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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到永历 第一章 何去何从

广宁之役后,明军尽失河西之地,退入山海关内。

天启对广宁之败极为震怒,他将熊廷弼、王化贞下狱论罪,同时任命王在晋继任辽东经略。

熊、王二人的失败还影响到朝廷内党派之间的斗争,熊廷弼于天启五年阉党掌权清算东林党时被杀并传首九边,而王化贞直到崇祯二年东林党复出清算阉党时被杀。

这隐约可以让我们看出二人的党派色彩。

虽然明朝一溃千里,但后金并没有吞并河西的愿望,他们将广宁以及河西诸城堡洗掠一空,将河西人口驱赶到河东,然后毁广宁城,带着战利品撤回河东。

后金对河西弃而不守,而明军又撤回山海关内,除了添自己的伤口,暂时也难有作为,这样河西地区暂时就成了无主之地。

这时鞑靼人就像秃鹰一样飘然而至,他们来到一片狼籍的河西,打扫战场,吞食后金吃剩的残羹剩饭。他们捡拾官军遗弃的军械粮饷,并到山海关上和明军进行交易。

面对着新的形势,明朝该何去何从?

有两个选择:

一是承认失败,接受现实。这样就需要按照后金所提出的方案划界,双方以辽河为界,河东归后金,河西归明朝,明军在河西地区不修建军事工事,以免威胁后金。

这种方案的好处是可以结束战争,和平共处,明朝可以恢复元气。坏处是明朝失去了河东的土地。

二是不承认失败,继续反攻。这样明朝就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军备战。

这种方案的好处是还有希望恢复河东失地。坏处是明朝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国家有可能被拖垮,而且短期内恢复河东的希望不大。

要选择第一个方案,只需坚守山海关即可,而要选择第二个方案,就必须出镇关外。

当时朝廷内部关于守山海关还是出镇关外的争论非常激烈,从本质上来讲,这时对上述两个选择的争论,也就是关于战还是和的争论。

如果守山海关,就是做出了第一种选择,接受后金的条件,保持和平。

如果出镇关外,就是做出了第二种选择,不接受后金的条件,继续以城堡威胁后金,这必然要招至努尔哈赤的打击。

从表面上看,不出关是投降,是怯懦,是卖国,出关是英勇,是忠诚,是爱国。

事实上,如何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甚多,不是从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认为,那些低调的,忍辱负重的,勇于背黑锅的人,要比那些高调的,怒发冲冠的,勇于打仗的人更爱国,起码比他们更懂得应该怎样爱国。况且后者往往鱼龙混杂,动机复杂。

同样,关于守山海关还是出镇关外的问题,不能简单认为是忠于奸、勇敢与怕死、进取与保守,积极与消极的问题。两者只是战略上的不同看法,不应贴上标签。

主张守山海关的观点实质是认为在关外修筑城堡无法守得住,留在关外的辎重粮草往往招致后金军的抢劫,产生资敌的效果,不如对后金实行坚壁清野,等待时机再与后金决战,此外,放弃关外还可以使蒙古人和女真人因分赃发生争斗,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主张出镇关外的观点实质是上不愿放弃河东的土地,认为只要在关外多修城堡,加强防御,可以逐步拓展,乃至光复全辽。

个人认为,只有集中力量在野战中战胜敌人,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那种到处修筑堡垒,分兵把守的乌龟战术,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的,因为这样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不能形成合力,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而且失去战场运动能力,放弃主动权,变成敌人的靶子,其中所屯积的粮草则是一块块肥肉,容易招致战争。

做出任何一种选择,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否则,说得再好听,又有什么用呢?

在军事上,明军没有找到破解努尔哈赤的好办法,军队内部腐败,奸细密布,战争连遭失败,士气低落。不适合再战。

政治上,朝堂上党争如火如荼,打得不可开交,战事比辽东战场还要激烈。不适合再战。

经济上,国库空虚,财政在崩溃的边缘。不适合再战。

社会上,人民负担沉重,生活水平下降,人心思异,民变蠢蠢欲动,社会动荡不安。不适合再战。

在这种情部下,不如先蹲下来攒口气,以便将来跳得更高。

对于明朝来讲,在关外连年饥荒,而关内物产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不如以退为进,坚守山海关,在关外实行坚壁清野,对后金进行饿困,同时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积蓄人力物力,不断发展壮大,时机成熟以后,再动员全国之力,以绝对优势兵力与敌进行决战,从而一举扭转战局。

然而朝廷内部就此问题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内行的兵部和有军事背景的一批大臣如王在晋、高第等人老成谋国,主张守山海关,但是他们的主张受到外行的文官集团的质疑。

而大明江山的产权人天启缺少包羞忍辱的精神,不愿意暂时放弃“祖宗封疆”,他虽未明确表态,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是急于恢复辽东,不赞成守山海关。

一帮善于观颜察色之人很快就掌握了天启的内心动向,于是投其所好,主张出镇关外。

很显然,“得帝心者得天下”,在天启的支持下,两种争论的胜负,毫无悬念,出镇关外的主张很快就要战胜坚守山海关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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