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青年时期的作品之一，写于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当时我住在大别山中的立煌，即现在的安徽金寨县。重庆有朋友写信给我，说要办一个文林出版社，要我寄去稿子，我就将这部稿子寄去了。等我于一九四三年初到了重庆，文林出版社流产，但是这部稿子再也要不回来了。稿子原是匆忙完成的，连重新推敲的机会也没有了。拿着这部稿子的人看见这是一部可以有较好销路的小说，死皮赖脸，不肯退还。我既不能打架，也没有力量起诉，简直气破肚皮。后来，这位仁兄进大东书局工作，就将我的稿子作为进身的礼物交给了大东书局出版。

大东书局共印了几次，我不清楚。上海解放时大东书局迁往台湾，我将这部小说交给东方书社印了一版，书名改为《金千里》。大东书局迁到台湾后是否又印了，我不知道。此书在我国大陆上绝版已经三十五年了。

极左思潮在我国文艺界有长久的影响。极左思潮与宗派情绪相结合为害更深。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大概由于书名有一个“恋”字，有人说它是黄色小说，甚至说它是色情小说，在许多年中成了我背在身上的一个“舆论”包袱。当然，受骂最凶不是《戎马恋》，而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近几年，抗战文学研究者和现代文学史家们已经对《春暖花开的时候》重新进行研究，作了平反，在此不用谈了。至于这部《戎马恋》，只是一部严肃的爱情小说，既非色情的，也非黄色的。小说的故事和主题思想，尤其是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在我国三十和四十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带有典型意义。关于《戎马恋》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我用不着多说话，请读者读一读小说原著便知。

我的几十年的创作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每一篇和每一本小说作品，都是我在漫长的征途中留下的脚印。《戎马恋》也是留在征途上的脚印。可能还算是留得较深的脚印。近来已经决定将它编入《无止境斋丛书》（即我的“自选集”）中，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长江》丛刊编辑同志希望先由该刊重新发表，我欣然表示同意，遂与出版社商量，先将校订稿交给《长江》。我之所以这么决定，乃出于以下原因：第一，如今出版书籍所需时间很长，纵然我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史关系很深，也不能摆脱这种所谓“出版周期长”的苦恼。可是国内研究我的作品和创作道路的同志不少，早日重新发表，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部分直接资料。第二，近几年通俗文学勃兴，而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个品种：传奇文学。为传奇文学吹嘘的文章认为是新文学的一个发展，在美学上有着新的开拓。他们说，传奇文学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奇”字，反对写平常生活，而追求夸张、惊险、离奇。其实，这是背离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是小说发展道路上的一次倒退。我另有论文将论到这个问题，此处不谈。《戎马恋》完全是写抗战时期平常的人物和平常的恋爱生活，而且人物很简单，故事很简单，既没有惊险的故事，也没有离奇的故事，更绝无胡编乱造的荒诞情节。但是这部小说曾经受读者欢迎，能够给读者提供审美趣味，而且并非庸俗趣味，道理何在？读者读过之后，可稍加思考。

抗战初期，我用两种语言风格写小说。一种是《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写的是农村人物，用的是经过提炼的河南农民大众的生动口语。《差半车麦秸》写于一九三八年春天，在延安整风之前四年。另一种是以《春暖花开的时候》、《重逢》和《戎马恋》为代表的小说，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不使用河南的农民口语，而用的是知识分子的口语，或者叫做传统的白话文。但是有我自己的风格、自己对白话文的美学追求。我追求“三顺”，即看起来顺眼，读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我主张除小说的对话外，写景和抒情的散文部分要发挥散文美，应追求流畅，如“行云流水”，有的段落还要表现出散文的节奏感，字句的铿锵美，尤其在写景部分，有意追求所谓“诗情画意”。但是我反对堆砌和雕琢，所努力追求的散文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力避欧化的语法和修辞，也力避生造的词儿或生吞活剥地使用文言词句。这些白话散文的美学追求，在《重逢》和《戎马恋》中都很鲜明，而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中最为突出。由于强调可读可听的散文，所以在这些小说中我一反“五四”以后的一般习惯，只使用一个“的”字，而没有“的”、“地”之分。

这次重新发表的本子，是根据一九四九年东方书社版校改了错字，填补了漏字，对很少数字句略作修订。因为有这些情况，所以这次重新发表的本子就算是定稿本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