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回（上）：勤王室马腾举义

在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的序中，“有孔璋画虎之讥”这句话，倒是说的三国期间的逸事。

孔璋，即陈琳，是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之一，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行》诗，广为人知。他的文学成就，世所公认，但在曹操的两个儿子之间，评价不一。陈琳籍贯广陵，南人。汉末魏晋，政治中心在黄河流域，门阀也以中原为主，北人占据政权核心地位，看不上南人。但曹丕独具慧眼，在《典论》中对陈琳评价不低，认为他是“时之隽也”。而曹植则与其兄唱反调，认为这个南人，长于奏表，拙于辞赋，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以孔璋（陈琳的字）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

三曹，实际是建安文学的主力，曹丕肯定陈琳，一是文学上着眼，二是政治上选边。他不能、不会、也不敢抹杀他老子的基本定调。因官渡大战后，曹操就把这个在檄文里骂得他狗血喷头，原来为袁绍做笔杆子的陈琳捉住，不但没有杀头，反而用为记室。看来曹丕明白，老头子很高看他。而他的弟弟就没有这个政治判断力，曹植在文学上也许具有如谢灵运所说的八斗之才，在官场斗争上却是没有什么斤量的末流，偏要和更为幼稚的杨修，联合起来为反对而反对。无非针对曹丕那一言九鼎的口气。植、修二人没想到，这样反对陈琳，其实是在间接地否定曹操。那时，曹丕尚未正大位，所以，曹植敢奓毛，但不开心的是曹操，你给老子反什么嘴？后来选接班人，为曹丕而非曹植，孔璋画虎之讥，陈留王小节之误，让老头子不开心，也成败局之因。

《三国志》称：“是时，文帝（曹丕）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曹）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顾。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看来，在《三国演义》这部讲计谋的书里，谋士也是有良莠之分，好坏之别，高低之差，善恶之异的；导致成败之不同，命运之顺逆，结局之悲欢，后世的褒贬，毁誉之不一。在三国鼎立、谋士逞能的局面中，唯有这个贾诩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也是这部书中唯一大获全胜的超级谋士。诸葛亮，应该说是谋士中最为光辉的，也是被千古认定的典型，然而他不是最成功的谋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是他最大的遗憾。

只有这个贾诩，从助纣为虐开始，到为张绣出谋划策反曹，继而投身曹营，一直为曹操、曹丕父子效力，计无不立，谋无不成，行无不利，战无不胜，一生总是立于不败之地，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是为曹操服务。曹操是什么人，眼里不揉沙子，特别热衷于收拾文人和谋士，但他却能平安无事地活到耄耋之年，功成名就，享尽荣华富贵而逝。《三国志》说他“算无遗策，经达权变”，这位最懂得在“伴君如伴虎”的环境下求生存的谋士，才是最杰出的谋士。

贾诩，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从助纣为虐开始，虽在李、郭、张、樊麾下，贾诩屡劝他们“抚安百姓，结纳贤豪。自是朝廷微有生意”。到为张绣出谋划策反曹，后来又为曹操、曹丕父子效力。计无不立，谋无不成。在最坏的情况下，争取稍好的状态，头脑始终保持清醒，人格能够不离大节，助善而不从恶，谋成而不居功，也实属难能可贵了。

曹操杀掉那么多谋士和文化人，贾诩在他手下，能功成名就而逝，也是这部书里唯一的大获全胜的谋士。这位谋士，他深知执拗地去做成一件事，和机变地去做成一件事，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分寸感。一个有着坚定信仰而无我的人，为信仰付出代价，与世无补，和那些并无坚定信仰却有我的人，总能顺水行舟，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两者，究竟谁更值得后人取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