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下）：犯长安李傕听贾诩

蔡邕的死，必然要涉及董卓和王允。这两位，一为武将，一为文臣。蔡伯喈有一百个理由应当死在董卓手里，董卓也有过要杀他的意思。然而，杀人如麻的丘八，却对这位大师，表示出莫大尊敬和言听计从的气度；相反，同为知识阶层，文化精英的王允，却被女人般的嫉妒心所控制，对比他强出许多的同行，略无顾惜，毫不怜悯，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就下令将其缢死。

王允和蔡邕，同朝共事，互不相能，实因性格差异，形同水火久焉。王允做人，谨小慎微，爱惜羽毛，心胸狭隘，“刚棱疾恶”，因而活得有点累；蔡邕不同，性豁达，不拘泥，好交往，爱表现，拥有如桥玄、马日䃅、王朗、卢植、曹操等诸多朋友，活得自在，是一个思路开阔的性情中人。常有多血质的冲动，会“大叫欢喜，若对数十人”地不管不顾，活得极其轻松。王允除了身边的红颜知己，那位美女貂蝉外，别无可以倾诉衷肠的朋友，孤灯长夜，应该是相当苦闷的。

虽然，清人顾炎武不甚看好蔡邕：“东宋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于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顾炎武有一种强迫症，常以自己为标杆，要求别人，这是不可取的。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活法的好坏，如鱼之于水，冷暖自知，旁人无权置喙。我觉得蔡伯喈这一辈子，大喊大叫，大哭大笑，为所欲为，痛快淋漓，岂不也是一生？他没有义务“转移天下之风气”，何愧之有？

董卓上台后，看到班子里动刀动枪者多，舞文弄墨者少，就要找一两个文人装点门面，蔡邕头大，先摸到他，一纸诏书，限期进京，为朝廷做事。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蔡邕怕董卓杀他，托辞不就。开始，竟敢拒绝，董卓威胁他：蔡先生，你要不来给我做事，“我力能族人”。什么叫“族”，就是满门抄斩，杀你一家。他一下腿软了，雇了一辆牛车，慌不迭地从杞县赶往洛阳报到。牛屁股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总算没误期限，战兢兢地上班以后，想不到颇受重用。“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燕，辄令邕鼓琴赞事。”来了，就放手使用，这倒显出粗人的可爱了。老实讲，外行领导内行，固然弊端多多，但遇到似懂非懂而装懂，略知皮毛硬充行家里手，门窍不通却非常敢想敢干，甚至敢于蛮干的半瓶子醋的顶头上司，那好像麻烦更多。

董卓，作为屠夫，罪该万死，在肚脐上插一把灯草，点天灯，是他应得的下场。但是，作为对蔡邕破格相待的上司，没有知识分子的忸怩拿捏，酸文假醋，尽显老粗本色，确是倾心相待，我想，蔡邕作为被知遇之人，为这个坏蛋的下场，掉两滴泪，说两句话，不至于抓起来问罪吧？

门庭冷落的王允，与风头太足的蔡邕，这之间再夹杂着同是文人的相嫉情结，必然要渐渐发酵，慢慢变质，表面上似乎风平浪静，私底下则是互相较量。蔡邕是个于学无所不逮的大师，在文坛有较强发言权，一言九鼎，王允身为司徒级的朝廷大员，在政界足可以呼风唤雨。前者，片言只字，万人传读，后者，等因奉此，官样文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而这种同类之间由外部的不协，到内心的不谐，从性格的歧分，到认识的差异，必然要产生出这种不良的结果。

世事难料，应该杀他，而且精于杀人之道的董卓，没有杀他；不应该杀他，而且说实在也不会杀人的王允，却找了个蹩脚理由将其处死。由此可见，文人要狠起来，有时候比武人更杀气腾腾。太尉马日䃅劝其刀下留人，不果，走出门来，仰天大叹：“王公其不长世乎！”果然，蔡邕被杀以后不久，王允也被董卓余部砍下了脑袋。公元192年，一个妒人的文人，和一个被妒的大师，就这样匆匆谢幕，走下舞台。