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遇纽黑文——一切似乎没那么容易？
与耶鲁法学院的第一次接触，其实早在我搬到纽黑文之前就开始了。
在刚刚拿到offer的时候，我就收到一封来自高年级学姐的欢迎邮件。学姐名字叫吉莲，是上一届的转学生，从纽约的福特汉姆法学院转过来，自愿报名成为mentor（导师），来帮我们新一届的转学生适应学校生活。
耶鲁是全美国最小而精的法学院，每年只招200个新生和10个转学生。暑假的时候，吉莲约我们新一届的转学生在纽约先见个面，互相熟悉一下。于是我从华盛顿坐火车去了纽约，在中城一家餐厅见到了大家。
这10个人里面，只有我不是美国人。有3位同学来自排名第四的哥伦比亚大学，其他人的法学院排名也几乎都比乔治城要高。除了我和另外两名亚洲裔的同学是黄色皮肤，其他同学都是白人。10个人里大部分都是侃侃而谈的白人男性，只有3个女生。
这一顿饭吃得我内心五味杂陈。
早听说耶鲁法学院招人不仅仅看重成绩，更喜欢个人经历独特、有自己梦想和追求的学生，这些转学生也是如此。有一位白人女同学从小练习芭蕾舞，还做过专业的芭蕾舞演员，看起来如天鹅一样优雅漂亮，但她可是舞蹈学习两不误，20岁结束芭蕾舞生涯后，考上大学，又读了法学院，现在又转学来了耶鲁。
另外一位东南亚裔的男生叫约翰，第一眼见他我还以为是一个十分英气的女生，他面部轮廓非常立体，眼神清澈。他在许多东南亚国家生活过，有非常丰富的志愿者经历，对公益组织特别感兴趣。
其他的同学做完自我介绍，几轮聊天下来，每个人都很有特色。有的专注学术，法学院第一年就参加了学术期刊的文章编辑工作，有的参加过模拟法庭，有的立志要当检察官专攻金融犯罪……轮到我说话时，我忽然语塞。他们都太优秀了，英语都比我这个外国人流利，人生经历丰富多彩，对未来还有清晰的规划。我过去一年唯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法学院的好成绩了，但在这些其他法学院中的佼佼者面前，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跟这些同学比起来，我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是如此的朴素而平淡。我甚至也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我对法学理论感兴趣，可也没有立志走学术之路去当教授的志向。我只想在大律所找到份工作，能拿着优渥的薪水留在美国。
我有些紧张，忽然脑子里的一根弦搭了起来，灵机一动说：“我身上最有趣的故事，应该是现在还不能合法饮酒吧！”
美国的合法饮酒年龄是21岁，而那时是2014年，我只有20岁。同学们有些惊讶，我就自然而然讲了我提前上学的经历。大家听到我15岁就上了大学，19岁就独自一人出国读了法学院，眼神里闪过一丝赞叹。
对“早上学”这件事，我曾经很痛恨这个标签，因为它在初中时定义了我“弱者”的身份。可它也在许多其他场合让我成为被众人艳羡、夸赞的对象，满足了我内心想被人关注的虚荣心。所以我又躲不开这样的标签，当希望在一个新群体博得关注时，我如同饮鸩止渴一样，总会不经意地提起这件事。
那天聚会结束后，我因为标签而获得的那些短暂关注，并没有挽回我低落的心情。这些同学都太优秀了，他们的人生是如此丰富多彩，而他们眼神里坚定自信的光芒，更是让我黯然失色。
不过，我很快就忘却了这种感觉。我跟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耶鲁法学院这一届的转学生是多么优秀。爸爸鼓励我说：“你比他们更优秀，你一定也会像以前一样，渐渐成为这个群体里最优秀的那个人。”
爸爸一向相信我，可我这次却没有那么相信自己了。跟这些同学相比，我的人生是如此的单调无趣。我在国内度过了平淡的19年人生。在来到美国读书前，连国门都没有出过。我不擅长体育，没有其他特长，甚至说英语的时候也是唯唯诺诺。我还能像以前一样创造奇迹，遇强则强，从这个更优秀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吗？
∗ ∗ ∗
很快，证明自己的机会就来了。《耶鲁法学杂志》（yale law journal）给我们这些转学生出了一个任务，可以以此参与竞争编辑职位。
每个法学院都有几种自己的学术期刊，但所有工作都是由学生完成，完全不会招募全职的编辑。虽然只有学生编辑，但这些刊物在学术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因为全美法律界大部分的学术刊物都是由学生编辑主导，鲜少采用同行评审制。每个学校都有一个规模最大、在学术界评誉最佳的期刊，在耶鲁就是这本《耶鲁法学杂志》。
因此，学生进入学术期刊当编辑，往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比如，要考学术文献的写作能力、对脚注引用规则的熟悉等。进入期刊后，往往是从最基层的校对编辑做起，然后一路往上做文章编辑、执行编辑等不同的角色。那些能做到学术期刊总编辑的人，自然也就是一个法学院公认最精英、最优秀的一小批人之一。
我其实对学术期刊并无太大兴趣。法学院第一年的学习都是比较实务型的案例分析，我的写作技能也是诉讼文书写作，对于学术文章一窍不通。但是，每年耶鲁能进入《耶鲁法学杂志》的人并不多，大概是十中取一的比率，在这届转学生中，更是只招一个人。刚刚见过转学生同学，认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我迫切地想要拿到这个编辑职位，来重塑自己的信心。
我们的任务是阅读一篇学术论文，然后写出一篇800字的修改意见。我打算拿出我第一年学习案例的精神，先把文章精读一遍，一边读一边总结出要点，然后列出提纲，写出一篇结构清晰的修改意见。过去一年的“逆袭”经历，让我有些轻敌，觉得论文和案例应该没太大差别，我可以轻松完成这个任务。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人做一件事情能否成功，最初的那个动机往往很重要。起码对我而言，在我过去的人生中，若纯粹为了“赢”而做一件事，几乎总是跌得很惨。而如果我真的取得了成就，一定是因为我热爱这个过程本身。我在享受着自己眼前的每一个动作，在不关心最终能否到达终点时，反而获得了无心插柳的结果。
拿到《耶鲁法学杂志》任务的时候，正好是在二轮面试的最后一周。那一周，我白天都要在律所跟人说上七八个小时的话，晚上回到酒店，打开电脑就觉得浑身疲惫，根本没有研读学术期刊的动力。但即使是在没有面试的时候，我打开电脑一天，却还总是走神，被其他事情吸引，真正投入在任务上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已。
缺乏了“热爱”这个关键的佐料，我大学时拖延懒惰的“熟悉配方”又回来了。一直到提交修改意见的最后一天，我连论文都没有读完。最后的那个下午，我只好匆匆读完论文，皱着眉头动了笔。我勉强凑够了800字，但根本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如同当年考的那个司法考试一样，我在提交任务的一刻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果不出所料，我几天后就收到了来自《耶鲁法学杂志》的一封标准拒绝邮件，语气简洁平淡。最后再次见到转学生同学时，我知道那个东南亚的男生约翰拿到了这个编辑职位。
我难过了很久，一直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可又不明白是哪里出的问题。转学到耶鲁，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未来两年，我又会如何度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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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开学已经一个月了。
耶鲁法学院一般在每学期的最后选下个学期的课，也采取报名律所面试的“竞标”制度，因为热门的小班课往往需要抽签，有的还需要完成一定的任务。最火的小班课早在上个学期就被抢完了，所以对我们转学生来说，我们只能选一些比较容易进的大课。
我对着课表纠结了一番后，最后选了法律职业道德伦理、知识产权法、冲突法和一门商学院和法学院合开的多德·弗兰克法。对标我去年在乔治城的学习环境，这些课程的难度最少降低了一半。阅读任务少了许多，课堂上教授也以发散性的讨论为主，案例过得很慢。对我来说最难的反倒是在商学院上的这门多德·弗兰克法，涉及很多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金融财务知识，每节课之前都要查很多背景资料，才能完全理解阅读任务。
但即使如此，我的学习时间还是只有法学院第一年的一半。生活中忽然多了很多空闲时间，我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交上，想多交点朋友。来美国都一年了，我将生活中全部的时间都扑在了学习上，现在来了耶鲁，我觉得是时候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了。
在这一个月，我先是经常跟着转学生群体一起活动。大家都初来乍到，经常周末一起约着聚会，我也很积极地每次都参加。可是渐渐地，转学生们似乎都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圈，十人聚会越来越少了。
有一次，我在知识产权法课堂上认识了一个美国女生，她邀请我周末去参加她一个朋友家里的聚会，我欣然前往，还带了一些水果和零食。那场聚会有几十个人，挤在小小的公寓里，角落里的音箱放着嘈杂的舞曲，大家三三两两挤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
那位美国女生径直拿塑料杯倒了点酒，熟门熟路地转身插入正在聊天的两个人中间，热情地打招呼、握手并介绍自己。我有些手足无措，也学着样子倒了杯酒，有些张皇失措地看着周围的人，竟然一个认识的都没有。我紧张得不行，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坐到沙发上，切入了一个三人小群体。可他们彼此聊得正兴起，时不时哈哈大笑，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自然而然地插嘴，只能尴尬地跟着笑笑。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离开沙发，身边的人来了又换，偶尔有些人会过来跟我聊几句，但音乐声音太大，让我听说都有些吃力。有些人跟我待了一会儿，看到有熟悉的朋友进来，立刻大呼小叫地迎上去了。那晚到最后，我能记住名字和脸的人都没几个，但那个和我一起来的美国朋友，已经把这个聚会里她不认识的人都聊了一遍，还约好了跟新朋友第二天去打网球。
那次之后我认识到，美国的party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很低效又消耗能量的社交方式。可在学校又只有大课可以上，没有跟同学互动的机会，也没有认识新朋友的方式。再加上我本来就比较慢热，在陌生人面前话不多，在英文环境里更是只会点头附和，完全没有美国同学那种自然而然展示自己的能力。
就这样，来到耶鲁的第一个月，我几乎没认识什么新朋友。
十月中旬的时候，一个转学生同学邀请我们大家去她的生日聚会，就在我家楼下的一个小酒吧。我带着礼物过去，惊奇地发现聚会非常热闹，除了转学生以外，还有十几个耶鲁法学院的同学，甚至还有一些耶鲁其他专业的同学。看着人家短短一个月已经拥有了新的社交圈，我心里酸涩不已。
那晚回去后，我毫不意外地情绪崩溃，大哭了一场，直到深夜两点才沉沉睡去。来到耶鲁后，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我无法在学业上建立自己的优势，在社交上也完全成了隐形人。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新的环境里，我开始变得如此平淡，渺小如灰尘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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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在作为中国人，在国外总是能跟中国人交朋友的。
耶鲁法学院的jd项目每年只有两三个中国人，算上另外两个项目llm、jsd里面的中国人同学，大概有一个十几人的小社交圈。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名字叫“yls中国小团体”，yls就是yale law school的简称了。【1】
在乔治城的时候，一届jd能有十几个中国人，全校有四五十人。但是大家平常聚会不多。耶鲁就完全不同，这十几个人的关系极好，平时经常在群里喊一句，有没有人下课一起吃饭。那时纽黑文有三家中餐馆，chao chao、长城和taste of china，都是我们每天随机选择的据点。
这些同学也是我在以前的环境中从未见过的类型。他们都是在人文社科领域绝顶聪明的人，有着极强的人文通识功底，并且对知识、社会和时事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有一次在餐桌上我们聊起法经济学，我讲到了我法学院第一年学过的“四个盒子”理论，一个中国同学兴奋得连饭都不吃了，立刻从书包里掏出纸笔让我画给他看，接着热烈跟我讨论起每种规则下案例的不同走向。我们平时聊天时，大家的话题也都围绕着学术、政治、法律和时事，听的人一脸专注，说的人激情澎湃。
这群同学给我带来了无数个有所启迪的瞬间。同样都是中国人，他们并非像我一样，来读法学院就是为了毕业去律所，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中有人喜欢学术、有人喜欢诉讼、有人喜欢商业、有人喜欢公益……虽然他们也同我一样需要考虑毕业后的签证、生计等现实问题，但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更坚定的理想。
虽然每次相处都很愉快，但独自回到家后，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感还是紧紧追着我。
这些同学基本都是美国本科毕业，有些国内来的llm同学也是北大的本科。被“平台”意识深深占据了思想的我，下意识地觉得我从起点上就已经输了。在平时聊天时，他们对于历史、政治和经济学领域的名家都是信手拈来，对中美两国也既能侃时政热点，又可以结合时政热点做深入分析。相比之下，我的知识水平和阅读量都差了一大截，经常是白天听到某个名字或某个历史事件，晚上回去查维基百科来补课。
耶鲁的中国同学们虽然经常一起活动，但我也感觉自己只是群体中普通的一员，并没有和任何人变成熟悉一点的朋友。我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甚至开始越来越怀念国内大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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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寞相比，2014年的冬天，我在网络上倒是玩得风生水起。
因为在知乎上写过法学院的学习方法，我积累了最初的一批关注者，受到了鼓励，后来又写下了自己转学、找工作的经历。也许是经历的确比较独特，我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赞美，内心的虚荣也逐渐增长。虽然在耶鲁的现实世界中，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起点低、学业平平、交不到朋友的弱者，但是在网络上，我又在众人的夸赞中找到了一丝优越感，觉得自己仿佛还是一个强者。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我开始摘掉眼镜，留了长发，几乎每天都戴隐形眼镜，还开始自己学着化妆。在之前的人生里，我也有过比较注重外貌和穿着的阶段，但那时一直认为考上美国法学院去读书才是头等大事。在乔治城的那一年，更是全心扑在学业上，衣服都没买过几件。
转学到耶鲁后，多出许多空闲时间，还有越来越泯然众人的失落感。我开始发现花一些心思在化妆、穿衣上，可以显著提高我的外表，再精心修一些照片发到社交网络上，甚至还能引来一些对我外貌的夸赞。
那时，在现实世界极度受到打击的我，如同溺水的人一样，紧紧抓住任何一点会让我有些与众不同的幻觉。但我并没有理解问题真正出在哪里。我在一个世界维持着自己还是强者的幻象，在另一个世界又恐惧成为弱者，恐惧被人遗忘。
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个天平，在来到耶鲁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情绪变化非常剧烈，时而因自卑而痛苦，时而又因被夸赞而感到自己高人一等。那种法学院第一年专注学习、沉浸于能力提升的喜悦不见了。我的生活看似平静，内心却如惊涛骇浪一般。我痛苦不堪，几乎每周都要经历一次情绪崩溃，哭着睡去，但第二天起来又是一副一切都好的样子，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看知乎，看有没有收到新的评论。
2014年的冬天，我回到了北京。这是我来美国以后第一次回来。
那个冬天我过得非常快乐。脱离了耶鲁的校园环境，我不用再担心自己是否是一个弱者。到了北京，我还回母校给学弟学妹做了一场讲座。在学弟学妹们崇拜的眼神里，我的自信心如春天的新芽一样，抽条生长。在北京寒风彻骨的冬天里，我见了许多大学时的好友，那种熟悉亲密的感觉，逐渐抚平了我心中的失落。
在耶鲁不受关注又能怎样呢？起码在这个小小世界里，我还是众人艳羡的对象啊。
二、耶鲁的同学们都在做什么？
2015年来了，我回到纽黑文，这时上学期几门考试的成绩也下来了。四门课里面，我的法律职业道德伦理拿了pass，知识产权法和多德·弗兰克法拿了honor，冲突法的课我选择了写论文，毕业时交论文再评成绩。
耶鲁法学院没有gpa，所有人只有“优秀”（honor）、“良好”（pass）和“挂科”（fail）三种成绩。很少有人会挂科，而且拿优秀和良好很容易，所以大家的成绩单上基本都是一些honor和一些pass，很难分出绝对的强弱。学校设计这种评分机制，就是希望同学不要花太多精力在保持成绩上。也正因为如此，即使拿了两个honor，我也无法再像法学院第一年那样，用成绩好来维持自己全部的存在感。
而且，我很快就发现，耶鲁的同学们在上课考试之外，有广阔无限的天地可以探寻。我也随波逐流，尝试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试图从这些活动中找到自己的意义。
我尝试的第一件事，是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虽然去年参加《耶鲁法学杂志》的编辑考试以折戟告终，但耶鲁还有许多其他的学术期刊，可以完全无门槛先从脚注编辑做起。这两个学期，我参加了《耶鲁监管评论》和《耶鲁法律政策评论》的脚注校对工作。
校对脚注是一个非常枯燥无聊的工作。我们需要先把脚注中作者引用的所有材料都找出来，抱着厚厚的一摞书，再集中一个时间，所有的编辑坐下来一个脚注一个脚注地核对。从具体的引用页码，到每一个引用的单词以及引用的格式，都要完全正确。
在我眼里十分枯燥的重复性工作，有些同学却做得津津有味。有一个下午，我早早完成了自己负责校对的部分准备离开，我们组另外一个同学却还不肯走。他跟我解释说，他想把其他同学负责的脚注部分对照着索引资料都看一遍，可以让他更好地理解脚注与文章本身的关系。
耶鲁是个非常重视学术写作能力的学校，作为毕业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要完成两篇论文，其中一篇要在二年级结束时写完，最低需要达到可以投稿的学术文献标准。这个论文可愁坏了我，我从秋天一直愁到夏天。
可我发现，耶鲁的有些同学是真的热爱学术。他们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读文献、写论文上，有些人甚至在法学院一年级时就完成了两篇毕业论文中的一篇，到了二年级已经开始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了。他们往往坚定相信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也很热爱从抽象的资料中挖掘出问题的本质，再提出一个清晰的建议。
与他们不同，那时的我对于法律学习还是“辩论赛”思维，给我一个案例中的争议点，我可以从正反两方进行分析。可到了学术论文的阶段，我无法形成自己的论点，更没有热情去围绕着一个我不相信的观点，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总结历史文献、资料和数据。我找不到我想要清晰表达的东西，就如同我不知道此刻人生的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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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太大兴趣，但我一直积极地参与编辑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忙碌一点，好像在参与一项重要的工作，以掩饰内心的迷茫。
除了期刊编辑之外，我发现许多同学都会去给教授做研究助理，于是也有样学样，向几位教授提出了申请。耶鲁法学院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亚裔女教授——“虎妈”蔡美儿，曾写过一部关于自己教育女儿的畅销书《虎妈战歌》，闻名中美。做了她的研究助理后，我就帮她的新书搜集资料，每周都会花几个小时在上面。
耶鲁有许多同学醉心公益，热爱为少数族裔、女性和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发声。他们会在学校组织公益法律研讨会，参与法律实践，去帮弱势群体打官司、与联邦政府或大公司周旋。于是我下学期也选了一门“全球难民问题”的课，授课老师是一家中东难民救济机构的创始人，我也就顺水推舟加入这个机构，接下了一个帮助一位伊拉克难民的案子。
案子的客户是一位曾经给驻伊拉克美军做翻译的本土伊拉克人。在美国撤军后，因她曾经为美国工作，被当地的宗教极端组织威胁和恐吓，不得不几次搬家，甚至逃到中东其他相对安全的国家避难，因此她希望以难民身份申请获得美国公民资格。
在纽约一个律师的远程监督下，我每周都会跟客户打电话来收集信息，把她自美国撤军后每一年的经历、经历过的每一次危险都记录下来，整理成资料来帮她写公民资格申请书。这份法律文件被提交到了美国移民局，最终这位客户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顺利带着女儿来到了美国。这次经历让我觉得十分自豪，可我依然无法从中找到那种可以让我全身心投入的快乐。
我在耶鲁法学院的一位中国同学一直关心弱势群体，打定主意在毕业后要从事法律公益活动，即使拿不到签证、薪水微薄，也无法阻挡她的热情。每次从她的眼神里，我都能看到一种踏实坚定的信念，我既是感动又是艳羡。
我并没有放弃，一直在寻寻觅觅，寻找那种属于我的热情。经过几次尝试，我起码知道了我对学术没有太大兴趣，做公益活动也无法完全满足我，帮教授做研究也只是完成工作。回忆起第一年在法学院时，我非常喜欢分析案例，也喜欢写诉讼文书，在写作课的模拟法庭辩论上也表现得不错。难道我应该做一个诉讼律师？
于是，在二年级的下学期，我报名参加了模拟法庭。我们拿到一个当时正在美国最高法院待审的案子，所有参赛人员随机分组，各自提交诉讼文书，然后在法官面前进行辩论。我花了两周的时间认真准备这个案子，也交了我觉得非常满意的文书，可在辩论结束后，也许是因为耶鲁的同学实力太强大，我还是被淘汰了。
准备比赛那两周，我又找回了在法学院第一年的那种热情，抛开了手边的所有事情，每天走路、做梦都在思考这个案子的辩论思路。可也许是我太想赢，太想通过一件事来证明自己了，当最后结果不如我愿时，我完全忘记了我有多享受这个准备比赛的过程，只是沮丧地告诉自己，这个结果又一次证明了，我在这个环境中是百分之百的弱者。
好在比赛失利并没有完全消磨我对法律诉讼的热情，我灵机一动，想着真正吸引我的事业会不会是去做法官助理？
法官助理（judicial clerkship）这个职位薪水不高，但任务却非常有挑战性。法官助理最关键的工作是帮法官起草各项文件，小到一项指令，大到一个全国瞩目的重要案例的判决，都可能由助理起草初稿。
一个法官通常只有两三个助理，任期一年，每年都会招新人。这些新人都是名校法学院的毕业生，做了一年助理后，如果对审判工作还有兴趣，会被基层的法官推荐给上级法院做助理。有一小部分极其优秀的人，最后也许会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助理，为九位大法官中的一位工作，直接参与到那些改变美国历史的案例决策中。
因为美国的法官在整个国家都饱受尊敬，如果能给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做助理，相当于打开了接触美国政法界高层的黄金通道。几年的助理生涯结束后，他们积累了宝贵的司法审判经验，会成为各大律所争抢的对象，薪水翻倍，还有可能获得高达十万美元的入职奖金。
法官助理这条路，实在是美国法律从业者中最精英、最顶尖的一条路，竞争极其激烈，因此一般也只有耶鲁、哈佛、斯坦福的毕业生才会参与到这个游戏中。若我在乔治城毕业，应该申请不到名气较大的法院，但转学来了耶鲁，我忽然发现自己居然半只脚踏过了这个门槛。
在耶鲁学习，法官助理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每年有近一半的学生毕业要去做法官助理，直接去律所的反倒是少数。我一年级的暑假曾在联邦法院实习过，也的确是对审判工作有强烈的兴趣，也迷恋那种进入政法界精英阶层的感觉。
对于申请法官助理而言，成绩的重要性远没有申请律所那么大，最为重要的是有分量的教授的推荐信，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经历也很有帮助。我心中仿佛燃起了希望——我给教授做过研究助理，也参与过学术期刊的工作，是不是可以试着申请法官助理呢？
我兴冲冲地去跟中国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却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联邦的法官助理必须是美国人或绿卡持有者，国际学生如果能获得法官录用，也可以在编制之外做不带薪的非正式助理，但需要自己解决签证问题。我的学生签证允许我在毕业后用一年的时间来做任何工作，但在那之后我必须要转入正式的工作签证。也就是说，即使我愿意分文不取在法院做一年非正式助理，助理生涯也最多只有一年，在那之后，我必须回到律所工作，才能获得工作签证留在美国。
这一年的工作到底有多大意义？我又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作为外国人，我注定无法通过法律助理这条路进入顶级的政法精英阶层。一年的经验实属管中窥豹，而且没有薪水，我又要如何养活自己？我试着跟父母打电话说了这个想法，可他们并不同意，坚决认为毕业去律所挣着高薪，等着办绿卡才是最正确的人生选择，才符合他们心里对于“阶层”的想象。
如果我真的热爱审判实务工作，这一切挑战都不是问题。事实上，也有极少一些中国学生在美国法学院毕业后，做了一年法官助理的工作，再进入律所。可我却退缩了，最开始想要申请法官助理很大程度上也是随波逐流，自然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我自嘲地想，我果然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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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这种摸黑乱撞的人不同，耶鲁的其他同学，大多在年轻的时候就认清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从而可以突破环境的限制，甚至创造有利于自己的环境来实现目标。他们早早就走过了迷茫期和探索期，在最适合自己的世界里，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努力着。
进入耶鲁后，他们也许立志要当总统、当大法官、创建非营利组织来帮助难民。耶鲁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平台，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要把时间花在哪些重要的事情上。学校没有单一的评价体系，相反还鼓励大家不要太看重成绩。因此，同学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横向竞争的意识，只是各自在自己选好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像那些以正义和平等为目标的同学，会花两年的时间参加各种法律援助项目，帮助弱势群体解决法律问题。对诉讼更感兴趣的同学，每个学期都坚持参加模拟法庭比赛，或者参与教授和律师带队的法律实践项目，在学生阶段就能参与到重要的法庭辩论中。
也有热爱商业和公司法的同学，他们可能会修一个耶鲁商学院mba的联合培养学位，每年要多学许多商学院的课程。他们也许会在《耶鲁监管评论》发表一篇关于金融监管的学术论文，或者和商学院的学生一起做项目，在学生时期就成立创业公司，进行商业实践。
也有同学投身于学术，时常出没在图书馆和教授的办公室。毕业要求的那两篇论文，他们可以轻松完成，不仅能提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甚至毕业时就在期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
和他们相比，我才真正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差距。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并没有教会我要如何去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而仅仅是不断突破环境向上走，成为一个群体最优秀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过去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不是因为我热爱这些事情本身，而只是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阶级感。
当初选择来美国读法学院、考lsat、学托福，并不是因为我有多热爱学习美国法律，而只是觉得在美国做律师，代表了更高的“阶层”罢了；选择转学来耶鲁，更是典型的继续突破“阶层”的尝试。
但来到耶鲁后，这种“阶层”的算法失效了。耶鲁没有鄙视链，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热爱且擅长的事情，并无标准可供参考。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标准的话，那也只能是每个人眼神中的坚定与热情。能在自己的梦想上一路狂奔，才是最值得羡慕的事情吧？
三、“那堵墙”带来的转折
在耶鲁的第一年，我就这样在迷茫中四处寻找，不断探索自己的内心。有一起事件对我影响极大，就是发生在“那堵墙”上的故事。
耶鲁法学院有一个向全校开放的邮件系统，叫“the wall”，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系统群发邮件给学校的所有人，没有任何审查和屏蔽机制。这名字来自法学院大楼位于一楼中间的一堵石墙。在还没有网络的年代，老师和同学会把学校的重要信息、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写出来贴到这堵墙上。在耶鲁的几百年历史里，这堵墙不知见证了多少顶尖思维的交锋和激烈观点的争执，也成了耶鲁法律人共同的精神领地。
2014年底，一场席卷全美的种族平等运动“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从在“那堵墙”上的辩论开始，彻底点燃了纽黑文的耶鲁校园。
事情的起因来自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2014年夏天到秋天的时候，有几次美国警察在执法中因为误判而射杀了手无寸铁的黑人的事件。这些事件登上了各大新闻头条，在全美国激起了一场关于种族平等的大讨论。人们认为警察的误判来自整个美国社会对于黑人的系统性歧视，纷纷站出来抗议和游行。
从全美国聚焦到纽黑文，这个小城市因为耶鲁校园的存在，在各种政治、文化冲突中，从来都是一个冲突前沿的阵地，充满了对于社会现象的激烈思辨、讨论与抗争。
在“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成为全美国的焦点时，“the wall”却变成了一片战火纷飞的焦土。
2014年11月底，美国正值感恩节放假，我在哥大上学的班长（当时已经变成我的男友）一起去加州自驾游玩。有一天白天手机没信号，晚上我打开手机发现有100多封新邮件，全部来自“the wall”。
美国同任何国家一样，存在着政治立场鲜明对立的左右两派——偏“自由”的民主党和偏“保守”的共和党。在“black lives matter”以及背后体现出来的种族矛盾上，自由和保守两派民众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自由派民众站在黑人的一边，发动了游行和抗议，呼吁全美国来关注种族问题。保守派民众则更同情警察，认为黑人犯罪率更高是事实，警察提高防备和警戒也是无奈之举，反过来指责发动“black lives matter”的群众过于暴力，扰乱治安和普通民众生活。
耶鲁法学院也一样，有着“自由”和“保守”的两派学生，在“the wall”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学生发出檄文，痛陈美国社会制度的不公，语气强烈地呼吁耶鲁法学院的学生们参与游行，用自己全部的力量进行抗议。有些学生则比较理性，写了长篇大论来分析警察与黑人冲突问题背后的实质，提出了自己认为合适的解决思路。也有保守派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指责一些激进自由派的同学语气和态度太过强硬，甚至威胁要把这些自由派学生的激烈言辞举报给律师协会。事态越闹越大，100多封向全校群发的邮件你来我往，让耶鲁法学院所有正在放假的学生和老师，都通过小小的手机屏幕又重新回到了一起。
2014年12月初，法学院的学生将这起事件推动到下一个阶段，不再满足于在网络上抒发自己的观点，而是积极参与到游行和运动中。先是有一些同学在“the wall”上号召大家一起去参加纽约的游行，几天后同学们又在纽黑文组织了自己版本的抗议运动——“die in”。学生们模仿被警察误杀而倒地死去的黑人，在市政厅门口手拉手躺了一排，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直到几百个人把整个路口都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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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去参加“die in”或任何游行，但却积极旁观了整场事情的发展。当我看到与自己在同一节课、同一个社团的同学都庄严而肃穆地躺在地下，手拉着手闭上眼，只为了向社会展示和抗议他们看到的不公平，这种震撼对我来说是难以言表的。躺在地上进行无声抗议的同学，远不仅是切身感受到被歧视、地位依旧不平等的黑人，而是包含了法学院的各种族裔——有白人、西班牙裔、亚裔。这些肤色各异、成长环境不同的学生们，心中却有着同一套正义。
自那以后，我开始不断思考自己的社会角色和人生理想。
我跨越重洋，来到美国学习法律，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追求更高的“阶层”吗？我学到的这些知识，只是为了满足我碾压别人的优越感，试图成为强者吗？
我认真阅读了“the wall”上的每一封邮件，看着身边的同学们利用我们学过的案例，鞭辟入里地分析“歧视”这种社会现象，并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提出改革建议。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我上法学院的第一课里，皮勒教授讲的从“level 1”到“level 3”吗？
原来法律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用来满足我虚荣心的工具，而是一种打通思想维度的方法论。学习法律赋予了我level 3的思维能力，也给了我一把可以直究level 1问题本质的钥匙。
回忆起我在美国法学院的第一年，我恍惚明白了。我之所以能取得好成绩，不是因为我一心想着碾压乔治城的所有同学，也不是我“头悬梁、锥刺股”一般要让自己考上耶鲁，而是我真心热爱那种思考问题的感觉。虽然我来美国读法学院的“初心”是突破环境，提高自己的平台，但命运却阴差阳错将我带到了这个我既喜爱、又擅长的领域。我很擅长抽象思考，往往能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再将不同问题的本质融合到一起，升华成自己的宏观思维体系。我自己也狂热地享受着这个过程，那些知识在我脑子里，如一盘散沙变成一座大楼，而我就是那个筑梦的建造师。
毫不夸张地说，我在乔治城第一年的学习过程中，从小到大第一次找到了真正的自己。这也是我能够进入耶鲁的最大秘密——我不是什么难得一见的天才少女，更不是刻苦努力的学霸，我只是单纯地热爱着我那时所做的事情。
当热爱成为唯一的驱动力时，人生才是无往不利的。
而转学到耶鲁后，我时而沉浸在来到金字塔顶端的优越感中，时而因自己是“弱者”而自卑，忘记了自己曾经真正热爱的是什么。也许人生本来就无所谓强者和弱者，只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而已。
我真正热爱的，其实不是“诉讼”“公益”“法官助理”这些标签和类别，而是思考这件事情本身。
四、迷人的暑期生活
在耶鲁法学院的第二个学期很快就结束了，2015年夏天，我搬到了纽约开始暑期实习。
在美国，“纽约”这个词其实有很多含义，从行政区划上来讲首先有纽约州，然后有纽约市，纽约市实际上包括了曼哈顿岛、布朗克斯、布鲁克林、皇后区等几个地方。但其实从狭义上，一提到“纽约”，所有人的第一印象都是那块狭长的岛屿状土地——曼哈顿。
曼哈顿每个区域有截然不同的特色。中城的时代广场仿若宇宙中心一般，24小时都是灯火通明的数字广告屏和川流不息的游人。上城是文化教育中心，中间有着著名的跨越几十个街区的中央公园，西边有林肯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边则是大都会博物馆和一排排的独栋别墅。
曼哈顿下城底部是一块三角形的狭窄区域，也就是时常出现在电影中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了。纽约证交所、美联储办公室、世贸中心和华尔街铜牛都在这里。这块本来就不大的街区挤满了高楼大厦，导致本来就狭窄的街道更是暗无天日。
我要上班的这家律所就在金融区最南边，在曼哈顿尽头的角落，从办公室可以直接看到曼哈顿两侧的东河和哈德逊河、远处的总督岛和自由女神像，还有河对岸的布鲁克林。
∗ ∗ ∗
进入律所的第一周是迎新环节，每天都有许多让我如坐针毡的社交活动。熬过这一周后，我终于开始了正式的“工作”生涯，作为一名实习律师开始接到真正的任务。
作为实习生，拿着跟一年级律师一样的工资，却往往不会分到什么有用的任务。美国大律所的律师们工作都非常辛苦，加班是家常便饭，但是对暑期实习生却是出了名的仁慈。不管是律师还是合伙人，都会约定俗成地尽量不让实习生加班或在周末工作，让他们在漫长而辛苦的律师职业生涯真正到来前，尽量享受这个暑假的愉快时光。暑假结束后，大部分人都会拿到offer。这是一个真正毫无任何压力，只是在纽约体验律师生活的暑假。
不过既然不能加班，那一些真正核心、对项目发展至关重要的紧急任务，自然是轮不到实习生来做了。即使如此，对于2015年第一次接触实务工作的我来说，做实习生的生活还是太让人兴奋了。
我有两个“导师”，一个是银行法领域的资深合伙人，一个是高年级诉讼律师。导师们带我参与到他们一天处理的所有工作任务中，包括跟客户的电话会议、与对家律师的谈判，并跟我详细讲解他们处理问题的思路。他们一心想让我多观察，对我也没什么太大的要求和期待。我也瞪大了眼睛仔细看，觉得律师的世界是如此的新鲜有趣。
律所给我分配的任务非常的多样化，既有诉讼，又有非诉和公司法领域的事务，还有一些法律援助。我会帮一个来自司法部的反腐败调查做法律检索，针对具体问题写出法律备忘录；还会帮一个并购案子做尽职调查，审阅几百份合同后把其中关于控制权转移的条款总结成表格，并写成邮件汇报给上级律师。我甚至在一个法律援助的案子里获得了短暂出庭的机会——免费代理一个经济条件困难的女当事人，把一直骚扰她的前男友告上法院，并针对被告申请禁止令。
暑假接到的各种任务里，我最喜欢的是给并购项目做“控制权变更”条款的总结表格。这个表格是在并购项目中低年级律师经常要做的一项工作。我需要阅读50多个商业合同，总结出其中关于控制权变更的关键条款，并以表格的形式排列好。我发现这项工作跟我在法学院上写作课时，一边做案例检索一边总结的“案例表格”差不多，一样是要通过横列和纵列的方式有逻辑地呈现信息。我很享受这种从底层信息抽象出共性，再设计出一个简洁直观的信息排列方式的整个过程。
总结表格做得我得心应手，还为了这个任务第一次在周末加班。最后写好了几十页的表格发给上级律师，后来我偶然一次从另外一个同事那里听到，那个上级律师私下跟同事说，那份表格做得简直不像是出自一个实习生的手笔，其严谨、细致和专业程度更像是一个三年级律师做出来的文件。
这份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让我在人生中第一次因为工作而体验到巨大的满足感——原来自己的工作成果被人需要、被人认可的感觉有这么好！
实习的那两个月，我每天过得十分规律，早上九点半到办公室，晚上五点半离开，中午律所一般会有各种讲座，日子过得充实又轻松。律所还给我分了一个buddy（伙伴），是一个只比我高两届的律师。她不会给我分配工作，专门负责带我体验纽约的生活。
于是在纽约的时间里，我也体验了不少文化社交活动，比如，去vip包房看taylor swift的演唱会，去中央公园的露天剧场看莎士比亚话剧，去合伙人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喝酒聊天，去看纽约扬基队的棒球赛，等等。不同的合伙人还会带我去高档餐厅一对一用餐，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聊天，合伙人会给我讲许多工作中的趣事。
而那个夏天的纽约，在我的记忆里是金灿灿的阳光、中央公园草坪上慵懒的人们、傍晚时律所门外在河畔小广场的酒会、充满着欢笑的百老汇。我忙着体验一切，每天都马不停蹄地生活，心里踏实安定。
∗ ∗ ∗
在离开律所前，我其实有点犹豫，是要加入诉讼组还是非诉组。
两个组的工作我都参加过，但并无什么强烈的偏好。因为法学院第一年都在学习案例和诉讼写作，在来律所之前，我以为我会更喜欢诉讼组的工作。可实习之后，我发现非诉组的那些商业交易也非常有意思，可以从法律角度理解整个现代商业经济体系。
许多中国人选择做非诉，是因为非诉的业务更有国际化性质，商业交易的法律流程都很相似，可以为将来回国执业留条后路。但我没有用这些外界条件来限制自己，我唯一想弄清楚的就是：我到底热爱什么。
我有些瞻前顾后，破除了“强者”和“弱者”的心魔后，我的内心如一张白纸般空洞。“热爱”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当我们习惯了在环境的裹挟下做出选择，就逐渐丧失了回归自我的能力，也不懂得要如何做一个符合内心的选择。
但其实，在几年之后回头看，不管是做诉讼还是非诉，对我的未来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们的未来，其实并不是在一个岔路口做出选择后，从此就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未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创造自己的未来。
我能来美国读法学院，开启了人生一条新的故事线，并不是因为2011年的冬天我做出了“要去美国读法学院”这个选择。而是在那个冬天之后，我一直在往那个方向努力，有几次想要放弃，也机缘巧合又回到了这条路上。人生不是只有几条固定轨道的列车，而是骑马奔驰在无尽的荒漠上，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只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当下前进的方向。
模模糊糊想通了这一点之后，我忽然觉得纠结做诉讼还是非诉没有那么重要了。不管走哪条路，我都会不断根据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暑期实习结束时，会有一个正式发offer的环节。负责管理暑期实习生的合伙人跟我安排了一次一对一会议，讨论了我整个暑假的收获，给我读了其他律师和合伙人对我工作能力的评价，最后微笑着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欢迎加入我们的非诉组！我们期待在2016年的9月见到你。”
∗ ∗ ∗
不过，2015年的暑假，还发生了一件让人没那么快乐的事情——我差点没写完我的毕业论文。
耶鲁毕业要求完成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必须在2015年这个暑假完成，截止期限是7月31日。
我在二年级下学期选了一门产品责任法的小班研讨课，在几次读案例的过程中非常受启发，便决定在产品责任法领域写一篇论文。我很快确定了一个主题，并把这个领域所有的资料都搜集了出来，按照逻辑结构排列，做出了一篇精美的提纲。可当我带着提纲去找教授讨论的时候，教授很快把提纲扔到了一边，盯着我的眼睛问道：“这些都是别人的东西，你自己的提案是什么？你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些羞愧，哑口无言地低下了头。那时深陷在迷茫中的我，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我的头脑仿佛被灰尘遮住，失去了创造和思考的能力。也正因如此，写那篇论文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痛苦带来了拖延。我的进度极慢，距离截止期限只有一个星期了，我提纲中的内容只完成了一半。
整个夏天我都以专心体验纽约生活为借口，周末和平时的晚上一直逃避写论文。拖延是因为不愿意面对痛苦——那种枯坐对着提纲却毫无思路的痛苦。
直到最后一个星期，我拖无可拖，只能唉声叹气地每晚赶工。但那时的时间根本已经不够用了，我不得不利用上班的时间赶论文，导致最后没有完成律所的一项任务。
虽然最后我踩着截止线交上了论文，我也心知以耶鲁法学院的宽松仁慈，论文拿一个通过是没问题的。在律所没完成的那项任务，我也写邮件跟主管律师道了歉，没产生太大的影响。可我内心知道，这是为我敲响的警钟，是时候审视一下我生活中的系统性问题了。
我回忆起最初转学到耶鲁法学院的时候，因为拖延而未能通过《耶鲁法学杂志》的考核任务。人总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这种拖延产生的根源在于我的心理危机。其实从初中开始，我便被“强者”和“弱者”的叙事牢牢控制住了。
我的人生在两个极端之中摇摆。“强者”的叙事让我想要赢得竞争，给了我战胜拖延和懒惰的驱动力。可这种叙事让我的虚荣自大也水涨船高，让我不断高估自己的真实能力。当现实戳破这个气泡时，我又会跌入“弱者”的叙事，陷入自怨自艾、颓废消沉、不愿努力的境地。
“强者”和“弱者”的叙事首尾相连，如太极乾坤阵一般把我牢牢困在心迷宫里。唯一能破局的，是热爱。当我热爱一件事本身时，我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强者，也无所谓自己是否是弱者。我享受着过程，而不会在意结果。但也只有当我进入这种状态时，那过程才会带来最好的结果。
终于想明白了这一点，过去困住我的一切都有了解释。
为什么我在准备托福、lsat的时候会拖延？因为驱动我的不是热爱，而是成为强者、让自己跨越平台的欲望。为了将这种欲望转化为动力，我树立了班长这个对比参照组。是那种想要赢过他一头的“强者”心态，支撑着我每天去模考，才真正提高了自己的成绩。但这种心态在分数出来的那一刻，彻头彻尾地反噬了我。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弱者”，也丧失了一切努力的动力。我寄希望于通过参加司考来证明自己不是弱者，可终究因为不够热爱，而没能付出足够的努力。
司考失败后，我进一步陷在了“弱者”的语境里，不愿准备申请。如果不是我妈强势地让我转变状态，我的申请时间线可能还要往后拖上几个月。
在乔治城的第一年，因为找到了思考的快乐，我每天读案例、上课记笔记都觉得十分幸福，整理outline的过程更是如打通任督二脉一样，将我的思考成果具象化。“热爱”让我投入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会将自己与同学做比较，没了比较、没了分别心，也就自然不会陷入“强者”和“弱者”的太极乾坤阵了。
然而跌跌撞撞进入耶鲁后，我又一头扎进了这个阵法。新环境所遇到的一系列事件，让我先彻底相信了自己是弱者。我那之后的一切努力——申请《耶鲁法学杂志》的编辑职位、参加模拟法庭、申请法官助理，都是为了寻找一份虚幻的安慰，来证明自己跟得上“集体”的脚步，不是什么弱者。
这些绝望的努力，因为缺乏了“热爱”这个关键的配方，统统以失败告终。失败让我更加绝望，甚至丧失了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我写不出论文，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究竟意义在哪里。这份迷茫带来了拖延，继续将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交完论文的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纽约的街头走了很久。我望着漆黑的天空，直到这一刻，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我彻底理解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来自哪里。
当理解了过去和现在，我才知道未来要过怎样的生活。我告诉自己两件事：
第一，永远不要让“强者”和“弱者”的心态来主导我的人生。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要先停下来厘清自己的意图，诚实面对自己。我是为了热爱而去做这件事情吗？我在投入时间的过程中感到了快乐和收获吗？我是否在追求成为“强者”的优越感，或是只是因为恐惧变成“弱者”而随波逐流？
第二，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不得不完成，比如，写毕业论文，那就先让自己学会“热爱”它，训练自己去享受这件事情。只有这样，我才能拥有最强的驱动力来完成目标。
∗ ∗ ∗
2015年8月，结束了纽约的实习，我和朋友去了一趟夏威夷。酒店下面有一片私人海滩，我们每晚都带着沙滩椅下去躺着看星星。夏威夷的夜空璀璨明亮，清新微咸的海风吹过来，一抬头便是半个银河拱门壮丽地悬在天际。
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这样此起彼伏闪烁着的星空，竟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呼吸，一种剧烈的震撼和感动灌进我的身体。我忽然懂了，这不就是“热爱”的感觉吗？
回想在乔治城的宿舍里，我坐在电脑前整理笔记时，在一个灵光一现的瞬间，我找到了两个案例之间的深层练习。那时我脑海中的震撼，就如同我第一次见到银河一样，是一种超越了所有理性的直觉，在一片黑暗的世界里，亮得让人睁不开眼。
如果说人生是在黑暗中航行，“热爱”就是那盏信号灯，可能会出现在黑暗中的任何方向。
我让自己牢牢记住这种感觉。在今后的人生里，我要不断让自己去寻找这种感觉。在人生的迷宫里，这将是唯一能指引我到达终点的、微弱的光芒。
五、耶鲁的最后一年
2015年9月，我回到纽黑文，开始在耶鲁法学院的最后一年。
开学第一个星期，我最喜欢的就是“上诉法庭庭辩实践”这门课了。开课的是两位联邦法官，课堂也在真实的法庭上。法官将20个选课的同学分为了10组，每节课由一组同学分别扮演一个案子的原被告双方，在法官面前进行辩论。所有的案子都是当年在最高法院庭前的真实案例。
每节课除了参与辩论的两位同学，其他所有人也要阅读诉讼文书，参与辩论结束后的集体讨论。有时，法官还会给我们出即兴辩论的测验，给一页纸的案例和20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每个人要做一个五分钟的法庭陈词。
这门课让我找回了第一年在法学院时那种对待学习和思考的热情。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真实的法律问题，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先进行高强度的抽象思考，准备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链。在进行法庭辩论时，我们的陈词随时会被法官打断，要接受尖锐的提问，所以必须将逻辑链如烙铁一样印刻在自己脑子里。
第一次轮到我进行法庭辩论之前，我已经把三页纸的提纲背得滚瓜烂熟，20分钟的陈词也已经对着镜子练了无数遍。可是站到法庭上，我的心还是擂鼓一样咚咚跳。
陈词开始，我全程脱稿，两分钟后就被法官的提问打断。法官才说了几个字，我就预判出了他想探究的核心问题。我微笑着点头，开始回答时，我感觉仿佛是有另外一个自己浮在空中，我听到了我口中发出低沉冷静的声音，给出了流利完美的答案。我甚至吓了一跳，这是我在说话吗？我对这套逻辑已经太熟悉，导致所有回答都成了肌肉记忆。
法庭辩论真的太刺激了！每次辩论结束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都觉得心情愉悦，嘴角上扬，看外面鸟语花香、树影摇曳，平时看着普通的街道都美丽了起来。
我心里清楚，这便是热爱的感觉了。我并不在乎这门课最后成绩如何，或者我的辩论表现是否高人一等。这种陈述和表达的过程，带给了我浸没式的美好体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 ∗ ∗
在最后一年，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就是第二篇毕业论文。暑假时踩着截止期限交上一篇论文的狼狈还历历在目。这次我痛定思痛，意识到自己拖延的根源在于缺乏“热爱”，便决定先从培养我对学术写作的兴趣开始。
选定了冲突法的主题，我没有急着查资料、写提纲，而是先从阅读大量的论文开始。我要求自己每周要读十篇这个领域的论文，一边读一边仔细揣摩：论文的美感到底在哪里，我又如何才能让自己享受写论文的过程。正巧，最后一年我继续参与了学术期刊的工作，在《耶鲁监管评论》和《耶鲁法律政策评论》都成了需要审阅投稿论文、有投票权的编辑。因此，我每个月也因为期刊的工作要阅读十几篇学术论文。
也许因为强烈需要寻找“热爱”的心理暗示，我在大量阅读论文的过程中，竟然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兴趣。一篇有趣的论文，可以为常见的问题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也可以将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让你找到一些现实问题的决策关键。作者构建一个观点的过程，更是宛如蜘蛛织网一样复杂严密。我尤其喜欢上了阅读脚注，观察作者是如何从前人嚼烂了的话题中，破茧重生出全新观点的。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忽然有一天，我在阅读冲突法领域论文的时候，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强烈的想法：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的一个案例所引用的法理是有问题的！关于美国证券法律的域外适用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那个案例中制定了一个“一刀切”的规则，但从法理上，这种类型的问题是否更适合让国会通过立法来处理？
我忽然激动不已——读过那么多篇论文，我还没看到有人写过这种观点。我切入的角度很新颖，借用一个冲突法的经典案例，来探讨法院与立法机构的分权问题，最终引入我对三权分立体系本质的思考。
我在深夜的图书馆里忽然激动地站了起来，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大脑所有神经元都行动起来迅速交换信息，电光火石间，我就在脑海里想出了一个基本的论证框架。
等到意识再次回到身体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表，大叫一声：“哎呀不好！”我赶紧收拾书包、电脑，冲出门去，勉强赶上11点从学校回家的最后一班车。车门徐徐关闭，司机回头冲我笑了一下，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看来我不是第一个由于想问题太投入而差点错过班车的学生。
我将头靠在冰冷的车窗上。这时的纽黑文已是深秋，而我只着夏衣，寒冷袭来，但我却脸色发红，呼吸急促，眼睛看着漆黑的夜色，大脑里却已是最耀眼的宇宙星河。
那天之后，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继续检索文献，来支撑我的论证框架。我这次彻底放弃了大纲这种精致的形式主义，拿着一个摘要就去找教授谈了。这篇论文的逻辑已经扎根在我脑子里，跟教授一问一答也觉得十分轻松。
教授对我的思路给予肯定后，我开始按部就班地进行写作。有了“热爱”，我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每天早早完成阅读任务，晚上9点到11点在安静的图书馆写论文。这两个小时成了我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光，我的意识变成了汪洋大海，而我是那艘航行在天际的小船。在极度专注时，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感受不到时光的流逝，连外界环境的变化似乎都没了意义。
最终，离毕业还有一个月时，我就写完了论文，发给了教授。在完成论文的那一刻，我发现我居然并不在意教授如何评价我的论文，而有一种达到圆满、完成使命的感觉。
我从未想过用这篇论文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或获得别人的肯定。写论文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探索的旅程，而我在鸟语花香中走到了终点，这个过程本身就很完美。
∗ ∗ ∗
2016年1月，距离我法学院毕业、结束学生时代还有几个月的时候，我忽然爱上了健身。
转学到耶鲁后，因为多出了大把的时间，同学们又都很热爱运动，最初迷茫的我也参加了一些体育活动。我知识产权法课的教授，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每星期都组织法学院的同学一起跑步。我第一次参加时是2015年的2月，空气湿冷，寒风阵阵，开跑两分钟我就想放弃，可大家的计划居然是要跑5英里！
美国同学和教授步伐轻快，边跑边聊，我则很快感觉喉咙腥甜，呼吸如拉风箱一般，胸口撕裂般疼痛。我撑着膝盖停下，大口喘气。教授停下来，示意其他同学先走，转过来带着我开始散步。他并未多说什么，只是陪我聊天，给我讲他家里的趣事。
我十分不好意思，跟教授说我可以自己慢慢走回去。但他一脸认真地说，我休息一下后最好继续跑，我们可以抄近路，跑3英里就够了，说不定在最后一段路还可以再遇到跑在前面的同学。
教授淡淡地告诉我：“我一生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到极限了，但你要再坚持下去，把这段路跑完，也许会收获一段很难忘的体验。”
我没办法，只能休息一下跟着他继续跑，只是我跑几分钟就要再停下来走一走。他倒也耐心，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完成这3英里，但聊了许多有趣的话题。教授离开时，说他跑得很开心，希望我也是。我跟他挥挥手，已经难受到说不出话来。
那天回去后，我发了高烧，病了整整一个周末。病好后，我心灰意冷，很久都不再想尝试运动了。加上我正处于迷茫期，还在纠结要不要申请法官助理，就再没参加过跑步的活动。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2016年初，我不知不觉中早已解开了心里的结，写论文渐入佳境，生活中唯有自己最热爱的事情。有一天我量体重时，吓了一大跳——我居然有60公斤了？
2013年我大学毕业时，体重大概在53公斤左右。在乔治城的那一年，我因为在深夜学习时总是吃零食，又从未运动，一年暴增了将近12斤。转学到耶鲁后，除了跑步那一次，也几乎没再运动过，体重自然是一路上升。
那时，我从未真正热爱过运动这件事，但又总是很嫌弃自己的身体。每次照镜子时，我心里都会涌起一股厌弃的情绪，想着如果我能再瘦一点就好了。这种时不时袭来的负面情绪困扰了我很久，我意识到，是时候认真对待身体与健康的问题了。
就在那时，有一天，我机缘巧合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关于健身理论的文章。那篇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脂肪代谢的原理。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原来健身塑形、运动减肥并不是靠所谓的“意志力”，而是要改变自己的饮食和运动习惯，让自己彻底养成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我检索了许多资料，终于明白了这背后的原理。原来我需要先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严格控制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增加蛋白质的比例。其次我要养成一周五次的运动习惯，每次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只需要维持中低强度的运动，就可以对改变身材起到显著效果。
这种生活方式的关键，在于保证每天通过饮食吸收的热量数值，小于通过生活和运动代谢所消耗的热量数值。将这个热量差保持在一定范围内，过了一段时间后，大脑就会判断出身体处于缺少能量的状态，主动代谢脂肪来为身体补充能量。
如何才能让自己拥有全新的生活方式？我脑子里又出现了“热爱”这个词。饮食、运动、热量差……要“三管齐下”，要让自己喜欢这三件事情。
我先从运动开始，去买了公寓大楼健身房的会员，开始每天去用跑步机、登山机，上各种团体操课，就为了找到我最喜欢的运动。我很快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是跳zumba舞，一种有拉丁风情的有氧健身操。健身房的zumba课上，身材火辣的老师在前面领舞，音响里轰隆隆放着节奏感极强的欢快音乐，我和着节拍扭动身体，大汗淋漓。在跳舞时，大脑拼命释放出多巴胺，让我忘记了心脏剧烈跳动的不适，只想用舞蹈来释放自己。我甚至彻底爱上了这种心脏狂跳的感觉，感觉全身的细胞都在努力呼吸，这一刻自己是如此真实地活着。
我也开始养成了规律做饭的习惯——其实从来美国开始，在乔治城的那一年我每天都自己做饭，而且十分享受这个过程。我的厨艺一般，但自己做的饭总是格外好吃。我买了一个厨房电子秤，给所有的食材称重。每做一顿饭，我都会在电脑上列出我这一餐摄入的总热量，以及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的比例。严格控制热量的饮食，其实也可以让我吃得非常好。我研究了许多菜谱，不断调整各种食物组合的口感，学会了用一些热量低又很美味的酱料，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热量又低的食材。
为了精确控制热量差，我还买了一个健身手环，会记录我全天消耗的热量。拿这个数字跟我每一餐记录的热量值一对比，每天有没有达到热量差就一目了然。
我如一个机器人一般严格执行着这个过程，去超市买食物的时间都多花了一倍以上，因为我要研究每种食物的热量成分表。在运动的时候，我也每隔几分钟就看一下健身手环，热量消耗足够了我才会停下来。
就这样坚持了两个星期，我没受什么苦，反倒每天都因为运动而感觉身体舒适，睡眠质量格外好。而我也惊喜地看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我体重降了三斤，腰围也小了两厘米，连衣服都松了一点！这还是我人生第一次通过计划和执行，实现了减肥这个目标。
实现目标又给我带来了进一步的满足感，仿佛让我对生活也多了一些控制力。我十分痴迷于这个过程，开始追求更多样化的运动，要求自己要精确控制每天的热量差，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热量这件事。很快，单纯减脂已经无法再满足我了，我开始追求力量和肌肉的变化。
我先是在健身房找了私人教练，买了十节课，从肩颈、腰腹到臀腿基本的练习动作都学了一圈，之后就开始自己训练了。我还在视频网站上找了一些健身博主的无器械训练视频，自己跟着在家练习。
在2016年初，我还第一次接触了一项改变我之后几年人生轨迹的运动——钢管舞。
有一次运动结束后的晚上，我偶然在视频网站上看到一个专业级别钢管舞比赛的视频，立刻就被这种力与美的运动震撼了。视频里，一个古铜色皮肤的金发姑娘在钢管上单手旋转、劈叉、腾跃、速降，配上重金属风格的音乐，她的每一寸肌肉都如此饱满而富有活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身体。那一刻，我心中好像有些什么东西被唤醒了。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纽黑文就有一家钢管舞学校，每天都有课程，这星期正好有一个零基础初级班。我便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学习钢管舞的第一节课，我深知自己不可能一步到位，像视频里那位姑娘那么厉害，但还是完全低估了钢管舞这项运动的难度。
钢管舞需要肌肉力量、身体协调和柔韧平衡，并不是传统讲究流畅性的优美舞蹈，而更像是巧妙灵活的体操。我刚开始规律健身几个月，并没有任何运动基础，既无肌肉又无协调，体脂又高，最多只能笨拙地做一些地面动作，宛如一只胖胖的大青蛙，笨手笨脚。
每次在钢管舞课上训练一个小时的基础动作，我第二天都浑身酸疼。这样几次下来，我忽然惊喜地发现，我的胳膊上隆起了一小块肌肉。我在镜子前面照了又照，爱不释手地摸着这一小块肌肉，心里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微小的进步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动力，我开始坚持每周都去上一节钢管舞的课，到我离开纽黑文的时候，上过差不多十节课。配合着力量训练，这十节课已经让我可以熟练地在钢管上爬上爬下，凭手臂力量做一些基本的空翻和倒挂了。每次上完课，我看着自己的照片和视频，陶醉其中，觉得自己好像凭借努力完成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力量训练和钢管舞让我第一次看到了运动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变化，能否完成下一个钢管上的高难度动作，也成了我衡量自己训练成果的客观标准。与此同时，配合着有氧运动和饮食管理，我的身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化着。等到我法学院毕业的时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曾经的连衣裙和短裤都大到不能穿了。我不仅整个人瘦了一圈，肩膀、腰腹、手臂和臀腿都有了更明显的肌肉线条。
这种用规划和努力来改造自己身材的过程，让我无比有成就感。我沉浸在身材变好的幸福成果中，觉得自己好像寻得了热爱的事情，找到了通往成功人生的钥匙，从此彻底挥别焦虑与挣扎了。
∗ ∗ ∗
学生时代这最后几个月，我仿佛脱胎换骨一样，从外貌和精神都有了显著的变化。
活到了22岁，我好像还是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以完全掌控自己人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没有去追逐一个“更高平台”的虚幻概念，也没有跟着环境闷头学习，而是去评估我的处境，先决定我生命中那些需要改变的事情。接着，我又通过培养“热爱”这种感觉，让自己有动力去完成改变处境需要的一切步骤。当真正的改变到来时，那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这也是我转学到耶鲁后最快乐的几个月。我终于明白了人与人之间其实毫无相互比较的必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坐标系里，唯一能够客观确定的标准是自己内心的安宁。有的人很小就找到了自己有绝对热情的事情，可以从中获得长久的专注与安宁，这是他们的幸运。
于我而言，这是一个需要在旅途中寻觅的过程，我体验过热情专注的感觉，也逐渐学会了从热爱中获得动力。也许我还会感到动摇，偶尔会怀疑自己，但我起码找到了夜空中那颗最明亮的星。我会朝着它走下去，总有一天，我也会像那些我曾经羡慕过的人一样，走到一片温柔坚定的平静海岸。
2016年4月，我又参加了一次知识产权法教授组织的跑步活动。这时纽黑文已经春暖花开，我也只穿了一件单衣轻装上阵，呼吸着温暖的空气，我好像整个人都变得轻盈快乐起来。这次我跟完了全程的5公里，中间也有十分痛苦、心跳剧烈的时候，但对比上一次差点让我脱一层皮的体验，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这次跑步，算是给我这一年自我进化的旅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5月，我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了。
爸妈从国内飞过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然后我计划了全家去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的旅行。三年的美国生活，从我17岁那年在论坛上读到一个帖子、冉冉升起一个“白日梦”开始，这段梦想成真的旅程算是走完了。
耶鲁的毕业典礼十分庄重。在一个阴天小雨的早上，我们先是跟全校的毕业生一起在老校区的广场集合，由校长给所有专业的毕业生集体颁发了学位，再去更小的体育场会议厅参加法学院的毕业典礼。我们坐在台下，看着院长叫每一位毕业生上台，看着自己的同学一个个走到台上，和熟悉的教授握手拥抱，向台下的家人好友挥手，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光芒，自信而闪亮。
轮到我上台，我和那位知识产权法教授握了手，他的自律、幽默和博学将永远影响着我。台下的爸爸妈妈早已经举起了相机兴奋地拍照，我对着镜头努力微笑、挥手，努力做出一副由内到外都很开心的样子。
我回到台下，环顾四周看着我耶鲁法学院的同学们。到了毕业这一刻，我还是有一点点茫然——我真的是他们的一员吗？他们好像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坚定自信，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而努力着。有朝一日，我也能达到这种状态吗？我在耶鲁这两年忙忙碌碌，真正留下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隐隐约约地想着，马上要去纽约开始新的生活了，工作了之后，也许一切内心的焦虑都会好的吧。
一定会的！我一定会变成全新的自己。
【1】当时群里只有十几个人，几年后，那个群里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有80多人，也许应该改名叫“yls中国大团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