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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到永历 第二章 无为而治

万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懒惰的皇帝,多年不上朝,不批奏章,不任用官吏,被称为“万历怠政”,然而通过仔细考察,这种说法并不客观。

如果认为万历怠政,那么万历三大征是怎么取得胜利的呢?

万历三大征指的是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这三场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困难重重,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如果没有万历皇帝的运筹帷幄,就不可能决胜千里之外,可以说万历的战功远超康乾。人们对万历在三大征中的表现却集体沉默,这种选择性健忘,岂不怪哉?

世人认定万历怠政的主要表现是多年不上朝。

的确,万历十五年开始,他基本上就不上朝了,但是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早朝其实是一种礼仪,是大臣们向皇上颂贺的一种形式。皇上可以在上朝时问政,但早朝并不是问政的唯一渠道,皇帝也可以通过单独召见大臣,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多种渠道处理政务。早朝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上不上朝,对政务影响相当有限,以此作为万历怠政的依据,经不起推敲。

工人喜欢把活干在明处,老板则愿意在幕后控制。

万历作为明朝最大老板,每天不上朝,改为“静摄”,其实质也是在幕后操纵。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受刚性制度、道家思想和君臣关系的影响。

先来说说刚性制度。

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为确保皇权不受威胁,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体现在《皇明祖训》、《太祖宝训》中。

在祖训中,朱元璋苦心孤诣,不厌其烦地加以训诫,事无巨细,几近叨絮,在制度法令、机构设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为规范、后宫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建构了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

为确保祖训的神圣不可侵犯,朱元璋一再强调,如有大臣冒犯或意欲改变祖制,将受到凌迟处死,诛灭全家的处罚。

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极具合理性。

人治社会也可以有法制,刚性制度虽然有固步自封的一面,但朱元璋的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以法制取代人治,无论皇帝在与不在,政府官员各施其职,各项政务按部就班,社会运转有条不紊,形成了“神明自运”的统治局面,皇帝无需事必躬亲。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明朝灭亡以后,社会还在有序运行,四川官兵在无政府状态下仍在组织抵抗张献忠大西政权,使得大西政权在四川无法立足。

再来看看道教的影响。

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北修故宫、南建武当”,道教领袖经常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参与政务,受道教的影响,明朝皇帝大多喜静不喜动,有事被动应付,无事则无为而治。

这种状况在嘉靖时尤为明显,湖北武当山是道教圣地,嘉靖来自湖北钟祥,他的问政风格深受湖北武当山道家思想的影响,喜静不喜动。这与他的前任,经常闹出动静的堂兄正德皇帝来了个大翻版。

大礼仪事件中嘉靖与群臣关系产生了裂痕,从此更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政风格颇为“老道”。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老黄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万历的静摄,也有在三大征之后的休养生息的意思。静摄其实是一种执政的理念,精髓是形散而神不散,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像太极拳,看似绵软无力,其实一旦攻击,迅猛无比。

因此不能简单将静摄看成是怠政,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执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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