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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心 第三章 呕心沥血

“嘚!驾!喔!吁!”一路上,车老板不停地大声吆喝着,像唱响一曲高亢的出征战歌。

“啪!啪!啪!”他用力甩着手中的大鞭子,鞭鞘划着寒风,发出一声声清脆的炸响。

“咕咚!咕咚!咕咚!”挂着铁掌的马蹄子用力踏着大地,雪花四溅,三匹枣红马迎着初春的太阳,痛快地一路奔跑。

“吱嘎!吱嘎!吱嘎!”马车轱辘沉重地碾着冰雪,犹如一曲欢快的民间小调,尾随在车后,不离不弃。

“这回回去,也见不着德道士了。”

“是啊,我打听来着,说是去年就走了。”

“去哪儿了,还没问到?要是能找到,咱现在有粮食了,拿点儿去,咋也得答谢答谢人家。”

“有人说他‘云游’去了,也有人说是被一个大寺院请去了。还有人说工作队来了,不让修被炸的寺院,他看看再等下去也没用就走了。”

“好人啊!”

……

一路上,爹娘你一句我一句地不断商量着一些关心的事情。

重回镇里,环境与四五年前比已经有了挺大的变化。那些曾经令人畏惧的朝鲜族人,现在都悄悄地低着头走路,不再盛气凌人了。路上的行人也不再屏息赶路,见了熟人都笑呵呵地打着招呼。商店、饭店门前不断有人出来、进去。空气也好像舒适、轻松了许多,连天空都比以前亮堂了。

“看来,咱穷人是真的翻身了。”娘感叹道。

大马车走到大商店门口时,车老板翻身跳下车来,喊道:

“到地方了,该下车了!”孩子们很兴奋,一个个紧跟着爹“扑通、扑通”地跳下车来。

娘让爹请车老板去饭店吃点儿饭,可是车老板知道爹娘都很困难,说啥也不去。

“那,那就谢谢你了,大兄弟。以后来镇里时,可一定来找我。”

“一定!”车老板很爽快。

爹把粮食、行李还有锅碗瓢盆都搬下车来,又去找来了大安,大富还推着手推车。

“这就是大娘吧?”

“你就是……那大富?”

“是,大富就是我。”大富人很直爽。

大安已经拿到了日本人那房子的钥匙,于是就推着家当直接奔那儿去了。一大间屋子,炉灶都在走廊里,其他房间已经住进了好几家人。可是,安置住下后一直不见大安媳妇来,娘心里直嘀咕:“这是……”爹娘一直等着,几个孩子都睡着了。已经很晚很晚了,大安才领着他媳妇来看爹娘,大富也跟着。

“这就是俺爹和俺娘,还有俺弟弟、妹妹。”

“你们来了?”大安媳妇既没叫一声爹,也没叫一声娘。

“大妹妹,咋不叫爹娘呢?”大富觉得不对劲。可是大安媳妇装作没听见,把脸转向大安说:

“哎哟,这都是你弟弟妹妹呀?这么一堆人?装了一屋子。”

“咋说话呢?”大富听着不顺耳,就申斥了他妹妹一句。可她还是装作没听见,没等说上几句话就想走了:

“你们都累了,快歇着吧,我得回去了。”大安伸手挡了她一下。她停下脚说大安:“要不你在这儿,我自己回去,我还得收拾屋子呢!你一点儿也不帮着干,每天吃了饭就……”说到这,她突然停下,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咋没干?又抱柴火、又捡桌子,就差做饭了,我不是还得上班干活儿吗?”

“干活儿、干活儿,你干活儿挣的钱都干啥了?你当着你爹娘的面说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咱自己得买房子’吗?”

“咋地?越说越不像话,叫你俩来这儿吵架来了?”大富发火了。

娘一直没有说话,看着大安媳妇这个样子,也真不知道说啥才好。末了只说了一声:

“行啊,要回去就回去吧。回去跟你家老人说,明后天我就去看他。”他们走后娘对爹说:

“咱家还没有这样的人呢!你看她连爹娘都不叫,大安光看着,连声都不敢吱。那孩子能不受气吗?在家时他多咱抱过柴火、捡过桌子了?再说他干打铁那活儿多累呀……”一说起大安,娘就心疼。第二天一早,娘就让爹把大安叫了过来。

“听说你在她家受气,这还是真的啊?倒是因为啥呀?你跟爹娘仔细说说。要是没啥大事呢,我就不去管。只要咱在这儿,她家就不敢把你咋样。要是有啥大事,爹娘来了,就要去管管。”

“唉,他们就是嫌咱穷呗。她爹说我挣钱光攒着,不给她家买东西。她妹妹她们嫌我是山东人,说话‘一口山东味’,我一回去就喊我‘山东棒子’。”大安低着头,似乎挺委屈。

“你在那儿吃饭不给他家钱呀?”

“给呀,给饭伙钱。只给我自己的,她的我没给。他们说我得连她的一起给,可我寻思她不是给她家干活儿吗?再说,我也没那么多钱。”

“她不是说你不干活儿吗?干啥活儿?”

“那是她几个妹妹让我早点儿回家帮她做饭、帮她爸切草喂牲口。我都跟她说了,我上班干活儿是有钟点的,不能想啥时候回去就啥时候回去。”大安知道爹娘为啥搬镇里来,以前瞒着不说的事以后也瞒不住了,不如自己说了省下爹娘再去她家问。

“她哥哥知道不?”

“知道,她哥也说她们了,可她们不听。”

“她爹呢?她爹就任她们叫你‘山东棒子’?”

“嗯,她爹也喊我‘山东棒子’,她家就她哥和她弟不这么喊我。”

“这是什么人家呢?这都是家里的老人没规矩。”娘听了很生气,“那你是咋想的?你没跟他们家人吵架吧?”

“我不敢吱声,我一吱声她们就都上来吵,好像要把我给吃了。我想快点攒够钱,买房子搬出来。”

正说着,大妮来了。

“爹!娘!哥也在这儿?是搬来了吗?不走了吧?”

“大姐!咱家都搬来了,不走了。你住哪儿?昨天我就要去找你呢。”二妮一下子就看见了大妮,兴奋得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大姐,我可想你了!”三安他们看见大妮来了,高兴得直蹦。

“哎呀,你可来了!我这还想咋把你叫来呢!”娘打量着大妮,“你咋这么瘦啊?没精神,在咱家挨饿时也没这样啊。你这是怎么了?”娘一把拉过大妮的手,不料大妮直往后躲。

“咋了?你过来,我看看。”

“没事,娘。”大妮说着,把手藏到了身后,娘更担心了:“你手怎么了?咋不让我看?”

大妮见娘一定要看,就吞吞吐吐地说:

“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碰着了。”

“倒是碰哪儿了,你让我看看!”娘又急又气,把大妮的手拉过来一看:

“哎呀!这是咋弄的?你看,这哪是碰着了?这明明是拿什么家什抽的!”娘又拉起大妮的衣袖一看:一条一条的伤痕,红的、青的、紫的,满胳膊都是伤。

“这不是打的是什么?谁打的?你跟娘说,娘去找他算账!这还反了呢?凭什么打你呀?你犯了什么错,他们下手这么狠?”娘知道,大妮绝不会犯错,大妮打小就不是那不听话的孩子,这一定是她婆婆故意找茬儿打的。听娘这么说,爹和大安也过来看了看。

“是你婆婆打的吧?走,现在我就找她去。你爹还有大安咱一块去!”

“娘,你先别去,我……”大妮正要说什么,这时,大安接过话来说:

“娘,你先别去,一会儿抽空我问问大妹夫,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啊,他娘,咱先找大女婿问清楚了再说吧。”

“大妮说的还能不如大女婿清楚?”

“不是了。他娘,咱来了也不是这一两天就走,太急了……”

“还急?依我早就想来看看了。年前她回去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一直想来看看我那两个孩子倒是怎么了?怎么离开家就受人家的气呀?”娘说着,又撩开大妮的后衣襟,“哎呀,这后背上也有伤,还是旧伤。看来你没少挨打呀?还有哪儿?还打你哪儿了?”大妮赶紧捂住衣裳不让娘再看。娘心里十分难过,不禁拉着大妮哭了起来。

“你们在家也没挨过爹娘的打呀,这不是爹娘糊涂吗?把你们送到别人家去挨打受气。他们这是欺负咱家没人在这儿呀……”说着,大妮也哭了。二妮还有三安也都拉着大妮的手抹着眼泪。

“不行,咱现在就去!要不就先把那个混蛋女婿叫来!”

大安答应着走了。

“娘,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她家老二在外当点官儿,媳妇又不待见她,她一去那儿就受气,老撵她回来。她回来没地方出气,就拿我使厉害,净抓邪火。她早晨起来不叠被,我给她叠起来,她就骂我:‘我一会儿还要躺躺呢,你叠起来也想赶我走啊?’”

“那你咋不跟她儿子说?”

“她儿子听见她骂我,问她咋地了,她就跟她儿子说我也要赶她走。起初,她儿子还信她的话,这后来都看见了也就不信了。”

“那你就不给她叠被子!”

“我不叠吧,她更骂我:‘懒,我让你懒!’顺手拿起什么来就往我身上扔,要不就拿笤帚、尺子抽我。”

“那她儿子就不说她?”

“说也没用。她大儿子要是说她,她就骂他:‘翅膀硬了,娶了媳妇不认娘了。’她小儿子不敢说她。她从她二儿子那儿拿回来两棵人参泡酒喝,有时晌午喝,有时晚上喝,我也弄不明白她啥时候想喝,问她,她骂我‘没记性’;不问她,她又骂我‘咋不给我拿酒?’‘是不是心疼我吃喝?’……有时候她干脆不说话,不管拿起什么东西来都往我身上打。

“有时候,她刚让我去推磨,还没等我把米面子推出来,就又让我去摊煎饼。我说‘得等面子推出来才能摊啊’,她就骂我‘养你啥用,干活儿这么慢,还不如个驴’。我说‘那也得一样一样干呀’,她就说‘我说话,你还敢还嘴?你是没人管了?要上天了?’胡说一气。

“有一回,我正在外屋地上摊着煎饼,她在屋里不知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见。我就问她‘你说什么呢?’,并停下手等她说话。谁知道她竟骂开了:‘你聋啊!你哑巴啊!’把我都骂蒙了。我想站起来去问她有啥事,还没等我把那张煎饼揭起来,她就拿着根尺子走来往我身上抽,一边抽一边骂:‘我打死你,看你还敢气我不?’”

“这不成了个老妖精、老贼骨头了吗?你们那儿邻居就没人说说她?”

“俺那儿邻居也说她:‘老贱种,打不过二媳妇就打大媳妇,净拿大媳妇当出气筒。’他们说:‘她再打你,你就还手。’可是,娘,你说我能还手打她吗?”

“那她也不上邻居家走走,听听人家咋说她?”

“她去谁家呀?谁家都不愿意让她去。要不她家老二都结婚了,大儿子还找不着媳妇?谁敢跟他呀!”

“唉!这是咋说的?这不是碰上一个老混蛋了吗?”娘气愤而又无奈地说道。“不管咋地,也得想个办法治治她,不能让她这么打你呀!”

“娘,我现在都觉不出疼来了。”

“大妮,这都是娘的错,也没问问是什么人家就把你给了他。”说着娘又流了泪。

离做晚饭的时间还有一会儿,可是,大妮却不敢再待下去了。

“娘,我得走了。”

“不用急着回去,还早着呢。”

“俺那小叔子要放学了,他一回来俺婆婆就让我给他弄吃的。我要是不在家,回去又得挨骂。”

晚上,大妮丈夫不得不来见爹娘,一进门就先跪下了。

“你是谁呀?进门就跪?”娘没见过他,但估计来的人是他,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

“娘,我是……”

“别,别,别!你快起来,俺可受不起你这大礼。俺没你娘那福分!儿媳妇整天毕恭毕敬地伺候着,还张口就骂、举手就打?”

“娘,你听我说……”

“也行,你不是要跪吗,那就回去给你娘跪下,求她别再打俺闺女了。”娘气得真想给他两记耳光,可硬是忍住了。

“娘,我就是来跟娘认错的,都是我不好,让她受气了。”

“你咋不好了?在你家你也敢说是你不好吗?”这时,娘才仔细看了看这个姑爷:不仅长得黑,而且还有点儿显老。只是说话慢吞吞的,好像还挺本分。

“娘,你先消消气,我再跟你说。”

“行,你起来说吧。”娘看他口口声声喊“娘”,就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娘,你不知道,自从俺爹没了,俺娘的脾气就越发古怪起来。她在这儿待不住就去老二那儿,老二媳妇厉害呀,她受不了就再跑回来。回来就好好住着吧,可也不知咋地,老是气不顺,整天嘟嘟囔囔、吵吵嚷嚷的。我也没办法。”

“没办法,就看着俺闺女挨打呀?”

“娘,你说,我也不能老在家看着。每天回去,看她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一问俺娘,俺娘就骂我:‘向着媳妇、不向着娘。’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俺娘没理。”

“啊,你也知道是你娘不讲理,可也不能虐待俺闺女啊?”

“她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说她:‘娘哪点儿不对你就跟她说啊?’可她就不愿意说话。这老的不讲理,小的有理又不讲,所以就老弄不到一块儿去。”

“你还说她不愿意说话?还不等她张嘴,你娘那笤帚、棍子就打上来了。我上午这不是问她了吗,她说:‘还解释啥?就那点儿事,俺婆婆都心知肚明,就是找茬儿出气呗。’”

“也是,是这么回事,我也没办法!她是俺娘,我不能骂,也不能打,更不能掐死她呀!”

“你还真别跟我说你‘没办法’,就看着俺闺女在你家当牛做马、受气挨打。你要是不想办法,我就把俺闺女领回来。今天你回去就跟你娘这么说,她要是还又打又骂的,我就去领人!让她再给你找个好的吧。”

晚上,爹回来后,娘问:

“你白天要是没空,咱就晚上去大安丈人家看看?”爹一听说去见大安的丈人,心里就打怵。娘已经问过他两次了,每次他都转移话题。

“听说大女婿今天来了?”

“来了,他也说是他娘不对。我让他回去跟他娘说:‘再打她,咱就把大妮领回来。’大安那儿,你要实在不愿意去,我就自己去。”

“那你自己去吧,我去了也不知该说啥。一个老爷们儿家,话说轻了不管用,重了又说不出口。不如你先去看看,回来咱再商量。”

娘估计是这么个结果。问好了地址,当天晚上娘就找到了大儿媳妇的娘家。还没进院,老远就闻见了一股马圈的臭味。接着又传来一阵阵马的嘶鸣声和马蹄子“咕咚、咕咚”的踏地声。一个男人大声喊着:

“吁!吁!老实点儿,这就喂你们!”

“看来就是这家了。”娘这样想着就走进院里。马厩在院子的西北角,臭味顺着西北风都刮到大门口来了。

“哎!你找谁?”那人见娘进了院,大声问道。

“这是大安媳妇的家吧?我是大安他娘。”

“什么?什么‘大安娘’?你说话我听不懂。我也没听说过。”他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很没有礼貌地反问道。

“哦,你‘没听说’呀?你是大安的岳父吧?那是大安的媳妇没跟你说了。当闺女的这可就不对了,婆婆来了还嘱咐她跟你说一声,她咋就没说?”娘一边不动声色地说着,一边寻思:“父女俩一个样,都是凹抠脸,这老的脸更黑,看着还挺吓人。”

“嗯?你说什么?没告诉就没告诉呗,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那,你看,我今天是不该来了?”

“不知道。”说完他把头扭向一边,“我正忙着呢,没工夫理你。”

娘听这话,本想转身走出去,可是又一想:“自己干啥来了?总得弄明白大安住在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吧,回去也好想想办法。”于是,娘硬着头皮自己走进了屋。

屋里有点儿暗,好像刚做完饭,一股刺鼻的葱花味还没散尽,锅上正冒着热气。

“谁呀?你来这儿找谁呀?”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瞪着三角眼问娘。

“我找……”还没等娘说话,又一个小一点儿的姑娘从里屋门口探出头来问道:

“二姐,谁来了?”

“不知道,好像是个山东棒子。”

“啊?这家人咋这么没规矩?什么‘山东棒子’‘山东棒子’的。”娘想,“应该教训她们两句。”可是,还没等娘说话,大安和他媳妇就抬着饭桌从另一个屋里走出来。

“大姐,来了个山东棒子,不知找谁的。”大安媳妇放下桌子,回过头来一看:

“呀,你怎么来了?”接着又喊道,“大安,你娘来了!”

大安听到喊声,急忙抬起头,透过热气看了一眼,好像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轻声说道:

“娘!你来这儿咋不先跟我说一声?”

娘见到大安,这心里真是又生气、又心疼、又难过,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大安让娘走进里屋,还没等娘坐下,那两个姑娘也跟了过来,伸头探脑地从门口往里看。末了还撇撇嘴,挤咕挤咕眼儿,不干不净说着:

“哟,真是山东棒子啊?”

“上咱家来干啥?”

“不知道,你看她穿的,一看就知道是山东棒子。”

“你看见她的脚没有,就这么大一点儿。”她们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比画着。

大安媳妇听着,只朝她们使了使眼色,别的一句话也不说。大安不仅不敢说话,脸还涨得通红,低着头。娘本想教训那两个姑娘几句,可是,一见这种不可教的样子,再加上大安一脸的难为情,就打消了念头。“行了,我也知道大安的难处了,啥也别说了。”想到这儿,娘刚坐下又站了起来:

“算了,不早了,我回去了。大安,你就和我一样吧,耳朵聋,人家骂你,你也听不见,这样就行了。可别跟那些没家教的人一般见识,生气,不值!”娘撂下这几句话,转身就走了出来。大安媳妇张了张嘴,好像觉得自己应该说点儿什么,还没来得及说娘就走了。只有大安一个人站在门口,目送娘走出大门。

“这叫什么人家呀?这两个孩子咋就摊上了这样人家?”回来的路上,娘一直这么想,越想越生气。“可是,这以后可咋办?大妮那儿我得去一趟,她婆婆知道娘家来人了,兴许就不敢欺负她了。大安媳妇这一家人都那么没教养,只能让大安搬出来单过了。可是没钱买房子呀?不行的话,我也找点儿活儿干,把钱凑凑,越早搬出来越好。”回到家,娘一五一十地都跟爹说了。可是,爹一点儿都没觉得奇怪:

“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明天我先送三安去学校,不差这一天。”三安听说要送他去上学,高兴得不得了。

“娘,我也想去上学!”二妮噘着嘴,估计娘不会让自己去,所以很不高兴。

“二妮啊,不是娘不让你去,娘也想来着,你们几个不能都去呀。三安也就去学个一两年,认认字就得回来干活儿了。你呢,还得留在家里帮娘照看你这些弟弟、妹妹。这样,娘才能找点儿活儿干,好凑钱帮你大哥买房子。”二妮虽然不高兴,可也没办法。

娘领着三安来到了学校,那是一所十分破旧的小学校,低矮的校舍、泥泞的院子。下课铃声一响,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吱吱哇哇地乱挤乱叫。娘拉住一个孩子问道:

“老师在哪儿?”

“在那儿。”娘按照那个孩子的指向,找到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师。他打量了一下娘和三安问道:

“怎么了?打架了?”

“不是,我来问问能让我这个孩子上学吗?”

“这个孩子呀,念几年级了?为什么现在才来?”当他知道三安都十三岁了还不识字时,皱了皱眉头。

“不好办哪!这么大了还不识字,那得从一年级念起。一年级的学生都比他小好几岁,还不得欺负他呀?再说,要上也得放暑假以后,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念。实在不行就在家等着政府‘扫盲’吧。”他看娘好像有点儿不太明白,就进一步说道,“你送他来的目的不就是能够识文断字吗?那等着‘扫盲’就行。政府很快就开始扫除文盲了,‘扫盲’还不用花钱。”

“可我还是想让他来学校念几年,学费我能给凑上。”

“那就等下学期吧,中间不好插班。”

娘答应着,谢过他,半信半疑地离开了学校。娘想:只要学校能收,就让三安来念两年,实在不行再去“扫盲”。只是不知道啥时候才“扫盲”,二妮要是能跟着“扫扫盲”也行。

又过了一天,娘本打算去大妮家看看。可是娘听说,附近医院正想雇人帮着洗床单和衣服什么的,娘想把这活儿揽下来,医院还真同意了。“这就能挣着点儿钱了。”娘很高兴。

大妮回去三四天之后又来了,当时娘正在给人家洗衣裳。都是旧衣裳,可脏了,很不好洗。大妮挽起自己的衣袖想帮娘洗,可是娘不让。

“你别沾手了,医院这衣裳太脏。你回去这几天咋样?挨打没?”

“娘,我回去那天晚上,俺婆婆就跟她大儿子吵起来了。我听着,好像是说你要去领我回来。”

“是啊,她要是再打你,我就去带你回来。大女婿还真说他娘了?看来她也不是不怕呀!”

其实,大妮来之前刚又挨了打,大妮想看看娘是不是真的能去领自己回来。可是听到了大安家的事,又看到娘这么累,大妮不忍心再给娘添乱,就转了话题。这时,二妮又蹦又跳地跑了回来。她后边是五安,我刚会走,趔趔趄趄地跟在最后边。

“大姐!你咋才回来呢?”他俩一边说,一边上去拽大妮的胳膊。

“咋地?你也想我了?”大妮刚说到这儿,突然“哎呀”叫了一声。

“咋了?大妮。”娘吃惊地抬头看着大妮。

“没……没事,娘。”大妮急忙掩饰,一手捂着胳膊,疼得脸都涨红了。

“你不用瞒娘,是又挨打了吧?我手脏,你自己挽起袖子让娘看看。”大妮见娘着急,只好撸起了衣袖。

“哎呀,你看看,都出血了,多疼呀。这是用啥打的?这么狠!”

“支门的棍子。她说要喝酒,我就给她倒了一杯。她又嫌多,让我给倒回去一点儿。我问:‘倒回去多少?倒一半行不?’她就不高兴了。我刚放下酒瓶子,她就用棍子照我胳膊打了过来,酒杯都打掉地上摔碎了。她看见酒杯碎了,又心疼,说我‘故意把酒杯摔地上’,就发疯了似的又狠抽了我两棍子。”说着说着,大妮再也忍不住,不由得抽泣着哭了起来。

“大姐,大姐!”二妮也跟着流起了泪。

“这个老贼骨头!这个老贼骨头!”娘气得一时不知说啥才好,就用老家常用来骂人的话,一个劲儿地骂她是“老贼骨头”!

“你说没打你,我还真信了。可又觉得她不会那么听话,这不,到底还是又挨打了。明天这些衣裳就洗完了,洗完了我就去。你今天就别回去了,住这儿,他们爱咋地就咋地!”

“嗯!”大妮很高兴地答应了。这可乐坏了二妮和五安,据说我也看着大妮乐。我那时候还不记事,因为我刚出生不久大妮就嫁人了,我头脑里一直搜索不到大妮在家时的样子。

那天晚上,娘洗衣裳一直到天黑。大妮屋里屋外地帮娘打扫,归置那些刚搬过来的东西,逗着弟弟妹妹们说话。大妮可高兴了,心想:总算又回到娘家来了,就是能住上一天也高兴。晚上快要睡觉时,大妮丈夫来接大妮时被娘训了一顿:

“要接也得你娘来接,要不,明天我就找你娘拉着她去政府,还有没有王法了?”

第二天,娘带着大妮并没有直接去她家,而是先后去了大妮的两个邻居家。娘要让邻居站出来说话,这样政府才能相信。

“哎呀,你娘家总算来人了!”西屋马家媳妇一把拉住大妮对娘说:“你闺女太老实了,在这儿没少挨打呀,光我去拉架就去了好几次。我一听见那个老的骂人,就知道这家媳妇肯定又挨打了。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赶紧跑过去,把她婆婆拉开。你不知道,有时候拉都拉不开,那老家伙不打够就是不撒手。你闺女怎么挨打也不叫一声,我跟孩子们说:‘听着点儿,东屋媳妇要是喊叫就赶紧过去,别让那个老家伙给打坏了。’”娘听了气得直咬牙,就恨自己咋就没早点儿来看看。

“哎,得亏你们这些邻居了,比她娘家人都管用啊!”

“他婶儿,你咋不早点儿来呢?可让这孩子遭罪了,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婆婆!你闺女在她家,所有的活儿都是自己干,剩饭剩菜、不好吃的都是自己吃。经常看见你闺女做好了饭,给他家老的、小的端上桌。他们娘儿仨坐在那儿又吃又喝的,可是你闺女却连桌子都不上,还在这外屋刷锅、扫地、收拾柴火。人家都吃完了,还得她去把碗筷拾掇出来。我好几次看见她站在锅台边上,端起她家人吃剩下的汤汤水水灌进自己的肚子,就算吃了饭。”娘静静地听着人家说,听得阵阵心酸,满眼都是泪水。

“再说她那婆婆,跟这些邻居呀,没一家能处得来的。”

“都为着什么呢?”

“还不都是一些眼不见心为净的小事。拿我这儿说吧,我这孩子小,有时候去她家找她那小儿子玩,刚去不一会儿她就给撵出来。孩子说那家老太太怕她家东西被人拿走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打那儿我就不让孩子去她家。还有家里养的这小鸡,一去她家她就打,把我家小鸡都给打瘸了。可是,我这边要是喂鸡呢,她就把她家的鸡往我这边轰,净来吃蹭食儿。你说……唉,她做的那些事,说起来就让人生气。”

“唉,邻居就得拿两好换一好才行。”

“说的也是,我们这些小事就算了。可打你闺女这事可不能算小事了,这是虐待呀!”

“是啊,我想把孩子领回去吧,又觉得能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这一步好。”

“那倒是。可你也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挨打呀!现在不是有政府吗,找政府为受苦的人做主呀!”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政府要是来问,你们能给证明吗?”

“那还有啥说的,太能了!”

当娘和大妮来到对门江家时,江家媳妇更是热心。她拽着大妮,让她坐得离自己近一点儿。然后又拉着娘坐下,对娘说个没完。她说大妮:“天不亮就起来干活儿,夜深了还在拉磨。有一回站在房山头上脸都哭肿了,手上沾满了豆腐渣,脑门儿上流着血,说是用一个铜勺子打的。我就把她拽到我这屋里,擦去她伤口上的血。俺这住对门,跟她婆婆借个铁锹什么的,即使手里拿着也说‘没有’。俺两家柴垛挨着,看不见她婆婆就拿两块。我要吱声,那老妖精就赖媳妇拿的,拿起柴火就打媳妇,还埋怨她:‘咋不先把它烧了?’你闺女从来不烧,都是悄悄给我送回去……”

“哎呀,大妮,你咋不早跟娘说,让你这么受罪啊!”

“你快找去吧!找完那老妖精就去找政府,到时候我们谁都能给你作证。”江家媳妇跟马家媳妇一样,送娘出来时,还一再这么嘱咐。

大妮打开自己家的房门,娘站在大妮身后,一眼就看到一个绾着发髻的女人盘腿坐在炕上。她也是小脚,眯缝着眼睛,脸冲着房门,正在那嘀嘀咕咕地唠叨着什么。脸上的肉都跟眼睛、眉毛一样,往一块儿皱巴着。快五十岁的人了,头发上还插着一朵花。那样子不仅怪里怪气,还显得凶巴巴的。她听见房门响,慢慢地睁开眼睛。当她看见是大妮时生气地喊道:

“你,不要脸的东西,夜里不回家,死哪儿去了?还敢领别人来家?看我不打死你!”她一边骂,一边伸手在身边抓挠着,碰着了笤帚,抓起笤帚疙瘩就扔了过来。大妮怕打着娘,赶忙伸手去挡,不料正好打在自己头上。娘一把拉过大妮,捡起笤帚疙瘩,进屋照着那个女人的身上就抽。

“我叫你打俺闺女,我叫你打!你也有孩子,你也是一个孩子的娘,可你像个为娘的样子吗?咋就不把别人的孩子当人待,打得她身上到处都是伤。今天,我也让你尝尝挨打的滋味,看你长的是不是人肉?”娘一边数落她,一边打,打得她“哎哟!哎哟!”藏头躲腚地乱喊乱叫。

“你是谁呀?咋打我娘?”大妮的小叔子从里屋钻出来,夺过笤帚大声质问娘。

“你又是谁?只看见你娘挨打,咋就看不见你娘天天打俺闺女,打得她不敢回家!今天还当着我的面打!反了你们了,没王法了?”娘猜到了他是谁,同时也是说给他娘听的。

这小子弄明白咋回事后,有点儿傻眼,扔下笤帚,转身回里屋躲清净去了。大妮的婆婆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儿媳妇的娘来了,不由得满脸的惊慌和尴尬。赶紧下地找鞋,找不到,大妮习惯地急忙弯身去找,娘一把拉起大妮说:

“她自己没长手啊?你不用管,她找不着就不穿!伺候得简直没人样了。”

大妮虽然站了起来,可还是有点儿害怕,手直发抖,怯生生地对她婆婆说:

“你不用下地了,过一会儿我给你找。”娘瞪了大妮一眼,但又觉得大妮太可怜了,看来是被她婆婆打怕了,就帮着把鞋踢了过去。

“你看看,你把俺闺女都打怕了,没给你找着鞋就吓得直哆嗦。你这样的婆婆,还穿鞋下地做啥?干脆炕上吃、炕上拉算了!”娘虽然这么说,心里却在想:我压根就没想来打她,今天真是她自找的。看来这都是天意啊。老人们常说“天意不可违”!打她一顿也不为过,让她知道大妮娘家的人不是好惹的。

大妮见娘把鞋踢过去了,就习惯地弯下腰去给她婆婆穿鞋,娘又一把拽住她说:

“不用你给她穿!她自己没长手啊?就这么伺候还挨打,你还伺候她干啥!”

“你是……”她不得不自己穿上鞋,找不到合适的话说,就装傻地问道。

“我是谁,你不是知道了吗?我今天也不用再跟你啰唆了,我也见到你是咋打俺闺女了。走吧,走!咱找政府评理去!”

“我,没呀,没打呀。”

“我这都亲眼看见了,你还敢说没打?”

“我那是……是吓唬她。”

“你就这么吓唬她呀?你用那铜勺子打破她的头也是吓唬她?”说着,娘撸起大妮的衣袖,又揭起后衣襟,恨恨地说道:“你自己看,这是笤帚打的,这是棍子打的,这身上是用尺子抽的。你打得这孩子浑身上下都没好地方了。”

“是啊,太不像话了,大儿媳妇多好呀,却不把她当人待!”

娘听到声音,回头一看,是对门江家媳妇和几个邻居站在那儿,都点头支持娘。

“对了,不光我说,你这些邻居也都知道啊。”大妮的婆婆抬头扫了一眼门口的人,禁不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走吧!找政府去!”娘拉着她的胳膊就往外走。可是,她虽然不胖,却很有力气,娘拉不动她,她还耍赖似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你不去,我去,我把政府的人找这来。”临出门时,娘小声对江家媳妇说,“我求你一件事:以后,她要是再打俺闺女,你能不能打发孩子快点儿去告诉我?”娘想让政府的人当场摁住她的手,省得她不认账。

“那还用说,能当场抓住她最好不过了。”

在回家的路上,娘拐弯绕到政府门口,娘在门口站了半天不知该找谁。这时打里边走出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来,他和气地问娘:

“我看你在这儿站了半天了,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说说俺闺女老挨她婆婆打的事,不知道得跟谁说。”

“啊,婆婆打儿媳妇,很严重吗?我是说打得很厉害、经常打吗?”

“是啊,要不我就不来了。”

“那好,你跟我进来吧。”他把娘领进一间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对娘说:

“今天,管这事的都不在。你慢慢说,我记下来,等他们回来时,我会转告他们。”他一边问,娘一边说。娘见他记得很认真,末了还给娘念了一遍。问娘:

“我记得对不对?”然后嘱咐娘,“今天你先回去,我们抽空会去进行调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以后,你有什么新问题,还可以来向我们反映。”

“我再来时找谁呢?”

“我在就找我,我不在找谁都行。我们这儿有记录,你一提我他们就知道了。我姓王,这里就我一个姓王的。”

“要是哪天,俺闺女她婆婆正在打她,我来找你们去看看,你们能去吗?”

“这里只要有人就能去,能现场看见更好了。”

娘这才放心地回了家。

那以后平静了半个多月,大姐也只回来一次,气色稍微好了一点儿。可是娘还是不放心地问道:

“那天我见着你对门江家媳妇,她说‘政府去人调查了’。她还说有时候还打你,只是不像以前那么厉害,是吗?”

“是,娘,她不像以前那么邪乎了。不过,你去治了她那一回,我看你也没使劲打她,可她整天‘哎哟!哎哟!’地喊疼,头也疼、腚也疼,说都是你打的。”

“听她胡说,生气归生气,打她几下也就出出气呗,咱哪能下狠手呢!再说,我也没朝她头上打。刚用笤帚打了她屁股几下,她小儿子就抢过去了,那还疼啊?”

“就是说啊。娘,她现在下地也知道自己穿鞋了。”

“你不能惯着她呀,她能做的,以后就让她自己做。吃了饭,捡捡桌子、端端碗,这还不能做啊?你看她体格多好,比我可强多了。”

“她保养得好啊!又啥活儿都不干。她儿子也让她多活动活动,可她就是不愿意动。”

不过,那天大妮回到家,就感觉她婆婆又有点儿不对头。阴沉着脸,也不拿正眼看大妮,眼睛夹夹咕咕的。大妮心想:这许是嫌我出去时间长了?也没多大会儿啊,去供销社买了盐,顺便去娘那儿看了看,待了十几分钟就回来了。算了,不管她,该干啥干啥。

大妮把买盐剩下的钱交给她婆婆,又把盐拿来让她过过目,装到罐子里,就开始抱柴火做晌饭。

“现在才做晌饭,你想饿死我呀?”

“不晚呀,这才十一点钟。”

“才十一点钟?学生都回来了。”大妮进屋一看,小叔子在屋呢。

“你放学了?咋这么早?”

“今天俺老师有事,让俺们提前回来了。”

“我说呢,每天都快十二点了才到家。行,我这就去做饭。”说完,大妮赶忙动手点火,把干粮腾到锅里。又盆里一些水,拿过菜来正要洗,她婆婆袅悄地走过来,端起水盆就把水泼在大妮的脸上了。

“你,你这是做啥?我又咋地了?”大妮一边用手往下抹头上的水,一边问她婆婆。

“你咋地,你还不知道?”说着,她气哼哼地从灶坑里抽出一根正在冒烟的柴火,照着大妮的后背用力打去。

“哎呀,好烫啊!”大妮一边喊一边躲。

“你胆可大了,有人给你撑腰了,敢去政府告我了?”江家媳妇闻声赶紧叫孩子跑来告诉娘。娘听说后吓了一跳:

“这还得了!找政府的人一块儿去!”娘急忙往政府走,心里着急脚却跟不上,跌了个跟头,爬起来接着走。来到政府还没说完,政府一个中年女子就明白了。

“行了,一会儿再说,咱先去看看。我们刚才还去她家,她婆婆不承认打人。这不,领导交代过了,让一有动静马上就去。”

原来,他们派人做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跟娘说的都一样。只是这天上午,大妮的小叔子听邻居家孩子说政府去调查了,回家告诉了他娘。他娘一听就火了,一见大妮回来,控制不住自己,就又动起手来。

政府的人见娘走得慢,就自己先跑去了。等娘赶到时,政府的人正在训斥大姐她婆婆。

“你还敢说没打,我都亲眼看见了,你就用这根着火的柴火打的。你看,她身上还有烫伤,这柴火上的灰也都烙在她的衣裳上。”说着又让大姐掀起衣裳,只见后背有好几道烫伤和血痕。大姐跪在她婆婆面前不敢起来,政府的人硬把她拉了起来。娘看大姐被打成这样,哭着对政府的人说:

“你们得管管了,这样下去不行啊,这会把人打坏的。实在不行的话,你们政府给断一断,俺把闺女领回去,不跟他们过了。”

“你放心,对这种人,政府有办法教育。教育不好的话,他们愿意离当然可以了。”说完,她又向邻居了解了一下有关情况,江家媳妇悄悄对她说:

“刚才她婆婆就像发疯了一样,不依不饶、连打带骂地折磨她一个多小时。”政府的人一边听一边记,然后合上本子说:

“我得赶快回去汇报。”临走,她又嘱咐大妮:

“快,你也赶紧去医院上点儿药!”娘要领大妮去。大妮说:

“娘,你那儿还有一堆活儿,你快回去吧。”娘知道大妮不能去,可是大妮的伤很重,疼得连衣裳都不敢贴身。娘很心疼,急忙回去找医生给开了一点儿药,让二妮给送过去。

“你送去就回来,快着点儿,交给她邻居给她上药。可别进她家屋里去呀,她婆婆就怕别人进她家拿东西。”

娘没想到,不大工夫政府就派去两个人,要把她婆婆带走,大妮赶紧上前阻拦。可是,不仅没拦住,反倒被人家说了几句:

“你婆婆这么打你,你还不让我们教育她,你是怎么了?”

“她被她婆婆打怕了。”江家媳妇急忙为大妮辩解。

“怕什么?不要怕!打人犯法。儿媳妇也是人,婆婆虐待儿媳妇也犯法。有政府为你做主,以后她敢再打你,尽管找政府。对这种人不拘留不行,得好好教育教育。你快去医院看看你的伤吧!”大妮没办法,等他们都走了以后,就打发小叔子去炉上找他哥哥,让他快点儿回来。

大妮的婆婆被带走关在一个小屋里,让她一个人在那儿反省。可是,她又哭又闹:

“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我要出去……你们要整死我呀?这是什么地方?我要出去!”她在里边吵一阵儿、歇一阵儿,听见有人来了,就又吵一阵儿。

“别闹了,闹也没用。不是跟你说了吗,好好反省为什么打人!反省好了,保证以后不打人了,才能放你出去。不然,你越闹,关的时间就越长。”一个人给她送来午饭,站在门口大声说她。

“我不吃啊,你们想毒死我,我不吃你们的东西啊。”她把碗推翻,又闹了半天。后来,可能是闹累了,也可能觉得光闹也没用,吵闹声渐渐小了下来。

大妮丈夫接到信儿后,气急败坏地回到家,本想对大妮发作,可是一见几个邻居都在他家,正帮大妮往后背的伤口上涂药呢。他一看大妮后背上的伤,顿时泄了气。

“你看看,你就让你娘这么打你媳妇也不管?今天打成这样,你媳妇又舍不得上医院。都出血了,这么一大片,还有烫伤。要不是人家娘家给送药来,还不得发炎呢!”

“我也不愿意让她挨打呀!可是,我娘她,我也拿她没办法。”

“没办法,就让她在那里多待几天,让政府好好教育教育她,等教育好了再出来。别动不动就心软。这不,你媳妇自己都被打成这样了,还叫你回来想办法,要去找政府放她婆婆出来呢。”邻居走后,大妮说:

“得想办法给她送点儿饭去呀!看看咋跟政府说,好早点儿把她放出来!”

“你真想让她早点儿出来呀?我也想了,要是在里边不遭罪,让人家教育教育她也好。要不,说不定哪天她又打你。”

“行了,你有这话就行了。我去做饭,饭好就给她送去吧。这半天,在里边可能也饿了。”当大妮他俩来到政府时,大妮丈夫又被政府的人训斥了一顿。政府的人还说大妮:

“你也太善良了吧?自己被打成这样,还怕打你的人挨饿。我们给她饭了,她不吃,一直在里边吵闹,你们以后不要给她送饭了。”

“那你看,能不能把她早点儿放出来?”大妮问。

“你怎么还想早点儿放她出去呢?你太软弱了,所以她才敢一再打你。再说,刚来就出去,她能痛改前非吗?打人犯法,就得依法制裁。怎么也得拘留几天,让她好好反省反省。”他说得大妮和大妮丈夫都无言以对。

“不过,你对你婆婆的一番心意,我们可以转告她,这对她也是一个教育。”

大妮的婆婆被拘留了三天,回家后老实了很多。大妮邻居对娘说:

“还是有能管得了她的人,这事早就该跟政府说了。”

搬回镇里当年,娘为了挣钱干了整整一年活儿,手都在水里泡皱了,被消毒水腐蚀得灰白。爹也挣到一点儿钱,再加上大安攒的钱,都凑在一起,不仅买了房子,还剩下一点儿置办了开铁匠炉的设备。

房子在镇东头,是两大间朝鲜族草房,东边一间住人,又隔成小房间;西边一间开铁匠炉用。

这两栋房子没有地基,平地竖起木桩,底层砌上一些石头,木桩之间拉上草绳子,再往草绳子上面挂泥。房顶四面都要苫草,而且都是简单地把稻草平铺在房顶上,然后再用稻草绳子横竖交叉着把草捆在房顶上。时间久了,稻草一烂,会生出许多很臭的、像蚰蜒一样的虫子,顺着房檐往下爬。各房间之间的门,全都是用破木板和木头条子钉在一起的,门缝很大。只有大安住的那一间,他找人把门修严实了。

爹娘带着孩子们住的这一间,房门下面都能钻进猫来。这间屋地上正中有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头,石头上边竖着一根长长的四方形木柱,木柱上面顶着房顶大梁。从我记事起,那上面就贴着一张红纸条,由上自下写有五个大字:“泰山石敢当。”是爹用毛笔写的。起初我看不懂,也不敢问。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说顶起房梁的那块石头,就像泰山一样坚固有力,还能辟邪。其实,那也是爹娘心里的一种期盼:这样房子就不会坍塌了。

大安媳妇起初说啥也不愿意搬出来。为这事,娘和大安的岳父闹翻了脸,最后还是大富出面说话,大安媳妇这才无奈跟大安搬出来了。

铁匠炉取名万顺炉,门外用原木搭了一个拴马桩,牛马拴在上面挂铁掌,冬天就不怕滑倒了。铁匠炉开起来以后,又雇了两个人,也都是从山东来的,他们称爹为“老掌柜”,称大安为“少掌柜”。其实,爹算不得“掌柜”,只是帮着记记账、打打算盘。因为大安不会也不愿意干这琐事。但是大安每天都要过问进账多少、支出多少、结余多少。有时候他自己看,有时候是爹一项一项地跟他说。钱柜里的钱,大安可以随便拿,不用跟爹说。爹有时候用点儿钱,还得跟大安说一声。炉上和这家里主要的事,都是由大安拿主意。

三安在娘的坚持下,勉强念了一年书,大安就非让他退学在炉上干活儿。因为他才十四岁,干不了别的,所以就让他搬运煤炭、拉风箱烧火,有时候也帮着打两锤。

娘整天给炉上干活儿的人做饭、洗衣裳。因为干活儿的都是山东人,爱吃豆腐和煎饼,所以娘几乎天天推磨,三天两头就得做一次豆腐、摊一大摞煎饼。虽说有粮食吃了,但是十三四口人吃饭,大安媳妇又有身孕,所以基本上都靠娘一个人忙活,更加没日没夜地操劳了。

二妮除了帮着娘推磨,还得照看弟弟妹妹。后来,一到晚上她自己就抽点儿空去扫盲班认几个字。

大安媳妇从来不推磨,她对大安说:

“那是毛驴干的活儿,我不会干。”要不就说:“你娘天天当驴,她都习惯了,就让她当吧。”

她每天只是煮点儿粥,或者弄点儿咸菜、酱什么的,有时候也切点儿菜炒炒,因为她说她和大安“没菜吃不下山东棒子做的煎饼”。当然,爹有时候也借他们的光,跟着吃点儿炒菜。

娘听着大安媳妇说的这些话,就当作没听见。娘想:现在总算有吃有穿了。孩子们都在自己眼皮底下看着,这日子就不错了,咱不跟她一个样。

可是,孩子们听见大安媳妇骂娘是“驴”,就会生气地悄悄告诉娘。这时娘总是说:

“你们的耳朵咋那么好使?我可啥也没听见。”要不然就说:“你们还不会捂上耳朵,给她一个听不见吗?”

一天,大安媳妇正弯腰点火,大安见到后就对她说:

“歇着吧,让娘一个人干就行了。”不料,她却说:

“干不了也得干呀。你娘像猪一样都生了一大窝了还干活儿,我这一个还没生就不干活儿,还不得听人家说闲话?”

“谁说你闲话了?”大安听了很不高兴。他媳妇就故作姿态地朝娘努了努嘴,那意思是娘说的。大安见状,就朝正在推磨的娘走了过来:

“她干不了就别让她干了,二妮他们还不会点火吗?”

“啊?行啊,二妮你去点火,这磨我自己推就行。”

有一次,一个伙计听见大安媳妇跟大安说:“你娘也有了,又要下崽儿了,也不要个脸!”大安听了,笑了笑说:“多生一个,就多一个干活儿的。”这个伙计觉得大安他俩太不像话了,就把这话跟娘学了一遍。然后说:

“你可真能容得下,咋也不管教管教他们?”娘听后笑了笑对他说:

“嗨,人不能都一个样啊!要是说她,还不得天天吵架呀?再说,我要是找他们的‘不是’,那还不找出一大堆呀。可是,找出来又能咋地?这日子不是还得照样过嘛!”

“咋也得管管自己的儿子呀?”

“他也还是个孩子,岁数再大点儿,也许自己就明白啥对啥错了。听着吧,谁让咱们是当老人的呢!”

不久,大安的头一个孩子就出生了,是个男孩儿,取名君祥。大安这可有了掌上明珠,天天乐得合不拢嘴。他媳妇坐月子,一坐就是一个月,吃的、用的都是娘来伺候。其实,当时娘生下七安也不过四个多月。后来,连大安媳妇自己都觉得这“月子”再也坐不下去了,就鼓动大安另外买房子。

“再买一处房子吧,不是挣着钱了吗?住这里整天听着‘叮叮咣咣’的打铁声,孩子都睡不着觉。再说你娘他们孩子那么多,又都比咱君祥大,要欺负他咋办?”大安听后,当天晚上就毫不犹豫地对爹娘说:

“账上还有钱,我想买房子搬出去。”

爹娘听了不禁一愣,因为大安不是在商量。爹想了想,无奈地说道:“是啊,账上有钱。”大安当时就打开钱柜把钱拿走了。几天后就在西边不远处买了两间房子,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儿搬了过去。爹和娘都没有阻拦,爹曾问娘:

“你也愿意让他们搬出去呀?”

“有啥愿不愿意的,这还不是早晚的事。像这样在一块儿受她的气,还不如各自单过好,眼不见心不烦。只要她不给大安气受就行了,咱还指望借她的光呀?那咋可能!”

“那以后,孩子们成家都想搬出去咋办?”

“随他们便吧。不嫌咱穷,愿意一块儿过的,我不撵;嫌咱穷,想搬出去的,我不拦。”

大安单过以后,这账上的收入按照大安的要求分成了三份:大安拿三分之一,伙计们开支用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一算是爹的,但是炉上的伙食开销都从爹这儿出,包括大安和伙计们吃的在内。虽说这么分了,但是大安要用钱,还是跟以前一样,他打开钱柜就拿,说都不用说,爹娘也都没办法。

娘和二妮每天都要为炉上干活儿的人种地、做饭,可是没有谁把他们计算在拿工钱的人里。大安说“娘和二妮干的是家务活儿”,所以白干;“三安算是跟着学学手艺”,也不能拿钱。

三安刚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受不了不想干了,一到晚上他就跟娘磨叨:

“娘,太累了,你看我这手都磨起泡来了,不干行吗?”

“不干这个你想干啥呀?再说你大哥能答应吗?”

“娘,你就跟他说说呗,他整天总说我,不是嫌我干得慢就是嫌我干得少,我想自己出去找活儿干。”

“行吧,等哪天我问问他。”

娘禁不住三安天天念叨,看他身体又确实瘦小,得空就问了大安一声。不料还没等娘把话说完,大安就火了:

“不干,不干,都不干谁干?我还不想干呢!都那么大了,你们就惯着他吧。”娘听了没敢再说什么,只能哄哄三安接着干。

那时,我家分到了两分半菜地,春天要播种,夏天要锄草,秋天要摘豆角、掰苞米等等,基本上都是娘和二妮包了。四安上学念书,五安也很快就上学了。

大安搬走后,炉上这边做好吃的,娘都告诉大安,叫他媳妇带着孩子过来吃。有时候忙不开,也叫她过来帮着忙活一点儿。她每次来都是抱着孩子,进屋就把孩子往爹用来记账、吃饭、喝水、商量事的地桌上一放——

那是爹专用的一个方形木头桌,上面放着一个小铁钱柜、算盘、闹钟、爹喝水用的搪瓷茶缸,还有从山东老家带来的那个大花瓶。地桌旁边放着爹和大安算账和吃饭时专用的两个木头凳子。因此,这地桌在我家的地位很特殊,我们谁都不敢轻易去碰它。爹很爱干净,他总是把桌上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从不让我们挪动。而且自从开了铁匠炉以后,爹显得严厉了起来,我们这些孩子平时都不敢靠前,只有大安媳妇不在乎。

那一天,因为包饺子,娘就叫大安媳妇来这儿吃。她进屋就把孩子放在爹用的地桌上了,还把算盘拿给孩子玩儿。君祥两手举着使劲一晃啷,算盘掉在地上摔断了一根珠条,她急忙把算盘往我们这边踢了踢,说:

“你看,摔坏了吧?”接着她又喊六安,“你,叫你哪,把算盘捡起来。”她从来不叫我们的名字,也从来不对公婆称爹娘,都是“你”“你”地跟我们说话。

六安捡起来正要递给她,这时爹进来了。爹见君祥坐在地桌上本来就很不高兴,这时正好看见六安拿着摔坏了的算盘,问也没问,拿过算盘照着六安的头顶就打了一下。六安当时就被打哭了,委屈地喊着:

“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的。”

“还说‘不是’?”爹生气地瞪着眼睛,拿着算盘就走了。

大安媳妇没作任何解释,装作啥也不知道似的拍着孩子:

“哦,哦,不怕,没说你。”君祥打了一个冷战后就在桌子上尿了起来,尿顺着桌子往下淌,淌到抽屉里,又淌到地上。“你看,你看,不就是一个算盘吗?都把孩子吓出尿来了。”接着又闻到了一股臭味:君祥拉屎了。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吓得又拉又尿的?”说着就坐在凳子上把君祥拉屎,“哦,今早急着来这儿,忘了把你拉屎了。”她小声念叨着,自己跟自己说出了真相。

娘进来放下面板,又出去拿了一些苞米叶子和抹布,说:

“君祥拉了?我来擦吧。”娘反复擦着桌子和抽屉,心想:可别让他爷爷看见,他要是看见了,又得骂自己这些孩子。

开始包饺子了,大安媳妇把君祥放在面板旁,让他玩面板上的面剂子。不大工夫,他就抓了一大堆,都搂到腿边。娘看看觉得挺可惜的,就说:

“别呀,给他两三个玩儿吧,多了都糟践了。”

“听见没有?”大安媳妇伸手就把所有的面剂子都捡回面板上,惹得君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却没好气地把君祥拽到一边,君祥哭声更大了。

“哎,别让他哭啊。快,再给他两个。”娘又拿起那几个面剂子递给君祥。君祥不要,伸着两手让他妈抱。大安不知道是听见哭声了还是另有别的事情,走过来拉开一扇推拉窗,生气地大声说:

“啊?咋哭了?是谁欺负君祥了?”

“人家嫌他糟践面团了。”他媳妇答道。

“小孩玩两个面剂子怕什么的?给他,多给他几个让他玩。”大安媳妇则抱起君祥“哦!哦!哦!”地哄着,好像真有人欺负他了似的。

二妮在外屋灶前烧火,四安剥蒜,五安、六安和我都好久没吃到饺子了,馋得站在门口不愿意离开,但又不敢靠近面板。那时的我刚刚两三岁,个头儿也就炕沿那么高,早就想摸摸面剂子是什么感觉了,就悄悄凑近面板,跷着脚抓了一个小面剂子,仰起头说:

“君祥,给你!”

“看吧,他刚不哭了,你又来撩骚!”大安媳妇厉声申斥我,吓得我赶紧往后退,差一点儿就被门槛绊倒了。娘见状,拿着小擀面杖指着我们说:

“去,你们都出去玩,谁不出去一会儿别吃饺子!”

那时我们谁要跟君祥玩,他妈就说我们是“撩骚”。尤其是去他家找他玩时,他妈根本就不让进屋,站在门口冲我们喊:“去!去!都回去!别来这撩骚。”我不懂“撩骚”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她不高兴见到我们。后来才明白,她专用这个字眼来说我们,还真是居心不良。

当时,我家厨房有两口铁锅,大的煮饭,一锅饭足够十几个人吃;小的炒菜,十几个人吃也没问题。娘就用大锅煮饺子,第一锅煮好后,娘让二妮先往爹和大安的地桌上端了五大碗,还盛了两碗饺子汤,说:

“他们干活儿,让他们多吃点儿。跟他俩说:要是不够,一会儿还煮。”接下来又捞了六大碗,端给干活儿的伙计。煮好第二锅饺子,娘先捞了两碗递给大安媳妇,说:

“你也吃去吧,还有孩子,他要是能吃就一块儿喂喂他。”

娘给我们兄妹六人一人捞了一碗,大孩子用大碗,我的碗最小,里面也就只有几个饺子,娘说:

“吃去吧,多了你也吃不了。”这时爹走到灶前,小声对娘说:

“给我留一点儿,下顿吃。”其实不用爹嘱咐,啥时候吃好的,娘都给爹多留出一份来让他下顿吃,我们看着都眼馋,但谁也不敢要。

吃饭时,爹一会儿闻闻,一会儿闻闻,感觉桌子上的气味有点儿不对劲,因为屋里人多没说什么。但谁都看得出来,爹心里不痛快,只是没有发作。大安也闻到了,就问:

“这儿咋这么臭?”

我们谁也不说话,都看着君祥。大安媳妇也不理他,用她那三角眼夹咕我们,“吧唧吧唧”地吃饺子,偶尔给君祥搁嘴里一点儿。大安明白了,因为他经常看见君祥在桌上玩,就笑嘻嘻地对君祥说:

“啊,准是你小子又在这儿拉屎了,是不是?”说完,他看着君祥把饺子捏得乱七八糟,弄得桌上、炕上都是馅儿,哈哈大笑起来。大安媳妇把君祥弄碎的饺子都捡到一个空碗里,用筷子敲了他的手一下:

“看你弄的,这还咋吃?”君祥不高兴,她就又拿起两个递给他:

“给你,别再弄碎了。”她知道君祥听不懂,也就是说给大人听。

这时,娘在外屋地上忙活完了,又把锅里的汤盛到盆里,端进来说:

“汤放这儿了,谁喝,自己盛。”

就这样,各吃各的,谁都知道娘总是最后才吃饭,所以没有人叫娘进来一块儿吃饺子。只有那干活儿的伙计吃完了,把碗筷送过来时说:

“嫂子,你咋不吃呢?”

“不晚呀,我又不干活儿,等一会儿吃不晚。”

我碗里的几个饺子很快就吃没了,还是没吃饱,可又不敢要。我就拿着筷子,一会儿咬咬筷子,一会儿又看看我的空碗。这时大安媳妇碗里还有几个饺子,可是她还在吃。我就坐那儿看着,心想:说不定她能给我一个?她看我和六安还不走,就把君祥弄碎的饺子推到我俩面前,六安看看啥也没说就走了。只剩下我了,可是大安媳妇却打着饱嗝,把碗里最后一个饺子掰开递给君祥说:

“快吃,吃了好回去睡觉。”

人们吃饱了都走了,这时娘拿着一个窝窝头进屋,先把桌上的碗筷拾掇拾掇,摞了起来。看了看被君祥弄烂了的饺子,问我:

“你吃不?”我摇摇头,娘见我不吃,就捡起来自己吃了。

“哦,还行,这饺子挺香。”接着娘把那个凉窝窝头掰碎了泡在汤里,就着腌菜吃了饭。

我看娘一个饺子都没吃,知道没戏了,就放下筷子,从炕上出溜下来到外边去了。我心想:娘咋没吃饺子只吃窝头呢?饺子不够?可大嫂还吃了两碗呢!而且爹和大哥不是还剩下一碗吗?但是,我太小了,想不明白。

大安嘴馋,谁家杀猪,只要他听说了,不是买个猪头回来,就是提一大嘟噜肠肚回来。进院就往地上一扔,也不管娘正在干什么,他都要把娘叫过来。

“等一会儿,你收拾收拾吧。他大嫂嫌脏,也不会弄。”

自从大安娶了媳妇之后,再也没听见他叫过“娘”——随了他媳妇,多咱跟娘说话都是“你”“你”的,只是没改山东口音。当然,我们在自己家里说话也都说山东话,只有对外人说话时才讲地方话。

“是让我煮熟了你拿回去,还是拿生的回去?”

“跟以前一样,都煮熟了吧。”大安给娘布置完任务就走了。娘从来不吃动物下水,娘说“那味不好闻”。我们没吃过,只是在娘收拾这些东西时,那股难闻的气味、难看的样子,我们就都躲得远远的。可是,娘不仅不能躲,还得动手去拾掇。

那天,娘正在拉着磨,看见大安又提了一嘟噜猪下水扔在院里,就说:

“搁那儿吧,我这就去拾掇。”

爹也很爱吃这些东西,看见大安又买来了,就高兴地一会儿来看看,一会儿又来看看。娘见他们馋成那样,就连夜用碱水和醋冲洗干净,然后再用清水泡一夜。第二天天刚放亮,娘就起来把它们煮上了。早晨,大安来后先到锅旁边看看,用筷子扎扎。对娘说:

“快烂了,烂了叫我。”娘答应着。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娘打发五安:

“去叫你大哥来。”大安笑呵呵地拿菜刀切下一点儿,放嘴里嚼嚼:

“啊,熟了,都捞出来吧。”

“都捞这一个盆里,你端回去吧?”娘问大安。

“行,把大肠留下一半,他大嫂不爱吃,嫌它肥。小肠和肚子也切下一点儿来,晌午搁上辣椒炒炒,我和我爹吃。”娘按照大安的要求弄好后,又让他看看:

“切下这些行不?”

“行。”大安兴冲冲地端着盆就走了。我站在门口从头看到尾,味是闻到了,可是一点儿也没吃到。

吃饭时,爹给三安夹了一筷子炒肠肚,娘悄悄给放学回来的四安、五安和六安一人一点儿煮的白肚,夹在煎饼里对他仨说:

“别吱声,快点吃。”然后,娘对二妮和我说:

“让他们小子吃一点儿,长大了可干活儿呀。”二妮没有吭声,她都习惯了,我当然更没有吱声的份儿。

不知娘为什么这么顺从大安,后来听说,有一次大安让娘收拾这些下水,煮熟后大安不高兴地问娘:

“都弄哪儿去了,咋这么少?”

“我能弄哪儿去?下回你看着煮。这些东西生着时挺多,煮熟了就缩水了,不出数呀。”后来,娘就让大安看着煮,他才相信了。

那年秋天,二妮不断地往家掰苞米。因为人多,一掰就是半麻袋,每回背到家都累得满头大汗。头发都黏在汗津津的脸上,胳膊和腿都被豆角秧划出一条一条的血痕,而且还被蚊子叮满了大包。二妮挠啊挠啊,都挠破了可还是痒痒,娘就让她抹上点儿肥皂水。尽管这样,二妮还总是不忘给我们几个砍几根很甜的玉米秆回来,我们都抢着要,她就把那些甜秆砍成一段一段的,给我们分。

那天大安让二妮多掰点苞米回来,说他媳妇一会儿也来吃。二妮很听话,背了大半麻袋回来,腋下还夹着几根甜秆。我们正在院里剥苞米皮子时,大安媳妇抱着君祥来了。

“你们来得正好,本想煮熟了给你们娘儿俩送几穗去呢。”娘说。

大安媳妇也不答话,拿起一穗苞米来刚要剥皮,君祥伸手就抢,结果把手划出血了。大安媳妇放下苞米不高兴地说:

“你看吧,我说‘不来,不来’,你爸爸非得让来。又不是没吃过,拿两穗回去就行呗,还得来这儿趁热吃。”

二妮赶紧找来一点儿“马粪包”让她摁上,她却抱着君祥躲开了:

“不要不要,那是什么玩意儿就给孩子抹?”二妮只好把“马粪包”拿走了。

过了一会儿,君祥见我们都在吃甜秆,也叫着伸手要。

“看吧,就是能撩骚,他刚不闹了,你们又惹他。”大安媳妇夹咕着三角眼没好气地说我们。

“要吃就去外边吃去吧,别惹君祥哭!”娘把我们都轰到了院外就煮苞米去了。

四安和五安吃完甜秆就回屋了,院外只剩下我自己。我看他们都走了,就拿着最后那一小段甜秆进了院。大安媳妇抱着君祥在那儿溜达,见我进来了,回头看看旁边没人,就走过去把我提起来,放进大门后边的一个大铁桶里,说:

“你就在这儿等着吧,省下你撩骚,一会儿煮熟了苞米就给你送来,可不许叫唤。”

我记得,我只穿着一双很破的布鞋,她提起我时还掉了一只。但是我很听话,没敢喊,一个人站在铁桶里吃甜秆。那个铁桶很高,我够不到桶边,所以想出也出不来。甜秆吃没了,也没人给我送苞米,但我还是没敢喊。我有点儿怕大安媳妇那双三角眼,每次见到她瞪着我时,都急忙把目光挪开。我站累了,就坐在桶里。院里没有人,也没有动静,可能都在屋里吃苞米呢。我等着等着,渐渐地睡着了。梦中,好像听见娘在喊我:

“三妮!三妮!你上哪儿去了?天黑了,还不知道回家?”

我想答应,可就是醒不了。梦中,我还看见大安媳妇抱着君祥给我送苞米来,她说:

“你在那儿再等一会儿吧,这苞米烫手,等凉了再给你。”

这时,有很多蚊子不断向我飞来,“嗡!嗡!嗡!”地围着我叫。我一会儿觉得脚痒,一会儿又觉得手痒,还有头上和脖子也都痒得厉害。我用力去挠,结果把自己挠醒了,摸摸头和脖子,都被蚊子叮了很多大包。“咋没人给我送苞米呢?”我想。

“娘!娘!”我试着小声喊道,可是没有人回答。我又接着喊“娘”,还是没有人回答。天已经黑了,我抬起头往上面看,只见铁桶上空露出好多星星。星星嘲弄地冲我眨眨眼睛:

“看你咋办?”我也不知该咋办,就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还是没人来找我。我又抬起头往上边看,又看见了那些星星。这时,它们好像对我说:

“还等什么?快喊娘吧!”我怕大安媳妇听见,就又轻轻地喊了一声:

“娘!”可是还没人答应,我有点儿害怕了,就不顾一切地哭了起来。我哭了一会儿,忽然听见了娘的声音。

“你在哪儿?三妮!你在哪儿哭呢?这是……”娘在院里转来转去,终于找到铁桶边上来了。

“你躲在这儿做啥?我在大道上找你半天了,你还躲在这儿。”娘伸手把我从铁桶里拽了出来,放在地上。

“这么高,你是咋爬进去的?”

“是……是大嫂把我弄进来的。”

“胡说,她把你弄这里干啥?”娘拍拍我身上的尘土,“行了,快进屋吃饭去吧。人家都吃完走了,就找不到你。再黑天可不能乱跑,这要是找不找你,还不得在这里待一宿啊?”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辩解,但即便辩解,也不会有人相信,因为我太小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大安媳妇才敢这么做,才敢拿我撒气。一进屋,几个哥哥都冲我喊:

“天黑了还不回家?”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信。我又说不过他们,也就不说了,顺手拿起一穗苞米就啃了起来。只要见到娘,心里就啥事都没了。谁也不去想小孩子只会照着真相说,因为还不会编瞎话。

我的头皮被蚊子咬了之后,非常痒痒,不久就被我挠烂了。又感染成疮,直淌黄水。四安、五安本来就爱欺负我,这下子他们更烦我了。谁都不愿意理我,都悄悄溜出去玩,把我一个人扔在院子里。娘又很忙,根本没空管我,我在这家里就成了一个小“讨人嫌”。

为了能吃上肉,大安花两块钱买了一头小猪仔,让娘来喂养,爹当然高兴了。可是,这不仅加重了娘的负担,也给我们找了很多活儿。我们得经常去地里拔野菜、割猪草,去捡别人丢弃的白菜帮子、西瓜皮,拿回来喂猪。再说,有了猪圈这院里更乱,苍蝇蚊子也就更多了。当时挨蚊子咬得最多的就是我,脖子、脸、胳膊还有腿,几乎没有囫囵地方,感染淌脓血是经常的事。

为了喂猪,六安带着我去菜市场捡西瓜皮,站在吃西瓜的人旁边,等人家吃完了就拿过来放自己的破桶里,不然人家就扔到垃圾筐里去了。六安不好意思站那儿等,就让我去。我啥也不懂,为了能让别人带着我,所以让做啥我都很认真,很高兴地捡回来一块又一块。一天,一个人买了一个西瓜切开后西瓜瓤还有点儿白,就放在一边,又挑了一个切开吃。我看着那个白瓤西瓜,想去拿又不敢。买西瓜吃的人不知道我要西瓜皮回去喂猪,看我小,总站在那儿,就给我一块红瓤西瓜。我不敢接,他说:

“给你的,拿去吧。”我以为他不要了,拿过来就扔到桶里了。他不高兴地说:

“给你吃的,你咋扔那里去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时在里面卖菜的杨大爷对那人说:

“他们捡西瓜皮回去喂猪。”

“哦!那好,等我吃完了你都拿去吧。”说着,他把白瓤西瓜先给了我。我又等了一会儿,把他不要的都捡走了。临出大门时杨大爷喊我:

“过来,把桶拿过来。”杨大爷从菜床子底下拿出两个摔坏了的西瓜递给我,“拿回去吧,这个不能卖了,可还能吃。回去让你娘给你们洗干净了,挑好的吃吧。”杨大爷算是我们半个老乡,早些年来东北,休息了常和他老伴到我家来坐坐。

我高兴地抱过一个小一点儿的西瓜,那个大点儿的六安抱着,我俩还得抬着西瓜皮,很不容易才拿回家。一到家就看见了大安媳妇抱着君祥,正站在院子里和大安说话呢。娘在猪圈旁“□!□!□!”地吆喝着,弯腰往猪食槽子里倒泔水喂猪。六安和我就悄悄地从大门边上溜到娘的身边。

“这是咋地?买回西瓜来怕我们吃啊,还躲到猪圈那儿去了?”大安媳妇大声说道。

“哎,拿过来,给君祥一点儿,别光你们吃啊?”大安也说我们。

“不是买的!”六安解释道。

“咋地?不是买的,是偷的?”大安媳妇又说。

“问你们呢?哪来的西瓜,咋还摔坏了?”娘问六安。六安如实说了,可是大安媳妇不信。

“行了,我们不吃,有钱你们就自己买来吃吧。”说完她又转向大安,“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人家都有钱花,就你傻,还觉得自己挣得最多。我买肉的钱不够来拿点儿,还让我等明天。哼,谁还不知道谁啊!”她说完气哼哼地就走了。大安则走过来拿我们撒气,一定要我们说“实话”:

“快说,谁让你们拿钱买西瓜去了?”吓得我俩赶紧往娘的身后躲。

“谁也没给他们钱,这西瓜也不是买的,你不会自己看看,这是菜市场摔坏了的西瓜。他俩天天去捡西瓜皮喂猪,人家卖菜的老杨头儿就把这摔坏了的给了他俩。要吃,还不会拿一个去。”娘头一回说大安。大安看看桶里的西瓜皮,又看看那两个摔得裂了好几道口子、直淌水的西瓜,摇了摇头。虽然没话说了,可还是对我们不满意:

“就你们,啥也不能干,还净惹事!”说完气哼哼地走了。

“这是没相中啊。”娘用水把那两个坏西瓜冲洗干净了,拿刀切开一看,说:

“不孬,还能吃。”娘把裂缝附近全都切掉,又切出几块放一边,对我俩说:

“也给没回来的一人留一块,剩下这些你俩吃了吧。”娘总不忘记那几个安安,当然也包括二妮。

那时,我家虽然有粮食吃了,但还没钱经常买菜吃,更不要说是买瓜果了。经常是看着瓜果上市,又看着它从市场上消失,一年都不买一次。所以,去菜市场捡瓜果就成了我们的一大乐趣。有时候还能捡回一些香瓜,但都是摔坏了或者不太熟的。杨大爷一见到我们,不是扔出一些卖不掉的蔫黄瓜,就是一些还不算太烂的菜。

“你俩拿回去好好挑一挑,人不能吃的再给猪。”我俩拿回家,娘总能从里边挑出一点儿人能吃的菜。

那个菜市场很大,前面是三间大门市房,除了卖菜外也卖一些干货。后面用一大圈石头墙围着,院子足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大大的铁门,经常有菜车出入,天不亮就能听见它那“吱吱嘎嘎”的开关声。只要它一响,菜市场肯定又进新菜了,说不定还有瓜呢!于是,我们就盼着它早点儿开门。

当然,有时也能碰上坏人。他们看不起捡西瓜皮的这俩小孩儿,就使坏捉弄我俩。那一次就碰上了一伙人在那儿买西瓜吃,可是他们不把西瓜皮扔进我们的桶里边,而是东扔一块、西扔一块,看着我俩一块一块地去捡。有一个人看我刚要弯腰去捡,就伸脚又把它踢远了,我犹豫着没敢过去。这时杨大爷在里边说话了:

“吃你们的西瓜,别捉弄小孩儿啊!”被说的人不好意思了,就把他刚吃了两三口的一块西瓜递给我说:

“逗你玩儿的,这块给你吃吧。”我往后躲了躲没敢要。杨大爷可能是想缓解一下气氛吧,就对我说:

“行了,拿着吧。”我接过来没敢吃,可也没敢往桶里扔。

“给你吃的,咋不吃呢?”给我西瓜的那个人说。

“行,吃了吧。”杨大爷也说。

我看了看六安,他没吱声。我刚咬了一口,突然觉得那西瓜咋又苦又辣?很恶心,赶紧把嘴里的西瓜吐了出来。那些人看我那副样子,都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我满脸通红,把那西瓜扔了就走。六安也不敢再待下去,提着桶出来问我:

“怎么了?”

“一股臭烟味!”我厌恶地又吐了一口唾沫。打那以后,我们就更加小心了,不轻易去捡人家丢弃的东西,更不敢要人家给的东西。后来二妮从地里捡回一些罢园的小香瓜,虽然不太熟,但还挺甜。

“二姐,我也跟你去捡香瓜呗?”我问她。

“不行,太远,你走不到那儿。”她虽然一次也没带我去,但我知道了瓜地在哪儿,稍大点儿我就能自己去了。

“生的也要啊,拿回来腌咸菜。”娘说。因此什么小辣椒尖儿、小茄仔儿、小黄瓜纽儿、小豆角尾巴,凡是人家扔在秧子上不要的,我都捡回来,拿给娘腌咸菜。

从那时起,秋天就成了我最开心的季节。

那年冬天,猪长大了。大安说:“杀了吧,快过年了。”我们喂了很多西瓜皮的那头猪就这样不见了。按照大安的要求,把猪肉分了分,猪头和猪下水还是由娘来拾掇。那天早晨杀的猪,接着就把排骨、肘子和几块肉都放在锅里煮上了。娘一直忙到晌午,才把猪头和下水拾掇干净,准备放在另一个锅里单煮。

这回杀猪了,能吃着肉了。我们几个都乐得在厨房看着锅里的肉,不愿意出去玩。大安媳妇在那儿烧火,她看着我们就是不顺眼,总是找茬儿说我们。

“看什么?再看,就掉锅里了。”我们抬起头来不敢再看锅。

“都围在这儿,不走,就把你们一块儿都煮了。”我们就往门口挪两步。大安走过来拿筷子扎一扎说:

“还不烂。”

“你没见他们都在这儿?等煮烂了就没了。”

“可也是。你们都围在这干啥?”

“把他们都搁锅里煮煮算了。”

“行啊!”大安笑笑,说完就走了。

“一会儿就把你仨也煮上?等着吧,等他把你们都扔锅里。”我们被吓得赶紧离开了。

娘在那儿拾掇另一个锅,听见大安媳妇不拿好话说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咋这么说我的孩子?我要是说她呢,弄不好就得翻脸。”娘几次想问她:“你那是怎么说话呢?”可最后还是忍住了。晚上,娘对爹提起这事时很伤心。

“大安啊大安,他不说他媳妇也就罢了,还帮腔。”我们不懂事,只是高兴地等着吃肉,根本没想到娘心里那难受的滋味。

那回杀猪,我只吃过一次肉。肉煮熟了,娘给我们一人切了一块瘦的:“给,拿一边吃去,别在这儿碍事了。”

那回,大安吃的肉最多。生的、熟的他都拿回去很多,而且还在娘这儿吃。因此大安感到还是自己养猪划算,于是又买来一头猪仔,话也不说,就扔进猪圈里,让娘来喂养。娘能说什么,继续受累就是了。

年刚过,牡丹江市京剧团就来镇里演出了。那天上午,一个大汽车拉了一车人,车上一圈都围着大红横幅,敲锣打鼓的满街宣传。这在这个镇里算是一件喜事了。因此,不少人在街上见面就说:

“晚上看剧去,听说还唱京剧?”

“是啊,这回有剧看了!”

说是说,可是当地人很少有懂京剧的,也就看看热闹而已。可是,娘不一样,娘知道不少京戏剧情,什么《四郎探母》《铡美案》《杨家将》《打渔杀家》《薛平贵与王宝钏》《玉堂春》等。而且,还能说上一些马连良、程砚秋、梅兰芳、尚小云等派别的唱腔来。因此,娘更想抽出一点儿时间去看戏。

“多少年不见了,还是年轻时候在老家看过。这回,哪怕能看上一场也行!”

爹和大安、三安、四安也都会拉京胡,又会一点儿身段和走场,所以也都愿意看戏。可能是受了剧团的影响吧,爹和大安商量后还买了一个手摇唱机和几张京剧唱片,有空就放上一张唱片听戏。那一段时间,镇里和家里都挺热闹,真像个过年的样。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剧团走了,三安也失踪了,这可急坏了爹娘。尤其是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思夜想,到处托人打听、寻找。

“哪儿去了?他倒是上哪儿了?咋就不见了?也不说一声。”

“他能上哪儿,躲起来了呗,不想干活儿。”娘一让大安想办法找找,大安就顶撞娘,好像是娘把三安藏起来了一样。

“要是我把他藏起来不就好了嘛!”

娘找人去江北范家屯打听,让爹往山东老家写信寻找,又让二妮和四安找找三安平时常联系的小伙伴帮着找人。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可就是没有任何音讯。娘想三安,睡不着觉,一坐就是半宿。

“你不睡觉,他就能回来了?”爹说。

“你们睡吧。我再等等。那孩子说不定早就饿了?回来了,我可给他做点儿饭吃啊。”

“都十多天了,要饿他早就饿了,还能等到现在?”

“你光说,你倒是出去找找啊!那孩子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穿着一件小棉袄就走了。这么冷的天,还不冻坏了?想回来,他也走不动啊。”

“唉!”爹叹着气,心里也着急,不知说啥好。

“唉,孩子,都怨娘啊。你不想在炉上干活儿,娘也没给你求下情来。孩子,你就不想娘吗?回来吧,回来不让你在炉上干了。你想干啥都行,谁要是不高兴,有娘顶着。听见了吗?三安,我那孩子,快回来吧!”

“哎哟,你再念叨,他也听不见啊。”

“三安,你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娘呢。在老家,你大爷把你过继给人,你说啥都不去,不就是想跟娘在一块儿吗?现在,咋就狠下心来走了呢?要走,跟娘说一声啊,娘还能不让你走吗?”娘就这样想着、念叨着,心痛不已。一天、两天、十天、一个月、一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三安的音讯。可是,不管娘怎样想念三安,都不敢当着大安的面念叨。就这样,大安媳妇还经常话里带刺地跟大安说:

“哪能丢呢?不知上哪儿躲清闲去了!谁像你,就知道在炉上卖命!”谁知,大安竟说:

“走了就走了吧,不想干就不干!这一年多都干什么了?谁都比他干得多,还想拿走来吓唬人!”

听见大安净说些无情的话,娘心里像针扎一样痛。

“大安自从娶了媳妇,整个人就变了。对弟兄们无情,对爹娘也无情。不知他咋就变成这样了?”一次,大妮抱着她的头一个孩子来看娘时,娘流着泪对她说。

“娘,你别难过,我大哥也就说说气话呗。三安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不能丢。他都那么大了,自己咋也能找回家来。”大妮心里明白:大安这是受他媳妇挑拨了,可又不能这么跟娘说,只能想尽办法劝娘放宽心。

“那倒是,他要是还想回来,咋也能找到家。唉,只要他还活着就好。”娘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三安没出事,只是离家出走,到别的地方找活儿干去了。

二妮在扫盲识字班结识了一些好姐妹,经常在一谈论大事小情,眼界开阔了。不少人都走出家门在社会上找活儿干,有在商店卖货的,有在饭店做饭的,也有在被服厂、酱菜厂上班的。二妮听着这些很羡慕,也想摆脱家务找工作干,但是一直不敢跟爹娘说,也不知道该咋说。三安的出走,给二妮增强了信心。那一天,她跟娘一起推磨,走着、想着,想着、走着,终于忍不住跟娘开口了:

“娘,俺识字班的人差不多都找着工作了,我也想出去找工作!”

“找啥工作呀?”

“当售货员也行,上工厂当工人也行。”

“人家能要你吗?”

“你跟我大哥说说,让他给找找人呗?”

“他呀,他不见得能同意呀!三安这事,他还一直在怨我。我再跟他提你要出去,他准不能答应。你实在要出去就自己跟他说说吧。”

娘同意了,二妮挺高兴,琢磨了好几天,见到大安就想说,却又不敢说。也巧,一天晚上,二妮在去往识字班的路上碰上了大安。

“大哥,我,我想跟你说点儿事?”

“啥事?”

“俺们识字班的人差不多都找到工作了,你也给我找个工作呗?”

“你想找啥工作?”

二妮一听,“好像有门儿”,就兴奋地跟大安说:

“找啥工作都行,被服厂、酱菜厂、商店,都行。”

“我知道了,等我问问。”大安说完还笑了笑,转身就走了。

那一晚,是二妮最开心的一晚。她几乎又像八九岁时的样子,蹦蹦跳跳地往识字班走去,晚上回家时脸上还带着笑容。

第二天,大安来了。二妮在一边偷偷看了看,心想:“大哥,你今天就去问问吧,越快越好,反正干啥都行。”可是大安什么都没说,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这一天,大安好像哪儿都没去,吃完晚饭,天都黑了才回家。二妮想:“大哥今天可能太忙了,没抽出空来。”二妮盼了一天又一天,大约过去十来天了,大安还是啥也不说。二妮等不下去了,晚饭后就站在大门外边等大安出来。

“吱呀!”房门开了,二妮看了一眼——是大安。

“大哥,我跟你说的那事,你问了吗?”二妮忐忑不安地问道。

“啥事?啊,找工作,我忘跟你说了。那天我回去跟你大嫂说,想让大富给问问。可是,你大嫂她,嗨!她还把我说了一顿,说大富没那本事,我要给你找,就得给她那几个弟弟妹妹找。你说,我咋办?”二妮听了,眼泪顿时流了出来。啥也没说,哭着进屋了。

“咋了?二妮?”娘问她,她不回答。

“二妮咋了?”爹见状问娘。

“我问她,她这不是没说嘛!我看她在大门口跟大安说话。是不是她想让大安帮她找个工作干,这准是大安不同意呗。”

“找啥工作呀,在家帮着做饭吧,你一个人能忙过来吗?”

“嗨,随她吧。她在家也没少干活儿,能出去也行啊!我就是忙活点呗。孩子们都大了,六安也快上学了,家里有三妮照看七安就行了。”

“要不,让大安媳妇来帮你做饭?”

“得了,你可别跟他提这个。他要是想让他媳妇来早就来了。现在,让她来吃,她都耷拉着脸,拿咱这孩子们没好气地说。光这气,我也受不了。”

“大安也是,咋就只知道凶咱这几个孩子?”

“还不是随根儿吗?你看他越来越像老家他大爷了……”

“啊?”爹不愿意提老家的事,因此不再说话了。

二妮没找到工作,一直闷闷不乐。立夏后,镇里组织年轻人去农村帮着除草、间苗,一垄地能挣六毛钱,谁愿意去可以报名,二妮第一个报了名。

“你不回去跟你娘商量商量?”菜市场杨大爷的女儿问二妮。

“不用,我娘那天说了,我要想出去干活儿就去。”二妮很卖力,早晨先帮娘干点儿活,然后匆匆吃上两口饭,带上几张煎饼和咸菜就走。别人一天才拔一垄地,二妮中午不休息,一天能拔两垄。那年夏天她挣了三十块钱,秋天发钱时二妮高兴得什么似的,一分钱没花,统统拿给了娘。

“二妮,这些钱是你好不容易挣的,你留着买点儿啥吧!”

“我啥也不买。”

“那,我给你攒着也行,要买啥你就说话。”娘拿着钱,转来转去的没地方放。放在钱柜里吧,又怕爹和大安随便给花了。家里没有隐蔽地方,仅有的衣物都装在炕上的一个大木板柜里。娘想了想,就把钱塞进自己冬天穿的破棉袄里。

“放这儿了,你帮我记着点儿。”

第二年二妮又去地里间苗、拔草,干了一夏天,秋天又拿回来三十块钱,也都交给了娘。

“不孬,你都挣了六十块钱了。”娘把钱放在一块,心想:留着二妮嫁人时给她带着吧。

二妮虽然能出去干点儿活了,可是跟那些有工作的人比起来,心里总是不太痛快。二妮是个直性人,对大安媳妇的不满也都挂在脸上。大安媳妇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可是暗地里不断地唆使大安:

“二妮都十六七了,还不嫁人?再大就没人要了。”

“十六七岁不算大吧?”

“过了年就十八了,还小啊?”

“也是啊,有合适的你就帮着打听打听呗。”

“我帮着打听,你娘干啥的?你跟他们说呀。”大安真听他媳妇的,不久就跟娘说起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从山东老家来的,因为山东人都在这儿扎堆干活儿,所以他也奔这镇里来了。娘听说后就跟爹说了:

“大安给二妮提了个人,这回可得打听清楚了。”

“咋打听啊?谁都不认识他。”

“光听大安说,我不放心。要不就放一放再说吧?”

“你没问问二妮,她咋想?”

“她还不愿意嫁人,我跟她说,她连听都不愿意听。”

“那就先放着。”

可是大安他俩急,没过几天,大安就让介绍人把那人领到他家,大安媳妇见了说挺好。第二天大安又让他来到炉上。

这个人高个儿,长相一般,有点儿黑,比二妮大五六岁,说话慢悠悠的,不算招人喜欢,可也不招人烦。因为念过几年书,所以挺会说话。他一来,就在炉上忙活开了。好像对什么活儿都挺明白似的,抡一会儿锤子,又拉一会儿风箱,来回挑两趟煤,还把炉膛下面的煤砟子也都清理干净了,大安看着直点头。吃晌饭时,他还走过来帮着摆桌子、端碗。只是悄悄地看了二姐一眼,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第三天下午,他借着喝水的机会走过来跟娘搭话。娘知道后就放下手里的活儿,心想:不如就趁这工夫好好问问他吧。娘问他老家都有什么人、念过几年书、为什么来东北等等,他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娘见他说话还挺痛快,又问道:

“你在老家都干过什么活儿呀?”

“先在家种过三年地,后来又去镇里铁匠炉打铁,还在一个饭店又干了一年多,认识了两个人,就跟他们一起来这儿了。他们有亲戚在这边的林场工作,说是都落下脚了,捎信来让我明天去林场找他们。谢谢大娘这两天管我吃饭,给你添麻烦了。”

说到这,娘抬头仔细看了看他,不好再问别的,就客气了一句:

“不麻烦,以后路过这儿,就到家里来坐坐。”

“大娘,等我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我一定会再来。”这事就此放下了。

刚过年不久的一天早上,邮递员送来一封信。爹接过来看了看信封,自言自语道:

“不是老家来的,谁呀?城里咱也没别的熟人呀,谁给咱来的信?”

娘起初也以为是老家来信了。这么多年没有信了,就站在一边疑惑地看着爹。

“你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爹拆开信封一看,先是一愣,接着是又气、又喜。

“你是咋了?快说呀,倒是谁来的信呀?”

“三安啊!”

“啥?你说啥?三安来的信?三安在哪儿?从哪儿来的信?”娘惊喜得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是不是听错了?”同样的话,娘一连问了好几遍。

“你先别急,我看看,再念给你听。”

“哎呀,三安还活着!三安还活着!我就寻思他不会有事。这可好了,这回就能找到那孩子了,能找到就好了。”娘乐不可支,一时不知该说啥才好,就好像已经见到三安了一样。

“你听着,信不长,我给你念。”这时,大安、二妮听说了,也都吃惊地走进来。

爹、娘:

我是三安。我没跟你们说,就离开了家,让你们担心了。你们打我、骂我都行,我都不怪爹娘。我是跟着牡丹江京剧团走的,先是给他们干零活儿,后来他们就让我学戏。现在我已经学成了,演小生,再过一星期,就上演《白蛇传》,我想让俺娘来看我演的戏。

不孝子三安顿首

爹虽然生气,但还是流出了眼泪。娘更是一边听一边擦泪,不停地念叨着:

“我那孩子,我那孩子,娘可找到你了……”

大安却生气地说:

“真有本事,嫌打铁累,去唱戏。哼!”

当时这可成了家里的一大喜事。大妮和大妮丈夫都来了,还有邻居们也都来问长问短,替爹娘高兴。只有大安媳妇不高兴,淡淡地说了一句:

“有心眼儿的,都想离开这个家。也就他傻,死守着这个铁匠炉不放。”

可是,大安和爹都不愿意让娘去看三安。

“你还去看他?他要是有心,就该回家来看看。”大安说。

“你走了,这家里人吃饭咋弄?”爹说。

娘已经等不及了,不管别人咋说,娘都一定要去看三安。只是家里人吃饭问题确实让娘不放心。“这可咋办?”娘想来想去,“又不能让大安媳妇来做饭。就是叫她,她也不能来,恐怕大安也不能同意。算了,不舍着脸去求他们。我自己舍出几夜不睡觉,先拉磨,做豆腐,再摊煎饼。给他们摊下一堆煎饼,够他们吃三四天的,我就能走出去了。”娘想好了以后,就连夜泡豆子、泡米,第二天一早就开始推磨。一连忙活了四五天,总算给家里人准备下好几天吃的了。娘跟二妮说:

“你这几天在家给他们熬点儿粥,或者炖点儿白菜豆腐汤,弄上点儿咸菜酱,再热热煎饼,就招呼他们吃饭。我带上七安,明天就去看三安。”二妮点点头:

“娘,你几天回来?”

“快呀,去看看没啥事就回来了,连路上也就三四天吧?”

我知道娘不能带我去,因此没敢吱声,可是娘刚去城里第二天我就想娘了。不想吃饭,也不饿,整天就在娘去火车站的那个路边看着。到了晚上二妮来喊我:

“回家吧,娘还得好几天才能回来呢。一会儿就黑天了,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害怕呀?”二妮拉着我往回走,可我一边走还一边扭头往车站那边看。心想:娘,你啥时候回来呀?

第五天头上,娘回来了。听娘说,三安去火车站接娘,一见到娘,三安就跪地上了。

“娘!娘!娘!”三安连声喊着娘,泣不成声。娘也哭了,抹去眼泪,拉着三安起来。

“快起来,让娘看看。是我那孩子!是啊,是我那三安!长大了,长高了,长白净了,出息了,可不像那个砍柴、打铁的三安了……”

原来,三安天天晚上去剧团帮着搬运服装道具,又烧开水、看屋子,啥活儿都抢着干。剧团老板见这孩子挺勤快、还老实、又聪明,剧团带出来的人手又不多,就让三安给帮几天忙。三安跟他们混熟了,又被剧团一个大角儿看上了,要教他学戏。这个大角儿就是三安后来的师傅,在那个剧团里名气挺大。他对三安的身段、年龄、相貌都很满意。一问三安,三安又愿意。这样,三安就跟着剧团走了,因为怕家里尤其是怕大安阻拦,所以也没敢跟爹娘说。

“那你想不想娘啊?”

“想啊,天天都想,想得睡不着觉,老是梦见娘,还哭过几回呢。”

三安先领着娘去见了他的师傅,他师傅人虽然比较严厉,但是戏唱得很好,对三安教得也很认真。他一个劲儿对娘夸三安:

“你生了个好孩子啊!能吃苦,尊敬人。教他点儿什么,他就天天练,不练过关不睡觉。刚两年多就能顶角儿上台了。唱得很好,你来了,正好看看他的戏。”

娘在那儿一连看了两天戏,是娘很喜欢看的《白蛇传》。三安上场前都先把娘安排在剧院的戏台最前边就座。

“要说,这也不是头一次看戏。可是,以前看戏,那是听唱、看相,嘴里还跟着锣鼓点哼哼着。这回不一样了,都忘了戏文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三安、盯着俺那孩子看。就是看不够啊,每一晚都有三安。他一出场,下边还有人鼓掌。我咋看都不敢相信那就是咱自己的三安。听他那唱腔、看他那身段还有他穿着那皂靴,踩着那锣鼓点一抬腿、一迈步,咋都那么俊了呢!看着看着,我就掉泪了。旁边的人还问我‘咋地了’,我说:‘我高兴啊’!”说着,娘擦了擦眼泪。“就是挣的少点儿。空着手去的,又刚出徒,吃的、穿的还有行头,都得自己置办。我这临走,他还要借钱给你们买东西带回来,我没让。”

可是,三安还是想办法给爹买了一瓶酒,给我们这些孩子们买了一包糖果、两个面包。我分到了两块糖和一小块面包。那两块糖,我揣了很久都没舍得吃,每天只是摸一摸。面包在兜里都磨碎了,我领着七安去地里剜野菜时,一路上一会儿摸出一点儿来放进嘴里,心想:这是咋做的?酸甜、酸甜的,太好吃了。那感觉多少年后我都没忘记,可是也再没有找到。

娘回来后,就积攒了一点儿钱,买回两种颜色的布,动手给三安做了一身白色的练功服,还做了两双很软的布底鞋。

“他练功穿的那身衣裳都打了补丁了,鞋也快破了,别人看着直笑他‘太仔细’。我在他那儿都量好尺寸了,早点儿做好了,等他回来时可拿回去穿呀。”说着,娘又心疼地掉眼泪了。

春天来了。解放后,这个古镇虽然仍旧是一片穷困潦倒、百废待兴的样子,但是,春天毕竟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穷人有了自己的土地、手工作坊和商店。人们舒展开多年紧锁的愁眉,努力往这贫瘠的土地上播洒汗水,往自己的生活里灌输希望。

那是一个大晴天。湛蓝湛蓝的天空,喜鹊和燕子飞来飞去,在我家东边水井旁的那棵大榆树上衔泥筑巢。东南风轻轻捋过古老的城郭,催旺了铁匠炉里刚刚捅开的炉火。爹用一把大铁钳子从通红的火炉里夹出一块薄铁,放在砧子上,拿起锤子,“叮当!叮当!”地用力砸着,很快就砸出了镰刀的模样。放下锤子,爹走过来问娘:

“茶水沏好没有?”娘又往煎饼鏊子下面续了一点儿柴火,说:

“放锅台上了,你自己拿吧。”爹端起茶缸刚出去,相中二妮的那个人又来了,还拎着两瓶酒和两包点心。

“大娘!还记得我吗?”

“哦,是你啊!记得,啥时候来的?”

“昨天。我回去后就有工作了,在林场食堂干活儿。挺好的,也挺想你们的,一直想来看看,这几天串休就来了。”

“嗨,这孩子,刚工作,别枉花钱买东西才好。”娘擦擦手说。

“也没买啥。”他自上次见了二妮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就想快点儿找到工作再来。他见这会儿人少,就大着胆子直来直去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大娘,你可能也知道我是为啥事来的。以前因为还没有固定工作,也不好意思说。现在工作稳定了,就大着胆子来了。也不知大娘考虑过没有,就是介绍人跟大哥提的那事?”

几句话还真把娘难为住了:咋回答好呢?娘没想到他这么直截了当:说不行吧,他要问啥理由呢?说二妮不同意吧,也找不到合适的原因。可是也不能前怕虎后怕狼的,万一耽误了二妮咋办?干脆就说自己不了解他家情况、不放心吧。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这两个大的成家后都不太省心,就是因为结婚前不了解底细。你这儿呢,家里人都不在这儿,就更不知底儿了。想来想去,就是有点儿不放心。”

“哦,大娘,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我家里的情况的确不能光听我自己说。这样,您别担心,我呢,一定想办法让大娘了解我家的真实情况。”两天后,镇东南角一家姓张的跟大妮一起来见娘。

“呀,你咋来了?”

“我咋不能来呀?我来看看你们啊!”

“早就听大闺女说,你就住她家前边。说去串个门,一直没抽出空来,还让你这么远跑来了。”娘赶紧让座。

“你忙啊,你家这么多人干活儿,光做饭就够你忙活的。哪像我,就那点儿地,几天就种完了。”

说起来,这个姓张的也是从山东过来的,他的闺女就嫁给一个从山东老家来的人,也在林场干活儿。来找二妮的那个人和他们认识,他们两家在山东住同一个村。这不,那个人找到张家,托张家来介绍他家的情况。

“他老家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头几年都嫁人了。他爹娘跟着他姐姐,人不错,脾气都挺温和,现在还能干点活儿……”

娘不吱声,只是听姓张的自己讲。娘想:他说得越多越好,如果有问题,咋也能听出来。结果娘没听出什么不放心的事,就说:

“啊,听你这一说,俺也就放心了。你也知道,俺这大闺女出嫁后没少遭罪……”

“听说了,那样犯浑的婆婆,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就这样,娘和爹仔细商量了一下,又反复跟二妮说了几次,事情就定下来了。那年夏天,二妮就嫁人了。

我还记得,二妮出嫁那天虽然风和日丽,但是二妮就是不高兴。

杨大爷的女儿老早就来了,我们都叫她杨姐,她是来帮助二妮梳洗打扮的。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规矩,闺女出嫁时,必须得将鬓角边上的汗毛拔除干净。二妮的脸上扑满了白色香粉,杨姐就用两根细棉线,牙咬着一头,再用手拽着另一头,把汗毛一根一根地往下绞,疼得二妮直叫唤,眼泪都流出来了。

娘把二妮拔地挣的那六十块钱,用一块布包好让二妮拿着。二妮说啥也不要,娘硬要塞到她兜里,她都急哭了,掏出来,又交给了娘。

“娘,这些年我啥也没给家里挣,就这点儿钱,娘留着花吧。”

“孩子,你还挣啥啊?想找个工作干,也没人能帮你。大热天蹲在太阳底下拔地,汗一把、泥一把,好不容易挣这点儿钱,你一分也没舍得花,都留给娘。娘咋能要你的呢?唉,你要是实在不拿呢,娘就给你留着,啥时候想花你就花。”二妮心里有好多话,可说不出来,只是流眼泪。

“你也知道,娘也没有钱,只给你做了这一身衣裳、一床被褥,就打发你出门。你穿过的旧衣裳,我看你也洗干净包好了,等过门后你再回来拿去,也好替换着穿呀。”娘心里一酸,忍不住也流泪了。

“大娘,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你娘儿俩这是怎么了?”杨姐见状,便婉言相劝。娘擦了擦眼泪,换了个话题:

“去了,跟人家好好过日子,别犯倔,遇事多商量。他要是欺负你,你就回来跟娘说,娘去找他。可不能像你大姐似的,受了气也不吭声。”

“不能,要是有人敢欺负咱二妮,我第一个找他算账。”杨姐也是个快言快语的人。

二妮脸上挂着眼泪走出家门。出了大门,又依依不舍地回过头来看了看。娘站在门口向二妮摆手:

“去吧,孩子!去吧,孩子!”娘看着二妮跟着二妮丈夫走远了,就端起一盆清水,从大门口泼了出去。据说,这叫“覆水难收”。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也寓意二妮千万别走回头路。

后来,那是过了很久的后来,二妮跟他回老家看他娘时才知道:二妮丈夫来东北之前,在铁匠炉上嫌活儿累,又换了几个地方都不如意,总是这山看着那山高。最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随别人远走他乡。这事,来东北的人谁都不知道。

二妮出嫁后的头几天,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夜里睡觉时没人挤我了。以前晚上睡觉,我都是和二妮合盖一个褥子。我经常感到她的腿压在我的身上,很沉重。有一次都把我压醒了。我两手使劲往下搬她的腿,可就是搬不动。二妮白天干活儿累啊,怎么搬她,她都不醒。

因为家里钱少,我们没有褥子铺。而我俩又没有单独的被子,只能合盖一个褥子。那个褥子挺薄,但挺宽。夏天我俩就横着盖,上边露着头,下边露着脚,反正也不冷。冬天只好顺着盖。不够宽怎么办,二妮就把我俩的棉衣脱下来压在上面。这样,一翻身衣裳就掉一边去了。所以,不是她露在外边挨冻,就是我露在外边挨冻,娘夜里经常起来帮我们盖好。

二妮出嫁后,娘身边就剩下五个孩子了。我刚六岁,还干不了什么活儿。四安和五安天天上学,家里的活儿基本上由娘一个人包了。尤其是推磨、上地里干活儿和洗衣裳这几件事,以前都是二妮帮着娘做。现在没人帮了,娘就让四安和五安自己洗自己的衣裳。有时候,娘也让六安帮着推磨。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娘也让我帮着推磨。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在那磨道上刚转几圈就迷糊,头晕晕的,直恶心想呕吐。起先,娘还以为我嫌累找借口,就说我:

“俺都拉一辈子磨了,也不迷糊。你一个小孩子,咋就迷糊?”

后来,我真的吐了,脸也黄黄的,娘就不让我推磨了。说真的,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推磨。我宁可不吃豆腐、不吃煎饼,也不要推磨。

二妮不在家,我觉得家里好像少了很多人,没有人帮我说话了,也没有人照顾我了。尤其是当七安欺负我的时候,以前都是二妮替我挡着。

七安只比君祥略大一点儿,他是爹娘的第十个孩子,爹娘都很娇惯他。在我们十个中,他是唯一一个不讲山东话、对娘叫“妈”的孩子,也最能欺负我。而且,不管他怎么欺负我,都没有人说他,挨说的只有我。

“他不是小吗?”娘说。

七安见娘总向着他,就更肆无忌惮了。早晨起来,我都把炕上的被子叠好了,因为我个儿小放不到柜子上边去,这时还赖在炕上不起来的七安就嘲笑我:

“三妮子、三妮子,够不着就搬梯子,你去搬呀,你咋不去呢?”不然,他就嚷嚷,“三妮儿,快去给我拿尿罐!”

“你不会起来出去尿?”

“妈,你看三妮子,不给我拿尿罐!”

还有一天早晨我叠起被子后在炕边上弯着腰找鞋,七安爬过来一下子把我推到地上,我的头磕在那块石头上,流出了很多血。我哭着去找娘,娘说:

“咋弄的?快点,摁上块马粪包。”

“七安把我从炕边上推到地上了。”七安看我把头磕破了,起先也有点儿害怕。可是他见娘来了,反倒耍起赖来:

“妈,是三妮先说我的!”

“唉,你这么大了,就不能让我省点儿心?”我又挨了一顿说。后来,我就怕七安了,总是躲着他。可是,哥哥姐姐都不在家,娘只能让我照看七安。

没过多久,镇里所有手工业企业就都实行“公私合营”了。成立了机电厂,我家的铁匠炉也被合并进去,算是入股,爹进厂当了工人。大安被调到京东木器厂当了厂长,京东离世环镇也就几里地远,可是他媳妇不愿意把家搬去,她嫌那儿离她娘家远了。

从那天开始,我家那个“叮叮当当”响了五六年的铁匠炉,就此沉寂下来,熄了炉火。那个一到晚上就“噼里啪啦”响的算盘,也已悄无声息放进了铁柜里。那本用线绳装订起来的账本,还没到最后一页就画上了句号。

爹把那个曾经日夜冒烟的炉棚,改造成既能住人也能存放东西的储藏间,砌了一铺很长的火炕,以备成家立业的儿女们日后回家时居住。除了这铺炕以外,五六年来爹这边并没有任何积蓄。衣服都是破得不能再穿了,才计划着更新。一家人唯一不再发愁的,也就是有了饭吃。

最遗憾的就是,开炉那几年也没花点儿钱修修这破房子。房顶上的草已经腐烂漏雨,墙上的泥也早已剥落,门窗上当啷着的木条被娘拽了下来。娘就用麻袋片捆个草把子绑在房门下面,夏天挡雨、冬天挡风雪。我们睡觉的那铺土炕塌陷了好几处,经常冒烟,有时候都能看见火苗。在娘的一再催促下,爹终于找来了炕板石开始修炕。炕修好了,娘点着火,烘烤那还很湿很湿的土炕,炕上直冒热气。

“明天初五有集市,得买领炕席了?”娘跟爹说。

“买吧,买这弄那,哪都得钱呀!”第二天,爹扛回来一领新炕席,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你们去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儿稻草回来?铺在炕席下面,也能软和点。”因为我们经常到草垛那儿去玩,就去那里跟一个朝鲜老大爷要稻草,他给我们一人一捆,我们抱着就往回跑。娘把我们拿回的稻草铺在新炕席下面,我和六安都爬了上去,蹦啊、跳呀。

“真软和!”

“哈哈!”

“快下来!炕还没干透呢,你们再把炕蹦塌了不挨打才怪!”娘听见我们的吵嚷声,开门申斥了我们几句,我们这才知道炕上不能蹦——那以前的炕可能都是我们给蹦坏的。

新炕席好看,但是扎人。因为除了爹以外我们都没有褥子铺,只穿着背心裤衩睡觉,所以只好把衣裳脱下来垫在身下。

那时候爹在炉上干活儿,习惯了抽烟、喝酒。休息时先拿出纸来卷纸烟,划一根火柴挨个儿点。尤其是范家屯付家叔叔的老爹来镇里卖烟时,娘不忘人家的大恩大德,所以总是叫他到家里来住一晚上,给他买点儿肉、炒个菜、蒸两个馒头。付家爷爷也总是给爹留下一点儿黄烟。爹本来在老家时总被大爷叫去陪着喝点儿酒,开炉后又开始买酒喝。喝得不多,也就一两酒的量,但却落下个毛病,就是气管不好,加上东北又冷,经常咳嗽。娘一般不让爹喝酒,但是管不住,尤其是付家叔叔或付家爷爷来了,爹总要陪着喝点儿酒。爹到机电厂上班后,下班先到小食杂店买一毛钱的凉酒喝下,然后再回家。娘闻到酒味后,就埋怨:

“买回来喝吧,还能就着点儿菜。空肚子喝,不怕伤身吗?”

可是爹知道,若是天天都买酒回来喝,娘肯定不高兴。就这样,爹的气管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明显了。

当然,家里也有高兴的事,那就是吃饭的人少了很多。娘不再像以前那样,整天为十几口人的吃喝日夜操劳受累了。爹上班,三个哥哥上学,家里总共七口人,比以前清静多了,也像个家样了,家里开始有了正常的作息时间。

公私合营后,镇里的人被分成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我家是城镇人口,菜地被收回去了,定量供应成品粮,吃菜自己买,门前的院子也可以种点葱、茄子和辣椒。

爹一个月工资只有六十二块五毛钱,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还要供三个学生,经常捉襟见肘。可是,爹开了工资一拿回来,总要求娘给他留点儿零花钱。娘先给他留五毛。爹嫌少:

“再多给两个?”

“再给你五毛。”

“再给一块吧?”

“一块钱能买好几斤米呢!”爹想想,娘说得也有理,就不再坚持。娘又把那一块五毛零钱都给了爹,总共两块五。

“给你,你挣的钱,你想花多少都行,只是不能总买酒喝。这钱我也不是随便花,以后你还是记账吧。不管我买粮、买布、买盐,还是买菜,你都记着账。省得到月底没钱了,你问我,我又记不住。”因此爹准备了一个小账本,专门记录家里生活开支。

因为我的上边和下边都是男孩子,所以他们玩的游戏我都会。一天吃午饭后,五安和六安在大道上跟西边孙家一个男孩儿扇“方片儿”。我口袋里也有,就从口袋里拿出几个,站在一边等着下注。五安输光了就跟六安借,六安不借。

“三妮,你借我两个?赢了就还你。”我摇摇头,把手背到身后。

“你不借我,就不让你玩!”

“那就借你两个。”我下了注,可是我扔不动那铲石,结果都输了,五安和六安就捂着嘴偷偷乐。这时,娘来喊我:

“三妮啊,你也跟他们一块儿疯,没个女孩儿样?快去看着七安。”我赶紧跑回屋去。

“你俩也轻点扇,把衣裳弄脏了,明天可没干净衣裳穿着上学。”尽管我家穷,衣裳都打着补丁,可是娘从来不让几个哥哥穿着脏衣裳上学。脏了,娘当天夜里就洗,在锅台上熥干了再让他们穿上走。

有一天,我让七安在一边等我玩一会儿再走。结果我一甩手中的木棍儿,不小心一下子打在七安的头上,打得他大哭着回去告状。我也傻了眼,悄悄跟在他的后边。娘给七安揉着,看我进去了,就举起手打了我两巴掌。可是手落在我身上却很轻,娘没舍得打我。但是晚上七安又跟爹说了。爹看了看我,说:

“女孩子家,咋比男孩子还淘!”说着,还用古书里的话教训了我一顿。我也没听懂爹说的是什么,好像是说女孩子就不能像男孩子一样没规矩什么的。

又一天,我看见娘又来喊我,不敢再贪玩,就转身回去领着七安走了。在菜市场大门口,我俩站在那里看人家卸车:有西葫芦、菠菜和小葱。一筐一筐的,从大马车上卸下来,都被抬到菜棚子里过秤,杨大爷不停地走来走去地招呼着。看见那西葫芦,我想起了那天早晨,我家后屋黄小五端着一碗泡了西葫芦汤的二米饭,站在我家后窗户那儿吃。闻着那个香啊,真馋人。

我又领着七安走到菜市场旁边的老沈家。老沈家养了三头奶牛,几乎天天出去放牧。尤其是春天,一定要让奶牛出去吃点儿青草。他家的奶牛饲料好,个个膘肥体壮,还有一只大花狗天天跟着。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早,大花狗跟在奶牛的一边,缓缓地从北边往他家走来。

沈家在这个镇子里很气派,院落也很特殊:一大排红砖瓦房里有七八个房间,一条长长的走廊,两房儿媳、祖孙三代、男女十口人都住在这里。他家的人不仅相貌好,而且衣着、说话都很得体。两米多高的宽木板围墙里有牛棚、机井、菜地和好几棵果树。他家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女孩儿,叫沈玉平,早我三年上学。我经常见她放了学,就邀附近的几个女孩儿在一起玩“过家家”。她们玩的“过家家”与别人不同,都是在一起模仿老师上课的样子。大家都搬着小板凳,拿着纸和笔,集中在饭店旁边老徐家的后院或后屋里。

当时我已经想到沈玉平她们一定又去徐家玩了。我也很想去玩,但是她们不放我进去,不知因为我领着七安还是嫌我衣衫不整,我想哪怕只是站在门口看着也行。果然她们五六个小女孩儿正“上课”,我就领着七安站在门边往里看。沈玉平当老师,穿着对襟花格布衫、制服裤子、拉带鞋,一根水粉色头绳扎起一缕头发,很洋气。不像我:小花布褂子的大襟破掉了一个角,袖口也破得没有袖边,便服裤子膝盖处还打着弯,自家做的布鞋也不分左右脚,大脚趾都快钻出来了,还梳着中式的门帘头。

沈玉平身后有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一些拼音字母和文字,我不认识。沈玉平回头往黑板上写字时看见了我,摆摆手示意我走开。我往后躲了躲,突然脚底下踩到了什么东西,软软的,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团猴皮筋儿。估计是她们刚才玩完掉在这里了,就弯腰捡了起来。我也很喜欢跳皮筋儿,也想拥有一条,但是我家买不起。虽然自己没有,平时也难得跳一次,但我并没想要别人的东西。我想得把皮筋儿交给她们再走,于是又忐忑不安地站回了门口。

沈玉平写完字,见我还不走,就开门撵我:

“快回去吧,别再来了,不能让你进的。”

“我,我不进去。这是我刚才在门口捡的,给你。”我把皮筋儿递给她,回头就想走。她看了看说:

“啊,这是我的皮筋儿,在哪儿捡的?”

“就在这地上。”说完,我抬腿就走。她突然叫住了我:

“你是不是也想来跟我们一块儿上课?”我急忙点点头。

“看你还挺诚实的,就让你进来吧。不过以后再来时,尽量……”

“尽量”什么?是不想让我带七安,还是想让我穿得整齐一点儿,她没往下说。后来我想,可能是她想到了我的家境,不愿意提出我没有办法达到的条件吧!我领着七安进去,因为没带小板凳,就想坐在地上。

“不要坐地上,把我的小板凳给你坐,你弟弟就站着吧。”沈玉平说。

我很感动,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一样,终于被人家接受了。那里没有我玩过的那些泥土团、石头子儿、木头棍儿、玻璃碴子什么的。那是另外一种地方,有着我完全没见过的另外一种氛围。当时,我虽然还说不上来,但是却觉得那里很神圣,与我平时玩的任何游戏都不一样。

“这些字,你都不认识,慢慢跟我们学吧。明天讲故事,该谁了?”她问大家。

“我。”一个我叫不上来名字的女孩儿举起了手。

“好,你回去准备准备。”接着,她又指指我说:

“讲故事,你懂吗?”我不置可否地也点了点头。

“那好。以后你要是还来,就得准备讲故事。听见了吗?反正别的你也不会。”

我虽然还不知道她们讲的“故事”是什么,但我估计:那可能就是我曾经听二妮讲过的那些天上的“星星”、老虎和狗熊摔跤、从地板下面伸上来的吓人的“长毛大手”吧?从那天开始,我就很认真地准备“讲故事”。晚上,坐在大门口,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还把娘叫出来,问那颗星星叫什么名。

没想到我讲的故事还挺吸引人,大伙都回过头看着我,还有人干脆面向我坐着。“过来,过来,你还是来前边讲吧。”沈玉平向我招招手。不知为什么,我一点儿都没紧张,而且遇上讲不明白的地方,好像还自己胡编了一些,她们还鼓掌呢。听见她们鼓掌,我胆子更大了,就讲起了老虎和狗熊摔跤,听得她们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可是,当我讲到“长毛大手”时,大伙儿都害怕了。徐家就是木板地,大伙儿看着那地板都站了起来。

“别讲这个了,挺吓人的,以后不许讲害怕的故事。”沈玉平马上摆手制止我。

“那,能讲京戏里的故事吗?”

“京戏?有意思的就行,坏故事不行。”我也不懂什么是“坏故事”,反正都是从娘那儿听来的,也都断断续续的不完整,什么《花木兰替父从军》《包公铡陈世美》《孟姜女哭长城》等。那时候,娘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们讲,往往能讲很长一段故事。我再把这些故事搬到小朋友们面前,大伙儿听得有滋有味。沈玉平也没再阻止我,只是问:

“你从哪儿知道这么多故事?”

“听我妈说的。”我们在外面都把“娘”说成“妈”,因为怕人家笑话。

沈玉平听说是我娘讲的,顿时就改变了对我家的态度。她的改变,也使娘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我影影绰绰地觉得:娘虽然不识字,但是娘不是没文化。而且,我朦朦胧胧地觉得:有文化就受人尊重。

那以后,沈玉平和徐桂英经常叫我去给她们讲故事。有时候,我们也坐在草垛上讲,因为在那儿能看见天上的星星。但是,沈家和徐家都不愿意让女孩子黑天往外面跑。所以,晚上她俩经常不来。但是,打那时起,她俩却成了我孩提时代最愿意交往的小朋友。

有一天晚上,机电厂的林厂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家里看望爹娘。林厂长很年轻,像个文化人,很体面。他还带了两瓶水果罐头,进门后就交给了爹娘。

“一直说来看看你们这些老工人,今天总算抽出点儿时间,可还得带着孩子。”爹娘赶紧招呼林厂长坐下,就坐在爹的专座——那个木头凳子上。

“你看,我家也没个像样的地方,委屈你坐吧。”娘客气地说道。

“挺好!挺好!”林厂长的儿子也只有三岁,拿着一个苹果,站在林厂长的腿边。

六安、七安和我一见来了陌生人,都不好意思地挤着坐在炕角上。

“去,把苹果给你的哥哥、姐姐分一分,和你一块儿吃,行不?”林厂长拿出钥匙串上的水果刀,一边削着苹果皮,一边问他的儿子。

“不嘛!”

“分给他们点儿吧,他们好和你玩啊!”他儿子在他腿上蹭着,摇着头。

“别呀,他们都大了,不用吃。可别把孩子弄哭了。”娘赶紧阻拦。

林厂长问了爹的收入和开销,又按人口算了算账,并与开炉单干时作了比较。然后说:

“是紧张点儿。钱不多,以后有机会时,我跟厂里说说,对你们这些生活困难的老工人,看能不能给一点儿补助。”接着,他又问:

“九个孩子,不容易呀。从山东逃难到东北,没少吃苦吧?孩子都念着书了吗?”

“若是能都念着书可就好了。”

“还有几个没上学的?”

“这两个小的。”

“啊,还有一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没念书。大的都念书了吗?”

“大的,三安念了一年书就下来在炉上干活儿了。那俩大闺女一天书也没捞着念,整天在家干活儿,那时候没条件呀。”

“现在有条件了,可得让他们上学念书,女孩子也要念书。新社会了,男女平等,咱们可不能歧视女孩子。生活困难点儿不要紧,孩子慢慢长大就好了。可若是没文化,对他们一生都会有影响,到时候想补就晚了。你唱戏的那个儿子若是不识字,能走出家门去唱戏吗?听说唱得还挺好?”

“厂长说得对,现在是新社会,怎么也得让孩子都上学念书,不能耽误他们。”爹说。

我坐在墙角静静地听着,似懂非懂的,也不知道爹娘答应让孩子念书包不包括我,林厂长走时,还过来拉了拉我们的手,说:

“好好念书,长大了,日子一定会比现在强。”

娘把林厂长带来的水果罐头又拿过来,塞在林厂长的手里。

“我们也没啥给你这孩子的,这个你拿回去给孩子吃。”几个人推来推去,林厂长只好拿回去一个。

“罐头这东西咱可吃不起,留下了就欠人家好多人情,‘人情大于王法’呀,咱一时半会儿还不上,这一个也留着打点人情吧。”娘对我们说。

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领着七安出去玩,碰上了沈玉平。她老远就喊我:

“我正想找你呢,你不想上学吗?都八岁了。”

“想,什么时候能上?”

“现在就开始报名了。”

“在哪儿报名?”

“学校啊。那儿有老师,你快去吧,别忘了带上户口本。”

我回到家,立即跟娘说。娘想了想,问我:

“你自己能去报名吗?”

“能!”

“那你就自己去吧。”我没想到,娘会这么痛快地答应让我上学,真是太高兴了。我原来还担心娘不会让我们女孩子上学呢。我又想起了林厂长,兴许是爹娘听了他的话吧?

我马上洗了脸,跟娘要了户口本。娘帮我拽了拽衣裳大襟,说:

“先穿这个去吧,以后也给你做身制服衣裳,就是得花钱啊,制服衣裳也费布。”

我蹦蹦跳跳地很快就到了学校,接受我报名的老师,就是后来我的班主任陈老师。

四安小学毕业没考上中学,一年后就入伍了,是工程兵,很艰苦。临走时,娘千叮咛万嘱咐,就怕他不小心伤着自己。结果他还是把腿弄坏了,而且不是工伤,是他自己休息日去游泳,被玻璃瓶子割断了左脚跟腱,在部队治了一段时间,还是瘸,只好提前退伍,到机电厂办公室当了职员。

娘看到好端端的一个四安一瘸一拐地回来了,顿时泣不成声,拉着四安的手不放。

“咋就弄成这样了?你咋就不当心呢,干活儿那么累还去水里玩?都治这么长时间了咋还没治好呢……”

“说是不好治,以后可能就这样了,得慢慢养。”

“这样可不行!回来就好了,在那儿也看不见你更惦记。回家来咱自己想办法,咋也不能这么瘸着呀?还疼不疼?”

“有点儿疼,走多了更疼。”

从那天开始,娘这颗心就放不下了。见到谁都访听治疗办法,抽空就去医院问大夫。半个多月跑遍了镇里三家医院,还到几位老中医家里去拜访,结果都没好办法。只是从左邻右舍和一些老乡那儿问到了几个偏方,爹看了,说“都是一些活血化瘀的方子”,那几个中药方子毒性大,不敢让四安吃,当然也没钱买。于是娘就学着给四安按揉,还弄来一点儿鲜姜和辣椒碾碎调酒外敷,又烧热水放上花椒、盐和艾蒿让四安泡脚。这几个办法轮流试,天天晚上都要忙活到很晚,可是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四安就烦了,说娘:

“你就是舍不得花钱买药!以后我用我自己挣的钱买,不用你再给我揉了。”

“你实在要买就买吧,可是得让大夫看看方子行了再买,药不同别的可不能乱吃啊!”

四安也不答话,从那儿开始,他挣的钱就都自己拿着,到处找人治疗。娘知道他心里不好受,所以不再说什么,只是嘱咐他:

“可别枉花钱啊,除了治你那腿,还得成家哪。”

那年五安也小学毕业了。一天晚上,爹下班刚回到家,西边一家女孩儿她妈就到我家来了。

“在家呢,他大娘?”

“哎哟,这不是他二婶儿吗,你咋有空来串门了?”

“嗨,别提了。你进来,他大娘,我得跟你进屋去说点事。”

“快,快进来。”娘不知是啥事。但是看样子,她好像不太高兴。

“去,你们小孩子别跟进来,都在外边玩吧。”她把我们都拦在门外。不大工夫,她就出来了。爹娘都跟在后边,一个劲儿地向她赔不是。

“这是咋说的?他二婶儿,你,先别着急啊……”

“等会儿五安回来了,我不会饶过他!”爹很少说这样的狠话。

“去,你去找找五安,让他快回来!”娘对六安说,末了又补充一句,“就说你爹找他。”

其实,五安就躲在炉棚里,爹去拿东西时看见了他。六安回来时,五安已经在挨打了。

“啪!啪!啪!”爹好像是在用皮带抽打五安。

“畜生,畜生,打死你!看你还敢不敢?”只听见五安被打得嗷嗷大声叫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你想打死他呀?”娘在一边劝阻爹。

“这样的畜生不要也罢了。这不是给咱往脸上抹黑嘛!不打,还留着干啥?!”爹越说越生气,越打越用力。直到把五安打得没动静了才罢手。就这样,爹还气得不行。

我们都被吓坏了,谁也不敢出声。天都黑下来了,也不敢进屋。又过了一会儿,娘推开门,只把六安和七安叫了进去。

“你在外边待着吧,别进来。”娘说我。

“嗯。”我赶忙答应,心突突地跳个不停。

我一直不知道那原因,只听说爹不仅痛打了五安,也教育了六安和七安,好像是他们男孩子的事。

五安被打得很重,好几天都起不了床。因为他毕业后也没考上中学,整天在外边闲逛。娘和爹商量还想让他读初中,就省出点儿钱让他上了补习班。可是,五安不好好念,三天两头就不去了,动不动就去游泳、抓鱼。

挨打后一连十几天五安都闷闷不乐,爹就让他去河边割草,晒干了留着苫房子。娘怕他想不开,再弄出什么事来,每天他走之前或回来后,总是没话找话地跟他说一会儿话,开导他:

“五安,你可不能跟你爹记仇,他打你也是为了你好。你都是大人了,不能不知好歹!”娘知道他被打得太重了,心疼他,也就格外地关照他一点儿。每天他出去割草要带午饭,娘都把给爹准备的干粮和菜分出一点儿来让他带上,还给他带上一块油毡纸。

“河边湿气重,晌午歇着躺这上边不受病啊。”

苫房子需要很多草,靠五安割草可不够,必须再买一车,娘只好千方百计地节省钱。每个月买粮,娘都精打细算。那天,娘头上顶着半口袋玉米面,手里还提着十斤大□子、六斤小米、一斤四两豆油和二斤咸盐,顺路又买了一盒火柴。回到家,放下粮食,又把剩下的钱都掏出来数了数,放在抽屉里,就开始做晚饭。娘一边做饭,心里一边在算账。可是,不知怎么了,咋算都对不上数。

“咋还缺八毛多钱呢?”娘在心里算了一遍又一遍,就是对不上账。

“算了,等一会儿做完饭一块儿算吧。”娘用手抹去头上急出的汗水,不再去想钱的事。晚饭后,娘跟爹说:

“今天我把这个月的口粮买回来三分之一,光买点儿粗粮,白面和大米等下个月再买吧。你帮我算算账,我咋算不过来呢?”

“咋不买白面和大米?”

“一斤白面是苞米面三倍的钱。不是还得省出点儿钱来,求求人,给五安找活儿干吗?”爹没说话,但是显然不太高兴。爹打开小铁柜,拿出算盘,“啪啦啪啦”准备好。

“你说吧。”

“苞米面一斤一毛一分五,买了三十斤。大□子一毛一,买十斤。小米一毛五,买六斤。豆油两块八毛五一斤,一斤四两都买了。还有二斤盐、一盒洋火……”

“总共九块九毛八。”

“我拿去十一块,应该剩回一块零二分吧?”爹又扒拉了一下算盘:

“对,得找回来一块零二分。”

“可是咋就找我二毛一呢?还差八毛一呢。”

“是不是我打错了,再算一遍。”

娘又报了一遍数,爹又打了一遍算盘。

“还是那个数,九块九毛八。”

“是我路上丢了,还是少找给我了?”

爹拿起算盘“晃啷”一声,那意思是:“谁知道你是咋弄的?”

“不行,八毛多钱呢?路上我就去买了一盒洋火,给他两毛钱,他找我四分。不会掉地上呀?”娘想来想去,不知道那八毛一分钱哪儿去了。

爹都开始准备睡觉了。可是娘还在纳闷:钱本来就不多,再弄丢点儿,真是的!娘心里很是烦恼:“还不如都买了粮食呢!我寻思着,这个月还得交电费,连酱油醋都没买。省出钱来可赶紧求人给五安找工作,再说还得苫房子呢。可,这是咋说的……”娘想来想去:准是粮店弄错了,明天我得再去问一问。

娘攒那点儿钱,真是不容易。每回买粮回来,爹娘都要这么认真地算一遍,谁也不嫌烦。

第二天娘又去了粮店,详细问了一遍才知道,原来苞米面和大□子从这个月开始涨钱了。

“那边贴着涨钱‘通知’呢,你没注意看吧?”粮店收款员小张说。

“我不识字啊。苞米面涨二分,苞米□子涨二分一,正好八毛一,没错啊。”说完娘就出来了。虽说没丢钱,可是娘的心里还是不痛快:“咋就涨钱了呢?这回还数苞米面买得多。”娘念叨着回到家,一路上啥也不寻思买了,就盘算着怎么才能再省出一点儿钱来。为了赶在入冬前把房子拾掇好,娘前几个月已经攒了一点儿钱,可还是不够。这天晚上,娘跟爹说完粮食涨钱的事后。又说:

“这一年多,我总共攒出来七十多块钱。你每次都算账,也都清楚。”说着,娘打开木柜,把以前每个月节省下的钱都拿出来交给爹。“快过冬了,这个月趁你刚开工资去买一车草和草绳子,再加上五安割的草,快把房子苫上吧。”爹拿过钱来数了数,就锁在小铁柜里了。

那时候,一家苫房子,只要跟左邻右舍打个招呼,大伙儿都愿意来帮忙。不用花工钱,但是得管饭。干一天活儿,管一天饭,菜里得有肉,晚上还得给点儿酒喝。所以,这是一项大工程,不少花钱。不做好准备,谁也不敢轻言苫房子。

我家房子简单,只要把草平铺在房顶上,再用草绳子横一道、竖一道地都拦起来,两头拴在房檐上就行。苫房子那天,大安也来了。可是中午吃完饭,他媳妇就打发君祥把他叫走了,说是他们单位有事找他。

大安走后,往房顶上扔草的活儿就由娘来干,那是把一捆一捆在水里泡湿了的草往房顶上扔。娘去扔草,就没人弄水泡草和草绳了,爹只好又从房顶上叫下一个人来顶替娘。因此,虽然起一点儿早、贪一点儿黑,一天之内总算把四处漏雨的房顶拾掇整齐了。前前后后,连买草带吃饭,一百块钱还没够,又借了七八块。房子修好后,娘盘算了一下对爹说:

“下个月开支,得先还上苫房子借人家的钱,还得买一车稻壳或锯末,剩的那点儿底子也快烧没了。煤呢,买不了一吨咋也得买半吨。要不,这一冬天烧什么呀?”

那时候,我家烧火做饭,都是用稻壳或锯木头的碎末,用一点儿草点燃后,再用风箱往灶里煽风助燃。夏天少烧点儿,做好饭就熄火。冬天做好饭再压上点儿,让它闷着热乎炕。两间屋合用一个火炉,添上点儿煤压着火,不挨冻就行。不管买什么,都得花钱雇马车往回拉,还得给车夫准备饭菜。所以,当地养马车的人很多,都靠拉柴、接站做生意,也很赚钱。但是稻壳或锯末不是谁都能买上的,得求人或花钱开票。所以,每年这都是最头疼的一件事,经常听爹娘议论:“今年,可找谁帮忙开票呢?”其实,那时候大安在京东木器厂当厂长,可是他只帮着买过一次,他媳妇就不干了:

“咱家就不烧了?你又给开票又给找车,钱谁出?还不是你出!以后这事你少管,他们不是还有那么多儿子吗?咋光靠你一个?”

因此,娘每次跟大安提买锯末的事,大安都犹犹豫豫的,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等多长时间也没信儿。所以,那年一直没买到,就烧之前省的那点儿底子,慢慢想办法。

不久,二妮丈夫在单位分到了职工宿舍,回来搬家时二妮让他帮着买锯末。他说:

“买锯末也得求人,还不如求人买一车劈柴呢!俺村的那个大孟就在林业,明天我去找他。”林业木材厂的碎木劈柴可好了,都是从大原木上锯下来的边角料。长的、宽的、方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有一些树皮。如果光点炉子,买一车能烧好几年。二妮丈夫第三天就开回票来,还给垫付了钱。娘接过票来,高兴得不得了,但又犯愁手里没钱,只好说:

“这钱,得以后再给你了,手里现在不宽绰。”

“什么钱不钱的,以后再说吧。”碎木劈柴拉回来那天,娘乐得合不拢嘴:

“这回可好了!这回可好了,咱还没见过这么多劈柴呢!”

“烧了可惜了,挑出一些来把咱这院子也夹上杖子吧。”爹说。

我家院子四周只砌了两层石头,石头中间竖了一些木桩,木桩上面挂着带刺的铁线。若改成木板或树皮院墙可气派多了,我们听了都很高兴。不料,刚过了两天,还没等爹娘往外挑呢,大安就来了。

“我来看看这木柴,他大嫂说要换换我那边院墙,让我夹上一圈木板杖子。”当时,急得我们都想说“这边也要夹杖子呢”。可是,我们刚说出“这边也要……”,就被娘瞪了一眼,娘不让我们说。

“那你自己挑吧,你看着哪个好就拿哪个。”

“拿吧,拿吧。”爹也说。

大安竟然也不问问爹娘要不要夹杖子,就把最宽、最长、最厚的木板和树皮全都挑走了,足足挑走了一半。六安和我一直都在那儿看着他往外挑,心里不断地想:“行了,行了,不少了,再挑就没了。”当时,我真是心疼得不得了。大安挑走后,大的、成材一点儿的基本上就没了。娘看了看,跟爹说:

“你要是想拾掇这院墙,就在里边再挑一点儿吧。短就短点儿,总比刺线强,这大门口天天过车过马的,木板墙也能挡挡尘土。”

“还挑什么了?七长八短的都夹上也不见得能够!”五安好久不跟爹说话了,实在忍不住才说了一句气话。

果然,到了礼拜天,爹娘领着我们一起,把剩下能用的木柴全都夹成杖子,也就刚刚凑合。而且爹娘夹的杖子比大安家的杖子整整矮了半截,还七高八低的。

“高就高点儿,低就低点儿,别再锯了。都锯得就低不就高的,就太矮了。”娘对爹说。

这件事,左邻右舍都看在眼里,跟我们说起大安家的杖子时,话里好像都带着刺儿。爹娘知道后,不让我们再议论。

太碎的那些还挑出来几块,钉了三个小板凳。我们高兴地坐在小板凳上,使劲闻着树木的清香气息,感觉很开心。但是手上却都沾满了松树油渍,那个黏啊,往哪儿抹都抹不下去,洗也洗不掉。我们就用手往下搓,可是越搓越多,两手也越搓越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无奈。

“不知道二女婿这木柴钱啥时候能还上啊?”娘一边收拾锯和锤子,一边提醒爹。

“等有了钱吧。”爹让五安帮着,把拆下来的生满铁锈的刺线在地上拉直,再慢慢往一根木头棍上卷,刺线扑扑棱棱的很不好卷。

“用木棍挑着,那头用脚踩着,别用手拿,小心扎着!”爹反复叮嘱五安。

那天晚饭后,娘终于忍不住,又跟爹提起了给五安找活儿干的事:

“五安大了,不能总在家待着。找工作花钱不说,咱又求不着人。你跟你们林厂长说说,能不能让他去你们厂当学徒?”

“找林厂长?”爹想了想,“不知道是不是也得花钱送人情?”

“花点儿钱也行啊。要不他没有工作,以后咋成家?”

没过多久,一天爹下班回来,一进屋就乐呵呵地跟娘说:

“林厂长跟副厂长说了,让五安去那儿当徒工,林厂长还说‘千万不要送礼’。”

“那可好了!”娘非常高兴,五安也很开心,好久没看见他乐了,娘的这件心事总算放下了。

五安是徒工,一个月才开十几块钱,他还要买技术方面的书看,又要读技术补习班,娘都依了他。娘说:

“你自己挣的那点儿钱,能用来学点儿技术可不错。等转正就好了,挣多了都攒着,成家时好用。”

那年临过年,爹收到了三安从老家寄来的一封信。爹看完信后对娘说:

“三安要回来过年呢。信里说,他这几年到处唱戏,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都被他拒绝了。他们剧团正在山东演出,他回老家看了看,他二大爷——就是要过继三安的那个二堂兄,给他介绍了一个闺女,三安说这个姑娘比他小两岁,个头儿跟他差不多,有文化,问咱们行不行。要是行呢,就带回来让爹娘看看。这事,还是你来拿主意吧,你说咋办?我好给他回信。”

“还能咋办?二堂兄都把三安当成自己的孩子了,就让他做主吧。咱来时不是也答应二堂兄了吗,等他需要时就让三安去他那儿嘛。”

二大爷一听说这边没意见,还真把三安当成自己过继的儿子一样,把婚事给办了。三安又来信说,他带着媳妇年三十那天一定能赶回来。

“可是,这个年咋过呢?三安若是不回来,咱领着孩子们初一、初五吃上两顿饺子就行了。谁也做不上新衣裳,旧的缝缝补补穿着也能过年。可是三安他俩回来,咋也得准备点儿过年吃的东西呀。家里这么多人,又不能这个吃那个看着……”这回娘可犯难了。“弄来弄去,还是得借钱呀!四安和五安那点儿钱一动用就再也攒不住了。”

“上哪儿借去?”爹问。

“要不你去跟你们厂子里借点儿钱吧。林厂长那天来时,不是说厂子里有‘互助金’吗?‘实在困难的,可以先借一点儿。’咱先借二十块钱,下个月从工资里扣吧。”

爹借回来这二十块钱,娘几乎是掰碎了一点儿一点儿花的。娘先把大米、白面、豆油、盐和火柴这些必需品买了回来。之后,又拿着发给的肉票,一人半斤,买了三斤半带骨头的猪肉。此外,还买了两斤酱油、两斤醋、两斤大葱、五斤大蒜、一斤粉条。

爹让娘买了一张大红纸,自己写对联。还买了一把香,爹要供奉神明,还要供祖先。为了让家里有点儿喜兴,还买了两张年画。

这些就花去了不少钱。娘数了数,手里剩下不到五块钱,不敢再花了。本想买几张报纸糊糊墙的,也没敢买。

“行了,明年再糊吧。”娘说,“万一有啥事不得不花时,也不能一块钱都拿不出来呀!”

所幸家里还有过冬吃的大白菜和十几斤大萝卜,娘还腌了半缸酸菜。再就是秋天我们从地里捡回来的一些小土豆,还有捡来的黄豆粒儿娘一直留着,想换点儿豆腐过年吃。

大年三十那天下午,三安带着媳妇回来了。三安出去唱戏后,可比以前更秀气也帅气多了,还真有个京剧“小生”的样。爹娘看了,心里那股高兴劲儿都挂在脸上了。可惜的是,他媳妇比我们想象的可差远了,他们来的那几天,我们几个一直在想:三哥咋就看上了她?

三十晚上,镇里好几个企业都组织了秧歌队,扭秧歌、踩高跷、摆旱船、耍龙灯。各企业之间,还在对方门前扭秧歌拜年,非常热闹。尤其是放鞭炮的非常多。我家买不起鞭炮,我们就跟着秧歌队捡鞭炮。六安不愿意带我,自己先跑了。我刚出门就被娘叫住了:

“领着七安!”

我也不愿意领他,人太多,挤来挤去的,既怕他丢了,又怕他被人踩了。结果,我俩只能站在一边等秧歌队过去了,再去地上找那些没有响过的小炮仗。有的连捻儿都没了,但只要捏着还硬,我也捡起来揣兜里,这些哑炮还能放嗤花。那天晚上,我捡了小半兜炮仗,手脚都被冻木了。回到家,点着一根香就到门口放炮仗去了。我们都舍不得多放,放了四五个有捻儿的,又掰断四五个嗤花放。

第二天早饭后,许多人来拜年,我们三个小的就在炕里边等着,看有没有人给我们“压岁钱”。我们是从前年开始得到“压岁钱”的,今年也没白等,每人得到四毛钱。

初二那天,三安夫妇去给大妮拜年,因为大妮她婆婆被三儿子接走了,所以他俩就在大妮家住了一夜,初三与大妮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回来了。

“娘,我把俺大姐也拽来了。”

“哎哟,真不简单!这都几年了,你大姐也没回来过个年。”娘十分感慨。

“娘,你放心,有我呢。以后,我年年去接俺大姐回来过年。”

“那可就好了。”

二妮因为孩子太小不能回来,就找车捎回来一条三四斤重的鱼,还有一点儿蘑菇和木耳。

“这回可好了,来这儿一些人,可有东西给他们吃了。”娘说着就拿来盆拾掇鱼。

“六安,去找你大哥来这儿吃。”爹吩咐道。

“大安来吃,还得炒两个菜啊。”娘说。大妮知道娘这儿没有钱买吃的,就跟娘说:

“俺不在这儿吃,俺来看看,一会儿就领孩子回去了。”

“咋不在这儿吃?自打过门后,你就没回来吃过饭。过年了,在这儿吃!还有孩子,吃了再走!”娘说。

“不行。”大妮说啥也不在这儿吃,没办法,娘只好放她走了。

初三这天,热热闹闹的,本来过得挺好。我们五个孩子在小屋吃饭,一人一碗大米饭。娘给我们都泡上了鱼汤,还拨了一点儿鱼,又给我们盛了一碗炖酸菜。

大屋炕上放了一个大饭桌,爹、大安、大妮丈夫还有三安夫妇在那儿吃。娘一直没有上桌,一会儿给他们倒热水烫酒,一会儿又给他们添菜。三安媳妇也喝了两杯酒,喝完了,娘又给她盛上饭,接着娘就在那儿不断地收拾厨房。

我们很快就吃完了饭,还把碗筷都拿了出去。我看见娘在收拾厨房的时候,手里攥着半个窝头,一会儿吃一口,再喝口酸菜汤。今天人多,娘怕饭不够。

不料,他们喝着酒,说着话,越说话越多,一直吃到三四点钟。主要是三安,他离家出走前后的那些酸甜苦辣,借着酒劲全都冒了出来,他先是埋怨娘不该把他送人。

“娘,过来坐这儿,我跟你说句话。”娘走过来,坐在炕沿边上。

“娘,你说,你咋就答应二大爷把我过继给他呢?是嫌我不如俺大哥吧?在老家,俺大哥可比我吃香啊,念了好几年书不说,也不用下地干活儿,还净跟我爹吃一样的饭。娘,你还是我娘吧?你们都那么疼俺大哥,俺大哥啥苦都没吃着啊,来东北他也没讨过饭……”

“嗨,老家那事就别说了,后来不是年景变了吗?来东北,他又被抓去当劳工,这才没去讨饭……”

“可是,娘,他去当劳工有饭吃啊。俺在家跟着你一块儿讨饭,那是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呀!三天两头就挨饿,下着大雨还得去要饭……”接着,三安又说他是如何挨饿受冻等等。他越说越心痛,越心痛说得就越起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又哭又说。哭个没完,说个没完,完全不管娘的感受。娘见他那样,也知道他有苦没处说,心结一直没打开,索性就让他都吐出来吧,因此就没再说什么。三安媳妇不好意思了,赶忙制止三安:

“快别说了,娘不比你还苦吗!娘为了过继你的事,不是都跟大爷闹翻了吗?”

“去,你知道啥?”三安扒拉了一下他媳妇的胳膊,接着说。

“三弟喝多了,快给他弄点儿水,让他醒醒酒吧。”大妮丈夫也放下筷子,站起来制止他。娘撩起补了两块旧布补丁的上衣大襟,擦着脸上的眼泪,赶紧去端水,还兑上点儿醋。大安早就坐不住了,这时把酒杯用力往桌上一放,说:

“老三,今天咱就喝到这儿吧!要想喝,明天再喝。明天你到我那儿,我让你大嫂多给你做几个菜。你对我有啥意见,到我那儿再说。”大安不劝还好,一劝三安反倒更来劲了。

“你那儿,我是不能去。对了,你是俺大哥,开炉那时候我得听你的,现在,你还想管我呀?你忘了,你是咋逼着我在炉上干活儿的?我那时候才多大?我手都磨起了血泡,累得直不起腰来。刚想歇一会儿,你就骂我,还用脚踢我。我在你眼皮底下活不下去了,是你逼我离开了家!”大安听不下去,一甩袖子抬腿就走了。走到门口,见娘站在那儿,不高兴地对娘说:

“你躲在这儿?咋就不管管他?”

“我再说他,他还不得更来劲?我是怕你们打起来呀!”大安听也没听,摔门就出去了。这时,大妮丈夫也觉得没什么话好说,指指窗外:

“天快黑了,我也得回去了。三弟,你睡一觉吧,睡一觉就好了。”三安媳妇扶三安躺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娘赶紧过去拿过一件衣裳给三安盖上,说:

“喝了酒的人不知冷暖,可别着凉啊!嗨……”娘拾掇着碗筷,又对三安媳妇说,“这些孩子跟着我受的苦,那就不用说了,都是为娘的没能耐呀。哪个娘是自己过好日子让儿女去受苦的?没有啊。”

“是啊,娘,别听他胡说。”

“我还寻思他在外边这些年把他大哥的事就忘了呢?咋还都放在心里呀?”娘擦着眼泪说。

“等他酒醒了,我说说他。”

娘叹着气,慢慢刷着碗。然后,揭开水缸盖看了看:“啊,水还有半缸呢,明天再挑也行。”接着,娘又去炉棚看了一下,心里琢磨着:“初四,吃一顿大米饭和酸菜炖骨头。初五,再吃一顿饺子。这样,三安他俩回来这几天,也就支应过去了。”

初四那天上午,三安媳妇觉得三安昨天闹过火了,就想打开唱机放两张唱片缓和缓和气氛。

“就听这张《玉堂春》吧,听听有没有你唱得好?”

“那肯定比我唱得好啊。”

不知啥时候这张唱片弄坏了,刚唱了几句就“咔哒咔哒”直响。他俩翻过来掉过去,弄了两遍,还是不往前走。

“干脆,你给我们唱几句吧?回来后还没听过你唱呢!”没想到,三安很痛快地答应了。

“唱什么呢?要不就唱《四郎探母》吧?”爹听说三安要唱戏,赶紧找出从老家带来的京胡,反复擦了擦,又紧了紧弦,抹上松香。虽说多年不动它了,但是手法没忘,拉得还挺流畅。

“看爹拉得多好,你倒是快点唱啊?”

三安清了清嗓子,摆开架势。因为地方太小,他就原地转身,跟着爹的京胡唱了起来:

虽然分别二夜晚,

为人需要礼当先,

辞别公主跨走战,

泪汪汪哭出了雁门关。

……

我们都爬上炕,静静地听三安唱戏。三安那么镇定自若、有板有眼地唱着,真是太棒了!好像他不是我的三哥,而是一名真正的演员。当时,我想:假如他不耍性子,假如他能多为娘、为这个家想一想,该有多好!可是,他毕竟是我的三哥。

娘也放下手里的活儿,进屋来站在门口听。三安见娘进来了,给娘鞠了一躬,又接着唱:

唉,娘啊,

姥娘亲请上受儿拜,

千拜万拜也折不过儿的罪来。

孩儿被困在番邦外,

隐姓埋名躲祸灾。

肖后待儿恩似海,

铁镜公主配和谐。

儿在番邦一十五载,

常把儿的姥娘挂在儿的心怀,

胡地衣冠懒穿戴,

每年问花开儿的心不开。

闻听得姥娘到北寨,

乔装改扮回营来,

见母一面愁眉解,

愿姥娘福寿康宁永无灾。

……

昨天以来的紧张气氛顿时消散了,家里又有了过年的样。

唱了一段后,三安媳妇示意我们给爹和三安鼓掌,我也跟着鼓起掌来。三安好像没听见一样,仍旧全神贯注地往下唱。可能他演出时就这样唱吧,娘看着看着,眼泪又掉下来了,赶紧擦了擦。

初六三安他俩就要走了,所以初五晚饭后,娘就动手给三安收拾他要带的东西,三安跟在娘身边。娘去炉棚打开木板柜,把过年剩下的那点儿白面、大米、粉条、木耳、蘑菇都拿出来,说:

“不多呀,你都带着。自己在外边过,不容易,这点儿还能吃几顿。这点儿小米也拿上吧,掺上大米做饭、熬粥,比光吃大米强,有饭的香味。”转过身来,三安看见了大蒜。

“娘,我想拿点儿大蒜?”

“行啊,都拿上,冬天吃点儿也暖和。这儿还有一把干辣椒,一块儿装上。”说着,娘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就问道:

“你不是说我腌的酸菜好吃吗?我捞出几棵,剥去菜帮子,你光拿那酸菜心儿。”

“行!”

“再炒上两瓶咸菜酱吧,你不是说这酱比买的强吗?”

把炉棚的东西装好后,娘又进屋打开炕上大木柜,从一个破布包袱里拿出给三安做的一套白色人造棉练功服和一身青色便衣,还有一双新布鞋。

“给你,早就给你做好了,你一直也没回来拿。”说着,娘又从中拿出两双新袜子和两条新毛巾。

“这个你也拿上,我一直给你留着,省下在外边再花钱买呀。一个月就那几个钱,顾了东顾不了西的。”娘又打开另一个小一点儿的旧布包袱,说:

“这里有二十四尺棉布,我买来想换换家里的被里子。你拿去吧,够做两个被衬的。上回我去你那儿,看你的被衬都磨破了也舍不得换。本来应该给你做两床被褥的,可是,知道你这事时已经来不及了。你也不早点儿跟家说,买被面和棉花都得凭票,一时凑不齐。你那儿若是没有,就再等几个月,我做好了你再回来拿。”

“不用了,娘。这被衬我拿着,被褥我都买了。那回你去我那儿时让我攒钱成家,这回我都用上了。”说完这话,三安可能觉得愧疚了,拽着娘的衣襟,又哭了起来。

“娘,前天我不应该胡说,让娘伤心。我……我是说给我大哥听的。”

“你啊,你说娘啥,娘都能担着。自己的孩子啥脾气,娘心里明白。只是在外边说话办事,可得掂量着点儿。太直性了,得罪人哪!以前,老人们不是常说‘交一个人一条路,得罪一个人一堵墙’嘛?”说到这儿,娘立即打住了。娘怕不知哪句话他不爱听,再闹起来。“唉!好了,咱不说这个了,都过去的事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咱还得往前看哪。”

那回三安走后,又回来过两次。还是那样,一喝了酒就耍性子,大闹一场。所以,娘又想让他回来,又怕他回来。

起初,我们也挺想念三安的。但是因为他爱耍脾气,每次走,又都把家里仅有的那点儿好吃的全带走,弄得家里很紧张。粮食不够吃,娘就只好买回豆腐渣做“小豆腐”给我们当饭吃。爹也挺长时间吃不到细粮,娘只好拉磨摊煎饼给爹吃,用自己的辛苦来补亏空。

那年,娘快五十岁了。虽说已经立春,但是东北的春天依旧很冷,甚至可以说是春寒料峭。因为年前没有买到锯末,三安他们春节回来烧得又多一些。所以刚过十五,家里的锯末就见底了。

“没烧的了,还得想办法买呀!”娘跟爹说。

“锯末现在是买不到了,买稻壳吧?”

“稻壳也行啊,买一车省着点儿能烧一年。”

“一会儿我再去找找老金,就是得多给他五块钱开票。”

“少给他两块不行?”

“他说他也是从别人手里匀出来的,得给别人三块,他就得两块。”

这老金是我家原来的邻居,朝鲜族人,爱喝酒。经常在集市上买一点儿生牛肉,不敢回家,就来我家要一点儿盐,坐在门外石头上吃生牛肉喝白酒。没有钱,他就偷偷倒卖稻壳票赚钱买酒。因为他儿子在碾米厂上班,能开出稻壳票来。但是因为他老喝酒,所以也不愿意给他开。他就找别人开,或者从别人手里匀。因此也不知哪天才能弄到,只有干等着。

“一车稻壳二十五块,给他五块,雇车五块,管车夫一顿饭两块。加起来,得三十七块钱。开学他们仨又得交六块钱学费,都算上得四十三块。上哪儿弄去呢?”爹扒拉着算盘,稀里哗啦的,扒拉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用心算都算过来了,可是爹还在扒拉算盘。

“咋地,哪儿不对呀,你还没算完?”

“晃啷”一声,爹把算盘收起来,没好气地说道:

“对,对,不用算,都对着呢。我在想,上哪儿弄钱去呀!”娘听后一着急,干呕了两口,急忙往外走。刚出门,“哇”的一声就吐了。

娘已经不是第一次呕吐了,春节前,我就见过两三次。有时候,还吐不出来,在那儿干呕,就让我们给捶捶背。可是,吐得越来越频繁了。

“找个大夫看看吧?”爹说。

“不用啊,过两天就好了。”三安回来后,娘又着急又上火。吃饭也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冷一口热一口的,这毛病就加重了。

“嗨,这还得先找大夫看呀!”爹说,“明天,我再跟厂子说说,看能不能在互助金里再借一点儿钱?”

“年前借的那二十还没还,再借?”娘擦着嘴说。

第二天晚上,爹拿回钱交给娘,说:

“又借了五十块。厂里工会的人说,让你先去找大夫,别耽误了。”娘先拿出三十块钱来交给爹,说:

“得先买烧的呀,这锯末说没就没了。”娘又留出十五块钱来,准备雇车和给我们交学费。剩下五块,娘从中拿出四块,说:

“这四块得再买点儿高粱米了。高粱米便宜,买回来在磨上拉拉好摊煎饼。我拿这一块找个大夫看看脉,他说得对,就抓一服,不对就不抓。”

又过了两天,娘实在挺不住了,就去找一个姓严的老中医。这位严先生也就五十多岁,可能是看娘穿得破吧,爱搭不理地问了几句,就说娘是心有问题。他说的症状和娘的感觉不太一样,而且一服药就要两块多。娘一生气,也没抓药就回了家。晚上,爹回家看了看处方,也说:

“是有点儿不太对路,你是空着手去的吧?”

“咋?还得给他带东西呀?”

“在这儿就兴这个呀。去家里看,不挂号,也不在他家抓药,不给他钱就得给东西。要不他吃什么呀?”

“咱哪儿有钱给他买东西呀?怪不得他说是心里有毛病呢!”

“再找找老吴先生吧?都说他看得好。听说,有些人家穷,不给他送礼他也给看。”这位吴先生七十多了,就是住得远。星期天,爹带着娘一块去了他家。吴先生头发都白了,很绅士,啥也没问,只让娘伸出手来看看脉。然后说:

“你呀,没啥大毛病,都是不注意饮食闹的。再加上生气、挨累、着凉,影响了脾胃功能。你若是想用药呢,我就给你开个方子;不用也行,回去多注意调养。”娘听了挺高兴,就把一块钱给他放桌上了。

“我也没多带,就这一点儿,你收下吧。”

“这可不行,我不能要!你是信任我,才这么远来找我。这一块钱对你很有用,一定要拿回去!”推让了半天,吴先生说啥也不收,还叫他孙子把爹娘送到门外。回来的路上,爹娘都十分感慨。

“看人家吴先生多有人性!”

又过了几天,一个经常上我家串门的小老乡去市里办事,顺便去药店跟人家说了说娘的情况。药店的人推荐了一种白色药面,说:

“这是日本产的,一小包两毛钱。一天吃一小包,对症的话吃三天就能好。”他拿回来后,娘只吃了两小包就不吐了。可惜没记住那药名,剩下那一小包也不知弄哪儿去了。

开学后,我们都忙着上学,谁也不去想家里没有柴烧的事。锯末烧到最后那点儿,都是掺着土的了。烧完了撮出来的灰沉甸甸的,里面有很多土。

“不行啊,实在是点不着火了。”娘从直往外冒烟的灶坑前抬起头来,抹了抹被烟呛出来的眼泪,“走吧,拿把镰刀,去路边找找,割点儿草回来烧吧。”娘出去割草路过老金家门口,娘在那门口停了一会儿,犹豫要不要进去找老金时,老金从身后过来了。他看见娘,愣了一下,赶忙拉着娘的衣服就往旁边躲。

“松开手,你拉着我干啥?”

“过这边,我得跟你说……”老金怕他老伴知道他买卖稻壳票,第二天上午就悄悄给娘送来了。

娘拿到票,立即就去雇马车,安排在第三天给拉稻壳。

头天晚上,像准备要去打仗一样,娘找出几块破布说:

“明天都拿上,把这布包头上,稻壳净刺儿,掉脖子里扎得慌。”接着又找出破麻袋、簸箕、铁桶、土篮子、铁锹、绳子,还有破炕席。“一人一件,快点装。明早给车老板买盒‘握手’烟,一两毛钱,他高兴了咱可多装点儿。”

马车上边竖上炕席和草帘子,周围用绳子一拦,围成一个两米多高、三米宽、四米长的囤子。如果车老板心情好,他会帮你把这囤子围得下小上大,车上再有两个人边装边踩,能多装很多。

那是一个礼拜天,刮着西北风,天很冷。去的人得在漫天飞舞的灰尘中抢稻壳,脱谷机吹出一点儿来装一点儿,稻壳和粉尘被刮得飞来飞去,直眯眼睛。

现场一大早就去了三四辆马车,二十多人在那儿抢着装车。而且那时又经常停电,一停电不能开机就没有稻壳了,说不定啥时候才给电。就为这,我们早早就到了脱谷厂,占了个好位置。这里是下风口,吹到这边的稻壳最多。只是人遭罪,我们在那连搂带装,整个人都陷在一团团的稻壳和灰尘当中。越靠近脱谷机,稻壳越多,灰尘也越大越遭罪。稻壳就像北风卷起来的沙粒一样,劈头盖脸地飞过来,打在身上、脸上和手上,露在外边的皮肤被稻芒儿扎得很疼。

娘不让我们靠近脱谷机,她头上蒙着一块破布,自己一个人去脱谷机那儿往外搂。先搂过一堆来,再帮我们装满麻袋、铁桶和土篮子,连背带提的都弄到车边,四安腿脚不方便只在车边往上递,爹和五安在车上连装带踩。

“快去装啊!”过了一会儿,娘看我站着不动,就催促说。

“我眯眼睛了。”

“快过来,我给你看看?”

娘手上都是灰尘,也不敢碰我的眼睛,就对着眼睛吹了几口气儿,然后又让我吐三口唾沫。还真管用,试着不那么扎了。娘又把我们头上的布摘下来,抖干净,把我们几个的嘴和鼻子都蒙了起来,只露着两只眼睛。

“这样呛不着啊。”

娘搂了一大堆,让七安看着,又过来帮我们装满,再拽到车前。一着急,腿脚跟不上,还跌了一个大跟头。七安嫌太呛了,总往灰尘少的地方躲。

“你站那边稻壳少啊,他俩咋装袋子?再往这边来一点儿,脸冲着车那边,就能睁开眼睛了。都忙活一会儿,车装满了就好了。”娘不忍心让七安在这遭罪,可是又实在找不到别人帮着干活儿。

就这样,我们忙了整整两个多小时,总算装满了一车。

虽然娘和我们都被呛得直咳嗽,满脸灰突突的,头上沾满了碎稻壳,手上扎了一根又一根稻壳刺儿,但还是很高兴。因为我们是第二个装满车的。

“行了,行了,这一车,可够满的。”车老板说着,又紧了紧绳子,就把车赶出了大门。

我们扛着锹、拿着土篮子和桶啊盆的,跟在车后边。一路上,看着那车稻壳颤颤巍巍的,真担心会倒下来。

“没关系,天天这样,我慢点儿赶。”车老板说。

娘领着七安头前走了,回去给车老板做饭。娘给他买了酒,炒了两个带肉的菜,又焖了两碗大米饭。

爹陪车老板吃饭的时候,娘就领着我们几个再往小棚子里倒腾稻壳。四安只能背一会儿歇一会儿,五安也学着偷懒,不是喝水就是上厕所。只有六安低着头干活儿,装满桶,还用脚使劲踩一踩,左手提着桶,右手提着土篮子。

“不行啊,孩子,你没那么大力气,拿不动可别逞强啊!”娘说。

又忙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弄得差不多了,四安说:

“行了,剩下那点儿里边净是土不要了。”娘看了看说:

“剩下这点儿我收拾,你们去洗洗吧,先拿笤帚把身上扫一扫。窝头和苞米面粥都在大锅里热着,有咸菜酱,自己拿着吃。”

娘把散落在马路上、水沟边的稻壳轻轻地扫起来,再一把一把地抓到桶里,又装了两桶,提到灶前说:

“这车稻壳好啊,不少稻米糠掺在稻壳里一块儿刮过来了。等烧火的时候我再用筛子把米糠筛出来,蒸窝头时掺上还能吃啊。”第二天,娘就掺上稻米糠蒸了一锅窝头。我只掰了一点儿尝了尝就放下了。

“娘,有点儿扎嘴。”

“是那‘京子芒’,也都碎了,筛不出来,留着我自己吃吧。要饭吃那时候,连这也吃不上啊。”那以后,娘蒸窝头时,总是和两种面,她自己吃掺了稻米糠的那种窝窝头。

不料这次拉稻壳,再一次累伤了娘的脚。讨饭吃那年受寒凉加上走路多,已经伤过一次。可是娘没有说,娘怕说出来会加重孩子们的心理负担。

“本来没饭吃就够可怜的了,要是我再因为脚疼不能走路,孩子们不就绝望了吗?”这是后来娘跟邻居聊天时说的。打那起就落下了根儿,一旦累着或受凉,都疼。

这天晚饭后,就着灶里的余火热了一点儿水,泡上端午节采来的艾蒿,又放进去几粒盐,趁热泡脚。娘把脚慢慢放进热水里,用手捂着脚后跟说:

“很疼很疼,像针扎一样。”我们看着娘那么痛苦,都无言以对。娘烫完脚后,揉了一会儿脚后跟,说:

“给我拿过剪子来,趁着刚烫完脚,好剪剪脚上的茧子,再不剪就没法走道了。”娘折倒在脚底下的四个脚趾头上,长满了厚厚的茧子。娘用剪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剪,没烫透的地方还剪不动,弄不好还出血。

“疼吗?”

“不剪下来一走道就疼啊!”

“脚底下咋会长那么多茧子呢?”

“走道多了就长啊。”我和七安趴在旁边,看着娘修剪自己那双伤残的小脚,心里很难过。娘靠脚后跟走来走去、为我们做这做那,要忍多少疼痛啊!

“娘,脚后跟烫一烫就不疼了吧?”

“这毛病一犯咋也得疼上个把月。”娘平静地说着,伸手在上衣口袋里掏了半天,总算掏出来了,是折叠起来的一毛钱。

“去供销社买一个蛤蜊油吧?”

“蛤蜊油”,就是在蛤蜊壳里装上凡士林,娘用来抹手的。每年冬天手裂得不行了才买一个。这时我们才看到娘的手背、手指、手脖子上,到处都是裂得一道一道的血口子。睡觉前,七安经常让娘用手在他的后背上搓痒痒,就是用这些裂口搓,该多疼啊!

娘为了自己的儿女,默默地忍受着各种痛苦,一点儿一点儿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们却都不懂事,不知道心疼娘,更不知道帮娘干点儿家务活儿减轻娘的负担。也许正是因为娘太能忍受苦难、太能容忍儿女的作为、太愿意承担责任的关系,致使儿女们对娘的痛苦没有感觉,娘吃苦受累好像都是应该的。而这一点,也造成了儿女们一生的缺憾和悔恨。

稻壳买来后,娘就不着急了。那天爹开工资后,娘花几毛钱在集市上买了几只小鸡崽儿和鸭崽儿。

“你爹挣的这点钱这么紧,急用时手头一毛都没有。养两只鸡鸭长大了,还能下个蛋换点钱。猪,咱是养不起了,都上学没人去弄猪菜呀!”

为了能有点儿零用钱,娘还让我们留心捡废品,都放在小棚子旁边的胡同里攒着。攒多了娘拿去卖,回来还给我们一人分一点儿零钱,我就用那钱订了一份《少年报》,上中学后还订了《诗刊》。

我家院里和门前马路上到处坑坑洼洼的,一下雨就存水,平时也总是绊脚,娘就让我们捡碎石子儿把它垫平,再垫上灶里的柴灰。

“垫平了,谁从那儿走都好啊。”经常看见娘弯腰捡起路上的石头子儿或撮点儿土去垫上。

“你看看,这么多碎石头,不小心就绊一下。”因为娘总是垫路,所以大门前那条马路就数我家门口那一段最平整。

我家屋里屋外,常用的东西都在眼皮底下。尤其是院子里,爹娘都经常把一些小绳头、碎铁丝、破布条等能用的东西,缠成一团塞在杖子上。

“这些东西,遇到了顺手就捡起来搁这儿。说不定啥时候就用,省得到处找。”我们也都习惯了,用时就去拿,捡到了就放那儿。

一天,娘跟爹商量:

“抽空把猪圈拆了吧,也不养猪了还占着个地方;把厕所也拆了,路南有公厕。再就是那一堆石头,搬到胡同里堆起来,好好归置归置这院子,还能种点儿菜。光靠买菜吃还行了?”

爹娘领着我们一起干,不到两个星期就把地方都拾掇出来了,还把猪圈底子起了当粪肥,上到地里。这样,我家院子就显得宽敞多了,种菜没问题。

“你看,这多好,这么大一块地能种不少菜呢。”娘说。

邻居家看我家腾出院子来要种菜,就匀了一些茄子和辣椒秧拿给娘,娘又上市场把人家卖剩的菜秧子也买回来栽上,还栽了一点儿小葱,种了一点儿小白菜和菠菜,贴着杖子处又种上了几棵向日葵。

“少种两棵向日葵吧,就这么一点儿地方,多种几棵豆角可吃菜啊。”娘说。

看着院子里有了绿色,就显得有了生机和活力,真是太好了。那年夏天,我家终于有菜吃了。爹、娘和我们的脸上都多了笑容。

不久就开始“大跃进”了。上午上学,下午挖地道、种试验田。午饭后,镇里各条道上都有扛着铁锹、挎着土篮子或提着铁桶的学生,纷纷往学校走。

挖地道时我们班单独挖了一个地洞,里面能容纳七八个人。我们都觉得很新鲜,有时就在那里开班委会,研究怎样抓麻雀、去哪儿抓老鼠或如何跟踪特务等。有时候还在地面上练习摸、爬、滚、打。衣裳和鞋都磨破了,娘知道这是学校让我们做的,所以也不责备我,只是叮嘱我注意安全。

学校的试验田也要挖一米深,把下面的土翻到上面来,说是这样土地松软。后来又说下面的土生,让我们再倒腾回去。六安在他们班当劳动委员,处处带头,一个多月下来,他的腰就累得直不起来了。

“明天别去干活儿了,跟你们老师请假歇一天吧?”娘说。

“那不行,我们有任务。”当天晚上吃饭时,娘喊他起来,他却站不直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还是弯着腰。

“今天我去给你请假吧?”

“娘,你可别去,你去了老师该说我了。”六安怕娘下午不让他去干活儿,中午没回家吃饭。娘就拿着两个热窝头,又夹上点儿咸菜找到六安的教室,见到了六安的老师。

“我是来替俺家六安干活儿的。他年纪还小,这几天累得腰直不起来,我怕他伤着自己。有啥活儿,我来干吧?”老师听后一愣,很快明白过来,急忙解释说:

“我也怕他累坏了,这样吧,今天你就先领他回去休息两天,没事了再来。”结果六安还是累伤了腰,影响了长个儿。

六安心地实诚,也爱逞能。一天放学回来跟娘说:

“我想把咱家柜上的铜板起下来。”我家大木板柜上的合页和拉手都是黄铜的,柜中间还镶着一块圆形组合铜板,挺好看的。娘问他:

“你们老师又让你献铜啊?”

“人家别人都献了,就差我了。”

“咱家都献不少了,就剩下这一点儿,你再起下来,还不把柜起散了?”

那年“大跃进”号召“大炼钢铁”,家家户户献铜、献铁。爹把他十分珍惜的黄铜水烟袋拿去厂子捐献了,四安献了铜鞋拔子,娘给街道拿去了铜洗脸盆,五安献了个大铜匙子,我和七安只好把捡来的碎铜拿到学校去了,所以六安才急得要拆柜卸门。

爹回来后着实舍不得拆,可是家里沾铜的东西一点儿都没有了,柜门上的铜板明晃晃的,格外显眼。谁来了都能看见,现在不拆说不定哪天还得拆。“干脆,把上面的铜都拆下来!”不大工夫,我家大木柜上镶着的黄铜板和铜合页就不见了,都换成了铁的,看着真有点儿惨淡和伤心。

我们低年级下午不到校时,娘就让我去剜野菜。娘用热水烫一烫,撒上盐一拌,或者让我们蘸酱吃。

头两年,我也愿意去,一放学,拿着筐和小镰刀头就走。后两年虽然也不是不愿意剜野菜,可是心里不像以前那么平静了。尤其在读了一些书之后,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开始感到我家和别人家的差距,渐渐地对自己的家产生了一种叛逆心理。我常想:“我”为什么是“我”,是这个“贫穷的我”?为什么不能成为别人,成为另外一个“我”,像那些走出家门、到外地去做事的人一样?

因此,那时心里只想着学校、上学、读书,一有空就看书。背诵教科书,把《少年报》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五安拿回来一本很厚的书,没头没尾,我还有点儿看不懂,有些字还不认识。可是我却非常喜欢那本书,都看入迷了。心想: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该多好!甚至到处去找书里说的那些作品。

我们学校有个很小的少先队图书馆,那里所有的书我都看过了。老师看我这么爱看书,又是少先队大队长,就把图书馆交给我来管理。因此我常常放了学也不回家,或者回到家吃口饭就走。一点儿都不帮娘干活儿,更不去照看七安,平时娘也不去管我。可是,家里一旦忙起来,需要我帮着做事又找不到我时,娘就会很生气。

一天快傍晚范家屯付家叔叔来了。娘很高兴地陪他说了一会儿话,就动手做饭。可是需要买一点儿肉、菜和酱油,还得再买一点儿白面。娘一个人忙不开,就问七安:

“三妮又上哪去了?”

“学校呗。”七安就喜欢幸灾乐祸。

“你拿粮本和钱去学校找三妮,让她去粮店买五斤白面,快点拿回来!”七安去教室没找到我,又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踢球才回家。娘买回肉和菜后,怎么也等不到面了,而且都到了粮店关门时间,不禁很生气。

“这个三妮,整天不着家,咱也不知道她都在外边忙什么。等着,等她回来的……”没有办法,娘只好又去杨大爷家借面。不巧杨大爷家也没面了,杨大娘看娘着急,就去她闺女家拿。这么一折腾,娘更生我的气了。我回到家时,付家叔叔已经吃完饭了。娘当着客人的面只说了我一句:

“你就在外边疯吧,不用回来吃饭!”第二天中午付家叔叔走后,我刚要出门,娘就把我拦住了。

“干啥去?”

“上课。”我没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我不知道娘已经问过六安他们,说我们年级下午没课。

“你还学会撒谎了?天天往学校跑,有课没课都去,你倒是去干啥?”

“老师让我去开图书馆。”我只好实话实说。

“开啥图书馆?天天背着这些书还看不够,你长大了就吃书啊!女孩子家一点儿针线活儿都不学!今天下午哪儿都不许去,先领着七安去剜野菜。”没办法,我只好乖乖地去剜野菜。但是,第二天,娘还不让我上学。娘说:

“不许出门!在家跟我打‘袼褙’做鞋,你们的鞋都快露脚趾了,你看不见啊?”

“袼褙”,就是把一些破布用糨糊一层一层地粘在一块板上,干了揭下来做鞋底或鞋面。需要把破布拉扯平整了才能粘到板上,眼看上课时间就到了,急得我哭了起来。

“你哭,我让你哭!昨天我当着别人不好说你,今天就让你哭个够。”那天,娘真的没让我上学。老师看我一天没露面,也没请假,有点儿担心,晚上就到家里来了。

娘见老师来了,挺高兴,可能这就是娘所希望的。不等老师问,娘就把我一天都不着家的事都对老师说了。老师听完后,笑呵呵地说:

“大娘,没事就好。我还挺担心的,因为她从来不缺课。”接着,老师把我在学校的表现都对娘说了一遍。说我一入学就当班长,加入少先队又当了中队长,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听老师说着说着,娘的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丝笑容,可能觉得我没撒谎也没给她丢脸吧?

“大娘,开图书馆的事,现在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不行就缩短时间,让她早点儿回家。”娘答应了。

后来镇里汉族、朝鲜族两个学校联合成立了少先总队,又让我当总队长,站在主席台上,接受两千多名少先队员的检阅,我真的觉得很光荣。那些年,学校评“三好”“五好”学生都有我,学习、体育各方面总得奖,奖品、奖状都装满了一木箱。

那是二妮搬家走时留下来的一只破木箱,扔在炉棚里一直没有人用。我就用它来装我每年用过的课本,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我觉得它们就像我人生的一片新天地一样,那里有我的梦想。我还用攒的两块一毛钱买了一套《东周列国志》,也放在那里。还有我得的奖状、图书及方格本、文具盒、铅笔等,既舍不得用,更舍不得送人。

那时候,我们用的本子都是花五分钱买来一张大白纸,裁开用线钉到一块。每一页纸,我都上顶天、下触地写得满满的,一点儿不浪费。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书箱里的文具盒和几个本子不见了。那个文具盒是铁质的,上面画着两个少先队员抱着和平鸽、写着“我们爱和平”字样。我经常拿出来看看再放进去,舍不得用。咋会没有了呢?我想:肯定是七安拿去了。我进屋打开七安的书包一看,那个文具盒就在他的书包里。我拿出来,把铅笔和橡皮又倒回他那个木头文具盒里。不一会儿七安回来发现文具盒没有了,就大声哭了起来。

娘正在纳鞋底,可是穿着麻绳的针怎么也拽不出来。娘就用钳子去夹针,针却断在鞋底里半截,反倒更不好往外拽了。娘翻了半天针线盒,“咋就剩这一根针了?还得去买针。”娘不禁有点儿烦恼。这时,听见七安突然哭了起来,就问道:

“谁又惹他了?”

“三妮把我的文具盒拿走了。”

“谁拿你的了?那是我的,是你从我书箱里偷去的。”

“到底是谁的?”娘问。

“那是我得的奖品。”

“她书箱里有那么多本子和铅笔,她都有一个文具盒了,还藏着一个不给我?”

“我还没舍得用呢,为啥非得给你!”

“行了,你用不着就给他吧,让着他点儿。”

“啥都得让着他,他不会自己得吗?”

“你去拿来我看看,啥好东西惹得他这么哭?”我拿来交给娘,可是七安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我又往回抢,他不撒手,就跌倒把头磕破了。这回娘可生气了,看我拿着文具盒想走,就抓住我打了我一巴掌。

“小妮子,你留那么多这东西干啥?他要就给他一个呗?非得跟他争,你看把他摔的……”

“她在学校净显能,人家都回家了她还不回家……”七安一边哭,一边还给娘火上浇油。

“快,把那个铁盒给他!”娘气哼哼地说。

“就不给!”我赌气地拿着文具盒就走。

七安看娘向着他,不仅上来抢走了文具盒,还把我书箱里的书都拿出来扔到地上。这可把我气坏了,我捡起书放回箱子里,又往回抢本子,结果把本子撕烂了,七安撒手就放声哭了起来。

“你非得跟他抢!你这个小妮子这么不听话。我让你跟他抢!谁也别要,都给我!”娘拿过文具盒和本子就都扔进了灶坑里,“还当这当那的,啥也别当了。”说着,娘把我胳膊上的三道杠也扯下去扔进灶火里。我赶忙往外掏,结果三道杠已经着火了,文具盒也烧瘪了。我擦擦文具盒,拿着烧剩的半个三道杠,伤心地哭了起来。

“哭吧,哭吧,你哭的日子还在后边呢。一个女孩子家一点儿针线活儿不学,以后你吃什么?穿什么?念书能当饭吃吗?不听话以后就别念了。”

可能是长期的饥寒交迫剥夺了娘正常的生活,因此娘没有奢望,只希望她的儿女能有一个健康温饱的人生就行了。尤其是女孩子,在娘的心里,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能操持家务。可是娘没想到,她的儿女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条件允许,她的儿女也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之后一连好几天,我都不跟娘讲话,还故意把烧瘪了的文具盒和半个三道杠摆在窗台上。可能娘也觉得不该烧我的文具盒和三道杠吧,就主动拿过三道杠来问我:

“找个样子来,我给你再做一个吧?”我却赌气地说:

“不用!”

娘又拿过文具盒来,把瘪下去的地方用力摁了摁,可是不管用。见娘这样,我禁不住一阵心酸,悄悄地流下泪来。

那几天,放了学我也没早回家,总在学校找事做。一天,我去试验田锄草,不小心踩在一个带钉子的木板上。我穿的鞋被钉子扎透了,脚心顿时出了血。我擦了擦血,回家也没跟娘说,第二天一瘸一瘸地又去上学。第三天下午我正在试验田里干活儿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被淋得透湿,结果扎伤的脚被感染化脓了。那天夜里,那只脚一蹦一蹦地跳着疼,疼得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娘见我总在那儿折腾,就问道:

“你是怎么了,咋不睡觉?”我本来不想说,但实在忍不住疼就说了:

“我把脚扎坏了,疼!”

“啥时候扎的?”娘起来看了看,嗔怪道,“脚扎成这样,咋不早点儿说?你看,又红又肿的,里边准是鼓脓了!”说着,娘穿上衣裳下了地,“这可咋整,黑更半夜的,也没地方治啊!”娘看我总捂着脚不撒手,就坐在我身边,过一会儿摁摁我的脚,过一会儿再摁摁。我看娘真的很着急,也真的心疼我,反倒觉得不那么疼了。只是有点儿心酸,就哭了起来。

“咋扎的?”我没敢说是在学校试验田里扎的,就说:

“走道扎的。”

“再走道看着点儿,这道上什么都有,也没有人收拾。嗨!这可咋整?等天亮吧,天亮了去医院。”天亮后,娘借了一个手推车把我推到医院,医生给我打了麻药,切开,取出脓血,抹上药又包扎起来。娘担心地问医生:

“不要紧吧?”

“不要紧,只是脚心这地方很疼。回去不能接触水,不能走路,多休息。咋也得过几天才能好。”娘这才放下心来。

那一回花了三块多。可是,娘没有心疼。娘掏出所有的零钱数了数,凑齐交上钱就回来了。我知道,那是娘卖废品攒的钱。回来的路上,我坐在车上,看娘吃力地推着车,迈着那双伤痛的小脚一步一步往前挪,心里不禁阵阵难过,觉得自己真对不起娘。一回到家,我立即一只脚跳着去炉棚打开我的书箱,把所有的本子、铅笔、橡皮、小刀、尺子等念书用的东西都拿出来,交给娘。

“娘,我得奖的东西都在这儿,你看给谁都行。”娘看了看说:

“是啊,拿出来用吧,你老留着它干啥?等你们长大就用不上了。”说着,娘问我,“看看你用得着的先留下,剩下的给七安。”

天渐渐热起来了。娘说:

“三妮,这两天放了学你哪儿也别去,在家帮我把棉衣棉被都拆了。趁这几天天好,拆了好去北石岗子河洗出来。抽空一件一件做上,冬天可穿啊!”

我最愿意去北石岗子河了。那里很开阔,大片的青石板上流水潺潺,清澈见底。因为离家很远,往往一年才能去上一两次。可是那年物资紧张,肥皂脱销,家里早就没有肥皂用了。娘就找人买了点儿猪胰子油,做了两块土肥皂。

星期天那天,天空湛蓝湛蓝的,一丝云彩都没有。娘提前把要洗的东西都用被单包成几包,拿上朝鲜人用的那种木头洗衣棒槌,还买了几根最便宜的黄瓜,带上窝头和咸菜,我们就一人背着一包衣物出发了。

四安腿脚不好,没去。五安和六安一到那儿就游泳抓鱼去了,七安不敢远去,就在娘洗衣裳的地方玩。我洗小件的,娘洗大件的。娘就坐在河中露出水面的一块青色石板上,河水从石板周围缓缓地流过,激起一些小小的浪花,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娘的身边堆放着三大包要洗的衣物,啥时候才能洗完呢?我挑出最小的几条毛巾洗,困惑地看看娘。

“你可少点儿抹肥皂啊,要洗这么多衣裳,可别不够了!”说完,娘就把一个很大的白被单从河水里捞出来,先在最脏的地方抹上一点儿肥皂,接着使劲地反复搓。搓完了还舍不得把上面的肥皂沫用水漂净,而是摆在青石板上,抡起棒槌再用力捶打。之后才放进水里漂去污垢,又在一些还较脏的地方再抹一点儿肥皂,接着又是反复揉搓、反复捶打,查看是否都洗净了,最后才在水中彻底漂清、拧干,交给我。

“去,把这个被里子先晾上。”河边是一大片稻田,埂子上长满了青草,草上面就是我们晾衣裳的好地方。那里太阳好,青石板又热,一会儿就干。

“嗯。”我答应着,光着个脚去晾衣裳。

“穿上鞋吧,别再扎着脚,也别碰着‘蛰麻子’。”蛰麻子毒性很大,不小心碰上了,就会把皮肤蛰起一片泡来,奇痒无比。

我洗完毛巾后,最小的衣裳就是七安的了。我把它泡进水里,又捞上来,想打肥皂,又不敢多打。正踌躇时,娘说:

“他那衣裳太破了,挑那脏地方抹点儿肥皂,用棒槌捶捶就行了。”我也担心肥皂不够,于是每洗一件我都先问问娘,按照娘的指点刚洗了三件衣裳,就累得直起腰来歇一歇,而娘却坐那儿一动不动地洗那些大被单。

“娘,你也歇歇吧?”

“不行啊,这么多衣裳,天黑前能洗完就不错了。”

我又拿起爹的一件衣裳,刚要洗,娘说:

“他的衣裳不好洗,你放那儿我洗吧。大的你洗不动,都放那儿等一会儿我洗。你先刷刷鞋吧,晾上,等回去时就干了。”这个活儿好干,我挺高兴,刷一双晾一双。

“去看看,干一件就收一件。”娘叮嘱我。

那天,娘的脖子被蚊子叮了好几个包,自己还不知道。就中午吃饭时洗了把脸,歇了口气,一直洗到傍晚,最后在水里洗了洗身子。娘最喜欢在河里洗澡了,只是没机会。临往回走时,娘把干的、半干的、湿的都分别包起来,五安和六安拿沉的,我拿轻的。

不料,那天晚上娘的肩膀和胳膊被太阳晒得都红了起来。“早点儿搭上条毛巾就好了。”几天后,娘的胳膊都爆皮了,娘笑笑说:“嗨,老天爷也不早点儿给我提个醒。”看得出来,每年一次的拆洗棉衣裳是娘的一件大事。洗完,就剩下做了,娘反倒觉得轻松了。

不久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家,看见娘正高兴地送一个人走出大门。原来是有人给四安介绍对象。晚上,娘对爹和四安说:

“那姑娘跟着后妈过,后妈对她不太好,她爸爸就想把她早点儿嫁出去。听说那姑娘人长得不孬,就是个头儿矮小,念过书,不嫌咱家穷。你俩说说,想不想跟人家见个面?”

“你还是问四安自己吧!”爹说。

四安低着头不说话,听娘说“长得不孬”时才抬起来说:

“我听娘的。”

星期天见面后,双方都没有意见。四安腿瘸,那姑娘也没意见。四安说那姑娘长得小巧,挺好,因此乐得合不拢嘴。很久没见四安这么高兴了,下了班也不用娘指使了,又要去挑水,又要去浇菜地,好像他已经把媳妇娶进门了似的,突然勤快了起来。

娘跟爹商量:

“听说,女方家里愿意早点儿办事,怕‘夜长梦多’。我看他俩都愿意,今年就把事办了吧?”爹没有意见,只是担心没钱。娘说:

“四安自己挣的钱治了一年腿,这几年也没再去治,该不会都花了吧?三四年也该攒下几百了?”娘问过四安之后,四安说自己花了一些,还剩下三百多。

“可别乱花了,娶媳妇得花不少钱呢。这家里也没要你的钱,咋才剩下三百多?你娶了媳妇,在家住这小屋还行。要是出去住,还得租房子,没钱咋行?”

“我先住这小屋。”

娘想:也没见他买啥,咋只剩三百?算了,不问他了,他留下钱自己将来过着也宽敞。但是得把话挑明了,免得他再指望家里给他出钱买东西。于是娘又对四安说:

“你爹挣的钱不多,指望不上,就用你自己挣的钱买东西吧。看你都想买啥?用不用我帮你买?”

四安也知道家里帮不上他,想了一下说:

“我也不知道该买啥,还是娘帮我买吧。”

“先就大的来说吧,两套铺盖,衣裳棉的和单的一人就得两套。现在都时兴炕柜,也给你做一对。要是搬出去过的话,还得买房子和锅碗瓢盆。你脑筋好使,自己算一算,看看你攒的钱够不够?”

四安听后就拿着算盘回屋算了起来,又不断地出来问娘:“布多少钱一尺?棉花多少钱一斤?一套被褥得多少布多少棉花?”过了半天,他拿着一张纸念给娘听。娘看他算得这么仔细,只是说:

“行啊,你都算好了,就按照你算的去买吧。”

娘领着四安忙了好几天,结果是四安所没想到的:省着省着花,总共还花了二百六十多块钱,比他算的多花了六十多。事后,娘伤心而又庆幸地跟爹说:

“幸亏他的钱没经我的手啊,要是我拿着钱去给他买,还真说不清了呢!”

四安媳妇进门后,挺会来事的,能干活儿,又会做饭、做菜,厨房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帮娘做点儿针线活。有时,她还想帮娘洗衣裳,可是娘不让她洗。而且,她跟爹娘说话之前总是先笑一下,说得也不快,让爹娘都能听清楚。长得也不比四安差,只是个头儿矮一点儿,因此,家里人都说“这个媳妇还不错”。可是时间一长,大伙就发现:很多事她嘴上不说,却都装在心里。

也许是她跟家里人能合得来的关系,引起了大安媳妇的妒忌。大安媳妇一来就说:

“哟,你看看!看人家多会来事。又会说话,又会干活儿,净讨人喜欢了。”

“大嫂,你快别这么说。我哪儿做得不对,你就告诉我。”

“哪儿有不对的!我可不如你。还是你们文化人呀,就是比我这样的强。”

“看大嫂说的。”

“哟!你看,你这屋收拾得多干净。给你做了这么多被褥啊?还做了炕柜!我那时候啥都没有。”

“大嫂比我强啊,大哥不是都当上厂长了吗?”

“那有啥用,也就多挨累呗。”

“咋没用。哦,大嫂,你看,我都忘给你倒水喝了。你坐,我这就去倒。”

“别了,我不渴,我也得回去了。”

妯娌俩见面没多少话说,也就三五句,就找个由头,各干各的去了。这些,娘都看在眼里。但是,娘不往心里去。

“我也听不见她们说什么,随她们去吧,别打起来就行。”娘对爹说。

四安他俩在家没住多久,四安媳妇在供销社找到工作后,四安就张罗着买房子搬出去住了。

“还是搬出去好啊,跟咱在一块儿吃不着好的不说,每天还得跟着我给这么多人做饭,净挨累。”娘说的是心里话。

“买房子得不少钱呢,哪儿弄去?”爹问。

“那就看他们自己了?我是没钱给他们,要在家多住几年,自己还能攒点儿钱。”

“等等看吧,四安兴许有什么办法呢。”

“他呀,也就自己前几年攒的钱,结婚没都拿出来,我估计他手里还得有二三百?”

“二三百,光买房子也差不多。”果然,没过几天四安就跟娘说:

“我看好了一处房子,两间屋,还带着一块菜园子。”

“行啊,你看好了就行啊。”娘没问多少钱。四安本想等娘问到钱的事,他好开口。他知道,娘为孩子们付出什么都行。可是,娘没敢提钱的事,因为娘手里的确没有钱,娘也不喜欢四安这么算计。四安无奈,只好自己张嘴要了:

“我问了,那房子要三百块,咱炉棚里不是还有一些镐头、铁锹和镰刀吗?能卖二百来块呢,还差一百,我再找人借。”娘听后,先是一愣:啊,我咋没想到他会打这个主意呢?接着又想:那可不行。娘说:

“那是你爹留着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时才能卖的。这些年来,家里大大小小的遇着那么多事,一点儿都没卖。你想把这点儿家底都折腾光?”四安一时也不知该说啥,沉着脸,不高兴地走开了。

娘知道这事没完,不如早点儿拿个主意。再说,家里也不光他一个,他还有三个弟弟没成家呢。于是,当天晚上娘就跟爹说了:

“你看咋办吧?四安想把你留下的那些镐头、铁锹都卖了,他要用那钱买房子。”爹抬头看了娘一眼,说:

“你答应了?”

“我能做这个主吗?这得你拿主意。可我也跟他说了,这几年家里到处借钱都没舍得卖。再说四安下边还有三个呢!到那时候,家里可什么都没有了。”

“是啊,这孩子,咋啥都不放过呢?”爹娘都唉声叹气,沉默了好半天,谁也不说话。娘只是一个劲儿地纳鞋底,把麻绳从鞋底这边拽过来,又拽到鞋底那边去。还不时地把针在自己的头发里蹭一蹭,据说这样针好往里扎。这时,爹站起身来,一个人到炉棚去了。回来后,洗了洗手,说:

“放这些年了,一点儿锈都没上。这批镰刀也是最好的,刀口上用的钢最多。”说完,爹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不同意卖,他还不得恨我?”爹还真有点儿舍不得卖,那毕竟是自己奋斗的象征,也是那个年代他留下的一点儿心血。因此,犹豫不决,想让娘来替自己下决心。娘知道,不卖四安不会罢手不说,还得对爹娘不满。娘想:只要爹不坚决反对就行了。

“卖了也就没人惦记了,打发一个是一个,走到哪步说哪步吧。这日子,以后还说不定什么样,兴许越来越好了呢。留着不卖,四安还说不定咋折腾呢。”说到这,娘停下来,看爹张张嘴、有话想说又不说的样子,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干脆就替他把话说了吧:

“可有一样,咱还得跟四安讲清楚。那就是他要把这家底卖了,以后这家里遇着困难或者他的三个弟弟成家时,他可不能看着不管?”

“是啊,我也是这意思。”

第二天,娘没有主动跟四安说。不为别的,娘怕他得寸进尺。自从他腿脚受伤后,在家里就爱矫情。娘想:“还是让他自己掂量好了来说吧。对这样的孩子,就得让他自己知道轻重,往后退着说话。不能一个劲儿往前冲,永远不知足,好像这个家里的东西都是他一个人的。翅膀刚硬,就先跟兄弟们分心眼儿。”

四安见娘不提这件事,心里有点儿忐忑不安。不说呢,心里放不下;说呢,又怕被顶回来。想来想去,决定还是说,晚饭后自己就到娘这屋里来了。

这时,爹正坐在地桌旁边拾掇他的烟袋,五安和六安坐在炕里头看小人书,我和七安趴在炕上写作业。四安没听到这屋有动静,以为人不多呢,没想到都在家。一开门,不禁有点儿进退两难,但还是咬咬牙进来了,搭讪着坐在娘的身边。

“娘,这鞋是给谁做的?”

“给七安。他那鞋底又磨漏了,一下雨就进水。天天跟我要鞋穿,咱家连碎布都找不着,没布用啥打袼褙呀?这不,你杨大娘给了一些碎布,这才……”

“娘,我知道咱家困难,我还有好几个弟弟。我也想了,我买了房子搬出去,不是不管这个家了。我把家底卖了买房子,也是爹和娘在帮我,我不会忘的。以后家里有啥困难,爹娘就找我。几个弟弟结婚时,我这个哥哥再来帮他们。娘,你说这样行不?”他把不知想了多少遍的话,一口气全说了出来。说完,还看了看我们。这时,我们也都抬起头来看着他。他毕竟有点儿心虚,又把头低下去了。

娘听到了自己想要听的话,也不想难为他。于是说:

“我不是非要你现在就应承什么,我是想让你知道,你不能光顾你自己。咱这一家人活到今天,就是靠大伙儿互相维护着。哪一个是自己谁都没靠着的?没有啊!你今天能这么说就对了。不过,你自己可要记着你说的话。”四安一听,娘这是同意了,顿时乐了起来:

“娘,我保证!我要是做不到,天打五雷……”

“不用发誓,你能‘保证’就行了,我信啊。”

没过多久,爹留的那些镐头、铁锹和镰刀就都卖了,总共卖了二百零六块钱。娘给爹留下了六块钱零花,也是想安慰爹一下。其他的,把四安叫过来一次都交给了他。钱一到手,四安立即就去买了房子。他说买房子花了二百五十块,他又借了五十。可是后来卖房子的人却跟娘说,那房子只要了一百八十块钱。

“不管他了,他说多少就多少吧。钱都给他了,花不花是他的事。再说,房子也是他自己住。”娘跟爹说。

四安刚搬出去两天,就又回来搬走了唱机、爹娘从老家带来的那个大花瓶、一个咸菜缸、一个木板柜,还有板凳。

“这个大花瓶,我拿去摆几天,我那屋里太空了。”

“花瓶,可就那一个。”娘提醒他。

我们看见四安要抱走大花瓶,都很不高兴,悄悄扯了扯娘的衣襟。娘说:

“他拿就让他拿,你们可别吱声。”娘小声叮嘱我们。

晚上爹回来看见大花瓶没了,凳子也少了一个,就问六安:

“花瓶和凳子呢?”

“我四哥拿去了。”爹有点儿不高兴,又到炉棚看了看,回来更不高兴了,对娘说:

“啥你都让他拿?都拿去,咱这日子还过不过?”

“我就知道,他拿花瓶和凳子,你准不愿意。可是他一定要拿,我能拦着吗?”娘想了想又说,“这孩子也是,手里有钱,缺啥就添置点儿呗,非得来家拿。人还没走,心就走了。”

过了两三天,四安媳妇来了,一进门就说:

“妈,你看他把大花瓶也拿那儿去了,这家里一点儿摆设都没了。他可犟了,我咋也拦不住。让他送回来,他也不送。我又拿不动,这可咋整?”

“拿去行啊,你们年轻,有点儿摆设好看,我这儿有没有都一样。”

不管怎么说,四安媳妇来说这么一句领情的话,娘的心里还好受一点儿。

四安搬走后,那年因为自然灾害,粮店减少了供应粮,我们吃的苞米面饼子里都掺着野菜,要不就喝野菜粥。因此我几乎天天都得去剜野菜,入秋后就到处捡粮、捡萝卜缨子、捡小土豆。娘说:“凡是能吃的,都往回捡。”但是,娘还是想方设法单独给爹做一点儿粮食吃。那一天,爹念叨:“挺长时间没吃馒头了?”娘听见后就说:

“没有白面啊,领的那点儿早就给你吃没了。”虽然这么说,娘还是去借了一斤白面,给爹蒸了五个馒头。

我放学回到家一下子就闻到了馒头的香味。在屋里转了一圈,看见小盆里扣着五个馒头,手直痒痒,突然拿起一个揣兜里就走。走出屋后,没敢吃,心里怦怦直跳。

娘见我进屋半天才出来,进去一看馒头少了一个,就追出来问我:

“你拿了一个馒头吧?”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拿出来吧,孩子,不是不让你吃,没有啊。你爹要吃,这才借了点儿面给他蒸了几个。他身体不好,直咳嗽,还得干活儿给这家里挣钱。”我啥也没说,乖乖地把馒头掏出来交给娘,算是心里过了一下馒头“瘾”。

放暑假时就开始收割小麦了,娘对爹说:

“明天,我想领他俩去江北范家屯看看,能不能在那捡点儿麦子。”

“那么远,你咋去呀?”

“自己走呗,一天咋也到了。”

“那儿能有吗?去了还不是白跑。”

“咋也能捡着点儿吧?那儿有那么多地。实在没有就回来,总比在家干饿着强啊!”

第二天一大早,娘就把我和七安叫起来。一人喝了一点儿菜粥,拿上仅有的两个野菜窝头就上路了。我和七安比娘走得快,娘跟在后边。一路上,我们也不知道心疼娘,一个劲儿往前走,娘一步不敢停,一边走一边喊我们:

“你俩到前边歇歇,在那儿等等我呀?”其实,我俩也累了,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咳嗽,又饿又累。不到中午,我们就走到江边了。娘见到一块大石头,气喘吁吁地坐下说:

“在这儿歇歇吧,歇歇再走。你俩喝点儿江水,把窝头吃了吧。”我俩一人给娘掰了一点儿窝头,还去江边用手捧了一点儿水喝。看着那快要干涸的江水,闻着那湿热的水汽,娘感慨地说道:

“咱从江北范家屯出来时,水可大了,没承想这两年江水瘦下去这么多!”

下午我们比上午走得慢多了,有时还落在娘的后边。娘早就走不动了,只是比我俩有耐力。

“快走啊,天黑走不到可不行,这山里边有野牲口啊!”我俩一听“有野牲口”,不禁有点儿害怕,就加快了脚步。远远看见了一片苞米地,我俩就跑了过去。

“等等我呀。”娘赶到时看我俩在那掰甜秆,就说:

“天旱啊,庄稼才这么矮就不长了,连一点儿米粒都没有。”娘拿起我俩扔掉的半截苞米棵子说:“这也别扔啊?没长成的小棒子嫩着呢,吃它比吃甜秆强,顶饿呀。”说着,娘就吃了起来。那小棒子上一点儿粮食粒都没有,娘一连吃了三个。“这就能顶到地场了。”娘说。娘是真的饿了。

太阳快落山时,我们终于到了范家屯,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是,我对它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娘可不同,娘好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一样,看看这儿,说说那儿,无限感慨。

“也回来看看这个地方,这可是救了咱一家人命的地方。

“变了,变了,这原来有炮楼子,都拆没了。

“咱种的那两块地都在那东北边,看不见啊。

“唉,这也不像是咱住过的老邓家呀?咱搬走时这房子还好好的,咋没了呢?

“那是新盖的房子,是供销社吧?我看那上边挂着大牌子呢!”

娘看见付家叔叔的房子后,不由得一阵欣喜。但是娘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了,东倒西歪的,我上前扶了一把,娘才站稳了。付家叔叔和婶婶一看娘来了,都惊喜得不得了。

“哎呀,这不是大嫂吗?你咋有空回来了?你可走好多年了,我们可想你了。”付家婶婶一边说,一边腾出地方来让娘坐下。

“这个是……是三妮吧?看着像,跟俺家淑媛一样大。那个是……”

“那是最小的那个,从这儿走以后才有的他,叫七安。”

就像分别好久的一家人见了面一样,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问不完的事。

“别光顾着说话,快弄饭吃。”付家叔叔催促道。

“你看,乐得我都不知该先干啥好了。饭有,咱刚吃完,还热着呢!”说着,付家婶婶盛上饭来,我们终于吃了一顿好久吃不着的大□子豆粥,吃得很饱。

“多吃点儿,多吃点儿。你看这俩孩子长得多好,就是不胖,饿的吧?”

那天晚上,大人们一直在说话,我可是刚躺下就睡着了。睡梦中,还在来的路上抓蜻蜓、捡麦子。

第二天,在付家婶婶的指点下,娘领我们来到村外庄稼地里。几块麦地连着,娘在曾经那么熟悉的地里走来走去,直到中午也没捡到几棵麦子,三个人捡的合到一起才一把多。

“唉,这还真是白来一趟啊。”娘不禁失望起来。

“早就被人捡过了。不过你们也不白来,在这儿住几天,看看你住过的地方。我这儿虽说没啥好吃的,可也饿不着你。”

那天下午,娘又领我俩出去转了两块地,还是没有。第二天起早,我们就回家了。

回到家后,娘把那一大把麦子的麦粒弄下来,吹净上面的麦芒说:

“太少了,要是多一点儿还能磨出点儿面来,这点儿还不够沾磨的。”于是,娘把那点儿麦粒放进锅里煮熟了,又用磨推出来,熟麦粒磨碎后,一根一根地打着卷从磨缝里钻了出来。

“你俩快吃吧,好吃啊。”我俩都伸手拽下一根来,咬一口,很香甜,还有点儿黏。真的很好吃!

“娘,你也吃一根呗?”

“别呀,剩下点儿给六安吧。”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又看见了墙上糊着的那张报纸。报纸上有一个小插图,画着一碗米饭,还冒着热气,真馋人。那些日子,我经常看着那幅插图睡觉,往往看着看着口水就出来了。在我心里,图上的那碗米饭太香了。我甚至没敢想那是一碗大米饭,我只想那是一碗二米饭,二米饭就已经很香了。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拿起一个口袋和筐正要去剜野菜。娘把我叫进屋去,爹也在那儿坐着,好像正在犯愁。娘从地桌上拿过五分钱来,交给我说:

“一天没吃啥东西了。去剜野菜时,到那瓜地里买点儿柿子吃吧。”我很高兴地接过钱来。我们边走边剜野菜,一直剜到城墙外的瓜地,一个朝鲜老爷爷正蹲在瓜地里拔草呢。他接过五分钱,看了看我俩,说了一句朝鲜话,我俩没听懂。只见他往秤上放了十几个小西红柿,然后都倒进我们的菜筐里。我给七安两个,自己吃了一个。我想,爹娘他们可能还都等着呢!就把剩下的都拿回家来交给娘。娘说:

“唉,孩子,就是让你俩吃的,舍不得吃啊?六安不在家,你俩都吃了吧。”娘又把西红柿给了我俩。

我天天吃野菜饼、野菜粥,肚子里总是叽里咕噜乱响。和我在一起写作业的前屋的刘芳,经常给我带一点儿苞米面发糕或贴饼子,让我“别吱声”,悄悄地吃掉。我还想:她家怎么会有粮食吃呢?也可能是有钱买吧。听说那时候几毛钱一斤的苞米面,市场上都卖到了六块多,往往还买不到。

幸好,不久爹就被调到刚成立的食堂帮着烧火,这是几个工厂单身职工合用的食堂,不仅工作不像烘炉车间那么重,而且吃的也比在家强,爹的身体好像好了一点儿。爹有了饭吃,又给家里省出一份口粮,娘的心情也轻松些了。

然而,有一件事叫爹疑惑不解:有一个从机电厂抽来帮忙的姑娘,对爹特别热情,经常大爷长、大爷短地叫爹,吃饭时还把自己的菜给爹拨一点儿。

“别给我呀,你自己吃吧,我这够了。”

“大爷,你就多吃一点儿吧。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得好好保养身体。干活儿别累着,有啥活儿,干不动就叫我,我从小在农村干活儿,干啥都不觉累。”

“我也不知道为啥她对我那么好,看她对别人可没这样。”爹对娘说。

“那姑娘长啥样?”

“长得挺好,个儿也挺高。咋地?你是想……”

“是啊,是不是她看上咱家哪个孩子了?”

“哦,也许啊!她可是问过几次五安,可她也问四安来着?”

“那就对了,准是看上五安了,问四安,只是随口带的。我还寻思,五安这几个月咋天天回来那么晚?”娘猜对了。不久,爹就看见五安跟那姑娘一起在路上走。很快,那姑娘就跟爹说:

“大爷,我想去家里串个门,看看我大娘,不知行不行?”

“行啊,咋会不行?啥时候去都行。”

“那我礼拜天就去,你回去先跟我大娘说一声。”

礼拜天上午,五安早晨一起来,就忙着打扫他自己住的屋子,还扫了地和院子,又拿着抹布要擦玻璃。娘看五安这样,更确定了那姑娘今天来串门的意图。不到十点钟,那姑娘就来了:

“大娘,我就是跟大爷在食堂干活儿的那个农村姑娘,早就想来看您了,忙到今天才来。你不会怪我吧?”

“哎哟,啥时来都欢迎,咋会怪你呢?”

“可是,有人不让我来啊?”说完,往五安住的小屋张望了一眼。

“谁不让啊?你告诉我,我说他。”娘明白她指的是五安,心想:还挺会说话的。五安听见她的声音,红着脸从小屋出来了。

“你来了?”

“你在家呢?”她也脸红了。

“快招呼客人坐下,倒杯水。”娘对五安说。

“不喝水,大娘,你别忙活了。要不,有啥活儿我帮你干?”

“唉,家里的活儿不算活儿,天天都一个样。”又寒暄了一会儿,她终于说到正题了。

“大娘,看你家多好啊,那么多儿女,还能互相照顾。不像我家,我爸爸走得早,我们姐儿仨就我出来了,一个弟弟跟我妈在农村干活儿,一个妹妹还在上学。你家大爷人也好,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寒暄了一会儿,很快就拐上正题,“大娘,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你可别笑话我。你家五安人也可好了,在我们厂年年当先进,厂领导那天喝酒时还说要培养他呢。我家不在这儿,他总是照顾我,晚上我去学技术课,他怕我害怕天天去接我,就像我的哥哥一样。要不我早就来了,他不让我来,说等他先跟家里说了再让我来。”

“这孩子……”

“大娘,也不怨他,都怨我。我说:‘我也得先跟我妈说,我妈同意了你再回家说。’上星期天我回家一说,我妈可高兴了。”娘听她叽里咕噜说着,也插不上话就干脆不插话,让她说个够。

“大娘,五安兄弟好几个,将来谁都能养活你们二老。我跟五安说了:‘我啥也不跟你家要,以后我也谁都不攀。别说我还有工作,就是没了工作,自己喝凉水,也一定养活二老。’今天我再说一遍,好让您和我大爷放心!”

“嗨,你们自己能过好日子比啥都强啊!”娘终于插上一句话。娘想:看来她是一定要嫁五安了。看这姑娘倒是个过日子人,对五安也错不了。至于对我们俩老的,那就不好说了,谁知道将来啥样啊?

那天,五安的对象又表白、又发誓,爹的心里很高兴。娘也想:孩子自己已经给自己做主了,现在不都兴“自由”嘛,当爹娘的还能说啥?娘又和爹商量了一下,就按照当时的习俗,决定先给他们订婚。

又过了一个月,刚好粮店也恢复了粮食供应,他们就结婚了。结婚时又比照四安,能做到的娘都做了,只是没买房子。因为那姑娘自己说:

“家里困难,先不用买房子,在家和老人一块儿住着。等有机会,我找人租公房住,听说一个月才一块多钱。”五安媳妇进门后,爱说爱笑的,人也勤快,厨房里拾掇得井井有条,爹娘都很高兴。

他们在家住了半年多就搬出去了。一是找到了公租房,另一方面她妹妹要进城念中学,她想把她妹妹接到家里吃住。

“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盘算啊!”娘知道后跟爹说。

那年夏天,我就小学毕业了。学校决定保送我上初中,不用参加升学考试,可是考试那天我还是进了考场。不是想显摆自己,也不是想试试我能不能考好,我没想那么多。只是如果不参加考试,我会非常失落。因为如果娘不让我念中学,我从此就要远离学校,再没机会进考场了。对曾经那么熟悉的校园和教室,我心里充满了依恋。对念书、对考试,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求学路上的每一步,我都不想错过,好像只有这样心里才充实。真的,那种感觉非常美好。

老师知道娘不太愿意让我念书,发“入学通知书”那天,老师问我:

“用不用老师去你家通知家长?你要是不接着念可惜了。”

我拿着“入学通知书”,说不出话来,慢慢低下了头,心里很难过。第二天,老师去我家时,我剜野菜还没回来。我一回到家,娘就问我:

“还念啊?”娘是真的认为我念书没有用。我放下菜筐,没有说话,因为我不知道娘是怎么决定的。我心里最痛的这个地方,我不敢去碰。

“去把菜倒出来,洗一洗。想念就念吧,家里也就剩你们俩念书了。”

听了这话,我乐得不知说什么才好,都不觉得肚子饿了。听说老师来时还带着两个同学,她们说我是学校最好的学生,大家都非常羡慕,还说“这也是爹妈教育得好”,把娘都说乐了。我从内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和同学,就像感谢我的学校、感谢给了我知识和力量的书本一样。

我也感谢娘。但是因为我们在家都不善于交流感情,因此不知该说啥好,只是想:我一定好好学习,放学一定早点儿回家,多帮家里干活儿。我不吃好的、不穿好的都没事,只要能让我继续上学就行。当时,我就是以一种近乎祷告的形式,表达着最真切、最圣洁的心情的。

上初中后,不仅每天下午都有课,还要上晚自习,八点多钟才能回家。我家住的地方离正街一百多米远,没有路灯。因此,没有月亮的日子那段路上很黑。我从小就不敢走黑路,所以,每天晚上走到那儿,我都站在路口往我家那边张望。一直等到有了行人,我才加快脚步赶紧走。我不敢跑,怕引来狗,那路边一家就养着一条很凶悍的狗,听见点儿动静就吼叫,直往人身上扑。为了躲那狗,有时候我得在路口等上十几分钟。

起初,娘没太在意。有一次都快八点半了我还没回家,天还在下雨。娘有点儿不放心,就戴上一个破草帽,从家里来迎我。我站在路灯底下,娘远远就看见了,见我站那儿不动很奇怪。等我看见有人往这边走时,“咔嚓”一声突然打了一个响雷,我更害怕了,拔脚就往家跑,这时那狗就追了上来。

娘赶紧喊我的名字,让我靠近她,同时弯腰去捡一块石头打狗。不料脚下一滑,娘跌倒了。还好主人出来把狗叫了回去。娘跌了一身泥,我扶起娘。娘看我衣裳都被雨淋透了,就责怪我:

“下雨了,还不快点回家,站在路边干啥?”

“我害怕,不敢走。”我一直没敢说,我怕娘因此会不让我去上晚自习。没想到,娘不仅没阻止我,反而说:

“行了,打明天开始,没有月亮,我就来这路口接你。”从那开始,娘不仅天黑来接我,就是月亮天,娘也站在我家大门口等我。我远远地一看见娘,就敢放心大胆地往家走了。从那开始,娘几乎天天接我,一接就是三年。

过端午节那天,娘早早起来煮了鸡蛋,给爹留下后,还剩下十二个,我们三人一人四个。七安嚷着要大的,娘也挑了四个大点儿的给六安,就剩下四个最小的了,娘说:

“你就吃这四个吧。”我有点儿不高兴,看着他俩都在吃,我却突然对鸡蛋失去了胃口,把四个鸡蛋都装进书包就走了。到了学校,我把鸡蛋掏出来,赌气地想送给同学。可是我又觉得:娘还没吃呢?娘可能一个都没舍得吃。于是我把鸡蛋放进了书桌里,那四个鸡蛋在书桌里整整放了三天,最后我还是拿给了娘。娘问道:

“你咋还没吃啊?”

“我不想吃,你吃了吧。”我不知道娘吃没吃。那以后,一连几十年,我都不愿意吃鸡蛋。也不是记仇,就是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总觉得娘对儿子偏心。

其实,主要还是贫穷闹的。

因为家里穷,我们从小就没穿过秋衣秋裤。夏天只穿单衣,冬天不管多冷,都是在背心、裤衩外边直接套上棉袄、棉裤。我只围着一条方形棉布头巾,没有手套。上初中后,娘就不再给我做棉鞋了,也给我买棉胶鞋穿,鞋里都是絮乌拉草。

上初中后,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和校团委委员,比在小学还忙、还认真。一天为了发展共青团员,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京东镇进行“外调”,站在大风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我就觉得头晕晕的,还有点儿咳嗽。第三天,头疼,发热,站不稳。第四天,我从学校回家后,坐在地桌边就不想动了。娘给我端上一碗粥来,好像是二米粥,我很想吃。可是,头抬不起来,晕得睁不开眼睛,我把头搁在桌上就昏迷过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到炕上去的。我躺在炕头上,觉得我家房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渐渐地都装进一个火柴盒里去了。我又觉得自己的手和脚好像也往远处飞,我想抓回来,可是怎么抓也抓不住。我迷迷糊糊的不知自己是谁,也不知自己在哪儿,耳边好像听到娘在说话:“好几天了,烧得她天天说胡话。”眼前好像是老师,还有……我看不清,就又迷糊过去了。

又是一天晚上,娘抱起我,放在她的腿上念叨着:“快好了吧,要是能让三妮好了,我就杀一头猪供神明。”

我躺在炕上总喊冷,娘给我盖上了一床棉被;我还说冷,而且冷得直打颤,身子缩成一团,娘就不断地烧炕。可是不管怎么烧,我都喊冷。娘过来摸摸炕说:

“咋还冷呢?炕都烫手了。”后来,好像有医生给我打针,他说:“这炕太热了,她的髋骨两边都烫起大泡了。”

再后来,我渐渐清醒过来。我才知道,我不断地重复感冒,还天天照样上学,最终患上了伤寒。

那时,幸好家里有二妮留下的那六十块钱,救了我一命。医生每天来家里打针,一连打了二十多天,我终于康复了。

那六十块钱,娘在身边放了十来年,遇到多少困难,娘都没舍得用。可是给我用了后,娘一直没钱还二妮。当时娘只对我说了一句:“要没有你二姐那钱,还不知你能不能活过来呢!”听了娘的话我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还给二姐,后来我加倍兑现了娘的愿望。可惜,娘不知道了。

刚刚康复,身体很虚弱,头重脚轻站不稳。我想上学,可是根本出不了门。又休息了两三天,老师到我家来了,他看我好起来了,很高兴,告诉我:

“明天下午学校数学比赛,你要是不能参加,咱班就没人了。”

“我能参加!”我知道老师希望我参加,比赛能给班里争荣誉,而且我的这位老师就教我们数学。

“身体能行吗?可别勉强啊。”我虽然耽误了一个多月的课,可是那次比赛我还是拿到了第一名。记得当时大部分题都做完了,只有一道三角函数证明题我觉得有点儿陌生。正犹豫时,突然间我的思维又回到了以前的课堂,证明过程一下子都冒出来了。交了卷子之后,我回到教室,一个同学对我说:

“你妈来找你。”

“啊,在哪儿呢?”

“她说她在教室外边等着就行。”我赶紧往外走。来到校门外边一看,娘就站在我参加比赛的那个教室窗下。

“娘,你咋来了?”

“哎哟,你咋就这么出来了?快点,我把七安的棉帽子给你拿来了,戴上它再回家。头一天出来,这么冷,怕你不适应啊。”

“你站这儿半天了吧?不冷吗?七安放学了?”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接过帽子就扣在头上了。我真感到很冷,但是,娘更冷。娘的头上只围着一块布,把两手放在这个帽子里。我接过帽子时,碰着娘的双手,冰凉的。

“娘,我扶着你,快回家吧。”

其实,我还想到教室看看,跟好久不见的同学们说说话。可是,我不能那么做。这么远,娘踩着冰雪来接我,我不能让她一个人回去,不能!

“不用扶我,扶着更不好走,让我自己走就行,走这雪多的地方不滑呀。”

我放慢脚步,跟在娘的后边,担心地看着娘。娘说:

“你走得快,头前走吧,别跟在我后边挨冻了。”

我跟在娘的身后,看娘趔趔趄趄地从那雪地里走过,几次要滑倒,但又顽强地站直了身子。娘那双穿着破棉鞋的小脚,颤巍巍地从雪里拔出来,再踏进去,踩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那脚印,就像烙在我的心上一样,又酸楚、又疼痛。那感觉,过了多少年又多少年,都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