只想自己下蛋的公鸡，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