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婚后，金千里把张慧凤介绍进妇女救国会，想使她在进步的团体生活中得到改造。过了几天，金千里到前方去看总司令，打算在前方军医院中给张慧凤找一个适当的位置。金千里一到前方，碰着我们的秋季攻势刚刚开始，总司令派他随出击的部队去搜集宣传材料。在前线奔跑了一个多月，攻势结束后，他对于介绍张慧凤进军医院的心思冷了大半。经过他留心的打听和实地考察，他知道军医院内部很黑暗，正如其他的机关一样。院长很贪污，拿领来的药品和公款做生意，一天到晚忙于同大官们吃酒打牌。医官们有的随院长混水摸鱼，有的公开怠工，背后发牢骚。住院的伤兵得不到医药，吃不饱肚皮，得不到照料，有的不抬进医院也许还不会死，或不致死得那么快。金千里把军医院的实际情形告诉了张慧凤，劝她暂且留在妇女会，慢慢找另外工作。张慧凤在妇女会虽然有烦恼，但听了金的话，就决定不去前方。
总司令要动身去重庆出席会议，叫金千里做他的随从秘书。金千里回襄樊还不到一个星期，又匆匆的赶回总部，随总司令一道出发。好则他已经看见他的未婚妻进步很快，使他感觉到很大安慰。总司令返回前方时，把金千里留在重庆，让他负责联络新闻界，宣传本集团军的作战消息。金千里非常想念张慧凤，时常梦见她，每逢在马路上，集会上，娱乐场所，看见年轻的男女一道，就立刻想到她，希望能把她接来重庆。他几乎天天给她写信，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充满着热情的句子。任何刺激，任何感触，都可以引起他的写信要求。后来日子虽然久了，每星期也总要写三封两封。他经常给她寄书籍刊物，鼓励她努力学习，只怕她精神上有时会感到寂寞，同他在重庆的情形一样。
张慧凤才进妇女会的时候，崭新的生活使她惊慌又使她兴奋，像一个中学生来自闭塞的乡下，初考进城市学校。同志们都像大兵一样的穿着军装，遇见熟人时行军礼，跟男同志们毫无拘束的一道谈话，一道工作，一道玩耍。有半个月光景，张慧凤几乎完全丧失了生活的主动性，在开会时不敢说话，在工作时总是默默的跟着别人，当她单独同男同志在一起时，她非常局促不安。妇女会的同志们都不信神，有时说一些污蔑上帝的话，张慧凤听起来非常刺耳，但又不敢公然的对她们发火。每逢吃饭的时候，张慧凤随着同志们唱歌过后，总要偷偷的闭闭眼睛，对上帝作一个简短的默祷。同志们早就发现她在吃饭和睡觉前必作默祷，为恐怕损伤她的自尊心，没人敢说一句嘲笑的话。只有一次，一位同她玩得最熟的同志偷偷的问她：
“你现在还作祷告吗？”
张慧凤不明白这位同志为什么要问这问题，立刻神经过敏的脸色一红，反问道：“信教对救亡有没有妨碍？”
“当然没妨碍，”那位同志说。“从前我也是基督徒，从到高中读书以后才慢慢和宗教疏远。”
张慧凤没有问她同宗教疏远的原因，带着惋惜的说：“我有两个同学跟你的情形一样。”
因为宗教信仰，张慧凤的心情常陷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喜幸自己换了更有意义的新生活，真正为抗战贡献力量；一方面，她总觉得她和同志们之间有个距离，甚至她有时觉得她自己事事落伍，没办法赶上潮流。她有时很骄傲，有时又不免自卑。当自卑心抬头时，很想念医院中的平静日子，深深的感到惘然。
“假若金现在这儿，”她常在惘然中想，“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啊！”
可是金似乎并不了解她此时的矛盾心情。自然，她也从不在信上露出一句苦恼话，使他的心为她不安。金从她的信上只看见她在忙，在进步，在盼望他回前方。“我怎么能离开重庆呢？”金千里常常看了她的信以后抱怨说：“她真是不了解我！”的确，张慧凤对金千里了解的也非常有限。自从金千里来到重庆，也天天在忙，天天在变。他不仅有文学天才，不仅懂得的方面很多，也富于活动能力，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很快的变做中心人物，活跃起来。座谈会如果没有他参加，座谈会就会减色；朋友们间摆龙门阵如果缺少他，这龙门阵也不够劲儿。他热情、豪放，具有天赋的说话才能。在重庆，他很快的认识了很多朋友，发表过几篇文章，加入所谓文化人之林。那时候正是重庆文化运动的黄金时代，金千里觉得他最适合文化工作，用笔和嘴推进抗战。他认为在故乡和前方的工作虽然也有意义，但对他自己说是很不适合的，收获的远没有损失的多。他是献身于革命的文化人，他自己的损失也就是革命的损失。如今，他才发现了真正的革命岗位，充满着骄傲和自信。将来的成功和荣誉用发光的手向他招呼，使他心醉。
“你的前途是那么光辉，”他的未婚妻有一次在信中写道，“我心中又快活，又惭愧，千里，你猜我惭愧什么？”
“快点告诉我吧！”他在回信中这样写着：“快点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会提到‘惭愧’两个字，让我莫明其妙。慧，我的一切努力，固然是为革命，也同时是为你啊！”
张慧凤对她的未婚夫只有崇拜。她给金写信虽少用热情的句子，但心里的爱却如火燃烧。她几乎一半是为金千里而格外的努力工作，拼命学习。不过这是她的秘密，她并不像金千里一样的写在信上。当有人在她的面前赞扬某一位男同志，张慧凤就想起来她的金千里，从嘴角浮出来一丝隐约的笑。她觉得金千里比任何人都懂得的多，比任何人的理论都进步而且正确，在革命事业上他的前途极其光明。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中，张慧凤很快的变了样，矛盾的痛苦减少了，和同志们之间的距离消失了。当起初换上草绿色军服时，她简直不好意思走到街上，行举手礼时不免脸红。如今当她缝着军服的绽线地方时，回想起这情形，不由的笑了。逢着礼拜日，虽然仍不免想起礼拜堂，仍不免有些惘然，但这“惘然”只在她心上轻轻一掠，马上散了。在生活上她恢复了主动性，自卑的心理没有了。她变成了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同志，同在医院中一样的被大家称赞。她把自己的改变看做复活，而把拯救她的功劳归到金的身上。有一次她在给金千里的信中写着：
起初我为你失去上帝，像一个孩子失去了母亲，我痛苦而且害怕。如今只偶然有一点空虚之感，因为我从你那里得到的比我曾经失去的更多。我失去过生命，如今又获得新的生命。你将我这颗半干的种子播下地，浇了水，使我发芽，使我生长。千里，你给了我一切，你也是我的一切！
“是的，你现在才承认我们的爱是多么神圣，”金千里回答说。“我就是伊甸园中那条蛇，让你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于是你就能自己分别善恶，不再受上帝欺骗了。”
“不，你不是那条蛇，你是播种者！”张慧凤立刻回信纠正说，因为她仍然有几分信仰上帝，不愿意金千里说出来这个比喻。“我希望你以后多多播种，到处播种，但不要播在石头上，也不要让飞鸟将种子吃掉。我们的革命前途还极艰苦，这时代真需要你这样的播种者！”
“我现在正筹划更大的播种工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金千里虽然没有在信上提明他所筹划的工作是什么，但他所说的并非空话。他正在同朋友们计划办杂志，希望在一个雾季来到时发刊。他近来醉心于办刊物，逢人就谈，一面找发行书店，一面向朋友约稿，一面时常在报纸披露“点滴”。为要使他的未婚妻突然一吃惊，他不肯把这个大计划向她泄露。占据他的心的只有他的未婚妻和杂志。他时常出神的胡思乱想，他天天计划着怎样把张慧凤接来重庆，怎样结婚，怎样过婚后生活。“她会帮助我看校样，”他满足的自言自语说，“也可以替我给读者回信。”当这样想着时，他的面前就浮现出杂志的幻影来：厚厚的十六开本，封面朴素而美观，上面有惹人注目的几个字：“金千里主编”。有好些次他几乎忍不住要把他的得意计划写信告诉张慧凤，费了很大的自制力才压下去他的冲动，但时常露出一点儿笼统消息。
他的未婚妻天天忙于工作和学习，没有询问过他的计划。她自己也保持一个秘密没肯告诉金千里，希望等他回来时突然一喜欢。原来在她的影响之下，李莲也离开医院，参加了妇女会工作。李莲是一位活泼而热情的女孩子，天真坦白，心直口快，同生人见面就熟，没有一点胆怯，也没有一点做作；几年的教会生活不但没使她变为基督徒，反而从她心中滋长出反宗教的火苗，厌恶教徒们的虚伪脸孔和对美国人以及有地位的牧师们的卑屈谄媚态度。由于她的性格随和，进妇女会没有几天就变成被大家喜爱的同志。差不多所有的同志都同她开玩笑；她也爱说爱笑，如果有半天禁止她开口说话，她准急得发狂。有几次张慧凤给金千里写信时提一提李莲的事情，都被李莲禁止了。
“死鬼，你为什么不让我在信上提你？”
“我偏不让你提！”李莲装一个鬼脸说：“等金回来时突然看见我变了，不挺好玩吗？”
“死丫头，心里鬼多！”
张慧凤和李莲都变做了妇女会的重要干部，对革命的了解更多了。正像抗战初期一般头脑清楚的女性一样，张慧凤对恋爱带着“新英雄崇拜主义”。这种“新英雄”是在革命战场上表现得出众的热诚和努力，理论和行动都是为别人学习。从金的许多来信上，张慧凤逐渐发生了一种担心，仿佛觉得他的生活，他的想头，有许多地方不像是一位艰苦的革命战士所应有的。但她又觉得他太“伟大”了，不敢相信自己的担心有确实理由。这一年的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向北方姗姗的走去了。金千里在重庆每天为沉重的浓雾所苦恼，越发的想念张慧凤。前方，政治的暗影愈来愈浓，救亡团体开始不断的遭受打击，而救亡青年对于争取工作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张慧凤决心把金千里从重庆叫回，一道工作，万一有什么变化时也可以一道行走。她非常爱他，相信他，认为他一旦回到战地和青年们一道工作，一定是一位受大家崇拜的英雄人物。她给金千里写过了许多信，要求他回来。起初金千里要求她去重庆结婚，后来见她执拗着不肯去重庆，便突然打来了一个电报，使张慧凤狂喜得忍不住跳了起来。
“金，金，李莲，金快回来啦！”她扒着李莲的肩头小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