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上）：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作为连环计的总策划，那时的王允，表现不俗；可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水准之差，前后判若两人。大凡人处于劣势环境中，放眼望去，人悉为敌时，若没有清醒的头脑，敏锐的双眼，打叠起百倍的精神，去应付恶劣的局面，那很可能被对手吃掉。但开顺风船无往不利时，所有人都向你致敬、问候、叫好、喝彩时，倒没准由于自信、大意，听不进别人说的你不乐意听的话，而船翻人亡。

他巧妙施计，驱暴除恶，如此庞然大物董卓，他不动一兵一卒，只是起用一小女子，就将这害国贼点了天灯。其处心积虑，其煞费周章，其把握尺寸，其应对有方，看得出他是个多么有心机的人物。该哭时哭，该装时装。但是，除董以后，不是抓住有利时机，联络诸侯，稳定大局，徐图进展，而是感情用事，以其不可遏止的报复情结，除恶务尽。他大赦天下，独不赦李、郭等人，为渊驱鱼，促其生变，从而激起新的战乱。一向擅于战术攻守，更有战略眼光的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走向自己的反面。

恶党固不可宥，遗孽亦不可留，但首恶必办，余党从宽，胁从不问，这是任何一个政客都懂的常识，再说，大树倒，猢狲散，个把怙恶不悛者，慢慢收拾也还来得及，何必急赤白脸地兴师问罪，定谳受刑？我一直认为，王允的这种迅速发生的性格变化，与貂蝉走出司徒府，随吕布而去，有莫大关系。对王允而言，貂蝉一走，他心灵上留下的空白太大，再也无法填补，所以，再不是昨日那个心存大局的王司徒，而是偏执狭隘、不肯宽容的执政官，这也让我们懂得他为什么要收拾文坛大佬蔡邕，很简单，他付出太多，得到很少。否则，他为什么非要这样别扭呢？

蔡邕，东汉名流，文名很高，学问很大，但狂放不羁，有点不拘小节，只因董卓曾经对他破格提拔，特别礼遇，所以，他为之掉了两滴眼泪，说几句感念之语，王允恼了，捉将官去。谅不至于要杀头弃市。他要是聪明人的话，本可以不说，他若了解王允的偏执心态，本可不去冒犯。但他，是个真性情、不设防的文人，还是把不说也可的话，说了出来。没想到这下子被王允抓住了话把。按说，王允和蔡邕有着较多的共同经历，都为反对宦官干政而战斗过，都因斗不倒阉竖而受害过，都被迫逃亡，在江湖间流浪过，怀着同一颗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看在这一分相似点上，高抬贵手，有那么困难吗？结果，偏执到极点的王允，大笔一挥，“收付廷尉治罪”。

《三国演义》说，“众人惜邕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马日䃅还私下疏通，王允不听，“命将蔡邕下狱中缢死”。以言定谳，不足为奇，思想犯罪，古已有之，但这种人性之常，感情闪露，便十恶不赦，必死无疑，也太过分了。虽然，古往今来，杀文人者，多为帝王；但操刀者，则常是文人同行。中国文人祸从口出者不胜枚举，而像蔡中郎这样简直是没病找病的傻瓜，真是少见。王夫之说过：“蔡邕之愚，不亡身而不止。”至此，蔡中郎方才意识到同类的可怕，连后悔也来不及了。

杀了蔡邕，王允算出了口气，哪知却寒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心。有一个叫贾诩的谋士，那时还不出名，跟董卓余党混在一起，就对王允颇不以为然。“且说李傕、郭汜、张济、樊稠逃居陕西，使人至长安上表求赦。王允曰：‘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使者回报李傕。傕曰：‘求赦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谋士贾诩曰：‘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矣。不若诱集陕人，并本部军马，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胜，走亦未迟。’”他只用了一句话，本来只有一个董卓，一下子冒出来四个董卓。我估计，后来成为曹操第一谋士的贾诩，肯定会冷笑一声，王司徒，我看你怎么收拾这个残局？

剑走偏锋，人忌极端，退后一步，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